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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军阀-第2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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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我反复说明过，‘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我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
张学良对自己竟然做出这样的回答感到异常惊奇，但他在潜意识里又觉得，这样的回答是正确的。
“当是您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是吗？”
“是的，我记得那是在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我的时候，我就说过：‘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事实证明，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
“是您的判断错了？”
“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
“竟然是这样？”
“我当时就对他们说，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但这件事，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将军您极力证明并非蒋中正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意指张将军身居台湾，出于处境，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将军您的真实思想。”
“事实不是这样的，我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我不大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那时不仅蒋公早已逝去，经国总统亦已辞世，我已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月1日，张群等人和我的亲友在台北圆山饭店公开为我九十岁生日庆寿，或可视作我本人获得自由的一个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我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我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公父子，尤其是蒋公在世时，我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我已经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我这时才可能主动邀请唐先生为我的回忆录捉刀。我赴美在纽约期间，我曾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那时我也不止一次的说过，此事与蒋公绝无关系。”
“有人曾说，当年是蒋中正下手谕，令张将军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
“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公无关。我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我都是这样说的。我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我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
“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将军10余件电报函件，令张将军不抵抗。张将军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将军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将军的夫人于凤至让张将军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张夫人即以此威胁，使国民中央政府和蒋中正不敢加害张将军。有这回事吗？”姓唐的学者又问道。
“唐先生觉得可能吗？”张学良笑了起来。
“针对此说，也有学者指出，阎宝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将军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但据为张将军您所信任，替张将军您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有这样的话：‘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变，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就推卸责任。’”
“外间传说我有蒋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谈。于凤至不是那种人。”张学良又说道，“是我的责任，不能诿过他人。”
“现在我要又一次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张学良有些激动地说道：“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绝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姓唐的学者笑着感慨道：“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
“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1936年12月12日，您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武装军事政变，将蒋中正劫持扣留，其卫士排67名警卫全部被杀。对此，大陆在建政后大肆宣扬张将军您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但张将军您晚年却称自己为‘罪人中的罪魁’，又是为什么呢？”
听了姓唐的学者的问话，张学良的眼中闪过一丝痛苦之色。
“您又是如何看待自己发动的西安事变的？”
“我记得那是在1954年，我在见过蒋公之后，写了《西安事变反醒录》。我认为自己‘当时对共布党认识不清，为了实现抗日心愿，以致害了国家，害了人民，十分后悔。’”张学良说道，“今天在这里，我还是要这样说。”
“我在1990年6月1日的90岁生日时，引用《圣经》中的话说：‘我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您应该知道，我从来没有抱怨过蒋公对我的囚禁。1991年我到美国后，《纽约时报》曾对我进行采访，我解释过我为何决定送蒋公离开西安并接受惩罚时说：‘我那是叛乱，不得不负起责任。’”
“您发动‘西安事变’，不是为了逼蒋公抗日吗？”
“蒋公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时机上和我有严重分歧，蒋公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共军。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与日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当时蒋公深知双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公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当时中国知识界对此保持清醒头脑的是胡适先生和他的弟子傅斯年等人，胡适先生发表‘华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张‘停战谋和’，指出以中国之国情‘不足以对日言战’；‘战则必大败，而和则未必大乱’。胡适先生后来还提出，‘日本倘能自华撤兵停战，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胡适先生为此专门解释说：‘当年比利时曾被德国占领，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都是由于实力悬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有实力又收回。’也是这个道理。”
“那您为什么要发动兵谏呢？”
“热河失守后，全国舆论沸腾。我被人骂为‘不抵抗将军’，连我弟弟都因此被人羞辱。我本想通过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污名，但不仅无法实现，而且率军和红军交手两次后，两次皆大败。你知道，我是在父亲被暗杀后匆促继承父业，成为东北军最高长官。我从小不爱读书，喜欢的是大烟、女人，我的知识水平，可能都不如那些上街游行空喊抗日的学生，更谈不上对中国当时的国情认知到蒋公和胡适先生那种水平；而且我对蒋公的战略部署根本不知情，是以铸成大错。”
“您这么说太谦虚了吧？我记得您19岁就被任命为旅长；当年底就被晋升为陆军少将。发动西安事变那一年，您才36岁，就已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是除了蒋公之外，全中国最高军事领袖啊。”
“不行不行，我是没有那个本事的。我还有另一个要命的东西，是我的东北人性格，东北人有优点，但毛病也很多，鲁莽，好冲动，捅娄子，我正是这种性格，而且人家让我捅一个娄子，我一定捅俩。我这样的知识水平，又有军权，又加上鲁莽性格，能干出什么好事来？唉。”
“您觉得，谁应该对西安事变负责？要知道，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因为中国两千年历史，从没有过这种方式的兵谏。兵谏等同于军事政变，而政变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领袖成为傀儡，因为无论从常识或逻辑上，在武力威逼下即使被捉者改变政见，一旦重获权力，绝不可能接受这种方式。”
“不瞒你说，我一个不按逻辑，不遵常识，不想后果做事的人。我告诉你一件事，其实在捕捉蒋公前的师军长会议上，我宣布要动手，众人无语，只有王以哲军长问‘捉了之后怎么办？’我当时回答，‘先捉了再说。’我是公子哥性格，没常性，做事冲动，毫无计划，与我这种人共事，做我长官头痛，做我部下倒霉，结果就是害朋友，毁部属。唉！”
“说您做事全无计划，恐怕也不尽客观，大陆发表的史料已证实，在西安事变之前，您曾秘密和共布党人见面会谈，提出‘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攻，内外夹攻，把蒋扭过来’的方案。朱永德研究西安事变的文章也说，您曾认真的要求加入共布党，如今共有国际否决您入党要求之文件也已刊出，足见您与共布党之间所有之关系已非寻常。”
“我当时失去了地盘，没有依托，迫切想要得到苏联之军事援助，是以有如此之举。现在思量起来，仍然好生后悔。”张学良叹息道，“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公，我会枪毙了他，因为这是背叛啊！但蒋公让我活下来，这是蒋公的宽大。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蒋公杀了杨虎城，因为应该杀的是我。先父曾耳提面命，训诫‘做军人要置生死于度外，要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对此，学良一生不敢有忘，早把生死视同平常。军人叛变是死罪，但我却活了下来。四十年失去自由是公平的。”
“有人说，对于张将军您这个人，大陆把您捧得太高，台湾又把他贬得太低。台湾把您贬为‘千古罪人’，主要是指西安事变导致共布党最后坐大。但没有西安事变，是否共布党一定在中国消失？从已经发生的历史来看，似乎很难下这种绝对判断。”
第424章 保命之举
“历史是不好这样假设的。”张学良苦笑着说道。
“我认为，大陆把您捧为‘抗日民族英雄’，完全是从政治而不是事实出发。因为蒋公不仅要抗日，而且有详尽的战略计划。因此西安事变并不存在促使蒋公抗日这回事，而只是把原来计划的争取时间、积蓄力量的战略部署破坏了；把全面抗日的时间表提前了。这除了对日本人有利，对中国人则是巨大的灾难。后来抗战的惨烈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中国从各方面都准备不足。”
“你说的是。”
张学良能够觉察到这个“自己”的声音里透着难以言表的痛苦，不由得感到很是惊讶。
“是啊！当时中国在选择抗日的时机上还是太急了一点，假如能再延迟五年，情况很可能完全不一样。因为1941年珍珠港事件美国对日宣战之前，中国的抗日战争基本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实在是在孤军血战。张将军和杨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导致中国被迫仓促提前全面抗日，对中国人、中华民族，都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样的爱国，其实是害国。”
“是，所以将来无论如何盖棺定论，我张学良都不是英雄。”张学良自嘲似的说道，“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
“对了，有人说当年您虽然手握20万东北军，但却沉迷于大烟和女色，是个出名的花花公子。而且说您那时的心思不在抗日，而是在和墨索里尼的女儿打情骂俏等社交活动上。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呵呵，说的虽然不完全对，但也差不太多。象现在我已经九十多岁了，还是有三爱：爱打麻将；爱说笑话；爱唱老歌。只要有的玩，我就不累……”
眼前的景象慢慢的消失了，张学良忽然感到全身为冷汗所浸透，他呻吟了一声，醒了过来。
门开了，一位副官走了进来。
“少帅，大帅要你过去。”
“好。”张学良直起身来，深吸了一口气，跟着副官走了出去。
来到了正厅当中，张学良看到一身黑色汉装和父亲站在一起的杨朔铭，一颗心再次陡然绷紧。
杨朔铭正在和张作霖微笑着交谈，看到张学良进来，笑着点了点头。张作霖看到人齐了，招呼大家坐了下来。
张学良注意到杨朔铭的随行人员竟然只有一位黑衣美女，不由得有些惊奇。尽管那位美女的容貌远远的超过赵绮霞和于凤至，但此时的他，只是情不自禁的对她多看了两眼，而没有心情去象往常那样的欣赏她的美色。
“汉卿容色如此憔悴，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杨朔铭盯着张学良看了一会儿，突然问道。
张学良冷汗再次涔涔而下，他想要说什么，但嗓子似乎哽住了，他只能慌乱地点了点头。
“汉卿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确定病因。”杨朔铭转过头来，不再看他，而是对张作霖说道，“既然汉卿的身体确实不适合如此繁重的公务，那就不要再干了吧，交卸了职务专心在家静养吧。”
“瀚之所言极是。”张作霖立刻点了点头，转过头对张学良问道，“小六子你的意思呢？”
“好，好。”张学良立时明白了父亲的用意，他感到心头一松，说话也立时利索了许多，“我早就感觉无法胜任，这一次能卸掉担子，安心养病，再好不过了……”他感觉到父亲目光中的严厉，意识到自己说得多了，便闭上了嘴巴。
“那就这么定了。”张作霖转头对杨朔铭说道，“回头让他写辞呈，请政府早日安排贤能。”
杨朔铭点了点头，“很好，就这样。”
“我这个儿子，在热河还有些个化工厂子，对了，他手里还有些大豆加工厂，效益都不太好，要是瀚之不嫌弃，不如就送给瀚之好了。”张作霖说道。
杨朔铭不动声色的笑了笑，说道：“我找人研究一下，可能的话，收归国有吧。”
“那感情好，那感情好。”张作霖显得有些开心，笑着连连点头。
张学良知道，就在刚才的三言两语中，已经达成了一项交易，而这项交易的背后，其实是父亲在给自己料理烂摊子。
“我听说汉卿喜欢收藏古玩字画，并且颇精于此道，是吗？”杨朔铭盯着张学良的眼睛，平静地问道。
“没事瞎玩的，略懂皮毛而已。”张学良哑着嗓子说道。
“收藏鉴赏陶冶性情，对身体保养大有助益，汉卿以后不妨在这方面多下些功夫。”杨朔铭说道。
张学良明白了杨朔铭话里的用意，心里的一块大石终于落地。
他知道，自己的性命应该是保住了。
只是他现在还不知道，为了达成这项交易，父亲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杨朔铭和张作霖又闲谈了一会儿，便起身告辞，张作霖送杨朔铭出门，张学良想要跟出去，却被父亲回头瞬间的严厉目光止住了。
张学良停下了脚步，呆立在那里，他目送着杨朔铭一行人的身影消失在了门口，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
许久之后，张作霖回来了，他看见还在那里傻站着的儿子，强忍住了怒气没有发作，摆了摆手，一位军官立刻上前，将一个厚厚的公文包交给了张学良。
“你自己看看，少没少东西，没少的话，你知道该怎么办。”张作霖说道。
张学良立刻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了，身子不由得如同筛糠般颤抖起来。
“还有，那个人，已经落到他手里了。”张作霖看着儿子的样子，冷笑了一声，说道。
“噢。”张学良失声答应了一句，看着儿子摇摇欲倒的样子，张作霖脸上的不满之色更浓了。
“他答应帮你处理掉，你放心吧。”张作霖说道。
张学良听了父亲的回答，再也支撑不住，身子象虚脱般的要倒下，两位军官急忙上前，扶住了他。
“为什么不坐船？”
坐在火车包厢里的曦雪看着若有所思的望着窗外的杨朔铭，轻声问道。
“为什么要坐船？”杨朔铭反问道。
“我觉得，坐船更安全吧。”曦雪说道。
“现在在他张雨亭的地盘上，他的‘蓝色专列’更安全。”杨朔铭想起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那次火车爆炸事件，不由得笑了起来，但他的目光仍望着窗外。
“你经不起再来一次的。”曦雪说着，目光也转向了窗外。
“我知道。”杨朔铭握住了她的手，说道，“我这么处理，不是因为我这个人有多么宽宏大度，而是出于别的考虑。他张雨亭是个聪明人，知道这当中的利害，不会象他那个不成器的花花公子儿子那样做傻事。”
“哦。”听了他的解释，曦雪没有再问下去。
“这一次的事情，能这样结束，对我们大家，都是好事。”杨朔铭看着她，有些抱歉地说道，“只是，你以后不能再当‘影守’了。”
“没关系。”曦雪低吟了一声，心事重重的垂下了头。
这时，一位身穿黑色西服的特工走了进来。
“总长，事情处理完了，您来看看吧。”
杨朔铭点头起身，曦雪也跟着站了起来，杨朔铭按住了她的肩膀，示意她不用跟来。
“放心，不会有什么事的。”杨朔铭说道，“我去去就来。”
“好。”曦雪顺从地点了点头，重新坐了下来。
杨朔铭和特工一起来到了一节车厢里，另外几位特工守在这里，看到杨朔铭进来，大家都退到了他的身后。
杨朔铭看到已经死了的刘德升躺在了地毯上，面目狰狞，双眼暴瞪，脸上的肌肉极度扭曲，显然是在经过了极大的痛苦之后才死去的。
和他难看的死状不同，不远处的沙发上，倒着相拥在一起的母子四人，她们倒在那里，神态安祥，仿佛睡着了一样。
“她和孩子们走得从容吗？”杨朔铭问道，声音不知怎么变得有些嘶哑。
“是的，总长。”一位特工回答道。
“尸体火化后，把他们合葬在一起吧。”杨朔铭又看了一眼那位已经死去的母亲，和她身边已经停止呼吸仿佛睡着了的孩子们，叹息了一声，“一家人，最后总算能在一起了。”
“是。”为首的一位特工回答道。
杨朔铭回到了自己的车厢，曦雪看到他回来后的神情有些不太自然，起身迎了上来。
“怎么了？”曦雪问道。
“没什么。”杨朔铭拉着她重新回到座位上坐了下来。
“战争就要开始了，我不能让再这些事情干扰我了。”杨朔铭说道，“我需要一个了结，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还算不错。”
“战争？什么战争？”听了杨朔铭的话，曦雪有些不解的问道。
“全世界的战争。”杨朔铭说道。
苏联，莫斯科。
“好吧！我这就签字，要我签什么我就签什么！我承认自己曾企图杀死全体政治局委员，还想把希特勒扶上克里姆林宫的宝座。但我必须在我的供诉中补充一点，一个小小的细节，即除了你们强加于我的同伙之外，我还有一个同党，这个人姓……莫尔恰诺夫……是的，一点不错，就是莫尔恰诺夫！”
在一间法庭上，犯人歇斯底里地狂喊起来。
“听着，既然您认为必须要有人为党的利益会牺牲，那就让我们两人一块去牺牲，去死吧！”
听到他的话，另外一个的人的脸色顿时变成了一张白纸。他的狼狈样子使那位犯人非常满足。
“您可知道，我在想些什么吗？”犯人继续说道。“我在想，如果我真的向叶若夫提出这一条件，他一定很乐意接受。要知道，对于叶若夫来讲，当问题涉及党的利益之时，一个莫尔恰诺夫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为了让象我拉狄克这样的人物答应出庭，他会一声不响地再添上顺带整治莫尔恰诺夫的指示！”
“我是他在执行托洛茨基的指令的同时，还在一次宴会上向某个德国外交官证实，反对斯大林同志的地下联盟确实授权托洛茨基去同德国政府谈判，并确实打算把托洛茨基所答应的那片国土割让给德国。”
“我还告诉你，一个日本外交官曾在一次正式拜访索柯里尼柯夫时，询问我们这位可敬的外交部副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向德国提出的建议是否可靠，而索柯里尼柯夫则向这位日本外交官证实说，托洛茨基确实被授予过进行这一谈判的权力。”
“我们的国家在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使我认识到自己在托洛茨基的怂恿下犯了滔天大罪。”
“难道为了托洛茨基那双漂亮的眼睛，国家就应该回到资本主义去吗？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正是托洛茨基的罪恶指令，把我和其他的阴谋集团头子推上了绝路。我们这些曾忠心耿耿地为革命工作过几十年的老布尔什维克，现在怎么突然成了反党地下组织的阴谋家呢？如何去向反对派的成员们解释，说他们现在应该为法西斯德国战胜苏联人民而奋斗呢？啊！这完全是丧失了理智！执行托洛茨基的指令，其结果只能激怒组织的所有成员，促使我们向内务部揭发整个阴谋……”
“我觉得自己好象置身于一家疯人院中！”
“那您采取过什么解脱措施吗？”维辛斯基突然插进来问道。
“唯一的出路应该是去找党中央，坦白罪行，交待出全部参与者。可我没这样做。我没去找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却找到了我”。
“你的这一坦白很有说服力！”维辛斯基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
“这样的坦白也很痛苦。”犯人叹息着说道。
维辛斯基知道，为了保命，犯人不仅完成了，而且超额完成了斯大林同志的指令。
可是尽管如此，维辛斯基还是不能满足。他认为，检察长的任务，就是要在法庭上向已经被打倒在地并叩头求饶的被告人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致命打击。
“可别忘了，你曾经拒绝主动地交待罪行和供出同伙，而且，被捕后三个多月一直否认自己参加过阴谋集团。”维辛斯基巧妙地提醒犯人道，“试想一下，难道您的这些抗拒行为能让我们把您刚才说的那些‘疑问’和‘痛苦’当真吗？”
“是的！如果您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您所得知的阴谋行动计划和托洛茨基的密令都是出自我一个人之口，那您当然可以不把我的那些话当真！”维辛斯基的这一挑衅激怒了犯人，他立即反唇相讥。
维辛斯基听出来了对方话里的威胁之意。在这里，犯人故意放出个危险的信号，用“出自我一个人之口”这句话威胁他：无论是内务部还是他这个国家公诉人，除了犯人自己的口供，就再无任何可以指控他本人和其他被告人的证据了！
维辛斯基知道，从表面上看，这个名叫拉狄克的犯人绝对成不了一个真正的阴谋家，但他却最适合在斯大林的法庭上扮演一个阴谋家。为了演好这一角色，他真可谓广取博览，掌握了极其丰富的材料。作为一个天才的煽动家，他历来就认为真理和谎言都是用来达到目的而不可少的手段。诡辩和雄辩都是他的拿手好戏，他过去就经常玩弄魔术大师的幻术，巧妙地把白的说成黑的，或把黑的说成白的。现在，当他表面上是“为了党的利益”而实质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而答应斯大林到法庭上去撒谎之后，就决心更加积极地，以一个优秀运动员的拼劲去履行自己的“义务”。无论在什么场合都要出风头，这本是他的典型作风，现在，他又想到法庭上去独占鳌头了。甚至连扮演一个可悲的被告人，一个被指控的杀人犯和间谍，也被他视为一种出人头地的机会；一种同其他被告人，甚至同检察长展开精神竞争的机会。
在法庭上，拉狄克的表演是那么精彩，演技是那么完美，以致许多不明真象的人都相信了他的鬼话。其他被告人在向法庭交待罪行时，一个个有气无力，惨兮兮的，活象在念诵一篇早被遗忘的古代史讲稿一样。而拉狄克简直把戏演活了。他力图把真正的激情注入自己所讲的一切之中，似乎他讲的完全是事实，而且刚刚才发生不久。
作为一个天才演员和出类拔萃的心理学家，他在开始陈述时，避口不谈那些据说是与其他被告人一块密谋过的罪行，也不讲所谓托洛茨基给他的密信的内容。因为他确实没谈这些，而是首先向法庭罗列出一大堆使他困惑的疑问，令他揪心的痛苦。他说，这些疑问和痛苦，早在“党内斗争学说”将他一步步引向不能自拔的犯罪泥坑之时，他就感觉到了。
第425章 斯大林的“自废武功”
当着整个法庭里的听众，他声嘶力竭地哀号，毫不留情地痛骂自己。
拉狄克有充分的理由证明，所谓“托洛茨基的指令”的著作权，非他莫属。要知道，在所有的被告人中，只有他一个人推翻了审讯员克德罗夫为他预备的“口供”，并亲笔在纸上“创作”出有关“指令”的新说法，当然，这是在同斯大林单独谈话之后。拉狄克的这一突然发怒和有关自己为全案立下的特殊功劳的暗示，搞得法庭和检察长万分恐慌，手足无措。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审判长马尔利赫赶紧宣布休庭。
拉狄克向斯大林卑躬屈膝，在法庭上又竭力帮助检察长，从而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他已完全堕落成不知廉耻的小人，根本不在乎外界将他说成怎样。然而，如果仔细分析一下拉狄克在法庭上的讲话，就不难发现，在他这种疯狂的自我揭发后面，却隐藏着一个相反的目的：让全世界意识到，起诉是毫无根据的，法庭缺乏任何可以证明被告有罪的真实证据。
直到这场审判闹据终结，它的导演们似乎也没察觉出狡猾的拉狄克的真实意图。他一直在用自我诽谤和对托洛茨基的激烈攻讦迎合和麻痹检察长和法官，不让他们发现他那掩饰得很巧妙的，然而却是危险的，足以推翻整个指控的“夹带”。
直到作最后陈述时，拉狄克才终于轻撩帷幕，暴露了一点自己的鬼把戏。在陈述开始时，他仍然毫不含糊地认罪不讳：“一个具有理智的成年人犯了叛国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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