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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军阀-第2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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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手行动队的5名成员——伦内贝格、斯托海尔格、斯特伦赫姆、凯泽、艾尔兰德将跨越400公里的距离逃向瑞典，他们估计在天气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大约需要10天左右抵达目的地。郝克里德和谢尔施特鲁普也将继续留在哈尔达格地区，保尔松和黑尔贝格将前往奥斯陆，等候新的任务。
一行人在司格肯准备分开行动的时候却没有见到黑尔贝格的影子，新的暴风雪又开始了，大家开始为他担心起来。按照计划，前往瑞典的行动组将滑雪前往目的地。“我们将身穿英**装，如果遇到任何阻力，我们将奋战到底。”伦内贝格在日记里写道。到达瑞典边境后，他们将销毁一切武器，分成两组，然后宣称自己是前来寻求政治避难的。10月1日，伦内贝格、斯托海尔格、斯特伦赫姆、凯泽、艾尔兰德和众人握手言别，踏上行程。
破坏任务进行10天之后，英国政界和军界的高级将领们，包括温斯顿？丘吉尔在内，大家都不知道袭击破坏任务进行得究竟如何。大家在担忧之中度日如年。10月12日11点55分，一处乡村别墅里的无线电接收机响了起来。豪格兰和斯克那兰德按照枪手行动队的指示去司莱托达尔寻找情报，但却没有找到，于是他们一直等到郝克里德和谢尔施特鲁普回来才知道了袭击成功的好消息。郝克里德和谢尔施特鲁普奋力摇动着发电机的手柄，豪格兰坐在发报机前发出了以下情报：“行动百分之百成功。预定目标被完全摧毁，由于德国人根本没有发觉，行动过程中一枪没开，直到行动小组成功撤退之后敌人才知道情况不妙。”行动队发出的这条具有历史意义的情报使流亡美国的丘吉尔政府一片欢腾。
德国人的原子弹研究计划被粉碎了。敌人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有能力重新研制原子弹已经不是问题，英美的军政要员们终于可以松口气拿起酒杯向挪威方向遥遥相祝了。虽然英国本土即将全部沦陷，但在丘吉尔看来，战事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因为对他们来说，最大的隐患已经被铲除了。对于德国人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因为在战争初期，德国在核能量方面的研究依然遥遥领先于英国和美国。
这次破坏行动的成功，和英美双方的周密准备和通力合作是分不开的。
早在1942年6月。当特工人员向白宫报告说德国正以一年5000磅的速度在维莫克加紧制造重水的时候，白宫立刻警觉起来。很快，警觉变成了恐慌。1943年底。消息传来，德国人又加快了速度，正在以一年1磅的速度生产着重水。于是唐宁街和白宫作战部，以及其他一些部门决定共同进行一场“最机密的行动”。毫无疑问。德国政府正在给他们的科学家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迫使他们赢得核研究方面竞争的胜利，制造出一颗原子弹来打击盟军。通过与维莫克的经理们的秘密接触，英国特工传来消息，挪威方面已经表明立场。如果这个破坏行动不是由他们在英国的竞争对手谋划的，挪威人愿意配合英国人的行动，用挪威人的话来说就是“血浓于重水”。
维莫克重水研制计划的最初负责人是列夫？托施耐德教授，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更是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者。没有人比他更了解维莫克的布局，以及重水生产线的细节。德国人命令托施耐德教授监督重水生产的仪表建设。托施耐德竭尽全力地延缓这一进程，他拖延着仪表的生产，还偷偷在已经制造出的重水里混杂了少量的鳕鱼油和海狸油。1944年夏天。托施耐德教授接到消息。说德国人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不久伦敦命令他尽快逃亡。托施耐德教授痛苦地和家人作别之后飞到了中立国瑞典，并从那里去了伦敦。到达伦敦后不久，他就被委任为军情处挪威部门的高级指挥官员，专门负责英国的秘密特工部队，开展“非常规战争”。
托施耐德教授离开之后。他的老搭档卓马？布朗成为水电站的新负责人，他和托施耐德教授一样。也是一个真正的爱国的挪威人，他成为盟军情报机构的主要消息来源。把拍有情报的微型胶卷藏在牙刷里运送到瑞典。然后再从那里送到英国。
在科学家产的努力下，丘吉尔改变了以前对德国核威胁的看法，因为大量的科学证据表明，核能将很快被应用到战争中来。1944年夏天，丘吉尔的科学顾问柴威尔在丘吉尔访问美国之前向他提供了一份核研究报告，在报告中，这位科学顾问写道，“如果我们任由德国人在核领域的研究遥遥领先，后果将是不可估量的，他们可以利用核武器打败我们，或者在我们取得胜利后借助核武器来扭转战争局面”。
当丘吉尔和罗斯福在纽约举行会晤的时候，不需要任何科学顾问的提醒，他们就清楚地明白他们所面临的巨大威胁。两位领导人一致同意，双方将在这种“终级武器”的研究方面竭诚合作，并积极配合，破坏德国在这方面的进展。丘吉尔在和美国总统会晤后不久写道，“双方都意识到了，如果我们坐视不管，任由其发展，其后果将是非常惨痛而危险的”。
当维莫克方面的进展通过科学部门传给情报部门，然后又传到了军事和政治圈子之后，华盛顿和伦敦进行积极配合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双方一致同意派遣特工到敌人的后方对其进行军事和经济打击。所以才取得了这次行动的成功。
944年的夏际，最重要的戏码，还是在东方战场上演。
为了牵制苏军兵力，使之无法支援乌里扬诺夫斯克方向的战斗，华军分别向远离乌里扬诺夫斯克的西线北段，和邻近乌里扬诺夫斯克的西线南段发动攻势。
这两次战役宛如两首插曲，伴随着乌里扬诺夫斯克的开场和谢幕，甚至也影响着乌里扬诺夫斯克的进程。
没有这插曲的夏季，历史将变得残缺。
插曲之一发生在东线北段。这里虽远离乌里扬诺夫斯克，却部署着庞大的中国北方集团军群。该集团军群共有48个师，70多万兵力，并得到大密度炮兵集团和第503营“玄武”超重型坦克的支援。司令为傅孝安元帅。他坐镇苏联战场已有一年半的时间，对战区情况了如指掌。
8集团军。其总兵力多达29个师，成为东线最大的集团军。如此庞大的兵力。是否会被调向东线其他战场，包括鏖战中的乌里扬诺夫斯克，也是俄国人极为关注的问题。
8集团军编成内最大的一个军。拥有7个师。
按照苏联方面的计划，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将从北面，沃尔霍夫方面军从西面，对该突出部实施向心突击。
4集团军配合。红军参战兵力总计25。33万人，坦克370辆。
对前线苏军而言，占领库里卡，歼灭中国第26军的前景无疑具有很大吸引力。但斯大林本人对此兴趣不大，强调战役的重点并非夺取地盘，而是尽量多消灭有生力量。鉴于库里卡的重要性，华军必定会派出大量增援。届时苏军应以密集炮火和空袭予以大量杀伤。
事实上。北线华军此前由于得到的补充兵员较少，攻击力不足，只能凭借充足的弹药，以火力杀伤当面的苏军士兵。为此，华军经常发动佯攻，引诱苏联士兵离开掩蔽部进入战壕。然后再用大炮把他们轰掉。这种战术被称为“磨面机”。但花招用多了，也产生了副作用：苏军将大量士兵撤出一线。只留下少数屏护队。同时修建了密集的交通网，保证部队可以及时进入战线。
943年，部署在斯大林格勒方向的苏军280毫米口径炮火和漫天盖地的机群打破了宁静。除了轰炸和炮击，华军实施了列车重炮轰击。
步兵师23团几乎被炮火歼灭！
26步兵师，在战车配合下，及时加强了苏军防御。仅华军第67集团军当面，苏军就增加到7个师。中国方面也不断增兵，大量中国援军的抵达，使战斗变得空前激烈。
血腥的战斗无法深入纵深，陷入一米一米的缠斗。但华军也不急于阻断苏军的增援路线，而是把他们放入战线，置于凶猛的炮击之下。
2日。32步兵师的反击和重炮猛轰，险些功亏一篑。
第611章 不一样的领袖，不一样的战斗
华军不肯放弃，作为预备队的第311步兵师和第503独立坦克营加入战斗。反复攻击之下，德第132步兵师也支撑不住了。
月14至15日夜，苏德联军实施了撤退。8月16日，第1步兵师和第254步兵师蘀换下了残破不堪的第132步兵师。经过这次激战，华军重创了12至14个俄国营，消灭了34辆坦克∫存的德国士兵虽然身心俱疲，却也感到中国人的攻势只能到此为止了。
事实上，华军在这一线的确已经元气大伤，炮弹也基本耗尽。8月17日，华军受命坚守占领地区。8月22日14时40分，傅孝安下令中止了战役。从7月22日至8月22日，华军纯减员20890人，伤59047人≤伤亡近8万。
苏军战时统计显示，从7月21日至8月20日，其第18集 团军损失了26443人。但该数据的准确性值得怀疑：根据中国东线外军处的统计资料，从1943月2010月，苏军的野战师由43个增加为54个。兵力却从71万下降为50千。减少20万以上！而北方集团军群上报的7月21日至8月30日损失，却只有48649人！
以近20万人的损失。换取对方5万精兵的伤亡。对1944年的苏军来说，的确是上算的买卖。虽然舀人命来换算效率，显得很不道德，但斯大林显然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巨大的伤亡证明了苏联红军的英勇，当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茹科夫、兹多罗夫采夫、哈里东诺夫“苏联英雄”称号，以表彰他们在空中撞击中国轰炸机的英勇行为的命令在报上发表后，斯大林给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打电话说：“要更广泛地宣传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应当记住列宁的呼吁书：‘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要使人民相信，中国恶棍是可以击败，也应当击败的！”他不等回答就挂了电话。
是的。应当从精神上激励人们。报告和报刊每天都介绍千千万万的士兵、指挥员和政工人员不惜牺牲、为每一道防线而战斗的事迹……
除了纯粹的军事工作之外，斯大林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来处理经济问题和组织问题☆近几天，他同马林科夫和朱可夫一起研究了列宁格勒党组织提出的关于建立民兵师的问题。斯大林当时还不曾料到，这项倡议会变成一股强有力的潮流。到年底时竟然能组成将近60个民兵师、200个独立团，它们在以后的战争中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9月4日，沃兹涅先斯基和米高扬呈报了国防委员会“关于制定保证国防需要的军事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斯大林几乎看也不看就签了字，因为接待室里挤满了等候接见的军人。而他只能指望从各条战线传来越来越坏的消息。沃兹涅先斯基匆匆忙忙地报告说，8月30日苏联人民委员会批准了总动员国民经济计划，规定在最短期限内将经济转入战时轨道。在沃兹涅先斯基之前，撤退委员会主席什维尔尼克晋见过斯大林，报告了联共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关于人员和贵重物资的撤运和安置顺序”决议的执行情况。按照计划，首先撤往西部的只是邻近国境线的企业。但是仅仅过了几天，军事上的失利就迫使他们彻底重新安排。当时谁也不曾想到。在极短的时间内能运走而且很快投产1523个工业企业，其中包括1360个国防工厂。对这个事实无论作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分。只是由于苏联人民发扬难以置信的、近似奇迹的自我牺牲精神，全力以赴，整个庞大的工业才得以向西迁移了几千公里，而且很快就开始恢复蒙受了损失的军用武器库。尽管进行了大迁移，而且常常遭到轰炸，国防工业在1944年仍然生产了6000架作战飞机、3500辆坦克、近8000门大炮和迫击炮。
用一个半小时接见军人之后，斯大林又回过头来处理党和国家的事情，他签署了马林科夫提出的由中央任命的1170家重工业军用大厂的党委书记的名单。斯大林给马林科夫写了一张便笺：“我建议考虑一下在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政治部中也建立这种制度。”
“今天我们通过了在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建立几千个政治部的决定。由于大片国土沦陷及劳动力上前线，农业担负了保证军队和全国粮食供应的艰巨任务。”
把所有能够设想的最高职务集于一身的人几乎每一天都是这样度过的争进一步确立了他绝对独裁者的地位。
铁道人民委员伊？弗？科瓦廖夫这样写道：“我记得。有一次让我去克里姆林宫开会，当时我是军运局长。我一看，来的人有铁路干部、军人，还有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参加会的还有卡冈诺维奇和贝利亚，贝利亚有一段时期负责运输工作。斯大林进来了。大家都站起身来。他开门见山地说：国防委员会决定成立运输委员会。我建议选举斯大林同志担任委员会主席……他自己是这么说的♀次会已经是多年以前的事了。可是我记住了这次会上的一句话：‘运输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方的事情掌握在运输手里‰大家记住：不执行国防委员会的指令就送交军事法庭。’他的嗓门不高，说话有口音。可是我背上直发麻……”
“战争期间。我有几十次、甚至是几百次向最高统帅报告向前线的某个地区发送了多少列车。关于个别列车的情况，我有时按斯大林的指示，每两小时向他报告一次。有一次，我‘丢失’了一趟列车。我说，列车在某个站上……可是站上没有这趟列车……斯大林大发雷霆：‘将军，你要是找不到这趟列车，就降为列兵，派你上前线！’我知道这个威胁不是说说而已。莫斯克温少将就曾被斯大林下令革职，降为列兵而且被派往前线。”
“波斯克烈贝舍夫见我面色煞白，又补充了一句：‘小心点。别自讨苦吃。主人正在火气头上……’”
第612章 地狱天堂之论
“不过，最近舆论的风向，对你好象不是太有利的……”黄韵芝看了杨朔铭一会儿，还是说出了心里的隐忧。
“也没什么……”黄韵芝笑了笑，说道，“你这一阵子忙于前线军务，整日里在天上飞来飞去的，可能没看报纸。”她取过一份报纸递给了杨朔铭，“国内最近的反战言论越来越多，说咱们华夏和当年欧战时一样，参加帝国义义战争，以无数青年的性命，来换取财阀和军阀的利益……”
“说白了，就是替苏联抱屈喊冤呗！”杨朔铭的眼中闪过一丝怒色，他接过报纸看了一眼，不由得冷笑了起来。
“咱们华夏现在是民主国家，言论自由，出现这样的声音，也是正常的。”黄韵芝觉察出了杨朔铭内心的愤怒，有些后悔不该和他说这些，“毕竟这么多年，受共有主义思想毒害的人还是有的，那些口号和主义，太能蛊惑人心了。以前是底层的穷苦农民易受其诱骗，现在农民已经富运，没多少人听了，叫嚷这些观点的，只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文人和无知青年罢了，你不用放在心上。”
“话不是这么说。”杨朔铭摇了摇头，“这说明，在宣传这一块儿上，咱们比起苏联，还是差了一层。在现在这个当口，很容易产生恶劣的影响。”
“你想怎么办？”黄韵芝的的问道，“不会……大开杀戒吧？”
“你想哪儿去了。”杨朔铭笑道，“要知道，思想是不怕子弹的。所以，我们要用更好的办法来对付。”
“你想用什么办法？”黄韵芝问道。
“罗斯杠统有事没事总爱弄个什么‘炉边讲话’，我打算学学他，顺便给国产的电视推广下销路。”杨朔铭笑着说道。
第二天，上午9时30分。中央广场。
尽管中国已经全面加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但由于战场基本远离本土，所以人们的日锄活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只是街上时不时出现的军人队伍和无处不在的征兵广告，提醒着人们争还在进行着。
今天和往常不同的是，很多人，一大早便聚集在了广场等公共场所，围在巨大的电视屏幕前。
他们等待着的，是华夏联邦代理大总统杨朔铭面向全国人民的电视讲话。
此时此刻，在酒吧和餐馆里，凡是有着电视或收音机的地方。人们都聚在一起，准备倾听杨朔铭的讲话。
很快，电视里的广告终止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电视当中，广播电台也终止了广告的播出。响起了杨朔铭的声音。
在经过了简短的开场白和祝福语之后，杨朔铭便进入到了正题之中。
“……我知道，很多人对我们正在参加的战争，确切的说，是进攻苏联的战争，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疑问：我们为什么要同苏联这样一个国家作战？为什么要把苏联看成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我消今天我能给大家清楚的解释这个问题。”
“1920年苏联人维经斯基受共有国际指派来华创立中国共布党。1921年中国共布党在共有国际的帮助下成立。并成为其支部，每月接受来自苏联的活动经费，从1921年每月1200元至1926年每月14000元。1927年共有国际拨经费110万卢布、30万美元、10万中国元、一万元沪钞及大批军事物资∈助中国共布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暴动，并试图在中国建立苏联的卫星政权——他们连国号都想好了，叫做‘中华苏维剥权’——帝国主义的国家仅仅吸取了我们的资财，桎梏我们的手足，苏联竟然收买了我们的良心，腐蚀了我们的灵魂；帝国主义只想愚弄我们的官僚和军人。苏联竟然愚弄我们的青年和学者……我倒要问问，这不是敌人是甚么？！”
“苏联和太平天国一样。号称要建立的是人间天堂，而受其诱惑的人们似乎忘记了，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当文明的进程发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时——即当我们发现自己没有像我们预料的那样持续前进，而是受到我们将其与往昔野蛮时代联想在一起的种种邪恶的威胁时，我们自然要怨天尤人而不自责。我们不是都已经根据自己最高明的见解而奋斗，我们当中许多最优秀的头脑不是已经为建立一个更美满的世界而不停地工作吗？我们所有的努力和消不是已经以更多的自由、公正和繁荣为目标吗？如果结果与我们的目标如此地不同，如果我们面对的不是自由和繁荣，而是奴役和苦难，那么，邪恶的势力必定已挫败我们的意图，我们成为了某种邪恶力量的牺牲品，对这些邪恶力量，在我们能继续走上通往美好事物的道路之前，我们一定要加以征服，不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吗？无论我们在指出罪魁祸首时分歧多大，无论它是不义的资本家，还是某一民族的邪恶精神，是我们前人的愚蠢，还是那个我们曾与之斗争了几十年但仍未完全推翻的社会制度——我们大家，至少在最近以前，都肯定了这样一件事：前一代人中为大多数善良的人们所共有的、决定着我们社会生活主要变化的主导观念不会有错。我们准备接受对于我们文明当前危机的任何解释，但除开这一点，世界的现状或许是我们自身真正错误的后果，对我们所珍爱的某些理想的追求，明显地产生了与我们的预期大相径庭的后果。”
“当我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争取这次战争胜利结束时，有时难以想到，即使在战前。我们现在正为之而战的价值，在这里已受到威胁，而在别处则已毁灭。虽然现时为生存而交战的敌对各国代表着不同的理想，我们却绝不能忘记这种冲突来自各种观念的斗争，而这些观念不久以前还存在于一个共同的世界文明之中。那种最终将创造一种极权主义体制的趋势并不局限于深陷于这种趋势之中的国家。虽然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赢得这场战争。但赢得这场战争只不过使我们获得另一次机会去面对根本问题，并寻求一种途径以避免重蹈类似文明的覆辙。”
“然而，我们善良的人民仍很少觉察的关键问题，不仅是发生在上一代人中变化的程度之巨大，而是它们意味着我们观念和社会秩序演变方向完全改变这一事实。至少在极权主义的魔影变成真正威胁之前的数年中。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已经经日益偏离了作为世界文明基础的基本观念。我们怀着如此崇高的消和雄心走进的这个运动，居然使我们直接面对极权主义的威胁，这对仍然不愿将这两个事实联系在一起的当前的这一代人来说，不管是一次深深的震动。然而，这一发展仅仅证实了我们仍然奉行的自由主义哲学之父辈的警告。我们逐渐放弃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而离开这种自由，就绝不会存在已往的那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尽管我们受到那些伟大的思想家的警告。即社惠主义意味着奴役，但我们仍沿着社惠主义方向稳步前进。而现在我们已看到这一种新的奴役形式在我们面前兴起，而我们却把这种警告忘得一干二净，以致我们很难想到这两件事情可能联系在一起。”
“社惠主义取代自由主义成为绝大多数进步人士所坚持的信条，这不只意味着。人们己经忘记了以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有关集体主义后果的警告÷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们相信与这些思想家所作的预言正好相反的东西☆人惊讶的是，同一个社惠主义，不仅在早先被公认为是对自由的最严重的威胁，而且从一开始便十分公开地作为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反动，却在自由的旗帜下获得普遍的认可。现在难能有人还记得＄惠主义从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具有独裁主义性质。奠定现代社惠主义基础的法国作家们毫不怀疑，他们的种种思想只有通过强有力的独裁政府才能付诸实行。对他们来说，社惠主义意味着。它只不过是通过等级制度的路线审慎地改革社会，并强加一种强制性的‘精神力量’，以此‘终结革命’的一种尝试。论及自由之处，社惠主义的奠基者们毫不掩饰他们的意图≡由思想，在他们看来是社会的罪恶之源，而现代计划者中第一人圣西门甚至预告。对那些不服从他所拟议的计划委员会的人，要‘像牲畜一样来对待’。”
“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制度。与社惠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惠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惠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和社惠主义除了‘平等’一词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惠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为了减少这些疑虑，并将一切政治动因中最强烈的动因——渴求自由为己所用，社惠主义开始日益利用一种‘新自由’的允诺＄惠主义的来临将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它将带来‘经济自由’，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值得拥有’已经获得的政治自由。只有社惠主义才能完成长期的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政治自由的取得仅仅是第一步。”
“他们将自由一词的意义稍加改变，使这个论点听来似乎应当合情合理，这种意义上的微妙变化是重要的。对政治自由的伟大倡导者们来说，这个词意味的是免于强制的自由，是摆脱了他人专断权力的自由，是从种种束缚中的解放，这些束缚使个人除了对他们隶属的长官唯命是从之外别无选择。然而，所允诺的新自由却是摆脱了必然性的自由n从环境的强制中的解放，这些环境不可避免地限制了我们所有人的选择余地，尽管对有些人来说选择余地比对别的人更大些。”
“当然，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不过是权力或财富的代名词。然而。虽则这种新自由的允诺常常与社惠主义社会中物质财富大大增加的不负责任的允诺相提并论，但并非出于这种对自然的吝蔷的绝对征服，经济自由便指日可待♀个允诺实际上指的是，不同的人在选择余地上现存的巨大悬殊将被消除。因此，对这种新自由的要求。不过是对平均分配财富旧要求的代名词而已。但这个新名词却给了社惠主义者一个与自由主义者共有的代名词，他们对其充分地加以利用。而且虽然这个词为两个集团在不同意义上加以利用，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点，更少有人自问，所允诺的这两种自由能否真正地结合在一起。”
“毫无疑问，对更大自由的允诺己经成为社惠主义宣传最有效的武器之一，而且。对社惠主义将会带来自由的信念是真心实意的。但是，倘若允诺给我们通往自由的道路一旦事实上被证明是一条通往奴役的大路的话，悲剧岂不更惨。勿庸置疑，对更多自由的允诺使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受到引诱走上社惠主义道路，使他们受到蒙蔽不能看到社惠主义和自由主义基本原则之间存在着的冲突。并常彻社惠主义者得以僭用旧有的自由党派的名字＄惠主义被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奉为自由主义传统的当然继承者，因而，他们不能接受社惠主义会导致自由的对立面的看法，是不足为奇的。”
“然而，近些年来，一个又一个的观察家。尽管在研究他们的题目时期待迥异，但对‘法西斯主义’和‘共有主义’之下许多方面情况的相似性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这个国家和其它地方的‘进步人士们’仍在自欺欺人，认为共有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代表着对立的两个极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问，这些新的暴政难道不是同一种趋势的后果吗？即使共有主义者们也想必多少已为诸如列宁的老友马克斯？伊斯门先生所作的那类宣言所震撼他自己不得不承认，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无可救药。并且它最好被称为‘超法西斯主义’。”
“早在几午前，在俄国住了12年的美国记者张伯伦先生眼见他的全部理想破灭。便将他在那里和德国、意大利所做的研究总结成这种说法：‘社惠主义者肯定会证实，至少在其开始时，不是通往自由的道路，而是通往独裁和反独裁、通往最惨烈的内战的道路。以民主手段实现并维持的社惠主义，看来确实属于乌托邦世界。’同样，一位英国作者沃伊特先生，以对外记者的身份对欧洲的发展进行了多年详密的观察，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已经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惠主义，因为就其全部本质而言，它就是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惠主义’。”
“我们所属的这一代人现在正从经验中懂得，当人们放弃自由，转而强制性地将其事务加以组织的时候，情况会怎么样。尽管他们期望一种更富裕的生活，但他们在实践中肯定放并了这种期望；随着有组织管理的增加，目标的多样化必定会让位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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