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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传-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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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９３０英里的曲折的战线上，从波罗的海到黑海，３００万士兵在洗耳恭听，且信其所云。他们龟缩在战壕里，既恐惧又怀着希望。这天是夏至。夜，是一年中最短的。但是，对那些在鱼肚白光中等候进攻令的士兵们说来，真是此夜绵绵无尽期。午夜片刻，莫斯科——柏林快车隆隆通过边境大桥，开进了德国领土。接着，一长列装满粮食的火车，也是斯大林向其盟友阿道夫·希特勒最后一次交货，开了过去。
在柏林，当晚出现了期望的气氛。各国记者集中在“外国记者俱乐部”希望能从一群外交部官员中得到一点消息。午夜快到了，由于还没有外交部官员前来，记者们便开始回家安歇了。在总理府，由于活动异乎寻常，连像希特勒的新闻发布官狄特里希（他对“巴巴罗沙”一无所知）那样的人也觉得，“这种反对俄国的巨大行动正在发展。”
希特勒是人格化的信心。“最迟在３个月内”他对一名副官说，“俄国将会崩溃，其规模是前所未见的。”
但这不过是欺骗而已，与入侵西方的前夕一样，希特勒当晚无法闭眼成眠。
６月２２日凌晨３时半——刚好是法国贡比涅投降后一年——德军步兵开始向前移动。１５分钟后，硝烟便弥漫了整条东线。炮弹的闪光把鱼肚白的夜空变得如同白昼。长期以来只是一种梦想的“巴巴罗沙”现在成了现实。但是，“巴巴罗沙”的创始人已经开始忧心忡忡。在南斯拉夫的冒险，将巴巴罗沙推迟了５个星期。这一推迟所带来的后果，现在慢慢变得不祥了。希特勒是爱好历史的。他也许会想到，１２９年前的６月的同一天，在向莫斯科进军的途中，拿破仑跨过了涅曼河。
进攻前３０分钟，冯·俾斯麦大使向齐亚诺递交了希特勒的那封长信。齐亚诺立刻给墨索里尼总理挂了个电话。由于消息不灵，再加上深更半夜来电话，墨索里尼气得七孔生烟。“我深夜都不去打扰仆人”他对女婿抱怨。“不过，德国人却能令我翻身下床，不管在什么时刻，而且不加任何考虑。”
在莫斯科，舒伦堡正在赶赴克里姆林宫的途中。德国指责说，由于苏联正准备“从德国背后扑来”元首已令德国陆军“尽一切力量和办法，反对这一威胁”舒伦堡大使庄严地宣读着这一声明。莫洛托夫默默地听着，然后痛苦地说：“这是战争。你们的飞机刚才轰炸了近１０个不设防的村庄。你认为我们该得到这样的对待吗？”
在威廉大街，里宾特洛甫传下话来，说他将于凌晨４时接见俄国大使。施密特从未见到他的主子这样紧张过。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他在室内来回踱步，口中不断重复说着：“现在进攻俄国，元首是绝对正确的。”
施密特想，里宾特洛甫好像是在给自己打气。“现在如不进攻他们，俄国人肯定会进攻我们。”
凌晨４时整，俄国大使杰卡诺索夫进来了，还天真地伸出了右手。大使试图转达苏联的抱怨，里宾特洛甫却打断了他的话。“现在这已不是问题了。”
说完，他便宣布，苏联政府的敌意迫使帝国采取军事上的反措施。“很抱歉，我不能再往下说了”他说，“特别是我自己已得出结论，尽管我严肃认真地作出了种种努力，还是未能在两国间建立起合理的关系。”
杰卡诺索夫很快恢复了平静。他对事态的发展表示遗憾，把责任全部归咎德国的不合作态度。他起身，例行公事地鞠了一躬，未与里宾特洛甫握手，便离开了房间。
柏林的所有记者都被叫醒，参加早晨６时在外交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几名记者在前往威廉大街的途中便从户外的大喇叭广播中听到了消息。电台广播的元首的咨文说：“德国人民！国社党党员们！这个时刻到了！由于忧虑和关切的压抑，几个月来，我不得不沉默。现在，我终于能开诚布公地讲话了。”
他说在美国物资的援助下，苏联和英国阴谋粉碎轴心国。“所以，我今天便决定将日耳曼帝国的命运和前途交给我们的士兵。在这场战争中，让上帝保佑我们吧！”
第二十四章 “通向漆黑的房间的门”
１９４１．６．２２—１９４２．１２．１９（１）６月２２日清晨，柏林各报发的单页号外在街头散发。突然向一个盟友发动进攻的消息虽然使人产生混乱，但公众却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这是因为，如何要与赤色分子首先签订条约，这只有少数人才明白。希特勒叫戈培尔赶快做解释工作。于是，这位宣传部长当天上午便向其部下宣布几项宣传要点：“现在，元首已揭露了布尔什维克统治者的背叛的真面目，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因而也是全体德国人民，正回到促使他们前进的原则上去——为反对财阀政治和布尔什维主义而斗争！”
他接着说，元首曾向他保证，对俄战争将在４个月结束。“但我告诉你们，８个星期的时间便够了！”
当天下午，在一次社交集会上，戈培尔又在向他们客人他重复他的预言。他对电影女明星奥尔加·契河娃（契诃夫的侄女）说，“你是俄国问题专家。圣诞节前我们到得了莫斯科吗？”
提问题的方式和问题的本身恼了她。她简短地回答说：“你了解俄国，她的土地广阔无垠。连拿破仑都不得不撤退。”
戈培尔一时竟无言以对，只说了一声：“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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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分钟后，他的副官便对这位女演员说：“夫人，我想您要走了，车子已在外边了。”
苏联陷入一片混乱。只在几小时内，红军空军便丧失了１２００架飞机，步兵的抵抗也很不协调。斯大林不相信问题如此严重，命令红军不得进入德国领土，空军也只能将空袭距离限制在边境附近９０英里内。他相信，纳粹系误入苏联，战争能通过外交途径加以阻止。他一面与威廉大街保持无线电联系，一面请日本出面，就德苏两国间存在的任何政治和经济的分歧进行调解。
苏联驻伦敦的大使可不抱这样幻想。在拜访外交大臣艾登时，迈斯基直截了当地问，英国政府是否准备多少削减其战争努力，听从希特勒的“和平攻势”艾登坚定地作了否定的回答。当晚，在向全国发表的一篇感人的广播讲话中，丘吉尔（不久前，他曾说过：“如果希特勒进攻地狱，我至少可在下院里发表有利于魔鬼的讲话”将它变成了官方意见。”
我们决心粉碎希特勒和清除纳碎政权的任何痕迹。什么也阻挡不了我们——阻挡不了。我们永不会谈，永不与希特勒或其任何同伙谈判。”
他保证尽最大努力援助俄国人。“我们将向世界各地的朋友和盟友呼吁，让我们也采取并执行同样的决策。我们将忠实地、坚定不移地执行到底！”
在美国大使馆工作的乔治·凯南却有保留意见。他将他的看法写成书面材料，作为个人意见转给了国务院的一个友人：“我觉得，在保卫民主的过程中，若将俄国当作朋友欢迎，会引起对我们的立场的误解，并免费为德国的战争努力提供迫切需要的道义支持。若采取这种政策，我看不出我们能有什么作为，只能表明与俄国人同流合污，毁灭了波罗的海各国，向芬兰的独立发动了进攻，瓜分了波兰和罗马尼亚，毁灭了整个东欧的宗教信仰，从而便同意了苏俄的国内政策——其政权在国内广泛地引起恐惧和憎恨，统治的方法也极不民主。”
但这不应禁止“扩大物质援助，若我们自身的利益要求这样做的话。然而，它应把有可能导致人们认为我们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与俄国的战争努力一致的东西排除在外”对斯大林的独裁政策，对其隐秘的领土贪婪心，罗斯福也是心中有数的，但他更惧怕的是希特勒。他立刻批准了国务院的一项声明——该声明宣布，援助共产主义有利于美国的安全。他对记者们说：“我们当然会尽力援助俄国”——但未讲明什么时候和如何援助。
罗马教皇的态度却一点也不含糊。他虽然不明确地支持德国的入侵，却也明明白白地表示，他支持纳粹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称它为“保卫基督教文化基础的高尚的英勇行为”可以预言，许多德国神父都支持这次进攻。有人竟称之为“欧洲的十字军东征”与条顿武士的行动相差无几。罗马教皇号召所有天主教徒都要为取得“能使欧洲重新自由地呼吸，为所有国家带来新的前途的胜利”而斗争。
不过２４小时，德国公众的兴趣便开始减弱了。在第一次抢购报纸（只载来自前线的一般报道）后，市民们重又正常地生活，似乎此事不外乎是希特勒的另一个丰功伟绩而已。６月２３日中午１７时３０分，希特勒及其随行人员乘元首专列离开首都。“狼穴”即设在离东普鲁士拉斯登堡只有几英里的森林里的新指挥部。在指挥部里，对于取得迅速胜利，人人皆信心十足（指挥部是木屋或钢筋水泥平房）希特勒却百感交集。“我们只要往门上一踢，整座败落的建筑物便会倒塌”他对约德尔说。片刻后，他又对一名副官说：“每次战役开始时，我们推的是一扇通向漆黑的房间的门。我们不知道里边究竟藏着什么。”
初期所取得的胜利似乎证明崇高的希望并非无理。两天后，大批战俘便被抓获，桥梁也完整无损。德军的坦克冲破苏军防线，恣意横行，未遇到多少有组织的抵抗。一周来，当局未向德国公众公布详情。２９日，星期天，由希特勒亲自准备的十项特别战役，在电台播发了——每一小时广播一项。戈培尔曾反对这种让消息突然涌来的做法，但希特勒对此却自鸣得意。然而，当天晚些时候，希特勒便听到许多抱怨，说当局故弄玄虚，故意在炫耀战争。当奥托·狄特里希向他反映，星期天在家听广播的人觉得讨厌，说天气如此好，却不得不留在房内听广播时。他反驳说，他比狄特里希和“所有知识分子加在一起”还更加了解群众的思想感情。
德军势如破竹，苏军频频集体投降——时至今日，投降人数已近５０万。７月３日，哈尔德在日记中写道：“说对俄战争在两周内便打赢，这并不过份。”
元首也对其随行人员说，“俄国实际上已输掉了战争。”
他兴高采烈地说，多幸运呀，“一开始我们便消灭俄国人的装甲部队和空军！”
他说，俄国永无能力补充。西方许多军事专家也同意这一说法。五角大楼里谈论的是，红军将在一个月左右时间内崩溃。
（２）跟在先头部队后边的是４个党卫军特别行动队，每队由３０００人组成。他们的任务是确保战区的安全，就是说，阻止平民反抗。这些人是很特别的警察，承担着他们的首领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布置的额外任务。即兜捕和消灭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所有犹太人、吉卜赛人、“亚洲劣种人”以及像神经错乱和患有不治之症的“饭桶”为了监督这种集体屠杀，海德里希和希姆莱特地挑选了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去当军官，内中包括一名新教牧师，一名内科医生，一名职业歌唱演员和许多律师。他们中大部分是年纪在２０开外的知识分子。人们或许会认为这些人不能胜任这项工作。恰恰相反，他们将他们的技巧和训练用于这项残酷的任务，并成了效率很高的刽子手——虽然不心甘情愿。
受害者大部分是犹太人。由于苏联报刊报道德国的反犹暴行不多，许多人并不知道希特勒有“种族清洗”的计划。这样一来，许多人便把德国人当作解放欢迎，轻易地上了特别行动队的当。“国社党人认为，犹太人的组织很严密。情况恰恰相反，”
党卫军高级军官、俄罗斯中部警察指挥官冯·德姆·巴希·泽莱斯基证实。“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他们毫无准备，完全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先前制造的说法是，犹太人正阴谋独霸世界，有高度的组织。此事证明这全是谎言。“没有一个民族对自己的灾难竟如此不加防范。什么准备也没有，绝对没有。”
灭绝的行动是按计划从容地进行的，是个干脆利落、例行公事式的行动。报告所用的是枯燥无味的官方语言，似乎这些刽子手所斩的是白菜，而不是人。杀人队的工作，由于经过周密的安排，很少因遭反抗而受阻。“奇怪的是，犯人被枪决时非常镇静”有个指挥官报告说，“犹太人是这样，非犹太人也是这样。他们对死亡的恐惧好像已被在苏维埃统治的２０年间产生的某种冷漠所冲淡。”
海德里希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对付在行刑队员身上产生的心理效应。有些士兵的精神崩溃了，有的学会了酗酒。不少军官患有严重的肠胃病。有些人在执行任务时过于热情，违反希姆莱尽量用人道的方法处决的命令，毒打犯人取乐。
他自己也目击了天天杀人所造成的道德败坏的后果。那年夏天，在明斯克巡视时，由于想亲眼看看是怎样进行消灭的，便叫特别行动队部队的指挥官枪杀１００名犯人给他看。行刑队举枪后，他发现犯人中有个青年，金发碧眼，有着真正条顿人的特征，在犯人群里显得很不调和。希姆莱问他是不是犹太人。是的。双亲呢？也是的。祖宗里有没有不是犹太人的？没有。希姆莱一跺脚。“那我就无力帮你了。”
行刑队开枪了。一心前来观看的希姆莱却双眼瞪着地面，紧张得不住地挪动双脚。第二阵枪声响了。他再次立刻将视线挪开。他抬头一看，见有两名妇女在蠕动挣扎。“别折磨这些妇女！”
他喊道。“快开枪！”
这正是巴希·泽莱斯基所要等待的时机。他要希姆莱记住行刑队所受到的震动有多大，“他们此后的余生完了！”
这个党卫军军官说。“我们用这些方法造就的是些什么追随者啊？不是神经病患者就是暴徒！”
希姆莱心血来潮，命令大家集合，听他演讲。他说，他们的工作是件令人讨厌的工作，作为德国良民，他们也不要以此取乐。然而，他们的良心不应受到任何影响，因为他们是军人，而军人是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每一道命令的。在上帝和元首面前起誓，他一人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可怕的责任。
他们一定注意到了这项工作也令他憎恶，也触动了他的灵魂深处。但是，他也是在服从最高法律，履行职责。
有关这些暴行的传闻令罗森堡发愁。希特勒令他为被征服的东方土地制订占领蓝图。他的计划有很大的不同，允许一定程度的自治。因为元首早些时候曾同意在已征服的俄罗斯土地上建立“微弱的社会主义邦”罗森堡便乐观地认为，希特勒已在原则上批准了他的计划，并将在７月１６日在“狼穴”为这项计划举行的特别会议上获得通过。“重要的是”希特勒说（据鲍曼参加此次会议所作的记录）“我们不要在世界面前公布我们的观点。没有必要这样做。主要的是，要什么我们自己要心中有数。”
如果说希特勒的这番话还不足以让罗森堡醒悟到，希特勒已改变了关于建立“微弱的社会主义邦”主意的话，那末，他接着讲的却足够了。“这并不防碍我们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枪杀，重新安顿，等等——我们将会采取这些措施……原则上，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任务：根据我们的需要分割这块大饼，目的是为了，第一，统治它；第二，治理它；第三，利用它。俄国人已下令在我们的后方开展游击战。这个游击行动对我们也有一个好处，使我们能消灭每一个反对我们的人。”
罗森堡离开会场时，虽然戴上了帝国东方部长的头衔。但这是个空衔，而他也明白，自己关于东方的梦想，已无多少实现的希望了。多大的一个悲剧呀，他暗想，希特勒依然对斯拉夫人抱着错误的观念，这种观念产生在他年青时在维也纳的那些日子里。那时，他读了许多煽动性的小册子，它们把斯拉夫人描述成懒惰成性的原始人，是不可救药的二等民族。希特勒对苏联的体制的完全误解，也同样招来灾祸。在大俄罗斯人桎梏下的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原是第三帝国的潜在的盟友，如果待他们得当，给他们一点自治权，本可以成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的。但元首听了鲍曼和戈林的话，说这些人应该用鞭子才控制得住。要把希特勒从这条道路上劝说回来，看来已属无望，但罗森堡仍决心试一试。这个决心也是虚弱的，因为谁也没有他自己清楚，只要元首双眼向他一瞪，与通常一样，他也会吓得不敢作声的。
（３）有什么能令你苦恼啊，你，武装的骑士，无力地闲荡的骑士？——济慈１９４１年初夏的这些日子里，希特勒染上了疾病。首先，他经常胃痛——可能是不可抑制性的。这是由于服药过量——每星期口服１２０—１５０片防毒药，外加注射１０支烈性的磺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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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又染上了痢疾——这是“狼穴”周围沼泽地区的常见病。他除拉痢疾、恶心和四肢酸痛外，还发冷发热。７月下旬，在与里宾特洛甫进行的一次激烈辩论中，一种更加严重地威胁他的健康的病发作了。从一开始便反对“巴巴罗沙”的外交部长大发雷霆，高声反对入侵苏俄。希特勒被这异乎寻常的攻击气得脸色发青。他力图为自己辩护，但话到一半便说不下去了。他捂住胸口，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他一声不响，很是吓人。“我以为患心脏病了”他终于开了口。“以后你再不要这样反对我了！”
莫雷尔医生非常关心，把元首的心电图特地送给巴德瑙海姆心脏医院的卡尔·韦伯博士（著名的心科权威）复检。他并不知道他的病人是希特勒，只知道他是一位“工作很忙的外交家”他的诊断是：急剧发展的冠状动脉硬化，是一种不治之症。莫雷尔医生很可能未将这一消息告诉希特勒。一次，他当面对元首说，他的心脏很好。但是，莫雷尔却在他的处方中加进了多种药：补心剂（有益无害的药水，专治循环系统功能欠佳、昏厥和疲劳过度）、肾上腺素等。
希特勒的病刚好是在他与其将领间的矛盾（关于东面的战争应如何打的问题）达到最尖锐的时候爆发的。他已下令取消向莫斯科发动直接进攻。他剥夺了中央集团军最精锐的装甲部队：一部被派往北部，目的是拿下列宁格勒；另一部被派往南部，以便向乌克兰进军。这两个地区，在希特勒看来，都比莫斯科更重要。前者是重要的工业中心（以列宁的名字命令〉，后者是因为有其经济上的重要性。乌克兰不仅工业重地和盛产粮食，克里米亚也是苏联轰炸罗马尼亚普洛耶什蒂油田的潜在的空军基地。再者，一旦占领了克里米亚，德军便能顺利进军高加索。
希特勒的病为勃劳希契的哈尔德破坏元首的战略提供了机会。他们不声不响地试图将他们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由哈尔德向约德尔施加个人的影响，以获得他的支持。直到８月中旬，希特勒的身体渐渐复原时，他才发觉他们在背后搞了些什么：执行的既不是他的战略，也不是哈尔德的方针，而是两者的混合物。为了澄清形势，希特勒于８月２１日发布了一道命令。这道命令是不可能有误解的：“冬季要达到的最重要的目标不是莫斯科，而是克里米亚半岛。”
不到列宁格勒已被孤立和南方的第五军被消灭，向莫斯科的进攻不得开始。接着，在这道命令下达几小时后，希特勒生气地口述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它比教人如何打仗的严厉的讲稿稍好一些。希特勒是在愤怒中宣读这份备忘录的。他攻击说，某些指挥官已受”自私的欲望”和“恶霸脾气”的驱使，他把陆军总司令部说成是“死抱着过时理论”的集合体。
“这是陆军的凶日！”
恩格尔在日记中写道。“无法忍受！”
哈尔德在日记里是这样写的，“闻所未闻！极限！”
２２日，哈尔德与勃劳希契一起，大发牢骚几小时，抱怨元首干预陆军内部事务的“无法接受的”做法。末了，他建议两人一起辞职。身体瘦弱多病、精神不振的老元帅拒绝这样做，理由是“这不可行，也改变不了什么”他甚至要尽力在自己的人员中平叛。他向他们说，元首曾亲口保证，在乌克兰的胜利一经在握，所有能腾出来的兵力都将投入向莫斯科的进攻中去。此后，叛乱——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便在一阵低一阵的喃喃叫苦声中平息下去了。
（４）这次小危机，不久便被墨索里尼到前线视察的声浪淹没了。这次视察被大肆宣扬。墨索里尼此行的目的，是要说服希特勒，扩大意大利远征军在俄国战场上的兵力，以便分享一些粉碎共产主义的荣耀。然而，当意大利总理的专列驶抵“狼穴”时，墨索里尼的情况很糟——他的儿子布鲁诺不久前因飞机失事丧生，他仍为此悲伤不已——无法与他的盟友斗智。
希特勒在“狼穴”附近的小火车站迎接墨索里尼。当天，希特勒根本不让意大利总理有开口的机会。元首喋喋不休地谈论即将在东方取得的胜利，法国的愚蠢，以及罗斯福身旁的犹太集团的罪恶阴谋。当他的客人好不容易开口提到扩军的事情时，他又改变了话题。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依然在不停地独白。只是在墨索里尼听烦了德国的光荣和丰功伟绩时，他才长篇大论地讲述古罗马的凯旋，和曾在他们正在视察的地区作过战的古罗马皇帝图雷真的业绩。
当天晚些时候，在乌克兰的乌曼，他们视察了一个意大利师。当钢盔上飘着羽毛的意大利士兵高喊着“领袖！”
骑着摩托车从他跟前呼啸而过时，墨索里尼高兴得满脸红光。但是，当他们走进依然冒着硝烟的乌曼，希特勒受到他的士兵的欢呼时，希特勒重又成了风头人物。午餐后，他把墨索里尼留在后边，自己则到部队去走一走。意大利总理觉得受辱，但在回程的航行中报了一箭之仇。他跑到前边与希特勒的飞机驾驶员波尔交谈。波尔因墨索里尼的热心颇为高兴，特别是他竟请求让他驾驶飞机。希特勒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只好表示同意，但立刻又感到后悔。当他先前崇拜的偶像像孩子一样高兴地操纵飞机时，希特勒坐立不安。
这个胜利一瞬即逝。在漫漫的归国途中，墨索里尼一直垂头丧气。他非但未得到扩军的许可，反而产生一个令人不安的感觉，那就是：东方的战争将是一场长期的流血战争。当墨索里尼得悉关于这次视察里宾特洛甫不发表双方同意了的联合公报以及好像把外长的名字排在凯特尔以后时，他的沮丧变成了愤怒。
这一次，希特勒向墨索里尼屈服了，叫里宾特洛甫赶快与他合作，为他的名誉报仇后，墨索里尼的情绪高涨了。他把意大利驻柏林大使狄诺·阿尔非里召来，叫他为他们的前线之行作一报道。“这点别忘了提”他说，“那就是，在颇长的一段航程中，是我亲自驾驶元首的四引擎座机的。”
在“狼穴”希特勒改变了主意，认为进攻莫斯科的时机到了。在俱乐部与秘书和副官们一起喝茶时，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墙上的大地图。“几星期后我们便在莫斯科”他用又粗又深沉的声音说。“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会把这个城市夷为平地，会在那里建一个人工湖，和许多中心建筑物。莫斯科这个地名将永远消失。”
于是，在９月５日下午，他便对哈尔德说，“在８至１０日内，中央战线开始进军。”
当天晚餐时，他情绪轻松，几乎是在作乐。他的话全被罗森堡派往元首总司令部的联络员维尔纳·柯本记录下来。打从那年７月上旬起，应罗森堡的请求，他便慎重地把元首在餐桌旁的讲话记录在案。柯本猜测，希特勒是知道他在干什么，便偷偷地先在餐巾纸上记下元首谈话的大意，然后立刻将清晰地记得的内容补充上去。原稿和复写稿则由信使送往柏林。
柯本有所不知的是，同桌另有一个包斯威尔（１７４０—１７９５，苏格兰律师及作家，以为他人作传记著称——译者注）在他们来到“狼穴”后不久，鲍曼随口向他的副官海因里希·海姆建议，让他偷偷地把领袖的谈话记录下来。为了不让希特勒发觉他的谈话已被人偷记，鲍曼叫他的副官完全依靠记忆。但是，为准确起见，海姆自作主张，把卡片放在膝上记，作了大量的记录。鲍曼大吃一惊，却又默许他继续记下去（后来，部分记录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出版，版本各式各样。最后一本的题目叫《希特勒谈话录》由亨利·皮克主编。１９４２年３月至７月，他代表海姆当上了法庭记者。任何一家出版商均未与海姆相商或叫他写评论，或给他机会改正关于它们的出处的不确切的提法。已出版的部分虽然听来很精确，但许多重要段落均未收入。例如，在皮克本中，只约有六分之一的记录被收集进去。海姆坚信，希特勒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餐桌旁的谈话已被记下。战后，希特勒的私人副官肖布向他证实了这点。海姆现居慕尼黑，离柯本寓所只有一箭之遥，但直到不久前柯本才知道，原来海姆也在作记录。他们所作的两种记录可互相补充。为了保密，海姆故意略去军事部分不记；柯本则记了下来。另外，柯本的记录在证实海姆所记之细则方面，很有价值）“这件事便这样下去了”海姆回忆说，“鲍曼再没作任何指示，也未表示有什么希望或别的什么。他只暗中表示高兴，因为这样便可将更多资料保存下来。”
海姆常常面临两个问题：选择最有意义的段落（有时候，已记录下来的没有后来讲的重要）和不让元首发现。在进午餐或晚餐时，他还能马虎掩盖其活动。一到吃茶点时，因为茶点是在暗堡里吃的，他就只好凭记忆了。偶尔也会记下一两个字什么的。由于海姆申（人们对他的昵称）不惹人注目（柯本亦然）又兼谦逊，希特勒说话时继续毫无顾忌，自发地、漫无边际地对各种话题滔滔不绝地发表了看法。
海姆和柯本的记录，为每天在东线展开的重大的事件提供了洞察这些事件的依据。例如，在９月１７日，希特勒对决心作了阐述。希特勒说，“决心系指当某种内在的信念命令你行动时，你毫不犹豫。去年，下决心攻打布尔什维主义时，我需要巨大的精神力量。我不能不预见到，斯大林或许会在１９４１年发动进攻。所以，我们动手便宜早不宜迟，不让对方先发制人。这在６月前是实现不了的。即使是战争，人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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