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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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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成名
引言
成功的商人大都有机会主义者的禀赋，将看似无解的处境变为生财的通道。荣氏兄弟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时局不利，行业危机，茂新面粉厂再次上演撤股闹剧。荣氏兄弟坦然接盘，将茂新变为自家企业，尔后励精图治，提高产品质量，以“兵船”杀出洋粉重围。与此同时，振新纱厂亦拨云见日。
荣氏企业在1910年遭遇的信用危机不过是兴盛的前奏。20世纪初期，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创造了巨大的空白市场，等待那些得风气之先的先行者占领。在荣氏兄弟精心经营下，面粉、棉纱事业两面开花，远销欧洲市场，由此赢得“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之名。
茂新面粉厂浴火重生
荣宗敬与荣德生比谁都清楚，茂新面粉厂迅速做大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根本原因是匮乏竞争。仿佛自觉背后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他们，生意越好，越有紧迫感，他们想着要赶在竞争激烈前提高自身实力。
可惜的是，他们还是慢了一步。刚跨过1906年的年关，坏消息便一个接一个地传来。
日俄战争让茂新等小厂突然崛起，即便感觉迟钝的人们也认识到这个行业的潜力，于是在战争后期，江南一带出现开办面粉厂的热潮，一夜之间，涌现出数十家面粉厂，对小麦的争夺，变相抬高了小麦收购价。据《荣家企业史料》记载： “在阜丰、华兴开设初期，小麦市价极低，每石常在2（银）元左右。后来裕丰、裕顺、中兴、立大等厂相继设立，户数日多，用麦量激增，麦价上涨到3。5（银）元左右。”
夏天，小麦歉收的消息加重了本土面粉制造商的忧虑。与此同时，洋面粉大肆倾销，进一步加剧竞争程度。而随着日俄战争的结束，东北市场面粉需求大减，供过于求致使面粉价格迅速跌落。在原料涨价和洋面粉倾轧的夹缝中，连年亏损的本土面粉生产商自发地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产业结盟既是抵御外部竞争的手段，也是上游谈判的筹码，从而让更多的企业走上结盟之路。各式“联盟”纷纷成立之际，如果不愿加入其中，最好的办法就是成立新的联盟。
茂新面粉厂也不例外。它加入了一个名叫“办麦公会”的组织。从名称上不难发现该组织的目的，即共同压低小麦收购价。事实上那时麦价之高，到了“粉贱麦贵”的地步，多数面粉厂都在亏本。除此之外，组织还包括彼此联系、互不侵扰、约定统一粉价等惯常条例，不外乎形成价格联盟，抵御竞争。“办麦公会”会员均在上海、无锡两地，除茂新之外，还有中兴、华兴、立大、裕丰、裕顺、阜丰等6家，其中阜丰资格最老，茂新次之，约定共进退、同荣辱。
当“联盟”取代单家工厂出现在谈判桌上时，议价能力其实又回到单家工厂水平，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业倒置难题。“粉贱麦贵”的状态持续发酵，许多面粉厂纷纷倒闭，茂新数年积累被消耗一空，荣德生急向聚生钱庄借款8万两，后又借款4万，茂新面粉厂才不至于被冲垮。
在这场行业危机面前，洋面粉质优价廉，将本土小厂打得落花流水。荣氏兄弟总结经验，“要增强企业竞争能力，非提高产品质量不可”。洋人采用机械化大规模生产，所以产品质量稳定并且低价。于是，荣宗敬与荣德生制订“添机改造计划”，决心对厂房和机器进行升级改造。
因债台高筑，借贷无门，硬件升级计划一度搁置，但两兄弟均将之作为战略目标，不敢掉以轻心，每次到上海出差，他们都竭力打听国外的先进机器和销售渠道。如是三年，茂新面粉厂连续亏损，折损2万多银元。1909年，个别股东因茂新连年亏损丧失信心，自愿将股份低价出售，荣氏兄弟得以以面值1/7的价格大量回购股票，由于资金不足，唯有“欠人，赚下还钱，方有发达之日”。
1909年，得知美国商行恒丰洋行在上海出售美国最新式面粉机，并提供办理分期贷款业务。荣氏兄弟商议决定贷款采购18部新机，将产能一举提高到原来的9倍，且面粉质量也随之显著提高，销路转旺。
此时，两兄弟产生品牌意识，推出“兵船”品牌，统一商标、改进包装，用上等白布制作面粉袋，容量大过别家，并顺应顾客的侥幸心理，在袋内放置银元作为“彩头”。因产品口感上佳、质量可靠、价格合理，畅销沪上，知名度随之提高。很快，“兵船”打败资深面粉厂阜丰旗下的“老车”牌，还与洋面粉展开正面较量，一时为国人所称道，“兵船”遂成国产名牌。
振新纱厂的“拯救者”
几乎与茂新面粉厂走出危机的同一时刻，荣氏兄弟涉足的纱厂生意也拨云见日，成为能与洋纱抗衡的为数不多的本土产品。种种迹象表明，1910年，他们的事业正在走向人生第一个高潮。
然而，事业之初并不顺利。经营纱厂与面粉厂一样，都经历了一番挫折，走了许多弯路之后才踏上正途。
早在1903年，荣德生去杭州出差，偶然参观通益公纱厂，初步了解了纱厂经营运转后，便产生了开办纱厂的想法。回到上海后，荣德生与荣宗敬交流，他们认为，“发展实业，应从吃、穿两门入手”，“吃”、“穿”两项，是国人大事，已有面粉厂，还差一家纱厂，遂开始酝酿开厂事宜。
1905年，茂新实力壮大，开纱厂的计划呼之欲出。这年7月，无锡富商荣瑞馨在上海北京路寿圣庵宴请宾朋，多是无锡在沪商人，荣家兄弟也在被请之列。席间，谈及时兴的纱厂风潮，一干人兴趣大增，各谈见闻，颇有共谋大事之意。也有几人早已合伙，在上海开办了纱厂。
见此，荣德生欠身而起，朗声问道： “请教各位，若办纱厂，为何不去无锡？”有人礼貌回应：“确是内地机会好，不过如今局面已定，有机会再说吧。”荣德生原来有备而来，听闻此言，当即从袖中取出预备好的章程草案交与众人，并滔滔不绝地讲起他的纱厂计划。两年来他不断完善计划，择机而立，如今，这个计划成功征服了这些精明的商人，于是决定，“照此决定，再做一局”。
席间的喧哗引起荣瑞馨的注意。他一直旁听不语，待众人平静下去，才发表意见。荣瑞馨资历最老、财力最大，并和荣氏兄弟是本家，对这个计划点头赞同。随后西门子洋行买办叶慎齐、禅臣洋行买办张石君、大丰布号鲍咸昌、保康当铺老板徐子仪表示愿意入伙，连同荣氏兄弟，一共7人，集资27。08万银元。其中，荣瑞馨为大股东，全盘统筹，荣宗敬和荣德生共认股3万，属于没有实权的小股东，只是给纱厂筹建出谋划策，议定厂名“振新”。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07年3月21日，振新纱厂开工投产，28台英国纱机，每日出纱22~23件。然而，仅半年时间，40万元的亏损将开业带来的美好期待一扫而光，工厂濒临破产。
亏损的原因是管理不善，经理张云伯常年住在上海，对企业经营不闻不问，副经理徐子仪是当铺老板出身，喜好读书不懂生意，对纱厂经营一窍不通。7名股东，分为上海、无锡两个阵营，时常意见相左。管理层莫衷一是，一味提高售价，产品严重积压，债务越来越重。
一天，荣瑞馨和张石君、叶慎齐商议振新出路。考虑到7名股东只有荣氏兄弟有实业经营经验，而振新纱厂正因缺乏管理混乱而陷入危机，于是决定请他们“救火”。当时茂新面粉厂有所恢复，且不忍就此失败，荣氏兄弟爽快应下。随后，振新召开股东大会，荣宗敬被任命为董事长，荣德生担任经理，于是荣氏兄弟在5年之后终于有机会亲自经营管理纱厂，尽管是以“拯救者”身份出现。
纱厂与面粉厂在本质上相同，荣德生将面粉厂的那套经营方案用于纱厂管理，取得显著效果。其一，对财务、原料、库房进行清查，厘清核实资产。其二，深入棉花产地了解收购行情，竭力降低采购成本。其三，精简生产环节，排除不必要的工序，排除浪费。如是将产品价格降至市场平均水平，迅速打开销路，财务状况得到有效改善，逐渐扭亏为盈。
经过一年的整顿，振新纱厂起死回生，所出品“球鹤”牌棉纱质优价廉，在上海市场可与日本“蓝鱼牌”匹敌。从此，荣氏兄弟在厂内和业界威信大增，频频出入公会组织，俨然事业有成的青年才俊。
1910：“橡皮风潮”下的企业危机
荣氏兄弟兴办实业的时候，世界工业正被一个美国人推向巨大的转机。
1903年，工程师出身的亨利？福特在底特律创办福特汽车公司，相继推出几款简陋的车型后，在1908年研发出了T型车。该车以低廉价格迅速建立亲民形象，并将之转化为巨大的市场，不到一年销量便突破1万辆，拉开汽车工业的序幕。
曾几何时，汽车还是“富人的玩具”，亨利·福特在一夜之间将之变为“大众轿车”，开启了第二次工业浪潮。世界经济陷入新一轮悸动，伴随汽车业的兴起，钢铁、橡胶、机械等行业迅速走向繁荣。
全球经济联系日密，盛产橡胶的南洋成为受益者。在汽车轮胎广阔需求的刺激下，南洋橡胶种植业迅速崛起，诞生大量股份制企业，其中很多企业有上海资本背景。许多盘踞在上海的商人利用人们的投机心理，以组建橡胶公司的名义大肆发行股票，虽然对外招股时均号称有种植园，但实际上多数是“空壳公司”。
一些公司毫不脸红地将刚刚种植的树苗描绘为成熟的种植园，还有公司圈一块地就敢声势浩大地招股，最臭名昭著的是英商麦边开办的兰格志拓殖公司。1903年，这家标榜以经营橡胶、石油、煤炭为主业的公司在上海成立，数年间一直无甚动静。直到1908年其在沪上各家报纸刊登长文《今后之橡皮世界》，不惜万言论述未来橡胶市场的广阔前景；随后又刊登巨幅广告，首发橡皮股票，许诺高额股息，声称投资可获巨利，且股票可向银行抵押，号召社会广泛投资。
正是这年，英国橡胶进口额突破80万英镑，美国橡胶进口额达5700万美元，橡胶供不应求，国际市场橡胶价格急遽攀升。兰格志公司的宣传很快见效，上海市民追捧者众，将其股价一路抬高。随后，仓促成立的橡皮公司纷纷效仿兰格志公司，在上海发动猛烈宣传，劝诱投资。上海人喜欢将橡胶称为“橡皮”，在一夜暴富的美梦鼓动下，开始疯狂抢购橡皮股票。
风气涤荡，各家钱庄、洋行唯恐错失发财机会，竞相介入橡皮股票，甚或有钱庄多方筹集资金参与投机。汇丰、花旗等外资银行顺势开办承销业务，每逢橡皮公司发售股票，银行前必定排满长队。为便于在人潮中立足，许多人将长辫盘于头顶，远远望去，黑压压一片尽是辫子。到点，银行开门，人群蜂拥而入，片刻认购一空，人群散尽，复又门可罗雀。如此再三，渐成上海滩常景。
转瞬之间，市面上的橡皮股票被抢购一空，许多人将毕生积蓄投入其中，橡皮公司股价迅速抬高。以兰格志拓殖公司为例，面额100荷兰盾的股票从60两飙升到1500余两，超额20多倍。据悉，卷入橡皮股票的投资金额达4000万两之多，将近清王朝半年的财政收入。
然而，正当人们沉浸在股价升值的快感中时，泡沫破裂了。
1910年6月，伦敦市场连续狂涨两年的橡胶交易价格突然逆势下跌，上海橡皮股票不可避免受到波及。花旗、汇丰等外资银行停止受押橡皮股票，并开始追索抵押款。嗅觉灵通的商人、橡皮公司老板趁股票尚在高位紧急抛售，逃之夭夭。及至消息公开，价值千两的股票在一夜间变为不名一文的废纸，来不及抽身的投资者被套牢，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上海滩一派惨烈。
在这轮“橡皮股票风潮”中，上海银钱业成为“重灾区”，共48家钱庄倒闭歇业，占总数55％，欠款总额高达1933万两。鼎鼎大名的义善源、源丰润也未摆脱破产命运，在全国的分号土崩瓦解。受累于此，全国百家钱庄、票号倒闭，国内各大工业城市陷入金融恐慌，经济上升势头戛然而止。
因股灾引发的家破人亡与自杀事件层出不穷，社会治安迅速恶化。上海商务总会向两江总督紧急发电称，“上海工厂数十家，工人二三十万人，一经停工，与商业治安均有关系，提请代奏”云云。事实上，电文所列数字远远不能概括当时的形势，濒临绝境者岂止数十家？
被反复证明的一个事实是，金融与实业互相渗透，一旦发生股灾，实业必定遭殃。这场史无前例的金融灾难给初露头角的荣宗敬和荣德生一个“下马威”，他们手中各家企业支离破碎、前途未卜。
最先陷入危机的是振新纱厂。1909年前后，在橡皮股票最火热的时候，荣瑞馨曾大肆投机橡皮股票，不惜向汇丰银行举债，泡沫破裂后不仅血本无归，还面临汇丰银行逼债。为解燃眉之急，荣瑞馨将振新纱厂地契拿到汇丰银行作抵押。岂知“橡皮风潮”蔓延成全国风波，迟迟无力偿还贷款，抵押到期仍无法赎回，汇丰银行遂将振新地契上呈上海道台，声称要查封振新纱厂抵债。
虽然荣宗敬和荣德生负责日常经营，但大股东荣瑞馨掌管纱厂控制权，抵押地契一事瞒着荣氏兄弟和其余股东，直到衙门发来传票，蒙在鼓里的股东方如梦初醒。不幸的是，与振新有业务往来的钱庄、票号也听到了这个消息，纷纷前来讨债。
雪上加霜的振新危在旦夕，荣宗敬与荣德生使出浑身解数，一面向衙门求情，一面四处借款，终于凑足16万两白银，将地契从汇丰银行赎回，并向其他债主许以还款期限，暂时控制住局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投资橡皮股票的振新纱厂损失惨重，财务状况不断恶化，艰辛建立的良好声誉亦付诸东流；随后，茂新面粉厂向天津发货的货轮触礁沉没，折损5万银元，元气大伤；广生钱庄虽逃过“橡皮风潮”，回归、放款等业务却大不如前，挣扎在生死线上。看到荣氏事业不济，合作伙伴脸色大变，索债者不计其数。
这次危机对荣德生产生巨大影响，他后来在文章中这样记录：“此为入市以来最困难棘手之一次，往来均欠，需用无着，岌岌不保。”荣氏未来还将遭遇无数困难，但这次风波让激进的青年开始学会退让，不再责备求全。为摆脱窘境，荣宗敬和荣德生决定“自断一臂”，将已为“鸡肋”的广生钱庄收盘停业，把有限的资金用于还债和盘活实业，从此专注棉纱与面粉事业。
然而，危机还没有终结。1911年夏，长江洪灾，产棉区收成大减，棉花收购价随之大幅上调。随后爆发武昌起义，市场银根紧缩，贷款利息骤然提高，负债累累的振新纱厂在此陷入经营困境。
工厂财务每况愈下，资金链断裂，荣氏兄弟将300包棉花账单抵押于聚生钱庄，然而只是杯水车薪。随后召开董事会，荣德生请求董事各垫款5000银元赎回账单，奈何无人理会。当时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如果赎不回棉花账单，振新纱厂必死无疑。荣德生只好去聚生钱庄央求相熟的账房先生，希望可以通融过关，好说歹说终于取回棉花账单。
振新开工在即，却因为无钱发放工资而临阵“卡壳”。荣德生苦思冥想，采用“欠人，赚下还钱”的招数，先自印工资票若干发于工人，许诺待工厂赢利后同比兑换现金，解决流动资金困难。如此再三，至振新厂勉强开工已是1911年下半年的事情了。此时，风向已然大变。
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回归，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代向商人们敞开了新的大门。
为实业呐喊
改朝换代的间隙，许多商人惊讶于新政府的宽容和厚道，从官方的文书上他们读出鼓舞性的涵义。暂时看来，这对他们是极有利的讯号，于是受惯衙门老爷压榨盘剥的怀疑者变得活跃起来。
荣宗敬比别人更能感受到这种变化，这个精于世故的青年有着非同寻常的观察力和判断力。看那无锡乡间工厂日夜不息的烟囱以及上海钱庄门前的如织人流，经济复苏的景象跃然浮现。谁也没有想到，史所罕见的金融危机带来的阴影居然被政权更迭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令人充满期待的世界，经久弥漫的轻商思维也不复存在，看起来没什么比这更好了。
1912年开始的时候，街道复归车水马龙，一切回到原点，仿佛什么都未发生。也许更深远的变化还未到来而已。
破旧立新之际，没有理由不期待改弦更张。对于新世界，荣宗敬也有自己的主张。新年不久，他在《振兴实业，发展经济，以惠民生计划书》一文中写道：“就近日而言，建设工业，实为要图。即以纺织一业而论，吾国人口四万万，只有纱锭二百余万枚，较诸欧美各国人口与纱锭之比例，实不能供国民之需要。惟其如此，是以他国在吾国设厂，以遂其经济侵略之野心，而使我纺织业受重大之打击。纱、布为人生必需之品，乃至仰给他人。痛心之事，无逾于此。”
没用多久，荣宗敬就收到来自官方的反馈。新成立的无锡商会会员名单上，荣宗敬和荣德生的名字赫然在列，这表明他们已经被纳入这个半官方组织，得到某种政治上的重视。尽管同期成为会员的商人为数众多，荣氏兄弟不过是其中两个小字辈，但他们还是对这种转变寄予了超乎想象的热情。
这年秋天，新政府在北平召开全国临时工商会议，荣德生以无锡商会会员的身份与上百名全国代表参会。
会上，荣德生提出三项议案： 第一，大力扩充纺织工业，改善人民衣着。第二，设立母机公司，由国家发起，招股1000万元，作为建厂资本，为工程、轮船、火车、农业、矿冶和军械制造提供各种机器；¨wén rén shū wū¨由政府派遣120名学生出洋学习工程技术、冶金、采煤，学成后归国，从事规划、设计和研制。第三，资送一批学生出国学习轻纺工业的工艺技术。
三项议案获得极大认可，报章纷纷转载，国务总理赵秉钧派秘书与荣德生详谈，协商振兴实业的措施。
新政府重视商业、扶持实业，让荣德生欣喜万分，归家即挥毫泼墨，写成万字文，自印千册。文中提出“实业基础巩固之时，即国家财源发旺之日，而国亦进于富强之域”、“举国注重国货，不重奢侈，使金银勿流于外国”等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一千册书旋即被抢购一空。
对呐喊的积极回馈固然可贵，但落到实处才见真意。对荣宗敬和荣德生来说，眼下最迫切的愿望不是国家若何，实业怎样，而是寻到一条摆脱企业危机的出路，毕竟，只有生存下来才能谈论发展。
过去的一年，荣氏企业频频遭遇损失，简直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即便广生钱庄永久地关上大门，也无法阻止危机继续蔓延。那年夏天的洪水在造成大面积棉花减产的同时，对小麦收成也造成巨大破坏，四溢的河水还光顾了茂新的仓库，对于面粉厂来说，不啻一个晴天霹雳。
尽管战乱之后的和平意味着粮食市场的春天，商人们迫不及待地开办面粉厂，但种种迹象表明，无锡正在失去作为面粉业基地的优势。一年来，荣德生反复考察，到北京开会之前已经拿定主意，要将新工厂设在更为开放、便捷、高效的上海——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平台。
到上海去
许多准备投身面粉业的商人一定与荣德生有同样的感触：上海这个城市对实业经营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在多数中国人眼中，这个弹丸之地魔力无穷，吸引着四面八方的资金、人力和商品通商交汇。不过，人们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强化“冒险家乐园”的时候，无意间忽视了它作为工业城市的种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那些最先发现这些便捷之处的先行者常常轻而易举地获得商业成功。
吸引实业家的首先是这个城市的资金。作为中华民国最大的金融中心，沪上长期活跃着大批买办、官僚、商人和外国银行家，这些人手中掌握的资金足以调动半个国家的运行，假如想要借助他们的资本实力，有时不过就是拿出一个打动他们投资的充分理由。
当然，资本家也不是那么好哄的。更多时候，他们宁愿相信亲眼所见，这时，将工厂项目设在他们目力所及之地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最起码，打消投资顾虑的同时也能让他们对生产心中有数。
对于实业生产，交通是重中之重，原料往来与产品物流是资金流通的附着，那些工业发达地区不可或缺的一项指标便是交通。具体到面粉产业，不仅需要依托无垠的小麦产区，还必须覆盖广袤的消费市场。背靠苏北产麦区的上海，本地消费潜力巨大，更重要的是，通过津浦、沪宁干线和京杭运河连接北方市场，借由长江航道和海洋运输连接武汉、天津、大连等商业城市，在客观上具备了辐射大半个中国的优势。
不仅如此，上海还有两样事物吸引着面粉产业聚集于此。
其一是能源。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席卷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是电力开始取代蒸汽被应用于生产领域，效率提升立竿见影。一台电动马达驱动的磨粉机生产相同数量的面粉只需花费蒸汽磨粉机1/3的成本，结余成本即可用于扩大再生产。而全国电力事业最发达的地区，非上海莫属。
其二是资源，确切地说是获得生产机器的渠道——洋行。全国恐怕找不到第二个城市比上海拥有更多的洋行，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的洋行林立不穷，为抢夺中国市场，竞相推销本国机械，推出样机贱卖、分期付款等便利条件。通常情况下，采购面粉机只需提前订购即可享受运送、装配、维修等服务，且价格异常便宜，具有十足的吸引力。
凡此种种，去往上海开办面粉厂一时成风。从1900年第一家民族资本机器厂阜丰在上海建立以来，到1911年的11年间这里已有民族面粉厂7家。而且，还有更多人打算来此开创面粉事业，其中便包括荣宗敬与荣德生。
兄弟二人在上海考察的间隙，流言蜚语在茂新面粉厂传开来。原来，看到面粉业发展迅速，茂新办麦主任浦文汀和销粉主任王禹卿不满于做“高级打工仔”，私下计议脱离荣氏，到上海联合创业。浦文汀和王禹卿都是业务骨干，一个谙熟上游采购，一个在全国商埠关系亨通，在茂新创建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多年耕耘，浦、王二人掌握了茂新进出关键和各种关系，如果他们一走了之，茂新这座大厦必定不能支撑多久。
荣氏兄弟听此传闻，不免心中大惊，火速奔回无锡详查。在各种沮丧消息中，他们打听到一个有利因素： 浦、王两家财力有限，东拼西凑勉强筹到2万元，到上海开办面粉厂，至少还需要2万。
荣宗敬放出话来，愿意出这笔钱。浦王两家几番协商，自感无力独撑局面，遂同意荣氏入伙。于是，荣宗敬、荣德生出资2万元，王尧臣、王禹卿兄弟出资8000元，浦文渭、浦文汀出资1。2万元，合计4万银元，到上海筹建新厂，这便是坊间所传“三姓六兄弟”创业佳话。
六人定下规矩： 三方联合、各展所长、合作经营。表面看来，王、浦两家虽然实现了另创新业的夙愿，但荣氏兄弟仍是大股东，王、浦其实并未摆脱荣氏束缚。不过，他们很快发现离不开荣氏兄弟。
建厂之初，为节省资金，他们采取“租地、租房、欠机”策略。荣宗敬说服财大气粗的鸿章纱厂股东郑培之出资4万两建造厂房，再转租过来，每年租金4000两，承租10年，并以分期付款方式向茂生洋行订购美制粉机7部。1912年年底，面粉厂筹建完成，正式定名“上海福新面粉厂”。
经过数月设备调试、员工招聘等准备工作，1913年2月，福新面粉厂开工，每日夜出粉1200包。厂内，荣宗敬威望最高，任总经理，统揽全局；王尧臣和浦文渭以股份多少，分别担任经理、副经理，负责采购、销售等具体事项；荣德生为“公正图董”，职位相当于总管。
有茂新在先，福新共用其采购、运输、销售体系，少走许多弯路。浦氏兄弟采取赊账方式以茂新名义统一收购小麦，由于茂新信用好，可以开具7天期商业汇票，小麦每日从无锡运往上海，隔天即可从福新厂出粉，装袋时打上“兵船”牌商标。与此同时，王氏兄弟展开销售才能，打着“兵船”旗号四处预售，求购者众，产品尚未出厂，订单便纷至沓来，而且预付全额现金，偿付小麦汇票绰绰有余。
凡此种种，不仅解决流动资金困难，且极大缩短了生产周期，福新面粉厂发展迅速，很快在上海滩站稳脚跟。
“兵船”牌面粉畅销的秘密
福新面粉厂开工数月，市场反映良好，产品供不应求，荣氏兄弟产生扩大生产的想法。恰好中兴面粉厂因经营不善在市场竞争中步履维艰，四处寻求收购。中兴面粉厂属于老牌工厂，生产能力不俗，但由于竞争乏力，无人愿意接手。荣氏兄弟趁机将其租来，租期10年，每日夜出产面粉2000包，贴“兵船”商标销售。
荣宗敬与荣德生善于借助外力实现自有产业发展，几番出手，无不展现过人才干。而租借老牌的中兴面粉厂颇有产业代工的神来之笔，更意味着新兴势力开始取代传统老厂而崛起。
然而，荣氏兄弟还不打算停止扩张的脚步。1913年冬，经过数月积累，他们手中小有闲钱，划拨10万两白银，在中兴面粉厂东面购地建厂，向恒丰洋行订购21部美制粉机，命名为福新二厂，年底开工，每日夜出面粉5500包。而此时，运营10个月的福新一厂已经实现赢利3。2万元。
此间正值上海面粉业大发展时期。1913年，上海新开3家本土面粉厂，本土面粉厂总数达到11家，资本总额230万元，日产面粉25100包，平均每家2282包。11家粉厂中荣氏占有或掌控3家，产能高出行业平均值，产品更是一骑绝尘，直接叫板大肆倾销的洋面粉。
当“兵船”面粉畅销国内时，人们多将荣氏面粉事业发达原因归于美制磨粉机，而忽略了其深层次的经营策略。
荣氏对信誉异常看重，严把质量关口，从源头抓起。辛亥革命后，荣氏兄弟考察全国各地的小麦，综合比较后认为四川小麦品质最好，主选川麦做原料。他们制定严格的筛选流程，坏麦、熟麦、潮麦统统剔去，将掺杂沙石逐一拣出，保证产粉质量。1911年，大水淹没茂新无锡仓库，荣德生下令将受潮面粉和小麦统统处理掉，仓库可能发霉的小麦全部不要，坚决不用工厂声誉换取眼前利益。
此外，因用麦量巨大，荣氏先后在安徽蚌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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