希特勒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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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的是，革命恰好是在希特勒患毒其后遗症的时候开始的。在他乘伤员列车东行时——那是１０月６日——巴登的亲王梅克斯，即德国的新任总理大臣，收到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一份照会。照会要求，除非废除德皇威廉，否则美国不予签订停战协定。这便加速了德国军方的瓦解。两周后，正当舰队受命出海时，叛乱公开爆发了。６艘战舰抗议。在基尔，叛乱爆发后，水手们洗劫了军火库和短武器橱柜，并占领了该市的大部分。在某兵营，有个伙夫竟建立了“基尔水手苏维埃”；在港的舰只仅有一艘未升起革命红旗。士兵抓军官，扯掉他们的肩章，将他们送进监狱。
　　１１月７日，慕尼黑爆发了另一次起义。这次起义是由一个身材矮小且上了年纪的犹太人库尔特·埃斯纳领导的。此人常懒散地戴一顶大黑帽，帽子虽大，却遮不住他那一头乱发。他衣冠不整，富浪漫色彩，是扔炸弹的赤色分子的活典型。因在战时组织罢工之故，他已在狱中蹲了９个月。时至黄昏，包括许多士兵在内的革命者，业已占领了慕尼黑的所有军事要冲，身在惠特尔巴赫宫的路德维希三世被迫乘车出逃。在市南，车子跑出了路旁，翻进一块土豆地里。这是巴伐利亚君主的恰如其分的结局。
　　当晚，一卡车一卡车举着红旗的人们有声有色地从市内经过。埃斯纳的手下人占领了铁路和政府大楼。谁也没有反抗，叛乱分子在战界据点架机枪时，在场的警察把头一转——视而不见。慕尼黑的市民次日一早醒来便发现，他们的巴伐利亚已变成了共和国。革命已经来临，是德国式的，且没费多少气力，也没有多大伤亡。人民以同一精神接受了他们的命运，未出现暴力的反应。慕尼黑人闷闷不乐地等待着。
　　有秩序进行革命的火焰在全德国自行点燃。在弗莱德里希市，卓别林工厂的工人们组成了代表会。斯图加特地区的工人们，包括丹姆勒大型汽车工厂的工人在内，举行了罢工。在与埃斯纳提相同观点的社会主义者领导下，他们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在法兰克福，水手也举行了起义。在卡塞尔，整个卫戍部队，包括一名指挥官在内，一枪未放便叛乱成功。在科隆，仅放了数枪，拥有４５，０００名士兵的卫戍部队便成了赤色分子，但市内的秩序却很快得到恢复。在汉诺威，当局虽曾令部队动武，文官叛乱获得成功——士兵们加入了叛乱阵线。在杜塞尔多夫，在莱比锡，在马格德堡，情况都一样。
　　在德国全境，一个个政府都被工人或士兵代表会接管而垮台。后来，到１１月９日，德皇宣布退位，国家权力落入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手中，其领导人是前鞍匠弗莱德里希·埃尔伯特。这是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８日在法国的凡尔赛宫“镜厅”中宣布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即威廉二世的祖父，为德国的首任皇帝而建立的日耳曼帝国的结束。
　　这事也表明，一个时代的终结。早在４８年前，俾斯麦实现了其梦想，统一了德国，为德国和德国人树立了新的形象。一夜之间，东普鲁士容克（地主）和大工业家之安全赖以存在的基础倒塌了；一夜之间，随着帝国国旗的降落，大多数德国人爱国而保守的生活赖以存在的政治哲学也土崩瓦解了。
　　也许，德国人最大的震动还是在于埃尔伯特登上了总理大臣的宝座。仅仅一天，霍亨佐伦家族的统治便化为乌有，而平民中的一员竟取得了发号施令权。这怎么可能发生呢？登上宝座后，埃尔伯特本人也如坐针毡。他明白，他的出现是对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人们的一种侮辱。另外，他甚至连街头上的急进思想都代表不了。事实上，他究竟代表谁？黄昏，当梅克斯亲王前来道别时，他竟惊慌失措，连声哀求他留在柏林，代表霍亨佐伦王朝任“行政官”两天后，凌晨５时，埃尔伯特政权的一名代表马特阿斯·埃尔斯伯格在福熙元帅的私人车厢里与盟国签署了停战协定，于上午１１时停止敌对行动。在那年的１１月１１日１１时，他给一个被打得支离破碎的民族带来了和平，但与此同时，他却无辜地造出了所谓“十一月罪犯”的神话——即所谓是社会主义者出卖了民族。当然，输掉战争的是德皇和德国的帝国主义将军们，但威尔逊总统拒绝与他们签订停战协定，坚持要与民主人士打交道。用强迫社会主义者去为自己未曾带来的后果负责的办法，威尔逊给了阿道夫·希特勒一种政治工具，使他得以以巨大的破坏力进行挥舞。
　　（５）１９１８年１１月末，希特勒离开了帕斯瓦尔克医院，因为病人“除眼膜发烫外，余无他诉”“适于服役”后来，希特勒在法庭作证时说，那时他只能看出报纸标题的轮廓，害怕再也不能读书。“医院的病历”他抱怨说，“是在革命时期写的。几乎谁也得不到照顾；我们是成群成群地出院的。例如，我连士兵的工资簿都未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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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派到十六团的预备营报到。营部设在慕尼黑。途中，他肯定经过了柏林——那时，柏林是在“工人士兵代表会执行委员会”手中——这是士兵、工人和“独立和多数社会主义者”的联合体。这个联合政府已经开始社会改革，这在几月前看来是不可设想的。它建立了８小时工作制；允许工人有不受限制地组织工会的权利；增加老弱病残和失业工人的福利；废除报纸检查制度；以及释放政治犯。
　　希特勒虽然同意这些社会改革，但不信任发起改革的革命党人：执行委员会是布尔什维克的工具，是前线士兵的出卖者；其最终目标是另一个赤色革命。当希特勒前往设在施霍宾地区邻近的图尔肯大街的兵营报到时，他也碰到了同样的叛逆精神。在当月的早些时候，这所设施已投靠埃斯纳政权，受“士兵代表会”管辖。那里没有一星半点军纪，兵营成了猪圈。人们对从开战的第一天气就在战壕里服役的老兵不表任何尊敬。许多人的目的只是日求三餐，夜求一宿。这地方比曼纳海姆还糟糕。特别令希特勒怏怏不快的是委员们的行为。“他们的活动全都令我反感，我立即决定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幸好，他发现了一个对那个地方同样厌恶的老战友。“士兵中最懒、最厚颜无耻的、不屑说，就是那些从未到过战壕附近的人”希特勒当通讯兵时的同事恩斯特·施密特回忆说，“那地方满是懒汉懦夫。”
　　约在两星期后，由于特隆斯坦战俘营（设在通往塞尔斯堡的途中，在慕尼黑以东约６０英里）需要看守人员，希特勒便向施密特建议两人双双报名前往。看守组的成员大部分是“革命军人”前来迎接的是一位军官。他下令站队，但士兵们引为笑谈：难道他不知道操练已被取消了吗？第二天，士兵中除几名曾在战壕里服过役的以外，其余全被运回慕尼黑。希特勒和施密特留下来了。
　　（６）在柏林，极左派团体“斯巴达克斯团”（斯巴达克斯系一奴隶，反叛罗马人统治的领袖）在起义水兵的协助下，走上街头闹革命。这却不是慕尼黑式的有秩序的起义。到圣诞节前夕，首都已近无政府状态。其它城市也揭竿而起，但势头没有如此猛烈。在全德国，军事和警察机构开始崩溃。
　　由于权威的消失，一股新的势力突然兴*？——即所谓的“自由兵团”这个兵团系由部队内的右翼积极分子组成，具有希特勒那种保卫日耳曼帝国不受赤色分子破坏的热情。
　　由出生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的新一代组成的“自由兵团”为采取今天的行动，曾有过两次准备。其一，是战前的青年运动，即所谓的“候鸟运动”这些年轻人常穿起五光十色的衣服，到处游逛，以寻求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大都来自富裕阶层，鄙视从他们中产生出来的自由资产阶级社会。他们坚信，“父母的宗教信仰是虚伪；政治是吹牛和微不足道；经济是无耻和欺骗；教育是老一套和缺乏生气；艺术是淡而乏味又多愁善感；文学是虚假和商业化；戏剧是庸俗而千篇一律。”
　　他们认为，家庭生活约束了人，且不真诚。他们也认为，两性关系，不管是婚内婚外，“贯穿着虚伪”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起一种青年文化，以反对资产阶级的家庭、学校和教堂的三位一体制。
　　这些年轻人常围着篝火，席地而坐，在一个首领指挥下，高唱《自由战士之歌》有时，他们或无言地注视着篝火，以寻找“林中信息”或倾听某同伴朗读尼采或斯特潘·乔治著作中的激动人心的段落，诸如：“人民与至高无上的智慧渴望着人——行动！……也许，在你的杀人犯中端坐了多年，在你的狱中昏睡多年的某个人就会一跃而起，完成这一行动！”
　　他们靠神秘主义而昌盛，在理想主义驱使下，渴望行动——任何一种行动。
　　行动，他们在大战中找到了。也许，这就是他们，与希特勒一样，坚信祖国的事业之正义性的原因。战场生活，使官兵关系更加密切，形成一种共患难同流血的手足之情。士兵们对领导他们进行交手搏斗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他们而言，他不是指挥官，而是元首！而他们是他的同志！他们对他盲从，如有必要，可跟他下地狱。”
　　他们一同在前线缔造了迄今为止德国尚不存在的民主关系。几英里长的战壕，与世隔绝，事实上成了“以火焰作墙的修道院”这些前线来的同志，这些旧日的“候鸟”与希特勒一样，觉得投降是耻辱，对国内阵线不信任，因为它正在堕落为布尔什维主义。军方曾在报上和路牌上宣布“斯巴达克斯团”的危险尚未消除，号召士兵们起来，加入“自由兵团”“阻止德国变成全球的笑柄”对此，老兵们会热烈予以响应，这就可以理解了。
　　正当这支不法的部队在组建时，“斯巴达克斯团”在许多柏林人的赞同下，也在夺取柏林。他们控制了许多公共设施，交通运输，以及兵工厂。１９１９年１月３日，处在绝望中的埃尔伯特政权解除了警察局长的职务，原因是他同情“斯巴达克斯团”不久前还支持水兵叛乱。此时已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斯巴达克斯团”为了进行报复，公开号召革命。柏林的工人热烈响应这一号召。６日上午，２０万身背武器打着红旗的工人，从亚历山大广场出发向荻埃尔加登集结。寒冷与大雾并未使他们的情绪低落。他们将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前进报》的工作人员以及乌尔夫电讯局的工作人员抓来。总理府大楼也被愤怒的人群包围——埃尔伯特及其同僚就躲在里边。
　　到次日上午，共产党人已端坐在布兰登堡大门上的雕像旁。在文特登林登，在科尼希大街，在萨洛登伯格大街，他们的步枪已是铺天盖地。除有战略意义的火车站已被占领外，政府印刷大楼和波佐酿酒厂也被占领。不到２４小时，市内主要建筑物仍在政府手中的已是寥寥无几了。
　　若不是“自由兵团”干预，柏林——最终是全德国——恐怕已陷入共产党之手。不到一周，部队从城外开来，将赤色分子的抵抗中心一一粉碎。“斯巴达克斯团”的领导人，包括身材娇小的“红色玫瑰”罗莎·卢森堡在内，被捕并惨遭杀害。
　　在“红色玫瑰”死后４天，新共和国举行了首次全国选举。那天是星期天，天气晴朗而寒冷。自德国有史以来，妇女首次被允许参加选举，在３，５００万选民中，３，０００万人为国民议会的４２３名候选人投了票。结果虽令人惊奇，但在预料之中。表面上假装不要，实则希望霍亨佐伦卷土重来的两个右派政党，得到了约１５％的席位；赞同实行共和的两个中间派政党，与埃尔伯特的“社会主义多数派”一样，得了４０％的席位；极左派“独立社会主义者”仅得席位７％。选举的结果，既是反革命的胜利，也是赞成共和的胜利。它注定是社交性质的。
　　因为刀枪林立的柏林不安全，首都西南１５０英里外的魏玛便成了国民议会的所在地。这个选择有文化上的原因，也有地理上的原因，因为魏玛是歌德、席勒和李斯特的故乡。２月６日，国民议会在新国立剧院举行会议。会议没有霍亨佐伦王朝开会的那种豪华气派和仪式。没有乐队，没有马队，也没有耀眼的制服。
　　５天后，一个工作政府成立了，埃尔伯特凭多数选票被任命为帝国的第一任总统。他任命了一个总理大臣，由总理大臣组阁，由意志坚强的诺斯克（他称自己为“警犬”出任国防大臣——这是最有意义的选择。这意味着“自由兵团”在魏玛共和国的支持下，将开始活动并继续保卫国家，不致使它赤化和产生暴乱。
　　（７）巴伐利亚人讨厌普鲁士人及其一切事物，这是个传统。因此，慕尼黑对魏玛所发生的一切，大都置之不理。对埃尔伯特政权企图在全德国建立民主的尝试，慕尼黑市一个世人尚未认识的知识界领导人奥斯瓦尔德·史本格勒嗤之以鼻。
　　１９１８年春，这个既厌世又厌恶女人孤单而又贫困的光棍，终于出版了《西方的衰落》一书的第一卷。书篇虽尚未出来，但书已在全德国产生了影响。“与１７８９年的法国人一样，在不幸中我们必须走到底。我们需要一种惩罚，与之相比，４年来的战争根本算不了什么惩罚。”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到头来，恐怖必将如此之激动和失望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致像拿破仑之独裁一样的独裁竟被大家认为是救星。”
　　自认是为政治而生并必然从事政治的希特勒，此时正准备返回慕尼黑。由于特隆斯坦战俘营即将关闭，他与施密特同时被分配在第二步兵团，该团兵营设在施霍宾。另一个有同样理想的同志已经在慕尼黑扎根。此人叫阿尔弗莱德·罗森堡，是个疯狂地反犹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爱斯托尼亚人。他是取道俄罗斯前来此地寻找其真正的家。与希特勒一样，他也是画家和建筑师；与希特勒一样，他比土生土长的德国人更日耳曼化。他离开故土的目的是要为自己找到一个祖国。另外，他决心警告他的祖国要谨防曾破坏他的故土的布尔什维克恐怖，并为祖国不致落入犹太共产主义之手而斗争。
　　当他听说有位名叫埃卡特的德国作家与他有许多共同观点时，罗森堡便决定前去结识这位作家。底特里希·埃卡特——诗人、剧作家、咖啡室知识分子——是个身材高大魁伟，头顶发秃的怪人，他常在咖啡馆和平酒厅出没，同样喜欢喝酒和议论。他是巴伐利亚国王的参事的儿子（曾因“神经有病”作过某医院的病人）因而有机会打入古老贵族的圈子。
　　他古怪放荡，多少有点天才（他译的《贵族晋特》一书，译文出众，被认为是标准译本）他亲德，反犹。他自己出钱出版周报，发行量达３万份。
　　罗森堡未经介绍便出现在埃卡特房内。罗森堡还在走廊里，埃卡特就有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个热诚而极端严肃的青年。罗森堡劈头就问：“阁下是否有反对耶路撒冷的战士？”
　　埃卡特笑了。“当然有！”
　　他是否写有什么东西？罗森堡立即拿出一起文章——关于犹太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产生破坏力的文章。他们之间，一种将影响希特勒生涯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埃卡特把罗森堡看成是“共同反对耶路撒冷的战士”此后不久，罗森堡关于俄国的文章不但出现在埃卡特自编的报纸上，而且也出现在慕尼黑的周刊《德意志共和国》上。这些文章的主题是，犹太人为世界万恶之源；世界大战和赤色革命都是复国主义者策动的，他们现正与共济会密谋，企图接管全世界。
　　（８）在许多巴伐利亚人看来，库尔特·埃斯纳是革命的典范，众多人相信，他是靠莫斯科的金钱资助才闹革命的。恰恰相反，在１１月那历史性的一天，他口袋中才有１８个马克。事实上，他是残酷而实用主义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反面。他虽是在管理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但他仍像在他最喜欢的咖啡室里一样。埃斯纳企图建立的并不是共产主义，甚至连社会主义也不是，而是一种独有的急进民主。他是政治家里的诗人，企望一个美的、光明的、有理性的统治。他更像雪莱而不像马克思。正沿着被人遗忘的道路走下去。１月的选举为中产阶级的政党带来了巨大胜利，以及让他辞职的普遍要求。
　　在醒悟到自己的事业已无望后，他于２月２１日清晨草拟了一项声明，宣布辞职，但在前线兰塔克递交辞呈的半途，遭安东·阿科瓦利公爵暗杀。阿科瓦利公爵是个青年骑兵军官，因母亲是犹太人，遂被反犹集团打了下去。埃斯纳本可在一小时内卸职，其统治也可被走中间路线的政府代替的。暗杀带来了阿科瓦利最恐惧的后果，另一次往左走的浪潮。不久前还几乎遭到所有人鄙视和反对的埃斯纳，顷刻间便成了烈士和无产阶级的圣人，革命也随之苏醒。工人士兵中央委员会宣布戒严，并任命了以阿道夫·霍夫曼（曾当过师）为首的完全社会主义的政府，还宣布进行总罢工，晚７时开始宵禁。由于学生们在为他们的英雄阿科瓦利欢呼，慕尼黑大学被关闭。
　　两星期后，第三国际在莫斯科举行大会，一致通过了建立共产国际的决议。在接踵而来的欢庆胜利的活动中，列宁号召各国工人起来，强其他们的领导人从俄国撤军，恢复外交和商业关系，并用大量派遣工程技术人员和指导员的办法，协助重建这个刚长羽毛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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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柏林正响应世界革命的号召。前一天，柏林工人置共产党之命令于不顾，倾巢出动至市中心，进行示威游行和掠劫。在“红色水兵联盟”和其它激进军事集团的参与下，他们占领了当地３０个警察局；水兵们包围了位于亚历山大广场的警察总署，该署由“自由兵团”的几个步兵连守护。次日，“工人委员会”的１５００名代表，以压倒多数的票数，赞成总罢工的号召。首都动弹不得；无电，无交通运输。
　　革命者全集结于东城。他们在主要的关卡架起机枪。为了进行反扑，国防大臣诺斯克使用了新近才赐给他的专制权力，于３月５日从“自由兵团”调遣了３万名军队进城。叛乱者被挨座楼房驱走；柏林的酒吧间、舞厅和酒馆等，则仍正常开业。
　　柏林在进行激烈的巷战。一方用的是大炮、机枪和飞机扫射；另一方用的是步枪和手榴弹。经４天激战后，诺斯克宣布，“凡持武器反抗政府军者就地枪决。”
　　于是，数以百计的工人依墙而立，未受审判便被处决。有１５００多名革命者被打死，至少有１万人受伤。然而，叛乱精神继续在全德国蔓延。在萨克森，政权由激进派掌握；鲁尔盆地处于被包围状态。芝加哥《每日新闻》代办处的记者本·赫希特发电称：“德国正患神经病，没有精神健全的东西可报。”
　　慕尼黑也处在另一次革命的边缘。这次革命是在布达佩斯一次政变的鼓舞下发生的。３月２２日，有消息传来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人民阵线，以工农兵委员会的名义，已夺取了匈牙利的政权，成立了以不知名人士贝拉·昆为首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贝拉·昆本人是犹太人，在３２名委员中，有２５名也是犹太人。因此，伦敦的《泰晤士报》便将这个政权称为“犹太黑手党”贝拉·昆的胜利，使慕尼黑左翼分子的胆子壮起来了。４月４日傍晚，委员会的代表们踏着厚达２０英寸的大雪（多年未见的大雪）艰难地行走在街道上。他们的目的地是离希特勒战前住所仅两座房子开外的罗文布劳大厦——在这里，人们大声宣读决议：“消灭党派，团结全无产阶级，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与俄国和匈牙利的无产阶级结成兄弟关系。这样，世界上便没有任何力量可阻止我们全面实行社会化。”
　　这是个咖啡室革命，是血腥现实的幼稚的翻版。革命的领导人是诗人恩斯特·托勒。他的主张包括要求改革戏剧、绘画以及建筑的艺术形式，使人类精神得以自由。内阁由一群怪人组成。例如住房委员下令，此后各家的起居室，须一律建在厨房和卧室上方。然而，这群怪人皇冠上的珍珠还要算是弗朗斯·里普——他被挑选为外交委员（即使在精神病院住过一些时候）理由是，他胡子修剪齐整，又穿一件灰色大衣，是外交家的形象。里普给莫斯科发了一份措词激愤的电报，攻击埃斯纳的继承人偷了部里的厕所钥匙；并向伍尔登堡和瑞士宣战，“因为这些猪狗未立即租给我６０辆机车。”
　　４月１３日，棕榈主日，当原总理大臣，即那位社会主义教师霍夫曼试图用武力夺取慕尼黑时，革命也就到此告终。即使拥有像希特勒等那样战功卓著的军人，他却从未有机会起事。其中一原因是，为了阻止第二团士兵赤化，他曾站在椅子上大声疾呼：“说我们应保持中立这话的人是对的！毕竟，我们不是为一伙漂泊不定的犹太人站岗的革命卫士！”
　　虽然希特勒等人曾使慕尼黑卫戍部队保持中立。到黄昏，“霍夫曼起义”仍被粉碎，政权落入了赤色职业分子手中——由欧仁·莱维内领导，他是圣彼得兹堡人，父亲是犹太商人。他们是共产党派往慕尼黑去组织革命的。在逮捕了诗人托勒后，他们立刻将政权变为真正的苏维埃。然而，他们违反了“即使能在局部或暂时取得胜利”的情况下都要避免动武的严格的党令，以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名义，派出相当一部分力量去与霍夫曼为重新夺取慕尼黑而仓促纠集起来的８０００名士兵对垒。那时，霍夫曼的部队正向离城只有１０英里的达豪集结。
　　红军的总司令恰好是刚被共产党逮捕的诗人恩斯特·托勒。他从狱中一出来，便跃上一起借来的马，赶赴战场，像旧时的武士一样，决心“为革命而战斗”４月１８日，这位红色的骑士指挥部队向霍夫曼发动进攻。但由于他是个人道主义者，又是个个人主义者，坚持置慕尼黑的命令于不顾。首先，他拒绝炮击达豪，企图通过谈判避免冲突。其次，当战斗打响时，他率领士卒进行战斗，几乎未流血便取得了胜利。霍夫曼的部队慌忙后撤。苏维埃领导人下令枪毙他所俘获的军官。不用说，他又把他们放掉了，而他自己也再次入狱。
　　达豪一役失利后，霍夫曼被迫接受国防大臣诺斯克之“自由兵团”的援助。他们以出奇的速度草就了一份征服慕尼黑的计划，并执行得卓有成效。到４月２７日，慕尼黑已被完全包围。为报仇雪恨，被围困的红军把苏维埃共和国在全慕尼黑的敌人都抓了来。水兵们抓了反犹的“图里会”的７名成员，包括一名漂亮的女秘书。共约１００名人质被监禁在留波尔德中学。
　　４月２９日，慕尼黑的包围圈不断紧缩，城内的革命者惊慌失措。有人谎报说，白军已占领了主要的火车站，顿时间，红军指挥部的人员便走散一空——除托勒（他获释，以进行最后抵抗）和红军的指挥官外。红军的指挥官决定对白军进行最后的报复。因为不久前，”
　　自由兵团”曾在一石场里处决５２名俄国战俘和枪杀１０多名手无寸铁的工人。他下令将关在学校里的人质全部处决。托勒吓得魂飞魄散，慌忙前去阻止这次屠杀。但，待他赶到时，最少有２０人已被杀害。
　　有个学生从红军残存的阵线溜了出去，将这一暴行情况向“自由兵团”的指挥官作了报告。于是，他们便下令拂晓进城。５月１日，晴朗而温暖。“自由兵团”从几个方向朝城内倾泻而来。除在霍普班诺夫和施霍宾地区遭到一些抵抗外，他们没费多大功夫便把零星的革命力量解决了。“自由兵团”的部队到处都受到被解救出来的市民们的欢呼。在马里安广场还举行了群众集会。红旗降落了，换上的是巴伐利亚的蓝白国旗。
　　正当列宁在红场上向大型的“五一”节群众集会宣布共产主义的胜利时（“不仅在苏维埃俄国，而且也在苏维埃匈牙利和苏维埃巴伐利亚，获得解放的工人阶级正在自由地、公开地庆祝周年解放。”
　　“自由兵团”正在慕尼黑消灭抗拒分子的老巢和逮捕红色领导人。慕尼黑的大街小巷已属于“自由兵团”很快，他们便在路德维希大街大踏步前进，在经过弗尔德赫仑大厅时，还操起正步。埃尔哈特旅的士兵，头戴卍字钢盔，高唱着“头戴卍字盔，黑白红袖章……”
　　到５月３日，慕尼黑已全被夺取，“自由兵团”所付出的代价是６８条生命。当然，此仇也得报。属圣约瑟夫会的３０名信仰天主教的工人在一酒店内商讨演出话剧的事情时被捕。
　　他们被押进惠特尔巴赫宫的地下室，其中２１人被当作危险的赤色分子枪杀或被刺刀挑死。数以百计的人被在类似的情况下杀死，数以千计的人被押赴“自由兵团”所属各部示众“以示警戒”另外，还颁布一系列苛刻的告示，继续进行镇压。有些告示是根本无法执行的，例如，有告示规定，必须立即交出武器，否则枪毙。在法律和秩序的名义下，市民们被逐出家门，或受侮辱，或挨鞭打，或被杀害。“自由兵团”把慕尼黑从苏维埃共和国的铁蹄下解救出来，共和国做得虽然过分，但若与解救的方法相比，却又相形见拙了。
　　“要叙述白军的暴行，非有厚厚的一本书不行”法国驻慕尼黑武官报告说，“……肆无忌惮而又有组织的野蛮行为……野蛮的屠杀，无法形容的胡闹……”
　　英国的官员们要不是没有看见这些暴行，要不就是视而不见，批准这些暴行“从目前所掌握情况看，慕尼黑苏维埃插曲之结果”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局报告说，“是在全德加强了法律与秩序，使期巴达克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在群众中名声扫地。”
　　共约１０００多名所谓的“赤色分子”被“自由兵团”处决。在慕尼黑，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堆起如此多的尸体，使人们的健康受到了威胁。对那些无法辨认的尸体，只好抛入堑沟。
　　（９）以理想为目标的万德沃格尔的青年，曾把他们的崇高理想带进战壕；现在，作为“自由兵团”的士兵的他们，又把这些理想带上了德国街头。“这是一代新人，是突击队战士，是中欧的精华”他们的桂冠诗人恩斯特·容格写道。“这是一崭新的种族，坚强、有智慧，又满怀目标。”
　　他们将是为拯救德国而战斗的军人。“我们必须用鲜血铸造新的形式，用铁拳夺取政权。”
　　容格这一席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