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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传-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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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的人们身上。“德国人民所能得到的珍宝是内部的秩序和国内外的和平。让我们大家都为此承担责任吧。在这一历史关头，本人准备对过去２４小时内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在这２４小时中，本人作出了生气最痛苦的决定；在焦急地考虑如何牢牢地掌握这个世界所赋予我们的最宝贵的东西——日耳曼人民和日耳曼帝国——的关键时刻，命运再次教育了我！”
仔细挑选过的听众唰地站了起来，热情地向他鼓掌。就在高潮迭起的时刻，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也立时完成了：国会一致通过提案，把屠杀以“保卫国家安全的紧急措施”的名义合法化了。这样，希特勒便在事后获得了屠杀许可证。连片言只字的反对都没有。立法者将希特勒奉若神明，使他成为法律的唯一来源。
批准希特勒对冲锋队进行残酷的清洗和杀害冯·施莱彻尔及冯·勃莱多夫两将军的军方人士并不只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一人。军官团对两同志之死竟泰然处之，对希特勒之所为视而不见，理由是，镇压迫义是对国内和平的保证。“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结论”卡尔·邓尼茨回忆说，“完全受内阁决议的影响。这个决议援引了国家紧急状态条文，从法律上批准了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军官们的感情感染了普通的士兵。几天后，部队进行了游行。当希特勒的敞篷车打一队士兵跟前驶过时，士兵们高声向他欢呼。“这种自发的游行”法国武官报告说，“在德国军队中是罕见的。”
敢于开口抗议的军官只有那么一小撮，而他们的领头人又几乎与兴登堡一样年迈。杰出的军官陆军元帅奥古斯特·冯·玛肯森曾数次打电话给总统，希望他能阻止这场血洗运动。但他所得到的回答总是说，老头子有病，不能说话。由于屡次受挫，玛肯森便亲身前往希特勒处，请求他重新建立公众生活的正常秩序。他的话打动了元首，使他好一阵才说出话来：“可能是像您说的，元帅先生，但我也没法子。我不能走回头路。”
玛肯森决心将真情告诉兴登堡。他协助草拟了一份备忘录，将施莱彻尔和勃莱多夫两将军被害的经过作了详细的阐述，并要求惩罚肇事凶手。它也敦促总统将勃洛姆堡、戈培尔、雷伊、牛赖特和另外两名纳粹分子逐出内阁，并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一看守小组。提名中没有希特勒，大概是在军事专政下仍继任总理。
这份备忘录的结尾是极富感情的：“您阁下曾三次挽救德国于水火；在达能堡，在战后，以及在您当选为帝国总统的时刻。阁下，请第四次挽救德国吧！在本备忘录上签字的将军和高级军官立誓忠于您和祖国，直到最后一息。”
玛肯森在总参谋部斡旋，获得了２４名将军和高级军官的签字，其中不少人与兴登堡和施莱彻尔同属一兵团。备忘录的押脚日期是７月１８日，但于２０日才抵达诺伊德克。然而，这个勇敢的行动却无济于事。这份备忘录很可能被他周围的人扣押；倘使他读到了这份备忘录，那他也未能采取任何行动。
看来，德国社会各有影响力的阶层，若不是被吓破了胆，就是被争取了过去；原本是希特勒个人的灾难，最终却变成了他的某种胜利。清洗一举结束了长起来在折磨他的党的分裂主义。只此一举，冲锋队便一厥不振。
冲锋队之失便是希姆莱之得。在玛肯森的备忘录抵达诺伊德克的同一天，希特勒将党卫军晋升为一独立组织，允许它组织武装队伍。这对军方是个沉重打击。军队曾以其荣誉批准血洗冲锋队，结果却又碰上一个更强大的对手。
党所付出的代价是小的：他丧失了许多最炽烈的党员即冲锋队里的理想主义者。“你必须明白，我们丧失了一切”海因·卢克说（海因·卢克后来成了最受希特勒宠爱的奥托·斯柯茨尼突击队的中尉，颇受信任）“我们睡在厨房里席子上，次日我们三人便以只值十文钱的方牛肉块作早餐。”
在争夺权力过程中，卢克被捕２０次，而他的经历并不是异乎寻常的。“到头来，说明白点儿，我们被出卖了。我们要的是个新社会，但是呢，我们却突然发现，反动派原来在我们这边。万岁！爱国主义！不再搞什么革命了。６月３０日是运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而运动现在正受到希特勒的破坏。”
像卢克那样的人们，他们坚信，罗姆不过是想把希特勒拉回到革命的老路即社会主义上去罢了。“就是那个希特勒，在自己的营垒内造出了真正的敌人。就我和我的朋友们而言，作为人的希特勒已经完蛋了。”
另一个年轻的冲锋队领导人，维尔纳·诺曼，也丢掉了幻想，且大为恼怒。他后来虽然当上了戈培尔的私人秘书，但这一切他是不会忘记的。“罗姆事件”不久前他说，“对第三帝国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首次目无法纪的非法行为，是获国防军批准，获全国的国家机构和法人的批准的。这完全是目无法纪的非法行径，但谁也未站起来说，‘适可而止，勿再发展’。连教会也不吱声。而这些人都不能说对此事一无所知。谁都知道发生的一切。我认为，这是结束的开端，此后便无可挽回了。”
于是，在希特勒看来是处于受欢迎的顶峰时，在他自己的营垒内却存在着一条痛苦的深痕。数以万计的最活跃的纳粹分子将永远忘不了那个耻辱的周末。那些觉得受到希特勒出卖的冲锋队领导人，宣布了一种地下战争状态。几星期后，他们对党卫军所怀的敌意公开化了。那是在施特汀的普鲁士霍夫的餐厅里。当时，维克多·卢泽和约２０个冲锋队员及３名党卫军司令在那里喝啤酒。“总有一天”冲锋队的新司令酒后吐了真言，“６月２９日的非正义的武断行动之仇是要报的。”
卢泽公开威胁说，怂恿罗姆的是希姆莱和他的党卫军。
“究竟是谁在埋头干所谓罗姆干过的事情？是冲锋队吗？这些兽行不是冲锋队的杰作，至少，不是冲锋队单独干的。另一方要坏得多。要我给你姓名吗？我可立刻把姓名拿出来！”
有个党卫军的人想让酒醉的卢泽安静下来，但他却还在说，“我要说，就是明天被开除或送进集中营，我也要说！”
（６）一月前，早在他之失败的意大利之行期间，元首曾向墨索里尼保证尊重奥地利的独立。这是个相当大的让步。因为将他自己的家乡“联合”进德国以建立大德国是他的最重要目标之一。尽管他作这这个许诺，他自己的党卫军并未停止向奥地利的纳粹提供金钱和道义援助。奥地利纳粹分子搞的是恐怖活动，用德国炸药炸毁铁路和电站，用德国的武器谋杀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总理的支持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个子矮小的陶尔斐斯却是个民族主义者，又是个独裁的反动派。他用终止议会政府的手段反击纳粹主义和社会主义。当年早些时候，陶尔斐斯镇压了左派的起义，对占领一家地产发展公司大楼的社会主义者进行炮击，直至他们投降。那时以来，他便集中精力消灭当地的纳粹。由于墨索里尼曾保证遏制希特勒，不让他进行报复，陶尔斐斯对纳粹的镇压便火上加油。
在罗姆事件后，传说纷纭。奥地利的纳粹也许就是在传说的鼓舞下采取直接行动的。更有可能的是，这是希特勒批准的，虽然没有证据予以证明。不管如何，他们突然于６月２５日发动起义，其代号是“夏天节日行动”中午时分，１５０名身穿奥军军服的纳粹突击队冲进位于巴尔豪斯广场的总理府，企图逮捕陶尔斐斯及其诸顾问。但由于走漏了风声，内阁成员除两人外全部脱逃，但勇敢的陶尔斐斯却留了下来。他喉咙中弹，子弹是在６英寸距离外射出的。正当他躺在血泊中无人理睬时，其他叛乱分子则在电台广播了他已辞职的谎言。
起义的消息传到柏林后，受到了军官们的欢迎。德国新闻局草拟了一份声明，声明大意说，人民正义凛然地进行了起义。“不可避免的事件发生了。身在奥地利的德国人民揭竿而起，反对他们的压迫者、监禁者和行刑者。”
当时正在白莱特参加瓦格纳庆典的希特勒，听到消息后，初则假装无动于衷，后来，到下午，他则担心起义可能会带来的反响。墨索里尼是否会怀疑他自食品言，并动用品优势兵力？（事实是，墨索里尼怒不可遏。这不但是因为希特勒自食品言，而且还有私人的原因：陶尔斐斯夫人和她的孩子们正在他家里作客，陶尔斐斯性命垂危的噩耗要由他转告她）当晚，希特勒与瓦格纳的家属出现在他的包厢里，观看《莱茵河之金》的演出。但他是否看得开心，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躲在客厅里听电话的绍勃和布鲁克纳老在他耳朵旁传达公报的内容，有份公报使他不安：墨索里尼已下令在边境上集结步兵和飞机，以执行其援助奥地利的许诺。当大幕徐徐落下时，事态已经明朗：维也纳起义正趋于失败。希特勒回到瓦格纳家中时，年轻的弗里德林发现他“坐立不安”说话也有点儿前言不对后语。他的主要目的似乎是要赶往附近的演员餐馆，与名人混在一起，创造这样一种印象：奥地利纳粹之失败与他完全无关。
当晚晚些时候，柏林传来消息说，陶尔斐斯总理已于下午６时逝世，但叛乱已被迫息。希特勒连忙打电话至威廉大街，向国务秘书勃劳询问详情。勃劳回答说，德国驻奥地利代表里特公使正在谈判，要求将被捕的凶手安全地运到德国边境时，希特勒喊道，里特为何充当调停者的角色，此事与他毫不相干。晚１１时，元首再次打电话给勃劳，进一步了解被逮捕的起义者的情况。“帝国总理”勃劳在官方的备忘录中写道，“回答说，可将被驱逐出境的密谋者看管起来，然后再转至某个集中营。”
希特勒走投无路，只好求助巴本（不久前因在他家里抓人而使他蒙受耻辱）请他撤换里特。巴本不同意，但希特勒坚持己见，还用爱国主义的名义向他祈求。巴本至少也可面谈此事嘛。为何就不能乘坐元首的专机飞往白莱特呢？巴本抗不过元首的一再坚持，于次日上午与他的儿子一起从坦贝尔霍夫机场起飞。南飞途中，巴本心烦意乱。这么多人，希特勒为何单单找他？是因为他曾反对奥地利地下纳粹的恐怖活动呢，还是因为陶尔斐斯与他是私交？抵达后，巴本发现元首“烦躁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不断谴责奥地利纳粹党的愚蠢和鲁莽，竟把他牵扯进如此可拍的局势里。”
开始，希特勒拒绝了巴本的接受条件：解除他派的人任奥地利纳粹党指导员的职务。但是，当巴本提出，“他和我”之间作出选择时，希特勒让步了。巴本接受了这个职务。
在客厅里，他碰上了一位老友，赫加了玛·莎希特——他是帝国银行行长，是下一个要会见元首者。他也得到了一项重要职务——出任经济事务部部长。莎希特对帝国之进程大为不满，尤其是对新近清洗的扩大化。但与巴本一样，他说服了自己——他后来写道——他应接受此职，以助帝国一臂之力。“只存在一种由里往外工作的可能性，利用政府的每项活动，与这种制度的过分之处作斗争，使它的政策走上正常的轨道。”
与巴本一样，他宣布他是暂时任职。他的条件是用提问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在我上任以前，我想知道您想叫我怎样处理犹太人的问题？”
“在经济事务方面”善于看风驶舵的希特勒说，“犹太人可像历来那样干下去。”
在外交方面有了巴本的帮助，在加速军备方面又有莎希特这个高手，希特勒便觉得可以安然度过由于陶尔斐斯被杀害所带来的国外批评这个难关了。攻击得最厉害的是墨索里尼。他不仅致电奥地利副总理恩斯特·卢迪格·冯·施塔赫姆堡，说意大利将为奥地利的独立而战斗，还亲身前往维也纳去当面表达这种感情。“这个杀人犯和鸡奸者的国家若是蹂躏了欧洲，那末，整个欧洲的文明也就完了”他对施塔赫姆堡说。接着，他又攻击希特勒唆使维也纳叛乱。据施塔赫姆堡说，他激动得连眼珠子都在转动。“希特勒是谋杀陶尔斐斯的元凶。希特勒是罪人，应为此事负责。”
他称希特勒是个“恐怖的性堕落者，是个危险的笨蛋”；说纳粹主义是“老日耳曼部落在原始森林里与罗马的拉丁文明作斗争的革命。”
纳粹主义根本无法与法西斯主义相比。“当然，外表上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是专制，都是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两个制度都反对自由主义。但是，法西斯主义政权在意大利人民的伟大的文化传统中却是根深蒂固的。法西斯主义承认个人权利，承认宗教和家庭。另方面，国家社会主义却是残暴的野蛮主义。与野蛮人群相同，它不给个人以权利，酋长主宰他的人民的生死。它所能产生的不外乎是烧杀抢掠和讹诈。”
他喊起来了，“希特勒６月３０日向世界表演的可怕可憎的一幕，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都不能容忍的。只有准备杀人的这些原始的德国人才能容忍这种事情！”
他继而说，陶尔斐斯之被杀害，也许会有些好处。各列强或许能认识到德国危险，从而组织反希特勒大同盟。他说，联合阵线是唯一答案。“希特勒将会武装德国并发动战争——也许就在二三年内。我单独对付不了他。我们得做些事情，且得赶快做。”
墨索里尼对希特勒和德国之反感竟到了这个程度，以致在公开场合他也表露出来。“三千年来的历史，使我们能够以至高无上的特权去看待阿尔卑斯山那边的某些教条。这些教条是凯撒、维吉尔和奥古斯都在罗马繁荣昌盛时*？还是完全文盲的人民的后代教给他们的”在第五届地中海国际博览会开幕时，他站在一辆坦克上面宣布。他私下说的带有污辱性的词句，例如描写德国人时用的“鸡奸者”“谋杀凶手”等，也开始见诸意大利报刊。
清洗带来的震惊，接着又如此迅速地出现了陶尔斐斯被杀害的事件，在兴登堡身上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他的健康迅速恶化，他已是卧床不起了。他的床是简单的铁床，但他拒绝睡一副较舒适的床，理由是，他历来是睡行军床的。虽然觉得冷，他也不愿买一件长袍。军人是不穿长袍的，他嘟囔说。他没有钱买这些东西，而且又是个快死的人了。
当元首得悉兴登堡的健康迅速恶化时，他还在白莱特。他于８月１日期至诺伊德克。同行人很少，内中包括两名公共关系专家。一行人受到冷遇。奥斯卡·冯·兴登堡将元首领至总统的卧室。“父亲”他说，“帝国总理来了。”
躺在床上的兴登堡，双目紧闭，没有反应。奥斯卡又将前话重复了一遍。元帅连眼也不睁，说：“你怎么早不来？”
“总统的话是什么意思？”
他小声问奥斯卡。
“帝国总理直到现在才抽得开身”奥斯卡对父亲说。兴登堡只喃喃说：“啊，我明白了。”
在沉默片刻后，奥斯卡说：“父亲，帝国总理希特勒有一两件事想与您磋商。”
这次，老头子突然睁开眼睛，瞪着希特勒，然后又双眼紧闭，一声不吭。也许总统原以为是他的帝国总理，他的——巴本。
希特勒打房里出来时，“双唇紧闭”不愿与人谈论所见之情形。当晚，一行人在芬肯斯坦庄园歇宿——那是拿破仑与瓦鲁斯卡伯爵夫人柔情蜜意的地方。主人建议希特勒睡“小下士”的床，但他断然拒绝了这个荣誉。
次日，即使兴登堡尚在人间，希特勒内阁也通过法令，将总统办公室与总理办公室合并。大家投票一致赞成；巴本缺席，名是委托别人代签的。这一措施于兴登堡逝世之日期生效——其实只在几分种后。老头子死时嘴皮上挂着的话是：“我的凯撒……我的祖国！”
他就死在铁床上，双手捧着《圣经》谢谢这次合法政变，希特勒现在戴了两个头衔：元首和帝国总理。这意味着，他也是三军的最高统帅。他的第一个行动是把冯·勃洛姆堡将军和三军的总司令召来。“我们到了他的书房”海军上将埃里希·拉埃德后来作证说，“希特勒叫我们到他的办公桌旁，说不用客气，也不必做作。我们是在那里宣誓的，他以三军最高总司令和国家元首的身份读一句誓词，我们跟一句。”
四人读的誓词是：“我在上帝面前宣誓，我将无条件地服从帝国元首和武装力量最高总司令阿道夫·希特勒及帝国的人民。我以勇敢的军人身份，保证誓死遵守誓言。”
这是史无前例的。从前的誓词只要求服从宪法和总统。这个对某人指名道姓作的誓言，在元首与每个海陆空士兵之间建立了私人的联系。然而，却没有哪位军官曾提过一星半点的反对意见，或对此举世无双的措词提出过疑问。在这天结束前，三军将士人人皆进行了同样的、忠于个人的宣誓。
兴登堡葬礼之第一阶段于８月６日在克罗尔剧院举行。人们抬着兴登堡的灵柩，从穿着灰色、褐色和黑色服装的冲锋队和党卫军的队伍前走过。这些意见分岐的队伍，也在忠于元首的类似的誓言下团结起来了。葬礼上奏的音乐是哥德达马隆的殡葬进行曲——这是颇有象征性的。
次日中午，兴登堡入土了，地点不是在兴登堡生前所期望的诺伊德克，由于希特勒一再坚持，在元帅取得最大胜利的达能堡。兴登堡的遗体被放置在灵台上，置于战斗纪念碑的正中——这是个庞大的建筑物，上有８座四方塔楼，高达６０英尺，每座塔楼上均有一把火炬。这不禁使弗朗斯瓦·本塞大使想起了条顿武士建造的城堡。
希特勒迈步上前去迎灵。及至到了讲演台上，希特勒才发现，他的一名副官把讲稿弄错了。于是，便出现了狼狈不堪的停顿场面。为何会停顿，欧洲各地的无线电听众肯定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但希特勒很快便镇定下来，即席发表了一篇讲话。这篇讲话是记者罗茨纳听他讲过的最简短的讲话之一。希特勒在讲话的末尾全面称颂了兴登堡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取得的成就。他的措词可说是瓦格纳追随者的英雄，而不是与路德教正统派的身份相吻合的：“现在，让您进入英灵殿！”
葬礼结束后，希特勒吻了兴登堡的女儿们的手。在威严的葬礼——如果不是机会主义的话——感召下，冯·勃洛姆堡将军冲动地建议，此后三军将士在与他说话时，不要像通常那样称“希特勒先生”而称“我的元首”希特勒接受了这一建议，返身回了柏林。在柏林，为进一步巩固其权力，他打电话给巴本，询问老头子是否留有政治遗言。巴本说，他会问问小兴登堡。希特勒说：“若能尽速将此文件保证交到我手中，我将感激不尽。”
巴本立刻派一名贴身秘书前往诺伊德克。他带了两封封好的信回来。巴本立刻将信转呈给元首。巴本看得出，希特勒对信的内容是很不高兴的。希特勒冷冷地说：“这两封信是已故总统写给我私人的。是否发表，何时发表我以后再定。”
谣言于是四起，说希特勒有意扣押这份遗言。
由于在外国记者中闹得满城风雨，汉夫施坦格尔不得不在喝茶时提出这个问题。“告诉你的外国朋友，请耐心等待到我们将它正式发表吧”希特勒反驳说，“那帮谎言家怎么想，我不在乎。”
８月１５日，这份遗言终于发表了。它赞扬了希特勒及其政府所取得的成就，还强调了军队作为新政权的“象征和坚定的支持者”的重要性。首都有人在议论，这份文件是经兴登堡回忆录的编辑篡改过的，说奥斯卡·冯·兴登堡及他父亲的顾问梅斯纳在这一起其中是串通一起的。后来，奥斯卡在电台向全国发表讲话，发誓说，他父亲历来是支持希特勒的——这反而使谣言听来有点可信。这虽是个讽刺，但奥斯卡却没有撒谎。尽管兴登堡对希特勒政权的某些方面反感，他却把希特勒看成是自己的继位人。
奥斯卡的讲话是大可不必的，因为此时的希特勒业已得到了德国各社会阶层的强大的支持。连“德国犹太人全国协会”也发表文告支持他。这样，到了８月１９日，几乎９０％的德国人都自由地投票赞成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兴登堡的继位人。他们这样做，也是批准他的纲领和领导，将他朝独裁方向推进一步。
第十三章 意志的凯旋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１）在公民投票取胜后，正值夏末，希特勒隐身于贝希特斯加登稍作休息。在他心爱的上萨尔茨堡，他常外出散步，一外出就是几小时。他并常与人谈话——这是喜欢的消遣方式之一。但与此同时，他也为即将在纽伦堡举行的党的生日代表大会作准备，因为这次大会可能会被对罗姆事件的清洗的痛苦记忆所破坏。为了阻止这一情况，他决心不再采取通常的做法即威胁、许诺加和解。国家仍动荡不安，而像史本格勒那样勉强同意国家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现在又成了敌人。
希特勒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外国记者又急于拿到材料、并可能运用这些材料去谴责或挖苦他的政权。多洛绥·汤普逊已在《哈普市场报》上发表了一起文章。“这不是一场革命”据说，一位前来观看在奥贝拉姆默演出的受难剧（这是一出谴责犹太人应对耶稣之死负责的戏。〔*到１９７５年戏文才得以修孜，责任才移到失败的罪恶天使柳西胡身上，（柳西胡Ｌｕｃｉeｅｒ，又译为撒旦，〈Ｓａｔａｎ〉恶魔之意——译注）〕的美国来访者曾一再对他说过，“而是复活，他们认为希特勒就是上帝。信不信由你，反正看受难戏时有位德国妇女坐在我身旁，当他们把十字架上的耶稣竖起来时，她说，‘那就是他。那就是我们的元首，我们的希特勒！’当他们向犹太布施３０块银币时，她说，‘那就是罗姆，领袖就是他出卖的。’”汤普逊的说法，与多德大使８月２３日在日记中描写这出戏的情况的记载几乎一模一样：“当耶稣在愤怒的犹太法庭上受审时，一位衣着考究、面目严肃的德国人对我说：‘EｓｉｓｔｕｎｓｅｒＨｉｔｌｅｒ’（他是我们的希特勒）”
坐在大厅另一边的我的远亲伊达·霍尔纳在散场时和我说过，“当犹大收起那３０块银币时，邻近有位妇女说，‘这就是罗姆’。我怀疑，在德国观众中，至少也有一半人认为，希特勒是德国的弥赛亚。”
在众多勉强留在党内的冲锋队员中，看法却完全相反。他们认为，希特勒更像犹大，而不是弥赛亚。在与希特勒讨论行将到来的党的生日时，罗姆生前的部下梅克斯·朱特纳不禁大大夸奖其已故的首脑。希特勒大怒：“你为什么旧话重提？”
他喊道，“这件事就算完了。罗姆已被判决。”
朱特纳猛吃一惊，反驳说，如果罗姆品格不好，元首是不会挑选他当参谋长的。希特勒摇身一变，拍着朱特纳的肩膀说：“你说得对，但整个过程你是不可能知道的。罗姆和施莱彻尔企图造我的反，我不能不镇压。我原要让法庭将这些事情调查一下，但事态的发展使我没有办法，而许多冲锋队的领导人又是在未征求我的同意下被枪决的。全世界都在宣传此事。我负完全责任。”
希特勒挑选了年轻的埃尔伯特·施佩尔（ＡｌｂｅｓｔＳｐｅｅｒ）去充当他要在纽伦堡举行的壮观表演的舞台监督。这次表演显然是要巩固其之所得，并使党重新团结起来。施佩尔把卓别林体育场的临时看台全部拆毁，在帕加门神坛的启示下，立起了一个长１３００英尺，高８０英尺的石台，体育场上方安上了一个翅展达１００英尺的雄鹰，四周则插满了卍字旗，还有，每隔４０英尺便安放一架射程达２５０００英尺的探照灯，共１３０架。戈林不愿出借这些探照灯，因为这些是战略储备用灯。但希特勒却支持施佩尔。“如果为这样一件事便动用如此大量的探照灯”他解释说，“别的国家会认为我们多得不得了。”
他的想象力超过了现时的宣传。他计划作一永恒的记载并将之出口，请了著名女演员兼导演里妮·莱芬斯达尔拍一部纪念性的影片。他很欣赏她的作品，尤其是《蓝色的光》他向她保证，如她能拍一部纪念１９３４年党的生日、长度与一部故事片相同的影片，他将给予最充分的合作。她虽然很反感，却只好屈服。但一旦离开他的面，她便说自己拍不了纪录片。她把这一导演任务交给了她的合作者，自己则跑到西班牙拍片去了。待她回来时，离纽伦堡大会只还有两星期。赫斯的信在等她：元首发现她，将这一任务交给别人时大吃一惊并要立刻见她。
希特勒并没有生气，只用好言劝解。“你只需花去生命中的６天时间”他说。她反驳说，若加上剪接，那就是６个月。希特勒听后说，“噢，但你还这样年轻呀！”
她坚持不干，说拍这样的影片她是最不合适的。“我不是党员，连冲锋队和党卫军都分不清。”
“这正是我要你拍的原因”希特勒说，“那会给人们以崭新的看法。”
她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同时，为了给这一６天的计划带来额外的兴趣，她设计了各种各样的镜头：她动用了飞机、吊车、旱冰鞋，还在最高的旗杆上安装了一个小型的升降平台。大会开幕前一星期，她带了一个１２０人的摄制组（其中有１６名摄影师）来到纽伦堡。她得到了希特勒答应给的一切帮助。连城内的救火设备和其它公共设施也交给了她。
大会的参加者开始像洪水般涌向纽伦堡。他们是早在数月前就精心挑选出来的。每人都有一个号码，一辆指定的卡车，一个指定的车座，在纽伦堡附近的大帐篷城里还有一张指定的床位。到９月４日大会正式开幕时，数以万计的党员已排练完毕。那天晚上，元首在旧市政厅致简短的欢迎词后，汉夫施坦格尔发表了冗长的讲话，敦促外国报刊“只报道在德国发生的事情，而不要加以解释”之后，希特勒下榻的旅馆“德意志旅馆”被最少有１万名党员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一再有节奏地高喊“我们要元首！”
直到希特勒出现在阳台上。他们的狂热的脸孔，使Ｌ·希拉（当时在《环球报》工作）不禁想起了路易西安纳州“神圣的漫步者”脸上的疯狂的表情。
翌晨，希特勒出现在卢波尔德竞技场上。他更像是受人们崇敬的目标，而不是演讲者。他急剧地走了进来，后边跟着戈林、戈培尔、赫斯、希姆莱和数名副官。乐队奏起了《巴登维勒进行曲》待动人的《埃格蒙前奏曲》奏毕，赫斯走到台前，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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