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2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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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铁制兵器，同时，还装备了当时非常先进的弓弩，其箭矢射程超过600步，攻城云梯和舟战钩拒等水陆攻防兵器，开始在军中普及列装。陆上作战时，具有快速反应与远程打击能力的骑兵，于野战中投入使用，实战频率逐步赶超传统步兵，并且在攻城夺塞的包围战中，开使运用地道战法等坑道战术，战争烈度与战役复杂性相对于春秋时代明显加强，有时一次交战的兵力投入，竟高达十万余人，战争相持数月甚至经年。

正因战国时代，国与国之间政治形势与军事战略不断变化，战争规模进一步加剧扩大，使得自春秋以来的旧有指挥作战体系，难以适应新时代的新军事变革要求，故而，专门替国君和主帅运筹帷幄的专职参谋人员，便应运而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比较早期的古代军队参谋长，是战国中期的齐国军师孙膑，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公元前353年，齐威王“……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因此，时任军师的孙膑，可以算是中国军事史上，有史可考的最早的专职军队总参谋长。

虽然中国古代军队作战序列中，军队参谋人员和军事参谋机构，在战国时期便以出现并开始发展，但对行使专职参谋职能的军事人员，职务称谓上却并非“参谋”，而是常以“军师”等各种特定称谓来指称该职。

而之所以李曜设立总参谋部，给各军配备“参谋长”并不让三帅、史建瑭等人赶到新奇，是因为在我国军事史上，最早出现“参谋”称谓的历史时期，正是唐代。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当时各节度使属员有“……行军参谋，关豫军事机密……”，所以说“参谋”之称谓，便是从唐朝肇始。后来我国现代军队职务“总参谋长”中，“参谋”二字的历史来源也正在于此。作为河东节度使李克用麾下将领，“参谋”二字对于他们而言，再熟悉不过了。

只是……那“参谋”焉能跟李曜设置的这“参谋长”相提并论？这参谋长的权限简直快要赶上指挥使了！

“不止如此。”冯道似乎有意继续让他们惊讶：“参谋长与参谋军官必须对每一场战斗进行书面总结，并上交总参谋部作战处和战史处，作为分析和研究之用。总参谋部设总参谋长一名、副总参谋长两名、军需总监一名、纪律总监一名，下辖作战处、作训处、测绘处、战备处、机要处、战史处以及综合处。此次老师亲自担任了总参谋长，史将军及郭安时将军担任副总参谋长，张敬询从河中军械监掌监调任总参军需总监，原河中节度使府军议参谋张审任纪律总监。”

李嗣昭喃喃道：“……这么一来，兵部还用来干嘛？”

冯道笑道：“兵部现在有什么用么？今后也无非这么点用了……不过，某听老师曾有意进行一个什么‘军衔’体制，如果成真，怕是要由兵部主持此事。”

三帅愕然，史建瑭心中也不知是什么滋味，他如今算是李曜的嫡系了，一方面知道李曜的各种改制，自己这样的嫡系肯定是能有好处的，另一方面也担心改制带来的问题。如今……只是希望右相仍如以往一般，什么事情都一早就想好了对策吧。

实际上对于总参谋部的构架，李曜的确很是费了些心思。特别是对于刚才那个军事主官与参谋长意见相左之后以谁的意见为准，李曜更是对比后世中国的情况之后才作出决定。

后世中国的总参谋部，作为军队总部机关最重要的一个军事指挥管理部门，在军队指挥架构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加强军队总部机关人员的专业素质化建设，大力推进指挥管理的信息化、网络化，成为李曜穿越前，军队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当时有很多专家表示，在撤消七大军区之后，总部机关的管理负担和指挥负担都将大大增加，所以总参谋部的职能必须大力加强和细分，其运行机制也要作大范围调整。要使其充分发挥出军队大脑和中枢神经的关键作用。作为一个军迷，李曜也是曾经关注过的。

不仅关注，他还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作为一个军事上的伪德粉，他一直认为19世纪德国陆军科学高效的总参谋部体制，对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中国军队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这当然不是随口一说，其实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就已经开始仿效德军的总参谋部体制，建立起了自己的参谋机构。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这种行之有效的指挥管理体制，最后却演变成了军队的“秘书处”，“文书处”。为了保证军令政令的统一，为了维护军事首长的绝对权威，参谋部的职能被逐步弱化、边缘化。后来出现的所谓“大司令，小参谋”、“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的比喻，更是充分折射出了参谋在军队中的尴尬地位。那些本该成为军中精英，军中娇子的参谋军官们最后沦落成大司令的复印机、传声筒。参谋军官普遍缺乏独立分析、判断的主观能动性，只参不谋，谋而不断。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制定作战计划，不首先从实战出发，从科学出发，而是一味地去迎合首长的意志，揣摩首长的心思，作业规划严重脱离实际，纸上谈兵。

李曜觉得这种畸形的指挥管理体制所产生的危害，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前，反映的还不是很明显。原因主要在于当时军中的中高级指挥员大多经历过国内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等无数次战火的考验，拥有非常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和优秀的军政素质，再加上当时的作战手段单一，军事指挥还没有形成系统化、信息化，对军事指挥员的专业技术要求并不高等因素。所以军队首长能够比较好的进行“铁腕指挥”。参谋部的重要作用并没有得以充分的体现。换句话讲，当时的中国军队还不具备“参谋部指挥”的历史条件。

但是到了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时，中国刚刚经历十年动乱，军队战斗力遭到严重削弱，以毛先生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军事指挥员也大多离开了指挥领导岗位，虽然指挥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首长也是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沙场老将，但毕竟几十年久疏战阵，又由于体力和精力的下降，也不可能再亲临前线，掌握战场真实情况，所以“铁腕指挥”遇到了困难。

然而此时的参谋机构在十年动乱期间，早已变成高干子弟的休养所和晋升中转站，鱼龙混杂，素质低下，根本不可能履行正常的参谋职能，在首长无法作出正确决策时，不能适时承担起军事指挥的责任，也缺乏这种相应的激励机制。于是最终导致了中国军队在开战初期的惨重伤亡。试想一下，如果当时中国军队已经建立起职能完备的、科学高效的参谋部指挥体制，就肯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致少也可以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血的教训，殷鉴不远。

一个相反的例子，则是1898年9月18日，赫尔姆特·冯·毛奇出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在接任总参谋长的职务之后，毛奇对总参谋部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使德军总参谋部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军队的先进指挥管理体制。为德国赢得统一战争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军事基础。自1815年以来，德国有近半个世纪没有打过大仗，从上层高级指挥员到基层普通士兵都普遍缺乏近现代战争经验（对比中国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的情况，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德军却依靠科学高效的总参谋部运作机制，最终赢得了战争胜利。德军总参谋部对统一战争的进程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一时期也是以毛奇为代表的普鲁士/德国军官团将总参谋部推向了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无风注：此事前文有述。＇

二次大战前期，德军发明了“闪电战”这一先进作战样式，但这种作战样式，从未在战争中实践过，效果究竟如何，能不能顺利实施，都存在巨大的风险。德军总参谋部从策划、组织、训练，到最后实施都进行了大量科学而周密地运作，终于把“闪电战”这一最初只是头脑中的一个闪念，彻底转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可以运用自如的战争进攻利器。二战前期的德军同样也有二十几年没有打过仗，参加过一战的有经验的军官和老兵大多已告老还乡。开战初期，因为缺乏经验而造成的不必要伤亡也屡见不鲜。就连古德里安这样大名鼎鼎的“装甲兵之父”的坐车，也因为司机听到炮声后的慌乱，翻进了沟里。可见二战前期的德军并非是后人想像中的骁勇善战，不可一世。

但是为什么这样一支军队却能取得摧腐拉朽般的辉煌胜利呢？这其中最大的奥秘，就是德军严谨高效的总参谋部体制，这种体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所有的作战行动和计划都能向科学性，合理性靠拢，能够最大限度地将未知风险降至最低，而将效能发挥到最大。这种体制能够在局部出现问题的时候，通过有条不紊的宏观调度，而在整体上仍能保持对敌的战略优势。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德军的总参谋部体制对于那些长时间没有进行战争，缺乏现代作战经验的军队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一支作战经验缺乏的军队要想在未来战争中取胜，就必须用制度和科学来武装自己。李曜一直是着眼于未来的人，随着地位的攀升，他现在很有信心“中兴大唐”，问题是中兴之后的大唐该往什么方向走去。如果今后又有长时间没有战争的国情出现，一旦战争来临，会怎样？这就是总参谋部设立的意义之一。

其实在后世的时候，也有人认为18世纪的东西，不可能适用当时的现代军队。马克思辨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在螺旋式地上升。纵观人类军事发展史，历史上所有军队的指挥模式其实就是在“铁腕指挥”（统帅决策型）与“参谋部指挥”（军官团决策型）这两者之间相互转换。其发展的链条是：铁腕指挥（亚利山大、汉尼拔……）——参谋指挥（总参谋部制度）——铁腕指挥（首长负责制）——参谋指挥（信息化总参谋部）。

李曜觉得，在看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参谋部指挥”模式时，绝不能认为只是简单的重复。而应该是一种更高级阶段的发展和再生。但是这前后二者之间，最基本的实质是一样的，原理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实现的外延和形式发生了适应当时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已。这就是他为什么认为18世纪的德军总参谋部体制依然值得现代历史条件下的中国所借鉴的原因。

现代战争是信息化条件下的高科技战争，军队建设模式也正在向信息化，网络化发展。跨军种的联合作战，和诸兵种的合成作战，将是未来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信息化战场上的各种作战信息和指挥指令，更是会以天文级数的规模，向上汇集，向下辐射。战场的深度和广度都在向陆、海、空、天、电无限延伸。在这种条件下，单靠军事首长一个人的头脑，一个人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完全未来的信息化作战指挥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职能齐全的，高效率，高专业化的参谋决策团队予以支撑。这就是未来军队指挥模式必然向“参谋部指挥”回归的历史大前提和根本条件。所以，未来的参谋部不但要参会谋，更应能决善断。以“军官团决策”，“科学决策”取代“铁腕决策”是大势所趋。参谋部的职能和地位，也应重新得到尊重和重视。

而反过来，在唐朝实现“军官团决策”，也完全可能。唐朝连宰相制度都是“宰相联席会议”模式的，军队里弄类似模式，根本没有人在思想上不能适应。

同样，在适用性上也没有问题：李曜带来了许多新的战术、思想，这必将改变战争模式，从而加大战争的负责程度。譬如火药武器的使用、测绘技术的进步等等，当各个“学科”发展得越发细致，光靠一个统帅决断所有大小事务，失误的可能性太高太高。霍去病之类的战争天才不是雨后春笋，那种杰出人才毕竟百年难遇，与其依靠不定时出现的天才，李曜觉得依靠汇聚精英智慧的“军官团决策”更为保险。只不过考虑到传统思维惯性，他才依旧保留了相当大一部分军事主官的决定权罢了。

但参谋长制度的崛起，似乎已经不可避免。

李嗣昭叹息一声：“管他是朝廷决议还是右相决议，我等只须照办便是，也无甚可说了。国宝，你就来安排这三路兵马的配置好了，我等三人早已说过，服从军令，绝无二话。”

第214章　秦王之尊（廿五）

麟德殿中，李晔正观赏歌舞，面前放着一爵玉露酒。舞蹈曼妙，美酒盈香，可李晔却总有些神思不属，目光时不时有些飘忽，时不时又有些呆滞。

孙偓不知何时走了上来，远远奏道：“陛下，右相上疏，坚辞秦王之册封，只肯接受左右十二卫大将军及增邑、礼仪等授赏。”

“啊？”李晔仿佛被从梦中惊醒，一时还有些失神：“右相坚辞秦王……为什么？”

“这……”孙偓觉得这话问得太失人君之像，但也只得硬着头皮漫天胡扯：“右相自谦，德不足而行难及，故不敢受封大国。”

李晔这时反应过来了，脸色莫名一白，忙将歌女舞姬通通赶了出去，连内侍小黄门都不留，又将孙偓招至跟前，踌躇问：“爱卿，你说……右相是不是知道了那件事？”

孙偓面露苦笑，涩声道：“以今日情形来看，当时长安的一切，怕是都瞒不过右相法眼。这是一局早已设好的圈套，圈套中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设计者，实际上不过螳螂与蝉罢了，那最后的黄雀，从头到尾都只是右相一人而已。”

李晔面色刷的一下惨白，嗫嚅道：“那……那朕欲收回神策兵权之事，右相也……也知道了？”

孙偓此时看着皇帝的模样，那心情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毕竟为人臣子，只能忍着心中不快，闷声道：“此事已无侥幸。”

李晔立即坐不住了，起来急得转圈：“那却如何是好？这些藩镇，最要紧的和最忌讳的，可都是兵权！你说……李存曜不肯要秦王，却接受左右十二卫大将军之职，是不是有了什么想法？”

孙偓见这皇帝越发沉不住气了，心中一点信心也消失殆尽，叹息道：“陛下是担心右相欲为不忍言之逆？”

李晔不知怎的，忽然暴躁起来，怒道：“如今这长安便似囚笼一般，连朱温都打不进来，天下再无人能来救朕了！”他大口喘息，忽的一脸悲伤，含泪道：“朕这一生，虽是位尊九五，却历经坎坷，无论世人如何看待，朕自己实已看淡生死……朕只是……只是不愿做这亡国之君、不愿做这不肖子孙啊！”

孙偓犹豫再三，终于重重叩首：“陛下，臣有一言，不知当不当讲。”

李晔无力地摆摆手：“说罢，说罢，想说什么就说出来罢……如今朕这身边，也没几个人愿意说真话的孤臣了……”

“臣遵旨。”孙偓跪在地上，叩首不起，恭敬异常，话却惊人之极：“陛下，恕臣大逆不道之言：若有一日右相……南面天下，大唐必不至亡，陛下也绝不会是亡国之君。”

李晔面色一变：“你是说……”

“密使从代州带回来了代州李家族谱，也就是右相族谱，现在已然查明右相的确出自天家……正是让皇帝苗裔。”

李晔颓然坐倒，也不知是失望还是轻松，喃喃道：“他自己……知道么？”

孙偓果断道：“为人子者，岂能不知其父？为人者，岂能不知祖？”

李晔惨然一笑：“是了，他岂能不知……爱卿说这话的意思，莫非是说这皇位兜兜转转上百年，最终要还给宁王一系了么？”

孙偓沉默一下，语气说不出的平静：“陛下以为，让皇帝之后，与朱温抑或朱邪克用等人，孰近孰远？”

他这话不叫李克用而叫朱邪克用，用意明显，李晔如何听不出来？但这空头天子仍有些心有不甘，迟疑道：“让皇帝昔日让皇位于玄宗，今日李存曜……”

孙偓打断道：“陛下，何不称右相李曜？”

李晔明白他的意思，也不想纠结这一点，无奈点头道：“李曜便李曜罢……他有没有可能如其先人一般，并不以皇位为念？”

孙偓拱手，平静地道：“若说让皇帝不以皇位为念，让皇位于玄宗，可太宗当日也未必仅以皇位为念，却仍诛杀隐太子，陛下以为何也？”

李晔心中刺痛，却仍反问：“何也？”

孙偓叹道：“时也，势也。”

李晔沉默半晌，涩声问道：“既然如此，朕眼下却该当如何是好？”

孙偓犹豫道：“陛下不妨私下遣人对右相说，欲走一趟奉先＇无风注：指唐关中奉先县、今陕西蒲城县。＇。”

“去奉先作甚？”李晔一时没领悟过来。

孙偓面无表情地道：“自然是去祭拜让帝惠陵。”

李晔浑身一震，几乎说不出话来似的：“……然后呢？”

“然后？”孙偓叹道：“先看右相如何答复吧……若右相答应，接来下，便该是陛下‘偶查宗籍，知右相乃出天家，御命归宗’了。”

李晔惨然笑道：“好，好，好个‘御命归宗’！这归宗之后，想来便是封大国、赐九锡，接着，就是朕自惭德薄，禅让帝位于秦王了……好，当真是好极了。”

孙偓重重地抿着嘴，一言不发。

李晔无力地摆摆手：“你说得不错，李曜既是我天家宗室，朕便是将皇位还给宁王一系，也总好过窃贼、蛮夷篡国！你去与他说吧，就按你刚才的意思说……朕也想看看，我李家今日唯一的一个天下英才，到底能不能力挽狂澜、中兴大唐。”

“臣……遵旨。”孙偓长叹一声，领旨而去，脚步竟然显得有些莫名地踉跄。

“嗯？”

崇德坊的陇西郡王府中，李曜抬起头来，皱眉道：“陛下要去奉先祭陵？桥陵、泰陵、景陵还是光陵？”

孙偓摇摇头：“陛下要去的是惠陵。”

李曜的瞳孔猛然一缩，看着孙偓，面上却露出古怪地笑容：“惠陵？孙相公说的，可是宁王墓？”

孙偓道：“右相慎言，先玄宗皇帝钦赐该处为‘惠陵’。”

李曜历来慎言，但今日却偏偏毫不慎言，又道：“某只听闻当地百姓称其为‘让冢’，惠陵云云，不过一说……帝陵者，如何仅有一间墓室？即便太子，亦有双墓室。而天子者，该合三墓室，是以称陵。”

孙偓淡淡一笑：“右相总摄枢机，若有心纠正此误，大可以请旨动工。”

李曜盯着孙偓的眼睛，忽而一笑，轻声问：“这是……陛下的意思吗？”

孙偓反视李曜，不卑不亢：“陛下既为至尊，无论何时何事，皆为李唐社稷着想。但凡于李唐社稷有所臂助者，陛下自然从善如流，右相不必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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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让皇帝之后”这个伏笔伏了百多万字，该揭破了，附上一些让皇帝李宪的介绍。

李宪，原名李成器，因避玄宗之昭成皇后讳，改名宪。睿宗长子，肃明皇后生，为玄宗李隆基之兄，封宁王。本是睿宗嫡长子的他将储位让予睿宗三子李隆基。也因此身后得到了历史上贴切而独特的谥号——“让皇帝”。据记载，唐代历史上只有5位追谥皇帝。孝敬皇帝李弘（高宗第五子）；殇皇帝李重茂（中宗第四子）；让皇帝李宪（睿宗长子）；奉天皇帝李琮（玄宗长子）；承天皇帝李倓（肃宗第三子）。而这5位追谥皇帝之中最后一个被废毁庙祠之仪的（文宗开成四年），就是让皇帝李宪。可见李宪在当世的地位之高，可以称得上是5位追谥皇帝之首。

李宪一生中最闪耀的事迹在史籍之上却只是草草带过。《新唐书》中对此事的过程有着这样的记载：“睿宗将建东宫，以宪嫡长，又尝为太子，而楚王有大功，故久不定。宪辞曰：‘储副，天下公器，时平则先嫡，国难则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内失望，臣以死请。’因涕泣固让。”

由上文描述中的“臣以死请”与“因涕泣固让”不难看出，李宪避让太子之位的意志坚决，绝不是被人胁迫，抑或是迫于形势所作出的无奈选择。在储位斗争异常激烈的封建时代，这是极为罕见的现象。是什么样的考量使得李宪做出这样的决定，而这样的考量又来源于怎样的现实环境呢？做出避让储位的决定，又会给李宪此后的生活带来哪些结果及影响呢？

依照嫡长子继承制“立嫡以长不以贤”的规定，李宪将成为太子一事毋庸置疑。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斗，从而稳定统治秩序。秦汉及其以后，除清代采取秘密立储制外，大多数王朝都将嫡长子继承制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继承过渡的基本形式。

但纵观历史，嫡长子继承制在实际操作中的可行性并不大，抑或是不具备现实条件，抑或是有其它人为因素在作祟。嫡子在历代君主总数中的比例更是很小，如秦汉两朝皇帝中仅3人为嫡出，宋代仅3人，明代仅5人。

就中国古代而言，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而弑父杀兄之风以南北朝与隋唐五代时期最盛。这主要是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继承制度是依照“森林法则”弱肉强食，能者居之。而中原人则习惯于奉行出身和血统为主导的继承方式——嫡长子继承制。在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两种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便引发了较长一段时期中，继承制度在实际操作中的摇摆，其表现是非正常化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皇权过渡。

自隋开国至“让皇帝”李宪所生活的年代，对皇位的争夺就没有停歇过。隋代文帝朝的太子杨勇与晋王杨广，唐代高祖时的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太宗朝的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其显著特点便是嫡长子的继承地位受到了非嫡长子的挑战，其结果也往往是太子被废，另立储君。

“储副，天下公器，时平则先嫡，国难则先功，重社稷也。”这是李宪自己对辞让太子之位原因的官方解释。其中这“功”由来源于对兵权的掌控。依照“君之嗣适，不可以帅师”的惯例，作为储君的他们不能拥有兵权。最初是出于对储君自身安全与国家安定统治的考虑。而渐渐的，对功臣将领的不信任使得兵权转移到了非嫡长子子嗣之手。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他们就有了与合法继承的嫡长子竞争的筹码。功高震主，声名远播之时，二者的矛盾也就激化了，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些利益冲突。

本应依照上述定论发展的储位之争，在李宪与李隆基之间却失效了。没有兵戎相见，争斗结党，而是平静异常，兄友弟恭，甚至相互谦让。也许是30年的世事变迁使李宪已经看惯了这一次次历史悲剧的重演，开始了对历史的反思。这就不能不谈及李宪超脱这种历史宿命的特殊性。

李宪不仅是嫡长子，而且还有着两次被立为皇储的经历。“文明元年，立为皇太子，时年六岁。及睿宗降为皇嗣，则天册授成器为皇孙。”虽然，就这点而言比起李隆基有很大优势，但这两次都是武则天定立李宪为皇储的。例如，天授元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以皇帝为皇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李旦变成了“武旦”，李成器也就变成了“武成器”。作为其祖母武则天法定继承人的李宪还曾有过姓武的经历。在反武势力夺得政权的当下，这两次的储君经历自然就很少有人提及了。加之自隋唐开国至李宪所处的时代，对于非嫡长子继承皇位，大家都已经司空见惯了。李隆基做太子所遭到的舆论阻力会很小。

李宪那酷似父亲李旦的性格并不擅长与人结交。从李宪墓的壁画内容上也反映出墓主人情趣高雅，淡泊名利，深居简出，与琴箫为伴的性格特点。与现已发掘的李氏皇族墓葬壁画相比，李宪墓壁画中没有迎宾的热闹场面，没有马球场上的驰骋争斗，只有音乐歌舞和温文尔雅的仕女形象，这与唐书记载中李宪精通音律、为人谦和谨慎，从不与外臣交结的为人宗旨、性情特征相符。李宪“尤恭谨畏慎，未曾干议时政及与人交结，玄宗尤加信重之。”再加上对政治兴趣不大，可以说是朝中无人。韦氏失败后，其族人韦嗣立险些被株连。李宪敬重其正直的为人，“以嗣立是从母之夫，救护免之”。而这唯一曾受过李宪恩惠的韦嗣立又被贬谪。并且从李宪对韦嗣立的救助来看，李宪为人善良，也确实不精于政治，至少没有掌控当下全局的观念。

李宪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唐隆政变，但对于李宪是否参与了拥立睿宗即位这一事件至今还无法断言。只有《资治通鉴》上有着关于李宪与李隆基一同力劝睿宗登位的记载。刘幽求对宋王成器与平王隆基说，相王应出镇天下了，“众心不可违，王虽欲高居独善，其如社稷何”！而后“成器、隆基入见相王，极言其事，相王乃许之”。加之李宪本人并非无能之辈，以及玄宗即位后对李宪的各种“严加防范”，我们可以猜测，李宪很可能参与了拥立睿宗的活动。即使是这样，李宪的功勋仍远远不及三弟李隆基。

李隆基有着联合姑姑太平公主荡平韦氏之乱的业绩与辅助父亲李旦重登大宝的功勋，且手握重兵猛将，极富政治头脑。李隆基有着较高的政治素养，更有亲自掌管的军队作为政治凭借。就连荣宠不衰的太平公主都“惮其英武”。与他相比，兄长李宪在政治上表现平平，几乎无所作为，一贯秉承了大唐“始祖”老子道家的无为思想。总体来讲，其实力自然不及李隆基。

对李隆基而言，结交亲信，笼络大臣是他的专长。之所以能够登上太子之位，也离不开在一旁敲边鼓的大臣们。讨论立储议题时，“大臣亦言楚王有定社稷功，且圣庶抗嫡，不宜更议”。作为坚定的李隆基支持者的刘幽求向睿宗力挺李隆基登位。“臣闻除天下之祸者，当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求君亲之难，论功莫大，语德最贤，无可疑者。”上面提及的刘幽求只是其中一个。钟绍京，崔日用，刘幽求这些都是李隆基平定韦氏之乱重要的依靠力量，他们自然是以李隆基马首是瞻。例如韦安石，姚崇一类人，则是因为不攀附太平公主而后逐渐加入李隆基阵营的。

虽说当时“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门”，但刚刚联手挫败韦后不到十日的太平公主与李隆基尚未产生实质矛盾。由于睿宗意愿不明朗，太平公主一方也秉承同样是侄子，二者皆可的态度保持中立。朝中的萧至忠，崔湜，窦怀贞，岑羲，薛稷等要员均为太平公主一党此时都没有表态。

可见朝中形势也对李宪成为太子不利。而且，唐太宗在处理太子承乾与魏王泰争储之事时曾采用弃而立新的方式，提出“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伺着，两弃之”。并以此作为祖制来沿袭。如果储位斗争在李宪与李隆基之间重演，只会落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