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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评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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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逝世，迫使韩少功在心理上断乳，弃学、寻找工作等一系列行动，表明他是一个可以承担责任的早熟的男人，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独自站立起来。
血色的早晨（1）
有了父亲原所在单位支付的生活补贴，韩少功回到长沙第七中学继续学业。但此时学校里红色浪潮日益高涨，老师们大多成了牛鬼蛇神。长沙城里的革命并不因为像韩少功父亲这样的敌人自我歼灭而停止，因为当权的走资派还未被打倒，群众组织之间的纷争更是高烧不退。大字报批判会等形式的文斗解决不了问题，于是舌与笔的文斗升级为血与火的武斗。红卫兵分成几个不同的派别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占据了各自的教学楼，从军需仓库那里抢来五四手枪和五六式步枪、苏式骑枪、驳壳枪、手榴弹甚至高射机枪，把对立派当做敌人来加以防范或打击，城里经常可闻枪炮声，很多单位的大门口有碉堡和铁丝网。
年纪尚少的韩少功属于红卫兵中的温和造反派，也是学校里的主流派，在对“保皇派”和“极左派”的两面应战中逐渐壮大。他跟着高年级同学学会了打靶和投弹，但作为兵团宣传部的主笔，他的主要工作是负责起草各种相当于“社论”级别的重要文章，还常常提着糨糊桶上街刷标语，操起铁笔和钢板刻写蜡纸，编写油印小报。他蜡纸刻写技术越来越出色，不仅使油印小报十分美观，广获赞誉，而且还能用蜡纸和红油墨伪造公章，几可乱真。凭着这种立等可取的假公章，一些同学居然可以顺利地到火车站取到内部专用票，到北京或广州玩耍。
主流派控制了学校里封闭多时的图书馆。这使他们可以擅自启封，破窗而入，自由择书，一袋袋地背回寝室去饱读。普希金、巴尔扎克、巴金、叶圣陶、杰克？伦敦、莫泊桑、海明威、柯切托夫等就是在这时候进入韩少功的视野。布哈林、托洛茨基、斯大林、铁托等，也常常成为学生们深夜争论的话题。一个表面上文化封禁十分厉害的时代，对于这些中学生来说却是阅读十分自由的时代——至少比“文革”之前要自由得多。这当然是一例奇怪的现象。父亲之死也并未使韩家兄弟姐妹丧失精神的支撑，作为父亲这个角色所具有的强大、坚定和明确的目标等属性，在如火如荼的革命精神中并不缺少。况且姐弟四人当时都是没有世俗个人利益计较的乌托邦追求者。斗争如此火热，前途如此光明，死一个人实在算不了什么。何况所有红卫兵战友都认为韩家父亲之死是一大冤案，都将其视为“走资派”专制下的罪恶，这使韩少功倍觉温暖，也在革命旗帜下看到了个人和家庭的希望。
1967年夏日的一天，韩少功回家时经过一片街区，遇上了一场混乱枪战。一粒黄色的子弹命中了他，在大腿上钻出了两个洞，鲜血喷涌而出，把短裤和鞋子都浸透了。这是一颗极其肤浅甚至可以说是极其愚蠢的子弹，它留下的疤痕虽大却不值得炫耀。扣扳机的人所瞄准的目标不是他，他也不是冒着这颗子弹的威胁去占领某个高地。然而，这子弹的意义正在于它的偶然性、盲目性和愚不可及性，它剖示了生命的本质——无辜。如果当年这颗子弹夺去了韩的生命，就不会有后来许多的事情，顶多只是留下一个无解的哑谜。不过那时的武斗者并不特别下流，躲入民房的韩少功事后居然被他们找到，送入了医院。他发现这个医院已成了战地专用医院，一批批武斗受伤者被送到这里，其中有些重伤员是军人用直升机从远方送来的。医生们在冲锋枪和手枪的威逼之下做手术，一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慰问伤员的文艺演出则在血迹零乱的病室里进行。
架着拐杖的韩少功也莫名其妙地受到慰问，收到了牛肉罐头、水果和大红花。使他震惊的是，一个个抢救无效的青年则被蒙上白布，送入太平间。
“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思潮的泛滥，是一场民族的浩劫，这在史书上似乎已有定论。但它的发生绝非偶然，它对中国社会人心的影响是复杂的。不然，它如何能激动了那么多中国知识青年的心灵，使他们全都成了毛主席的“红卫兵”？极“左”路线绝非自“文革”开始，“文化大革命”激动人心的一个原因，是它以一个新的极“左”路线冲击一种已成定局的极“左”路线，使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和各种被压抑的社会心理能量得到释放。这种对现实的不满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存在，只是不是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得到释放。作为一种“群众运动”，“文革”的意义是复杂的，各种社会身份的人都想通过这场运动，达成自己的目的。而参加运动的不同教养、不同观念的人，也自然而然地赋予革命口号和革命行动以特别的意义。在后来出版的《韩少功王尧对话录》中，韩少功还提到，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很多知识分子，也站出来造反。在长沙，由他们组成的黑鬼军团名噪一时。他们认为，“反右”是“十七年黑线”的一部分，希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他们平反。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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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的早晨（2）
缺乏体制内民意表达的日常机制，势必导致不良社会心理能量的积蓄。然而，民意的表达一旦煽动成为一场政治风暴，升级到突破正常的社会秩序的程度，就会带来社会的动荡不安和无政府主义，代价的惨重也将难以避免。“文化大革命”也是一种青年红卫兵的政治狂欢，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同一旗号下，他们分成不同的派别展开激烈的对抗，与青春相伴的愤怒和反叛的情绪冲动得以以一种极度喧嚣、亢奋和无上荣光的方式喷发出来，令他们陶醉不已。于是，政治见解上的分歧和异议被无限升级成为武装斗争和人身消灭，不顾及一切可能的后果。老红卫兵韩少功回忆起当年挂上“红卫兵”袖章时的激动时说：“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我的一次思想解放，因为，只有到了“文化大革命”，我才明白秩序是可以打破的，不像以前认为的那样只能服从；另外，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我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各种思潮，真正打开了视界。过去，一个党员、一个党支部书记，你是不敢与他对抗的。忽然一夜之间，一个省委书记、一个国家主席都可以打倒了，这似乎给了民众一种解放感，一个莫名的希望，好像一切不合理的都可以得到改变。当时虽然不能反对领袖的思想，但有解释领袖思想的自由，比方说你那一套毛泽东思想是假，我讲的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
在1968年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之前，学校处于无政府的学生自治状态。学生们也自发下厂和下乡劳动，但更多的精力耗费于派性争斗。两派之间的争吵和扑打是家常便饭。有一次，对立派的学生前来偷袭，往楼上扔手榴弹，不料手榴弹被楼道栏杆挡住，没有炸到栏杆边的韩少功，落下楼来爆炸，在地板上炸出大坑。把浑然不觉的韩少功吓一大跳。
其余的时间则用来玩耍和读书，包括部分青年学生中蔚然成风的大读马列。国际共运思潮让人半通不懂，但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和古巴的切？格瓦纳就像多年以后的歌星“四大天王”，成了激进学生们的偶像。这两个人，一个右派，一个是“左”派，但他们共同的继续革命热忱鼓舞了韩少功的同时代人。他们觉得新时代就要出现，人类历史将在中国翻开崭新的一页，能生逢革命真正的无限光荣。他们热血沸腾，一遍遍唱着《国际歌》，感到自己负载着沉重的历史使命。一封由韩少功起草的信就在此时发出，寄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首长。二十几个湖南的中学生在信中陈词恳切，强烈要求到新疆参加最艰苦的劳动，在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奉献青春——这一次浪漫的远行几乎成功，只是因为后来省知青办坚决卡下有关手续，才令人遗憾地功亏一篑。
但韩少功从不怀疑革命是人间正道。在当时湖南省会的一部分青年学生当中，劳动是一大人生光环，凡是因怕苦而逃避下乡的同学，在一般情况下都要受到蔑视。学习也是一大人生光环，如果谁不能在哲学、文学、科学、音乐、美术、体育等方面表现一技之长，在一般情况下也会受到嘲笑。独立与反叛更是一大人生光环，以至于长沙市一中学生杨曦光（后更名杨小凯）因一篇《中国向何处去》被康生点名，不幸获刑十年，立即被韩少功及很多战友暗暗视为英雄——尽管他们对杨曦光“重新建党、建军、建国”的激进观点并不完全赞同。韩少功与杨曦光之间的个人情谊也长期保持，一直到几十年后杨曦光以著名经济学家和基督教徒的身份病逝异国。
像杨曦光及其他少年思想家那样，韩少功也迷上了社会和政治，找母亲要来当时堪称大钱的十二元，买回一套四卷本《列宁选集》，通读之下做了几本厚厚的笔记。马克思、毛泽东、布哈林、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同样让他兴奋不已。他和一些同学的文风甚至也统统有了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论辩味道。马克思把人道主义的精神延伸到被压迫的阶级和民族身上，要在地球上消灭剥削和压迫，这种不无宗教理想色彩的平等观念，在韩少功内心产生了强烈共鸣。他跟大学生和高中生一样胸怀世界，时刻等待着召唤，准备奉献自己的一切。
因为家人受到过政治迫害，韩少功厌恶部分红卫兵的乱打乱斗。他参加的组织属于红卫兵第二代，其中不少骨干分子也出自受到冲击的知识分子家庭。当他们掌握学校自治大权的时候，校园秩序曾得到有限恢复，个别擅自对老师施暴的红卫兵，甚至受到警告公示和清退除名的处分。但整个红卫兵文化仍然充满着专制性与暴力性，他们看起来极端民主的激情行动，很难说不是以一种独断和专横来取代另一种独断专横，以一种暴力来取代另一种暴力，他们既不打算以下级服从上级，也不打算以少数服从多数。军宣队和工宣队的相继进驻学校并不能改变这一点。大字报和高音喇叭仍旧让很多老师如惊弓之鸟，根本不讲道理的批斗会也不时奉命举行。更重要的是，对立派别之间的仇怨无法化解。韩少功后来在《完美的假定》中对此有清晰的记忆：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参加过很多下厂下乡的义务劳动，向最穷的农民捐钱，培养自己的革命感情。但为了在谁最“革命”的问题上争个水落石出，同学中的两派可以互相抡大棒扔手榴弹，可以把住进了医院的伤员再拖出来痛打。我还记得，因为父母的政治问题，我被众多的亲人和熟人疏远。我后来也同样对很多有政治问题的人、或者父母有政治问题的人，小心地保持疏远，甚至积极参与对他们的监视和批斗——无论他们怎样帮助过我，善待过我。
正是那一段段经历，留下了我对人性最初的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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汨罗江之夜（1）
韩少功在长沙七中实实在在只读了一年书，初二到初三都是在革命中度过。到了1968年，城市里狂风骇浪般的群众运动已经退潮，大街上大字报和标语也少了许多。走在废纸飞扬的街面上，脚步声显得空洞，他觉得在城里再待下去实在已没什么意思，应该走进社会生活的前沿去实践理想。
此时，原先带有减轻城市负担的劳动力安置行动，被赋予了一种神圣的意义：广大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到广阔天地里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于是，随着最高领袖毛泽东的一声号召，上山下乡实际上成了红卫兵卸装退场的结局，只不过是还算体面的结局。哥哥和二姐都已下乡插队，韩少功的红卫兵战友也一车车奔赴远方，差不多都走光了。于是，他也主动要求下乡，尽管他的年龄不到政策规定的十六岁，但负责管理学校事务的工宣队还是欣然同意——这是一种再好不过的事情。
他追上了那些先行的同学，落户在湖南省汨罗县天井公社茶场。
汨罗县是半湖半山的地区，日月从山那边升起，往湖那边坠落。两千多年前，这个地方叫罗子国。伟大的诗人、楚国大夫屈原因政治上的失意，抱着一块石头自沉于此。“当地人的有些风俗，特别是方言，还能与楚辞挂上钩的，比如当地人把‘站立’或‘栖立’说为‘集’，这与离骚中‘欲远集而无所止’极吻合。”（韩少功：《鸟的传人》，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如今，汨罗江的水依然如三千年前那样清澈，水中飘动的游鱼不难目睹。农民也在延续着屈原时代的劳作，生活简单而贫穷。韩少功长达六年的农村生活就在这里展开。密集的狗吠迎接了这些城里来的红卫兵小将。他们怀着继续革命矢志不移的豪情到这个穷乡僻壤，丝毫没有被流放受迫害的感觉。他们认为革命在城市里已经夭折，革命成果被一帮“革委会”的新贵篡夺。因此，他们要像当年的毛泽东那样，到农村来发动农民闹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带着简单的生活用品和大量的马列著作，还有《铁流》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类文学名著，还有各种乐器以及篮球和杠铃，甚至还有打完了子弹的私藏手枪——这支惹祸的枪后来曾让韩少功的几位朋友受到禁闭审查，其故事出现在长篇小说《马桥词典》。
汨罗地区景色的秀美和乡下生活的简陋辛苦同样让他们惊讶。农民家里贫穷如洗，像是刚被土匪劫掠过的，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当，一年到头的早出晚归，最终能维持起码的温饱就算不错，“有的甚至劳动一年还要赔钱，饥荒惨不忍睹”（韩少功：《鸟的传人》，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农村生活迎接他们的首先是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和清苦的饮食，特别是在茶场的三年（三年后他转到天井公社长岭大队）。从日出到日落，一天十几个小时连续不断的重活，开荒垦殖，挖沟挑土，把人累得发疯，累得脑子里一片苍白，身体完全被掏空，“身体各个器官各行其是”，似乎和自己脱离了关系。有一次回到宿舍以后一连抽上七根烟还回不过神来。睡到第二天早上，韩少功发现自己一身泥巴，全都让体温烘干了。再一看，发现夜里帐子也没挂，自己身上被蚊子咬出了很多红包。还有一次，他吃着吃着，突然发现面前的饭钵已经空了四个，他的肚子一共塞下近两斤米饭，还觉得是空空的。就这样，满满一个劳动日才能挣十几分工，价值八分钱或者一角多钱。到年终决算，除去八百斤粮食的收入，如果每人还能有三四十块钱的现金结余，就已经算是大富翁了。
黄豆咸水汤是唯一菜蔬，一吃就是两个月。这时候，最美妙的事物就是白生生的猪肉，在知青们的想象中流油，引起他们一次次回味往日的口福，回味各种久违的节宴和点心。有一次，他们在地里挖回一点野菜，打了一锅汤，竟引起大家拼命的争夺。
那是连钢铁都在迅速消熔的一段岁月，但皮肉比钢铁更经久耐用。耙头挖伤的，锄头扎伤的，茅草割伤的，石片划伤的，毒虫咬伤的……每个人的腿上都有各种血痂，老伤叠上新伤。但衣着褴褛的青年早已习惯。朝伤口吐一口唾沫，或者抹一把泥土，就算是止血处理。我们甚至不会在意伤口，因为流血已经不能造成痛感，麻木粗糙的肌肤早就在神经反应之外。我们的心身还可一分为二：夜色中挑担回家的时候，一边是大脑已经呼呼入睡，一边是身子还在自动前行，靠着脚趾碰触路边的青草，双脚能自动找回青草之间的路面，如同一具无魂的游尸。只有一不小心踩到水沟里去的时候，一声大叫，意识才会在水沟里猛醒，发觉眼前的草丛和淤泥。
汨罗江之夜（2）
这是韩少功后来在《山南水北》中对当年知青生活的一段回忆。尽管如此，很多知青的革命热忱并没有减少。一个知青学习小组在韩少功的倡导下成立，一个农民夜校也办起来了，其油印教材由韩少功编写，并自掏腰包印刷成册，发放到农民手中。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反对资产阶级特权，如此深奥的内容居然成了夜校教学主题。韩少功亲自担任教员，向农民演讲，但是效果很差。农民只是想来识字，对发生在十几里以外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兴趣。基层干部对外国名字更是疑窦丛生，连“马克思”听上去也有作乱之嫌。终于，一张抨击茶场某领导多吃多占的大字报，使夜校终遭打击和夭折。“我曾经真心想为农民争利益，没想到他们向干部揭发我。我贴大字报，反对农村官僚权势，农民出卖了我。”（韩少功：《鸟的传人》，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农民们不过是认为，这个城里来的年轻人虽然说得在理，但他闹完了拍拍屁股就会走，而他们祖祖辈辈都要在这里生活下去，都是乡亲邻里，怎么能把关系搞得那么僵？
对于韩少功这个少年书生来说，现实逐渐露出了严峻和坚硬的面容。别说“农村包围城市”，就连反对农村一个小官僚，也是鸡蛋碰石头。当他从公社“隔离审查”回来之后，农民都躲开这个敏感人物，很多知青伙伴也注意与他保持距离。他后来对同志们断言：对农民根本不能抱以希望，只有知识分子才是历史的火车头！——当时他正与湖南靖县、沅江县等地的青年同道暗中打交道，甚至与广东、广西等地的异端分子拉上关系，打算共同组建一个地下团体。
正是在韩少功的倡议下，他们决定向一系列知识领域发起进攻，用他们的话来说，“一定要混进知识分子队伍”。
茶场里的学习小组不久就成鸟兽散。知青们开始厌恶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劳作，装病请假，外出盲流，找干部拉关系，总之逃离就是一切。汨罗江上那片冰凉的月色，已不再能激发出浪漫诗情，只能唤醒肉体劳累和精神失望的双重痛苦。特别是自1969年第一次招工之后，一批批的知青回城了，当工人了，领薪水了。大家的境遇迅速分化，不能不使留下来的伙伴内心惶惶。原以为大家要在这里共同生活一辈子，没想到人生还有变数，社会等级分明，多赚钱是硬道理，革命大话当不得饭吃。每个人都从集体主义幻想退回到自己本身，开始认真考虑生活出路。很多人突然成熟和世故，学会了相互之间争夺机会的明争暗斗，甚至学会了向领导送礼品或者抛媚眼。自然，首先被招工的知青是那些家庭背景好的，或是与领导们关系好的，有特殊才能的也比较容易被招工单位看中。
知青们情绪颓落使韩少功十分灰心，伙伴们一批批离去也让他不无悲愁。他能一个人坚持到最后吗？
当一个知识分子的念头，就是在这个时候浮现。这里既有受挫乡村之后的理想调整，也有个人生计的庸常考虑——虽然流产的乌托邦仍残留在他内心深处，成为一个没有完成的梦，一朵没有结果的花。虫声四起的夜晚，他常常独自一人在房子外面的空地里拉小提琴，直到月明星稀，寒露侵衣。
1972年春，他与另外五位知青奉命转点至长岭大队，任务是带动那里的农村文艺宣传活动，使之成为地、县两级的基层文化工作典型。在这个新的知青户中，有一位女的叫梁预立，比韩少功高一年级，后来成了他的妻子。他们的恋爱也许早了一点，但作为政治乌托邦破灭以后的替代，人伦感情的乌托邦建立了。长岭的夜晚蛇特别多，这些花花绿绿的诱惑者走进了伊甸园。于是，汨罗江流淌的不再是英雄的热血，而是少女的秋波；江上的月亮盈亏也代表着生理骚动的周期。
但韩少功与梁对双方关系十分克制。梁是舞台上的演员，韩是后台乐手，两人在公开场合并不怎么说话。当梁调到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以后，两人居地虽然相隔只有几百米，但一个星期也只见上一面——这是他们的约定。因为韩少功新的计划正在展开，宝贵的工余时间需要交给读书和写作。一盏没有灯罩的油灯经常亮到深夜，灯烟滚滚之下，他第二天早上起来，常常发现自己的鼻孔已被油烟熏黑，脸上也黑花花的。当他们见面时，梁听他的读书心得，看他的习作草稿，也了解他的各种胆大妄为，包括与外地诸多异端青年的秘密交往。梁当然知道前面可能的政治危险，也许杨曦光就是明显的前车之鉴。但她并没有在爱情面前表现出犹豫和退怯，这使韩少功十分感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霸气书库
汨罗江之夜（3）
困在山旮旯里，既不能考大学，也不能进工厂，理工科知识派不上用场，就只好读点文学书籍。“当时没有其他的书可看，我自己抄了三大本唐诗宋词”一批作为“内部读物”的黄皮书，长篇小说《落角》、《你到底要什么》什么的，成了青年们私下传阅的宝贝。有时候，韩少功为了借一本书，可以翻山越岭，走上几十里山路。浩然，赵树理，周立波，王汶石，杜鹏程，马烽，等等，都是他油灯下的启蒙之师。柯切托夫，高尔基，普希金，法捷耶夫，契诃夫，艾特玛托夫，海明威，等等，更让他整夜整夜地激动。有些书经过无数次的传阅，已经翻烂了，没有书名和目录，他看了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书，直到多年以后买回来，才发现这本书自己早已看过。
他的小件文学作品开始在汨罗县和岳阳地区的文艺杂志上发表，被点名去省里参加过两次创作培训班以后，乡村干部开始对这个姓韩的刮目相看。他成了公社文化站的半脱产辅导员，从此有了更多伏案的时间。也就在此时，他结识了汨罗县两大秀才，一是知青作家黄新心，一是文化局干部、老牌大学毕业生胡锡龙。用韩少功的话来说，他的语法和逻辑知识就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农民作家甘征文，则使韩少功对乡土生活更加博闻广识。因为频繁到省城出差，他此时还结交了更多文友，包括后来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莫应丰，后来成为导演或经济学家的一些能人，包括贺梦凡、张新奇、贝兴亚，等等。这是一个有鲜明政治倾向的文学小圈子，结束政治极权是他们的共同心声。莫应丰写作“反书”，以《将军吟》公开指控“文革”，就是在这些朋友的支持下秘密开始。在“林彪事件”以后，他们的思想摸索更为自信，几乎顾不上什么艺术修养，就仓促上阵闯入文坛。韩少功后来以《月兰》、《西望茅草地》等作品在“伤痕文学”中频频发力，与这个圈子内的互相激励和互相启发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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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的文字生涯是从大字报开始的。妻子梁预立在1985年为韩少功的《诱惑》所作的跋中这样追忆：“我记得，又送走一批伙伴招工回城之后，他写了第一篇小说习作《路》，就是在队长家的堂屋里写成的。那时他在我们知识青年中算是能写点什么的了，出黑板报，或是为文艺宣传队编点什么说唱剧、对口词、三句半，等等。他不满足，就写小说。”韩少功的小说写作开始于1972年，但那篇题目叫《路》的处女作始终没有发表出来。1974年，他相继在《湘江文艺》、《工农兵文艺》、《湖南日报》发表了短篇小说和评论文章，但囿于当时的出版检查制度，似乏善可陈。那里的编辑也有擅自修改之权，因此作品中哪些属于编辑，哪些属于作者，也不是十分清楚。这些作品充其量只有助于韩少功结束知青身份，调入汨罗县文化馆从事文字工作，相当于出击之前的潜伏和迂回。
韩少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写作，可以成为社会学、文化学分析的个案，但在文学、美学上，没有多少值得书写的价值。在如火如荼的狂飙年代，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人的思维高度意识形态化。当时，即使最有才华的作家也不可能写出有深度、有品质的传世之作。对于他本人，则主要是完成一个个人成长和砍柴之前磨刀的过程。在他至今出版的各种文集和选本中，几乎没有给这个时期的作品留出位置。和同时代的其他文本一样，那些作品已经沉入记忆的海底，处于被深度遗忘的状态。除非有特殊的需要，人们不会想到去打捞它们。
汨罗江的岁月是漫长的，在这里韩少功由一个十五岁少年历练成一个持重的青年，从皮肤缝隙间伸长出来的青色的胡须，野草一样遮住了他的半个脸孔。他对那段特殊的生活是真诚的，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热情的，以至于后来很长时间里他都难于走出记忆的纠缠。特别是汨罗江上的那轮圣洁得可以杀人的月亮，始终徘徊在风轻云淡的天空。古罗子国的山水人情成为后来韩少功展开人物故事的背景，汨罗地方楚文化的遗风，包括人们对事物的泛灵理解，也成为他小说语言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在《爸爸爸》和《女女女》中，全套运用了这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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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里的大民主（1）
1977年，韩少功接受了来自县文化馆的一个任务，撰写传记文学《任弼时》——因为这个县正是任弼时的故乡。为此，他有机会到北京、江西、四川、陕西等地，采访一些革命###和根据地。对王首道、王震、李维汉、胡乔木、萧三、罗章龙、刘英、帅孟奇、李贞将军等先辈的采访，使他对革命生活和革命时期的人性有了具体、丰富而不同于教科书的了解。爱情、性欲和人与人之间的恩怨等，都伴随着革命的历程，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变奏和花絮，使它显得复杂多义而又罗曼蒂克，超出后辈人的景仰和想象。
也正是在这一年，由于邓小平的复出，国家恢复停止了十一年之久的高考。他怀疑这次高考能否做到尊重知识和公平择优，并对参加考试表示不感兴趣。因为此前他曾经参加了1973年那次流产的高考，自信成绩不差，因为出现了一个“反潮流”的英雄张铁生，在考场交了白卷，便全都取消了。据说那次他们的试卷还未评分就化成了纸浆。这一年，他都在外头忙着革命老区资料的收集，直到考前不久才回到单位，发现青年朋友差不多都报名了，才有些动心，终于在朋友们的纷纷鼓动下，在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刻下了决心。他填报的是武汉大学，按照成绩单完全可以录取，但是他的几位朋友卷面成绩不太理想。为了大家今后能继续在一起励志探索，韩少功把志愿改为湖南师范学院。踏进岳麓山下枫林如火的校园，他的名声就传开了，因为他的短篇小说《七月洪峰》刊登在权威的《人民文学》最近一期的杂志上。
七七级和七八级是中国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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