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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极品闲人-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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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就是李世民当皇帝的头三年间，他们一家都住在东宫，而不是皇帝正宫太极宫，这时候李承乾应该还是经常能够见到父母的，而且那时父母虽然忙于国务，心情尚好，对孩子们也应该比从前受压抑那些年和蔼很多，或许在李承乾的一生中，这三年是享受亲情最浓厚的时候。
贞观三年李渊迁居大安宫，让出房子来给儿子住。父母走了，那些没成年的小弟弟，小妹妹也跟着走了，十一岁的李承乾跟一大堆仆役属官什么的留在了东宫。从此之后，他要见父母得事先预约，要见兄弟姐妹，或者等到侍宴开Party的时候，或者，就得冒着“结交诸王”罪名掉落的风险，派人专门“传”他们进来。他当然是没有朋友的，他的世界简单而泾渭分明，祖父、父亲和母亲是他的“君”，是他要叩头的对象，其他人，是他的“臣”，是要向他叩头的。东宫的官员和师傅们，都是父母为他精心挑选的正直长者，每天正襟危坐满口仁义道德，相比之下，倒是那些侍从太监，还有李元昌这种人，要有趣好玩得多，十几岁的小男孩，你能责备他贪玩好动吗？更何况他身上还有他父亲的基因。
变化都不是一朝一夕一时一事所能完成的，贞观前期的李承乾，杜睿在史书上看到他名字的几件事如下：
贞观四年七月，李承乾十一岁，这年前太子少保李纲升为太子少师，于是顺笔提到李世民父子对李纲是如此敬重，说李纲每到东宫，李承乾都亲自叩拜，李承乾每次升堂处理事务，李世民都命房玄龄和李纲陪坐。
（插一句：李纲这人绝对是个“太子克星”，他明明是朝野皆知无人不敬的大忠臣，也因此受三代皇帝信任，前后辅佐过二朝三代太子，结果杨勇、李建成、李承乾无一例外地全都被废被杀。假如到高宗朝他还活着，假如作者是李治，是说什么都不敢让他再去教育太子了，有时候命运这个东西还真是不服不行）
贞观五年，李承乾十二岁，礼部官员上书，认为应该在二月份为皇太子行冠礼。皇帝李世民因为二月份是农忙时节，怕扰了农时，命令改为十月。
贞观六年，李承乾十三岁，十月份李世民外出巡视回京后，到大安宫当孝子，服侍太上皇一天，最后又要亲自给父亲扶辇，李渊不准，命令孙儿承乾代替。
从字面上看，这时候的李承乾应该还是聪明又听话的好少年。然而到了贞观七年，就传出了李世民听说承乾“好嬉戏，颇亏礼法”的消息，于是赏赐东宫官员于志宁、孔颖达，要他们对皇太子加强规划和劝谏，并说出了“我十八岁尚在民间，知道民间疾苦，即位以来尤有过失，皇太子生于深宫不明世事，不犯错才怪”这样一针见血的话，这比那些将太子变坏归于他的“天性”“天意”的说法可要高明多了！
嬉戏归嬉戏，到了贞观九年李渊驾崩的时候，守丧的李世民还是很信任的让十六岁的承乾代他处理政务。发现这孩子干得不错后，以后又多次让他监国。猜想一下，这段时间就是史书上说的“及长，好声色，慢游无度，然惧太宗知之，不敢见其迹。每临朝视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后，便与群小亵狎。宫臣或欲进谏者，承乾必先揣其情，便危坐敛容，引咎自责。枢机辨给，智足饰非，群臣拜答不暇，故在位者初皆以为明而莫之察也。”那个时期吧？可是如果他真的只凭这点小聪明，小伎俩，在皇帝，大臣中骗来个好印象倒不难，要借此处理繁难政务，而且处理得相当不错，似乎就办不到了。
其实当初看到史书上的那些话时，杜睿是差一点儿笑出来，不禁有些感叹，李承乾这孩子还真不是一般的聪明伶俐呢！想想那些白胡子老头卯足了力气要进谏，结果刚打个照面，人家李承乾自己就痛心疾首地自责自艾，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听到最后那些老头子们一句想好的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嗑头拜答还要劝谏太子殿下想开点儿，过去的就过去算了，别背上太重的心理包袱，真不愧是太宗皇帝和长孙皇后的儿子啊！
李承乾一生事迹，他那些“过恶”，真的大多都只是私人品德问题，前期尤其如此，比如奢侈、贪玩、搞同性恋等，其实都不是什么不可救药的大毛病。
据说，孩子故意捣蛋淘气的一种原因就是，他们希望借此来吸引父母更多的注意力和爱，然而李世民对待儿子身上这些缺点的办法，似乎有点儿太转弯抹角了些。他当然是当面训斥过儿子这些事的，但他的主要办法，是重赏规劝太子的官员，希望借“外人”去纠正自己儿子的行为，甚至，希望那些人来向自己打小报告。李承乾听到这种事后的反应是很激烈的，新唐书上说“宫臣若孔颖达、令狐德棻、于志宁、张玄素、赵弘智、王仁表、崔知机等皆天下选，每规争承乾，帝必厚赐金帛，欲以厉其心。承乾慠不悛，往往遣人阴图害之。”
这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我就要跟父亲对着干”的表现，那时候李承乾已经十八九岁了，似乎不好只用“青春叛逆期”这个理由来解释这种行为，要杜睿来看的话，更象是潜意识里没达到目的而爆出来的失望情绪大发泄。
所有人的青少年时代都曾经历过这种与父母对立的情绪，但绝大多数人都能安然度过无后患，因为一般人能力有限，束缚多多，就算有什么过激的念头，也无力去实现。可拜那个血统至上的专制制度所赐，“皇子”或者“贵族子弟”这种怪物，却偏偏在冲动的少年时代就能不劳而获地掌握很大权力，也就是伤害别人的能力，所以要制止他们去干蠢事，可比一般人教育孩子困难得多。特别是，如果天底下唯一能够真正克制住他们手中权力的人，他们的父亲，不亲身出面，用自己的权威打压他们的冲动，反而希望假手于地位低下的别人，那么在二世祖们看来，用手中权力打击这些直接迫害自己的“别人”，就是风险小、途径容易、后果不严重、又能借以泄愤的好买卖了。
于是太宗父子在你来我往的拉锯中，双方的火药味渐浓，而嗅觉灵敏的李泰及时凑上来，弥补了太宗皇帝对于长子的失望情绪，简单的说，太宗皇帝当时的想法就可以被归结为：反正我儿子多，你承乾不听话不争气，我还有别的儿子，你倒是试着再找个爹给我看看？
史书上记载承乾失宠的最直接导火索，是他的脚残疾了，而且似乎是一辈子都好不了的那种残疾。杜睿记得一本书上说他这脚是外出偷牛煮的时候从马上摔下来摔残的，但杜睿也想不起来是史料还是小说家言了。
李世民追求完美的倾向是很明显的，他不愿意自己的继承人是个残障人士，这想法也是能理解的，再加上之前就了解到的李承乾的个人品德问题，换太子的心思就此萌动了。
太宗皇帝自己就不是以嫡长子身份上台的，而是凭借才华能力一步步登上帝位，很难说他对“立嫡以长”这个教条有多信服。看他对待自己的孩子们，也是最喜欢有才有貌、比较外向的那几个，品德礼法倒在其次。相比之下，长孙皇后比他守规矩得多，就算她也一样对长子失望，但绝不会轻易起换储君的心思，甚至杜睿想来，长孙皇后大概还会规劝丈夫一下。
所以，当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前后，很难说李承乾那坚持请父亲大赦天下的举动，到底有多少是对母亲的感情，有多少是希望母亲痊愈后还能继续罩着自己？
而李承乾跟母亲之间的关系如何，史书上记载得太过简略，有一次是太子乳母请加器具结果被严辞驳回，这个杜睿倒不觉得是长孙冷酷无情不爱儿子的表现，因为在史书里，长孙皇后基本上全是以一个政治人物的身份出现的，她所作所为当然也要符合政治家的标准，而不是一个母亲的标准，否则，史官大概会认为“这件事没有记录价值”而略过去。
如果没有其他理由的话，按常情，可以推测，对于这么一个出生后稳固了自己的正妻地位，又蒙皇祖赐佳名光耀门庭，长大后还很聪明能干的儿子，长孙皇后是不可能不爱的。然而这种爱一直受着制度束缚，她的生活重心又不是儿子而是丈夫，她能给予儿子的，只怕十分有限。尽管如此，在她生前，家里还是维持了表面的和睦有序。如果说太宗皇帝是这个家的顶梁柱，那么长孙毫无疑问就是定海针。
定海针坍塌，李承乾最强有力的保护者消失，跟父亲的关系又始终不见好转。寻求亲密感是人本能的社会心理需求，巨大的感情空洞需要填补，于是美少年称心出场。
对于娈童这么一种变态的心理，杜睿是非常不赞同的，因为那些人之中的大多数，其实玩娈童跟玩姬妾一样，都只是动物行为而已。可是李承乾这次似乎有些特别的地方，在父亲怒杀称心之后，他“痛悼称心不已，于宫中构室，立其形像，列偶人车马于前，令宫人朝暮奠祭。承乾数至其处，徘徊流涕。仍于宫中起冢而葬之，并赠官树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托疾不朝参者辄逾数月。”特别是最后一句，几个月不肯见父亲的面，这一点要多要命，有多要命，想想这几个月间李泰会在父亲耳边下多少药吧。
如果李承乾是真正的同性恋者，跟称心在一起只有性没有情，那么这个娈童死后，他大可以再找几个漂亮小男孩来，只听新人耳畔笑，不理旧人坟下哭。但他没有，他选择了更为邪异的发泄方式，偷盗民间牛羊煮食，模仿突厥人习俗假死发丧，让属下演习打仗致伤，扬言要杀光进谏者。看看这些行为，这里面表达的意愿是多么明显，他渴望自由、渴望脱离自己身周这让人窒息的环境，想要像草原游牧民族一样策马扬鞭任意驰骋，想凭着自己的真本事建功立业。
这种情绪发展到极端，他只能走上最后的不归路：谋反。
失败也是必然的，他没有父亲当年的资本，而父亲对于朝局的控制力又比祖父强得太多。
杜睿在看这段历史记载的时候，所关注的，是李承乾失败被捕后，面问父亲责问时的表现：
“会召承乾谴勒，承乾曰：‘臣贵为太子，尚何求？但为泰所图，与朝臣谋自安尔。无状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事。若泰为太子，正使其得计耳。’帝曰：‘是也，有如立泰，则副君可诡求而得。使泰也立，承乾、治俱死；治也立，泰、承乾可无它。’即幽泰将作监，解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将军，降王东莱。”
聪明、口才、权欲、决断能力、贪玩淘气、情感依赖、任性偏激、雄心勃勃、至死不让人，杜睿想着，不能不苦笑着说，李承乾这些个性，都能在他伟大的父亲身上一一找到对应点，足以证明李承乾不但是太宗皇帝的亲生儿子，而且可能事实上是最像他的儿子，比那个“英果类己”的李恪更像，只不过，太宗皇帝的这些个性，几乎全都是通过正大光明，利国利民的方法展示出来的，而李承乾的，出发点跟父亲一模一样，方向却大相径庭，南辕北辙，几乎没做对过一件事，这也实在不容易啊！
原因，主要还是外部环境太不相同了吧。太宗皇帝是个幸运儿，小时候一直跟在父母身边受尽宠爱，娶妻长孙又是超级聪明贤慧，到了该干事业的时候遇上出英雄的乱世，有良好的开局，之后的一切都顺理成章。
而李承乾呢？他父母有太多需要去忙的事，他的妻子甚至没在史书上留下一鳞半爪，平庸可知，他其实也努力地抓住了自己的机会，监好国并赢得上下称赞也不是容易事啊！但显然坐着批奏章这种事，用不完他身上过剩的精力，于是还要找别的出口发泄。
两柄锋芒毕露的剑局促在一起，少了中间那层温柔的、母性的、包容的缓冲地带，只能叮叮当当碰撞不停，直至较脆弱的那一方碎裂为止。
杜睿回忆着历史上对李承乾的记载，再看看眼前这个渴望得到他指教的少年人，杜睿心中不由得生出了一种怜悯的感情，不禁想到，或许可以通过他来改变这个原本应该成为太宗皇帝合格接班人的命运。
第二十章 执以师礼
杜睿想着，对李承乾拱手一礼，道：“不知秦兄何以问突厥事？”
李承乾忙道：“实不相瞒，家父也在朝中为官，自渭桥之盟后，突厥不顾信义，屡屡翻遍，屠我城池，掳我子民，家父身为社稷重臣，自是每每因此而忧心，身为人子，却不能为父分忧，在下也是惭愧难当，近闻杜公子大才，特来求教，还望公子不吝赐教。”
杜睿闻言点点头，沉吟了片刻道：“今日突厥之于我大唐，便如当年匈奴之于两汉，突厥人生活习惯原始，不事农耕，喜逐草而居，且突厥人自幼便生长于马背之上，以游猎为生，弓马娴熟，我大唐的弓箭最多可射两百步，而突厥人的弓箭却可于纵马奔驰之间，射中三百步之外的目标。况且突厥骑兵来去如风，飘忽不定，今日在东，明日在西，反观我朝，因久事农耕，民众喜安，于兵事处，与突厥作战，更多时也以建城据守，纵使取胜，也无法做到斩草除根，突厥人要来便来，要走便走，胜则洗劫钱财，掳掠人口，败则纵马远遁，无迹可寻。”
李承乾听着，眉头也渐渐的皱了起来，随声道：“杜公子所言，确实切中要害，却不知，我大唐欲要胜他，该如何行事？”
杜睿笑道：“若要胜突厥，却也不难，突厥人不事生产，以劫掠为生，必不能长久，而我大唐富有四海，天下之民，何止亿万。欲要彻底剿灭突厥，其一便是娇其心志，劼利虽为一代人杰，然突厥事却非他一人能断，多贿金珠宝贝以分其心，让其无法统一诸部，并力南下。其二便是易其风俗，将我中原所产丝绸，茶叶，瓷器等奢侈品大肆倾销到突厥诸部，慢其心，堕其志，使之安于享乐，不思进取。其三便是大力推行马政，使我大唐子民人人上得马，控得弦，纵使不及突厥铁骑精锐，然我大唐人多，用人海也能淹死突厥。其四便是分化瓦解，在下听闻突厥除去劼利之外，尚有突利，可遣人结好突利，许之以利，便是无法使两人反目，也要使突利于劼利南下之时阴奉阳违。”
李承乾听着，不禁大为兴奋，这些事情听起来浅显易懂，并不十分高明，但绝对行之有效：“杜公子！如公子言，突厥可破？”
“可破！”杜睿点头道，“非但可破，一两载之间，便可见分晓，只是不知破突厥之后，我大唐将如何对待罢了！”
李承乾不大明白，诧异道：“杜公子何出此言？”
杜睿想到历史当中，那些一向标榜着宽厚仁慈，张口仁德，闭口王道的士大夫，心里就不禁一阵气闷，道：“我华夏自汉以降，于外族处，颇多仁惠，然东汉抚诸胡，而有五胡乱华，可见一味仁德王道，根本无法彻底解决边患，唯有王霸并行，方才能一劳永逸。”
“王霸并行！？”李承乾一直以来受到的教育都是如何成为一个仁君，像杜睿这样教他行霸道的还是头一次听到，“不知这王道与霸道又和分别。”
杜睿道：“所谓王道，便是行圣人之言，以王者的气度去包容，对待他人，治理国家，孟子认为‘王道’是实行仁政的根本，只有实行‘王道’才能四海归一。其实不然，王道和霸道是紧密相连的，二者相辅相成，不能独立存在。王道即为仁政之道，君主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政安抚臣民。霸道即为争霸之道，君主凭借武力，刑法，权势进行统治。在下认为王道为霸道奠定基础，霸道为王道提供条件。而单纯以为只实行王道或霸道就能使天下大治，却是偏颇了。‘王道’诞生于社会稳定时期，‘霸道’则在社会动荡中孕育而生。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社会动荡，战国后期形成七雄割据的局面，分裂混战了几百年的华夏大地上终于出现了些许统一的气息，而唯一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便是秦国了，倘若秦国此时奉行王道，大施仁政，会有这么快的一统天下的局面吗？不会，可能天下还会混战几百年。原因何在？如若秦不东出，那么秦国与六国间则始终处于相对平衡，他们之间会互相蚕食，战争不断，统一大业遥遥无期。王道和霸道均产生和作用与特定的历史环境，正如萧何所言：用一般的将军，汉王只能立足汉中自保，如欲争天下，则非韩信不能。同样，若果战国后期秦奉王道弃霸道，则七国只能安邦，不能定国。在动乱年代，若把霸道比作鸿鹄之志，那么王道就有些鼠目寸光了。当然不能否认王道，但如果一味奉王道为真理，为不可动摇的思想准则，却也不行，鲁国，武王弟周公的封地，也是大兴礼义仁政的国家，可最后的结果呢？还不是被齐楚两国步步蚕食而亡国吗？秦末农民大起义，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最后刘邦，项羽逐鹿中原，其实他们也是恪守王道之人，但纷乱的天下形势迫使他们造反自保，他们追寻了霸道，统一天下之道。纵然如此，却也不能一味的追逐霸道，霸道因动乱而生，因统一和平而灭，只要和平永驻，霸道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终有王道大行天下。纵观华夏史，历朝历代无不在统一后广施德政，赢得民心，否则那会有如此众多的盛世王朝呢？王道与霸道因天时而生，又因天时而灭，但不论推行王道还是霸道，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每种思想的产生都在特定的环境之下，离开了这个环境，他必须被抛弃或是灭亡，而不能通过改良这种思想来使它延长统治寿命，所以应当于王道，霸道之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当一种思想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后，应果断离开他，迎接更具生命力、活力的新思潮。此所谓王霸皆施，概而论之，以今日言，当内王而外霸，于内安抚百姓，休养生息，使民以安，于外开疆拓土，武力征服，使诸夷皆惧，此所谓长久之道。”
两人一直聊到傍晚，杜睿留李承乾在府中用过饭，李承乾才告辞离去，回到宫中，他便迫不及待的将今日所得对太宗讲了。
太宗听了，不禁沉吟道：“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内王而外霸！此子当真好心思！”
太宗皇帝听了杜睿对李承乾所说话的话，便已然猜到杜睿猜出了他们这对天家父子的身份，不禁笑了起来。
李承乾见了，不解道：“父皇因何发笑！？”
太宗笑道：“承乾！那杜睿已然知道你是太子了！”
李承乾惊道：“这……不大可能吧！我明明对他说了我姓秦的，他怎么会知道！”
太宗道：“如他不知道，怎么会给你讲这帝王之学，要是这话他对旁的人讲了，那可是掉脑袋的罪名，好了！既然他不愿意点破，承乾，你也不要说，没事的时候，便多去杜府走走，将来此子用的好了，或许能成为你的一大臂助，若是用不好了……”
太宗皇帝的话没有说完，一想到杜睿早慧如此，不禁感到了一阵后怕，但是再一想到那日杜睿在醉仙楼慷慨而歌，“渭桥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便是这一句，就足以证明杜睿是个忠君爱国之人，心中刚刚升起的杀机，随之又消散了。
“承乾！与杜睿交往，你当执以师礼！”
第二十一章 君子之道（一）
自打那次李承乾过府之后，每三五日，李承乾便要到杜府来一次向杜睿请教，执礼甚恭，让杜睿不禁一阵暴寒，一想到一国储君，当朝太子，未来的君王每次来，都要向他躬身拜望，杜睿便是苦笑不已，最后在杜睿的坚持之下，两个人开始以兄弟相称。
随着日渐熟稔，李承乾来得更加勤快了，有时天刚亮，李承乾便到了，看着杜睿教杜平生习武，见猎心喜之下，李承乾便也吵着要学，他随时天家贵胄，却不娇揉造作，性子更是和杜睿相合，久而久之，两人更成了密友。
每日里，李承乾跟着杜睿习武论文，一同研习治国之道，李承乾也是大为长进，太宗皇帝见了，也是欣喜不已，对于长子，他还是有着很深期待的，总想着自己手中的这个王朝，能在李承乾的手上继续昌盛下去，所以一直以来，他对李承乾的要求都颇为严格，于东宫教习的选择上，也是破费脑筋，却不想那些老夫子没能将李承乾教导出来，倒是杜睿这个少年人，将李承乾逐步导入正途。
杜睿对于李承乾，也不是一味的言传身教，讲那些空洞的大道理，他只是不断的用自身的一些行为来引导李承乾，让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而李承乾也是虚心，这点他倒是继承了太宗皇帝虚怀若谷的性子，而且毕竟是太宗皇帝和长孙皇后的血脉，再加上从小就聪明伶俐，倒也悟性颇佳，时常还能举一反三，让杜睿也是欣喜。
这一日，李承乾又是早早便到了，这些时日他每日必到，杜贵得了杜睿的吩咐，对于李承乾到访，也不用通报，这杜府之内，除却后宅，其余地方，李承乾畅通无阻。
“承明！承明！”
李承乾一边朝着平日杜睿习武的庭院走，一边喊着杜睿的表字，杜睿年幼，尚没有到加冠的年纪，但杜如晦早逝，他又被杜构兄弟赶出了莱国公府，自是不会有人记得他加冠的事情，所以杜睿便给自己加了一个表字一一承明！言外之意，就是继承杜克明，杜如晦虽然不是一个好父亲，但却是一个治国的良臣，杜睿给自己取这样的表字，也有激励自己的意思。
杜睿正指导杜平生习武，见李承乾到了，擦了把汗，笑道：“秦兄今日来的还是这般早！”
李承乾痒怒道：“怎的！？承明不欢迎为兄！”
李承乾自幼便被当今太上皇养在身边，对于那些堂兄弟，比自家的亲兄弟还要熟悉的多，然而玄武门之后，那些堂兄弟一夜之间全都没了，而重新回到父母身边之后，对那些亲兄弟有怎么都亲近不起来，到了如今他身为东宫太子，更是成了那几个兄弟的眼中钉，所以对于兄弟之情，长这么大李承乾也没能感受到多少，自打认识了杜睿之后，李承乾方才感觉到了那种真挚的，无需防备的兄弟之情，所以更是倍加珍惜。
杜睿笑道：“哪能呢！兄长稍等便可，等小弟去换了衣服，再来相陪！”
杜睿简单的洗漱了一下，换了干净衣物，待到了前厅之时，正看见李承乾站着看他前几天写的，昨日刚刚装裱好的一副字，北宋周敦颐的《爱莲说》，不过如今距离周敦颐出生，还有数百年的时间，这原文作者，自然而言，便被安到了杜睿的身上。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武德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李承乾念着，突然转身看了杜睿一眼，赞道：“承明贤弟果然好品性！”
杜睿也知道生在这个年代，如果想要闻名于世的话，他那个文学大盗是坐定了，闻言却也不觉得怎么样，笑道：“兄长谬赞了。”
李承乾笑道：“贤弟既然这般喜欢莲花，怎的这府中却不见！”
杜睿闻言，知道李承乾是故意打趣他，便道：“爱恋，即爱君子之德也！”
李承乾闻言，心中不禁大为感佩，转头又看着那副字，不禁奇道：“贤弟这副字，不知用的是什么笔法，为兄从未见过！”
杜睿这副字用的乃是明代董其昌的行书，虽然董其昌这个人的人品不值得恭维，但是无疑他在书法上的造诣，却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杀的，尤其是他的行书，行云流水，天生便带着一种飘渺，清丽的气息，再配上这篇《爱莲说》，更是相得益彰。
李承乾见杜睿不说话，本能的认为这种笔体是杜睿独创的，不禁更是大惊，当朝的书法大家首推虞世南，其余褚遂良，孔颖达诸辈也不过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风格，便独成一家，而似杜睿这般，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笔体，绝非易事。虽然杜睿几次和他说过，诗书不过小道，但是见杜睿年纪轻轻，不但独创出一种笔体，而且几近大成，心中对杜睿，不禁更多了几分看重。
“贤弟！为兄有个不情之请！不知……”
李承乾尚未说完，杜睿便知道他要做什么了，挥手笑道：“拿去！”
李承乾见状，不禁有些尴尬，毕竟是找人伸手要东西，他一个太子还真是有些张不了口，此时见杜睿这般大方，也讪讪的笑了。
将那卷行书收了，两人分宾主落座。
“不知贤弟今日，何以教我！”这句话几乎都快要成了李承乾在杜睿府上的口头禅了。
杜睿想了想道：“既然兄长喜欢那篇《爱莲说》，今日便说说着君子，君子之道！”
前几日两人所论，皆是治国安邦之道，李承乾不明白，今日杜睿为何要与他谈论什么君子之道，但是见杜睿面色颇为整肃，也来了兴致，问道：“那依贤弟之见，什么才算是君子之道呢！？”
杜睿言道：“所谓君子之道，始于孔子。然孔子对于君子的论述，不仅限于‘君子’一词，还包含了‘士’、‘仁者’、‘贤者’、‘大人’、‘成人’、‘圣人’等，都与‘君子’相关。如果将这些论述都包括进来，《论语》一书，所论最多的，无疑是关于君子的论述。君子可以说是孔子的人格理想，君子以行仁、行义为己任。当然君子也尚勇，但勇的前提必须是仁义。君子处事要恰到好处，要做到中庸，人并非天生就是君子，要成为君子，必须加强修养。修养不仅包括内在精神的修养，还包括文、艺的培养。孔子讲君子，主要是从道德品质上立论的。君子由原来意义上的有位之人，演变为孔子心目中的具有理想人格之人。虽然孔子也讲圣人，但是在孔子看来，圣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在孔子看来，君子的反面，即是小人。《论语》中君子、小人对举者甚多。孔子将君子、小人对举，是为了通过对照，彰显君子的品质。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社会秩序处于混乱状态。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各家各派都在寻求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道家以无为而治为救世之方，墨家以兼爱非攻为平乱之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则认为，要维护社会秩序，必须恢复周王朝所建立的一整套礼仪规范，亦即‘复礼’。如何‘复礼’？孔子感到，单纯采取强制性的手段，已经不能凑效。因为当时诸侯割据，周天子的威仪已经丧失。于是孔子创造性地以‘仁’释‘礼’，认为‘礼’本是根源于人的仁爱之心，不过是人的仁爱之心的外在表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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