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世界是弯的-第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椎那脖日淖畛跬蹲识嗔肆奖丁�
在美国，每年有400万婴儿出生。如果给每个新生儿1 000美元，这也不过相当于联邦预算上的一个舍入误差。只需要为数不多的钱，就能让一整代人参与成为资本拥有者的梦想。更重要的是，这将创造新一代的拥有未来投资平台的投资家。
如今全球化的未来在政治上难以预测，根本原因就在于金融资本拥有者基础太小。同时，贫富差距正在扩大。结果是赞成全球化的政治基础最多只能说很薄弱。下面惊人的数据能够说明问题：根据纽约大学的爱德华·N·沃尔夫所说，如今40％的美国人没有足够的现金存款来支撑他们在贫困水平上生活3个月。一个四口之家按此水平生活那么长的时间将需要5 300美元的存款。
顺便提一下，美国的低存款率反映了财富分配不公的本质和对于美国经济可持续性的危险的信心膨胀。在过去的25年间，人们逐渐相信了那一幻觉，认为无论决策者们做什么，美国的低失业率都将一直持续下去—在后全球化时代金融动荡，生产疲弱和就业机会减少的世界，这一情况必将造成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和失望。
然而，我们的大多数领导不是去寻求将更多人带入企业资本家体系，而是在玩政治游戏。一半人指责全球化，鼓励将危及国际金融体系的鲁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阶层斗争政策。他们的政策主张一旦实施，会扭转令人印象深刻的全球财富创造和减贫过程。使用煽动性的民粹主义言论已经使金融市场出现动荡。
而另一半人也好不了多少。他们骄傲地提议以教育和员工培训的税收减免的形式降低税金。然而这是毫无用处的。因为40％的美国人并不缴纳联邦所得税（20％的人缴纳负所得税，因为他们从政府获得一定净收入），这些听起来很美妙的税收结构变化对社会上大多数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美国决策者别无选择，只能设计一种具有创意的方式来大幅扩展金融资本拥有者基础。这是关键的历史时期，自由派和保守派都需要更富远见卓识—就像19世纪的决策者们通过《宅地法》（1862年由林肯总统签署，它将无偿给每一个有兴趣的美国人160英亩美国西部的土地）和20世纪通过《社会保障法案》时一样。
最终，为了保证支持新的全球经济的政治基础，决策者们必须集中关注人力资本的作用。最清楚这一点的美国总统要数亚伯拉罕·林肯。在1861年第一次发表国情咨文时，林肯说：“劳动力是最优秀的资本，值得获得更高的尊重。资本……不可能存在，如果劳动力不先存在。”
1960年，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奥多·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协会的一段著名讲话中主张“人力资本”应该是现代经济的主角：“我们各处的税法歧视人力资本。虽然这种资本的存量已经增大，虽然人力资本明显同其他形式的可再生资本一样会陈旧奇。сom书、贬值，并且需要维护，我们的税法却对此全然不顾。”
如今在税收政策上，华盛顿的两党决策者们在企业折旧的税收神坛前参拜，为机器提供慷慨的税收优惠。然而教育，在需要的情况下，包括人力资本的重新培训，被视为决策过程后的考虑，通常是最后一刻的权衡，作为政治掩护来使国会同意企业税款备付。我的观点是为了经济的长期繁荣，税法不应该将机器的价值和荣誉放在人之上。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服务部门如今创造了70％~80％的GDP，“知识资本”甚至正变得比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更加重要。
请注意，我不仅仅是说增加政府在再培训项目和加强教育方面的支出，虽然这些目标也很重要。美国的劳动者自身有时都不知道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全球竞争，而持续用新的思想再造他们自己的公司对成功而言至关重要。这种超然的感觉并不奇怪，因为典型的工薪阶层并没有从新的全球经济中得到任何金融收益。但还有一个社会或者文化现象使许多人退缩。最近的研究显示，遍布全社会的以技能为基础的教育不平等现象正在凸显，以至于即使可以获得资金受到更高等教育，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却缺乏这种想法和口头技能，不能够向前迈出一步，以利用社会提供的教育机会。这一技能差距通常是来自于不同收入水平的不同父母的教育方式，富裕的父母更鼓励培养思维过程和语言能力。不够富裕的家长则出于经济原因，大多数时间都不在家，身兼两份工作。
然而，分析家布林克·林赛在《新共和》报上指出，如今的以技能为基础的教育不平等不应该被看做“一些玩得过火的民粹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戏弄”，而是由全球经济的成功而产生的：“对现在的一代人来说，我们的经济在创造更多的富有成效地利用高度发达的认知能力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却比能够利用它们的人要多……经济发展跑在了文化发展前面，结果是文化正在为提升灵活性踩下刹车。因此，与其抱怨经济体系，我们不如更好地帮助人们适应这一体系和迎接它的挑战。游戏的规则并不是问题—我们只是需要更有技巧的玩家。”换种方式说，我们的政治领袖们需要更好地激励社会，来找出某些方法帮助家庭提高技能。
乔治·蒙贝尔特在他的书《被俘的国家：公司接管英国》（Captive State：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Britain）中指出，人类和公司之间的斗争将成为21世纪的核心冲突。虽然这本书是针对英国，但它提供的教训同样也能很好地适用于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
在今天的华盛顿，两党都专注于使用税收政策来帮助现有的大公司—通常是通过为资本资产支出提供更为有利的税收待遇。这没什么，但是更为重要的两个目标却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培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技巧和激发新的风险承担者的持续创业创新精神。
美国国会专注于捍卫针对现有企业的税法的每一个剩余漏洞时，又采取了什么行动来促进充满活力和创意，还未存在或即将诞生的企业出现呢？这些还未诞生的企业是未来经济的就业、创新和繁荣的基础，但是它们却从未进入华盛顿的政策关注范围。
正如现在已经很明显的现象，我狂热地相信工薪阶层家庭希望能够赶上伟大的金融浪潮。他们希望从劳动力阶层转变成资本拥有者。他们希望在企业资本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他们并不憎恶其他人的创业成功，只要财富创造和机会的大门仍对所有人敞开。如果决策者们未能了解这些动态，我们可能就会看见一个全新范式的出现。全球的决策者们将会面临如何管理新的嫉妒政治的问题。并且，一旦产生，这些险恶的政治问题就不可能受到控制。这是一场表演的门票，演出中纸牌搭建的房屋会在我们眼前坍塌。
我希望同样清楚的是，美国的政治团体在拒绝克林顿的自由贸易、开放金融市场的议程时，正冒着给全球金融灾难创造条件的风险。首先，我们将会看到全球投资者对美国信心的逐渐丧失，接下来是现金和信贷可获得量的萎缩，然后是持续的经济低于增长潜力的停滞时期。减缓的增长将会带来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阶层斗争言论和政策，而这些将会进一步降低整个国际体系对于美国的信任。这也是为何当如今的政客们胆敢在自由贸易和开放资本市场上持不同立场时，他们应该记住通常大胆也可能是致命的。
尤其是美国正处在其经济历史的关键时刻。今天的政治家经历了25年非同寻常的两党经济成功。他们见证了在20世纪70年代末可能被认为离奇的、近乎纯粹幻想的全球财富创造和贫困减少。然而他们现在正在玩弄贸易保护主义者和阶层斗争政策，而这些政策很有可能让一个包括里根和克林顿在内的广泛国际联盟付出巨大努力才实现的经济成功分崩离析。
尽管如此，以上的分析并不是说管理全球化政治将是件简单的事。在全球金融体系结束了次级抵押贷款制造的混乱后，很可能没有人会是英雄，而不少人是恶棍。事实上，就如我将在最后一章中所展现的，只有那些具有非比寻常的远见和克制力的政治家才能够抵挡关于近几年全球银行部门不负责任甚至愚蠢的行为的政治煽动。的确，银行家们让整个世界经济卷入了严重的麻烦之中。
如今的金融界危机四伏，领导者们必须盱衡时局。起初，领导者们需要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游戏规则，来缓和当下日益加剧的全球经济失衡。他们应该深入探究初露端倪的权益噩梦，制定一项全球战略来应对全球危机。我们也必须采取一些方法，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全球变暖与维持全球贸易体系之间所固有的冲突和紧张局势，并创造一种能够妥善应对主权财富基金投资风险和机遇的可靠方法。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保护国际金融的流动性，同轻率的贸易保护主义斗争。
但最为严重的恐怕还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领导者们必须改革如今漏洞百出的金融体系，包括信用评级和配置体系。本书以2007~2008年信用危机所造成的金融恐慌开篇，所以我将以探讨这场危机的长期影响来结束全篇。2007年，随着次级抵押贷款还款拖延问题的加剧，金融体系架构使一个本来并不严重的问题演变成了数十年来空前严峻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极大地动摇了全球化的政治基础，使全球数百万计的中低收入家庭面临严重的生存困难。的确，金融市场最终恢复稳定了，然而根本问题却仍潜藏在表象之下，随时可能再次爆发。
我将要讲述的关于次贷危机的故事里没有任何英雄。2007年8月危机初现时，报纸头条就开始抨击无能的银行家们以及他们的表亲—永远居于幕后的信用评级机构。华尔街的很多分析师也纷纷指责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认为它在早几年将短期利率定得太低，而且维持时间太长，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它的反应又太迟缓。所有这些抱怨都只是针对一些枝节问题，反而将注意力从迄今为止对金融危机负有最大责任的银行家和投资银行家们身上转移开了。在赤裸贪欲的驱使下，他们精心编造了一个合乎法律但充满风险的方案来掩盖风险，结果几乎毁掉了整个世界经济。
如果金融全球化遭遇失败，这些大的金融机构和它们的掌舵者将会受到最多的诟病。丑陋的事实摆在眼前，正是他们的行为让整个世界的金融系统岌岌可危。
人们普遍认为次贷危机的爆发仅仅是由于全球房地产泡沫破灭。他们的推理如下：柏林墙被拆除后，全球化的传播所创造的繁荣加剧了全球制造业和服务业内的竞争，结果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实际工资缩水，从而造成了通货膨胀预期的降低和随之而来的长期利率下调。而当抵押贷款的利率低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时，很多发达国家的家庭就开始疯狂地买房置业，逐渐产生了大范围的住宅市场泡沫。随着泡沫持续增大，贷款机构对于那些偿还能力远远不足的人也提供次级抵押贷款。而后来当长期利率以及抵押贷款利率回复到较高历史水平时，这些贷款者愕然发现自己已深陷财务危机。
这个解释听起来似乎很合理，但其实并未将事实和盘托出。在正常情况下，当美国次级贷款风险敞口仅仅为2 000亿美元时，在当时总价值为数百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体系下，吸收这点房地产泡沫对于世界金融系统来说绝非难事。在几个月内，金融市场可能会不稳定，但会相对较快地恢复正常。很明显，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状况，应该还有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危及了金融市场的完整性。而“其他状况”就是银行和投资银行建立的一个十分可疑的双重系统，其试图隐藏大量的市场风险，包括抵押贷款风险。
因此，我将要叙述的是一个关于贪婪、伪善和绝顶荒唐的故事。这是那些银行家不愿让你们知道的关于2007~2008年信贷危机的故事，而这次危机是由未能意识到所发生一切的所有监管失败导致的。
故事起源于1998年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崩溃。此后，全球的银行神气十足地加紧了对于对冲基金的信用监管（对冲基金通常向银行贷款，通过杠杆将大量基金用于交易）。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此同时，银行对于自己的交易平台却采取了一个宽松得多的风险管理标准。毫无疑问，银行风险激增。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银行模仿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的做法，开始了越来越危险的赌局。
对于银行风险，金融体系是有防范措施的。例如著名的巴塞尔国际银行资本充足率标准，就有硬性要求，如果银行想要提高风险等级，那么它必须将更多资本作为抵押，而不能用于投资。巴塞尔标准的提出无异于为维护全球银行系统的整体性上了一道政策保险，包括银行储蓄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及民众使用的其他一些金融工具。但是这个国际性标准也给银行出了一道棘手的选择题：银行要么选择高风险和高回报，但必须储备更多非投资性资金来应对意外事件，要么选择低风险和低收益，但是相对能有更多资本用来投放市场。银行没有接受任何一项选择，而结果也是灾难性的。
为了在巴塞尔标准布下的两难僵局中进行迂回战，银行（包括投资银行）建立起一种双重市场。几乎每个大型金融机构都设立了独立于资产负债表之外的金融工具来规避风险。以赫赫有名的花旗银行为例。包括银行监管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在内，外界对于这个大牌公司所了解的，都仅仅是可见的、账面上的风险。而外界一无所知的恰恰是花旗所设立的独立于银行母体之外的隐秘的金融工具（通常叫做导管或者结构性投资工具）。
严格来说，这些独立的投资工具所背负的丑陋债务一般不会显现在母公司的账面上。然而，让母公司也大跌眼镜的是，在国际市场交易者们眼里，表外工具和母公司却是一脉相承，声名共享，而这是银行家们始料未及的。规避风险的努力最终铸就了一颗定时炸弹。
但是为什么银行要设立脱离其管控的工具，还不让母公司作为主要受益者出现在这些次级工具的资产负债表上呢？答案归结为一个词：贪婪。银行和投资银行创造了自己的私有市场—一种自动的，合法的，能产生大量利润的“倾卸场”。
接下来就要说说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传统做法是，银行借给买房者资金，然后在贷款期限内持有抵押物。该贷款期限内，银行承担抵押风险，然而在全球化的新经济中，银行采用了一个不同的系统来处置风险问题。它将所有贷款集中到一起，并将整笔贷款分成若干份，叫做“利息收益流”。换句话说，如前面所提到的，银行“保护”了贷款，到国际市场上廉价卖清了经过重新包装的单独收益流（现在叫做抵押支持证券）。这些银行同样也鼓励它们旗下的独立金融工具来购买这些抵押支持证券，而其中有一部分便是评级为次级的抵押贷款。大型金融机构通过向其独立的投资工具出售换装后的抵押支持证券而大发横财。
然而事情却自此开始复杂化了。这些独立的投资工具将刚刚买入的抵押支持证券作为抵押物，通过发行商业票据在国际信贷市场上借款。商业票据历来被视为一种相当安全的债务投资形式，作为货币市场基金的安全中枢而被广泛使用。
2007年，国际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国际市场也随即对商业票据失去信心。这使得很多表外工具瞬时深陷财务危机。不久以后，它们的母体银行和投资银行自身也难逃厄运，因为全球交易者们再次将母体银行与独立金融工具同等对待。金融股票崩盘。随着商业融资难度剧增，全球信用体系失灵了。受美国经济影响，工业化时代的全球经济在2008年年初也开始走下坡路。
而此时的银行却专门采用了一种新的、充满风险的商业模式，可以说，在这种模式下，它们已经完全脱离了整个游戏。银行一旦将证券化的抵押债务卖给表外工具，就不再面临任何风险。作为有权决定给谁贷款的施贷方，银行却不再与贷款方有任何联系，也不担心他们是否还得起这笔贷款。与其作为风险管理者的传统角色相比，这种模式下的银行家们积极进行着风险分散。他们自以为找到了“没有风险的风险”，同时还能攫取巨额增值利润。
当这种危险的走钢丝表演真相大白时，银行监管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才发现自己其实更傻。例如穆迪和标准普尔等机构对银行进行常规审查时，总被它们账面上显示的良好财务状况唬住，全然不知其与独立的表外金融工具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大多充斥着次贷风险。让问题更严重的是，信用评级机构将表外工具发行的商业票据定级为“高度安全”。它们认为，既然债务是有保障的（并且因此被多元化）且与房地产挂钩，那么就不会崩溃。它们笃信房地产的价格不会下跌，至少不会在全国普遍下跌。
从金融角度来说，银行认为它们已经达到了极佳状态。2007年8月次贷危机爆发前几个季度中，某些大型银行的净资产收益超过了30％，这在银行界实属罕见。在那一时期，全球顶尖货币经理们囊括了这一收益的一半。为何监管者和评级机构从未质疑银行家在没有耍诈（表外风险敞口、危险的融资杠杆）的情况下能够如此成功，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这种金融法则与美国大学评级体系非常类似。每年，各个高中的高年级学生们都关注着各大学的评级结果。首先要看的就是各个大学的学术能力评估考试（SAT）的平均分数，以判断该学校的总体水平。这听起来似乎挺严谨，除了一件事—很多学校呈递的都不是完整的成绩单。它们轻轻松松地抹去了一些特殊学生群体的成绩—运动员、少数族裔，或者一些有缺陷的人。这样一来，光鲜亮丽却误导人的成绩单就诞生了。意图可能是良好的—告诉那些普通中产家庭的白人学生考取这个学校的成绩要求。然而这完全是虚假的，对那些遵循规则提供准确和完整测试结果的机构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从这点说起，次贷事件听起来就不陌生了。由于全球化网络的紧密联系，当俄亥俄州的人还不起次级抵押贷款时，德国的一家银行立马会陷入困境。该银行在美国没有分部，但却拥有大量买进的评级很高但最终可疑的美国商业票据。
欧洲的金融监管机构，同它们的美国同行一样，也对于所辖银行旗下那些坏账累累的表外金融工具浑然不觉。突然之间，全世界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都因为美国证券化债务的牵连而暴露于高风险中。通常人们认为高度安全的资金突然饱受质疑，严重的信用危机正在全面爆发。
次贷引发的危机一大恐怖之处在于：尽管中央银行努力采取措施以逆转局势，发达国家的信用市场却仍在收缩。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哮喘病人，进入肺部的空气持续消散，喘息中的经济也渐渐窒息，急需氧气供应。
如同预期一样，各国政界都抓狂地搜寻快速救市的良方。2008年年初，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税收刺激计划，意在遏制次级抵押贷款引发的整体经济混乱局势；一些政治家建议将抵押贷款利率“冻结”5年；由美联储开道，很多中央银行都积极响应，大幅降低了短期利率；华盛顿的政府官员们前瞻性地首先着力解决了紧急问题—数百万美国家庭即将流离失所，需要政府救助。他们同样也深知整个金融体系正面临着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
因此，无论国会如何焦虑绝望，危机仍在持续。由于缺氧，喘息着的经济已由甜菜红变成深蓝色。逐渐清楚的是财政和货币疗法已不能解决这个根深蒂固的问题。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核心完全就是对于金融架构的信任危机。这一关键性问题其实早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和次贷危机爆发前就酝酿已久。这个问题就是在全世界持续蔓延的对资产支持证券市场的信心的丧失。国际金融策划师哈拉尔德·马尔姆格伦曾经给这些有价证券，包括抵押支持债券、信用违约互换（一种抵押债务的保险单），以及一系列的信用衍生品，起了一个有意思的名字—“信得过资产”。如果把全球经济的信用配置比做血液流动，那这些证券代表的就是其中最核心的动脉。而次贷危机引起的信心丧失，造成了这条动脉的严重血栓。
在第2章中，我描述了在风险评估和企业资本配置中，证券化如何演绎了其不可或缺的罪恶角色。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金融操作，它作为双刃剑，一方面推动了全球经济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却又危害了全球经济生产力。次贷危机爆发后，信用市场的削弱让人大跌眼镜。这是因为资产支持证券市场实质上经历了一场买家的“###”。这使全球交易者对手中持有债务工具颇为不安，这些证券的价值只能由信用评级机构来评定，这些机构由于通常依赖数学模型，而不是对资产信誉直接验证，其评级成功的历史记录少得可怜。这场信任危机立刻给全球经济的信用市场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金融体系赖以存活的输氧管道几乎完全堵塞了。
马尔姆格伦用更多的细节描述了那种形势：“在过去的10年中，有大量客户购买资产支持证券，包括公共和私人的养老基金、当地政府的财政主管、保险公司、外资银行及资产管理人、信托机构，甚至对冲基金……然而唯一能衡量这些证券的风险和价值的途径只有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在监管限制的指导下，很多买家，特别是养老基金，一贯追随评级机构的标准。2007年春天，一场慢动作的火车脱轨事故却正在发生。每况愈下的评级结果完全背离了最初的结论。那些手持资产支持证券的买家现在只剩下了不能变现的资产。”
这起脱轨事故让那些大型金融机构的领导们惊慌失措。他们完全没有料到一时的信任缺失就会导致作为全球信用体系主动脉之一的资产支持证券一夜之间失去流动性。然而对于这些复杂金融工具的不信任仍在全世界蔓延。而这个苦果恰恰源于这些金融机构没有全面分析它们所从事交易的潜在风险。
这段时间里，美联储官员们奉命救市，更加激进大胆地降低短期利率。由于担心重蹈日本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初“失去的10年”开始时所犯的错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迅速大幅降息，其速度之快，程度之深，史无前例。虽然货币政策的实行能暂时稳住更大范围内的金融市场，争取到时间，然而降低利率的举措却仍然无法挽回投资者对于与贷款方毫无关联的施贷方金融投资工具的信心，也无法迅速恢复其对于这种将金融风险转嫁给神秘的表外工具的体系的信任。
2008年3月中旬，美联储官员陷入恐慌。大幅降低短期利率和其他直接向银行注资的方式都收效甚微。更糟糕的是，著名的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已经濒临破产。美联储官员指出：在当前的条件下，如果这样一家大型投资银行破产，将可能危及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并造成股市暴跌，全球性经济崩溃也就不远了。美国经济已经濒临衰退。而那时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其深远影响可能要到数年后才能被充分了解。3月16日，圣帕特里克节的周末后，美联储将贝尔斯登和其他一些所谓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收归政府安全体系之下。在此之前，该体系都是专为美联储所监管的银行设立的紧急救助站。不仅如此，美联储还为贝尔斯登敞开了“贴现窗口”。“贴现窗口”设立于大萧条时期，专为银行提供紧急贷款，而不论它们的抵押品资质如何。在美国财政部的支持下，美联储强制要求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同时美联储以获得贝尔斯登的290亿美元不良资产做交换，向这家深陷困境的华尔街投资银行提供借款。
请允许我解释一下这个决策：美联储原则上似乎为包括银行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提供了这项政府保障，同时美联储和其他一些管理机构可能会承担更重要的金融市场监管任务。鉴于金融危机的急迫性，尤其是全球金融体系面临崩溃的绝境，也许美联储别无选择。然而这顶宽大的政府保护伞最终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对于贷款会起鼓励还是抑制作用，还有待观望。在一个受政府保护的体系中，一些管理机构需要维护公众利益。而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众多监管机构在风险评估和把握资金流动性问题上并没有留下任何辉煌战绩。难道一个新的巨型美国监管机构，不管设立在哪里，都能够做得更好吗？金融市场中那些万能的巫师们总能够发明出各种合法的手段来规避监管限制。如果有一个新的美国监管机构，我想很多对冲基金，私募基金和其他一些更加灵活的金融实体可以轻易地在国外从事金融交易。美联储或其他监管机构的职员可能会成为一项新的复杂决策流程的一部分。
《华尔街日报》的格雷格·伊普曾做过报道—“美联储被委以也许无人能及的重任：预先识别并防范危机”。哈佛大学的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相当复杂的衍生工具进行监管是一个巨大的技术挑战。这些回报丰厚，冒着存亡风险的金融机构犯了错，靠美联储就能纠正吗？”
事实是次贷危机爆发时，所有的监管机构职员都在关键时候麻痹大意了，但这也不能完全怪罪他们。一个本分的政府官员无论如何也斗不过那些诡谲又擅长发明创造的金融巫师，还有他们那些打从监管条例一出台就立刻搜寻合法对策的精明律师。当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一位高级官员年薪为14。3万~21。6万美元，而高盛集团里最初级的决策师，其每年的酬劳都是以百万美元计算的。2006年，高盛员工的平均年薪为62。2万美元，某些行政助理和秘书也能赚到20多万美元。
然而现今的危险却在于：监管者在金融危机中被发现疏于监管，为了补偿，他们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过度监管。在金融市场上，过度监管对资金的流动性的打击往往是致命的。对美国来说，过度监管会进一步削弱纽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监管过失会使已经受损的信用环境恶化。同时，由于那些活跃的投资者会选择将资金转移到管束较少的市场上，过度监管由此也会进一步削弱美元。
美国金融服务业一直受到世界各国觊觎，也是美国能在世界上独领风骚的少数几种产业之一。坦白地说，这些国家巴不得看着美国金融业死在过度监管的囚衣下—被束缚使其优势尽失。但话说回来，如果不像做手术一样精准地进行提高操作透明度和风险管理水平的改革，避免危及更大的金融体系，那么美国的金融服务业就真的命悬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