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清-第1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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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既然之前没有掌过权，办过事，也就没有受到真正的政治斗争的琢磨，包括“挫折训练”。



　　辛酉之后，意气奋发，以为天下事无不可为，两宫皇太后也不放在眼里。以致在两宫面前，听到“有人参你”失态咆哮。



　　紧接着被慈禧兜头一棒，天堂落到地狱，顿时懵了。



　　惊慌失措，任人摆布。



　　这一切，绝对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应该有的作为。



　　原时空的恭王，再入军机之后，小心谨慎，畏首畏尾，锐气尽失，已无复当初的任事之勇，好像换了一个人一般。



　　他是在“韬晦”但这是无所做为的“韬晦”说到底，是被吓怕了。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奕的骨子里，其实是一个脆弱的、不自信的人。



　　祺祥政变中，恭王对肃顺、端华、载垣施以非必要的辣手，关卓凡认为，根子就在于他对自己的不自信。



　　关卓凡不认为这种人会是一个值得敬畏的对手。



　　当然，也要防着。



　　原时空，杀安德海之时，恭王还是小小地“雄起了”一把的。　（未完待续
第五十四章　主任委员
　　不过，杀安德海的主角，是皇帝和丁宝桢，背后的靠山是慈安，恭王不过是在程序上配合了一把，其实是这个事件最小的一个角色。



　　要他自己来干，或者说此事要他来发难，借他一个胆也不敢。



　　当年在内务府大骂安德海，声称要小安的脑袋的恭王，早已过眼云烟了。



　　而且，如果他不配合，就是得罪皇帝侄和慈安太后——这个，恭王也是不敢的。



　　曾国藩和他的幕僚赵烈，曾经有一段议论恭王的对话，比较有意思。



　　赵烈对恭王的评价，先从长相说起：“见恭邸小像，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百僚。”



　　曾国藩说：“然貌非厚重，聪明过人。”



　　赵烈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



　　然后就开始了苛刻的批评：“至己为何人，身处何地，似全未理会。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户庭，恐不能无覆悚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计所能幸免也。”



　　曾国藩叹息着表示赞同：“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



　　赵烈对恭王的评价，不算公平。恭王也曾有“自立之心”，可被嫂夹头夹脑一顿乱棒，从此彻底没了脾气。只好如曾国藩所言，“晃荡不能立足”。



　　虽不公平，但却准确，恭王再入军机之后的样。就是赵、曾给他画的这副像。



　　本时空，恭王会表现得更好吗？



　　次日。军机叫起，关卓凡奏请求设立“奉恩基金”。



　　之前，折就已经递进了内奏事处。两宫皇太后问了几个不痛不痒的问题，便当场允准。



　　军机大臣回到军机处，军机章京随即写旨。军机大臣会阅旨稿，曹毓瑛略作润色，关卓凡首肯，发军机章京校对誊抄。然后用黄匣进呈。



　　两宫看了一遍，没有可加减之处，于是取出印章，母后皇太后用“御赏”印，圣母皇太后用“同道堂”印，明黄旨面，朱痕宛然。用印后。谕旨装回黄匣，由军机处转内阁，“明发上谕”。



　　不过半个上午，一桩轰动京城内外的重大政策便出台了，效率实在惊人。



　　本来这种重大政策，一向是要“交议”的。即由王公大臣、翰詹科道，充分发表意见，朝廷再决定是否实行。



　　但关卓凡暗示：不必强人所难。



　　宗室不必说了；普通的旗员，虽然不能从“奉恩基金”直接捞什么好处，但也绝不会反对。



　　可汉员就不然了。本来就对旗人不服气。这个“奉恩基金”，尺足加二地给宗室恩典。厚彼而薄此，瞅着心里怎么会舒服？可如果站出来反对，就是和整个宗室作对，又怎么张这个嘴呢？



　　所以，“交议”的话，只会“叫”大伙儿“不容易”。



　　所以，不如就“宸衷独断”了吧。



　　这个政策确实是有副作用的。但关卓凡认为，资源有限，现在要集力量抓主要矛盾。面面俱到，谁都想讨好，谁都不想得罪，就什么事也不用办了。



　　而且，并非所有汉员都反对这个政策。京内京外，反应截然不同：地方督抚，几乎一面倒的支持这个政策。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大佬，纷纷上折表示，“奉恩基金”乃“巩固国本”的“善政”。



　　这个现象实在有点奇怪：“奉恩基金”是要“新政”掏银的，可办“新政”的争先恐后地抢着说：宰我！宰我！



　　反倒是不办、甚至反对“新政”的大皱眉头，愤愤不平——当然，不是为“新政”不平。



　　在京的宗室，犹如滚开了水。尤其是爵位较低的宗室和闲散宗室，激动异常，一个个口沫横飞地嚷嚷：“我说什么来着？关三主事，就是比恭强！强太多了！”



　　一大堆黄带，满北京城地乱窜，各个衙门到处打听：什么时候派银？派多少？哪个衙门办这个事？



　　可能经手其事的衙门，如户部、内务府，也十分紧张，因为这是每年过手一百几十万两银的“大活”，而且，年年都有！



　　消息很快出来了，这个差使落到了一个叫做“顾问委员会”的衙门头上。



　　大伙儿愕然，这是个什么衙门？什么时候设立的？



　　刚刚设立，只有一块牌，一个“主任委员”，两个“委员”——通衙门就这三号人。



　　品级可不低，“主任委员”从一品，和部院尚书、都察院左右都御使，是同样的品级。



　　户部、内务府之流自然失望，但宗室们却兴高采烈。朝廷居然专门为这个“奉恩基金”设立了一个衙门，还是从一品，可知有多么重视这个“奉恩基金”——这个“奉恩基金”，一定会兴旺发达的！



　　进一步的消息出来了：“管部”的就是关贝。



　　这就不消说了！



　　于是黄带们一股脑儿涌到了“顾问委员会”去。



　　“主任委员”容易见不到，两位“委员”笑容可掬，总是这么回答的：



　　“‘奉恩基金’由各地新办工矿之盈利按例拨付，这个‘盈利’有多少，得一家一家盘账；还有，这个‘例’定多少，要请旨。呃，这个‘例’不好定太高的，是吧？不然不成了杀鸡取卵了吗？



　　“各位爷也是晓得的，咱们的新式工矿还不多，所以刚开始这几年，‘奉恩基金’一定是有亏空的，这个亏空，怎么填，也要请旨。”



　　总之，什么时候派钱、派多少钱，这些关于时间、数字的问题，都没有一个确实的答复。



　　但几个概念很快便形成了。



　　第一，“奉恩基金”是和新式工矿捆绑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是和“新政”、“洋务”绑在一块儿的。



　　第二，新式工矿还不多，“新政”也好，“洋务”也罢，还非常单薄，单靠现有的这几间“企业”，是不足以支持“奉恩基金”的。



　　第三，“奉恩基金”不好长期亏空的，不然，必无以为继。



　　黄带们都有点急了，那你们倒是赶快多办几间“新式工矿”啊。



　　“委员”连连点头，说道：“各位爷的意思，我们一定转告郭主委，郭主委一定会上奏朝廷，加快开办‘新式工矿’的。”



　　“郭主委”，“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郭嵩焘。



　　这是一个再叫人也想不到的任命。



　　郭嵩焘刚刚被左宗棠从广东巡抚的位上赶了下来，明发上谕“着郭嵩焘来京”。来京干什么呢？原来是坐这个位啊。



　　大伙儿原来都以为郭嵩焘倒了大霉，没想到人家一进京，正二品的巡抚变成从一品的“主任委员”，升官了！



　　只是有人提出疑问：这个“顾问委员会”既然负责为“奉恩基金”筹资，“主任委员”难道不应该由一位宗室来做吗？



　　很快便有聪明人给出了答案：“‘顾问委员会’是要和各地的督抚打饥荒的，你叫一个宗室来做，这些账，算得明白吗？想想人家郭筠仙，是什么出身啊？”



　　有疑问的恍然大悟：“郭嵩焘从曾国藩幕出身……对啊，由他来和地方打交道，督抚们要买账的！”



　　于是都赞叹：“关贝真会用人！”



　　对于郭嵩焘的任命，最出乎意料的，还是郭嵩焘本人。



　　郭嵩焘抵京之后，实在不想住广东会馆；他虽然是湖南人，可现在身份尴尬，也不好住湖南会馆，于是和军机上打了招呼，就住在老朋友潘祖荫的家里。



　　每天和潘祖荫切磋书法金石，貌似逍遥，可始终等不到陛见的通知，其实无比气闷。



　　*



　　PS：今天又得开一天的会，只有午的一更，抱歉。



　　*RI
第五十五章　人生都是可怜虫
　　不久前，军机处奏准，进京陛见的官员，入宫之前，不禁和周围往来。外省官员进京陛见，并非甫一抵京便能获得召见，因为要“排班”，常常是要等上好几天的。这些官员在京的日子有限，这么呆在公馆里无所事事，实在是浪费时间。



　　当然，京籍的官员，陛见之前，还是不能回家的。



　　郭嵩焘也四处走动了一番，但不论相交深浅，都只能虚安慰他，因为确实没有人知道对他的安排的“的信”。



　　有人说，恭王去留未定，关贝子还在上海，总得等这个天字第一号官司有了眉目，才谈得上下面的人的出路的。



　　这倒是见得深。



　　郭嵩焘只好耐着性子等。



　　终于“等来了”。



　　等来的不是通知入觐的时间，而是任命他为“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的上谕。



　　和上谕一块儿过来的，是崭新的一品朝服，亮红珊瑚顶子，仙鹤补服。



　　郭嵩焘目瞪口呆。



　　到潘祖荫家传旨的是醇王——这个传旨的钦差的身份也出乎郭嵩焘的意料。



　　领旨谢恩之后，郭嵩焘小心翼翼地向醇王请教，这个“顾问委员会”，是怎么一回事？



　　醇王笑着摇头，说道：“我也不晓得。‘管部’的是关逸轩，他是你的顶头上司，你直接问他好了。”



　　醇王刚走，关卓凡的帖子和名刺就到了。



　　郭嵩焘赶忙奉还名刺，对贝子府的来人说，随后就过府拜见贝子。然后换上新的朝服。打轿往柳条胡同而来。



　　临行之前。和潘祖荫小议了一番。



　　潘祖荫也不晓得“顾问委员会”的来头。不过，潘祖荫对关卓凡是很有好感的。他对郭嵩焘说道：“筠仙，咱们这位贝子，有气魄，有手笔，是个办大事情的。既然他亲自‘管部’，这个‘顾问委员会’，大约错不了。”



　　到了毅勇忠诚贝子府。礼遇同文祥，门房上面关照轿子一直抬到二堂阶下，关卓凡已站在阶上相迎。



　　郭嵩焘跪下行礼，关卓凡亲手相扶，说道：“筠翁，你是前辈，这个礼我当不起！”



　　郭嵩焘起身，关卓凡执着他的手，含笑说道：“仰慕已久，得睹风采！筠翁。我还记得你的那句诗，‘人生都是可怜虫’——我每一念及。都是大畅心胸，端的是写尽天下人、画完世间像！”



　　郭嵩焘惊喜莫名，这位关贝子，居然连自己这首打油诗一般的“戏作”都晓得？



　　说是“戏作”，其实是“孤愤之作”。



　　咸丰九年，即1859年，英法军舰屯集大沽口，郭嵩焘受命赴天津僧格林沁军中帮办军务。僧王既看不起汉人，又看不起文人，而郭嵩焘以学识风骨，也不肯对僧王摧眉折腰，所以两人处的并不愉快。



　　郭嵩焘旋奉皇命，赴山东烟台等地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形。地方接待隆重，并致送厚礼。可郭嵩焘自定章程，“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



　　他认真查账，严加整顿，清理积弊。税收是增加了，但山东地方怨声载道，随行的人员也因为不能发财而暗地不满。



　　僧格林沁趁机会同山东巡抚文煜，联手发难，弹劾郭嵩焘。



　　僧王的劾折，朝廷不能不尊重，郭嵩焘以“查办贸易不妥”，“交部议处”。



　　郭嵩焘被迫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



　　回京路过献县的时候，旅邸题壁一首：“人生都是可伶虫，苦把蹉跎笑乃公。奔走逢迎皆有术，大都如草只随风。”



　　这首诗并未“刊行”，不晓得关贝子是如何晓得的？



　　郭嵩焘说道：“惭愧，鄙陋之作，有污贝子耳目。”



　　关卓凡大笑道：“筠翁，这是‘金句’！正因为‘人生都是可怜虫’，我辈才要每日奋发，就算成不得龙，也要做一条筋骨强健的大虫子！”



　　几句话，郭嵩焘被这位小自己二十几岁的年轻旗人，讲得热血沸腾，顿时就起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念头。



　　这个名扬四海的关逸轩，真正是名不虚传。



　　那个僧格林沁，也是旗人，和这个关逸轩比，真是“两世”的人！



　　还有，“金句”二字，真是打入心坎，搔到痒处，郭嵩焘入耳，痛快得不得了。



　　换了便服，延入书房，关卓凡款客的，不是茶水，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葡萄酒”，不过，这一次，没扯“法国”就是了。



　　关卓凡说道：“筠翁，洋人饭前饭后，都要喝酒，咱们也学一学。先喝一点酒，我再请你用一顿便饭，大冷的天儿，羊肉火锅如何？”



　　逸兴遄飞，这么痛快的一顿酒，这么痛快的一顿饭，郭嵩焘不记得，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了？



　　为人攻讦去粤，以为横遭波劫，正在悲愤莫名，突然发现：原来是天降大任于我之前的琢磨！那种痛快，已经不是“人生得一知己”所能概拟的了。



　　郭嵩焘的感觉：原先自己面前有一扇门，开了一条缝，门外的光芒透缝而入。自己扒着门板，从门缝中看出去，但见光景绰约，已足够动人。



　　现在，关卓凡替他将这扇门完全推开，明日世界，豁然开朗，万千缤纷，目不暇给。然后关卓凡携着他的手，说道：“筠仙，咱们一块儿走出去！”



　　郭嵩焘的心念是：怕什么粉身碎骨？



　　关卓凡启用郭嵩焘，是在左宗棠入粤之前，就已经定下来的章程。关卓凡暗中怂恿左宗棠驱郭，一方面是要谋广东这块地盘；另一方面，是要借左宗棠的手，把郭嵩焘赶进自己的怀抱中。



　　关卓凡的眼中，若论目光之犀利透彻，观点之卓妙超远，清末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就是这位郭筠仙。什么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都得向后排。



　　首先，郭嵩焘对清末的积弊的认识，极其深刻。



　　这可以从他评价肃顺的一段话中窥得端倪。



　　郭嵩焘为肃顺所信用，但他对肃顺严刑峻法的政策的评价却并不高。



　　“国家积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



　　“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究所举发者，仍以例文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



　　“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



　　“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



　　可以看出，郭嵩焘认为，清末的问题，已经是“体制”的问题”，是“系统”的问题，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问题。整个机体都**了，切掉什么部位都不解决问题。极可能，切下来的腐肉愈多，失血愈快，死的愈早。



　　而且，切肉的刀子，原本就是这个机体的组成部分，和机体布满同样的病菌，甲乙同体，以甲攻乙，不过交叉感染，加重病情。



　　整个机体不发生化学变化，也即不对整个制度进行改革，单纯做肃顺那种物理层面的加减法，没有用。



　　不久，肃顺就以“弃市”的悲惨结局验证了郭嵩焘的预言。



　　这个时候，郭嵩焘还没有想清楚如何从制度层面改革国家，只是含糊地认识到必须“崇实政”。



　　原时空，到了光绪元年，即1875年，郭嵩焘的思想已经成熟了。他在《条陈海防事宜》中说，单单将西方的强盛归结为船坚炮利是错误的，中国若单纯学习西洋的兵学“末技”，“如是以求自强，适足以自弊”。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方之基”。



　　*（未完待续。。）RT
第五十六章　驱龙入海
　　有意思的是，文祥的《密陈大计疏》，也是光绪元年，即1875年的事情。



　　汉、满各自最有洞察力的两个人，同时认识到了，中国在制度层面和西方诸强的巨大差距；而郭嵩焘还认识到了：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不同的上层建筑。这一点，郭嵩焘的见地，又过于文祥了。



　　郭嵩焘对于关卓凡“另起炉灶”的设想，感觉犹如看见了另一个自己从浓雾中走了出来——就是那种脑子中有隐约的形象，口中却难以名状，结果被人家明明白白活生生地摆在了眼前的感觉。



　　那份痛快和惊喜，无可言语！



　　正是！原先的那个“制度”，既然已经腐败不堪，也不知道如何变戏法叫它焕然一新，索性完全不搭理他；在旁边建立一个全新的“制度”，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抽旧“制度”的血，慢慢地“阴干”他，等到新“制度”茁壮长大了，旧“制度”也就自然死掉了！



　　最紧要当然是不要叫新“制度”感染旧“制度”的病菌，大家离得如此之近，如何做成功的“隔离”？



　　关键有两个。



　　一个是用人，要分得清“新人”和“旧人”，新“制度”一定要用“新人”。



　　一个是新“制度”里边，要有足够的新鲜空气，保证“新人”不会“泄气”而变成“旧人”。



　　这方面，郭嵩焘是有切肤之痛的。



　　就是他赴山东烟台等地。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的那一次。



　　郭嵩焘在当地设局抽厘，可是用人不当，他任命的厘局绅董私自增加了名目，大肆盘剥商旅，竟至发生福山县的商民怒捣厘局、打死绅董的事情，这也成为僧王和文煜攻讦他的重要口实。



　　这个事件，正好成为郭嵩焘品评肃顺的那段话的绝好注脚。



　　郭嵩焘谈及此事，长叹一声。说道：“真正是‘请君入瓮’！”



　　曾国藩对郭嵩焘有一个评价，是“难堪繁剧”，意思是郭嵩焘只适合出主意当高参，不适合做政务官。



　　这个评价，关卓凡认为，只说对了一半。



　　郭嵩焘有书生气是真的，可绝非没有任事之能。他不论在山东还是广东，清理积弊、整顿政务，都是立竿见影。而郭嵩焘的“问题”。也正是他不论到哪儿，总要“清理积弊、整顿政务”，也就因此得罪当时当地的官场。包括处理不好和上官的关系。



　　在天津。和僧格林沁不睦；在山东，和文煜不和；在广东，和瑞麟不搭调，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说，以郭嵩焘的性格和见识，在旧“体制”中。确实“难堪繁剧”。



　　在新“体制”中呢？



　　郭嵩焘这种人，难道还嫌太多不成？



　　何况，在关卓凡的设想中，“顾问委员会”实行“垂直管理”，并不需要和北京的其他衙门发生过多的联系。“顾问委员会”联系的对象，主要是各地的“新政”。



　　“顾问委员会”需要的权力。由关卓凡出面，拿过来交到“主任委员”手里。



　　所以，应该可以扬郭嵩焘所长，避郭嵩焘所短。



　　郭嵩焘的“出身”，对“顾问委员会”早期的工作，也有特别的帮助。



　　一般认为，郭嵩焘出身曾国藩幕中。但是，郭嵩焘绝非曾的普通幕僚，他在湘系中，有超然而独特的地位。



　　郭嵩焘的年纪，虽然小曾国藩七岁，但两个人却算是“同学”，他们都曾在岳麓书院读书，时间上是有交集的。



　　最重要的是，曾国藩的“出山”，是郭嵩焘一力促成。



　　洪杨乱起，文宗敕令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兴办团练，曾国藩犹豫不决。郭嵩焘几度登门，反复劝说，曾国藩终为所动，出面创办湘军。



　　曾涤生最终变成曾文正，始作俑者，是郭筠仙。



　　郭嵩焘于左宗棠，也大致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郭嵩焘，实在是时代风向最敏锐的感知者。



　　“顾问委员会”的第一桩差使，是筹办“奉恩基金”。关卓凡打的算盘，除了“赎买”宗室对“新政”的支持外，他还要通过“奉恩基金”，实现一桩同样重大的图谋：控制所有“新政”的企业的财务。



　　因为“奉恩基金”的来源，是从各地新式工矿的盈利中抽成；而要抽成，首先就要弄清楚你有多少盈利，就是说，要盘你的帐。



　　如此，就掌握了新式工矿的财务。



　　关卓凡决定，新办企业，一律采用西法财务制度，就是“损益表”、“资产负债表”那一套。



　　原时空的洋务，办的不伦不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财务制度老旧混乱，缺乏符合近现代企业制度的“数目字管理”，多少资源的浪费，多少人在其中上下其手，都根源于此。



　　建立了统一的近现代财务制度，企业自己才清楚到底赚了多少，亏了多少；而关贝子呢，也才好查你们的账。



　　还有，现在的中国，西法财务人才是奇缺的，哪儿有呢？



　　上海的洋行里有。



　　上海的广方言馆的西洋会计科里有。



　　广方言馆下面的“会计速成学校”里有。



　　嘿嘿，现在晓得俺多么高瞻远瞩了吧。以后中国的新式企业里，管财务算账的，都是从俺那疙瘩出来的人。



　　原时空那些名字响当当的企业，现在大多还没有开办。话说在前面，而不是中途插进去，事情就好办的多。新的财务制度的推行，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阻力。



　　但如果有人不理解甚至反对，郭嵩焘的“出身”就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因为办这些企业的，除了“轩系”，不是湘，就是淮。



　　用郭嵩焘有大把的道理和好处，但也是有隐患的，最大的隐患，是他的和左宗棠的恩怨。



　　这两个人，都是意气用事的人，同时，也都不是仰承上官鼻息的人，不是关卓凡说一句“你们别闹了”，就会乖乖坐下来合作无间的。



　　这个心结，不能系得太久，不然迟早误事的。



　　既然意气用事，就是性情中人，由此突破，未尝不能演一出“将相和”。



　　关卓凡说道：“筠仙，我知道左季高对不起你！”



　　关卓凡举荐左宗棠西征，为左宗棠摆平洋人银行、筹借洋款的事情，也已经传到了北京，则关逸轩和左季高的关系不言自明。郭嵩焘不能在关卓凡面前诋詈左宗棠，只好沉默不语。



　　关卓凡说道：“左季高给我写信，说起这件事情，有这么几句话，嗯，‘于亲有亏，于义无悖；于私有惭，于公无愧’——他晓得对你不起，‘于亲’、‘于私’，都说不过去，只好以‘义’、以‘公’来自况了”。



　　郭嵩焘轻轻地“嘿”了一声。



　　关卓凡继续说道：“‘左骡子’的心肠还没有变成石头——且不论他的心肠是硬是软，左季高的眼光可从来是好的，筠仙，你晓得他是怎么品论你的？”



　　郭嵩焘还真想知道，自己这个生平第一位“冤家”，人前人后，是如何讲说自己的？



　　关卓凡微笑着说道：“左季高说，‘筠仙大才，非一省一地之格局。粤抚之位于筠仙，犹龙困浅滩。某驱郭去粤，乃驱龙入海也！’”



　　郭嵩焘心头大震，心里五味杂陈，不知道说什么好？



　　关卓凡说道：“左季高确乎‘英雄欺人’，但唯有英雄能识英雄！筠仙，说起来，我倒要谢一谢‘左骡子’——非如此，你我又何能在此相见？”



　　说罢大笑。



　　郭嵩焘既感动，又尴尬。心里想，难道就此“放过”左宗棠？又好像太“便宜”了他！



　　*RP
第五十七章　复出
　　笑声甫歇，关卓凡说道：“最紧要的是，左季高不晓得那两句话真正的出处。”



　　他顿了一顿，朗声说道：“‘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郭嵩焘大愕，这确实是他对左宗棠最不能释怀的一个地方——问题是，关卓凡是怎么知道的？



　　关卓凡说道：“这是潘伯寅跟我说的。此事萦绕伯寅心头多年，他可是掠人之美的人？筠仙，你也太为难伯寅了！”



　　这件事说来话长。



　　咸丰四年，即1854年，左宗棠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骆秉章倚俾极殷，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左宗棠愈发独断，自行其事，甚至拜折发炮之前，都不通知骆秉章。



　　左师爷权过督抚，以致得了一个花名，叫“左都御史”。



　　从二品的巡抚，一般会挂两个衔头。一个是兵部右侍郎，正二品；一个是右副都御使——这个品级倒不高，正三品。挂兵部右侍郎衔，乃为管辖军事将领方便，尤其是从一品的提督；同时，“右副都御使”意味着巡抚可以参劾官吏，不论级别。



　　左宗棠叫“左都御史”，意思是他比骆秉章这个“右副都御使”牛多了。



　　这么大包大揽，终于整出事情来了。



　　咸丰八年，即1858年，当时的湖南总兵樊燮，不合得罪了左宗棠，左师爷乃以巡抚的名义，上折严劾樊燮。“贪纵不法”。“目不识丁”。



　　这个折子。骆秉章事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