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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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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不应该根据一种社会制度的官方意识形态及其纯粹的形式来评判它的本质，但苏联体制的官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实起着一定的作用。由于苏维埃国家被认为是工人的国家，因此各级苏维埃都有一些不可小视的工人（和农民）代表——这一结果也有利于党对它所代表的阶级加以控制。虽然苏维埃并不握有实权，但这毕竟给工人带来了一定的地位和尊严——这一结果，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曾激起了某些知识分子的怨愤。
为了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保持一致，金钱收入的分配在苏联体制中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显得更加平等，至少在斯大林时期之后是如此。一种叫做“十分位率”的全国通用的评估收入不平等的标准，把最富有家庭（约10％）的总收入，与最贫穷的家庭的总收入加以比较，从而测算出收入差距。一项由西方一流专家开展的调查显示，苏联1967年的十分位率是。这意味着最高收入家庭所得是最低收入家庭所得的倍。相比之下，美国和法国的十分位率却都是，达到苏联的三倍半之多。考虑到苏联体制中没有财产收入，这一结果并不那么令人惊奇。然而，正如下面我们将看到的，金钱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并不能反映高级官员享受特殊津贴所造成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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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体制的非社会主义特征（1）
与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特征相伴随并交织在一起的，同样还有一些重要的非社会主义特征。其中一些是中世纪封建的残余，另一些则类似于资本主义。
苏联体制最明显的非社会主义特征，是少数党—国精英垄断政治权力。斯大林时代采取的是一种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统治形式，其对全知全能领导人的崇拜，和中世纪的君主政体如出一辙。斯大林之后，政治制度演变为一种更为现代的寡头政治。即使是后斯大林时代这种更温和的政治制度，也是专制的，它无视苏联人民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苏联人民没有言论的自由，没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没有结社的自由，更谈不上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了。
党—国精英们试图全方位控制大众生活的所有细节，甚至地方社团也包括在内。苏联公民无法摆脱昔日封建农奴对其庄园主的依赖关系，甚至连迁移的自由都没有。20世纪30年代早期由强制集体化所引起的社会###，其后果就是死板的户籍制度把所有的公民都束缚在特定的城镇里。未经官方许可的外迁是被禁止的。
就像政治权力是非民主的、高度集中的一样，经济权力也是如此，即使政治制度真的民主，公民可以自由投票选举政府官员，如果经济结构没有变化，它也会与工人经济生活自主的社会主义观念相冲突。经济决策权被划分为许多级别。最重要的经济决策由中央做出，然后层层传达给下级。在该体制中，部级以下，从企业负责人到普通工人，其基本的经济角色就是执行上级命令。1917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提出的管理其工厂的要求，一度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响应，也一度成为革命的重要方面。可是在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后，这种观念却烟消云散了，苏联企业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即个人全权管理制度，却是直接从该时代的资本主义管理手册里抄袭过来的。
不过，苏联工厂里的内部关系在形式上并非全部是资本主义的。由劳动力短缺所造成的长期稳定的工作和工人的非正式权利，促成了一种家长式的管理作风。在大型的苏联企业里，职工的队伍稳定、岗位稳定，也不能随意迁往其他地方；企业为职工们提供了食堂，为他们的子弟提供了幼儿园，为其休假提供了闲居地，甚至还分发特殊消费品，所有这些，都和家长式的封 28 来自上层的革命 建庄园毫无二致。苏联企业的负责人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看作是其企业和职工的代表和保护人——在企业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私有化之后，这一模式导致对人们期待的资本主义企业行为标准的偏离。
苏联精英们所享有的物质特权是与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观相对立的。前面所说的相对平均的金钱收入分配，并不包括精英成员们所拥有的获得消费品的特殊门路。有一些特殊商店只对精英开放，它们提供包括西方进口商品在内的优质产品。甚至还有一些特殊工厂，专门为精英们生产优质商品。特殊的建筑企业，则为精英们建筑舒适宽敞的住房。高级官员还享受特殊待遇，这包括使用豪华轿车和建在乡间的设备齐全的公家别墅。不管是特殊商店还是特殊待遇，都严格按照职位高低来确定级别。这种特权制度在改革之前官方从来没有承认过，因为它与官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明显相冲突。但是，有谁会不知道呢？
在苏联体制中，最好的东西不是拿来卖的。单靠有钱并不能得到它们。消费和你的地位高低、职位大小密不可分。我们可以把这种视地位和职位高于财富的制度为半封建的，但它却是现代苏联官僚机构的高效发动机。实际上，通往特权生活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往上爬。在这个精英阶梯上一旦失足，你就失去了进入特权的、舒适的生活的一切门路。
决定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是否是社会主义的，其难度主要在于如何解决社会主义中政治权力的特殊作用问题。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与许多不同的国家权力形式相并存，包括美国和大不列颠的多党制民主、战后日本和意大利的一党制长期统治、战后西班牙和韩国的专制政体，以及纳粹德国的恐怖主义独裁制。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资本家阶级都占有大部分生产资料，雇用工薪工人，在市场上为出售产品而竞争。
社会主义从来不认为工人是生产资料的单个所有者和支配者。资本主义所开发的技术使生产成为一种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活动。如果工人要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并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和敌对状态，他们就必须通过某种群众组织来进行。因而，如果社会主义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那么，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中普遍采用的、支配公有财产的国家本质、公民权利、决策机制，就都与社会主义的定义密切联系在一起。苏联所具备的，确实有社会主义的某些重要特征，而它所缺乏的，却是最为根本的、人民对国家和经济的统治权。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人民成了消极的受动者，而不是积极的参与者。这是它最为重要的非社会主义特征。
苏联体制的专制性与它对公民许多基本权利的否认交织在一起，使得一些分析家们得出结论说，它很少是或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这种结论根源于一种与纯粹的社会主义不相称的思想。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们也许对均是基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南非种族隔离政体和德国纳粹政体感到不舒服，但并不能据此就说，这些政体不是资本主义的。同样的，苏联体制确实有一些反面的特征，但也不能据此就否认这一制度中同时存在着许多重要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成分使它成为一种与其主要的对手——现代资本主义——十分不同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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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精英（1）
为便于理解苏联体制的演变和终结，我们有必要对操纵该体制的党—国精英有一个清晰的印象。专家们普遍同意，党—国精英在大清洗和大放逐的斯大林时代结束之后，还能够团结在一起并保持稳定。不过，要把这些精英与苏联其他人区别开来，却不是件容易的事。相对而言，它确实比区分2 000万苏联共产党党员之间的界限要难一些，后者在每一个车间和农村公社里都拥有大大小小的党组织。
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政治局、书记处、部长会议、中央委员会——约有几百人——一起构成了精英高层。这一高层制定国家政策，作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决议，并有权提议变更高级领导层。然而，单靠他们来统治和管理几亿人的国家，未免显得有点势单力薄。
整个党—国精英还包括广大的官员们。在党内，它包括各部领导、中央委员会其他重要人物、共青团高层领导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省、主要城市党委的第一书记。在政府中，它包括联邦各部门和各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各加盟共和国的部级官员。它还包括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门的高级官员。除了以上这些正式的政府机构之外，它还包括大型企业的最高层、贸易协会领导人和科学、教育、文化和大众媒体各主要机构的负责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精英阶层人数约有10万人，约占苏联总人口的 1/1 000。
组成这些精英的是些什么人？布尔什维克党的早期领导层由一些忠诚的革命者组成。可是在其掌权并变成执政党之后，它就开始吸收那些只不过是想要提高社会地位并获得声望、权利和物质特权的人，尽管其中也不乏有人受建设新社会的前景所吸引。1917年初，布尔什维克党只有万人，而到了该年底，这一人数急剧膨胀到30万，1928年是130万，1933年其总数就达到了300万。
在斯大林于30年代末发动对党—国精英的全面大清洗后，早期的“老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活了下来。在残酷镇压大行其道的斯大林时期，很难想象有真正信仰社会主义观念的人，会被吸引入党并上升到党—国精英阶层。随着党—国精英阶层在战后日趋稳定，它日益变成了一个与1917年夺取政权的革命组织完全不同的实体。
要想爬到战后的精英阶层，需要许多个人条件为基础。正式教育是首须具备的，它不管是对农民出身的年轻人，还是对工人出身的年轻人，只要符合规定，通通免费。对于那些要从卑微出身爬到精英阶层的人来说，技术和工程教育是最通行的捷径。个人关系也起重要的作用。年轻人在学校和共青团里营造毕生的友谊和联系，它们能够助人步步高升。在这个等级森严的体制中，对上级的忠诚是提升所需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天分和能力同样起着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沿着经济管理之路步步高升的事业方面。最后，要提升，就得牢记和紧跟官方路线，即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官员们应该无私无怨地为人民服务等。虽然确实有人真的相信官方路线，但大多数人口是心非，他们相信，只要在适当的场合高呼几声，就万事大吉。
任何由10万人构成的团体，都参差不齐、良莠混杂。不过，苏联体制确实希望为其精英成员选择并培养一定的个性特征。在其战后的稳定时期，苏联体制造就了一个其大多数成员教育良好、雄心勃勃、讲求实用、机会主义和现实主义并存的统治集团。
苏联精英成员的上述特征，听起来像是对任何现代社会制度中的统治集团的描述。然而，在某些方面，苏联精英的情况和古今其他社会制度中的统治集团是不同的。纵观整个历史，在各种类型的社会制度中，统治集团往往都由财产所有者所构成。在具体的社会制度中，占有各种最有价值的财产，保护这种占有的需要，易于在统治集团成员中锻造一条坚强的纽带，同时使之紧紧系于该制度本身。而且，私有财产制度还能够使它的统治集团成员依靠财产继承而使其身份代代延续。
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信条禁止其统治集团获取个人财富。实际上，一切有价值的财产都属于国家。西方专家普遍认为，在苏联体制中，除了极高级的官员外，其党—国精英的普通成员是不允许把自己的身份传给下一代的。虽然精英们的子弟较容易进入最好的学校，并通过拉关系获得好工作，一位分析家还是发现，绝大多数高级精英及其配偶是在知识界工作，“并不一定跨进精英大门”。高级精英的子弟们最通常的职业是在学术界、新闻业、外交部门和对外贸易行业（它们似乎更利于外事能力的发挥）。苏联精英每一代的空缺，很大程度上是由出身工人或农民、受过教育并层层爬上来的人所填补。
党—国精英（2）
苏联党—国精英成员们面对的是一种矛盾的现实。他们大权在握、风光显赫，掌管的是世界上两大超级强权之一。然而他们又处处受到约束，禁止个人积累财富，无法保证自己的精英身份能传给后人，这都必定限制了苏联精英把自己当作一个拥有独特利益的社会阶级从而加以认同的程度。这也限制了他们与该体制的密切程度。除了少数几个极高级的领导外，他们所有的人都完全依附于上一级官僚机构并最终依附于党。要想保住现有位置，要想有所提升，就得要有上级党组织的嘉许才行。一旦失宠，虽然不再意味着坐牢或杀头，但也要在失去位置的同时，失去物质优惠，失去权力。他们在苏联体制下的这种处境，必定使他们焦头烂额，特别是那些曾出国并把自己与西方同等人物相比较的人。但是，若要在其中工作，他们就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该制度的条条框框。
第一部分
苏联体制
导言
苏联体制的终结是该体制的独有特征和特殊历史的产物。本书第一部分探讨苏联体制的起源及其在戈尔巴乔夫掌权之后的演变。其中第2章考察了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时苏联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以及他们关于替代性社会经济制度的观点。从这次革命到新社会成型，其间经历了10年的时间。对于20年代末在苏联建立特殊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决定，以及随后出现的苏联体制的主要特征，该章都作了追述，并且分析了在苏联出现的新精英阶层的性质。几十年来，尽管苏联的经济问题长期严重存在，但苏联体制一直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第3章分析了苏联经济增长的方方面面，同时反驳了在这一问题上的通行看法。该章介绍了1975年后苏联经济运行遭到严重破坏的情景，同时对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作出了一定的解释。我们发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既是针对苏联经济长期存在的问题，也是对1975年后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的反应。
第2章
社会主义与苏联体制
1991年8月苏联未遂政变发生之后的几个月里，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仍然未能成功地挽救苏联，此时，他反复地提到了1917年的“社会主义选择”。这指的是20世纪最重大的革命之一，即苏联的诞生。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在彼得格勒夺取政权之后，其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伊利奇·列宁宣告：“现在，我们必须在俄国建成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
俄国的“社会主义选择”是早在70年前就已兴起的一场政治运动的首次胜利。1848年，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曾向全世界宣布：“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马克思和恩格斯谴责了资本主义，并预言一场工人起义将会用一种全新的、更为公平的社会制度来取代它。19世纪后半期，在欧洲及北美的所有主要国家里，许多工人和###的知识分子均为这种预言所吸引，相继组成了社会主义政党。那么，这种使他们谴责现存秩序并呼唤某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的观点，这种在70年后激发起俄国革命的观点，到底是什么？
社会主义观
让那些从未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感到惊奇不已的是，该书中居然包含了种种对资本主义的最高赞语，例如：
资产阶级……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就有其阴暗面——它们以剥削工人为基础，而恰恰是这些工人的辛勤劳动，才创造出这些巨大成就。工人阶级作为这些成就的创造者所得到的，却是贫困潦倒、朝不保夕的生活。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认为，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掠夺了所有的利润。中世纪的世袭贵族被金钱贵族所代替。
社会主义者的批判并不止于早期资本主义所具有的不平等特征。他们还谴责周期性的经济萧条，此时，虽然商品需要持续增长，生产却停滞了下来。他们还声讨失业对新工人阶级所造成的浪费和痛苦，这些新工人对昔日小农或城镇工匠的安定生活仍然记忆犹新。他们还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厌恶，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工人只是生产财富的商品。
党—国精英（3）
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未来更高级的人类社会阶段必然来临，它不是来自向富人和当权者宣传社会变革有多么好的知识分子的言论，而是来自资本主义的主要牺牲品——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斗争。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正是以这种社会变革观点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或说工人阶级注定要走的一条道路，乃是从为改善生活条件而自我组织起来转到为政权而斗争。最后，工人阶级将会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在其废墟上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预见和提倡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提供任何详细的图景。他们一直集中分析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他们坚信，建立新社会的秘方就蕴藏其中。只有少许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评论散见于他们的著作中。新社会可能有几个阶段，一开始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资本主义的残余及其社会组织和个人心理仍然相对强大的时期，可是终将发展而成一个全新的、无阶级的社会。传统上，马克思主义把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把最后阶段称为“共产主义”。
俄国革命前，社会主义者对新社会是什么样子展开了争论。但他们普遍同意，社会主义制度应具备三个基本经济特征：
第一，社会生产资料——工厂、机器、能源和大规模运输系统等，都应成为公共财产，而不是属于个人所有。这将终止资本所有者对工人的剥削，此后，谁也不能仅凭财产所有权就获得收益。
第二，应该由经济计划而不是市场力量来指导生产。马克思和恩格斯比较了计划与存在于所有资本主义企业中的秩序，他们把后者看作混乱的市场交换关系。正如单个资本家对其企业内部活动加以计划一样，作为总体的工人阶级一旦掌握权力，也会采纳计划体制对全社会的经济过程进行指导。他们相信，经济计划将会消除资本主义的顽症——失业和周期性的经济萧条。
第三，社会主义将取消为利润而进行的生产。资本家决定生产什么，怎么生产，是以他们预期什么能带来最大利润为基础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极力追求利润的竞争是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源泉，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它看作推动社会进步的理想方式。社会主义将用“为使用而生产”取代为利润而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是为了造福社会而不是为了获取利润。由于没必要保守商业秘密，知识将会在企业中广泛传播，技术进步和产品质量将超过资本主义业已证明的惊人成就。
早期社会主义者更多地谈到未来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而不是其政治结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政府总是一个阶级统治和控制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即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主共和制，在社会主义者看来，真正多数人的统治也是无法实现的。资本家阶级的巨大财富和经济力量阻止了劳动阶级行使真正的政治权力。
社会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在掌握政权之后，将会变成新的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权力去保证被打倒的资本家阶级不致复辟或干预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术语来表达工人成为新的统治集团这一观点，与他们把资本主义国家看作“资产阶级专政”的观点相对应。可是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期望，在工人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民主将会盛行。毕竟，除了通过能够让工人阶级的成员们自由表达他们的观点并达到集体决策的民主制度外，还有什么办法能使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统治阶级？由于能够推翻民主原则的富裕阶级不存在了，因而这种“工人的民主”有望成为一种比以往任何民主更为名副其实的民主。
公有制、计划经济、为使用而生产、民主的劳动者国家，被认为体现并发扬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各种社会价值——平等、经济安全、合作和民主。人们相信，由于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与更快速地发展、更充分地使用社会生产力相伴随，因此，社会主义将很快消除贫困。由失业和周期性经济萧条所导致的浪费和危机现象，将通过经济计划而得以消除。合作将取代资本主义狗咬狗的竞争。。 最好的txt下载网
党—国精英（4）
经过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以及旧制度残骸逐步消除之后，人类社会将最终达到共产主义。在这一阶段，自原始集体狩猎时代以来的阶级将从人类历史上彻底消失。在阶级斗争的废墟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到“一个联合体，在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将会逐渐消失。作为压迫工具的国家也将会消失。一旦新社会在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国家里建成，一旦资本家为控制资源和市场而展开的世界范围内的对立趋于终结，战争将成为历史。
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并不只是对工人阶级造成压迫。即使是资本家，也并不是真正自由的。他们也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规律所支配，虽然这一制度由他们所主导，但在不自由这一点上，他们和工人并没有什么区别，资本家必须不顾一切地追求利润，他们必须积累资本。那些未能有效地这样做的人，总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落伍，并结束其资本家的身份。社会主义被认为是根本不同的制度。它将是人类发展史上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人民首次达到了对社会运行原则的自觉控制，而不是受控于它。
俄国革命
人类的动机总是复杂多样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动机都能像社会主义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及其对替代性社会的想象的信仰那样，能够推动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掌握俄罗斯政权——不是为了追求名誉、财富，也不是以权力本身为追求目标。列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忠实追随者。他对他们的著作作过长篇笔记，认为其中包含了能够指导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掌握政权的观点。在学者当中存在着一种陈旧的争论：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真正追随者，还是受权力的驱使而制造了一种对其进行歪曲的观点？不管哪一方是事实，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列宁增加了一种关于如何开展工人革命的新理论，而这在马克思著作中是找不到的。
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俄国，列宁提倡建立一个纪律严明的秘密的职业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按军事原则建立起的党组织，他们称之为“民主集中制”。中央领导层就政策进行讨论，并根据多数票原则作出决定。但是，一旦作出决定，不管是领导人，还是普通成员，都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列宁认为，在把社会主义知识传播到城市工人阶级当中的时候，要想在沙皇白色恐怖下生存下来，这样的党就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开展革命，必须有一个纪律严明的党，它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始终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领路人。党内民主集中制，党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先锋队关系，被证明是在沙皇专制体制下建立一个强大的党组织的有效办法，也是在1917年沙皇政体崩溃之后的混乱局势中夺取政权的有效途径。但它与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社会类型显然也有重大的关联。
没有人曾料到，社会主义国家首先会在相对落后的俄国建立起来。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将首先在某个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出现，例如英国或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西部的主要城市里已有了大工厂和相当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其中有大约250万工人从事大规模的制造业和采矿业。然而，城市工人阶级周围是大批的农民。超过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近75％的人从事着传统的耕作业。大多数的农民生活困苦，对拥有土地的贵族，对沙皇政权，怨恨重重，因此，在反对旧政权的斗争中，他们有可能充当工人阶级的临时同盟军。不过，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认为，要想吸引这些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们从古至今的愿望就是变成自己那块土地的主人，而不是建立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社会。
1917年，世界大战造成的极度的物质匮乏，使得俄国工人和农民的不满危及沙皇政权。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者们和他们更温和一些的社会主义兄弟——孟什维克一起，在城市工人中寻找到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观众。另一个党，社会革命党，却在农民中组织起来。这一年的3月在严寒的首都——彼得格勒，一系列罢工终于导致了一场自发的工人起义。当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缴了自己的械并跑到工人一边时，沙皇政权就宣告倒台了。
党—国精英（5）
在随后的八个月里，一个新的临时政府和从整个俄国发展起来的“苏维埃”共同分享政权。苏维埃是一个代表工人、农民、士兵和水手的组织。在苏维埃内部，最有影响的团体是上面提到的三个社会主义政党。临时政府决定不让俄国退出战争，从而激起群众的不满和工人、农民的极端情绪。农民从地主那里夺过土地，工人要求返回工厂的权利。
三个社会主义政党中最激进的一个——布尔什维克，坚持不懈地呼吁俄国退出战争，要求工人控制工厂、农民掌握土地，总之要掌握一切有助于满足这些要求的权利。11月，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中赢得了多数，整个俄国，几百个苏维埃都通过了要求把全部权力转交给苏维埃的决议。机不可失，布尔什维克在11月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名义发动了一次夺权运动。随后不久，莫斯科的政权也被苏维埃夺取。在彼得格勒，来自全俄的苏维埃召开了一次全体大会，并被命名为“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新政府”。
打江山和坐江山是两件不同的事。由于一开始只掌握主要城市，布尔什维克面临着追随旧政权的武装势力的反扑，后者从西方主要国家得到了武力支持和装备。虽然布尔什维克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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