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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刀 右一刀-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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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一会“只降不升”，一会“又升又降”一会干脆把人关在笼子里再突然把人弹到8楼上……早年当过知青的老阎一定是姜昆的Fans！
中国最怕的不是“精神病”，而是“精神”，上头一个“精神”下面就要“神经”，中国足协的干部执行起“精神”来很“神经”，很粗暴，凡事喜欢举把斧头搞一刀切，简直就像打劫，套用《天下无贼》中黎叔的话就是“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中国足协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行为“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你能不能多考虑一下足球本身的规律，能不能想出一个既稳定安全又有建设性的办法刺激球市？上来举斧头就砍，IP卡、IC卡、IQ卡通通给我交出来！可你丫有IQ吗？
我已经没力气再搞什么“批判阎世铎”这样的大评论了，那样会把我也搞得特无聊，一个码字的人是改变不了中国足球的，但我只有一个请求：随便你们玩出什么古怪概念，把中国足球改革成什么样——但请在过程中来点情调来点技术含量，别那么粗暴冰冷了无生趣好吗？
关于“来点情调”，我只能再举已故王小波先生说的一个段子给本文来点情调：在上世纪60年代肃整时期，波兰一国营农场为了提高种猪生殖量，特别发明了一种“母猪架子”，生铁做的，还有几分像母猪，并且安全可靠，那些公猪们的任务就是每天挺着肚子跳上去“哼哧哼哧”传宗接代，过程就像一坨冻肉被摔上了案板，完事后就下来——这样的“母猪架子”既可以提高产量规模，又不至于让种猪们闹事犯错误。但天长日久，那架子已被磨得锃光瓦亮，而且这种单调呆板的动作也让公猪们觉着郁闷，于是就有头种猪发起牢骚来：“能不能来点情调，哪怕粘撮毛也好啊……”
就算中国足球已堕落成一个冰冷的母猪架子，但好歹也给它粘撮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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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颠覆的马桶
对于阎世铎，对于所谓的“足球改革”，我曾经援引侯宝林大师早年的一个即兴相声：某木匠，志大才疏，准备以赶超天下名匠的蓝图打造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大龙床，床做好了，发现少一腿；遂抄起斧子咔嚓咔嚓改成大衣柜，发现门关不上；遂改成一饭桌，发现桌面不平；遂改成一靠椅，坐上去便散架；大怒，“老子做不成龙床，做不成大衣柜，还做不成马桶吗？”于是一马桶诞生……
我们曾经以为阎木匠真能把中超做成一大龙床，后来大家却面对一具马桶，阎世铎改来改去，图纸画了一堆，还是把中国足球弄了个盆满钵溢的恶臭——待到他在10天之内推出“4年只升不降”、“南北分区”、“公益足球”、“请回阿里·汉”等等奇思妙想时，我们必须认为他是个旷世天才了，因为一个人想出一个馊主意不难，难的是一个人能在白驹过隙之间拍脑门就攒出这么多馊主意——我还真得再次援引黎叔的名言：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严肃点，没看见人家在打劫吗（对不起，是革命）？1月19日召开的“足代会”真的是对中国足球的一次生死劫，如果真的按阎木匠的诡异思路治理中国足球，那黄花菜黄瓜皮都歇了。但历史总是按它本来的规律来行事，正当我们以为昨天的执委会会以非常形式化官僚化的作风一路举手表决通过时，阎世铎却被颠覆了——被自家人给颠覆了！在阎世铎上任4年来的“大话足球”中，这仿佛是第一次。
颠覆“4年只升不降”、颠覆“南北分区赛”、颠覆“公益足球论”、颠覆“续聘阿里·汉”（后来知道这是阎世铎与个别人之间搞出的笑话），这证明一个道理，虽然中国足球人傻，但也没有傻到脑子里进水足以养鱼的程度，虽然中国足球有病，但还没病到把马桶当成香炉供着的程度，虽然体育局和地方足协经常和中国足协穿一条裤子，但真把裤子绷开了裆，他们也不至于就公然行走于大街之上。
有些愚蠢是共同都能看见的，一眼就能看见，比如说4年只升不降，公益足球、请回阿里·汉——因为它们将很容易就损坏共同的利益，它们就像不能把马桶当成圣物一样是种逻辑常识，阎世铎可以愚蠢，但执委们、主席们（他们都是国家局级干部）却不能愚蠢，同意愚蠢的愚蠢，比愚蠢本身还愚蠢。很庆幸中国足球还有救，哪怕只残存了一丁点比“春晚”还少的价值——因此在这里谨慎呼吁一下，向手里握着投票权决议权的曾被我定性为“遗老遗少”的体育官员们脱帽致敬。
历史真的有相通之处，1999年初在青岛召开了一次“足球工作会议扩大会”（级别接近这次“足代会”），那一年全体代表集体投票否决了王俊生关于“取消升降级”的提议，在刀俎之上硬是拖走了鱼肉，我认为那是一次“伟大的否决”，那年在青岛，还年少无知的我斗胆对王主席说：它的伟大之处不在于降级还是不降级，而在于一项提议可以在民主的程序下进行表决而非长官意志，在于中国足球尚存一息颠覆的力量。昨天晚上在香河基地又看见王俊生，他正被一群老部下簇拥着寒暄，这个败军之将之所以现在还保持着行业内部对他的极高尊重，是因为他敢于否定自己（有限程度里），还有那么点科学的精神。
而阎世铎呢？如果他真敢再次否决执委们的意见，真该以韩乔生老师说“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走人了。
当然，面对这门正在丧失严肃性而正在增加娱（愚）乐性的行业，我对昨天发生的这场颠覆和否决已丧失了1999年时的尊重感，我也不可能写出当年《伟大的否决》这样幼稚的文章，我的意思是：对于各位体育长官们慨然踢翻阎木匠设计的那只马桶的行动，我有种庆幸感和快感，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它的出现只是因为阎世铎伤及了他们的利益，嘲弄了他们这些体育专家的智商。
我仍然对中国足球保持一种理性的悲观——昨天的颠覆，不足为庆，只是长官们在盛怒之下踢翻了一只早该踢翻的马桶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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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庆和西门吹雪行吗
“西门子退出”传来时，我正好在家里看冯小刚的《大腕》，正好看到尤优使尽浑身解数往大腕泰勒身上挤广告一段，“没辄，实在没辄，连车轱辘都贴满了脚气灵广告，连眼睛都得掰开塞只'硕士伦'眼镜——这是腕啊，大腕！谁都想在死人身上沾点名气”。
毛主席说，人固有一死，或轻如鸿毛，或重于泰山。这话透着智慧的光芒。当泰勒这样的国际大腕死的时候，赞助商广告商兴奋如过江之鲫，当中国足球死的时候，人家逃得就像绝尘之屁。
我估计中国足协、福特宝的官员们这时候如果重温一遍《大腕》肯定全得当场吐血，这不是挤兑人吗，为了上泰勒的广告，哀乐可以改成《好一朵茉莉花》，白孩子可以染成黑孩子；可自从十强赛后米卢带着弟子们疯狂走穴一把，中国足球这个腕已没人待见了，至多由民间流传一把海东当选伟哥代言人的段子：“谁能270分钟不射，唯我海东。”或者由那个有黑社会传闻的帅哥做一次鞋油广告：“黑，有我黑吗？亮，有我靓吗？”
很多人都在声讨田亮，似乎他成为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的象征，但我觉得有一点是积极正面的：好歹也有大名鼎鼎的“英皇”和田亮签约，这对跳水运动的推广这未必不是件好事。
但中国足球的悲哀已不再是出不了线或者假赌黑的问题，而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问题，那种扔到大街上也没人待见的境遇是足协这个政府垄断机构晚景的凄凉，当年我曾目睹一名牛逼得不行的福特宝官员对一个低三下四的正拿着香烟敬上的企业代表喝斥：“干不干？不干走人，想来我这儿的人正排着队呢！”当年我曾听到阎掌门在深圳朗声宣称：“不干就走！想与中国足球合作的国际知名企业很多”——不幸现在卖“甩货”了，不幸“跳楼大出血”了，白送谁要你啊？
我觉着西门子退出是件好事，这个黑色事件的刺激性就像在冬天吃到第一口雪糕，让我们的舌苔很刺激。中国的事情就是需要死去以后从头再来，如果中国足协还有可以依仗的外力，它永远会觉着自己有理，会用一股“只把龙袍当内裤”的嚣张劲儿负隅顽抗。如果不按规律办事，阎世铎就算满手捏着权柄也无济于事，捏多了权力也就成了屎。
思忖“下一个退出的是谁”？当然这将导致有同行会谴责得我很阴暗。我承认我在这件事情上就很阴暗，但问题是，在中国足球面前谁还能发现阳光？总不至于都这么形容槁木了还装嫩扮纯吧，就像董路先生和我之间开的玩笑，中国足球这下没救了，我们还能指望谁呢？真的，连“西门子”都走了，看来只能去找西门庆了。
西门子不成了，西门庆行吗——对于轻浮糜烂的中国足球，这仿佛是一个出路；或者找西门吹雪，对于行将就木的中国足球，一刀劈了算逑了。
家住龙须沟
春天，龙潭路丙三号，中国足协那幢灰色小楼还是发生了些变化，除了阎世铎OUT谢亚龙IN的物是人非，还有乌鸦。是的，是那群乌鸦又飞回到门前那两棵歪脖子树桠。
据每天坚守足协门口的“狗仔队长”秦云观察，乌鸦们早在2001年十强赛前就飞走了，但经历光辉的“出线”，不久前又飞回来了，适逢中国足球又一次最低谷。那群乌鸦和那两根乌鸦树曾经我们的渲染成为中国足球霉运的标志，他们的出现，是一种恐怖主义图腾。
风水不好！每逢中国足球溃败有人就会对着门前的树桠啐一口唾沫，这使人常常以为足协是否在豢养墨西哥“驼羊”（一种喜欢吐唾液的羊）。
促使我恍然间想到乌鸦及乌鸦树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一篇“足协酝酿搬家换风水”的新闻，点击率奇高，大意是：新任足协掌门人谢亚龙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将中国足协从那幢小破楼搬到南四环的大红门去，不仅使众官员们能不过得那么逼仄，而且还一举换掉坏风水。事实上这不是一件新闻，因为搬家早在2003年初就作为工作计划定下来了，和谢亚龙入主足协没什么瓜葛，比如新闻办的董华和程卫早就在那里按揭下了住宅，未雨绸缪“就近上班”之原则。
但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件有趣的新闻，它的有趣在于，用无限可能的方式解释了中国足球的无限不可能，让我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还保存一丝想象力。它肯定好过于另外一种形式的报道，比如说在中国足球如此萎顿时，比如说在首届中超冠军健力宝队完败A3时，我的同行马德兴老师大声疾呼“不要再骂中国足球了，多探讨点技战术才是中国足球的出路”等等，并斥责我这种人为“惟恐天下不乱”。
我承认自己那种永远高瞻远瞩不起来的评论人，我长期的工作苦恼在于始终无法从技战术来“一滴水看太阳”找出中国足球落后的原因，在中国队、深圳队落败时，我只能得出以下偏执的类比：谁还在冒充大尾巴狼写中国队的技战术评论，就等于面对一群有智障的人正儿八经地选举“三楼楼长”。真比疯子还要疯子。
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年代，所以我觉得中国足协带领中国足球走了这么多年霉运，一定和门前的乌鸦及乌鸦树有关，凡去过龙潭路丙三号的记者会感觉到，中国足协那条晦涩悠长的通道直叫人身上要长绿毛。那天徐明和张海去看望阎世铎，吓了一跳，很早就被奉为“上师”的张海说：“主席，这地方真的待不得了，邪乎！”
“搬家”是必然之举，在我们无法从正常思维找出中国足球的原因时，只能从风水角度来揣测，一个人失败不可怕，一个人经常失败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就从来没有成功过，这种奇迹般的概率要么适合去买六合彩票，要么就得看看风水了。
说到风水，老北京城讲究“东富西贵南穷北贱”，虽然现在不提倡这个了，但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所处的这片地方历史上确实属于穷山恶水，老舍先生当年的《龙须沟》写的就是这儿，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晚上常常听到狼叫。后来才改为“龙潭湖”这个漂亮名字，但依然让人心中一悚。我的疑问是，为什么“龙须沟”的体育总局能培养出100多块奥运金牌，“龙须沟”的中国足协却经年运衰呢？
中国足球处在一个极度诡异的时刻，也就是理性常常被非理性战胜，浅显的常识也会被人践踏，比如说最近我在和人争论，争论的话题竟然是“中国足球是不是一个烂摊子”、“外行能不能管理内行”、“中国足球的体制应不应该改革”、“中国联赛的市场是否崩溃”等等。我觉得再这样下去我会被弄疯的，因为这么1、2、3、4的问题居然也拿来争论足以证明这就是一个疯狂的时刻，我的一个哥们儿是刑侦队搞测谎仪的，他说“测谎仪这玩意当不得真，不能当作法律凭证，因为如果你一直重复问被测者一个常识性问题，大约在100次以后被测者就会前言不搭后语 ，真理成为谎言，谎言成为真理，太阳也会从西边出来”。
我想，关于中国足球，关于A3联赛，关于新任掌门人谢亚龙，关于马德兴老师的《公开信》，我们正在经历一次次谎言和测谎，很多常识性东西重复争论一千遍后正在被扭曲、误读，何况风水这么玄奥的呢？
智慧在民间，真正的高手不是像我和马老师这样的唾液四溅者，也许就像古龙写的，“小巷深处那个卖馄饨的驼背老头才是高手，一抬起腰，精光湛然，漫天飞雪般的暗器让你感到绝望”……说到风水，有个网友评：“迁到八宝山吧，最好的风水当然在八宝山，那里住了多少打过胜仗的革命老前辈啊”。
谨以此风水文章作为一篇关于中国足协和A3联赛的球评，愿搬到大红门后，中国足球风生水起上风上水而不是丧风丧水，否则，连我们最后一层想像和解释的空间都没有了。
春天里漏响的一枚爆竹
与其说阎世铎下课是春天里第一声惊雷，不如说它是刚过去的年三十放爆竹漏响的那一枚，然后在大年初九下午很无厘头地炸响。吓人一跳，却了无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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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梦了无痕”，阎世铎下课早不是新闻，不过是官场一个老套游戏罢了，就像我们在世俗生活里通常看到的——把A县弄成烂摊子后，平调至B县，继续升帐坐堂，继续“威武”“肃静”。前足管中心主任阎世铎时任训练局局长、党委副书记，威武肃静得很哪。
我这么说不是要对阎世铎穷追猛打，我只是认为这不过是中国体育政治领域里一次平庸的人事变动，它对未来中国足球并没有什么影响，至少现在找不到证据看到希望。过去的15年里，我曾经历年维泗、王俊生、阎世铎三重更迭，但年维泗没有改变中国足球，王俊生没有改变中国足球，阎世铎没有改变中国足球，历史反而像尽那个过年的王小二，所以谢亚龙也改变不了中国足球。如果一个人的到来能改变世界，那他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星爷从一本破书上学来的“如来神掌”！
这不是一个天真的时代，尤其在政治上，我们已饱经沧桑。
如果一定要说它有什么良好的效果，那就是阎世铎终于得到解脱，球迷终于出了一口鸟气，社会上终于少了一个在春晚上砸出“4000、4500”的大忽悠了 。昨晚冒昧给阎府打去宅电，阎世铎夫人接的电话，语气中尽露解脱之意，“以前的事情不用提了，还说它干嘛！”在阎世铎急流漩涡的4年10个月中，他的家人一定尽感嶙峋，离开中国足协就是离开地狱，阎府上下“欢迎离开地狱”。
善莫大焉！
如果爱一个人，就送他去当中国足协主席；如果恨一个人，就送他去当中国足协主席。现在，一个叫“谢亚龙”的人又被送去当中国足协主席了，我之所以要说“又”，是因为13年来的时光流转，4个人的反复更迭，已让我们产生了时空错觉，王俊生与年潍泗没什么不一样，阎世铎与王俊生没什么不一样，或者，他长得要清新一些？能够婉转有趣的说出“孙悟空的产权是谁的”这样的问题？
在这样一个体制之下，你真以为“开封府有个包青天”吗？如果群众体育司的谢亚龙真能够提升足球的群众普及程度，为什么政策法规司出身的阎世铎任期内会出那么多违法乱纪的事情！
所以，曾作为伍绍祖秘书的谢亚龙接替曾作为袁伟民秘书的阎世铎，究其背景是一样的——总局不是派谢亚龙对阎世铎拨乱反正的，而是派他来打扫卫生的，打扫一下4年10个月来被弄得满地狼籍的残败景象的，无为而治，无疾而终，如此而已。
这样一个残花败柳般的中国足球不是始于阎世铎而是始于体制与大环境，阎世铎所做的只是让它更残败更委琐更极致的不可救药，谢亚龙之行不是来向体制宣战的——至少在2008北京奥运之前不是，所以阎世铎犯下的错误他一样可能犯下，阎世铎建不成的功绩他一样可能建不成。
谢亚龙1个月前接受《中国青年报》的采访成为人们急速了解他唯一的途径，他那个“孙悟空的产权是谁的”观点看上去很开明，他对“金牌产权”的解析甚至有悖当今总局盛行的主流观念，这让人似乎看到一丝足球改革的曙光，然而再开明的人也不可能脱离其政治背景行事，我相信硕士学位的谢亚龙先生不至于像工农兵大学出身的阎世铎一样武断地将“联赛产权”揽于足协手中，但我同时相信谢亚龙聪明地把“产权” 和“所有权”进行文字游戏，有一种狡黠的政治深意。
总局嫡系出身的谢亚龙先生不可能将中国足球来一次彻底改革，阎世铎下课的大快人心并不等于中国足球从此大快人心，这不是春天里第一声惊雷，这只是年三十漏响的一枚爆竹，趁人们还没从春节的倦意中清醒过来的突兀发作……谢亚龙随着这枚爆竹声响提了一个问题：“孙悟空的产权是谁的？”
作为谢主席的老乡，我想了一下，帮腔答：“产权是——明代著名作家吴承恩的”，中国足球的前路，可能还只有这么神神道道下去。
一封鸡毛信（1）
李承鹏：致足管中心新主任谢亚龙一封鸡毛信
——兼与马德兴老师商榷 （欲看此鸡毛信，先拜读马老师致谢亚龙一封公开信）2005年02月19日
谢主任，你还好吗？
之所以要使用一种不足恭敬的疑问句作为本信开头，是因为在这样风雪交加的时刻，我既无法确定未来你在中国足协命运的否泰，也无法像我的同行马德兴那样对中国足球现状保持高度的乐观，所以我很狐疑。虽然不久前，你曾就中国足球的产业化问题发表过相当精辟的想法，但我以一个足记从业15年的经验提醒你——中国足球最大的问题就是，“有想法，没办法”。理想之于现实的破碎虚空，是王俊生、是阎世铎的悲剧所在，当然也可能是你陷入悲剧轮回的所在。
这是一个肉麻当有趣的时代，所以我完全能够想象在你入主龙潭湖丙三号后，将遇到谀词如潮的盛景（当年王俊生是这么被捧杀出金州惨败的，阎世铎也是这么被捧杀出中超蓝图的）；这是一个提倡真实的时代，所以虽然记者（尤其足记）这行并不高尚，但我仍然不愿意在你入主之时以文作帖执门生礼，那样的谦恭实际上是对你的一种扯淡。
我也给你写一封信，不过粘着意味军情紧急的鸡毛——中国足球一地鸡毛，中国足球军情紧急。
无论你是否将因此永远拒绝我的采访——鸡毛信一发，覆水难收。
一、中国足球就是“烂摊子”
我决定先给你讲一个段子：年潍泗退休前，跑去问上帝，“中国足球何时能腾飞”，上帝叹了一口气，“100年吧”，年潍泗哭了；王俊生下课前，又跑去问上帝，“中国足球何时能腾飞”，上帝叹了一口气，“10000年吧”，王俊生哭了；前两天阎世铎又跑问上帝，面对这个问题上帝思考了很久——然后上帝哭了。
这不过是网上笑谈，但它生动地映射出中国足球目前的真实现状，中国足球就是一个积重难返的烂摊子，就是一个负债累累的烂尾楼，在你入主龙潭湖丙三号那一刻你必须知道真相，而且必须承认真相，而不是作驼鸟状，将头埋在沙里，说：“我没看见，没看见”。驼鸟政策害垮了几代中国足协掌门人哪。
中国足球职业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提高竞技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我原则上同意马德兴老师这个观点，但是我坚决反对马老师对这个观点的论述过程——“为了提高竞争力，中国足球现阶段必然是一种跳跃式发展……当我们迈上跳跃式发展轨道，势必导致问题出现更多，因为欧美职业化发展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有今日之成熟局面，我们用三五年去走别人十年甚至是二三十年所走过的路……这种跳跃式发展注定了出现问题的机率四平八稳或更高些。所以中国足球出现的问题很正常，我并不认为中国足球无药可救了，中国足球并不是烂摊子”。
事实上这样的论述并非马老师的独创，它其实是中国足协相当数量的官员们的论调，在我与他们的接触中，每当中国足球出现恶性事件、出现紧迫局面时，他们就用这样的言语来搪塞，企图用客观原因来掩盖主观谬误，用“规律性”“跳跃性”来开脱执政能力的不足并逃避“问责”。
中国足球之乱，祸首就是这个借口。
我认为，中国足球职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大部分问题不是所谓“跳跃式”发展造成的，而是人为原因造成的，加速度经济发展肯定会带来诸多问题，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足球目前的问题！举例：对黑哨长达10年的包庇纵容难道是“跳跃”的原因吗？一拍脑门就取消升降级难道是“跳跃”的原因吗？国家队连小组赛都出不了线而且竟死于7比0弱智算术题是因为我们比欧美更“跳跃”才产生的吗？你跳跃了，人家日、韩没跳跃吗，为什么我们一跳就跃进茅坑，别人一跳却跳上天堂呢？跳跃——我的四川老家有句谚语：“青蛙怎么死的？跳死的！”谢主任在四川生活多年，想必晓得这话中的微言大义吧。
毛主席说：总是强调客观，要不得，很危险。
我已经很烦躁于再和人辩论中国足球问题是否缘起“体制”了——这是一个常识问题，老是在常识问题上争论容易让人弱智的，是容易让人把树上树下的猴算成9只的，好在谢主任1个月前发表的“孙悟空产权是谁的”那篇论文还算清醒，不会被忽悠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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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还是要提醒谢主任千万不要产生“清官”思想，因为马老师在那封声情并茂的“公开信”里说了：“为什么中国篮球事业在同样的体制下反而显得比足球红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遇到了一位比较开明、思想开放的好领导，因而那么多依然关心中国足球的人都期望着你来改变中国足球现状，渴望从你身上看到希望，哪怕一丝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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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鸡毛信（2）
姑且不说读到这段文字我的皮肤紧急调动出很多鸡皮瘩，至少它是“清官救国论”！清官能救国的话，我们也不用建立完善的法律而只用磨亮包大人的龙、虎、狗三铡就行了。中国足球不是一个谢主任能够拯救的，谢主任唯一能做的，就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揣上体下地微调、整改、打磨旧体制中一些力所能及的痼疾。这已是善莫大焉了！
这里得罪了，无论对以前的王主任、后来的阎主任，还是现在的谢主任，我都会本着“官之初，性本恶”的原则来看待，这不是跟当官的过不去，而是因为在中国足坛为官很难，我得首先认为你是可能犯错的，这样总好过先拿一顶“清官”的帽子让你老人家顶着，不压死你，也累死你！好阴险、好怕怕啊！
犯错并不可怕，比错误更可怕的是人在某种高尚的蛊惑下迷幻于虚妄境地，阎主任半年前还在说：我是头戴荆冠，身背十字架，脚踏地狱门；但我义无反顾，只求无愧于心。阎世铎并没有错，错误的是那个虚幻的耶稣景象。所以谢主任你千万不要率先把自己当成“清官”（哪怕事实上你可能是），因为我要说的是：任何一个伟人在事业面前，都会无比渺小。这句话是雅凯1999年底对下课前的王俊生说的，那一天，北京的雪也这般大。
我突然发现自己正在陷入一场无聊的争论中，“中国足球是不是烂摊子”是个伪命题，是个证明一个人是否还拥有正常判断力的体检标准，再说下去我怕自己会出现“智障”，其实想必你在接受领导任命时心中就不由得一愣：怎么让我去那个烂摊子啊。不好意思，胡乱猜测而已。
二、外行就是不能管理内行
在一个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这又是一个常识问题。
对于“外行”与“内行”，马德兴老师说的不错：“作为足管中心的一把手，谁说外行不能管理内行，从事的工作首先是一个管理工作，应该以一个“管理者”而不是以一名“业务人员”的角度与高度来处理日常事务。作为“管理者”，评价其工作好坏、成败与否首先是看其组织水平、管理水准，其“业务能力”是指这方面的能力，而不是对足球规律掌握多少这方面的能力。”
但是，我以为在观点正确的前提下它又被偷偷调换了概念——中国足球的问题就是“外行管理内行”，阎世铎、薛立等主席的“外行”不是他们是否懂得足球技战术，而正是他们不懂管理、组织、市场经营！我不见马老师对这一行政痼疾的反思，却隐见他对阎、薛二人的宽容和理解——尤其是马老师说：“我知道，不少人称你是‘足球的外行’，但这并没有关系，因为你到足管中心从事的是足球的管理与组织工作，而不是具体的足球业务从事人员，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对你来说，我觉得重要的是你周围有好的“参谋”，这些“参谋”是懂足球本身业务的，既有能够熟知国内足球现状者，有熟知足球经济者、懂得市场运作规律者，又有了解世界职业足球发展现状、掌握国际足球发展动态者，等等，只要身边有这样一个“参谋班子”，不懂足球本身的规律又如何呢？”
最后一句好吓人，不懂得足球规律的阎世铎已经“如何”了，难道还要让中国足球再〃如何〃一次吗？毛泽东一生没摸过枪，但他懂军事规律，如果一个不懂军事规律的领袖仅靠身边的几个将军，能打败蒋介石八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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