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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警日记-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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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哪些人能做“牢头”，我们回过头来研究一下如何解决“牢头”的问题。有人说可以通过调整看守所体制和加强看守所干警责任心这二方面来解决。行不行？不能说一定作用不起，但，分析这六种性质的“牢头”形成的原因，我们会现，体制和责任心的问题不是主要问题。看守所内部管理细则有缺陷，干警工作主法和工作思路有偏差，是产生牢头狱霸的诱因。为什么这么说呢？了解看守所的人知道，其实，关于对牢头狱霸的打击，一直是看守所和驻所检察室的工作重点，但，为什么就是打不下去呢？有人说是干警的问题，每一个牢头后面都有干警的身影，这句话有点以偏盖全。先我们看，关于什么是“牢头狱霸”这个定义，一些条例和文件上有可操作性的解读吗？所谓可操作性，就是说只要有人跳出来做牢头狱霸的事，一线干警就能定性你为“牢头狱霸”。这种很细的成文性、操作性很强的东西似乎没有。从另一个层面上讲，对于牢头狱霸，如何处理，有操作性很强的细则吗？加刑或者严管？加刑这种手段，目前来说根本就无法实施，因为法院好像不大理会你看守所这一块。严管？其实就是把他从所在监室里调到一个专门的用于严管的监室里，在那个监室里，不能打，不能饿，不能捆绑等其它限制人身的行为。这种手段从实施后的效果来看，对于“牢头”们也没什么震慑作用。从干警角度讲，什么是牢头狱霸，他们难以准确定性。对于“牢头狱霸”的处理，因各种原因基本上没有震慑作用。束手无策，久而久之，干警们也就慢慢的懒得疲于应付了。所以，“牢头狱霸”现象就能堂而皇之地存在着，只是打的紧时就收敛点，松的时候，就猖狂点。这二天报纸报道，说是云南省把治理“牢头狱霸”任务压给了一线干警，只要出现牢头狱霸，我就收拾你干警。管用吗？临时管用，干警为了不让“牢头狱霸”抬头，就可能违规收拾他们，二者相比，择其轻，违规点也比被开除强。如果全国推广云南省这一做法，你不信，过一过段时间报纸就会有人报道，干警欧打犯罪嫌疑人。
对于“牢头狱霸”，是不是真的没有根本解决办法呢？有，那就是针对当前看守所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逐项解决。先制订一个可行性很强的细则用于标定什么“牢头狱霸”。没有细则，谈什么治理，都是空的。其次，一旦认定，必须加刑。这不是法院理会不理会的问题，而这是加刑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一旦看守所出具当事人是“牢头狱霸”这一证明，就是他被加刑的必要条件。第三，对于包室干警实施承包制，自己现“牢头狱霸”可以奖励，如果被人举报自个承包的监室有“牢头狱霸”，对其要有相应的惩治措施。不能说现了“牢头狱霸”就惩治干警，这样只会让一线干警知而不报，要自纠和他人监督相结合。第四，增强警力，增设监控设施。目前看守所的干警大部份同志都是准备从看守所退休的，因为，进入看守所工作的人，就很难在被流动出去。更有甚者，看守所成了某些领导配有“问题”干警的地方。既然大家都承认看守所是一个重点单位，那就增派一些业务素质和身体素质都不错的干警来。还有就是要增设监控设施，对犯罪嫌疑人实行二十四小时监控，不仅可以及时现监室内生的打骂行为，还可以现犯罪嫌疑人自残自杀突然病等情况。而好的监控设施，其财力根本不可能是看守所自身所能承受的。看守所的工作需要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共同努力，出事不可怕，出事了，我们去查找原因，找到问题的症结，去解决就是了。怕的是，出事以后，大家都举着棒子去吆喝，来显自己的工作力度，而没有人真正伏下身子去调查研究，去真正的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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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警日记（连载）（89）】………
所谓“围子”（也有叫槽子的），用警官的话说，就是几个犯人在一起伙吃伙喝。照犯人的理解，就是几个比较谈得来的人，在一起生活。不管看守所，还是监狱，都流行“围子”，而且屡禁不止，现在仍然流行，因为对犯人而言，“围子”的好处，至少有三个——
1、这是拉帮结伙的一种形式，遇到事可以一致对外，团结就是力量嘛！
2、人都有倾诉的****，但犯人很多话是不能乱说的，如果被人“捡药”，要被警官训斥、乃至惩罚。所谓“捡药”，就是犯人跟警官打小报告，这是警官相当支持的积极靠拢政府干部的行为。“捡药”的人，在犯群中被称为“药娃”。一般情况下，本“围子”的人相互不会“捡药”。
3、节约开支。犯人没钱的不用说，有钱的也是家属每月或者每周上点帐。看守所或监狱免费供应的饭菜，犯人称之为“桶儿”。咋说呢，光吃“桶儿”，那吃得面黄肌瘦是肯定的。国家的政策是好的，每个犯人的生活费，好像是拨的一百多元，应该可以生活得很不错，但由于管理上的原因，实际上犯人生活得很差，这点以后的章节，我会专门讲述，此处略过。犯人为了利用有限的钱，把生活开得更好，“围子”是必不可少的。比如：一份小炒卖5元，吃一顿，不划算，吃两顿，怕馊。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入“围子”，大家轮流买，每顿都可以沾点油荤。
我的第一个“围子”，是跟吴伟伟和张鸥。
进第二天，我终于想起在哪儿见过吴伟伟，恍然大悟地跟他讲。吴伟伟听了，笑问：“xxx是你什么人？”
我答：“堂兄。”
吴伟伟说：“哦！你堂兄啊！他跟我是朋友，我‘黄起’的时候，他还帮过我。”说着，吴伟伟又转头对刘莽子说：“你看，幸好这两天我心情好，手不痒，不然要是昨天打了他，才笑人了。”
刘莽子说：“那是，我跟你说了好多次，别动不动就打人，你看，听我的正确吧？”
吴伟伟大笑，开始讲他和我堂兄的故事，意思不外乎有两个——一是让我知道他和我堂兄的交情；二是从侧面告诉其他人，我是他朋友的堂弟，要想惹我就要先过他那关。
我刚来，什么都还不懂，虽然账上有钱，但不晓得可以登菜。所谓登菜，就是买小炒。为什么叫登菜？是因为犯人是不准用现金的，家属送来的钱都统一上帐。看守所一人一张个人账目卡，称之为“折子”。买烟买菜买日用品，都先到“召集”那儿登记，然后统一放。但实际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拿到“折子”，通常“折子”是由“召集”统一保管，这样就有猫腻——“召集”就有条件用别人的钱。
中午买小炒，我因为没登，就只能看着别人吃。本来我刚进来，肚子里油水还多，并不馋，但因为人有我无，感觉好似低人一等。正郁闷，吴伟伟喊我到生活间去跟他一起吃。
在生活间吃饭的只有刘莽子他们那个围子和吴伟伟的这个围子，其他人都在放风间挨到猪毛吃。人走到哪儿都分三六九等。
刘莽子的围子共四个人——刘莽子、吕大爷、张振国、王医生。另外小四轮在跟他们当“水手”，所谓水手就是跟他们洗衣服洗碗外加泡茶递烟的人，相当于旧社会的家丁小厮。
吴伟伟的围子就他跟张鸥两个人。我因为没花钱，无缘无故别人请吃肉，多多少少有点腼腆。张鸥说：“你随便点，既然喊你过来了，大家就是朋友，有吃的大家就一起吃，别管哪个买的。身体第一。”
张鸥是个爱好的人。一般人进了看守所，换上囚服，剪了光头，看上去不是倒霉相，就是刁恶相，但张鸥不，早早迟迟看上去都清清爽爽的，即使每天挑猪毛，也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像随时准备赴宴的样子。
张鸥是个货车司机，跑长途，拉矿，不说见多识广，至少对社会底层相当熟悉。他是盗窃进来的，但并不是混混。在押室他相当低调，是个聪明且世故的人。
张鸥猪毛挑飞快，每天比其他人至少提前四十分钟完成任务。完成任务后，他悠悠闲闲地喝茶，吸烟，不帮任何人挑。
张鸥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离婚——在看守所离婚，打击是最大的，因为在焦虑刑期多长和未来的服刑生涯如何面对的同时，又多了一项焦虑。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更何况，人在逆境中，有来自亲人和异性的鼓励，要容易度过难关些。对已婚的囚徒而言，妻子是坚强的精神支柱，即使挂着个虚名，不管不问，也比离婚要好得多。
张鸥的妻子在看守所来看望了张鸥三次。第一次是送被子；第二次留了封信，信上有一句话很有点意思——“当初我为你留了长，如今我为你剪了长”；第三次来，就是离婚。
张鸥离婚回来，脸色难看得吓人。刘莽子叫张鸥好好休息。张鸥在生活间躺了十多分钟，爬起来继续挑猪毛。一时间，押室内鸦雀无声——这是男人之间的理解和尊重。过了一会儿，张鸥起身挨个烟，笑说：“都咋了，我没事儿，摆你们的龙门阵啊！”于是大家七嘴八舌的开始说话，但话题有心无心地总围绕着女人和离婚。
刘莽子对张鸥说：“这样的女人没得意思，离了好，男人才进来几天嘛！就离婚，真正的无情无义。”
吕大爷感叹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潘驼背说：“离了好，没得意思！劳改单位有句话——老子在里面吃馒头，婆娘在外面舔****。麻辣妈妈，老子在外面弄钱的时候，就晓得用钱，一关进来，人就闪了，女人啊！真她妈的不是个好东西。”
吴伟伟见张鸥又听来闷起了，故意岔开话题，讲他当年是如何踏入江湖的。吴伟伟说：
“小时候，家头穷，读初中的时候，想买一双白网鞋，不贵，好像就十元钱左右一双，但爸妈硬不拿钱买。同学些又都在穿，好没面子嘛！就跟一个同学一起去偷我们乡供销社伙食团的菜票，偷了拿到学校头悄悄买给同学，那段时间潇洒惨了，鞋买了不说，天天吃肉，后来初中毕业，农村头呆没意思，就到市里边来混，结果惹事了，给人追杀。打了几架下来，给王老君看上了，收我当徒弟，就这样开始混黑社会。本来过得还是好，但后来我师傅被抓了，我又年轻，一时间找不到钱用，只好约几个人开始蛮干，偷轮胎，偷汽车，派款，抢劫……啥都干！就偷轮胎那次运气霉，那个守仓库的老头，缩在角落里睡觉，我们侦查了几遍都没现，放心大胆地偷，结果那老头醒了，起来阻止，还喊，只好几刀儿把他割了。这下背了命案，就黄起了。反正都黄起了，逮到就是死，做事就根本没有顾虑了，快活一天算一天。不然咋背这么多命案呢？”
吴伟伟一边感叹一边回忆，押室的话题又转到混黑社会究竟有没有意思上。这下人人大议论。最后归结于一句话——看各人的运气。
刘莽子那个围子里的王医生，是血库里的领导，可能是贪污，和支持血头被抓的。显然自认为是国家干部出身，看不起混黑社会的，所以唱起了埋死人时祭司唱的歌。我第一次听觉得奇怪，心想这老头怎么唱这个，后来听他没事就唱，才了解这是他的爱好。只是不知道他年轻时是干这行的，还是无意中学会了这招，引以为荣，常常卖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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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警日记（连载）（90）】………
看守所每周四接见。接见是看不到人的，只能递纸条。家属写张纸条进来，我们看了之后，再写张纸条出去，就这样完了。但人人都期盼接见。
每周四，生产任务相当于没有，完成多少算多少。从早上起，人人都在等家属的纸条。有的等到了，有的没等到。等到的未必高兴，没等到的则肯定沮丧。
我妻子每周四都要来，她有一次写的一张纸条把我感动惨了——“每天早上我都不愿意睁开眼睛，因为一睁开眼睛，你就不见了。我的心好痛，真的……像刀在割。”
我妻子没什么文化，写出这样让人动情的文字，肯定是真情流露。我读完纸条就哭了，眼泪止不住的流。回了纸条后，我边挑猪毛边哭，顺手就用手擦眼泪，结果把一根猪毛弄到眼睛里，第二天早上醒来，右眼肿得像桃子。看守所的潘医生把我叫到医务室，用生理盐水跟我冲。几天之后就好了，但视力慢慢开始下降，到现在右眼已经成弱视，戴眼镜也不起作用。
潘医生以前是看守所的警察，因为利用看病的机会，猥亵一名如花似玉的女犯，被人家告，判了缓刑，虽然仍然留在看守所当医生，但不再是警察，而是工人。
每周四接见，没离婚的基本上都是妻子来，离了婚或没结婚的，则是父母来，只有张振国是女儿来。每次张振国收到女儿的纸条都好激动。张振国让女儿转告妻子，他想离婚。但他妻子不同意，理由是没那心情，也没那闲钱。
我猜张振国之所以想跟妻子两个离婚，其实是想在执行死刑前见妻子一面。在看守所见不了家属，但离婚可以例外。而张振国的妻子不同意，多半是怕周围人说闲话——男人还能活几天嘛？你还跟他离婚。
张振国这种案子是很伤夫妻感情的，所以他妻子从来没有跟他写过纸条。但吕大爷说，张振国的妻子肯定每周四都来了的，因为他女儿还没满十六岁，没身份证，没妈妈一路，接见不到。吕大爷的推测合情合理。
我猜张振国其实又害怕妻子同意离婚，虽然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但精神上还是需要支撑，再说实际点，只要没离婚，枪毙之后，妻子总要来收尸。
每周五，张振国都心神不宁，因为据老鬼上，中院一般周五下死刑执行通知书，然后周六法警带出去枪毙。也就是说，像张振国这种情况，只要混过了周五，就又可以安安心心地活一个星期。
虽然张振国每周五都说，希望死刑执行通知书早点下来，因为他这样脚镣手铐戴着，活得人不人鬼不鬼，还不如早点死了算了；但实际上每次熬过星期五，张振国都会大大地松口气。他对人世还有太多留恋。
当然张振国说早枪毙早好，也并不是骗人。死刑犯的脚镣手铐一旦戴起，要执行死刑的时候才取。脚镣手铐是看守所自制的，笨重得很，而且手铐和脚镣还用铁链和一根3ocm长、手指粗的钢管连接起在，称之为“烟杆”，目的是防止死刑犯自伤自残或者攻击他人。
我没机会尝试戴着“烟杆”吃饭、睡觉、走路，不知道那滋味究竟有多难受。每个押室都专门安排有人，伺候死刑犯的饮食起居，因为戴着“烟杆”，连上厕所都要人帮忙解裤子才搞的定。戴着“烟杆”睡觉，衣服裤子还是要脱的，不然时间长了，身上痒，但不可能喊警官拿钥匙开铐子，是犯人自己积累了一套方法，可以慢慢地把衣服裤子从脚镣手铐的缝隙中理出来，习惯了一点都不麻烦，穿、脱，都飞快。
无论张振国愿不愿意，死刑通知书还是该什么时候下来，就什么时候下来。那是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晚上大约十点钟左右，押室一间间开了，死刑犯一个个被叫出去签字。
张振国签字回来后，脚都软了，路都走不稳。然后“伙贼”在警官的带领下，抬了张“老虎凳”进来，给张振国坐。
“伙贼”就是分在伙食团服刑的人，为什么称“伙贼”？是因为在伙食团服刑的，没有不偷肉的。这称呼好像全国各地的看守所和监狱通用。
“老虎凳”是一种专用的笨重木椅，可能应该称之为“囚椅”。设计相当科学，人坐上去，腰部、大腿、小腿处的木板一关，扶手处的铐子再把手臂手腕一铐，就只能转动脖子了。
坐上“老虎凳”的张振国，凄凉且可怜，但还在笑，虽说笑得比哭还难看，但努力在这个时候展现笑容的人，就是个成熟的男人。
“伙贼”陆陆续续给各押室送来香烟、酒菜。酒不多，一个押室只有一瓶，主要是给死刑犯践行用的。然后，值班警官拿一瓶酒，一个押室一个押室地给明天要走的死刑犯敬酒。
警官敬过酒走后，因为酒精的作用，押室热闹了一会儿，等各人分的那一点点酒一喝完了，气氛就冷清了。看着张振国坐在“老虎凳”上的凄凉光景，大家虽说好久没吃过这些好菜了，但还是没几个人吃得下。张振国就更吃不下，刘莽子一个劲儿劝他吃点，死也要做个饱死鬼。王大爷也劝张振国吃，说黄泉路上远，要是没吃饱，路上饿来走不动了，就只好做孤魂野鬼。张振国不忍拂了大家的好意，勉强吃了两口菜，干了两杯酒，便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吃了。
送死刑犯这一夜，为了保安全，是不准睡觉的。大家既是陪死刑犯熬这最后一夜，也是看守死刑犯，免得出什么意外。
然而，一夜实在是太漫长了！虽说在这种气氛下，人人都无睡意，但却找不到话说，个个精神抖擞地坐等天亮。
大概凌晨两点过，有押室传来歌声，其声凄恻悲凉——
“秋风凉，秋风凉，秋风儿阵阵多么的凄凉啊！梧桐树叶儿落哦！孩儿我回故乡，回到了故乡，见到了爹和娘……”
刘莽子眉头一皱，骂道：“妈妈的，这个时候唱这个歌，疯了！”
张振国接口说：“正适合呀！”
刘莽子嘀咕道：“本来心情就难受，还唱死囚之歌，这不是让人更难受吗？”
我悄悄问潘驼背。潘驼背卖弄道：“这歌是多年以前，一个死刑犯写的，歌名叫《秋风凉》，又名《死囚之歌》，全国看守所都流行呢！”
终于熬到天亮了，法警带走了拉去枪毙的死刑犯和几名陪杀场的重刑犯，然后“伙贼”进来收拾碗筷。这天是不劳动的，放假补瞌睡，但精神一个比一个好，都不睡，三三两两摆龙门阵。吴伟伟点了三根烟，立窗台上当香，算是跟张振国送行。之后，潘驼背带头唱起了《秋风凉》，会唱的都跟着唱。一会儿，各个押室都传来《秋风凉》的歌声，一个个打三个擒五个的刁恶分子，硬把这歌唱得悲凄恻凉，催人泪下。
大约十点钟左右，刘莽子肯定地说：“张振国上路了，我点香送他。”说罢，摸出三根烟，点燃立窗台上。
这时，一阵凉风，打着旋儿，从天窗刮进来。吴伟伟说：“这风好怪，是不是张振国回来了？”
我背脊一麻，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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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警日记（连载）（91）】………
张振国的死，因为是意料中事，所以虽然悲伤，却并没有什么感触——毕竟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但刘莽子的死就不一样了，它让我感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常。
刘莽子入监前，在蔬菜批市场当保安，因为吃小偷的钱吃爆了，被判两年半，留在看守所服刑。
刘莽子长得凶恶，但但相比之下是个并不刁恶的召集。一般召集用别人“折子”上的钱，非但不说，而且用得狠。刘莽子也用别人“折子”上的钱，但都说在明处，而且用得不凶，比如你账上有两百元，刘莽子最多用你五十元，大部分钱还是你在用。
刘莽子每天都在嚷嚷：“想挨打就说”，但实际上并没真正打过谁。有一次，我唱歌唱高兴了，被武警吼，给刘莽子抓到生活间，打了两拳，打在肩上，样子凶，并不痛。但我的确被刘莽子狠狠吓了一跳，以后唱歌就没那么放肆了，并且随时注意到武警和警官。
刘莽子教过我不少东西，比如进押室，睡头个铺的肯定是召集，然后挨次三四个铺睡的，肯定都是有点身份的人，不能惹的。在劳改单位，最好是少说话，多做事；看不惯的要看惯，听不惯的要听惯，等等。
刘莽子看人的眼光也与众不同。
有一次，押室关进来一个叫吕鹏飞的瘦小青年，科班出身，鼻梁上一副大眼镜。我只觉得跟吕鹏飞都是读书人，因此感觉亲近。吕鹏飞没人送被子来，我就喊他跟我一起睡，还悄悄拿了两包烟给他。
刘莽子则是非常佩服吕鹏飞，人前人后夸这小子厉害。吕鹏飞究竟怎样个厉害法，我到今天都不知道，只感觉这人很聪明，适合搞诈骗。
刘莽子对吕鹏飞的照顾，主要体现在劳动任务上——吕鹏飞挑猪毛，完不成任务就完不成任务，没半点惩罚。有时实在剩多了，刘莽子怕其他人有意见，不好管理，就主动帮吕鹏飞挑。那些完成了任务在休息的，看见刘莽子都在帮忙挑，也不好意思袖手旁观。这样，吕鹏飞那点猪毛任务，一会儿就完成了。
吕鹏飞曾悄悄告诉我，他是某大官的儿子。我一点都不信，因为吕鹏飞身上一点富贵气象都没有，只是出于礼貌忍住没说。而且我相信，虽然吕鹏飞一再叮嘱我，这事别告诉其他人，但同样的话他肯定跟刘莽子说过，而且刘莽子是相信了的。关于吕鹏飞的来历到今天都是个谜，虽然要想查证其实并不难，但我没那兴趣。但吕鹏飞的确没关多久就放了，而且放之前他自己晓得，这让我很是迷惑。
刘莽子的妻子每个月都要带女儿来探望他。刘莽子是留在看守所服刑的罪犯，接见可以面对面。每次接见回来，刘莽子都特别高兴，见人就烟，跟哪个说话都笑哈哈的。
我记得那天刘莽子多早就起来了，打扮得整整洁洁的，跟吕大爷说今天女儿生日，妻子要带女儿来。刘莽子还让警官帮忙买了洋娃娃，准备送给女儿。
听到警官喊接见，刘莽子三步并作两步走，大家都笑他，当父亲的人了还那么急躁。
刘莽子接见回来，一脸幸福，请大家吃糖，还跟吕大爷讲，他减刑半年，还有一个月就可以回家了，回家后准备开家茶馆，过平淡生活，不在社会上晃了。吕大爷相当支持他的想法，大家也都替他高兴。
俗话说，乐极生悲。刘莽子这天是太高兴了，因为有那么好的未来在等他。
张振国死后，我们押室暂时没有死刑犯，所以也就没有安排人守夜。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托吴伟伟的福，搬到了水泥台上睡通铺，占有半床棉絮宽的位置，只要动作不太大，尽可以随便翻身。
押室有好几个人睡觉要打呼噜，刘莽子的鼾声最响。我听刘莽子打了会儿呼噜，说了几句含糊的梦话，然后迷迷糊糊地起来撒尿。走我身边经过时，刘莽子见我还睁着眼，善意地教训：“精神好，还不睡，明天跟你多分点猪毛。”
我讨好地笑笑，懂事地闭上眼。刘莽子回铺上，几分钟就又睡着了，鼾声大作。刘莽子的鼾声开始还正常，一会儿就变得很奇怪，像被人卡住脖子，压住胸膛似的。这样的声音响在夜里，是让人害怕的。如果换个人，肯定有人起来摇醒他，阻止他继续出这样恐怖的声音，影响大家睡觉。但刘莽子是召集，也就是这个押室的老大，别说他鼾声奇怪，就是半夜起来唱歌也没人敢管。我相信，这时候好多人都给刘莽子的鼾声吵醒了，但都忍着。又过了几分钟，刘莽子的喉咙像卡了一口痰，却偏偏还要呼喊什么，出“呃——哦——”的怪声，然后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押室一下子变得只有呼吸声。吕大爷终于觉得不妥，起身看刘莽子，现没对头，大声喊：“王医生，快起来，看看莽子咋了？”
王医生应声而起，显然早醒了。王医生看了看刘莽子，对吕大爷说：“快喊值班干警，可能死了，看抢救得转来不。我现在这个身份不敢救，担不起这个责任。”
吕大爷赶紧按警铃。几分钟值班干警就来了，问明情况，说：“你们都别动他，我通知法医来。”
这一惊动，押室的人全起来了，没人说话，静静坐着。隔一会儿，有几个人摸烟出来，大家悄无声息地吸烟。
刘莽子躺着，肌肉松弛，嘴半张，眼微睁，脸上肌肉往下垂，完全变形，丑得可怕。
过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法医终于来了，检查后，基本上确定刘莽子是猝死，属于自然死亡，与他人无关。然后值班警官叫“伙贼”拿担架来，把刘莽子抬了出去。
值班警官关上门走后，我们都没睡意，呆坐了一会儿，有人说，是觉得刘莽子今晚的鼾声有点奇怪，但没想那么多，早晓得把他叫醒，也许就不会死了。另有人说，才叫不得的，没事就算了，万一有事，你就惹麻烦了。……之后，有两个人开始讲以前见过或听说过的类似死亡故事……全是后见之明。
刘莽子死的时候，他的妻子肯定幸福地睡着了，女儿则很有可能抱着爸爸买的洋娃娃，梦见爸爸回家跟她玩游戏……死亡原本是很私人的事件。人独自来到这个世上，然后独自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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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警日记（连载）（92）】………
刘莽子死后，2o5押室没有了召集，因为吴伟伟不是随便哪个人的帐都要卖的，所以警官从前排押室调了奶弟来当召集。
奶弟当然是绰号，真实姓名我当然晓得，但不方便写出来；因为奶弟刑释回来了，住的地方离我又近，我怕他不高兴。奶弟这一绰号，本市35岁以上的人应该都听说过，当年可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我在见到奶弟之前，早就听说过他的威名，想像中把他跟港片中的黑社会老大对上了号，等真的认识了，感觉却不是那么一回事。
奶弟来2o5押室之前，我跟他其实是见过面的，只不过当时我不晓得他就是奶弟。那天是潘医生带我到医务室治疗眼睛，我刚哭过，还没完全止住悲伤。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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