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传奇-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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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于十个台湾省和一个日本国的面积。全区共辖7个县，30个区，132个乡，当时只有5万多人口。

阿里是藏民族文明根基“象雄”文化的发祥地，驰名中外的古格遗址，蓝天白云，雪山草原，让世人向往。有四条大河：地区所在地的狮泉河；普兰县所在地的孔雀河；札达县所在地的象泉河；喝尔县所在地的马泉河。它均发源于圣山（冈底斯山主峰仁波齐），四座大山：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神山。三湖：圣湖（玛旁雍措）、鬼湖、班公湖。俗为喜马拉雅山的雪莲，冈底斯山的红柳，喀喇昆仑山的藏羚羊。有雄伟壮丽、闻名世界的神山、圣湖。它的最大缺点是，高山缺氧，气候恶劣，是地上不长草，天上无飞鸟，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的这么一个“生命禁区”。

地区所在占地是一个东西宽200米，南北长500米的狭长地带，既没有整齐的街道，又没有高楼大厦，都是些极不规格的平房，也没有耀眼的单位牌子和显目的办公场所。地委和行署也只是一座“工”字型平房，书记和专员住宿和办公就是一个里外套间，办公设施简陋，门口没有岗哨，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指挥机关，管辖七个县，领导着五万多农牧民。军分区是二排八栋平房，左边四排是司令部办公及住宿，右边四排是政治部和后勤部，属南疆军区管辖，守防着中、印、尼1500多公里的边防线。管辖7个县人武部，一个团级留守处和情报站，一个步兵营和营级通信站，八个边防站，三个县中队。是一个集军事指挥、政治教育、边防执勤、边境巡逻、社会治安、维护稳定、执行剿匪等任务的综合性军事指挥机构。

第三章　军营十八年（中）

1972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一周年，是伟大而纪念的日子，这天下午我和张其华到阿里军分区机要科报到。没有一个熟悉地面孔，加之简陋的办公室及用具，破旧的宿舍，恶劣的气候和艰苦的生活环境，就在我们的思想上烙下了很深的影响。第二天就参加工作，主要是翻译密码电报，完成无线电联络，是一种空中指挥手段。机要工作地要求特别严，译电办公室和密码室24小时有人值班，并配手枪，要求“人不离密，密不离人”，除机要人员外，其他任何人员不准进入，显得很神秘。有一次新调去的管理科长处于好奇，爬在译电办公室的窗户往里看时，被人发现后汇报了分区，分区领导严厉批评了该科长。“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分区就成了佳话，机要工作就更神秘了。正是严密的管理体系和谨慎的工作作风，党的机要工作才不断壮大。

1973年3月28日，是我永远怀念的日子，这天阿里军分区司令部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由机要科参谋刘卫中、王子权二同志介绍我加入党的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正式党员。

1973年5月，冬天封冻的山路陆续开通，分区从独立连抽调了一个排，由副连长带队前往西烂塔执行守防任务。西兰塔环境恶劣，生活艰难，是个季节性哨所，道路开通时设上，大雪封山前撤回，边防形势不紧张时，连续二、三年都不设防。部队驻守自然就要配上电台、机要及工作人员，否则前方驻守部队和分区无法联系，就成一个孤军。科里接到通知后就派我和常志勇同志担任此任务，我俩做好一切准备后，带上行李就同独立连前往西兰塔去的战士乘坐拉物资和弹药的车，天黑前住在噶尔县门士区。当地的海拔在5000米左右，晚饭就在区食堂吃，那天不知是火候不旺，还是高压锅漏气，他们蒸出的馒头粘牙吃不成，为了民族关系，饿着肚子还不敢说，只好吃点罐头坚持。它是季节性哨所，前二年没有守防，路是边走边修，只要当时能跑车就行，所以我们就一边修路，一边前进，第二天下午才到该站。到后通信人员立即架起电台，我们把文字翻译成数字，向分区汇报了部队行程及住宿情况。房子是用泥巴盖的几间土屋，门框及门扇早被放牧的人拆了，我们就用破麻袋钉住挡风，就这几间泥巴屋住的是连部、机要、电台、医生，战士们都住在临时撘的帐篷里，高原紫外线强，天气喜怒无常说变就变，红红的太阳，突然一片乌云过来就下起了冰暴和大雨，雨刚停太阳又红红的照在大地上。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和燃料，我们都整天穿着棉衣，白天还好过些，晚上冻的受不了，白天和战士们一同出去捡牛粪，晚上放在屋里和帐篷里点着取暖。排里还组织战士捡柴草烧火做饭。没有任何蔬菜就是罐头，没有娱乐场地及设施，看到的就是高山和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滩及成群结队的野马、藏羚羊奔驰在戈壁草原上。

西兰塔守防的主要任务是，守住通往印度的一个山口，控制大量人员进出，确保边境安宁。阿里边境线的特点是以山，以河为界。

10月份的一天，收到分区一份电报，大概意思是分区派了一辆大车给该队送去生活物资及用品，望派员接应。战士们知道后非常高兴，就在戈壁滩上等啊、盼啊。车到后，收到了各种信件，吃上了新鲜蔬菜，当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又收到一份电报，分区在叶城留守处举办一起大型教导队，让我随车回分区机要科参加此次教导队训练，我非常高兴，不但可以回条件较好的分区，还可以下山到新疆叶城参加训练，进一步深造个人的业务技术能力，提高实际工作水平，为以后工作打下坚实基础。第二天早晨把行李一捆就坐在大车上面，走了两天才到分区。

叶城县是喀什地区最西北的一个县，它邻近喀什地区的泽普县，和田地区的皮山县，是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农业县。县城内驻守着新疆军区后勤部32分部，中国人民解放军152野战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运输29团和阿里军分区叶城留守处。它们的任务主要是保障阿防区、空防区的物资供应，弹药补充，物资运输，医疗卫生等。

1973年11月1日，阿里军分区叶城留守处教导队开学典礼，是分区成立后举办的第一个大型教导队；党委特别重视，让副司令员任队长，教导队队长任副队长，三个区队150多人，机要为三区队，两个班18个人，副科长陈炳文同志负责。训练的内容主要还是密码翻译，穿插些军事训练等，要求所有科目都要进行考核，评定总成绩。所以，不管那个科目练习我们都是很认真的，都想取得好的总成绩。有一天早操后，队长组织我们区队人员跳木马，十几个人排成一纵队，一个跟一个跳，他就站在木马前监督，跳过去的休息，跳不过去的反复跑步跳，第一轮我没有跳过去，第二轮跳时感觉后面的人就追上了，一紧张就跳过去了。有些同志跳不过去，反复跑啊跳啊，累得满头大汗，跳过为止。这种训练对于提高大家的军事素质，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1974年4月初，阿里道路己开通，部分车辆已运行，教导队训练已结束，要求所属人员一律上山到所在单位报到。车辆由留守处统一安排，两辆大车拉行李，两辆旧轿车坐人，按日程安排行驶。有一天早晨5点多从红柳滩兵站出发，因山路崎岖，坡度大，很多地方轿车上不去，车上的人就下来推，待车上了坡人在坐上去，就这样反复了五、六次，大概到11点多时，我们发现同车坐的战友杨延岗同志不说话，脸已肿的很大，口罩绳都勒在肉内。立即报告了带队领导，他随即让4辆车都停下说：“这是高山缺氧引起的肺水肿，得尽快送多玛兵站吸氧治疗”。他立即让拉行李的一个车拉上杨能跑多快跑多快，不能耽误时间送多玛兵站治疗。并要求车上其他人员不准睡觉，要有精神保持正常呼吸，有不良感觉要及时报告。这段路上已经死了好几个人，叫做无人区，生死路。晚上9点多我们到后去看杨，他吸着氧气神智昏迷不清。那时多玛已经有了电话，就将杨的病情报告了分区，卫生队连夜来车接走。待我们到分区看他时，还住在卫生队，人基本清醒，没有生命危险。

1974年6月，科里同意我探亲，我非常高兴，想到很快就要与离别三年多的父母及兄弟姐妹团聚，重返养育我多年的故乡。心中的喜悦真是难以抑制阿。经过准备我把多余的被子和衣服装了一个麻带，日用品和其它东西装了一个大提包，与通信站刘智（武威人）等几人一起坐29团拉运物资的车到大河沿火车站，当时就买上回家的车票，没有座位我们几个就把麻带放在车厢过道坐着，回家的心情是非常兴奋的。那时公交车不多，早晨6点多在河西堡下火车后，等了半天坐了一个去永昌的车，还没有赶上到朱王堡的公交车，只好住在永昌县委招待所。吃晚饭时各买了个馍和菜，几年了没有吃过豆面馒头，尝尝新鲜也说明吃上了家乡的饭菜。在阿里临出发时我电报告诉了家里，到家时母亲就坐在大门口等着，可见母盼儿的心情。在家时正是农业社收小麦的季节，母亲不但每天参加生产队地劳动，而且还想方设法让我吃好。她性格温柔善良，常以慈悲为怀，是贤妻良母的典范，是我们儿女的靠山与幸福。9月中旬返队时，父亲送我到武威车站，乌鲁木齐是我第一次去，下车后在别人的引导下住进了新疆军区第二招待所，该所还住着探亲归队的刘卫中、王子权等几个同志，我心里就踏实了，这样一路上就有伴了。在他们的关照下，我们一同乘车回到了阿里。

1974年10月，分区接到总参谋部电报，“据西藏军区报告，近期有一大股**分裂分子暴动，将去尼泊尔和印度方向。命令你部立即派员守住通往尼泊尔、印度的几个山口，然后由西藏军区扎东骑兵五团从藏南向藏北方向剿匪。”古人云“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分区接到命令就召开了剿匪会议，决定在普兰边防站设指挥部，由分区陈副政委任总指挥，指挥协调守防分队完成任务。从独立连抽调了一个分队前往尼泊尔方向的山口守防，并配机要电台，科里派参谋兰志刚同志、译电员李永蛟同志配属该分队执行此任务，其它任务由普兰边防站和霍尔中队担任。10月中旬我探亲归队没几天，科里就派我给兰志刚他们配备密码文件，到普兰后，指挥部给我派了一名战士和一个老乡，骑着当地雇的马（我第一次骑马），在一边是几十米深的悬岸，一边是高山，一条崎岖的小路上，有些地方骑马过不去，只好人牵着马过去后在骑上，人在马背上，心里非常害怕，如果马失蹄连人带马就没命了。这个分队就守在普兰县斜尔瓦村，村边上就是一条大河，河上当地村民自搭着一个木桥，过桥就是尼泊尔国土，一条通往尼泊尔的山路。我们当兵的人是不能过这座桥的，过桥被发现就是侵占别国国土，就要引起外交纠纷。该村的房子都是用石头垒的，执行任务的人员除潜伏的外，其它都住在村里，机要人员住的是一间二层小房，我到后，没有被褥三个人就穿着大衣睡下，已是十分拥挤了，就这样坚持了三四天。分区指示，设伏分队佛晓撤回普兰县科伽村待命。在零晨三点多钟，收到一份2000多字的特急电报，我和兰志刚同志立即翻译，内容主要是通报剿匪情况。我方在普兰通往印度的一个山口抓住一名**暴乱头目，缴获一支步枪，22匹骡子8匹马。据这人说，他们的头目及十多个人，在我方还没到山口前二小时就过去了，他是因为赶着这些骡马掉队后才被抓住的。其余土匪得知他们的头头已去印度，我方山口又守的严，就自行解散了。所以分队人员徒步撤到科伽就是待命，等待上级关于下一步的行动指示。

11月中旬，边防形势稳定，就将所属剿匪分队撤回，几辆车陈副政委亲自安排驾驶室座位，我们考虑一人带密码文件坐驾驶室，陈副政委就是不同意，还说“我们特殊”，我当时就说“我们不特殊，是党的密码特殊”。后来我们还是坐在大卡车上面回分区的，第二天科长问我们，陈副政委说为坐车你们说他了，我说“他说我们特殊，我就说我们不特殊是党的密码特殊”。然后科长笑了一下说“分区最近讨论你的提拔问题，他是常委不知有没影响”，我就乘机给科长说，“我也是为党的密码着想的”。所以那段时间工作特别小心，不能让分区领导再抓住辫子。

11月底分区政治部发了一份提干文件，其中就有我，被定为阿里军分区司令部机要科见习参谋（正排23级）。

1974年12月29日，科里派我到日土县中队机要组工作，因为刚提干，加之日土县气候好，海拔在3000多米，我打起行李随车到日土兵站，兵站距县还有9公里，没车来接我只好在兵站住了两天，31日县中队派了一名战士骑马把我接去。第二天就是1975年元旦，县上条件和环境都很差，没有举行任何庆祝活动，没有一点节日气氛，人们好像习惯了似得。晚饭中队会餐，既没有餐厅，又没有餐桌，各班就把做好的饭菜端到班里吃，我们机要组的就和炊事班一起吃，他们对我们机要人员既尊重又客气。其中一个菜是整炖雪鸡，他们就让我们多吃些。尔后炊事班长把我叫出来说：“锅里有雪鸡汤，杨参谋你喝不喝”，我说“喝”，他就领我到伙房给我打了一碗，剩的就不多了，这就是在一个县城过的元旦。

【文】日土县是新藏公路的必经之地，那时阿里地区行署还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管辖，地方和部队的物资供应都从这条路上运输，地里位置很重要，所以新疆军区在兵站旁边设了一个团级情报站，属阿里军分区管理。我们的工作就是完成武装部、情报站和县中队的密码通报。当时武装部和情报站都没有车，译出情报站的报我们只能汇报中队后，他们派一名战士和两匹马，我们去一人骑马往情报站送电报，路经一片广阔的草原，有时就在草原上比赛，感到很威风，心情也十分地暇意。

【人】1975年春节，中队没什么蔬菜和食品过年，就派全队射击第一的战士徐忠同志和另一名战士骑马上山打雪鸡，过年时会餐。据他们讲，天不明时他们就到有雪鸡的山上，待太阳出时雪鸡就出来找食吃，如第一枪打不准它们也飞的不远，很容易发现目标接着继续打，下午回队他们打了8只雪鸡。

【书】1975年3月，电台台长马西林同志因坐骨神经严重，中队卫生员给他扎针治疗，由于干针长期没用，加之条件差消毒不严，感染成急性败血病，发现时已经晚了，经抢救无效死在县中队。中队只有一名副队长，和我是同年兵，在没有其他干部的情况下，我们都很胆怯，向遗体告别时，我们三个干部都不敢进去，这时战士们都看着我们，不能给战士们留下不良影响，我们三人相互点了一下头，副队长在前，我在中，杨再如在后带领中队战士向马西林同志的遗体告别。在抢救他的时候，没有血液，只好给他输了许多人造血浆，造成人死后变型。

【屋】日土县四周环山，中间是一片农民耕地和草原，大河小渠到处都有，长年流水，气候优美，五六月份一片绿色和各式各样的花草，引人注目，杨再如回科后，我除工作、学习外，和新任台长、报务员到大河里炸鱼，小河里抓鱼。有一次一炮就炸了一架子车，中队吃不完就带到科里。草原上有些水渠只有二三十公分宽，三四十公分深，有时我们就爬在草地上，用手在水渠里抓小鱼，一次就可抓三四条。班公湖是从日土流向印度的，湖泊的一半是在我国境内，一半是在印度境内，它的特点是，在我国境内的水是淡水，在印度境内的水是咸水。天鹅、鸭子等飞禽都在班公湖我国这边，闲暇之时我们就背着枪到班公湖捡鹅、鸭蛋，有时可捡六七斤，供中队生活。这样的日子不知不觉就到了十二月初，科里又调我回分区工作。

1976年元旦，分区派了几个工作组到附近的斯翻古尔、且坎、扎西岗边防站，一是慰问边防干战，二是检查指导边防工作。组织科长带我和宣传科一名老干事去了扎西岗，这天正是元旦，晚上他就组织边防站的人员收听元旦社论，播放的是毛主席主席重上井冈山“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一文，听完后他就组织我们和他一起抄录，便于边防站学习。

1月8日早晨我们发现科长没有起床，就到他房间问他是否病了，他说“没有，我是听到周总理去世的休息，心里难受啊”。原因是62年中印自卫还击战时，他在空喀边防站负责机要工作，当时只有他一个人。有一天印军已越过边境线接近我空喀边防站并鸣枪，我方连队干部正组织人员与印军对峙，此时情况十分紧急，他立即汇报到总参谋部，总参通过外交部和印方进行严正交涉。在此期间电报来往穿梭，他七天七夜没有休息，为我国外交战线的同志通过外交途径妥善处理这些边境事件赢得了充分时间。被军委授于“空喀山口英雄”。63年国庆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总理问“空喀山口的英雄来没有”，朱寿山就答“来了”，周总理握着他的手说：“你为我们外交战线的同志争取了时间，赢得了胜利”。从此，他就在新疆军区机要战线上有了理想的影响，陆续青云直上，登上了科长等职。

1976年2月底，乌鲁木齐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培养一批后备干部，其中要办一期机要训练队，我们科分名额两名，科里就让我和陈勇家同志参加。我们感到很幸运，既可以到省城学习，又能进一步提高业务技术能力。那次一同去参加学习的还有措勤武装部部长、革吉和日土武装部副政委，狮泉河至叶城的路还没开通，也没其它交通工具，为了我们按时报到学习，分区就派了一辆崭新的东风大车，搭着篷布，车上装着上交的旧被褥，两名有驾驶经验的司机拉上我们五人连夜赶往叶城，到叶城后留守处又派了一辆面包将我们送往和田坐飞机去乌鲁木齐。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激动的心情难以表达。

3月1日，军政干部学校开学，该学校座落在乌鲁木齐南郊，是原新疆军区步兵学校改编的，以军事、政治、通信为主的培养人才学校。机要训练队第一次举办，设施简陋，条件差，生活上没有任何补助。训练的科目还是平常工作时的内容，但考核的标准就更高，要求就更严。训练是很紧张的，也是很艰苦的，竞争相当激烈，参加培训的都是全疆各单位机要骨干，都想通过学习取得好成绩，毕业回单位有个好前程。不但能律己自强，刻苦认真，而且有一种追求理想。锲而不舍，勇攀高峰的精神。队长冯世民同志是个大胖子，管理部队有经验，如他带队出操走在市区，队伍步调一致，精神饱满，真正体现了我们这个学校的学员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

11月底，按规定的教学大纲和训练计划顺利完成，各队举行了结业典礼。十个月的学习，我的业务知识和技术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各项科目在全队位于10名以前，在典礼会上受到队里的通报表扬，队里又将我十个月的学习、生活等情况报告了分区，为我后来在部队的前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7年7月，我已被提为阿里军分区司令部机要科副连参谋（22级），同时派往波林边防站机要组工作，当时该站机要组雷明亮同志，我去没多久他就回分区了，我一人在那里坚持日常工作、学习，参加一些站上的活动等。波林边防站距狮泉河400多公里，离札达县120公里，地方属札达县管辖。该站三面环山，前面是一片开阔地，海拔4400多米，没有农牧民，可以说一年四季不见人烟。离边防站5公里的山上设着一个哨位，一个班守卫，吃住都在那里，一月一换班。站上人员除了站岗放哨、训练、学习外，就没有其它事情，显得比较清静。站上有两头小毛驴很乖很听话，它们的任务就是每天往山上的哨所里驮水，驮水时战士们把所驮的水桶放到小毛驴身上，其他事人不用管，小毛驴就自觉地上山了，到山上后战士们把水桶卸下，它们就又把空桶驮了下来，没人卸就一直站在井旁，待水桶卸下后就吃草去了，天天如此，所以战士们都很喜欢。

1978年1月8日（农历丁己77年腊月初十），是我和妻子终身难忘的日子，这天我和夫人刘金玉在老家举行了婚礼，招待了客人。那年月结婚时那有大小汽车啊？生产队里的马车天不亮就把新娘子接来了。结缡30多年，我们从来没有红过脸、吵过架，更不用说打架了，恩恩爱爱，互相关心，互相照顾，互相体贴，互相谅解、互相尊重，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共渡余生。

1978年4月，分区决定在各边防站调选8名优秀的76、77年入伍战士，在机要科举办一起机要训练队。经南疆军区机要处同意，通过政审和调查，确定了8名同志。因为我参加了乌鲁木齐军区军政干部学校的培训，加之当时我的实际工作能力和业务技术水平在科里比较过硬。所以，科里决定我负责这8个人的培训工作，既是队长，又是教员。我就一手抓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管理工作，一手按教学大纲抓他们的训练。按教学大纲备课、讲要领、做示范，大胆管理，精心策划，以身施教，培桃育李，呕心沥血，循循善诱，通过我的精心教育和引导，学员们认真刻苦的训练和钻研，半年时间他们已完成教学大纲规定的各项课程，成绩都达到优良。将训练成绩汇报科里，同意按时毕业，为党培养了机要骨干。毕业典礼时，司令部参谋长，机要科科长及在科的其他同志都参加，并定为中专学历。其中杨明春学员是甘肃环县人，他精灵聪敏，训练时接受能力快，成绩突出，训练结束后就留在科里工作。后陆续任阿里军分区机要科科长，札达县武装部政委，阿里军分区副政委，现任新疆军区后勤部三十分部副政委。

1979年7月，西藏阿里军分区79政干12号文任命我为阿里军分区司令部机要科正连参谋（21级），主管分区领导及各科室电报的阅办和电文的收发管理工作。天天接触领导，时时谨慎办事，认真学习，虚心接受领导的教诲。协助科室人员拟写电文，配合科里完成其它任务，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多次鼓励与表扬。

1979年10月，新疆军区兵员部通知，分区80年新兵从四川招接，并成立接兵团。分区决定由步兵营营长任团长，下设几个连，我任指导员。我们到乌鲁木齐后，全疆赴四川接兵干部坐的是临时调整的一列普通军列，乌鲁木齐到兰州运行还正常，兰州到成都运行就没有规律，有些小站一停就是几个小时，兰州到成都就走了二天二夜。成都整休了一天，在市区看了看。第二天又到了宜宾，参观了赵一曼烈士陵园，五粮液酒厂等地，然后坐船到了泸州市，我们的兵员就分配在泸县。我们到后县武装部召开了接兵干部和乡镇领导会议，会议要求地方各级领导要保证兵员质量，接兵干部要到乡村调查了解，走防群众接好兵。泸县是丘邻地带，经常下雨，村与村离的较远，户与户也不近，有的住在丘邻上，有的住在川区里，交通极不方便。我们下乡走在泥泞的稻田埂子上，不小心就滑到稻田里，经常低头看路走，有时走的头昏眼花，很不适应。人们说四川是天府之国，我们去后才体会到，不但环境优美，而且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吃的也非常丰富。我和连长、医生都是分区机关干部，兵员确定后就请假去了重庆，参观了渣子洞和白公馆，游览了市区。

根据新兵运输计划，泸县武装部与我们进行了档案和人员的交接，尔后派车将兵员送到了隆昌车站，部队到后，火车就在站上停着，还是拉运物资的那种车，车上铺着点稻草。我们按每个车厢坐的人数，以排为单位上了车，我和连长各负责一个车厢，这样便于管理。到成都时团长让我提前坐客车回家一趟，这样我就坐上去宝鸡的车又乘53次到武威下车回家，在家住了3天，待我赶上部队时，他们才到新疆库尔勒。负责、管理部队到达叶城留守处。那年负责新兵训练的是司令部参谋长，新兵没到前他就召开了新兵训练会议，会上决定让我带新兵训练。当时在留守处教导队还举办一起机要、通信在职人员培训队，副科长姚依林同志得知消息后，就反复找参谋长让我当机要教员，和他负责机要队的培训。参谋长是司令部的第一长官，机要科属于他的直接领导，他就只好改变了决定，让我负责机要队的教务工作。我们带着新兵刚到留守处大门口，姚就在那里等着，就把我接到教导队，负责起在职机要人员的培训。在职人员培训是很难办的，都是参加工作几年的老同志，既不能管理特别严格，也不能掉以轻心，既要讲要领作示范，又要注意方式方法，还要和他们沟通，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提高他们的认识和训练自觉性，完成培训任务。

1980年12月31日探亲归队时，妻子刘金玉随军，她父亲退休，其弟刘吉文顶替。我们四人从河西堡上车，吉文才14岁，他一路上不吱声，也不玩，一直爬在窗户往外看。81年元旦那天我们到了他父亲单位山口车站一同下车，他父亲住的房间很简陋，就是二张单人床，在啥都没有。他姐姐问他行不行，他什么话都不说，显得呆呆的。第二天我俩就去了乌鲁木齐，在车上妻子说：“父亲单位条件太差，除车站外四周都是戈壁滩，没有村庄和树木，只是一条从东往西的铁路，恐怕吉文待不住”，吉文工作后，虚心学习，尊师请教，不畏盛暑，不惧寒霜，坚持始终，工作和生活熟悉较快，他父亲在单位陪了一段时间，就回家休息。

在那个年月，坐飞机的人不多，但规定特别严，乘机人员必须有县团级以上单位证明才能购票。当时我都带着空白证明，随自己填。在乌等了3天才买上去和田的机票，妻子是第一次坐飞机，她的心情很痛快。在和田住了一晚，又坐公交车去叶城，上车时遇上雷明亮带其妻归队，这样我们就结伴而行。

第四章　军营十八年（下）

81年春节前，分区将在叶城休假和探亲归队人员组织到一起学习训练，待上山道路开通后回单位工作。当时科里决定又让我和副科长高炳坤同志组织在叶的所有机要人员办一起训练队。通过与有关部门协商，我们的训练队按时开课，训练的内容还是平常工作的为主，穿插搞些政治学习和其它活动，目的是让这些人集中学习，便于管理。4月份，训练结束后回科里，继续担任密码电报的阅办和电文的收集管理工作。有时帮助译电室翻译电文，有一次我正在翻译一份较长的电报，时任科长过来给我帮忙，这人心胸狭窄，为人处事焦躁，同志之间关系一般，平常科里人都不太尊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