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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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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不丁,朱小红看见了那男人一头蓬乱的头发,他的脸庞窄长,肤色黄黑,眼晴像一个令人憎恶的三角形,这个男人长得太难看。朱小红闻见了屋里的劣质烟草气味。渐渐地,她发觉他的头发里,他的身上也有一股霉臭味。
那男人不说话,盘腿坐着抽烟,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其实他心里十分慌张。他从见了朱小红第一眼,胸中就有着控制不住的冲动,他爱慕朱小红就像西门庆爱慕潘金莲一样,西门庆占有潘金莲不择手段,也是因为爱慕。他觉得在爱慕和占有的意义上,流氓非流氓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他歪着脑袋,眯缝着眼晴,还吐出了一连串白色的烟圈儿,烟圈儿一个比一个大,直飘到了房顶上。烟雾散不开,聚在墙上面的角落里,渐渐地开始发黑,变成了粉末儿,沉重地落了下来。这样的粉末儿在地上有薄薄的一层,有的落在被褥上,那男人轻轻用手一掸,那粉末儿就又落到了地上。
朱小红觉得疲倦了,便伸出一只脚,恰好放在那些粉末儿里。她想走,可是她又想,走了算什么?卖身吗?那就跟着这个肮脏的男人,可是她的心里却充满了厌恶,到底应该怎么办,她也不知道。
黑暗中,那男人抽完了烟,眼睛随随便便望着窗外,把烟蒂扔在窗台上,然后心安理得地对她说。“你到公安局告我去吧?”朱小红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层,听了他的话以后不吱声。
“你走吧,赶紧走!”那男人的心里踏实了,知道朱小红不会去告他,可是他的脸上仍然毫无表情。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赶走朱小红,其实他很需要这个特别柔顺在干那事儿的时候还会喊叫的小女人。他说让她走,实际上是不让她走,因为他知道她走不了,她要走早就走了。
电影里没有教给她
可怜的朱小红其实什么也不懂,她从未领教过男人的凶猛,在男人的践踏中,她只会痛苦呻吟。在被践踏之后,她想的不是应该走或者是不走,而是她应当属于谁。这个问题电影里没有教给她,在一阵痛楚过后,她很自然地就想到了。
她的双腿似乎已经被绳索捆牢动弹不了,一道异光把她死死地罩住,她觉得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留下来。自己的身子破天荒地被那个男人占有了,她就应该属于他,她很难想象,今后她还会属于另外一个男人。现在的年轻男人,头发都是这么长,身上都是这么臭。
朱小红听说让她走,就哭了。那男人这么狠心,和人家搞完了就让人走,一点惜香怜玉都不会。她只有过这么一次,那男人迅雷不及掩耳地把她占有了,她也没有怎么抵抗,其中有没有男欢女爱的意味?她弄不清她爱不爱他,也弄不清他爱不爱她,只知道那男人把她搞成了女人,她想起一个词儿,她已经不再是处女。
这个蓬头垢面、爱抽烟的男人,有一股逼人的气势,虽然有些粗鲁,可是朱小红却模模糊糊地感到有点喜欢这种气势。在她印象里,男人似乎就应该有这种气势,电影里的男人都是这样,所以她只好束手被擒乖乖让那男人摆布。
于是,她想起另外的一个名词“同居”。电影里许多青年男女,都是没举行过婚礼就住在一起的,婚礼也许是个形式,这个形式到底有多大必要,她不清楚,反正现在只好这样了,只好同居,那样可能会有个比较稳定的结局,可能会拴住这个蓬头垢面、浑身有着一股子烟气的男人。
妈妈知道了怎么办?这个问题太难了,她不知道。10
刘白沙的婚姻生活也是十分坎坷。
当年,刘白沙的父亲曾经在一个中央单位担任领导职务,“文革”开始不久,他父亲见势不好,于是就托病在家休息。后来,这个单位被撤消了,中组部的军代表把他的父亲分配在青海省,而把他母亲分配在了内蒙古。
他父亲一气之下,干脆来了个不服从分配,拒不前去办理手续。军代表是八三四一的,腰杆子很粗,人家哪里管这一套,结果把老两口的人事关系和党的关系都放到街道办事处,他父亲成了行政八级的街道干部。他老人家是平日只是到了领工资的时候,才去办事处一趟,办事处的上上下下没人搭理他。
那时候,刘白沙在延安插队劳动,与邻村的北京女知青毛欣如相恋,好得死去活来。后来毛欣如怀了孕,两人未征得家长的同意就草草结了婚。婚后不久,两人就有了一个漂亮的女儿,他们把女儿送往北京的爷爷奶奶家,爷爷奶奶十分喜欢这个女孩儿,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小妹,爷仨儿美滋滋地过着日子。
刘白沙和毛欣如小两口在农村里互相依靠着,生活得既清贫而又恬静。
没多久,毛欣如的父亲获得“解放”,调离北京,被安排在Y军区工程兵当副司令,没几天就升了司令。父亲当然挂念在农村劳动的女儿,于是,一个电话,毛欣如从村儿里飞了出来,在军区血站当了护士,半年入党,很快就成为一个解放军干部。
刘白沙的表现也不错,他玩命努力,终于入了党,还当上了民兵连的副指导员,可是一个村子的民兵连副指导员算啥级?怎么能跟红领章、红帽徽的军队干部相比?两个年轻人之间的差距一下子变大了。
没多久,毛欣如的母亲带着警卫员,亲自来找刘白沙谈话,说毛如欣年轻不懂事,与他结婚是一场错误。现在毛欣如觉悟了,决心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因此提出离婚。
刘白沙是何等样人,他岂能吃这一套?照他原来的家庭地位,怎么会把一个毛夫人放在眼里。他断然拒绝,说错误不错误毛欣如她自己知道,反正孩子都有了,不离!毛欣如的母亲也不跟他多说,转过身去带着警卫员离开了村子。
不几天,大队支书就带着县里的民政干部来了,这民政干部上来就大谈路线斗争、军民关系等等,非要他办离婚手续不可。刘白沙一顿臭骂把这家伙骂跑了。从那以后,没人理他了,村里代替他把离婚手续办了,毛欣如也没有信来。
直到第二年春年,才有人告诉他,毛欣如又结婚了,又生孩子了,而且是两个。男方是一个出生在北京的济南人,老爷子是个军事测绘学校的教育长,那男人的母亲原是部队一所医院的儿科教导员,五十年代末,那所医院定为军级单位,于是她也就水涨船高,成为正师职。可虽说是正师,履历上却写着只担任过儿科教导员
好歹人家是军队干部,与毛家凑合着算是门当户对。
刘白沙丢了老婆,又气又急,抱着脑袋朝墙上撞,最终还是无可奈何,只有离开农村,回到北京。他是1971年回的北京,和女儿小妹一块儿过了五年没粮票儿的生活,还是多亏了家里老人省吃省喝照顾着,他才得以挨过了那五年时光。
后来,刘白沙才听别人说,当初,毛欣如的父亲为了把女儿从农民、从刘白沙的身边分开,用尽了办法,把女儿关起来,还躺在床上装病,动不动就老泪纵横。毛欣如原本不是轻浮的女子,但她软弱,没有一点反抗能力,几经精神痛苦的折磨,无奈之下,只好接受了父亲一手导演的结局。
后来,毛欣如从部队转业,恰逢1977年恢复高考,她考上了北京大学学习法律,大学毕业后,她就独自留在北京做了律师。
刘白沙好好的一个家庭被拆散,他憋了一口气,咬牙发誓非弄出个样子来给毛家的人好好看看。恢复高考以后,他不去考本科而是一举考取了社科院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S部兵改工办公室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父亲被重新起用,担任了更重要职务。当时,有关各部门也正在提拔年轻干部,于是刘白沙青云直上,仕途一路顺风。一路升迁,很快成为副局级的干部。
刘白沙这家伙从小就有点好色,八九岁时就爱发表一些奇谈怪论,一会儿说要钢丝床上闹斗争,一会儿又说要强奸什么人,他爱胡说八道,人长得又龌龊,所以大多数女同学都不愿理他。尽管如此,他憋不住,还是到处乱讲,整天娘们儿、娘们儿的不离口,可能都是从他爸爸那儿学来的。
兄弟姐妹六个,就属刘白沙最调皮,因此老爸没少揍他,老爸揍人很重,揍他的时候。还喜欢大声骂街:“狗日的,娘老子打的就是你这没出息的东西!狗日的!”
他老爸的脾气大,训人的样子很可怕。小时候,他曾经看见老爸在办公室里训斥部属,手插腰、挥胳膊、吐沫星飞溅,声音大得差点把玻璃窗震碎,老爸威武的形象让他羡慕不已。
刘白沙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经常到老爸所在单位食堂吃中午饭,吃完饭就往办公楼里乱跑,人家都知道他是副部长的儿子,没有人管他。他跑到一间大办公室门口,看见一大堆白头发、谢了头顶的领导干部正在开会,老爸堂堂正正地坐在中央,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几乎看不清谁是谁。老爸一边高谈阔论,一边搓脚丫儿泥,还把泥卷儿弄成小球放在鼻孔上嗅。刘白沙很奇怪,脚丫儿泥多臭啊,有啥好闻的?
回家后,他怀着好奇心,学着爸爸的样子,搓点脚丫儿泥闻,开始觉得臭不可闻、恶心得想吐,闻着闻着,觉得味道变了,味道很特别,有点儿想闻了,再后来,他恍然大悟,原来臭的有臭的好处,臭豆腐不也挺好吃吗?他老爸爱吃臭鸡蛋,而且一吃就好几个,身体健壮,精力充沛。老爸经常和一块进城的战友们开玩笑说:“不吃臭鸡蛋就不懂得钢丝床上闹斗争!”
“钢丝床上闹斗争”这话老爸在机关干部大会上也常说,还写进了老爸的文集。不过那书里表达的方式很科学,让人听了发人深省:“要牢记革命传统,警惕钢丝床上闹斗争!”
这句话听来像句口号。老爸的意思是防腐蚀永不沾,防止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刘白沙听老爸讲了好些年,一直弄不明白。
一天,他和老爸乘坐伏尔加牌小汽车,缓缓地行驶在开往万寿山的林荫道上,路不太平,车身一晃一颠的,刘白沙却觉得十分舒适,他突然想起一件事,便拉着爸爸的衣襟问:“爸,爸,这车座子像不像钢丝床?”爸爸正透过车窗观看街道上烤白薯的小摊儿,思考市场供应问题。爸猛地听见儿子的话,一时没有缓过劲儿来,便随口说:“像,当然像!”
刘白沙又接着问道:“爸,钢丝床上怎么闹斗争呀?”
司机老廖,开车的时候注意力一点也不集中,他听见小刘白沙的话,不禁“扑哧”笑了。司机一笑,倒让老爸提高了警惕,他忙严厉教训儿子:“小杂种,谁教你的?”刘白沙不服气:“不是你说的吗?爸!”
老爸瞠目结舌,肚子气得鼓鼓的,满脸铁青,老爸真的要发火了,司机老廖不敢再笑,刘白沙也不敢穷追不舍地问。那天回家以后,老爸把刘白沙好揍一顿。
后来,刘白沙再也没听老爸说过钢丝床上闹斗争之类的话,反右倾、整社、四清,接着一连串儿的政治运动都来了,老爸的嘴巴封得很紧,再也不敢胡乱讲话。从那时起,老爸很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般发言稿都由秘书拟好,经过多次修改才敢在会议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他不准妻子和儿女们随意在纸上写字,不准在晚上拉紧窗帘之前打开电灯,不准听收音机短波广播,不准随便议论国家大事或者某一位领导,不准在机关食堂里吃大米饭熘肝尖儿,更不准哪个女同志到家里来看望他,谈工作也不行。
爸爸从那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芝麻粒儿大的事儿都看成不得了,可是老爸哪次运动也没跑得过去。
1959年他虽说没轮得着上庐山,可是并没有躲过一劫。因为他说过周小舟本是个有水平的文化人,还说贾拓夫曾经冒死救过刘志丹。结果,他犯了方向性错误!被批判了半年。
1960年他就更倒霉了,那几个爱搓脚丫的人在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把几个要命的数字搞错了,把粮食的亩产量说成总产量,这还了得?结果被一个新华分社的记者写内参捅到中央。刘白沙的老爸是这几个人的头儿,是一小撮儿官僚主义的头儿,因此被降了一级。
“文革”时,刘白沙的爸爸当然更是逃不过去,造反派揪住那句“钢丝床上闹斗争”不放,说他是走资派、大流氓,害得他好长时间翻不过身来。
直到1978年,他才被彻底解放,并很快就被重用,担任了要职。那是个大平反、大换班的年月,许多老同志,经过千难万苦,好容易熬到了平反昭雪、重新出来工作,可是年纪都已经大了,身体也都不行了,总之心有余而力不足。刘白沙他爸爸就不同了,他心宽体胖、头脑清醒,开会一开开到夜里十二点,谁能比得上他?
大家都纳闷,这老头子怎么越活越精神了,莫非有啥养生术?刘白沙把这话转达给他爸听,他爸听了那份儿得意,颇为神秘地跟儿子说:“信不信,这是吃臭鸡蛋吃的!”他爸终于又敢开玩笑了,说完了哈哈大笑,刘白沙也跟着笑。
爸爸的性格对刘白沙影响很大,自从当了官,他嘴巴上干净了许多,他时刻想着他是老爸的儿子,努力学着老爸的样子。
他也规定了许多个不能,除了在酒店不看外国电影之外,还有不准在会议桌上坐错了座次,不准与部长系同样的领带,不准让死对头抓住了他的短处,以及不准在开会的时候打盹儿等等。这些不能都有着新的时代内容,比起老爸那几个不准,深刻多了。
他外表看起来庄重,开会的时候一套套的,要求别人甭提多严格,其实那些都是装的,他骨子里还是好色。
在市兵改工办公室,刘白沙的行为检点是有了名的,很多人都说他是正人君子。他出差在外,尤其注意影响。男人放单飞等于获得了自由,在大酒店里与女服务员随便开个玩笑,看个外国片儿什么的也不算问题。在这方面刘白沙与其他男人并无差别,他喜欢和漂亮的女孩子耍贫嘴,也常看那些有刺激性的外国片儿,可是他却特别小心,从不在同事面前露马脚。
有一位同是副局级的老朋友来酒店里看他,敲门前先在门外听,听了一会儿,清清楚楚地听见里面有“呼嗤、呼嗤”喘气声,还有个女人在“嗷嗷”地叫,于是这人乐了,心想可真抓住了刘白沙的现行儿。
等那人敲门进去一看,只见刘白沙神态自若地坐在床上搓脚丫子,电视里放的是小猫、小狗的动画片。其他什么事都没有。刘白沙胡乱应付一番,把那人哄走了,然后关上门,重新换台,接着看黄片儿,一边看一边得意地嘿嘿笑:“妈的!想抓咱的现行儿,门儿都没有!”
他任兵改工办公室副主任不久,有关部门从方便工作出发,专门给他配备了一名女秘书,得到这个消息,他暗吃一惊,第一感觉就是有人要害他。于是他把综合处长找来,大发雷霆:“谁要女秘书?哪个想要就说话,反正我不要!作为党的干部,时刻要考虑影响,懂吗?”
刘白沙的谨小慎微,甚至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依照他的逻辑,用了女秘书就会产生不好的影响,这等于说有了女秘书就一定会出事儿,一群干部领着一群大肚子女秘书,岂不是一幅深有寓意的漫画?于是乎,大家知道这刘主任原来是这么一个人,严格要求也罢,死要面子也罢,说白了就是装洋蒜!
刘白沙活得很累,他既要看上面的脸色行事,同时也要防备同僚和底下人设计陷害他,他懂得人们关心的是什么,厌恶的是什么,在一些敏感问题上总是特别小心。他不敢胡乱训人,不是他不想训人,主要怕得罪人,怕人报复他。为了这,刘白沙在兵改工办公室处心积虑,苦心经营,整天琢磨些“与人奋斗”的事儿。
一个姓褚的处长上了三年的在职研究生,最后考试不及格,他为了使自己的履历表好看,于是就花五十块钱买了个毕业证书。刘白沙知道以后不仅不追究,还经常在会上点名表扬他,说他这能干那能干,结果弄得这个处长见了刘白沙的面儿就心虚,他老是感到刘白沙的眼神儿里有一种怪怪的东西。
兵改工办公室一把手调走了,上面下了一个通知,把兵改工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破格提为部长助理,分管工改办。这人的岁数比刘白沙小,资格比他浅,学历比他低,一转眼就成为他的上级领导,这件事让他很是恼火,他关起门来,独自发了半天火。可在新领导的面前,他毕恭毕敬,谦逊得一塌糊涂,有事没事都要登门请示。背后却一遍遍地咀咒:脑袋那么小,屁股那么大,笨得跟什么似的,就不相信他部长宝座能够坐多久,看谁活得过谁!
在刘白沙的眼中,官场上的事就跟草原上的生存斗争一样,只有一只可怜的小羊,为了争夺生存的有限空间,老虎来吃,豹子来吃,狼来吃,鹞鹰也来吃,这些凶残的野兽们为争夺这只小羊,互相戒备、互相敌视,最后拼斗起来,打了个你死我活。小羊被撕碎后,草原上的小鸟和爬虫也会争着去咀嚼残羹剩肴。
刘白沙从延安回到北京后不久,很快又结了婚,妻子叫路薇,出身在一个小职员的家庭,是一个贤惠的、有着传统性格的女人。那时刘白沙还没有正式工作,路薇开了一家小小服装店,凭着微薄的收入,把刘白沙的女儿小妹扶养大,路薇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妻子。
为了缩短和丈夫的距离,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平衡,路薇凭着毅力考上人大函授学院,而且一直读完了本科,她学的是桥梁工程专业,毕业后在北京市道桥公司当助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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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刘白沙已不是以前的刘白沙了,他当了副局级干部,差一就点进入了高层,他的生活范围里有着许多美丽、出色,足以让他心动的女人。他突然想起,这些年工作岗位老是变,那老婆是不是也该换一换了?他老是想着报复背叛了他的毛欣如,怎么报复?那就找一个真正的好女人,年轻的、惊艳人间的女人,看你们毛家眼红不眼红!
路薇只是他生活中的一座小桥,走过来后就不想再走回去。
那天,他被朋友拉去北京饭店观看服装模特儿表演,认识了时装报社的摄影师苗梁子。
这苗梁子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擅长美术摄影,又师从著名摄影大师学习美术摄影,由于天赋和勤奋,她成就斐然,三十岁就蜚声摄影界,还成了中国美术摄影家协会的理事。她探访过很多名山大川、寺庙古刹,到过西藏、新疆,云南等不少充满神话的地方,创作了数不清的优秀作品。她的《摩梭人的屋檐》在东京国际摄影大赛中获得了金奖。
她人长得不俗,颧骨微高,脸颊丰盈,有着印度女郎般的大眼睛,鼻梁纤巧,红唇性感,皮肤白净,举止婉约大方,人们都说她是中国美术摄影界第一美人。只可惜机缘不到,三十出头了,这位才貌双全的苗梁子还待字闺中。
那天,刘白沙与苗梁子,两个人一见面就坠入爱河,真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没多久两个人如胶似漆,再也分不开了。于是便在外边租了房子,悄悄地住在一起。
苗梁子可不是让人占便宜的女人,刘白沙有这顶乌纱帽,还有高干背景,正是她心目中的理想配偶,现在刘白沙已经落到自己的怀里了,她怎么能轻易放过?她死活要嫁给刘白沙,还逼着刘白沙跟妻子离婚。
刘白沙金屋藏娇,正感觉美得不行,苗梁子的逼婚让他从乐不思蜀的美梦中醒过来,他越想越害怕,他这个副局级来之不易,假若让外人知道自己乱搞男女关系那还了得!他既舍不得娇滴滴的美人,也舍不掉那顶乌纱帽,他左右寻思,认准了万水千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赶快离婚,与苗梁子组织一个新的家庭。于是,刘白沙很快向路薇提出离婚要求。
路薇天生的脾气好,不吵也不闹,任凭丈夫软硬兼施,只是死活不松口。她一眼就看出丈夫有了花花肠子,说什么感情有了距离、共同语言没有了,全是骗人鬼话,一准是在外头有了新的女人!她知道刘白沙虽然好色,但是更加喜好那顶乌纱帽,心想不离你有什么法子,你闹吧!闹大了,让部领导知道你乱搞,你喜新厌旧,难道你不害怕,搞女人把官儿搞丢了,看你还敢乱搞?11
宋沂蒙刚上任,大有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干一番事业的劲头,起初,总经理戴学荣对宋沂蒙的积极做法还是很支持的,宋沂蒙的请示报告打上来,一般不做大的改动,每次都用大号铅笔写上:同意。
有一次,宋沂蒙建议召开群众座谈会,对中层领导干部的工作状况进行评议。这看来是一个很有建设性的意见。戴老板一反常态,把这份建议书搁置了三天,未做任何答复。紧接着,宋沂蒙又呈报了第二份建议书:《关于在干部、职工中进行思想状况分析的请示报告》,可是,这份东西很快就被退了回来,上面用红笔写着:暂不拟行。
宋沂蒙心里发毛,两份报告被枪毙,这可不是好兆头,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妥。左思右想,他感到这两份东西都的确太敏感了,可能触动了哪根神经。他很后悔,不该那样急功近利,可是报告送上去也收不回来,他越想越后悔。
冬天到了,一个迹象出现了,公司机关内部出现了人事变动,综合处新来了一位正处长,是个中年女同志,原来是戴学荣总经理的秘书,名字叫马珊。同时,她还被增选为总公司的党委委员。
马珊是个东北人,人高马大,体重也很有水平,从背后看,简直就是一个男子,该有肉的地方有肉,不该有肉的地方也有肉。从正面看,她的皮肤不黑不白,脸庞圆是圆,就是稍微有点扁,将近四十岁的人了,脸上还长着不少青春痘儿,人家说她是老闺女,这么大了还嫁不出去,心里一定着急上火。眼睛小是小点儿,可是个双眼皮儿,鼻子方方正正,嘴唇薄薄的,一看就是快人快语、能说会道。这马处长很有表现欲,说起话来眉飞色舞,走起路来也有派头,一个女同志迈着阔步,处处惹人注目。
她出生在哈尔滨的一个铁路职员家庭,曾经在商店里当过售货员。实际上也就是个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后来也不知从哪里弄到个研究生学历。后来,她从省分公司调到总部工作,成为中央直属企业人才库里的一分子。那两年,公司缺少这样高学历的年轻人,她先是在业务部门干了一年,很快就成为戴总跟前的红人,担任了戴学荣总经理的秘书,升为副处级。现在又放到综合处,直接担任正处长,掌握着重要权力,是总公司炙手可热的人物。
据说,这位新处长很欣赏《红与黑》中的于连,那个为了挤进上层社会而不择手段的小人物。只不过于连是个男人,而她是个女人。在某种意义上,她与那个男人一样,都出生于贫困人家,都想出人头地。人们只知道13世纪的法国是浪漫的,而不知道20世纪的中国更加浪漫,中国这么大,天地这么宽,机会这么多,人人都在生存中竞争,今天你是下层人,明天你就可能是人上人,而完全不必担心丢掉头颅。
马珊捧着《红与黑》,从东北来到北京,准备在这个大舞台上小试身手。
新处长上任当天,宋沂蒙就感到了压力,他一眼就看出,这个身材魁梧的马处长是个精明强干的人物。这种人别看长得粗点儿,心眼儿准保比绣花针尖儿还要细,你无论如何也看不透她的内心。她夸你的时候,也许手里就握着拉弦儿的手榴弹,在她手底下干活儿,不得不留点神。宋沂蒙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紧把自己的工作情况向新处长做了详细的沟通汇报,并且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检讨。
马珊也一眼看透了他,马珊觉得宋沂蒙对地方情况不熟悉,内心里却是野心勃勃,他脑子聪明却不知从何入手,不爱说话、手头勤快、思想顾虑很多,他有着一般男子汉的锐气,胆子却很小。
宋沂蒙万万没料到,新处长对他的工作十分支持,听完汇报以后,马珊乐呵呵地对他说:
“检讨什么呀!小宋,我觉得前一段处里的工作挺有成效的,你搞政工比我内行,今后得向你学习呀!我来之后,你别有顾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没的说!”马珊没有称宋沂蒙为宋副处长或者宋处长,而是学着戴老板的口吻,管宋沂蒙叫小宋,等于把他当做了自己人,也是一种信得过的态度。听马珊这么说,宋沂蒙也踏实多了,提着的那颗心总算落了下来。
马珊对宋沂蒙很放手,对他分管的那块儿工作,不过多地干预,原先被老板搁置的报告,也经过马珊做疏通工作,很快被批下来。宋沂蒙把马珊看作观音菩萨,因此对她十分尊重。正副处长两人有一间共用的办公室,宋沂蒙很积极,每天上班以前,都会主动地把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暖水瓶灌得满满的,其他零活儿,例如取报纸、接待客人等等,他都抢着做了。
马珊很满意。两位处长的合作十分默契,而且愉快。但宋沂蒙很快就领教了这位女处长的厉害。
这天,马珊一改平日衣着朴素、整齐的习惯,外面罩了一件奶黄色的羽绒服,里面穿着中式对襟布面夹袄,下面穿着一条裤线熨得直直的毛哔叽裤,脚上穿了一双擦亮的半高跟皮鞋。人显得格外干练、精神。
综合处是一间大屋,里面有个套间就是两个处长的办公室。马珊“咯噔噔”地走了进来,处里的人都用异样的目光,在她的身上扫来扫去。这些人的资历大都不浅,谁也不服谁,马珊的到任,让他们的内心不平衡,可是表面上谁也不说什么。
马珊进了处长办公室,冲着正在看报纸的宋沂蒙投以一个亲切的微笑:“哟,小宋这么早就来啦?”宋沂蒙连忙起身招呼,马珊今天格外用心的打扮以及含有几分亲密的眼神让他感到意外,觉得可能有什么特别的意味。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直觉。
马珊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有意无意地用手捋了一下自己的头发,微笑着对宋沂蒙说:“小宋,你觉得老张的事咋处置?”
马珊说话带东北口音,才几天,宋沂蒙也学得舌头不打弯了。他叫马珊为处长,而且第二人称用“您”,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意,且无僭越之心,同时也为了保持一定距离。
马珊说的老张,指的是处里一位副处级调研员,最近由于经济上的问题,和老婆打了一架,一拳打过去,竟把老婆的鼻梁骨打断了。这下可麻烦大了,老婆把老张告到派出所,说这是家庭暴力。派出所的同志到单位了解情况并征求意见,说老张的行为已构成一定程度伤害,触犯了治安管理条例,如果单位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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