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军阀-第1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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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关于航空母舰的一切，都没有向我们隐瞒。1933年的时候，北洋航空公司生产了—种双翼鱼雷侦察机，代号‘白鸟’，是这家公司按照中国海军部制订的技术规格设计的。它的最大时速158海里，携带一条鱼雷，防御火力有一挺7。62毫米口径的机枪，由观察员兼任炮手，向前射出的子弹要穿过螺旋桨。不久波音中国公司生产了一种样机，这是一种双座单翼战斗机，可以进行俯冲轰炸。但它的伞形翼在俯冲轰炸时强度不够，样机在试验时坠毁了。但它的设计还是非常出色的。1934年，它被改成了双翼机，最大时速达到了260海里，可以进行侦察和轰炸。据我们所知，它的性能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日本的同类飞机，而这些飞机的制造技术和使用方法，已经被我们的人完全掌握了。”

“很好，我们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了。”鲁普雷希特一世显得很高兴。

“您，陛下，设计出一种合适的舰载战斗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舰载战斗机必须综合许多特性，而不能在一架飞机上偏废哪一个方面。为了截击和歼灭敌机，它需要有足够的速度，为了给己方的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护航，还必须有足够的续航力。除了这些互相矛盾的要求外，舰载战斗机还有强度上的要求和尺寸限制。飞机设计师肩负的任务是很艰巨的。由于这些原因，舰载战斗机总要比同类岸基飞机重，在各方面又要更为灵活。”雷德尔说道，“中国人在战斗机技术的逐步发展也使我们的设计师受益不浅。中国人采用了折叠翼，不仅能使升降机便于装卸飞机，也使飞机能够有更大的翼面积，产生更大的升力，弥补飞机重量大的缺陷。现在中国人的‘海鸥’式飞机就有降落襟翼，使飞机能够低速起降，这对于舰载机是非常必要的，而中国人在这方面的经验，也已经被我们所了解。”

“中国人在航空母舰的设计方面，都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宝贵的经验？”鲁普雷希特一世又问道。

“据我们了解，中国的设计师们首先考虑的是，给排水量有限的军舰提供最大面积的飞行甲板，他们在舰首尾都装了轮廓明显的外伸板，使飞行甲板比水线长出很多。而在动力方面，中国人把主机设计成可以突然加速或减速，使航空母舰能够适应飞行甲板上的风速。实际上，这意味着航空母舰的主机要有驱动一艘战列舰那样大的功率，而且性能要比一艘驱逐舰还要好。通过多次海上试验表明，中国人的航空母舰采用短而宽的船体是得体的。这样，它在战斗时转向就要快一些，而且这样的设计也没有损害军舰的稳性和适航性。”

“中国航空母舰的主机采用了独特的、只有在德国战列舰上才能见到的三轴布置，最大航速为36节。中国人用筒形汽油舱贮存汽油，筒形汽油舱同主要结构隔开，以防止汽油舱在船体双节点振动冲荡时发生断裂。为了避免海水污染燃油，中国人第一次用压缩空气取代了海水排油装置。”

“中国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和机库都有坚实的装甲保护，象弹药舱、航空汽油舱和主机舱，以及机库甲板下面，都装了90毫米厚的水平装甲板。这些舱室的侧壁，是150毫米厚的防弹防雷装甲。两舷是薄防雷护壳和60毫米厚的防雷内壁。中国人的航空母舰能经受住巡洋舰从7000米或更远处发射的152毫米炮弹，和水平轰炸机从2000米高空投下的250公斤炸弹的打击，以及400公斤鱼雷雷头的攻击。”

“中国航空母舰的机库有足够的净空，并采取了严格的防火措施，包括采用钢板隔火墙，盐水**器和防止汽油蒸汽从机库窜到军舰其它部位的气塞机构。这些机库具备了封闭式机库的全部优点。当然采取这些防火措施也付出了很高代价，到完成最终设计时，机库容量比预计的有所下降。”

“中国人在设计航空母舰时很重视空气动力学因素。在‘刑天’号上，连岛式上层建筑也设计成了减少湍流的形状。这对结构脆弱的飞机来说非常必要。中国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是坚固的钢质甲板，‘刑天’号在飞行甲板的前端装了两台液压气体弹射器，并装有八根拦阻索和一个拦阻网，它是第一艘装拦阻网的中国航空母舰。”

“中国人决定给这些航空母舰的飞机尽可能提供有效的保护。具体来说，中国人建造了舷壁装甲为150毫米、顶部装甲为80毫米的船体，以抵御重型炸弹的攻击。中国人的设想是，在遭到重型炸弹攻击时，飞行大队的飞机将送进机库，把军舰的防御留给火力很猛的127毫米高射炮群。”

第397章　改变历史的刺杀

“中国人还改进了飞机的搭载方法，增加了飞机的搭载量。为了提高防空能力，中国人在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边缘四角全都配置了两座127毫米高射炮炮塔，在目前全世界所有的航空母舰中，中国航空母舰的炮群火力是最强的。”雷德尔说道。

“这样先进的设计，中国人不知要付出多少时间、金钱和精力。”听了雷德尔的回答，鲁普雷希特一世惊讶的说道，“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成本的问题。”

“虽然听起来很让人难以置信，但事实确实是这样，中国航空母舰的设计工作尽管很复杂，但由于设计师们的努力，以及各方面专家的参与，设计工作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完成了。”雷德尔说道，“听说很多设计都是来自于中国政府高层的指示。”

“中国人似乎已经成了航空母舰方面的专家，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鲁普雷希特一世显得异常吃惊，“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了。”

“是这样，陛下。”雷德尔说道。

“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对德国是非常有利的。”鲁普雷希特一世轻声说着，双眼放射出了兴奋的光芒，仿佛当年的威廉二世，“有中国的牵制，‘红色瘟疫’就不会蔓延到德国，这样德国就会有更多的时间……”

“是的，我一直想提醒陛下，如果战争在德国海军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爆发，对德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雷德尔说道。

“我明白。”鲁普雷希特一世又恢复了平静，点了点头。他凝望着显得空旷的海港，开始想象起艨艟如山舰桅如林的壮观场面来。

在结束了对基尔港的秘密视察后，鲁普雷希特一世回到了自己下榻的旅馆，而就在他打算休息的时候，一位侍卫官急匆匆的走进房间，将一张纸条交给了德国皇帝。

“希特勒先生遇刺身亡了。”侍卫官告诉了皇帝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声音里明显有一丝痛惜。

鲁普雷希特一世听到这个消息后表现得很是镇静，他接过纸条看了一会儿，点了点头，命令道：“我们现在就回柏林，马上。”

侍卫官应声而去，鲁普雷希特一世坐了下来，他想起了自己任命希特勒为首相时的情景和希特勒上任以来带给德国的诸般变化，不由得发出了深深的叹息。但作为一国之君，此时的他顾不上为希特勒的去世悲伤，他在脑中快速地思考着这位担任德意志帝国首相不到三年的德国国家社惠主义工人党领袖去世后会给德国带来哪些意料不到的影响。

1933年1月30日，那是一个隆冬的上午，快接近中午的时候，德国国社党首领阿道夫？希特勒由新任内阁成员陪同，前往无忧宫觐见德皇鲁普雷希特一世。鲁普雷希特一世对希特勒的任命本来就心存疑虑，再加之他姗姗来迟，因而有些恼怒，在接见希特勒时态度有些冷淡。他敷衍地表示了对新内阁的欢迎，低声咕哝着他很乐意看到民族主义右派能够解决内部分歧，最终走到一起。接着，他主持例行程序：希特勒宣誓就任德意志帝国首相。

佩戴黑色领带，身着黑色西装的希特勒庄严宣誓要维护宪法，效忠皇室和德国人民，不带党派偏见履行职责，为整个德意志民族谋福利。在随后一个简短即兴演讲中，希特勒承诺要捍卫德国的权益。当天下午，新任内阁成员在首相府与德国媒体举行了见面会。希特勒坐在一个舒适有垫子的椅子上，被新任内阁成员所包围。　他右边坐着兴登堡，左边是身居要职、对高级官员任命有巨大影响力的他的副手冯？巴本。其余的人则站在他们身后，表情明显不适，没有表现出半点同志间的情谊。尽管彼此互相熟识，他们之间却没有丝毫的眼神交流。部长们要么冷淡地注视前方，要么就向两边望去。只有希特勒露出了笑容。这是他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发表声明，祝贺自己的追随者取得了“政治上的伟大胜利”。

事实上，希特勒取得权力的过程并不象国社党的宣传者所称的那般光荣。尽管他所领导的政党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和拥戴，他却不是通过正常的手段得到这一切的。相反，是一些老谋深算的政客在幕后共同策划把希特勒送上了首相的宝座。权力并没有被希特勒掌握，而是象一个投了毒的酒杯被递给了希特勒。尽管希特勒把成功归功于民众对他的支持。但那些老谋深算的政客其实想方设法要操控希特勒，提防他更大的野心。

这样的结果是，以希特勒为首的新政府只吸收了一小部分国社党成员。内阁的十一个部长中，希特勒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只获得了三个席位：首相、内政部长和不管部部长。其余重要职位都由保守党人把持。这使保守党人更加相信以此可以控制擅于煽动民众的希特勒。尽管有如此多的限制使希特勒不能自由行事，同僚们还是对希特勒的任命不满，逼迫他又做出了一些让步。一方面，希特勒发誓他不会对内阁做出任何调整。另一方面，他又做出了一个根本不会兑现的诺言，那就是通过与中间党派的接触扩大政府的执政基础。保守势力的阴谋诡计仿佛得逞了。希特勒似乎被裹上了一件政治上的紧身衣，按照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个受到欢迎却不掌握实权的傀儡领导。

尽管有如此多的警告，希特勒胜利当选还是意义重大。作为一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下士，啤酒馆政变的煽动者以及自诩为民族事业的“鼓手”，希特勒已经爬到了权力的顶峰。他的追随者当然也要庆祝他的胜利，临时举行了胜利大游行。晚上7点，天色昏暗，这些人手持火炬，向政府所在地行进。一路上军乐嘹亮，鼓声震天，他们十六人一排，穿过勃兰登堡大门，经过威廉大街，当游行者来到希特勒位于首相府的新居时，这位新首相透过二楼的窗户向他们致意，人群顿时齐呼“胜利”。

希特勒的新身份固然令其得意，也对他的安全体系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希特勒成为首相极大震惊了那些认为他和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成为历史的人，还有那些对此抱有几分嘲讽的人也都十分惊讶。因此，这些对手，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震惊之余他们都警觉了起来，考虑该如何反击。有理由说；　希特勒的胜利之时也就是他最容易受到伤害的时刻。

作为帝国首相，希特勒成了刺杀阴谋这一极其野蛮传统的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动荡年代里，发生了许多政治谋杀案件。1922年夏天，德国外交大臣瓦尔特？拉特瑙在柏林遇刺身亡，他的遇刺把刺杀这一传统推向了顶峰。

那次袭击之后，对希特勒和部长们的安全保卫工作就进入了完全崭新的时期。之前，对领导人的保卫措施粗枝大叶，非常简单，仅仅只是由一名司机、一个助手和几个警察组成。如今，这些安全措施则要严密得多。拉特瑙被刺后不到五天，新的措施就出台开始实施。德国安全部门加派一辆汽车来护卫希特勒的专车，首相府的安全保卫也得到了彻底重组。所有向部长邮寄恐吓信或者诽谤信的人都会遭到警察的调查。任何威胁都会得到认真对待。

由于这些措施，希特勒被任命为首相前很多的刺杀阴谋被发现了。1922年冬，一个来自德累斯顿市名叫维利？舒尔策的商人被发现拥有两把手枪。他供认想要借此刺杀德国当时的首相维尔特。几年以后，在1931年，一个寄给首相布吕宁的简陋的爆炸装置被安全保卫人员截获。第二年，一个女刺客在首相府大楼内被捕获，当时她持有一把28厘米长的匕首。尽管安全保卫体系得到了改进，这个女刺客还是从侧门混进了大楼，直到上了三楼她才被捕获。改进后的安全保卫体系的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1933年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这个安全保卫体系面临着最为严峻的挑战。

对于希特勒这样一个深陷暴力之中的人来说，对自身所处危险拥有灵敏的嗅觉或许也就不足为奇。在他政治生涯开始的那一刻，希特勒就意识到他需要一支绝对忠诚的卫队，一群“为了保护他……甚至不惜和自己亲兄弟翻脸的忠诚卫士”。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招募了一些精干人员充当司机、警卫和私人总管。这就是冲锋队。尽管冲锋队全方位负责安全保卫工作，但是希特勒的贴身侍卫还是由一小组他所信任的人担任。其中包括前摔跤手乌尔里希？格拉夫，他担任希特勒的保镖；制表匠出身的埃米尔？莫里斯是自由军团退役老兵，负责为希特勒开车；干过马匹交易和兼职皮条客的克里斯蒂安？韦伯成了秘书；除此之外。还有侍卫尤利乌斯？绍布和副官威廉？布吕克纳。起初，由这些人负责希特勒参加公开活动以及演讲时的安全保卫工作。他们形成了保卫希特勒安全最核心的圈子。

在危机四伏的那些年，保护希特勒的安全体系得到了重组。成立了一个由精英分子组成的警卫队——战旗护卫队。其人员都是从冲锋队中招募而来，他们被要求发誓保护希特勒免受来自内部和外部敌人的危险。然而当战旗护卫队沦为冲锋队内部斗争的牺牲品时，又组建成立了一支新的卫队——希特勒护卫队。希特勒护卫队的人数在一百名左右，其核心成员仍是那些与希特勒熟识的非职业保镖，希特勒后来又重新成立了国社党和冲锋队。护卫队也得以重建。重新招募的卫队刚开始仍以最初的名字——战旗护卫队来命名，后来改为党卫军。党卫军与冲锋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申请加入党卫军的人必须通过严格审查，经受艰苦训练。只有“最优秀、最可靠的国社党员”才会被考虑。他们必须要高效率工作，足智多谋，值得信赖，最重要的是要忠于希特勒。他们不参加政治讨论，但是要出席发布政治命令的会议。他们被禁止在党的活动上吸烟，如果没有命令，也不能擅自离开房间。“忠诚即荣誉”，成了他们的座右铭。

如果不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出现，党卫军仍然只是一个规模不大，甚至无关重要的组织。1928年1月，海因里希？希姆莱开始负责党卫军的日常运作；一年后，他成了该组织的领导人——帝国党卫军元首。在他的管理下，党卫军扩大了规模，纪律比以前更为严明，党卫军对希特勒毋庸置疑的忠诚也再一次被大肆渲染。海因里希？希姆莱想要把他的极端信条灌输给党卫军的成员。他曾经夸耀：“如果希特勒命令我枪杀自己的母亲，我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并且为他的信任而自豪。”

之后，随着冲锋队力量的消退，党卫军全权负责希特勒的安全。他们是不二人选。相应地，希特勒新的保镖也全部从党卫军中选出。第一任指挥官叫泽普？迪特里希；　是一位性格直率的巴伐利亚人；　他是自由军团的退役老兵，参加过啤酒馆政变。随着德国政治升温，暴力冲突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必须做好保卫希特勒的安全工作。1932年2月，迪特里希奉命为希特勒组建一支全天候的保卫队，于是党卫军护卫队成立了。当时，有人这样形容这支部队：

“他们属于长相英俊、体魄强健标准德国人的典范。穿着笔挺黑色制服，外面套着带拉链的摩托车罩衫……戴着飞行员头盔，配备左轮手枪和马鞭，看起来如同火星人一般。”

在迪特里希的领导之下，护卫队最初只有12个人。在那年混乱的竞选活动中，他们一直护卫着希特勒。1932年春，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埃尔宾镇竞选，随行人员中了共有党抗议者的伏击。正当希特勒的司机猛打方向盘，逃脱这伙暴徒时，身穿皮衣的保镖跳出了轿车，他们挥着橡皮警棍、黑色金属大棒朝袭击者冲去，成功的保护了希特勒。

希特勒住在慕尼黑时，安全措施更加规范。从1931年起，他就住在称之为“褐色大厦”的楼房里——这是一座漂亮的三层宫殿，曾是意大利驻巴伐利亚皇朝使节的住所。警卫从党卫军调来；　实行三班制，每班17人，至少有10人在楼内站岗，另外6人分别在入口、地面和周围守卫。来客只有获得有效通行证才能进入楼内。

但是慕尼黑的安全警卫是否有效仍让人怀疑。首先，1933年之前，哨兵严禁携带武器。除此之外，已制定的安全措施似乎也未能一直严格执行。据一位来访的英国人回忆，他只是受到哨兵训斥，被告诫不要在屋外人行道上走动，却只字未提进入楼内安全程序的具体内容。实际上，希特勒1932年采取的安全措施与1923年所采用的大体相同。他拥有一支任他调遣、舍身忘己、忠心不二的护卫队，但其工作效率却让人怀疑。

要创造一套保卫希特勒的可靠安全机制，首先得解决来自于希特勒本人的问题。希特勒对自己安全问题的看法往往前后矛盾、反复无常。一方面，他为自己凶多吉少的命运所困扰，备受煎熬。他视自己为“命运之人”，是使德国走出被奴役状态的领导者。而羸弱的体质又让他觉得自己来日不多。他一直抱怨自己百病缠身：耳鸣，周期性偏头痛，失眠，湿疹，胃痛，肠胃胀气和牙龈出血。除此之外，他还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此外，希特勒还先入为主地持有一种想法，即他可能会死于暗杀。结果，一如他时刻向警卫们灌输的那样：他认为自己的生命至关重要。他对保安措施产生了浓厚兴趣，要求这些措施时刻得以更新、得到加强。他经常在公众场合携带手枪，而且他的贴身保镖和助手也无一例外地全副武装。

希特勒的政治活动不可避免地使他置身于巨大危险之中。身为德国政治生活中最具暴力、最具攻击性运动的领袖，他自然成为对手的死敌。在竞选活动中，不管是在充满敌意的听众面前演讲，或只是在前往参加政治活动的旅途中，他常常与袭击他的人相遇。尽管希特勒对安全细节万般考虑，他从根本上还是不相信他的保镖会起到任何实际作用。他的“宿命论”使他把数次死里逃生归于“纯属偶然，与警卫力量无关”。

第398章　元首之死

在希特勒上任后的几个月里，柏林收到不计其数的密报，都是有关刺杀新首相最野蛮的阴谋活动。这些密报来自四面八方：瑞士、荷兰、摩洛哥、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美国。有人听到犹太人在巴塞尔搞阴谋，有人获悉无政府主义者在巴塞罗那共同密谋，还有人听说共有主义者正在萨尔地区策划活动。

很多人认为对新首相生命安全构成最大的威胁来自左翼。当然，德国社惠主义者和共有主义者非常清楚新政体可能随时向他们宣战，甚至有些也许在考虑先下手为强。但是，德国左翼几乎天生就对刺杀希特勒不感兴趣。社惠主义者坚持民主进程，很难接受采取极端策略。而共有主义者受到莫斯科领导人的再三告诫，要他们把努力的方向对准社惠主义者。除了缺乏远见之外，他们的共同问题大多存在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法西斯主义当作资本主义统治下的资产阶级最后喘息的一个形式，是通向社惠主义乌托邦的必然前奏。这个理论认为，历史是由强大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推动前进，而不是靠个人推动。所以，对许多左翼人士来说，消灭希特勒意义不大。

但是，有少数英勇的人自愿向历史伸出援助之手，贝波？勒默尔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共有主义者，曾经还领导过自由军团。他在1934年春天便设法进入了总理府，但是被党卫军发现。还有一个人叫库尔特？卢特尔是来自柯尼希山的造船工人，也是一名共有主义者。他于1934年2月试图炸死希特勒，后来被逮捕审讯，因缺乏证据而免遭指控，最终获释。1934年5月，在维也纳发现了一桩由共有主义者策划的刺杀阴谋。这个雄心勃勃的阴谋刺杀的对象不但包括希特勒，还有国防部长布隆贝格将军等人。密谋者试图想给世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一阴谋是冲锋队策划的。

与左翼潜在的巨大威胁相反，右翼表现出来的不满似乎更为严重。首先，冲锋队中很多人仍把希特勒视为离经叛道者。但是，许多普通士兵却几乎不被璨若群星的新政权或看似成功的“他们的”首脑所接受。事实的确如此，曾有一位刺客身穿冲锋队的制服，携带武器进入希特勒位于贝希特斯加登的官邸时被抓获。

冲锋队的危机在1934年的清除行动中就结束了。然而，在冲锋队被清除的过程中，希特勒大肆渲染这个组织对“民族和平”构成威胁时，冲锋队仍然时刻寻找机会为自己报仇。在巴伐利亚客栈，许多冲锋队的领导被抓获。希特勒和随行的党卫军准备离开这个客栈时，一支冲锋队警卫特遣队赶到了。他们表现得很不理解，气焰也愈来愈嚣张，于是他们被命令返回慕尼黑驻地。但是，他们在走了一小段距离后，便停下来设置路障，在路的两边架起机关枪，他们等待着希特勒的到来。而此时，希特勒精明的选择了走另外一条路离开。

希特勒还遭到了一次极为危险的刺杀，刺客是一位来自斯图加特、在布拉格学习建筑的犹太学生，名叫赫尔穆特？希尔施。希尔施被人说服同意去实施一次“英雄行动”，以此来激励德国的犹太人。他计划把一个手提箱式炸弹带到国社党纽伦堡总部。1934年10月，希尔施在经过德国边境时被逮捕，次年春天被处死。对于希尔施的失败，一种观点认为是盖世太保在“黑色阵线”内有耳目，另一种观点则是有人出卖了希尔施，从通风报信中获得了好处。

然而，希尔施象征了另一股逐渐壮大的反希特勒势力。由于德国境内及其他地方对犹太人的迫害正在逐渐加强，犹太人对此的反应却是千篇一律地冷淡。虽然如此，还是有些人被激励起来采取行动，进行反抗。希尔施之所以同意刺杀希特勒，就是因为家人没能获得美国国籍而心生怨气才采取行动的。

还有一位年轻的南斯拉夫犹太人弗兰克富特尔也成功执行过一次堪称近乎完美的刺杀行动。他曾是法兰克福大学学医的一名新生，进入大学后不久他就逃亡瑞士。在背井离乡的日子里，他读到了国社党迫害犹太人的报道，看到了反犹太人的宣传，继而奋起反抗。他最初想要刺杀希特勒，但后来决定选择刺杀出生于德国的瑞士纳粹党领导人威廉？古斯托洛夫。弗兰克富特尔做足了功课。他研究古斯托洛夫的日常安排，记住他的行踪，携带了照片帮助确认古斯托洛夫。弗兰克富特尔还买了一把左轮手枪，在伯尔尼的一个射击场练习射击。2月3日，他买了一张去达沃斯的单程票，在那儿定了一个房间。第二天，他去了古斯托洛夫的住处，平静地按下门铃，请求古斯托洛夫的接见。他被带进一间书房，然后坐在希特勒的画像下等候。古斯托洛夫一进门，弗兰克富特尔就对准他胸部和头部连开五枪，然后逃离了现场并打电话给警察。他在束手就擒时说：“我开枪，因为我是犹太人。我非常清楚我所做的事情，我没有一丝遗憾。”

象希尔施一样，弗兰克富特尔是在设法激励受苦受难的犹太人起来反抗，但他也和希尔施一样，没有能够实现更远大的目标。尽管有组织起来反抗的犹太人依然还没有，他们的事迹却说明，在遭受羞辱和持久的迫害后，他们也会揭竿而起。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们除了拥有简单的装备，进行单打独斗之外别无它法。犹太人的反抗看似微不足道，但是至少能证明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希特勒在攫取了德国的最高权力以后，考虑到自己面临的威胁会越来越大，于是实施了另一项有关他自己个人安全的修正方案。方案中史无前例的条款是，保护国家元首得到了国家资助。于是希特勒身边的人顺应时势，努力为自己打造势力基础，扩大影响范围，不失时机地为自己谋取利益。他们之中，海因里希？希姆莱最为引人瞩目。希姆莱成功地扩充了势力，在希特勒的安全部门推行更为严格、全面的审查。屡次争执后，希姆莱说服希特勒任命他为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安全部部长。帝国安全部将取代之前的元首保卫队，负责保护希特勒和其他政要的安全。

角逐掌控保卫希特勒安全工作的争斗因此持续升温，并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希姆莱的元首保卫队半途而废，被吸收进了常规警队，从属于内政部。之后，剩下的三个竞争者——帝国安全部、党卫军护卫队和警卫队——被迫进行了明确分工。在职权范围重叠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建立分散的势力范围，护卫责任由党卫军护卫队承担；保镖、仪式警卫、岗哨人员由警卫队提供；帝国安全部提供专业警力支持，包括监视和调查。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难以攻克的屏障，阻止任何想要伤害希特勒的人。

希特勒周围的安全措施曾给来访的外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任何进楼的来访者都必须在进入之前经过两个党卫军岗哨。然后来访者被引到接待者那儿领取一个表明身份的通行证，随后再由一个党卫军士兵陪同到相关办公室。接下来，来访者将经过林林总总、多达39个党卫军固定的警卫岗哨。一进入第二层楼，也就是希特勒套房的所在地，入访者将面对一个显然更加严格的检查和一丝不苟的身份核对。任何没有有效通行证的人都可能被逮捕。离开时，来访者也要在陪同下返回接待处，在那里交还通行证。

希特勒的交通安排显然是安全保卫工作关注的另一项内容。希特勒早期热衷汽车，早在1923年他就拥有一辆红色的“梅塞德斯”（奔驰）轿车，但是在啤酒馆政变中这辆车被慕尼黑警察没收了。之后，他获得一系列汽车，主要有“梅塞德斯”或“迈巴赫”大型高级轿车，这些车用于希特勒的个人事务或是政治事务。希特勒上台后，开始收集一写经过特别改装过的“梅塞德斯”，其中有的被改装成了装有防弹轮胎和5厘米厚车窗的装甲车。据说这种车既可以防止炸弹还能防止小型武器的袭击。但是希特勒最喜欢的车还是一辆敞篷巡视车，尽管它有明显安全缺陷，但对希特勒来说，公共场合的露面和公开演讲显然比人身安全更加重要。

除了车队，希特勒还拥有一支小型飞行队。早在30年代初期，他就开始了全新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