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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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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1）
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便对全人类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表现在非共产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表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表现在经济文化先进的发达国家。其实，在发达的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在这里我仅想谈谈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
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不少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卓著的社会科学家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有一些直接就被冠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美国的马尔库塞、法国的萨特和意大利的葛兰西，都曾经是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而他们都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国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吉登斯和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詹姆逊等，都是现今公认的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执掌着社会科学的牛耳，而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持肯定的态度，其中有一些则被认为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
除了造就一批声誉卓著的国际著名学者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促成了新的学术流派的诞生；二是开拓了新的社会科学分支学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盛行过许多思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种，即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学者试图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实作出新的理论解释。新马克思主义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变种，这最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几乎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领域，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哲学、文学等，例如有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科学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其中有一些分支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直接有关。例如，新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这是两门极为重要并有深远影响的新兴学科，它们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以政治社会学为例，它有两大理论来源，其一是马克思的理论，其二是韦伯的理论。美国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安·奥勒姆曾这样说： “马克思可以说是政治社会学之父，正如奥古斯特·孔德可以称为社会学之父一样。毫无疑问，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轻视了这个题目，但是，显而易见，马克思创立了许多比任何热衷于政治研究的社会学家——活着的和死去的——都更富有挑战性和更富有成果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具有如此深刻的影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如辩证法、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等本身对自然界和社会发展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至今仍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二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即消灭剥削和压迫，充分发展人的个性，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仍然是许多进步的和正直的学者所憧憬的理想。三是不少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是死抠书本，而是始终站在时代和学术的前沿，对新出现的现实问题及时作出理论概括。
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观点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终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本身多有独到的发现；有些人则将着眼点放在重大的现实问题和学术前沿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新解释；有些人则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作出了深刻的分析性批判，所有这些都非常值得称道，也值得我们借鉴。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时俱进，一方面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密切结合，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其中当然包括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处的同志们，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经过艰苦的努力，陆续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所希望的也正是为国内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新视角、新观点和新方法。中国的学者如果要无愧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这个称号，就必须在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基础上，始终站在时代和科学的前沿，善于吸收一切优秀的学术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而不是用它的个别条条或个别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当代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
俞可平
2002年7月29日晚
于北京新风南里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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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1）
2000年5月，本书作者之一大卫·科兹访问了中国，并就苏联解体以及苏联存在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作了大量演讲。在中国，人们对这两个问题似乎有极大的兴趣。这两个问题构成了本书的主题。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表示有兴趣将这本书介绍给中国读者时，我们非常高兴。
尽管中国的现代史与苏联的发展进程极为不同，但在这两个国家，共产党在20世纪都通过国内革命夺取了政权，并追求建立社会主义的目标。在1985年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开始对苏联体制进行激进改革的几年以前，中国领导人就开始对中国经济进行全面改革。正如全世界都知道的那样，苏联的改革导致了苏联解体并放弃了社会主义，同时伴随着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的衰退。相反，中国的改革开启了经济迅速增长和现代化的进程。
尽管这两个国家改革的结果不同，苏联经验中的某些方面与中国仍然是有关联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有几个不同的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是扩大市场力量在苏联经济中的作用。其最初的想法是，在计划经济框架内极大地发挥市场作用将解决困扰苏联经济的各种问题，如缺乏效率问题，产品质量不合格问题，以及忽视消费者愿望问题。正如我们在本书第5章所表明的那样，在苏联经济中让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
这些结果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经济上的结果就其本身而言没有很大的意义，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在1988—1989年还部分地实行计划的苏联经济中引发了通货膨胀和产品短缺。如果这些问题主要是由经济的市场化所带来的，那么它们是不难解决的。最严重的是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问题，而不是经济上的问题。让市场发挥作用导致了新的富有的商业经营者，尤其是贸易和金融经营者阶层的发展。这些新阶层成员不满于苏联体制下社会主义制度对其商业活动的限制，渴望从国家的管制下解放出来，当1990—1991年亲资本主义联盟公开发展时，这个人数虽少但却富有的新资本主义阶层极为热情地加入了这一联盟。他们的个人财富使得他们的影响超过了其人数本身。
然而，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这个新的富有的商业经营者阶层并不是与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主要力量，正像在本书第7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在亲资本主义联盟中其他的团体起着更为主要的作用。市场化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是最主要的因素，“影响”这个词在此仍不足以表达其真实含义。让市场发挥作用既是1989—1991年苏联意识形态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结果：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苏联知识界和部分苏联领导人中迅速扩散。
由于苏联寻求市场改革，一些试图认识并证明市场化合理的改革者发现他们自己也为200年前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所吸引。这种思想认为：不受管制的市场交换经济在各个方面都能保证经济最好地运行；他们还进一步认为，国家管制市场运行过程及其结果的任何努力，不论其意图多好，都只能使经济运行更糟；最后，这种思想宣称，只要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那么市场就能正确地发挥作用。由于这种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苏联知识界的影响迅速上升，从而成为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强有力武器，亲资本主义联盟以此指责赞成保留社会主义的任何主张，说其注定会带来经济上的失败。在苏联解体前的18个月内，由于主流知识分子认为只有基于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的体制才能拯救这个国家，那些仍然支持社会主义的人被迫采取了守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就抛弃了早期的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形式，并发展了各种形式的国家对其经济的管制措施。随着国家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不断加强，产生了一种新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只有在积极的国家管制之下，资本主义经济才能有效运行。根据这种思想，国家必须在诸如管制某些行业（尤其是金融部门）、稳定宏观经济、提供收入保障计划、保护工人的安全与健康和保护自然环境等方面行使其职能。在过去的20年中，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现在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又开始流行起来，这导致了国家管制经济职能的减弱，但没有一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返回到盛行于19世纪英国和美国的相对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形式。
中国的经济改革包括极大地扩大市场的作用，不可否认，这已经导致了经济的迅速增长。但是，如果中国想避免在苏联发生的灾难性进程，那么，苏联听任与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相联系的政治和思想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任意发展这一教训，还是值得记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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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的解体
在本书中，我们认为“来自上层的革命”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就是说，在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产生的新的政治条件下，大部分位居国家要职的苏联党—国精英，以及其他重要的官方组织，从拥戴社会主义转向了拥戴资本主义。他们放弃了共产党而支持叶利钦，叶利钦是领导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共产党前高级官员，后来成了俄罗斯总统。我们认为，他们转而拥戴资本主义，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从社会主义转变成资本主义能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
当本书在1997年首次发行的时候，这一论点曾被认为是非常激进的，而且我们发现，它在西方主流分析家那里几乎得不到什么支持。那时，在西方处于支配地位的观点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乃是由其内部矛盾所引起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崩溃，以及普通民众要求废除社会主义并代之以资本主义这场来自于社会底层、受到民众欢迎的革命。
今天，《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的论点不再被认为是激进的了。苏联党和国家的许多高层官员变成了富有的银行家或商人，或者成了新政权的官员，这些事实最终击败了对本书论点的诋毁。最近几年在美国出版的俄罗斯最重要的主流学者的好几本书都完全地或部分地接受了这种观点，即苏联制度是由其领导层中的一部分人推翻的，如杰瑞·F·霍克（Jerry F。 Hough）的《1985—1991 年俄罗斯的民主化与革命》（Washington，：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7），彼得·瑞得韦（Peter Reddaway）和狄米特·格林斯基（Dmitr Glinski）的《俄罗斯改革的悲剧：反对民主的市场布尔什维克主义》（Washington，：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2001）。
西方对《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所述论点的主流看法源于西方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这一假设。根据这种看法，当苏联领导成员决定支持推翻苏联的体制时，他们可能是受到了个人利益前景的驱使。这种观点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是有益的，只要这种转轨过程控制适当（某些主流分析家对转轨的休克疗法而不是建立资本主义的目的持批判态度）。相反，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认为，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努力是沿着错误方向走出的第一步。因此，本书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从苏联解体中我们能够吸取的教训，即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使它能长期存在下去而避免与苏联类似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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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最近的发展（1）
本书在主要关注苏联解体的同时，还在第9章至11章中对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所面临的社会和经济灾难予以关注。本书完稿于1996年2月，只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四年的经历进行了考察。现在五年多时间过去了，大量重要的佐证材料已经出现。不幸的是，我们在1996年就认识到的这种倒退趋势，在此期间并没有被扭转过来。在过去的五年中只是变得更严重了。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恰当的解释。
本书把休克疗法或者说新自由主义的转轨策略作为苏联之后俄罗斯社会经济灾难的原因。这一策略要求立即实行价格自由化，立即开放国内经济，使商品和资本的进出口不受约束，大量国有企业迅速私有化，政府支出全面大规模削减，以及实行非常紧缩的货币和信贷政策。这种激进的策略引起了过度的通货膨胀、经济的崩溃、工业的毁灭、绝大部分人口的贫穷、有组织犯罪的迅速增长，以及最有价值的苏联企业倒卖给了不讲道德的内幕人员。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新自由主义策略在各个方面与过去20年中国改革的策略都是不一样的。尽管中国的渐进改革策略取得了经济的迅速增长，但绝大多数西方分析家还是把俄罗斯所实行的灾难性的新自由主义策略作为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建立市场体制的正确方法而予以支持。
在第11章末尾，我们讨论了俄罗斯未来的可能性。迄今为止，我们所讨论的更有希望的未来之路无一得到实现。相反，俄罗斯奉行的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策略，其结果是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一直处于灾难之中。本书中没有出现“寡头政治家”一词。在1995年，很多在苏联时期最有价值的财产还没有被瓜分掉，在此后不久，这些财产就被瓜分了，并且出现了被普遍地称为“寡头政治家”的私有集团。
现在，这个小团体控制了俄罗斯大量的自然资源以及银行、城镇房地产和大部分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在叶利钦总统和寡头政治家之间出现了共生关系。寡头政治家是由叶利钦统治下的国家政策及其行为所产生的；反过来寡头政治家又形成了这个政权最重要的基础。寡头政治家给总统派出了最重要的顾问，并且，大家也相信，他们给叶利钦及其家庭捐助了大量的个人财富。
在俄罗斯，出现了现代世界的大国之中所特有的社会经济制度。俄罗斯经济变成了主要以设法获取出口诸如石油、天然气和金属等自然原材料为中心的经济。除了出租城镇房地产、商业活动、融资和投机以及各种各样的非法活动如盗用国家资金、敲诈、从企业捞取收入外，俄罗斯新贵还从获取并出口原材料中攫取收入。
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城镇居民在这种扭曲的经济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他们的存在与俄罗斯新贵毫无关系，俄罗斯新贵的收入最终来源于自然赠与：苏联的遗产如油井、天然气管道和矿井以及使俄罗斯自然财富得以销售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这些富有阶层的收入被用于购买西方奢侈品，或者是为了安全而存放于国外。俄罗斯遭受痛苦的人们被迫靠在后花园中种植蔬菜或得到从苏联时代继承下来的免费的或几乎免费的商品如住房、水、电力和热能等维持生计。
这种政权在20世纪90年代末日益不受欢迎，叶利钦在选举中的支持率也降到了一位数。共产党和别的反对力量在议会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但是根据1993年的宪法而建立起来的议会是没有权力的。虽然这个政权给大多数人带来了可怕的结果，但它通过定期地民主选举有全权的总统来设法维持其存在，尽管这种全民选举只不过是表面的。1996年，叶利钦通过选举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巨大资金支持，以及恫吓选民如果敢于选举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则会发生内战等方法，设法保住了总统位置。
1998年8月至9月，俄罗斯发生了金融风暴。当时，政府不能对其债券支付利息，卢布贬值，主要的银行倒闭。有谣言说叶利钦总统在商议辞职问题，政府可能会垮台。代之的折中方案可能是“中间派”候选人普里马科夫被任命为政府总理。由于共产党的支持，普里马科夫在1999年底短暂而谨慎地开始扭转部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俄罗斯经济开始了自1990年以来的第一次复苏。然而，当叶利钦恢复了他的神志后，于1999年5月解除了普里马科夫的职务，使俄罗斯返回到先前的新自由主义道路。
当叶利钦在1999年的支持率持续降到低谷时，这个政权再次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如果在2000年6月以前要求马上举行总统选举，如何才能保留其权力？根据宪法，叶利钦不得参与竞选。对公众意见的调查表明，主要候选人是久加诺夫和普里马科夫。不管是共产党的久加诺夫还是中间派的普里马科夫入主具有全权的总统办公室，都将威胁到寡头政治的新自由主义政权的存在。
为了抢在这种可怖的可能性发生之前行动，叶利钦任命了以前不为人知的国内情报部门的首领普京为总理。然后，在1999年新年除夕，叶利钦辞去了总统职务，任命普京为代总统。普京立刻对叶利钦及其家庭所可能犯下的任何罪行都给予了特赦，并宣布不存在对财产的再分配，以保证寡头政治家继续拥有其大量的财产。由于赋予总统像沙皇一样的巨大权力，对新闻媒体的全面控制、对选举的明显操纵，再加上对车臣共和国的“独立”发动了一场临时的受到欢迎的战争，普京得以在2000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由于普京逐步提升了虚弱的俄罗斯国力，并且在国际事务中比他的前任总统表现出更加独立的姿态，因而俄罗斯的政权开始趋向稳定。
1999年以来，国际石油价格激增，依赖于石油出口的俄罗斯经济迎来了温和的复苏。然而，高石油价格不会无限期地持续。当石油价格回复到更正常的水平时，俄罗斯将可能重新开始长达十年的衰退，这次衰退将使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总值大大降低。俄罗斯人美好未来的唯一希望，在于摆脱新自由主义的策略。
大卫·科兹 弗雷德·威尔
2001年5月
英文版序言（1）
本书的作者之一大卫·科兹，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另一位弗雷德·威尔，则是一名常驻莫斯科的记者。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各自从自己的专业出发，饶有兴趣地同时目睹了在苏联所发生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那时，似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正在催生世界上第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体制。也许，由于苏联那种高压政体和僵化集中的经济的埋葬，某些真正的社会主义残余会因为俄国革命思想的激发而幸存。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似乎有可能成功地释放出苏联历史中好的成分，同时消除苏联体制中那些不良的方面。
事情并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体制的尝试反而导致了它的解体。到戈尔巴乔夫掌权6年之后的1991年末，苏联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15个新的主权国家，建立资本主义的尝试也取代了戈尔巴乔夫革新和民主化苏联社会主义的构想。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谁也没有料到。
本书的两位作者首次会面是在1991年夏的莫斯科。我们讨论了眼前所见的苏联解体。西方媒体充斥着各种关于下层群众撼动苏联体制并群起而攻之的故事，似乎它的不可避免的经济崩溃突然令苏联精英们再也无力捍卫和拯救该体制。然而，这和我们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我们是从自己特殊的知识背景和经验出发，来看待苏联的解体过程的。我们发现，各种常见的解释是不真实的，也与证据不符。
大卫·科兹是一位经济学家，专门研究苏联和其他地方的经济史的制度变迁过程。该专业需要各种有关促进和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技术发展与阶级利益的相互影响、经济和政治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等方面的知识。他花了多年的工夫去研究那些使得社会经济体制得以延续以及那些造成或者渐进或者激进的变迁的各种因素。在考察1991年的苏联解体时，他发现，苏联的经济困难虽然严重，但它似乎并不能为苏联体制的迅速瓦解作出满意的解释。除了经济衰退，还有别的力量起了作用。
弗雷德·威尔是《印度时报》驻莫斯科的通讯记者，也是《加拿大新闻》和加拿大国家通讯社的特约撰稿人。在多伦多大学，他学的是俄罗斯和苏联历史，对现代化和民主化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各种观念特别感兴趣。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他曾游遍苏联和东欧各地，之后于1986年以记者的身份来到莫斯科工作。1987年，他和一位俄美混血妇女玛丽姆·莎米恩（Mariam Shaumian）结婚。威尔在苏联四处奔波，报道改革的进展、失望和失败。他私下里结识了许多苏联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这些人大多玩世不恭。和苏联精英奋力捍卫该体制到底的传言不同，他发现，到了1991年，他们中许多人不仅不再支持改革社会主义的努力，而且乐意倒向资本主义的怀抱。
我们两人讨论了这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事件，探讨了如何才能理解它们。我们的结论是，苏联体制的瓦解，不是源于与经济崩溃一道而来的群众暴动，而是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1992年，我们决定写一本书，探讨和阐发这种对于苏联解体的不同寻常的解释。
研究工作花了几年的时间，不仅涉及苏联的终结，而且覆盖了其后的范围，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各种扭曲与转变。我们采访了许许多多的当代风云人物，包括苏联政府和共产党领导人及其政策顾问，俄罗斯独立后各种政治派别的领袖，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新的私人企业主和工会领袖，以及一些外国（非苏联/俄罗斯）专家。我们研究了苏联和俄罗斯历史，阅读了苏联、俄罗斯和外国人士作出的各种当代记述和分析。
事情总是这样，研究过程往往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原来的观点进行修改和补充。然而，我们发现，我们的中心假设得到了各种证据的支持，它较好地解释了苏联解体及其随后发展的特征，除非如此，否则事情就很难解释。我们希望，本书给出的解释能够澄清有关这些事件的种种谜团，使人们有可能从苏联经验中发现有益的启示。
我们的解释分工是协调一致的。我们两人一起拟定了本书的主要观点和写作大纲，一起筹划了研究和采访事宜。除了纯粹涉及经济发展的那几章，其他各章的组织和写作规范都是我们共同商定的。记者们往往面临着纠缠不休的截稿日期，而学者们则享有充裕的研究和写作时间。因而，与人们从一个由经济学家和记者组成的队伍中所期望看到的相反，经济学家科兹写作了各章的草稿，而威尔加上了评论和修改意见。同时，科兹在本书中还特意采用了他七访苏联/俄罗斯的访谈录，虽然大部分此类记录都来自于威尔数次对苏联社会重要人物的访谈。“大卫·科兹与弗雷德·威尔”一词，正是用来传达这类有关第一作者、第二作者的专门信息的。
大卫·科兹 弗雷德·威尔
199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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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许多人各种各样的帮助。慷慨接受采访或为采访提供帮助的人有：卢德米拉·布拉夫卡，亚历山大·布兹加林，斯蒂芬·F·柯亨，约翰·赫尔墨，塔加娜·科里亚吉娜，尼霍拉斯·科兹洛夫，伯纳德·洛因，罗伯特·J·麦克因特，斯塔尼斯拉夫·曼什库，阿纳托雷·I·米柳科夫，弗拉基米尔·潘赫欣，约翰·西蒙斯，弗拉基米尔·苏哈列夫，阿尔别尔特·托乌塞恩，雷恩·图尔格翁，卢德米拉·瓦尔塔扎洛娃。
给我们提供未出版的数据、资料和其他重要信息的人有：根纳德·阿申，弗拉基米尔·吉姆佩尔松，谢尔盖·格里戈里耶夫，格里戈雷·科托夫斯克，奥尔加·克雷什塔诺夫斯卡娅，赫里斯·拉涅，戴维·赖因，瓦季姆·拉达耶夫，马希姆·舒凡洛夫，斯蒂芬·怀特。
为本书部分或全部草稿提供过有益评价的有：卡伦·普费尔，洛纳德·萨尼，威廉姆·塔曼，托马斯·韦斯科夫以及洛特雷格出版社两名匿名读者。
给我们开展研究和准备写作提供过其他形式的帮助的人有：卡伦·格拉巴特，戴维·赫奇凯斯，迈瑞里·玛敦，罗伯特·洛茨斯坦，叶利扎韦塔·沃兹涅先斯卡娅。
当然，本书所有的不足均由我们负责。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马萨诸塞州立大学教员研究资助项目、研究生院各位院长、社会与行为科学系的大力资助。
苏联体制（1）
第1章
导论
1917年，苏联脱胎于一个贫穷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它的前身俄罗斯帝国，由于人口众多、土地广袤、横跨欧亚战略要地，曾在历史上显赫一时。但落后的经济、独裁的政府，使革命前的俄罗斯根本无法与世界强国——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相抗衡。俄罗斯的西部城市那时已建起大型工厂，这主要是西欧资本输入的结果。但直到1917年，俄罗斯的经济仍然远远落后于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大国。
1980年，即俄国革命60多年以后，苏联成了两极世界的一极。它变成了一个拥有亿人口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家。按照诸如人均寿命、热量摄入量、识字率等标准，苏联已经赶上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它给世界上许多国家提供过经济和军事援助。它也是许多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头羊”，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许多更为普通的领域，从稀有金属、无焊缝铁轨焊接机，到眼科医疗设备，它都是世界上领先的。它的艺术家和运动员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加上它的华沙条约盟友，它在军事上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堪称势均力敌。
苏联的无可否认的经济成就是与它的长期问题相伴随的，资源被无效地利用，许多苏联产品特别是消费品质量低劣。在声名狼藉的毫无效率的零售分配体系中，顾客在购买日常用品时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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