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世纪的王安石-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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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隐逸之意，不想以隐士自居，故人何必以《北山移文》相讥？男子汉大丈夫，是要按照道义和自己的意愿行事，其志向不是猿鹤之辈所能知的。这里王安石也对王介进行了嘲讽，笑他见识不足，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不过二人是好友，虽然相互嘲弄，却都是善意的，不会为此伤了和气。
　　

出入自在（2）
王安石主张有所作为，有兼济天下之志，他并不想只是独善其身，因而对于传统的重隐逸而轻仕进的做法表示反对。他有《禄隐》一文具体表达了这一思想。旧说孔子“高饿显而下禄隐”，故而将伯夷、叔齐排在柳下惠的前面，道是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则降志辱身，这也是孟子和扬雄的看法。王安石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圣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于人而所行于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于人而所弃于己者也”，按照这一标准，则孔子、孟子应当依照他们所赞赏的“饿显”的方式行事，而其实不然。“孔孟生于可避之世而未尝避也”，扬雄则屈身为王莽之臣，这难道是由于圣人能言而不能行吗？显然不是。而是由于“圣贤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圣贤道同而迹不同，“饿显”与“禄隐”都属于迹，无所谓高下。圣贤都是通乎权变、无系累于迹的大过于人者，“圣者，知权之大者；贤者，知权之小者也”，因而殷代的三位仁者，其迹不同，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而其道则一。《易》曰：“或出或处，或默或语。”是说圣人无可无不可，出处语默，皆不离道，都是合理的。
　　王安石大胆推翻了孔子、孟子、扬雄等先代圣贤的观点，指出隐与显都不过是外在的迹，并无上下高低之分，迹的不同不会影响内在的道的统一性。他对同与不同、统一性与个性、本质与现象的辩证关系有清楚的认识，不以一害多，亦不以多害一。他在维护统一与稳定的同时也大胆容许个性与变化的存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他认为越是圣人，就越能通权达变，依时势而动，可见他心目中的圣人绝非固执保守的腐儒，而是充满活力、善于应变、走在时代前列的改革家。
　　王安石入仕是为了有所作为，而不是为了谋取富贵，因此即使是他身居相位时亦有山林之思。据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二：
　　熙宁庚戌冬，荆公自参知政事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是日，百官造门奔贺者无虑数百人，荆公以未谢恩，皆不见之，独与余坐西门之小阁。荆公语次，忽颦蹙久之，取笔书窗曰：“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与寄此生。”放笔揖余而入。后三年，公罢相知金陵。明年，复拜昭文馆大学士。又明年，再出判金陵，遂纳节辞平章事，又乞宫观。久之，得会灵观使，遂筑第南门外。元丰癸丑春，余谒公于第，公遽邀余同游钟山，憩法云寺，偶坐于僧房，余因为公道平昔之事及诵书窗之诗，公怃然曰：“有是乎？”微笑而已。
　　王安石于拜相之日却写下“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与寄此生”的诗句，可见他在庙堂不忘山林，心中并无富贵腾达的喜悦，而是期待有朝一日能够卸下肩上的担子，过上完全自由自在的生活。他这种想法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是自然而然的，因而后来魏泰提起此事时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继而微笑，因为这正是他平生的志愿，也不以为怪。
　　王安石在《次韵酬朱昌叔五首》中表达了对官场生涯的厌恶和对隐居生活的向往，他认为名誉事功皆不足为累，世事官身都充满危险，故而发出“已知轩冕真吾累”的感慨，放言“乐世闲身岂易求，岩居川观更何忧？”表明他乐得岩居野处，登山观水，要做一个潇洒自在的闲人。他还说“拙于人合且天合，静与道谋非食谋”，强调自己是谋道的君子，做官不是为了专门谋取俸禄，只是由于拙于人合，无法与流俗同流合污，只能与天地合德、与大化同流了。
　　王安石深知富贵与祸患相伴，贪恋者必受其害。他有《食黍行》一诗：
　　周公兄弟相杀戮，李斯父子夷三族。
　　富贵常多患祸婴，贫贱亦复难为情。
　　身随衣食南与北，至亲安能常在侧。
　　谓言黍熟同一炊，欻见陇上黄离离。
　　游人中道忽不返，从此食黍还心悲。
　　他以周公、李斯这两个富贵至极的人为例，说明富贵不足依恋。然而贫贱同样使人难以为情，无法使兄弟父子常相守。为了衣食南北奔走的人哪能经常守在亲人的身边呢？本待黍熟同食，亲人却在黍黄之时离去，从此每次食黍都令人心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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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自在（3）
对于自由生活的向往使王安石始终不乐富贵，他屡屡力辞相位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期望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恐怕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果没有最后十年的退休生涯，王安石的一生就会有更多的缺憾。在他人看来，离开相位、回归乡野会带来巨大的失落感，但对王安石来说却是得其所哉，这是那些依恋荣华富贵的人所无法想象的。
　　王安石出入自在，行藏自如，表现了一种人所难及的境界和风骨，这种精神在他两次力辞相位中得以充分体现。
　　王安石于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中旬首次罢相。对于他此次去职的原因，前人论之已多，但未必尽是。据《长编》卷二五一，从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冬至七年（公元1074年）春，天气久旱，雨雪不至，神宗为此忧心忡忡，减食损膳，避居正殿，以表自责。而守旧派的翰林学士韩维以为这不过是例行公事，不足以应天变，要求神宗痛切自责，广求直言，并借机指责新法。韩维的用心极为明白，就是认为天变为新法而显，要求神宗顺天应人，废除新法。在韩维这样的守旧派眼中，推行新法有害无利，即使是熙河大捷这样难得的功绩，也被描述成“动甲兵，危士民，匮财用于荒夷之地”，简直一无是处。对于韩维的恶意攻击，神宗应当是心知肚明的，然而他非但不予痛责，反而接纳了韩维的建议，并令其草诏，罪己纳言。
　　这份诏书是对王安石和变法派的沉重打击，神宗表面上是下诏自责，实则是对变法派的严厉批评。所谓“朕涉道日浅，晻于政治，政失厥中，以干阴阳之和”，这不都是身为宰相的王安石的责任吗？又言“听纳不得于理欤？狱讼非其情欤？赋敛失其节欤？忠谋谠言郁于上闻，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欤？”这几乎是对新政的全面否定，听纳失理，狱讼非情，赋敛无度，奸私壅蔽，忠直不闻，还有什么地方是值得肯定的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神宗下这么大的决心，对自己及新法几乎要全面否定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天灾吗？邓广铭先生的解释是神宗一则是惑于天人感应，二则是有意“异论相搅”，这种解释当然是有所依据的，不过未必切中要害。这场旱灾表面上很厉害，但并未造成严重后果，因为此前“累年丰稔”，粮食储备足够用了，不会导致大的饥荒。一场不大的天灾不足以成为理由，但却足以成为借口。这表明让王安石去职确是神宗之意，无论有没有韩维的挑拨都是一样。
　　那么神宗为什么有意让王安石离职呢？其真实原因并非是因为天示灾异、人情未顺，政治经济也并不像韩维所拟的诏书中说的那样一团糟，恰恰相反，当时正是变法革新的黄金时代，是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之时。
　　首先，由于王安石的一再坚持，王韶在招抚西蕃的过程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使朝廷拓地数千里，达到了“断西夏右臂”的战略目标，这是宋王朝在军事上的重大成功，也是在对外战事中所获得的唯一值得骄傲的大捷。
　　其次，由于实施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理财方案，国家财政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收入大幅度提高。据《宋史》卷三二八安焘传，安焘指出“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毕仲游、李常等元祐官员也都指出当时州县钱财充足，不仅足够时需，还可供以后数十年之用。参见《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278页等。
　　再次，经过数年的努力，改革派逐步占据上风，保守派的势头被压了下去，政治上已经出现了邪不压正的局面。
　　为什么在变法取得了一定成就、局势一片大好之时，神宗会做出这种匪夷所思的决定呢？其实道理并不复杂，神宗当时并不是真的以为自己“涉道日浅，晻于政治”，而是认为自己已经成熟了，称得上是“涉道已深，熟知政治”了，因而不希望再当言听计从的附庸之君，想直接走向前台，名正言顺地做变法的第一号领袖了。
　　刘安世《元城语录》在论及王安石与神宗的关系时称：
　　

出入自在（4）
得君之初，与人主若朋友，一言不合己志，必面折之，反覆诘难，使人主伏弱乃已。及元丰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又大臣尊仰将顺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与熙宁初比也。引自《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241页。
　　在变法之初，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变法的实际领袖是王安石。当时神宗与王安石虽然有君臣之分，然而二人关系非同一般，有如朋友，不得以普通的君臣视之。年龄上，一长一幼，相差近三十岁；能力上，一强一弱，无论是学识、思想还是经验、能力，都相去甚远；性格上，一刚一柔，王安石秉性坚刚，百折不挠，神宗则相对柔弱，常犹豫不决。因此除了所谓君臣之分，在其他方面王安石都处于强势地位，而年轻的神宗自知事事须依赖王安石，不肯经常拿这一点来压制他，因而只能是服弱。然而神宗虽然称不上是一代英主，却也并非庸弱之辈，他对自己的这种地位是不满意的，只不过迫于时势，暂时隐忍而已，一旦他觉得羽毛已丰，便要毅然“正君臣之分”了。
　　正如邓广铭先生所说，神宗的这一意图并非迟至元丰之初才显露出来，也不是二次罢相时才有所表现，而是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时就已初现端倪了。
　　变法的初步成功、王韶所取得的军事上的胜利，使得神宗觉得时机已经到了，该是他“自奋英断”的时候了。因此这次罢相完全是神宗一手导演出来的。所谓天灾不过是借口，天人感应也变成了神宗的工具，他未必真的相信什么天人感应，至少这一次不完全是，即便那些应诏上书的守旧派大臣同样是上当受骗的角色，他们只不过充当了逼王安石下台的一枚棋子，因为此时的神宗根本无意废除新法。从后来的事实可以看出，神宗在王安石离职之后，仍然大力推行新法，为此他对吕惠卿一再容让，对反对变法的冯京等则予以贬斥。
　　神宗种种作为，目的只有一个，即逼王安石下台。然而此时的神宗心中确实是充满矛盾的，他一方面深知王安石之贤能，另一方面又深嫉王安石之贤能，河湟之役的大胜使得他不得不解下玉带赏赐，如果按照王安石的谋划，再取西夏之后又拿什么赏赐呢？即便王安石毫无野心，不会争功，外人传言也只会把功劳都记在王安石一人身上，这是神宗断然不能容忍的。然而离开王安石能不能成功，神宗又确实没有这个把握和自信，因此他的策略是用其能而弱其势，先挫其锐，折服他，然后再用。总之，神宗并非真的不想用王安石，而是想先完成角色转换，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再让王安石服服帖帖地为己所用。
　　神宗的这套伎俩瞒得了天下后世，却瞒不过政治经验丰富的王安石，而此时他别无选择，只能依命退位。王安石主动请辞，主要是向神宗表明自己不贪禄位的心迹，可以说急流勇退。神宗起初还想予其师傅之职，留京以备顾问，然而王安石不愿恋栈，想彻底隐退，回到远离京城的江宁。可以说，王安石的这次告退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此时变法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进则成功在望，退则举步维艰。依照他原来的战略构想，取河湟之后当乘势继取西夏，西夏一平，宋与契丹的力量对比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强弱立改，契丹可能不战自屈，此时复汉唐旧域就不再是空想了。等到天下大定之时，自可制作礼乐、以文太平，实现王道政治和大同社会。没想到在此关键时刻，神宗却私心涌发，想独自成功。王安石的主动请辞，也是想让神宗明白权位名利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国家大事，是天下苍生的利益。
　　然而王安石的苦心并未让神宗明白。神宗将这次逼退当成驯服王安石这匹烈马的第一鞭，本想给他一个严厉的教训，并无完全弃置不用之意。对于神宗之意，吕惠卿心领神会，因此在他受王安石推荐、任参知政事之后，想的不是如何继续推行新法，将变法大业坚决完成，而是屡起大狱，打击王安石的亲信，借此力阻王安石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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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自在（5）
神宗自己有私心，想成为变法的真正领袖，没想到吕惠卿也有类似的想法。神宗可以原谅自己的私心，却不能容忍吕惠卿的野心，此时他也发现自己的能力有限，不足以制服吕惠卿，便又将王安石招入朝中。依神宗的本意，可能不想如此匆忙地招入王安石，他想经过一段时间的“冷却”之后，让王安石自动屈服，也让天下人知道他才是变法的绝对领袖，完全有能力独自处理大政，但吕惠卿的做法使他不得不在王安石去位不到一年后便令其复职。
　　王安石于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复职，他在接到诏命后并未停留，而是尽快到任，这一方面是因为吕惠卿的做法危及了他的家人，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不想让多年奋斗换来的大好局面毁于一旦，不想让变法大业受到挫折。然而他的二次为相时间也很短，只过了不足两年，便又离任了。
　　对于他第二次辞职的原因，有多种解释。一是守旧派人物苏辙等人所说的，是由于吕惠卿发王安石私书，上有“无使上知”之语，是故得罪。这一说法邓广铭先生已借王安石弟子陆佃之言力辩其非，足可凭信。其具体原因并不复杂，最重要的是变法派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裂，神宗欲夺王安石之权，吕惠卿欲谋王安石之位，邓绾等则欲借王安石以自固，给王安石帮倒忙，王安石之子王雱据说也在暗地里算计吕惠卿。在变法之初，由于变法派势单力孤，守旧派非常强大，因此能够同心协力，一致对外，非常团结，等到改革稍有成果，便自以为该到秋收的时候了，唯恐自己少分了几个果子，这种短视的目光、自私的心态破坏了变法派的团结，也葬送了改革。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神宗的心态，假如神宗头脑清楚，保持与王安石的君臣关系，即便有一二骨干改弦更张，也不会危及大局。然而恰恰是神宗的心态出了问题，也因此引发了吕惠卿的野心，导致变法派四分五裂。王安石在复职之后欲再展宏图，谋取西夏，神宗却一再对西夏和契丹示弱，偏偏和王安石唱对台戏。神宗在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十月彗星出现之时，又以此为由下罪己诏，让守旧派畅所欲言，事实上又是拿天人感应的旧说和守旧势力对王安石施压，降低其威信，削弱其权力，不令其有所施展。神宗对契丹示弱，未必真的是胆小怕事，据陆佃所述，神宗早就大量储备战略物资，准备对契丹用兵。《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281页。神宗不是不打算攻西夏，后来的战事便证明这正是神宗的意图，只是他不愿意过早起事，以免让王安石得功。神宗其实是在告诉王安石，根本不打算在王安石在位时有所作为，以免自己又成了王安石的配角。君王的信任远不如旧，吕惠卿与己反目，最器重的儿子又过早去世，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意识到自己在职也不可能有所作为，不仅无益于变法大业，反而有害，于是就只能选择辞职了。
　　王安石一方面勇于任事，爱国爱民，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奋发图强的决心，另一方面又对功名利禄无所牵挂，能够急流勇退，万缘放下，既极于有为，又能尽于无为，这种精神和境界可以说是千古难寻的，这和他本人的无欲无求的个性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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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乎中道（1）
王安石一生追求合乎中道，不走极端，不任性，不偏激，在对待出世与入世的问题上同样如此。他一方面不主张完全放弃世俗生活，像出家人一样弃绝夫妇父子，过一种离群索居的日子；另一方面又不赞同完全入世，过一种庸俗的生活。
　　在早年，王安石对于佛教的离弃人伦是持批评态度的。作为一个儒者，他只能坚持儒家的基本立场，不可能赞同废弃人伦、遗世独立的做法，因此认为佛教虽然“实见道体”，却又“差了途辙”，有体无用，与尧舜之道还是不可相比。在《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一文中，他强调佛教得大道之一隅，“有见于无思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者”，而又暗示其未得道术之大全，于感而遂通、进取有为方面有所不足，批评佛教只知出世，不知入世，只知其体，不明其用，不能于人伦日用之中体会寂然无为之道。
　　王安石坚持维护正常的社会关系，反对离群索居、独善其身。在《送潮州吕使君》一诗中，他对韩愈尊礼大颠表示不满，认为“同朝叙朋友，异姓结婚姻”是正常的伦理原则，只能这样“恩义乃独厚”，才能维护彝伦，保证正常的社会关系与人类长久的根本的利益。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十分可贵的。即使是在倾心佛教的晚年，王安石仍然坚持这一观点，并未由于信佛而完全放弃关注现世人生的立场，毕竟他是一个有主见的人，不会随风倒。
　　王安石不仅对于佛教放弃世俗生活的做法有所不满，对中国传统的以遗世独立为高洁的观点也不赞同。在《涓涓乳下子》一诗中，王安石对于放弃贵族的地位，不接受兄长的馈赠，带着妻子避世隐居，过着织屦为生的贫苦生活的陈仲子表示不满，认为“恩义有相权，洁身非至理”，维护世俗的恩义是最为重要的，单单强调洁身自好是不可取的。
　　作为一个奋发有为、以经世济民为己任的人，王安石也不可能一味推崇无思无为。司马光曾经以王安石喜欢老子来批评他不能行老子之志、推行无为而治之道，非要弄得天下骚动、搞什么变法。保守派也大讲今不如古，还是祖宗成法最好，只要保守不改就可以天下太平。王安石则对这一说法嗤之以鼻，他在《彼狂》一诗中指出：
　　上古杳默无人声，日月不忒山川平，
　　人与鸟兽相随行。祖孙一死十百生，
　　万物不给乃相兵，伏牺画法作后程，
　　渔虫猎兽宽群争，势不得已当经营，
　　非以示世为聪明，方分类别物有名，
　　夸贤尚功列耻荣，蛊伪日巧雕元精，
　　至言一出众皆惊，上智闭匿不敢成，
　　因时就俗救刖黥，惜哉彼狂以文鸣。
　　强取色乐要聋盲，震荡沉浊终无清。
　　诙诡徒乱圣人氓，岂若泯默死蠢耕。
　　在这首诗中，王安石表达了自己的社会历史观。他认为，上古社会人与鸟兽相随而行，人类还未完全从自然界独立出来，这一时期的人类与鸟兽尚无根本的差异，处在蒙昧之中，不能说胜过后世。由于人类繁衍过快，生产力的进步赶不上人口的膨胀，导致万物不给，因而产生了争夺和暴力冲突。这个时候圣人伏羲出现了，他制订法令来约束众人，并发明渔网、制造工具，发展了渔业与捕猎业，渔虫猎兽，使得人类的生存得到了保证，但也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伏羲这么做是迫不得已的，只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并非以此炫耀自己的聪明。伏羲对事物进行分门别类，各立其名，并夸贤尚功，分别荣耻，使人们积极进取、建功立业，并且守道德、明廉耻，从而形成了完整的人类社会，使人从自然界中独立出来。尽管这本身是一种进步，却也有副作用，使得诈伪日生、元气日凋，人类距离先天的淳朴越来越远，为物欲所蔽，因而智慧闭匿，一闻至言真理便惊慌失措，不明其意。上智大贤本来不期有成，只是为了因时救俗，出民于水火之中，使之免刖黥之刑。而那些不明历史发展的规律、顽固坚持今不如古之谬说的狂人却大放厥词、扰乱人心，文其奸言，肆其诡说，这种人以无为好古自居，却又不能行古之道，不甘心老于耕织、默然一生，如此异论惑世，何如老死蠢耕、不问世事？
　　

行乎中道（2）
这首诗是有感而发的，王安石肯定礼乐文明的合理性，坚决反对历史倒退论，指出上古蒙昧时期并不可贵，圣人制礼作乐、创建文明社会的历史功勋不容抹杀。文明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进步，离群索居、猿居鹤处，与鸟兽为伍，是一种历史倒退，不值得欣赏，也说不上高洁。积极入世，有所作为，推动社会进步，不是什么罪过，是为了因时之弊、救世之衰，既非自示聪明，又非期有成功。出世未必有德、入世未必有过，这是王安石对当时流行的重古轻今、推崇出世而贬低入世的流俗之言的回答。
　　王安石讽刺那些流俗之辈惑于物欲，“至言一出众皆惊”，根本听不进去真理，并且哓哓好辩，散布流言，蛊惑百姓，试图将水搅浑，好从中取利。其中“震荡沉浊终无清”等句有强烈的针对性，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有“方今天灾屡见，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挠浊。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云云，王安石则反唇相讥，指出震荡沉浊、唯恐天下不乱的是那些不惜一切手段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他们流言惑众，扰乱民心，试图以此阻止变法，甚至一改儒家卫道士的嘴脸，将佛老也抬出来用于反对新法，鼓吹无为安静，而在新法推行时自己却又不肯安静、不愿无为，而是竭尽全力阻挠新法，千方百计为其制造障碍。
　　王安石早年为了力救时弊，倡言有为，颇有矫枉过正之嫌。他的本意并不是为了排斥佛老、反对隐逸，只是反对借此为碌碌无为、一无所成辩护的流俗之辈，但有些议论有些偏激，容易为人误会，因而后来他也做了自我批评。他有《杭州修广师法喜堂》一诗：
　　浮屠之法与世殊，洗涤万事求空虚。
　　师心以此不挂物，一堂收身自有余。
　　堂阴置石双嵽嵲，石脚立竹青扶疏。
　　一来已觉肝胆豁，况乃宴坐穷朝晡。
　　忆初救时勇自许，壮大看俗尤崎岖。
　　丰车肥马载豪杰，少得志愿多忧虞。
　　始知进退各有理，造次未可分贤愚。
　　会将筑室返耕钓，相与此处吟山湖。
　　据曾巩《元丰类稿》之《宝月大师塔铭》，修广字叔微，杭州钱塘人，俗姓王。九岁出家学佛，居本州明庆院。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诏赐紫衣，五年（公元1038年），赐号宝月大师。治平年间，为本州管内僧正，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十月卒，年六十一。在这首诗中，王安石对与世迥殊、但求空虚的佛法表现出了欣赏的态度，赞扬修广心不挂物、自由自在的修养和境界，道是一至其处，便觉心胸为开、肝胆豁然，何况天天在此宴坐修禅呢。他对早年勇于救世，因而对强调出世的佛教有所批评表示了反省，始悟进退出入各有其理，造次区分高下、妄谈贤愚是不对的，吟诵山湖、耕钓为业未必不如立身庙堂，而且这也正是他将要选择的生活。这里王安石似乎显得有些消极，其实这正是他成熟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晚年的立场也是进退各有其理、不可妄分高下，并未一味推崇出世隐居，他还是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二者。
　　勇于救世、以兼济天下为己任的王安石在现实中多遭挫折，非但无法得到世人的理解，还饱受诬谤，因而“少得志愿多忧虞”，这使他不得不以更加清醒的目光来看待世俗人生，认识到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也是平等的，亦无高下之分。他有《读〈蜀志〉》一诗：
　　千古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
　　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
　　据《三国志·魏志·张邈传》记载，刘备对许汜十分不满，责备他道：“今天下大乱，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后来这一典故常被引用，辛弃疾亦有“求田问舍，羞见刘郎才气”之句，对于乱世之中立志救国救民的刘备表示钦佩和敬仰。王安石则反其意而用之，指出乱世纷争、三家逐鹿，于国于民、于身于世都没有什么好处，只是徒自劳苦而已，可惜无人将这一道理告诉刘备，使他认识到求田问舍并非庸俗，甚至较争夺天下更为高明。
　　

行乎中道（3）
有说此诗于理未安，竟将兴复汉室的大业视之为纷争，轻之如一毛；有说此诗是作者因坚持变法饱受诬谤之后的愤激之语。其实，王安石的本意并非如此，他只是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自道视之，何得何失，何贵何贱，所谓的是非功业又有什么意义呢？反而不如求田问舍，独善其身，追求个体的生命价值有意义。
　　王安石晚年的心境确实有所变化，从倾向改造世俗社会转向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从为人转向为己，个人的自由在他的心目中更加重要。他已经超越了出世与入世的分别，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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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人无欲（1）
王安石秉天地之刚气，又加上自律甚严，因而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优秀的道德品质，达到了近乎无欲的境界，因而不为物惑，不为欲望所左右，实现了真正的自由。
　　王安石不爱饮酒，不乐游宴，强之不得。据司马光所述，王安石任馆职时，与司马光为同僚，一日长官包拯设宴，二人与席，包公为人严正，司马光不愿驳他的面子，虽然不善饮酒，也强饮数杯，而王安石却自始至终，一口不饮，由此表现了他的刚正不屈的个性。
　　王安石不大习惯当时士大夫习以为常的生活，不愿意浪费时间饮酒作乐，更不想败坏自己的名节。正是因为他特立独行，不合于众，故每遭诋毁。从他个人来讲，既非有意违俗，又非以此自炫，只是顺乎自己的本性行事，不愿受外物的左右而已。
　　王安石不仅不好金樽，也不爱女色。当时士大夫生活糜烂，好色成风，就连一代儒宗欧阳修年轻时也难免此病，他后来屡遭诬谤误解就与少年时的不检点有关。一代文豪宋祁在蜀时姬妾数十，风流成性。王安石虽然也是一代文宗，却未有半点当时文人的毛病，而是比道学家还严谨，就是一再诬蔑他的保守派也无法在这方面找出他的缺点，只得假惺惺地赞扬他一番，以示公允。
　　王安石不仅终生不纳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