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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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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角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使货物的短缺现象更加恶化。
当1988—1989年消费市场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时，一个同样严重却较少被人察觉到的问题在经济中逐步显示出来了。年度资本货物储备的增长所依靠的纯粹的固定投资，其数量在1988年突然下降了。这一年，固定投资下降到，1989年再降到。这种趋势对经济的未来生产能力构成威胁。这个空前的困境是1987年改革的另一个结果。由于中央不再规定投资的高速度，企业为了现在牺牲了未来。整个经济在1988—1989年继续扩张，1988年GNP增长，1989年增长了，但是这个速度不过相当于80年代早期的缓慢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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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的激进化（1）
1989年是苏联体制路线斗争的一个转折点。混乱的消费市场，下降的投资，令人失望的GNP增长必定要对经济改革的路线产生影响，其结果鼓励了争论措辞的激烈化。1987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经济学家拉里莎·皮亚舍娃在《新世界》的文学期刊上发表了一封信，公开向社会主义挑战。她主张，世界经验表明只有一种市场体制能够带来繁荣，计划不可能和市场体制结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和市场体制是不相容的。这个异端之言在当时并不为人所接受。然而两年后，这些观点逐渐被经济学家们一致接受了，他们利用自由的大众媒体向大众和政策制定者们宣传他们的观点。1989年的经济困难使许多人乐于倾听这种观点。
对经济改革的争论开始于1989年，随后迅速展开，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有欠精细却十分重要的、日益流行的术语的变化来描绘争论的演变。争论集中在两个关键问题上。第一是经济计划或者市场力量指导的经济范围问题。第二是生产方式上公有或者私有财产的相对效力和愿望问题。
如我们在第3章所谈到的，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提出的改革理念是要建立一种既能保留经济的计划性，又能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具有分散性和发挥市场力量的功能显著的经济。这似乎是1987年制定《国有企业法》的目的。从1989年开始，这种观念受到日益猛烈的抨击。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计划的市场经济”术语开始被使用时，戈氏原来的观点有了微小的改变。这些术语表明经济应该主要是一种市场的经济，而“社会主义”和“计划”则是修饰语。1990年，“控制的市场经济”这一术语开始使用，这抛弃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观点，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实际上，这是建议实行一种如德国和日本那样的体制，在那里，国家在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框架内积极地控制市场。
术语的演化在继续进行着，此后，“控制的”一词被众多的评论员所抛弃，经济改革渴望的目标变成了单纯的“市场经济”。术语演化的最后一步是对“自由市场经济”日益高涨的呼吁，这一术语的提出使改革进入了最后阶段。尽管“自由市场经济”观念可能引起人们误解，因为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从来就没有哪个国家会允许经济完全自由地运行，但在如何实行“控制”的争论中，这一术语还是通行无阻起来了。实际上，它是在改革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完全拒绝社会主义，因为从社会主义的信仰看来，如果一种经济要满足大众的需要，计划的框架就是必需的。
所有制的争论开始于1989年，经历了一个类似的演化过程。起初，出于对小型的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改革的考虑，人们呼吁建立一种“混合经济”。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从1986年开始被允许同国有企业并存发展。开始，人们以为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只是起积极的但微小的补充作用，国有企业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接下来，居然有人鼓吹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平等地位”，这超出了原来的设想。很快，评论员们开始讨论起“联合股份企业”的优势，这是一种颇有些含糊不清的所有制形式，其所有制关系的真正性质依赖于谁持有股票。如果公众代理人在联合股份企业中拥有大部分股票，那它很大程度上可能被认为是国有企业。然而，这种联合股份公司形式打开了大型企业非国有化的大门。
到1990年，出版物开始公开发表国有企业是苏联经济困难的根源的观点。私人企业比公有企业更有优势的观点似乎成了定论，尤其是当它基于这一推论时：只有私人所有者才会积极有效地管理企业的经营活动。对企业的“非国有化”呼声也开始为人所闻了。这一术语意味着解除联邦政府对企业的所有权，包括把所有权转手给职工或者地区政府、地方政府。然而，这种术语的演变很快就走向了它的尽头：呼吁私有化，很显然，这意味着国有企业转变为资本主义式的公司。
很快，经济学家和其他的政策分析人士在媒体上就经济改革展开的争论，从如何改革社会主义转到如何为资本主义作辩护了。开始争论的问题是：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如何结合一些市场力量和在绝大部分生产方式公共占有的条件下如何允许一些小型非国有企业存在。现在，激进的改革者转而呼吁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了。
争论的激进化（2）
其中一个例子是斯塔尼斯拉夫·沙塔林。在80年代中期，他是“理想的计划编制系统”的追随者，该系统试图使用线性规划技术来完善中央计划。1985年，他出人意料地当上了一个新研究所——经济预测和科学与技术进步研究所的副所长。在1986年鼓吹价格自由化受批判后，他退而坚持更为谨慎的立场。1989年，他担任科学学院经济系的主任。80年代末，他转而反对中央控制，支持自由市场和私有化。他领导的这支特殊研究队伍在1990年制定了著名的“500天计划”，下面将对此进行讨论。
第4章已经指出，并不是所有的资深经济学家都赞同这条改革路线。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列昂尼德·阿尔巴金，仍然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的立场，反对选择资本主义。1989年7月，戈尔巴乔夫提名他为副总理，负责经济改革。在1989年苏联经济期刊《经济问题》的一篇文章中，阿尔巴金肯定了市场力量在苏联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他批判“自由市场”的观点。他拒绝在莫斯科广为流行的市场神话，以赞许的语气引证了哈佛大学教授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著作及其对“自由市场”的著名批判。阿尔巴金的引证如下：
自由市场今天在任何国家实际上都不存在……经济生活不但受“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而且受清晰可见的政府控制、财政政策、公司计划和政府间协议等手段的调节。
阿尔巴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这一提法，他把他的观点概括如下：“社会主义市场的显著特征是它的市场机制与极其高度发展的、为经济运行的计划调节体制的结合。”他强调逐步发展市场的必要性，但他并不把市场和任何私有化需要联系起来。
然而，人们可以察觉到，在阿尔巴金的观点中有一种防御式的语气。他感到有必要引证西方资本主义的经验和西方学术权威，来维护社会主义改革的政策。很显然，他是在逆潮流行事。
1987年改革所带来的经济问题，无疑对促使人们走向亲资本主义观点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它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这些观点的影响会在1989—1991年间急剧扩大。如果不了解这个阶段实际的观点和信念的演变情况，人们反而会以为经济问题提高的只会是那些主张改革前的旧的集权体制的人的影响，他们认为，经济问题正好说明了“激进改革”有危险。
另外，戈尔巴乔夫改革社会主义的策略支持者们，可能已经从由他们首创的严肃的改革举措所引起的经济问题中明白过来，他们必须谨慎地推进改革，并且更加周密地计划他们的改革。由于净投资的下降，职工工资失控和税收下降的核心问题有可能得到补救。1989年，苏联政府仍然有权力把有效的征税体制强加于企业头上。纠正企业激励机制的制度将制定出来，以抑制工资增长，引导资金回到投资上来。然而，经济困难的主要结果显然在加强那些鼓吹把改革转变成革命的人的观点，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改革者们变得更弱小，主张回到改革前老路的拥护者们依然处于社会的边沿。这种结果从1987年后产生的经济困难就可获得解释。
##1990—1991年的经济建议
苏联领导层对日渐激进的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开始是抵制的。阿尔巴金在1989年提名为副总理后的第一个经济计划中呼吁，市场关系要起重要的经济作用，但这必须在经济的计划框架内，而且大型企业必须控制在国家手中。1989年11月，戈尔巴乔夫和总理雷日科夫在电视讲话中指出了私有制的危险性。“我不认为工人阶级会支持那些要把我们的社会资本主义化的作者们”，他还补充说：“不管你们与我在做什么，我都不想抛弃这个立场。”他同意“也许以后……将开拓一种类似于小型私人所有制的经济形式”，但他反对大型私人企业出现的可能性。雷日科夫补充道：“最重要的是要排除剥削工人、剥削雇佣劳动力的可能性。” 1990年2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重申“为了调节经济活动”要寻找“一种计划和市场方法的有机结合的形式”。大会认为“创造一个发育完全的市场经济”是必须的，同时，也强调“没有集中的有计划的管理，现代生产是不可能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争论的激进化（3）
但是，到1990年，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和私有制的建议超出了学术会议文章的界限，它们出现在大众媒体上。这些观点构成了一系列经济改革计划的基础，在当年广为流传。1988—1989年的经济困难最终使戈尔巴乔夫认为进行另一轮经济改革是必要的，1990年3月他宣布，现在“改革应该激进一点”，经济改革也应该进展得更快。他让副总理阿尔巴金负责这项工作，并配备一个由60名经济学家和律师组成的小组，要求他们制定出一个新的经济计划。他们提出了一个加快向市场经济转换的建议。他们的计划包括：大部分价格的日渐放开，小企业的非国有化，大型企业转变为联合股份公司，失业补偿制度代替就业保证制度。然而，一些关键的部门，包括燃料、金属、运输部门，仍然归国家所有，其产品由国家控制价格。虽然阿尔巴金在1989年反对轻率地接受市场，但他于1990年3月的建议却朝这个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戈尔巴乔夫在位期间立场的突然转变已为人们广泛注意。尽管他在1990年3月对激进改革发出过呼吁，但同年4月中旬，他对阿尔巴金小组的建议还是犹豫不决的。戈尔巴乔夫抱怨道：
他们想孤注一掷，让所有的一切都向明天放开，把市场引进到一切地方，让我们搞自由企业，给所有的所有制形式、私人所有制开绿灯……我不能支持这种观点。
相反，同年5月，政府通过了一个渐进的、五年转换到“控制的市场经济”的计划，由雷日科夫负责实施，在转换期间仍由中央对经济加以集中控制。
在当时一个对戈尔巴乔夫采纳激进经济改革措施犹豫不决的预见性评论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学家根季纳·佐特耶夫说：“也许我们需要一个非共产党的政府。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劝说国家付出引进一个真正市场的代价。”
1990年夏，戈尔巴乔夫似乎在向经济学家建议的方向前进。在同年7月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他拒绝“一种所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的垄断”，认为各种各样的所有制形式应该有“经济和政治的平等权利”。“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把国有企业转变成联合股份公司”，也“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为了促进购买和销售，把股票、股份和其他同等物提升为生产手段的一个部分”。
同年8月，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鲍里斯·叶利钦，联合命令一个经济学家小组提出一项新的经济改革计划。这一小组由戈尔巴乔夫的顾问沙塔林领导负责，叶利钦的顾问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也是领导成员之一。9月上旬，这个小组递交了著名的“500天计划”报告，这一报告要求苏联经济在500天约17个月内实行剧烈的改革。虽然这一计划从来就没有贯彻下去，但是它在从改革的社会主义阶段到社会主义制度解体的转变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个计划的特点从下面这段介绍就可看出：
这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1985年至1990年对社会认清现存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毫无希望、从而勾画出向一个不同发展模式的转变工程是客观需要的。
这个所谓的不同的“发展模式”是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模式：“市场特有的自我调整和自我调节机制使所有的经济主体的活动、劳动使用的理性化、物力和财力资源达到可能最佳的协调，并使国民经济处于平衡。”他们认为，政府干预市场的目的只是为了改善宏观经济稳定性，避免收入的过度不平等，促进不同地区更加均衡地发展。他们呼吁在500天内，至少70％的工业企业要实现非国有化和私有化，转变为联合股份公司，同时，鼓励大规模的外国投资。最后，他们要求在私人商业银行和市场保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金融体制。
这显然是一个如我们在西方所看到的迅速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蓝图。这一蓝图要求对许多价格迅速放开，削减企业津贴，允许大量的企业破产，鼓励廉价进口以降低成本，鼓吹紧缩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当总理雷日科夫反对500天计划并制定了更缓和的计划时，戈尔巴乔夫开始对此计划似乎很赞同。戈尔巴乔夫抱怨一些反对者声称500天计划是“一项通向资本主义的计划。很显然，这样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他坚持这种计划和他的观点——“个人所有制只是在某些领域起重要作用，但在整个社会中其作用是相当有限的”——是一致的。他坚持认为这项计划符合社会主义，强调国有企业、合作企业和其他集体企业将继续起作用。他评论道：“本质上，我们正回归到‘把工厂归还工人，把土地归还农民’的口号上来。”
争论的激进化（4）
很显然，戈尔巴乔夫处于矛盾之中，一边是他的一贯的社会主义信仰，另一边是抛弃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发展资本主义。后者明显地是500天计划的目标，任何看了这一计划的人都能轻易地看出这点。
然而，一个月后，戈尔巴乔夫从500天计划中退了回来，虽然叶利钦在俄罗斯共和国议会上通过了这一计划。1990年10月，戈尔巴乔夫提交了一个折中的计划，称之为“总统计划”，保留了500天计划的目标和主要特征，如大多数价格摆脱控制后的最终定位，工业的私有化，创造一个市场型的金融体制。它废除了500天的时间表，提出一个更渐进的改革方案。面对苏联国会，戈尔巴乔夫坚持这项计划“同我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选择并不抵触”。但是，他指出这项计划将使“日用品生产者自由地创造他们的财富”，这项计划还要求“政府除国防、卫生、教育、科学和文化外，不要参与经济活动”。
到1990年底，苏联经济已经开始剧烈地变化。1987年《国有企业法》逐步减少了产品的中央分配。1990年，这一进程加快了，由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分配的产品，其数量已降到1987年的1/14。于是，中央对经济的控制被取消了。
1991年6月，亚夫林斯基组织一批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提出了加速向自由市场和私营企业转换的另一项计划。这项计划被媒体戏称为“大宗交易”，因为如果这项计划被采纳的话，它要求西方向苏联提供1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在1990年11月雷日科夫心脏病发作住院后继位的瓦连京·帕夫洛夫总理，提出了与雷日科夫不同的更谨慎的计划。于是，戈尔巴乔夫把这两个计划合并为一个折中的计划，带到了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会议上。
1991年7月1日，当苏联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被解散时，解体计划经济的进程达到了高潮。苏联计划委员会负责经济的全面协调，而苏联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负责协调企业的产品供应关系。政治的压力取消了旧的苏联经济协调机制，然而，并没有有效的新机制取而代之。随后，苏联申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支柱，此举震惊了世界。到这时，戈尔巴乔夫使苏联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的意图已昭然若揭了。
在本章开头，我们就曾断言在1990年至1991年间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原有目标让步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行径。现在，我们可以看出事情果然如此。虽然1987年《国有企业法》寻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一种平衡，允许市场力量存在于国家经济的计划框架内，但到了1990年至1991年，经济的计划性实际上被取消了。苏联的国家银行系统，以前曾经是国家经济的计划性控制的一部分，现在变成了私人的商业银行和交易保障系统。1990年底，一个证券交易所在莫斯科开张。
早期的改革仅仅主张小型的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可以和占统治地位的国有企业并存，可是，自1990年秋季后，私有化已经成了官方政策。尽管在1991年底之前，大型企业合法的私有化现象是寥寥无几的，此后，私有化的到来就是十分明显的了。企业的主管现在都知道他们的企业将很快成为私人的财产，但人们想知道的是，谁将成为企业的新的所有者？
尽管高层领导继续公开声称信仰社会主义，但经济的快速变化已经改变了这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声音日益高涨，使得勉为其难的领导层不得不接受这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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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紧缩
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的计划编制和生产方式的全民所有制——一个已经被废除，另一个已贴上了废除的标记。然而，并没有新的经济制度来取代它们的位置。于是，经济混乱是不可避免的。
1990年至1991年，苏联的经济从形势严峻发展到经济危机，因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经济紧缩。它的GNP在1990年下降了，在1991年则下降了13％左右（见表5—1）。固定资产净投资在1990年急剧下降了21％，在1991年估计下降了25％。人民的货币收入持续上升，预算赤字也持续上升，使本来已经灾难深重的消费市场雪上加霜。
在从持续的经济增长到经济破坏最后演变为经济紧缩的过程中，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要对之承担主要责任。然而，引发1990年至1991年经济危机的，还有两个因素也很重要：1989年至1990年东欧剧变，苏联各共和国、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崩溃。
苏联的主要贸易伙伴一直是东欧经互会的成员国。其中六个国家——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1988年占苏联进口的，出口的。然而到1989年至1990年，除苏联以外，整个东欧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都丢掉了政权。这对苏联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原因有二：第一，因为东欧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破坏，导致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动大量下降，从而减少了它们同苏联进行贸易往来的能力；第二，新的亲西方的东欧领导集团把其贸易重心转向西方。
结果到1990年至1991年，苏联突然发现自己正在失去主要的贸易伙伴。这种打击在1991年尤其严重，这年苏联进口产值，以卢布的官方汇率计算，下跌了，这主要是由于从东欧进口的下降。工业进口和消费品的主要源泉的突然消失，和苏联商品主要的外国市场的突然消失一样，沉重地打击了苏联经济。此外，这种打击的严重性是不应该低估的。虽然由于苏联经济多样，尤其是其广阔的领土上有丰富的重要的自然资源，因此它并不是一个贸易依赖性很严重的国家，但这种打击还是很严重的。在80年代后期，苏联的总进口只相当于其GNP的7％～8％。这样，当1991年对外贸易下跌近50％时，苏联经济大受损伤。不过，这并不就意味着苏联整个的经济活动就瘫痪了。
对苏联经济损伤更大的是1990年至1991年间的苏联各共和国的自治。在第8章，我们将考察1988年至1989年一些苏联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的运动。到1990年夏天，几乎所有的共和国，包括俄罗斯共和国，都已经宣布自己是有着领土的自然资源的主权国家。自从苏联国家社会主义建成以来，经济已经高度一体化了。许多产品，包括重要的工业物资，都仅仅是由一个或者两个企业为苏联整个市场而生产。深水抽水机的唯一制造厂在巴库，所有空调的生产由一个集团负责。估计有80％的苏联机器工业产品都是由单一的厂家供应。现在，这种高度一体化经济的许多联系都开始崩溃了，这就像位于不同共和国的传统的企业间的供应关系被新的过分自信的共和国追求自治所中断了一样。在一些地方，企业的货物交换不得不穿过国界才得以进行。这种状况是1990年至1991年经济紧缩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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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企业的出现（1）
我们已经看到了，经济改革导致了经济混乱，而经济混乱又反过来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改革事业。而且，与所有制关系有关的经济改革进一步削弱了社会主义的改革力量。禁止私人经济活动的法令日益松动，这为亲资本主义的联合力量培养了新的支持者，也给社会主义的改革者们提出了一个难题。
早在1985年，新的领导层就开始采取有限的措施允许苏联市民以个人劳动或者协作劳动的形式进行私人商业活动。随着1986年11月的《私人劳动法》和1988年5月的《合作法》的通过，私人商业活动扩大了。这些措施意在允许和鼓励两种类型的私人商业活动：一是个人手工业或者服务业，二是合作企业。在合作企业中，工人可以集中他们的人力和财力生产货物和提供服务，直接销售给公众。合作企业可以经营饭店、修理业、零售商店、批发贸易公司、小型产品制造业。除了国有企业和其他合作企业外，合作企业的成员不得从事商业活动，其资金不能从外面筹集。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合作企业的目标是允许“独立的日用品生产”，单个个人或小团体生产某些东西用以销售，生产者既是所有者，也是劳动者。这种形式和资本主义公司是迥然不同的，在后者中，资本所有者和雇佣劳动者是分离的。
允许这样的小型私人商业存在，其实是等于承认国营经济在提供服务和小型产品上的特别贫乏。小商业是西方国家颇具特色的补充行业。但是希望通过这些新法律引起真正的合作，作为反对资本主义企业的力量，则显然是错误的。合作企业得到迅速增长，到1989年估计有290万人在万家此类工厂中工作。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公司从事资本主义的商业活动，由一个或者一些所有者运转企业、雇用工人。这些公司主要从事贸易和金融业，它们利用苏联体制的僵化和价格优势捞到了一大笔钱。贸易公司购买紧缺的物资，再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去。
1988年12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称为《关于国有、合作和其他企业对外贸易活动的决议》，该决议极大地改善了私营商业捞取大钱的机会。在这以前，所有的对外贸易都由国家垄断。这个决议允许国家和私人公司可以直接和外国公司进行贸易往来。不过，对外贸易的约束依然存在，其中之一是许多产品的进出口许可证必须由对外经济关系部签发。
1988年的这项对外贸易决议打开了通向富裕的重要大门。苏联对价格的松散控制使得很多苏联产品，尤其是石油、金属，对控制他们的人来说都成为潜在的有利可图的出口物资。这项决议颁布后，私营外贸公司、进出口企业以合法的合作形式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了，这很快就引起了部分合法、部分非法且利润丰厚的出口贸易。3 000多个这样的公司成立了。虽然出口原材料需要许可证，但是对外经济关系部是易受贿赂影响的。甚至苏联电视、食品、药物都被这些私人公司出口到可以轻易找到的现成的第三世界市场。到
1990年和1991年，一个新的私人资本主义集团形成了，他们主要通过和外面世界的联系逐渐富裕起来。他们对亲资本主义联盟饶有兴趣。与正在形成的亲资本主义改革方向的任何偏离，不管是转向改革的社会主义，还是企图回到改革前的体制，都将威胁到他们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的根本。走向资本主义对他们的新兴交易的存在是必需的。
虽然他们很快变得富裕了，但在1991年，这个私人资本主义的集团还不是很强大，在苏联经济中也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这个团体来自旧体制的边缘——不满的工程师、科学家、精力充沛和个人主义的年轻人、掌管经济的行家——它的影响将是十分有限的。但是，我们在第7章将会看到，这个团体不是来自这些地方，而是来自党和政府的精英分子，他们在这个新的资产阶级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1985年至1991年苏联改革的进程主要是由一系列在苏联体制内运作的力量推动的。然而，苏联体制并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在改革的后期，主要的西方大国开始对改革的进程施加有限的影响。在1990年至1991年，在苏联承诺“严肃的改革”的情况下，七国集团和其他工业国开始对苏联提供重要的援助。这意味着要采取和实施快速市场化的计划。但是这项援助要通过，必须首先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意。1991年，大笔外国援助徘徊于苏联的门口，如果由西方政府设计的经济改革被通过的话，马上就可进入国门。
如果苏联领导层在巨大的经济成功和国际很少反对的情况下，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革，西方国家援助的影响将是微乎其微的。但是，考虑到1990年至1991年苏联经济和政治的形势，这些西方国家的援助将加强苏联国内那些想追随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人的力量。
激进的知识分子和新形成的资本主义的富有阶级，以大规模的西方援助承诺为后盾，成为支持亲资本主义立场的重要力量。但是，如果党和政府的大多数精英分子拒绝这一立场，或选择社会主义的改革，或回到旧体制，结果将大不相同。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当然，形势的发展将不会那么平稳。1991年，党和国家的精英分子依然控制着国家的机关，包括武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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