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1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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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备，为人沉稳果毅，执法严格，其神射之精，也是冠绝河东；牙兵旅帅朱八戒，在李存孝被束之高阁之后，多被人暗称为如今河东第一悍将，兵器为军中少见的精钢棍，此人为李曜家奴出身，自幼受李曜大恩，对其忠心耿耿，开山军牙兵旅的日益壮大，与他魔鬼式的训练是分不开的；乙旅旅帅拔塞干·咄尔以及丙旅旅帅处木昆·克失毕二人皆五院诸部之胡儿，二人性格迥异，但同时深谙骑兵之道；丁旅旅帅张光远、戊旅旅帅刘河安二人为汉人，步骑皆精，几年时间下来，二人军中的胡人已经通过李曜的数次调整逐步分流，如今军中七成汉儿，三成胡儿；己旅旅帅史俨，也是一员悍将，性格坚韧，对军令的执行从不打折扣，从扬州北归之时，如果说李曜为战略战术总指挥，李承嗣为副总指挥，那么朱八戒、史俨二人就是冲杀敌阵的左右两路先锋官，其个人武力或许稍逊憨娃儿，但对骑兵的引导应用，却要高出一筹。

既有名师大将，又有完备后勤，而其兵力也仅次于黑鸦军，甚至已超越铁林军，显然手握这样一支军队的李曜，其在河东的地位是难以动摇的。

而除了开山军之外，李曜手中还有一个不逊于前者甚至犹有过之的大筹码：河东军械监！

河东军械监，在李曜未曾入主之前，在河东高层眼中，恐怕连屁都算不得一个。用后世的话来形容，那就是典型的“打酱油”。只不过是河东军事集团羽翼下的一个小小附属品，什么？你问地位如何？地位就是压根没地位嘛！

而在李曜入主河东军械监之后，河东军械监五个字，简直是令天下侧目。其在军备供应上的强大，只消去看河东军的武器装备这数年来全军换了两遍、大型军械足够支持同时攻打四座长安级别的巨城就足以说明问题。而军备生产的强大，还只是河东军械监的不到一半能力——甚至不到四分之一能力。

河东军械监最叫人眼馋的，反而是它在民用方面的强大。譬如说：如今在大唐境地内，甚至包括附近的契丹、奚等部族，若要买铁器，一般有两种：一是当地自行打造的，一是河东军械监生产的。而河东军械监所产的铁器，不仅种类齐全，而且铁制上佳，坚固耐用，虽然价格总比当地自产的要贵两三成，但仍然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状态。而河东军械监所产铁器，很难被造假：其上有非常精致细密的铭文，一般会有三条：“河东军械监监制”、“乾宁元年某月某日”、“太原叁厂贰壹肆柒”等类似字样。这一防伪工艺，在外人看来是极为不能理解的，因为按照一般工艺流程来说，一把铁锄头打上这三行字的话，费时费力费工，豆腐弄成肉价钱了，完全没有必要，但河东军械监的产品却偏偏一直坚持这个做法，不知何故。

李曜当然不会告诉他们：铭文工艺对你们来说有难度，对我军械监来说，不过就是过一道类似印花一般的流水线罢了。之所以要这样做，原因有三：第一，坚持精品战略，使人一说好铁器，直接想到的就是“河东军械监监制”，这也就是后世名牌效应，有了这个，才有品牌溢价；第二，防伪，这个不用多解释，外人要弄这样的铭文，成本飞升，还不见得弄得像，如此就成了亏本买卖，自然就没人愿意假冒了；第三，责任到人，比如“太原叁厂贰壹肆柒”，就表示这件铁器是军械监太原三厂第二百一十七号工匠生产的。至于第二百七十一号工匠是谁，军械监自然有档案，如果出现质量问题，直接责任到人。这个制度是军工制度直接用于民用器械的产物，其实反过来想，仍然是为了满足前面的“精品品牌战略”。

制造并贩卖铁器农具，只是河东军械监民用商务活动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此外还有许多生意。比如水陆运输、布料、染料、煤炭、矿山、建筑……甚至还有修路架桥，按照外间有些玩笑的说法：“河东军械监除了没开窑子，简直什么都做。”这话当然夸张了很多，但也能说明河东军械监用后世的话来说，实际上就是一个横跨多产业的超级大托拉斯。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大托拉斯没有董事会，更没有什么股东大会，其事务基本上由其掌监李曜一言而决。这情况要是放在后世，估摸要被叫作独…裁。

为何李曜在河东高层人缘好？有这样一个军械监在手，大伙为自家兵丁要武器装备得找他，要战争储备得找他，甚至想建个更好的营房都得找他，拿人手短，吃人嘴软，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那人缘还能差得了？李存信被杀之后，连李存贤都数次在公开场合附和赞同的李曜的话，还不是形势所迫？

正是因为这些，郭崇韬这次面见李曜，态度就好得多了。

只见他拱手一礼，客客气气道：“大王还问，水运处的大船，是否可以在半月内赶到？”

附录：

（一）关于投李氏之时间

（册府》卷三0九：“太祖杖钺雁门也，崇韬为李克修之纲纪、从定京师、平巢贼”。若依此，则崇韬之投李氏或在“太祖杖钺雁门”之前，亦或在已授雁门节度之后。今由所谓“杖钺雁门”之时间考之。

1．薛史《《武皇纪上》有误

薛史《《武皇纪上》：中和元年（881）“四月……天子乃以《武皇为雁门节度使……《武皇即率鞑靼部万人趋雁门。五月，整兵二万，南向京师。”然《新唐书·表·方镇二》：唐之设雁门节度，乃在中和二年（882），此前雁门非镇名，属代州，为河东节度所辖。可见《武皇纪上》有误。

2．《新唐书·沙陀传》亦有误

《沙陀传》云：中和元年“有诏拜克用代州刺史、忻州兵马留后，促本军讨贼，克用募鞑靼万人。趋代州。”至中和二年（882），克用率二万五千入南下，“自阴地（地处汾州南界，在今山西灵石县南。关久废）趋晋（即晋州，治所在今临汾），会河中，帝闻，擢克用为雁门节度。”此亦有误。

3．“杖钺雁门”辨正

据《通鉴考异》卷二四所引《后唐太祖见闻录》：中和元年三月，“陈景思赍诏入鞑靼，召李克用屯蔚州（今山西灵丘），克用因大掠雁门以北军镇。”司马光进一步考日：“是岁（笔者按，即中和元年），克用但攻掠太原，又陷忻代二州，明年十二月，始自忻代留后除雁门节度使。盖此际（按，即元年三月）赦其罪，复为大同防御使（按，大同军治所当在朔州之马邑，亦即今朔县东），及陷忻代，自称留后，朝廷再招之，始除雁门。薛史误也。”《通鉴·唐纪七一》进一步订日：中和元年，“李克用虽累表请降，而据忻、代州，数侵掠并、汾，争楼烦监……诏（王）处存谕克用：‘若诚心款附，宜且归朔州俟朝命”’。此皆明证：初，并未授忻代留后，而是复其大同防御使，召屯蔚州；其忻代留后，乃为中和元年夏陷忻代后而自称；当然，此时更未授雁门节度。关于其自称忻代留后的时间，据《唐末见闻录》、《太祖纪年录》等载：李克用于元年五月南下，因“遇大雨，六月二十三日班师雁门”，三十日“却回，收却忻、代州”。可知，据忻代而自称留后自当由中和元年（881）七月始，而天子诏命其为雁门节度，时在克用率部真正南向京师行至河中之时。其时间，《太祖实录》订为“明年（即中和二年）正月”，而《太祖纪年录》与上引《通鉴考异》俱订为二年十二月，据上诸考，当依张昭《纪年录》及司马光等十二月说。由上观之，所谓“太祖杖钺雁门”，实为陷忻代而自称留后，其时间自中和元年（881）七月始，至二年十二月南向京师止。而（册府》等所谓“杖钺雁门”，乃为隐恶夸饰之语。

4．崇韬之投李氏，非在李克用自称忻州兵马留后之前

据《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四所引《唐末见闻录》、《太祖纪年录》等载，唐乾符以降，李克用虽于大同兵变后自称大同防御留后，然国昌、克用父子之势力只在代北。于其时也，代州为河东节度所辖，李克用虽时南下侵掠，但代州始终为河东抵御沙陀之前哨。于此期间，沙陀最大一次南下时在广明元年（880）正月：据《通鉴·唐纪六九》可知，其一路风驰而下，意在剽掠，并未得攻入代州城内。故可知崇韬不可能于此时投李氏。又据薛史及《通鉴》，乾符六年（879）冬，李钧将上党（按，即潞州，今山西长治市，时为昭义军治所，上党为其秦汉时旧名）太原之师屯于代州；广明元年（880）春，天子复命李涿率兵数万屯代州；三月辛未，宰相郑从傥充河东节度，由是沙陀不敢冒犯；至六月，李涿攻蔚州（山西灵丘），国昌战不利，七月，“独与克用及宗族北入鞑靼”。

由上可见，广明元年之前，在时人眼中，李国昌父子乃北蕃加叛逆，看不出日后将有飞黄腾达之势，故崇韬于此时断不会叛朝廷弃父老而投沙陀。设若居然如此，当国昌“独与克用及宗族北入鞑靼”之时，其将焉往？以是推定，崇韬之投李氏，肯定不早于中和元年五月李克用南下据忻、代之时。

由上可订，崇韬之投李氏，当在中和元年七月至二年十一月间。

（二）随李克修于昭义典军务之时间

关于李克用何时得潞州及泽州，诸史所载错讹纷乱、杂无头绪。本文限于主旨，不能细陈爬梳考核之始末，今权将结论归纳如下：

1．关于昭义分为两节及克用初只取一郡说

（1）关于昭义之有几郡。《元和郡县志》卷十及《旧唐书·地理志》皆载，昭义节度，又称泽潞节度、上党大都督府，治潞州，领潞、泽（今山西晋城）邢（今河北邢台）沼（今邯郸东北）磁（今河北磁县）五州。然而，《新唐书·孟方立传》所载之昭义，却只有“潞、邢、沼、磁四’。那么，泽州哪里去了？据宋人张齐贤《洛阳揞绅旧闻记》卷二《齐王张令公外传》、《通鉴考异》卷二五、薛史《张全义传》等考之，光启二年（886）之前，泽州为河阳军（治所河阳，今河南孟县西）诸葛爽部所据。

（2）克用非同时取泽、潞二郡说。上引（孟方立传》又载，因孟方立“谓潞险而人悍……乃徙治龙冈（即邢州）”，由是引起潞人怼言，遂致引克用取潞州。“自是，孟方立以山东三州为昭义，而朝廷亦命克修，以潞州旧军畀之，昭义有两节，自此始。”《旧唐书·僖宗纪》，薛史《武皇纪上》、《李克修传》，《通鉴·唐纪七一》皆因此说，谓克修初只取一郡。那么，克用何时方得泽州？据《通鉴考异》卷二五所引后唐张昭《太祖纪年录》、薛史《张全义传》、《武皇纪上》、《李克修传》考之，光启三年，河阳军内战，李罕之、张全义以泽州赂克用以求相助，克用遂以安金俊为泽州刺史。依司马光所考，其时间当在六月。

2．关于克用连得泽潞二郡说

《通鉴考异》卷二五“十月，克用取潞州”条引薛史（孟方立传》（按，非今所传之薛史），“四年二月克用自河中陕度河”条引《太祖纪年录》及《旧唐书·王徽传》等又认为，中和三年十月前已据泽州，或日，光启三年时，克修既已“连收泽潞二郡”。

3．当以初只取一郡说为是

考唐末之泽潞，乃为各家纷争之地，易手频繁，诸史之异，或各据一端。由中笔者疑中和三年（883）至光启四年（887）之间，克用或曾一度占据泽州，既而复为河阳所据。今权采初只取潞州一郡说。其取潞州之时间，薛史《武皇纪上》订为中和三年十一月；而《李克修传》及《通鉴考异》卷二五所引《孟方立传》皆订为十月；《通鉴》则进一步订为“冬十月辛亥（十八）”。今依《通鉴》。由此，订克修当于中和三年冬十月辛亥（十八）之后仅称留后，至四年八月始表为昭义节度较为合理。

4．崇韬典军务之时间

由上可知，崇韬之典军务，自当在中和三年（883）十月辛亥（十八）之后。

（三）奉旨凤翔及用为中门使

1．奉使凤翔

此事详情不见史载，笔者推测，事当在大顺元年（890）夏秋之季张涪伐河东之时。据史，克修于大顺元年三月卒，由是，崇韬“归隶太原，以为典谒”。五月壬子，张？睿帅师发京师，六月，“会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诸军于晋州。”至八月，克用部将李存孝擒孙揆，伐河东之众遂节节败退，至十一月大败而归。由此分析，崇韬之“奉使凤翔”，时当在五月至八月之间，旨在游说凤翔帅李茂贞，以瓦解张涪伐河东之行动。据《通鉴》，此次进兵中，“邰、凤之师未战而走”，“（韩）建兵不利，静难、凤翔之兵不战而走……静难、凤翔、保大、定难之军先渡河西归，溶独有禁军及宣《武军合万人，与韩建闭城拒守。”《通鉴考异》卷二四引《太祖纪年录》云：“邰凤之师望风遁归。”由上可以看出，如果说李茂贞的凤翔军在此次行动中起了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每战率先“不战而走”、“望风遁归”，以陷张溶于孤立挨打之境地。据史，此后一段时间李茂贞渐与克用密切，故日崇韬“奉使凤翔，称旨”。（册府》卷三四七、三0九俱载：“奉使凤翔，称旨”，迁左教练西宫使。依上考，事当在大顺元年（890）六月间。

以上考证主要参照刘国宾先生《郭崇韬生平事迹考辩》，转论并致谢。

第209章　出镇河中（七）

李曜听了，心里多少也还是有点得意，他打河中的主意不是一天两天了，以他这种万事三思于前的性子，岂能没有备用计划？需要用到水军的可能性，他早有考虑，而且他的军械监麾下，的确有两百多艘大船，甚至这其中还包括不少试制的战舰。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此时不出面，更待何时？

不过李曜如今试制的战舰，并不算多么先进，这主要是因为河东比较缺乏造船业的人才，也缺少适合建造大型战舰的场所，甚至造船器材都很缺乏。因为这些原因，军械监目前试制的战舰，也就是目前主流水平，这还是军械监日益强大之后各方搜罗技术人才和图纸才达到的水平，要不是去了一次扬州，这一点都办不到。

船舶作为水上交通以及商贸运输的工具，在没有汽车火车的大唐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李曜以制造商船为掩护试制几艘战舰，自然不成问题。作为有着现代社会思维的人，他对水运的重视性远高于此时的“古人”，这或多或少的体现了他心中对海洋的向往，他虽然从没想过什么扬帆四海争霸世界，但他的确希望将海洋探索精神植入这个时代。

大唐的航运事业十分发达，李曜利用航运河道将军械监的商业触角遍布天下，自然不会忘了顺带将造船也带动一下，为今后提前作个准备。所谓“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又有说：“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大唐航运，以长江为东西主干线，南北有众多支流及运河相沟通，其它江河水道交错密布，处处可通舟航。凡是水路可通之地，都可以见到船舶的频繁往来。

不过若说造船，最盛者当在长江流域。

在长江上游，造船业有着雄厚的根基。早在隋朝初年，信州总管杨素就曾“居永安，造大舰”。武德年间，夔州总管李孝恭东下征战，于此“大造舟楫”。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太宗准备跨海征辽东，下令各州打造舰船，鉴于蜀地“百姓富庶”，于是“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舰船造成后，“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扬，趋莱州”。后蜀时，孟昶“取蜀官殿材，造船二百艘”。自隋至五代，四川地区的造船行业始终保持旺盛的势头。

大唐剑南道的物资主要通过长江航运直下荆、湘，既能远帆出海，也能转航北方。杜佑说：“蜀汉之粟，可方舟而下，由白沙趋东关，历颍、蔡，涉汴河抵东都。”沿长江直下，商贸交通畅行便利，往来船只难以计数，对此，唐朝诗人多有描述。薛逢《题剑门先寄上西蜀杜司徒》有云：“梯航百货通邦计”；卢纶《送何下第后归蜀》云：“水程通海货”。杜甫更有“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青帘白舫益州来”的诸多吟咏。

到了长江中游，航道舒阔，沿江支流及湖泊增多，船舶的数量又明显多于上游。李峤《为第二舅让江州刺史表》说：“荆门东会，舳舻相接”；符载《土洑镇保宁记》曾说荆门至夏口四百里的航线上：“士民工商，连樯如云，必将沿于斯、溯于斯，……输其缗钱鱼盐丹漆羽毛。”由长江主航道南穿洞庭，进入湖南水域，船舶格外密集。刘禹锡说武陵：“拥楫舟为市”，沈传师说潭州：“丹槛缭郭千艘屯”。潭州是唐朝的重要的造船基地。据《唐鉴》卷三记载，贞观年间，朝廷“输直雇潭人造船，……大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就船值与造价来讲，潭州能够承建大吨位的船舶。

从鄂州下江州，便可通过鄱阳湖直抵洪州，在这段水域内，船舶最为集中。《唐国史补》中记载：“洪、鄂之水居颇多，与邑殆相半”、“舟船之盛，尽于江西”。广德元年（公元763年），“鄂州大风，火发江中”，一次就“焚船三千艘”。可见鄂州江面上船只的密集程度。洪州一带的船舶数量也不亚于鄂州。独孤及《豫章冠盖盛集记》记载：“豫章郡左九江而右洞庭，……由是越人、吴人、荆人、徐人，以其孥行，络绎荐至大江之涯。于是乎宏舸巨鹢，舳接舻隘。”符载也说：“斯郡也，……地侔千乘，艘驾万轴”。洪州地区的造船能力相当充实，一次便能铺开数百艘船只持续打造。贞观年间，太宗皇帝曾委任阎立德“为大匠，即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并随从这批海船渡海征辽东。后来，朝廷所需船舶常向洪州定做。《资治通鉴》也曾记载太宗“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

而长江下游一带，素以水乡泽国而著称，其船舶拥有量及其航运能力更是在唐朝首屈一指。靠近扬州的江面上，船只格外见多。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扬州府……江中充满舫船，积芦船，小船，不可胜计。”《唐大和上东征传》也说此处“江中迎舟，舳舻相接。”东南各地的水道口岸都与扬州通航，大小船队，往来如梭。陈鸣《庐州同食馆记》说：“郡米数万石输扬州，舳舻相继，出巢湖，入大江。”《河东记》云：“自浙东抵扬州，……舳舻万艘，隘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可见，四方船舶都通过水路汇聚扬州。《五行志》记载：“天宝十载，广陵郡大风，驾海潮，沦江口大小船只数千艘。”根据李曜上次在扬州的见闻，猜测这其中必定包括外来的船舶。

李曜这一趟扬州之行，在扬州可不光是呆在养心阁养心，他不仅暗中操控军械监在扬州扩大势力，而且不动声色的网罗了不少造船业的人才，从设计到工匠，花重金大把的搜罗。

扬州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大的造船中心，官营造船工场也多设在此州之内。唐中宗时，洛阳要购买“竞渡船十只，请差使于扬州修造，须钱五千贯”，平均每只船的造价为五百缗。刘晏任盐铁使后，“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艘给钱千缗”，其造价高过中宗时所造竞渡船的一倍。为了严格掌握造船的质量，刘晏还派“专知官十人，竞自营办”，前后制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刘晏根据扬州船业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对合理的造船费用标准。用高价格吸引造船者，同时分场设官员，允许各船场之间公平竞争。这样，不但保证了造船的工期和所需数额，也大大刺激了扬州地区造船业的发展。五十年之后，由于船场实力扩大，积累增多，成本减低，造船费用便开始大幅度下降，史称：“后五十余岁，果有计其余，减五百千者。”这说明，扬州船业制造经过长期运作，已经不断压缩了单位成本。此后，官方所用船只，常向扬州船场定货。《旧唐书》之《张仲方传》记载：“敬宗童年戏慢，诏淮南王播造上巳竞渡船三十只。”有唐一代，扬州地区的造船能力不断提高。

从扬州沿大运河北上，入淮水，通汴水，可抵达京都，这便是唐朝著名的漕运线。楚州和泗州便是淮河流域上的交通枢纽。李邕《楚州淮阴县婆罗树碑》记载：“淮阴县者，江海通津，淮楚巨防，弥越走蜀，会闽驿吴”，“商旅接舻，……鱼贯迤其万艘”。李磎《泗州重修鼓角楼记》记载：“泗城据汴淮奔会处，汴泛以射，淮广而吞，……商贩四冲，舷击柂交。”张籍曾用“春冰销散日华满，行舟往来浮桥断”的诗句来描绘当地舟航的繁忙景象。从泗州出发，进入汴、宋水域，这里又是舟船集结的地方。《李勣传》说：“宋、郑两郡，地管运河，商旅往还，船乘不绝”。而洛阳更是“水漕淮海”、“舟车并凑，水陆交冲”。宋州还是北方著名的造船基地。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宋州刺史王波利就承命“造大船数百艘”。所以杜甫说宋州“邑中九万家，……舟车半天下”。

李曜在扬州暗中搜罗的工匠技师通过“商业渠道”被转往北方，许多人甚至是拖家带口一并过去。正是因为中国人历来讲究落叶归根，让这批人万里迢迢去北国落地生根太难，所以李曜才会在扬州逗留半年之久。以他的算盘，岂能在扬州空耗许久，就仅仅为了等着将那三千骑兵带回？自然是要趁此机会办更多的事。

而黄河以北地区虽然不如南方那样舟航密布，但实际上在唐朝时期，造船业也颇具规模，幽州、灵州等地都能造船。比如太宗时，韦挺“至幽州，令燕州司马王安德巡渠通塞，先出幽州库物，市木造船，运米而进。”武德年间，高祖也曾“发卒于灵州造战船”，“置舟师于黄河之中”。

问题在于，灵州也好，幽州也罢，如今都不属于李克用，幽州虽然短暂归属，但李曜知道李克用坚持让刘仁恭出任幽州节度使之后，就没考虑过将造船基地定在幽州，再说在幽州造船，离中原未免太远，离他设想中的立身之地河中也太远。

选址问题，李曜很是伤了一番脑筋，好在军械监之前正开始了测绘工作，李曜自然将其利用起来，最终选址在了一个几乎“三不管”的地方：樊村。

光说如此一个小地名，谁也不知道在何处，实际上它位于李克用河东所属的慈州最南端，紧邻王重盈河中绛州最西北，如果隔黄河往西望去，则是韩建同华节度使辖区的最东北。

此处作为军械监的临时造船基地，有三大优势：一，黄河到此突然变宽十倍，水面极宽，水深也够，适合走船、停船；二，此地还是李克用河东军势力范围，南边王重盈是盟友，西南韩建不够胆量来惹，而河东慈州刺史为李存进，乃是原李存孝、现李曜一派之人，李曜在他的辖区设立几个造船点，而且地方偏僻，他绝不会多说半句废话；三，此处离河中极近，有利于将来。

中国地形复杂，水域情况也因其地理位置不同而具有较大的差异，所以，在不同的地区，对船舶的建造有着不同的要求。李曜经过了解，知道唐朝工匠已经能够根据各地水情状况设计出各种型体的舟船。在仔细询问了黄河流域跑船的老舵手们之后，李曜慎重地选择了两种商船，而军舰类的船只，种类则略多一些，不过相比商船，军舰的建造数量要小得多，这是因为李曜目前造船主要是为了培养人才，以及让这些人“练手”。

黄河中游航道素以水急滩险而闻名，为适应这种暗礁险滩密布的航道特点，军械监商船大多设计成平底型，同时，鉴于有些河道水流湍急，船的两侧都造成鼓突的外形，借以增加船体的稳固性。元稹所说“下峡舟船腹似鱼”，就指这种型体。

此外，军械监商船还配备了各种船具，以保障航行。按照水运处给李曜呈上的公文来说：“本处造船壹厂所造之船，与下之船，大抵观浮叶而为之，其状一也。执而为用者，或状殊而用一，或状同而名异，皆有谓也。下之船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尾有柁，傍有棚。上者以其山曲水急，下有石，皆不可用也。状直如艣，前后各一者，谓之梢。船之斜正欹侧，为船之司命者。梢类柁，其状殊，而船之便于事者，悉不如梢。作梢诗。桨、桡、櫂、拔，使其进而无退，利涉川泽。为船之陈力者，艣，几桨类，其状同而异名也；在船有力，悉不如艣。作艣诗。河水湍峻，激石忽发者谓之濆，沱洑而漩者谓之脑。岸石壁立，濆之忽作，篙力难制，以其木之坚韧竿直，戟其首以竹纳护之者，谓之戙。竹为而句其，戙者，谓之纳。为船之良辅者，戙与篙，状殊而用一也。在船独出，悉不如戙。作戙诗。崖石如齿，非麻枲纫绳之为前牵，取竹之筋者，破而用枲为韧以续之，以备其牵者，谓之百丈。系其船首者谓之阳纽。牵之者击鼓以号令之。人声滩乱，无以相接，所以节动止进退。牵之妨碍者谓之下纬，济其不通。为船之先进者，枲与竹，状殊而用一也。在船先容，悉不如百丈。作百丈诗。”

这话是说，军械监所造的这种商船上最重要的用具是掌握航向的梢，船头船尾各设一梢，这样就加强了控制方向的力度。用于划水的船具有桨、桡、艣等。此外，商船上还设置了独特的戙，这是一种硬木长竿，竿头有横木，其作用在于支撑外物，防止船体触碰礁石岸石。在风帆推力不足的情况下，商船偶尔还需用人力牵引，为此，设计出了叫作百丈的牵引绳索。这种索缆坚实耐磨，可以在岸石上长期拉引。

到了黄河中下游，江面扩宽，险滩减少，但受季风的影响，往往出现较大的风浪，所以，第二种大型平面舟船就应运而生，李曜为其取名晋船。晋船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船形宽广，船体扁平，方头而平底。虽然其船体有大有小，共分大中小三款，但均为平底、平头，这些都是这批晋船的显著特征。这种船只抗风性能好，运输能力强，但前行阻力较大，操纵并不灵敏，因此不太适宜进入航道狭窄、水流湍急、礁石密布的黄河、长江上游航道，也难以靠近险要地段，所以水运处的公文称此舟船要“随江、汴、河、渭所宜”，有所谓“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之说，就在于各种不同制型的舟船要适应不同水域，才能安全畅行。

当然民用船只只是为了李曜将军械监的触角扩大，同时提高运输效率，外加让技工们练手，本身李曜并不指望从中获得多少利益。他最主要的目光，还是放在军舰的建设上了。

大唐的军用舰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