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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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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从来不认为工人是生产资料的单个所有者和支配者。资本主义所开发的技术使生产成为一种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活动。如果工人要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并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和敌对状态，他们就必须通过某种群众组织来进行。因而，如果社会主义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那么，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中普遍采用的、支配公有财产的国家本质、公民权利、决策机制，就都与社会主义的定义密切联系在一起。苏联所具备的，确实有社会主义的某些重要特征，而它所缺乏的，却是最为根本的、人民对国家和经济的统治权。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人民成了消极的受动者，而不是积极的参与者。这是它最为重要的非社会主义特征。
苏联体制的专制性与它对公民许多基本权利的否认交织在一起，使得一些分析家们得出结论说，它很少是或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这种结论根源于一种与纯粹的社会主义不相称的思想。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们也许对均是基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南非种族隔离政体和德国纳粹政体感到不舒服，但并不能据此就说，这些政体不是资本主义的。同样的，苏联体制确实有一些反面的特征，但也不能据此就否认这一制度中同时存在着许多重要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成分使它成为一种与其主要的对手——现代资本主义——十分不同的制度。
党—国精英
为便于理解苏联体制的演变和终结，我们有必要对操纵该体制的党—国精英有一个清晰的印象。专家们普遍同意，党—国精英在大清洗和大放逐的斯大林时代结束之后，还能够团结在一起并保持稳定。不过，要把这些精英与苏联其他人区别开来，却不是件容易的事。相对而言，它确实比区分2 000万苏联共产党党员之间的界限要难一些，后者在每一个车间和农村公社里都拥有大大小小的党组织。
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政治局、书记处、部长会议、中央委员会——约有几百人——一起构成了精英高层。这一高层制定国家政策，作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决议，并有权提议变更高级领导层。然而，单靠他们来统治和管理几亿人的国家，未免显得有点势单力薄。
整个党—国精英还包括广大的官员们。在党内，它包括各部领导、中央委员会其他重要人物、共青团高层领导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省、主要城市党委的第一书记。在政府中，它包括联邦各部门和各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各加盟共和国的部级官员。它还包括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门的高级官员。除了以上这些正式的政府机构之外，它还包括大型企业的最高层、贸易协会领导人和科学、教育、文化和大众媒体各主要机构的负责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精英阶层人数约有10万人，约占苏联总人口的 1/1 000。
组成这些精英的是些什么人？布尔什维克党的早期领导层由一些忠诚的革命者组成。可是在其掌权并变成执政党之后，它就开始吸收那些只不过是想要提高社会地位并获得声望、权利和物质特权的人，尽管其中也不乏有人受建设新社会的前景所吸引。1917年初，布尔什维克党只有万人，而到了该年底，这一人数急剧膨胀到30万，1928年是130万，1933年其总数就达到了300万。 。 想看书来
党—国精英（12）
在斯大林于30年代末发动对党—国精英的全面大清洗后，早期的“老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活了下来。在残酷镇压大行其道的斯大林时期，很难想象有真正信仰社会主义观念的人，会被吸引入党并上升到党—国精英阶层。随着党—国精英阶层在战后日趋稳定，它日益变成了一个与1917年夺取政权的革命组织完全不同的实体。
要想爬到战后的精英阶层，需要许多个人条件为基础。正式教育是首须具备的，它不管是对农民出身的年轻人，还是对工人出身的年轻人，只要符合规定，通通免费。对于那些要从卑微出身爬到精英阶层的人来说，技术和工程教育是最通行的捷径。个人关系也起重要的作用。年轻人在学校和共青团里营造毕生的友谊和联系，它们能够助人步步高升。在这个等级森严的体制中，对上级的忠诚是提升所需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天分和能力同样起着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沿着经济管理之路步步高升的事业方面。最后，要提升，就得牢记和紧跟官方路线，即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官员们应该无私无怨地为人民服务等。虽然确实有人真的相信官方路线，但大多数人口是心非，他们相信，只要在适当的场合高呼几声，就万事大吉。
任何由10万人构成的团体，都参差不齐、良莠混杂。不过，苏联体制确实希望为其精英成员选择并培养一定的个性特征。在其战后的稳定时期，苏联体制造就了一个其大多数成员教育良好、雄心勃勃、讲求实用、机会主义和现实主义并存的统治集团。
苏联精英成员的上述特征，听起来像是对任何现代社会制度中的统治集团的描述。然而，在某些方面，苏联精英的情况和古今其他社会制度中的统治集团是不同的。纵观整个历史，在各种类型的社会制度中，统治集团往往都由财产所有者所构成。在具体的社会制度中，占有各种最有价值的财产，保护这种占有的需要，易于在统治集团成员中锻造一条坚强的纽带，同时使之紧紧系于该制度本身。而且，私有财产制度还能够使它的统治集团成员依靠财产继承而使其身份代代延续。
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信条禁止其统治集团获取个人财富。实际上，一切有价值的财产都属于国家。西方专家普遍认为，在苏联体制中，除了极高级的官员外，其党—国精英的普通成员是不允许把自己的身份传给下一代的。虽然精英们的子弟较容易进入最好的学校，并通过拉关系获得好工作，一位分析家还是发现，绝大多数高级精英及其配偶是在知识界工作，“并不一定跨进精英大门”。高级精英的子弟们最通常的职业是在学术界、新闻业、外交部门和对外贸易行业（它们似乎更利于外事能力的发挥）。苏联精英每一代的空缺，很大程度上是由出身工人或农民、受过教育并层层爬上来的人所填补。
苏联党—国精英成员们面对的是一种矛盾的现实。他们大权在握、风光显赫，掌管的是世界上两大超级强权之一。然而他们又处处受到约束，禁止个人积累财富，无法保证自己的精英身份能传给后人，这都必定限制了苏联精英把自己当作一个拥有独特利益的社会阶级从而加以认同的程度。这也限制了他们与该体制的密切程度。除了少数几个极高级的领导外，他们所有的人都完全依附于上一级官僚机构并最终依附于党。要想保住现有位置，要想有所提升，就得要有上级党组织的嘉许才行。一旦失宠，虽然不再意味着坐牢或杀头，但也要在失去位置的同时，失去物质优惠，失去权力。他们在苏联体制下的这种处境，必定使他们焦头烂额，特别是那些曾出国并把自己与西方同等人物相比较的人。但是，若要在其中工作，他们就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该制度的条条框框。
第二部分
改革与苏联体制的终结（1）
导言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与他的同僚们试图把非民主的、高度集权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转变成为新的民主社会主义。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改革，最终激发出社会主义体制久被压抑的潜力。但将一种非民主的体制民主化，必然意味着###。它要求放松对被长期严密控制的民众的管制。由此导致的政治变化也许和推行改革的领导层的意图背道而驰。
从1985年至1991年，苏联一直被越来越尖锐的###所困扰。结果，共产党被击败后垮台了，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走向终结，苏联国家本身也支离破碎。对这一斗争过程的理解——谁是主要的角色，双方力量的强弱如何——被一党制的苏联国家搞复杂了。我们根本描述不出各个竞争集团之间的此起彼落。
斗争发生在共产党内部；发生在新闻媒体中，因为不同的观点都争着为自己造声势；斗争发生在学术刊物和会议上，因为知识分子们为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方向问题争执不休；斗争也还发生在选举运动中，其中大多数竞选人都是共产党员，很少有人有一个清晰的竞选纲领；斗争发生在新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以及新的国家立法机构中；斗争也还发生在大街小巷里，因为群众游行和罢工已是苏联人民司空见惯的事情。
在改革年代里，反对派运动逐渐在苏联发展起来，鲍里斯·叶利钦不久就成了这种运动的无可置疑的领导人。这种反对派运动开始时阵线很模糊，1989年饱受重大争议的首次立法选举进行之后，就变得越来越清楚了。该运动催生了许多重要的组织，例如地区间代表团（the Interregional Group of Deputies）和民主俄罗斯，但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在总体上代表这场反对派运动。
准确地说，在###的早期阶段，叶利钦所领导的反对派运动，其立场很难确定。它提出的主要纲领是民主、个人自由和经济改革。人们往往把它看作一次求民主运动。但这又无法把它和戈尔巴乔夫所代表的变革方向区别开来。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1990年10月，苏联创立了代表立法制度，取消了共产党专政的宪法权利，通过了一项给予一切党派平等地位的法律，结束了共产党对新闻媒体的正式垄断。反对派运动在推动这些改革方面起到了作用，但它还是和戈尔巴乔夫继续作对。
促使叶利钦及其追随者和戈尔巴乔夫作对到底的，是他们不同意戈尔巴乔夫的纲领：改革和民主化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用资本主义取而代之。叶利钦及其追随者在1991年独立后的俄罗斯掌权之后，就再也见不到任何建立民主制度、保障个人自由的进一步举措了，除了苏联后期取得的成就，一切还是老样子。1991年12月之后最大的变化是，叶利钦领导的政府以及他所倡导的运动，推行了一项旨在迅速而根本地改变俄罗斯社会经济体制的方案。叶利钦政府试图尽快消除社会主义体制的残余，为资本主义体制打下基础。
尽管叶利钦及其追随者确实倡导民主和个人自由，但在苏联###中最终把他们的立场突显出来的，却是他们用类似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取代苏联体制的决心。这一目标把他们和戈尔巴乔夫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的努力区别开来，也把他们和保守派的只对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作微小的变革的主张区别开来。由此看来，把叶利钦领导的运动称为“亲资本主义联盟”，并无不当——“亲资本主义”，因为引进资本主义的决心是其最明显的特征；“联盟”，则因为运动极为松散，组织混乱，在苏联社会内部各种势力中胡乱寻求支持。正如我们在第1章所知道的，并不是每一个热情的支持者都把“资本主义”当作目标。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该运动越来越趋向推行企业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的方案，一旦它掌握政权，就急不可耐地开始建设一种谁都会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案无意中为“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滋生壮大提供了方便，后者最终成了有关苏联未来之战的胜利者。它之所以赢得这场斗争，是因为它能够在苏联体制尚处于变化之中的制度之内，在社会变革斗争中的那些积极分子身上，凝聚最强大的力量。其胜利的关键，在于得到了苏联体制中的党—国精英们的支持。在本部分，我们将考察这一过程是如何展开的。
改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是公开性，即放宽意识形态控制，公开讨论和辩论文化生活。第二个是经济改革，即用改造过的社会主义经济取代高度集权的、死板僵化的、无效率的旧经济机制。第三个是苏联政治制度的民主化。第4章至第6章分别追溯了这些改革主题的演变过程。我们将看到改革的每一方面是如何改变了苏联社会，结果使得“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发展深受鼓舞，其政治实力猛增。第7章详细地考察了党—国精英中的部分关键人物为什么和如何不再给“亲资本主义联盟”以支持。
本部分的最后一章，第8章，考察了最后几年苏联社会中复杂的###的展开过程。在这一章，我们发现了“亲资本主义联盟”在经济极度混乱、民族矛盾尖锐的局势下，是如何能够击败其对手的。我们还将看到，苏联国家的解体，不只是民族情绪高涨的结果，也是“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政治目标，要想掌握政权，它就必须把俄罗斯共和国与其他加盟共和国分离开来。
第4章
公开性与知识分子（1）
戈尔巴乔夫掌权后的第一个重大变化不是发生在经济领域，而是发生在文化领域和个人权利自由的思想领域。1986年初，戈尔巴乔夫始创了被称作公开性的政策，它要求解除对公开讨论和个人意见表达的限制。这一消除文化和政治压制的决定，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日程中的第一步，它之所以面世，也许是由于这一信念的作用：如果人们对改革依然无动于衷、诚惶诚恐，那么经济改革就不可能成功，甚至一步都挪不动。也许它是希望，公开性将会唤醒人们，激发他们采取实际行动来支持苏联体制的改革。公开性对苏联知识分子造成了很大的震动。所谓“知识分子”，我们指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工作是发展和表达观点、知识、价值和想象——也就是说，那些作家、艺术家、记者、自然和社会科学家、学者以及其他类似的职业者。
公开性政策刚出台时，知识分子的喜悦之情一度转化为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政策的强烈拥护。但是，相当大一部分新获自由的苏联知识分子，最终走向了与戈尔巴乔夫建立改良的社会主义的中心目标相反的道路。
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两个月之后，禁放电影《阿戈尼亚》被解禁，在莫斯科人看来，这是新自由来临的钟声。1986年2月，著名的###阿诺托利·夏兰斯基被释放出狱。 ［2］ 而苏联氢弹之父、著名的物理学家、###者安德烈·萨哈罗夫突然于1986年12月从他的流放地高尔基市被释放出来时，全世界都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创举所震惊。
释放###是朝着转变政治气氛的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更重要的是赋予大众媒体新的自由。1986年3月，戈尔巴乔夫邀请大众媒体批评苏联党政机关。不久，许多主流报刊的主编易人。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们，受命主办《星火》、《苏联文化》、《莫斯科新闻》、《旗帜》和《新世界》等报刊。国营电视网开始在新闻报道中报道不同观点。
这些创举终结了苏联数十年来对社会生活的严格管制和层层监控，结果迅速出现了“市民社会”——即处于国家控制范围之外的公民组织和活动。市民社会出现如此之快，原因之一是从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解禁以来，苏联实际上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组织，只是尚处于半地下状态。新的公开性政策允许这种隐蔽的市民社会公开活动并迅猛发展。
苏联的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突然之间被开放，被越来越自由地付诸检讨和争论。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种公开性将允许人们公开地讨论他所呼吁的改革实施起来将多么富有的前景。他希望以此动员社会力量，克服对重大变革的本能反抗。然而，一旦市民社会在公开性的刺激下崭露头角，苏联领导层就会失去对讨论的完全控制权。人们利用他们新得的自由，不仅去做戈尔巴乔夫所希望的，也去表达和他的观点背道而驰的主张。有人反对改革，甚至公开说苏联社会并不存在什么严重的问题。有人呼吁回到斯大林的过去。有人退后得更远——君主制观念也被公之于众，就像布尔什维克之前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所做的那样。例如，极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反犹太组织帕米亚特公然问世，并于1987年5月在莫斯科操纵了一起群众游行事件。
苏联的过去被推到公众面前加以严肃而批判地审视。斯大林的镇压饱受诅咒，而这即使在赫鲁晓夫时期也是不可能的。领导层开始为被斯大林镇压的早期革命人物，例如布哈林平反。终于，有些分析家开始把斯大林主义的根源追溯到早期的革命领袖。另一些人则把布尔什维克的掌权当作是苏联当前问题的罪魁祸首。还有些人则开始批判社会主义，并把它和资本主义相比较。
因而，所有的立场——改革的、保守的、反对的、革命的——突然全部在公众面前曝光。苏联这个社会，从来就不习惯于如此一种公开的和无所不及的争论。各种新立场的表白开始时都小心翼翼，往往伪装成正在就如何更好地推行改革进行争论。但当人们发现新得的自由实实在在时，非官方的立场就表白得越来越露骨。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公开性与知识分子（2）
在这场观念日新月异的运动中，刚刚获得自由的大众媒体起了关键的作用。报纸、杂志和电视，为表达各种不同的观点提供了舞台。在最高领导层，此时发生了一场就局势是否已失控的激烈争论。那些迷惘的人把一腔怒火全撒向“自由的媒体”。一些普通的苏联百姓看到他们昔日曾经衷心信赖的媒体受到攻击，感到特别惊奇，因为在以前，媒体是官方路线值得信赖的宣传工具。这种反应也表现在叶戈尔·利加乔夫的身上，他在改革的最初几年曾是党内二把手。他抱怨说，媒体正在“丑化苏联历史”。他时不时地警告戈尔巴乔夫，媒体已落到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的手中。确实，许多苏联媒体在80年代后期越来越对苏联社会和经济体制持批判态度，越来越偏向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把它当作是苏联应该仿效的模式。
在回忆录中，利加乔夫抱怨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说他在担任主管意识形态事务的中央委员会书记期间，任命了对共产党抱有敌意的人担任各大媒体编辑。他对胡乱调换媒体领导负有主要的责任。利加乔夫虽未明说，但他的意思显然是，雅科夫列夫有一项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并任命###产党的人担任关键的编辑职务，目的就是进一步落实这项计划，而此时的戈尔巴乔夫却对这些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确实，雅科夫列夫最终于1991年辞去了戈尔巴乔夫顾问的职务，开始批判社会主义。不过，就算利加乔夫对雅科夫列夫80年代期间的目的所说的话是对的（当然也不无疑问），他在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媒体越来越宣扬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的观点这一问题上，仍然犯有错误。
利加乔夫的解释所提供的是他自己也有错，这在无意中被他自己关于1986年一项最重要的编辑任命的记述所证明——任命维塔利·科罗季奇担任大型周刊《星火》杂志的领导。在科罗季奇任职期间，《星火》成了“亲资本主义联盟”的主要喉舌。但科罗季奇并不是雅科夫列夫任命的，而是利加乔夫自己作出了这个特殊的任命！在任命之前，利加乔夫读到了科罗季奇刚刚出版的著作《可憎的面目》。利加乔夫发现该书尚属正统，他唯一的抱怨是：科罗蒂奇“写到美国时太极端了”，表达的观点“太反美”。不过，科罗蒂奇不久就把《星火》转到赞扬美国、拥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去了。
如此之多的苏联媒体越来越激烈地批判苏联体制，并且即使在领导层作出了将该体制引向民主社会主义形式的努力时也无济于事，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有一项破坏社会主义的阴谋。媒体作出这种转变的真正的原因，在于它们反映了苏联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变化。改革之前就有一些###的人，但绝大部分还是官方意识形态积极的倡导者。因为这样做，他们就能得到舒适的生活，也能得到事业追求上的满足。受到赏识的作家和艺术家，拿着高薪，也可以进驻豪华别墅，在那里开展自己的工作。自然科学家则得到各研究机构的科学学术网络的大批资助，没必要花时间去求基金会的施舍。社会科学家在对社会和经济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时，更可以获得稳定的资助。
但是，知识分子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实际信仰并不坚定。即使在改革之前，有些人就在西方朋友面前表示自己的怀疑。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严格监督，与独立发展和表达观念、知识、价值和想象的知识分子的本质要求相冲突。作家写作、记者报道、经济学家分析、科学家理论概括、艺术家创作，都必须充分考虑到自己的作品是否符合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不符合的话就会丢掉自己的工作，就会受到学术权威的排斥，假如其离经叛道被视为颇具威胁，就还得面临受迫害的命运。知识分子们被迫戴上紧箍咒，而施法的人却是那些对他们的专业知之甚少的党委领导，因此，他们只有怨恨。
公开性突然解放了这些长期受压抑的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够自由表达对体制的批评。他们甚至被邀请这样做。于是他们的热情高涨了起来。对长期压抑他们的共产党官僚的怨恨，使他们对党的批评越来越尖锐。很自然地，他们开始喜欢个人言论自由的西方观念，要求改变现行体制，保证这种自由畅通无阻。言论自由与商品和服务市场的自由密不可分，个人独立于国家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才能得到保证，这些西方意识形态和观念深深吸引了知识分子。整个改革年代里，他们中许多人为此强调不赞成社会主义的改革者所持的个人自由可以与社会主义体制相协调的信念。 。。
公开性与知识分子（3）
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特征也开始起作用。凡是在发生社会危机、暴动和改革的年代里，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都是最先走向激进的人。由于他们的职业就是处理观念、理论和想象问题，在头脑中苦苦思索和考虑新的、替代性的形式，因此他们在考虑用激进的替代方案取代现行制度和信仰方面，比别人开放许多。在社会改革和变迁时期，许多年轻知识分子都喜欢放弃折中性的改革，而宣扬革命性的观念。这在西方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表现得特别鲜明，此时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涌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其他社会群体则倾向于用折中式的福利国家改造资本主义。
在改革之前的年代里，随着苏联经济和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同样的激进化进程也逐渐发生于苏联知识分子当中。改革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进程。与西方相比，苏联发生类似的进程其影响要深远得多。在30年代，虽然许多西方知识分子走向了激进，但属于大资本家所有的西方主要媒体，一直把他们拒之门外。激进的作家们必须求助于小型的左翼出版社，而记者们只能在诸如《工人日报》之类的报刊上发表论文。激进的剧作家们只能看到自己的作品以细心删改过的形式面世，其进步主题深藏不露，这和改革前的苏联影片只能小心地在检查制度边缘躲来躲去并无二致。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几乎所有的美国大报纸都支持共和党人艾尔弗雷德·兰登当总统，在它们看来，甚至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式改革也太激进。
但1986—1987年间苏联任命的新编辑们并没有遇到这种阻力。开始时他们并不相信到手的自由是真的，但不久就相信了。最高政治领导层确实给了这些编辑、记者、作家和经济学家以自由，允许他们随意运用大众媒体作为工具。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以及其他新闻媒体实际上全部属于国家所有，但国家却赋予它们实质性的独立。
1988年3月，似乎这一曲田园牧歌就要终结了，《苏维埃俄国》发表了 “新斯大林主义者”尼娜·安德雷耶娃攻击媒体“太过分”的来信。人们担心这封信代表了官方政策，是公开性即将完结的信号。但在一次漫长的、激烈的政治局会议之后，有条件地支持安德雷耶娃来信而与雅科夫列夫针锋相对的利加乔夫落败，政治局决定在苏联中央委员会会报《真理报》上发表一篇社论，谴责安德雷耶娃来信，重申支持新闻自由和独立的立场。该社论在4月5日发表，三周后安德雷耶娃的来信被发表，这表明中央给独立写作和思考大开绿灯已是不容怀疑的事实。
几个月后再次发生了同样的情节。一篇从学术上攻击列宁的文章在苏联发表。经济学撰稿人瓦西里·谢柳宁在自由派杂志《新世界》上撰文，指责戈尔巴乔夫当局认为苏联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是从斯大林开始的观点。谢柳宁认为，斯大林的压迫早就有其方法论的先声，而这个粗糙的方法论，始作俑者正是列宁。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争论，结果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从一开始就把俄国引向了悲惨的命运。自由派媒体中升起一股新的潮流，宣称革命前的俄国已经在朝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发展，之后人为地被布尔什维克掌权所阻止，随后的社会主义实验更是把它导向了错误的路径。这无异于说，如果能够推翻苏联共产党的统治，俄国就会重新回到它革命前的所谓“常态文明”，意即西方式的民主资本主义。
1989—1990年间，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的信仰都在知识分子当中迅速地消失了。塔雅特·扎斯拉夫斯卡娅是俄国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人们认为她在推动戈尔巴乔夫实施改革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一开始，她还把改革看作是改造社会主义。但到了1990年，她的看法就改变了。她曾描绘过科学学会1989—1990年一次关于社会主义的“大型研讨会”，大会由学会副会长弗拉基米尔·库德里亚采夫主持。与会者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根本区别，根本上就是不存在的，成熟的资本主义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一位西方苏联专家曾这样描述苏联学者对于苏联未来的共同期盼：“它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不会取代资本主义，更不会提供另一番图景。”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公开性与知识分子（4）
因此，苏联的知识分子们正在迅速地走向激进化的历程，他们被赋予了自由进入甚至操纵更多“大众媒体”的权利。1987—1991年间的媒体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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