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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历史人物-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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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败退广西，吴军压境，不如先发制人，联合广东，发兵湖南，并一鼓作气收复两湖，直捣武汉。这样既可保全广西统一局面，又可乘此时机向外发展。于是李宗仁一面命部队向湘桂交界集结，一面赴广州策动。5月l0日，李宗仁抵穗。翌日，应军事委员会主席、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邀请，李宗仁赴军校参观。访穗前，李宗仁已对蒋介石颇具好感。他回忆说：“那时，白崇禧时常往来粤、桂间，对蒋校长和黄埔军校的革命作风颇多好评，更增加我们对蒋氏的钦佩。”蒋介石热情地接待了李宗仁，陪其参观全校，并留李宗仁在校晚餐。觥筹交错之间，李宗仁滔滔不绝地向蒋介石讲述出兵湖南的利害，蒋介石在旁静听，未多言语。后来李宗仁谈到对蒋介石的第一印象是“严肃”、“劲气内敛”和“狠”。
蒋介石长李宗仁4岁，与李相比，蒋介石经历广，阅历深，素谙权力斗争中的纵横捭阖之策。在与李宗仁的关系上，他看中李宗仁第七军的实力。此前，蒋介石在广州与各方关系十分紧张，尤其是在广东的六个军的军长，没有一个肯买他的账。为确立在军界的领导地位，蒋介石决心拉住李宗仁，提议白崇禧担任北伐军行营参谋长要职。李宗仁深知蒋介石的用意所在：首先白崇禧干练精明，素有“小诸葛”之称。其次，白与李宗仁公谊私交，蒋介石得白崇禧辅佐，自可对第七军指挥自如。再次，白崇禧曾入保定军校学习，蒋介石可利用白崇禧联系军中保定出身的军官，出力效命疆场。白崇禧到广州就任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使李宗仁颇有顿失臂助之感，但为与蒋介石合作，同时在中央寻得靠山，李宗仁只好忍痛割爱。。 最好的txt下载网
李宗仁：“我们都是失败者”（2）
7月6日，李宗仁离开桂林直至衡阳入湘指挥第七军北伐。这时湖南前线已经捷报频传，北伐军在沿途工农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下，连战皆捷迅速前进，于7月10日克复长沙。蒋介石于8月12日抵达长沙，当晚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北伐第二期作战的战略计划。
长沙期间，李宗仁经常出入司令部，或会议，或接洽公事，或闲谈，与蒋介石十分亲近。一日闲谈间，蒋介石突然提出要与李宗仁结为换兰拜帖的兄弟。接着蒋介石打开抽屉，取出一份红纸写的兰谱，递给李宗仁。李宗仁不肯接受，对蒋介石说：“我惭愧得很，实在不敢当。”“你不要客气，你人好，你很能干……”蒋介石边说边将兰谱塞入李宗仁军服口袋里。李宗仁辞出后打开兰谱，见上面写有蒋介石的生辰八字和其撰写的四句誓词：“谊属同志，情比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按规矩，李宗仁也应写一兰谱交与蒋介石，但李宗仁一辈子总共进过三年多的“军事学校”，幼年在家中宁愿上山打柴，也不愿在私塾“念书”。李宗仁搜肠刮肚也写不出“盟诗”，又不好意思找秘书代做，所以迟迟未能与蒋介石交换“盟帖”。后在蒋介石的催促下，李宗仁只好依样画葫芦，将蒋介石帖子的四言誓词，照抄下去，下署“李宗仁，妻郭德洁”送给蒋介石。蒋介石愉快地表示，从此与李宗仁更加一层情同手足的关系，誓以同生共死，为完成国民革命而奋斗。
蒋介石到长沙的目的，主要是与唐生智、李宗仁商谈，决定在与孙传芳交手前先打吴佩孚。8月15日下令进攻武汉，李宗仁率第七军、第四军担任右翼作战，李所率部队与刘峙第二师攻克汉阳、汉口，孙传芳通牒北伐军撤回广东，文峙所部进入江西前线，第七军亦随之前往。10月10日武昌攻克后，第四军亦开往江西，赣境战争历时七十天，李宗仁的部队起了重要作用，11月7日攻克南昌。
1927年，因国民党内部分裂为国民党左翼的武汉政府和支持蒋介石的南昌政府，北伐一度中断。汪精卫从欧洲回国后，李宗仁于4月5日出席了上海的会议，决定在南京召开会议解决国民党内部的分歧。汪精卫离开上海后，又进行了另一次会议，与会者决定把共产党员及左翼人士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中清除。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政府。李、白的支持，对蒋介石采取上述两项活动起重要作用。6月2日，李宗仁任司令的第三路军攻克徐州。6月19日到22日又参加了蒋冯会议，双方取得协作。8月，蒋介石为国民党的统一而辞职去日本。胡汉民离南京到上海，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留在南京掌握大权，又打败了越长江进龙潭企图攻南京的孙传芳。
1927年9月15日，南京的首领和武汉的一部分首领及西山会议派的代表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政府职权，在武汉的唐生智反对统一计划。10月底，以李宗仁为司令，白崇禧为前线总指挥兴师###唐生智，唐生智撤离武汉，李宗仁率第七军及胡宗铎的第十九军于11月中旬攻占武汉。李宗仁任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主席，胡汉民担任武汉警备司令。这时，李宗仁控制了两湖，他已经把势力从广西伸展到长江流域了，同时在南京军事委员会任职。
1927年12月广州公社运动中，汪精卫等人在广州的地位削弱了。李宗仁等人请蒋介石复职，1928年1月，蒋介石又重新上台。2月，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副总司令，再行北伐，6月最后进入北京，第四集团军参与其事。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于7月商议编遣军队，最后延搁未实行。
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李宗仁任国府委员，1929年1月，李出席编遣委员会，但白崇禧并未出席，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的桂系势力已经从广西进入到北至河北，东至江苏的广大地区。编遣令毫无结果。
1929年2月19日，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下令解除鲁涤平湖南省主席职位，军队从武汉开进湖南：鲁涤平率部撤到江西，武汉分会任何键继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3月13日，中央政治会议下令两日内解除各地分会。3月l5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同时，华北地区反对白崇禧，白崇禧所率第四集团军落入唐生智之手。3月21日，蒋介石发表声明，谴责军人跋扈及武汉分会的所作所为，同一天，李济深因调解蒋介石和桂系之间的争执而被拘留，3月26日，国民政府下令###武汉，宣称李济深、白崇禧背叛政府，撤消其一切职务，3月27日，开除李济深、白崇禧国民党党籍。
李宗仁：“我们都是失败者”（3）
李宗仁一心想广西独立，他到香港和白崇禧、黄绍■会合，1929年11月，三人回广西，在南宁成立护党救国军，李宗仁任司令，黄绍■任副司令兼广西省主席，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李宗仁同时任广西军事委员。
1930年1月，桂军和张发奎第四军进攻广东，一个月内被击败退回广西。他们乃与北方联军合作进军湖南夺取武汉。5月间，初步获胜，但因出兵解救衡阳的黄绍■后路为粤军所断而失败。桂军在洪桥全军溃败，孤军退回广西结集。此后，黄绍■因反对继续内战而与桂系破裂。
1931年2月28日，胡汉民被捕，粤桂双方又重新联合。5月，政界首领如汪精卫、陈友仁、陈济棠反对蒋介石，在广州组成政府。5月中旬，李宗仁去广州讨论成立两广军事联盟，协定后，9月初进军湘南。“九一八”事变发生，国民政府呼吁全国统一应付日军侵略。广州政府坚持在解散前必须释放李济深、胡汉民，蒋介石必须辞职，两个条件获得同意。不久蒋介石重又上台，协议尚待执行。1932年3月，陈济棠、李宗仁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黄旭初继黄绍■为广西省主席，广西仍维持其实际上的独立地位。4月，李宗仁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副主任。
1932年到1937年7月，处于半独立状态的李宗仁、白崇禧以“三自主义”建设广西，以“三卫主义”建军。广西受战乱较少乃能发展其工业和教育事业。
1936年胡汉民死后，国民政府打算结束广东的半独立地位，陈济棠得到李宗仁的支持，先发制人，桂军在白崇禧统率下进军湘南，宣布两广动员，因蒋介石对日不抵抗，乃自称抗日军北上保卫国家，陈济棠自任第一抗日救国军司令，李宗仁、白崇禧为副司令，7月初，因广东空军投向国民政府，广东事变失败。
1936年7月25日，国民政府任李宗仁、白崇禧以广西地区外的职务，李宗仁、白崇禧拒而不受，5天后，自行组织广西军政府，李济深任主席，后经黄绍■、程潜调停，李宗仁和蒋介石之间取得协议，广西承认国民政府，李任广西绥靖主任兼改编桂军而成的第五路军总指挥。
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后1个月，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其地区包括江苏、皖北、鲁南。第五路军开到北方，分成两个军团。李在徐州设立司令部，统率桂军五个师。
1938年初，日军在徐州附近进攻，3月25日，日军两个支队进攻徐州东北的台儿庄，经五日激战，击溃日军一个支队。双方增援后，5月中旬在徐州外围展开激战，5月19日，李撤离徐州，率军去皖西豫东，在鄂北老河口设立司令部。李宗仁仍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安徽省主席则另由桂系廖磊继任。
1939年4月，日军从汉口出击，攻占新野、唐河，包围了驻桐柏山的6个师，李宗仁于5月10日开始反攻，5月16日，救出桐柏山被围部队，收复了新野、唐河。
1945年初，李宗仁任军事委员会汉中行营主任，战争结束后，任北平行营主任。东北形势变化，中国共产党极可能战胜国民党，蒋介石请李宗仁主持东北战局。李宗仁仍任北平行营主任。
坚持要竞选总统
无论是汉中行营主任还是北平行辕主任，实际上都是蒋介石为李宗仁安排的有职无权的闲职。李宗仁心中颇为不满，他私下抱怨这样的职务简直是使他“上不沾天，下不着地”。
蒋介石为使自己的独裁统治合法化，宣称要实行“宪政”，通过选举产生总统和副总统。明眼人都清楚，不仅总统一席蒋介石势在必得，而且副总统的人选，蒋氏也早有安排，岂容别人染指。蒋介石没有想到，正当国民党上下筹备1948年春季大选时，半途中杀出个程咬金——李宗仁。
李宗仁于1948年1月8日在北平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将参加副总统竞选。蒋介石被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气得捶胸顿足，觉得“好比一把刀指着胸膛那样难过”。旁人也认为李宗仁是异想天开，成功希望十分渺茫。桂系实力人物白崇禧、黄绍■匆忙飞至北平，劝说李宗仁打消参加竞选的念头，免得竞选不成，反引起蒋介石的猜忌，“吃不着羊肉，何必惹一身膻呢？”李宗仁胸有成竹地对黄绍■说：“此次选举，蒋和CC系不反对我便罢，如反对我，则愈反对，我获胜的可能性更愈大。”
李宗仁：“我们都是失败者”（4）
李宗仁坚持参加竞选并抱有如此之大的获胜期望，其中美国对华态度的转变起了关键作用。自中国内战爆发以来，美国政府给予蒋介石政权大批军事援助，可是，蒋介石统率的几百万大军在与解放军作战中却连连失利，引起杜鲁门对蒋介石的不满。1947年8月，杜鲁门派魏德迈来华进行一个月的调查。魏德迈离华前夕在一份声明中指责国民党政府“贪污无能”、“麻木不仁”，“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同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也谈到“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衰微，甚至被视为过去人物”，而“李宗仁将军之资望日高”。既然有美国的支持，李宗仁也就无需担心蒋介石奈何他了。
3月11日，李宗仁在北平中南海正式宣布参加副总统竞选，尔后又在南京成立了竞选事务委员会，并亲抵南京坐镇。蒋介石对李宗仁之举虽心怀不满，但面子上还得装出公平民主的姿态。随着李宗仁竞选鼓点的加快，蒋介石唯恐他竞选成功，便公开对他设置障碍，先是鼓动原本无意副总统席位的孙科宣布参加竞选，随后又亲自出马，劝阻李宗仁。4月3日，距离竞选之日仅有20天，蒋介石在其官邸召见李宗仁。
客套寒暄既毕，开始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谈话。蒋介石说：“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均由中央提名，副总统的候选人已内定孙哲生（孙科），希望你顾全大局，退出竞选。”李宗仁颇感震惊：“半年前，我已向总裁请示，所以我就积极准备一切。事到如今我已欲罢不能了。”“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蒋介石极不耐烦地说。李宗仁答：“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蒋介石大为恼怒，提高嗓音：“我是不支持你的，你还能选得到？”李宗仁也毫不含糊地回答：“委员长，我一定选得到。”
4月4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礼堂开幕，蒋介石提出副总统候选人由党内提名。李宗仁与准备参加副总统竞选的于右任、程潜建立起联合战线，一致反对蒋介石的提议。最后会议取消了蒋介石的主张，蒋介石心里很不是滋味，在4月12日纪念周中，他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大骂不受约束的人，矛头直指李宗仁。
23日，国民大会正式选举副总统。开票结果：李宗仁得754票，孙科得559票，程潜得522票，于右任得493票。因候选人所得票数无一人超过法定有效数字，依选举法规定，得票较多的李宗仁、孙科、程潜需进行第二次竞选。24日投票结果表明：李宗仁虽在候选人中占据领先地位，但还是未达到法定人数，故仍需举行第三次投票。
形如侍卫一般的李宗仁
1948年4月29日，国民大会再度进行了投票，李宗仁以1438票的多数战胜孙科，当选为副总统。
5月20日，举行了正副总统就职典礼。当李宗仁披挂戎装肃立在身着长袍马褂的蒋介石旁时，如梦初醒，方知又遭老蒋戏弄。原来，李宗仁事先征询蒋介石参加庆典的服装时，蒋介石明确答复穿军装。如今蒋介石违背先诺，使李宗仁形如侍卫一般，以发泄对他竞选成功的怨气和不满。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蒋介石为远隔李宗仁和白崇禧，免去白崇禧国防部长的职务，将其调到武汉任华中“剿总”司令。事后白崇禧的夫人马佩璋不满地对程思远说：“你把德邻公选为总统，而把我们健生拉下台了。”话并不错，但她却忘记了宪法赋予副总统的权力是相当有限的，加之蒋介石惯有的独断作风，因此与其说李宗仁是从北平行辕主任荣升为副总统，倒不如说他是从一个吃闲饭的位置换到了另一个吃闲饭的位置。
1948年入冬以后，国民党军在东北、华北、中原三大战场的节节溃败，使蒋介石处于“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的境地。在内外一片谴责声下，蒋介石不得不提出下野自咎。12月25日，蒋介石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等人来到傅厚岗李宗仁的官邸，就蒋介石下野一事进行初步洽商，并做出如下决定：（一）蒋介石为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二）李宗仁依法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三）和谈由行政院主持。
李宗仁：“我们都是失败者”（5）
蒋介石原定1949年元旦宣告下野，但恰在此时，桂系主将白崇禧从汉口突然发出一份电报，称在此“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的情况下，国民党应呼吁和谈，以期争取一个“喘息整补”的机会。蒋介石拿到这份电稿，立刻判定这是桂系企图依仗军事上的实力逼他下台，愤恨地说：“我平生不向任何势力低头。”言外之意，桂系越逼，他越要故意拖下去。
1948年除夕，李宗仁应蒋介石之邀到黄埔路总统官邸就餐。窗外火树银花，屋内却凄凉惨淡。餐后，蒋介石命张群宣读了准备第二日发表的《元旦文告》，表示“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唯国民的公意是从”。张群读完后，蒋介石问身边的李宗仁有何意见，李宗仁顺水推舟地说：“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突然CC系骨干谷正纲放声大哭起来，说蒋介石下野会影响人心。蒋介石站起来大声说：“我并不是要离开……我自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蒋介石迁怒于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
蒋介石寄望于新的一年能给他带来好运气，可事与愿违。1月7日，杜聿明部一举被歼，同时美、苏、英、法等国政府也婉言拒绝作调解人的请求。蒋介石在战既无望，和亦不能的情况下，终于被迫“引退”。
21日上午10时，蒋介石召集在南京的国民党高级官员举行紧急会议，正式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依法执行总统职权，蒋介石保证五年内绝不干预政治。随后，蒋介石拿出一份文告让李宗仁签字。散会时，李宗仁问蒋介石准备何时动身，以便相送，蒋介石推说起飞时间尚未确定，但实际上他一离开会场就径赴机场，乘“美龄”号专机飞往杭州。当李宗仁等得知后急忙赶去送行时，蒋介石早已无影无踪了。
很难有所作为的李宗仁
1949年1月24日，李宗仁在南京政权岌岌可危之际，宣誓就任代总统。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李宗仁，将“与共产党两分天下、隔江而治”作为自己的施政目标。为此他一面倡导和谈，一面调兵遣将、整顿军队、构筑江防工事。但由于蒋介石公开在老家溪口遥控而很难有所作为。另一方面，李宗仁为了笼络人心，以显“政德”，宣布释放###，还特别下令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将军。
《中央日报》刊登了这一消息。举国上下尽人皆知，亲朋好友奔走相告，为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即将获释而庆幸、高兴。这天，杨将军吃过早饭像往常那样等待着特务把报纸送来。可直到中午，仍然没见到报纸。
几天之后，别的报纸都按时送到了，唯独那天的报纸一直没有看到。他知道，当时的战局天天在变。三大战役的失利，蒋介石的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情况定会有新的变化。他联想到那天特务们交头接耳的情景和几天来特务们对他稍微和气的表情，就觉得其中一定有什么蹊跷。于是他找到龚国彦，非要那天的报纸不可。
原来，龚国彦因事先未得到上面的通知，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也不知该怎么办，他就把当天的报纸扣下来了。在杨将军的一再追问下，龚国彦不得已只好把那天的报纸送来了。
杨将军拿到报纸，一眼就看到了李宗仁下的释放他和张将军的命令。
当时他心中的激动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他觉得被释放是没问题了，就忙收拾东西，作好出去的准备。
他哪里知道，当时的情况是：李宗仁“代而无权”，蒋介石是“退而不让”。尽管李宗仁以代总统名义下了命令，但蒋介石不点头，任何人的命令也是等于零，根本没有人执行。
自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飞机在南京附近失事后，毛人凤便接替了他的职位，并把军统改组为保密局。他事事以戴笠为榜样，对蒋介石绝对忠实。这时，他正忙忙碌碌地率领保密局的特务往上海撤退，对李宗仁的命令根本不予理睬。
李宗仁一看命令不能兑现，便直接打电报给重庆市长杨森，要他释放杨将军。杨森回答说：“毛人凤不在重庆，我不知杨将军被关在哪里呀！”
为了欺骗民众，当时重庆的报纸还登了这样一条新闻：“毛人凤在哪里？”内容大致是说：据杨市长谈，因为找不到毛人凤，也不知杨虎城关在哪里，所以无法执行代总统的命令。其实，杨森非常清楚杨将军被押之处。
李宗仁：“我们都是失败者”（6）
之后，杨森怕事久有变，无法向蒋介石交代，有意把杨将军暂迁别处。他坐上汽车亲自找到周养浩，把这一建议告诉了他。周养浩立即打长途电话给毛人凤，转告了杨森的意见。毛人凤取得蒋介石同意，决定将杨将军迁押贵阳。
几天来，杨将军的心情特别兴奋，他把一切都准备停当，只等着被释放了。这天，突然听到特务队长说要把他迁移到贵阳，这消息如晴天霹雳，顿时他的脸气得通红，怒不可遏地把桌子一拍，对着龚国彦嚷道：“代总统有命令放我，为什么你们还要将我继续囚禁？我不走，要死就死在这里！”龚国彦为完成使命，只好央求杨将军，但任凭他好说歹说，杨将军就是不走。12年来，杨将军恨透了军统特务，但对周养浩却有点好感。在息烽监狱被囚禁时，当时周养浩是监狱的主任。他经常去看望杨将军，陪他喝酒、打麻将消磨时间，而且待他一向态度友好。
龚国彦见劝说无效，只好请周养浩亲自出马。
周为杨备了酒菜，席间以花言巧语劝说杨将军。后杨虎成提出三个条件：1。把龚国彦撤职；2。把自己以前的秘书宋绮云夫妇调来一同前往；3。请周养浩送自己一行去贵阳。
三个条件，周养浩都点头答应了。于是，杨将军又被押到了贵阳麒麟洞看守所，原中美合作所所长张鹄接替了龚国彦的职务。李宗仁代总统的命令便成了一纸空文。
1949年7月，李宗仁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
李宗仁拒绝签字，有其苦衷，他是有名无实的代总统。资料显示：当时要求国共会谈解决中国问题的呼声极高，李宗仁邀请张治中担负起国共和平谈判首席代表的重任。张治中与李宗仁、白崇禧等商量后，临行时邀吴忠信同行，到溪口见蒋介石，吴忠信欣然前往。
这个吴忠信虽然是接任李宗仁总统府秘书长，但他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旨意，在各方面尽心竭力地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与利益，不让李宗仁掌握任何实际权力，如在蒋介石“引退”的文告措辞上，吴坚持不让写上蒋介石“引退”或“辞职”的字样。
这吴忠信是蒋介石早年的结义金兰的盟兄。1947年4月，蒋介石改组国民政府，任命他早年的盟兄吴忠信为国民政府委员。直到1948年，吴忠信才直接参与国民党政权的中枢政务。
蒋介石为了维系他的独裁统治，决定召集“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使自己的统治能够合法。为了控制广西地区“国大代表”的选举，他派吴忠信协商候选人问题。
1948年3月29日，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始举行。为选举副总统事，桂系与蒋介石发生了剧烈冲突。虽然自抗日战争爆发后，蒋、桂之间矛盾暂时搁置，但战后又开始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李宗仁不甘心只是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以无法行使总统职权为由，约见吴忠信，要求修改文告，吴忠信虚与委蛇。第二天，吴忠信仍以原样在报上发表了文告。李宗仁看到报纸后，非常气愤，指责吴忠信“太不够朋友”。吴忠信即告这是蒋介石的旨意。一向与吴忠信关系很好的同乡张治中只说了一句“美中不足”的话，吴忠信就当场大发雷霆，指斥张治中等人“国事至此，你们还幸灾乐祸，说什么‘美中不足’的风凉话”。李宗仁表示不更改文告就拒绝就职，吴忠信直截了当地对李说：“德公，你应该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在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你知道在这种局面下，任何事情皆可发生。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障。”李宗仁闻此言，知道吴忠信说的皆是真情实话，故而不再吵闹了，只是说“以党国为重”，代总统就代吧。
蒋介石“引退”后，回到家乡浙江奉化溪口，实际上是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通过吴忠信等人操纵南京国民政府。吴忠信自蒋介石宣布“引退”后，虽不到总统府办公，但仍以总统府秘书长职务管辖着总统府的事情，并始终与在溪口的蒋介石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随时征询蒋介石的意见与对策。2月1日，他又支持行政院长孙科将行政院“疏迁”到广州“加以整顿”，使李宗仁的代总统府成为一个空架子。
李宗仁：“我们都是失败者”（7）
吴忠信、张治中两人到溪口见到蒋介石，谈到李宗仁要蒋介石出国“考察”事，蒋介石大发雷霆：“桂系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我的家乡！”张治中无法再劝，与蒋介石岔开话题，推心置腹，像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一样，无话不谈。直到李宗仁一连几个电话来催，张治中才结束了八天的溪口之行。好像一去就是永别一样，蒋介石恋恋不舍，一边走一边谈，从蒋母墓庐步行送张治中到溪口；又同车送张治中到了宁波机场，两人有说不完的话。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飞机滑向跑道，终于腾空而起，张治中从窗口向下看去，蒋介石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显得那样渺小、可怜。
1949年4月1日上午，张治中率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在明故宫机场登上中央航空公司的“空中行宫号”，飞往北平。由于得知张治中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谈判机宜，周恩来没有去西郊机场接南京代表团。
在谈判中，张治中为了国民党的利益，与中共方面力争；蒋介石却骂他：“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国共最后的和谈，以南京政府拒签协定而失败。4月21日，百万雄师过长江，国民政府逃离南京。周恩来挽留南京政府代表团留在北平为新中国服务。他还语重心长地对张治中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
据说，李宗仁去美国，得亏他的“契儿”黎蒙。黎蒙是广西商贾黎春三之子。李宗仁早年在广西闹独立时拜访黎春三，他想得到黎春三的支持和经济补给，而黎春三也想让李宗仁这支正规部队来维持地方治安，对抗匪徒，加上他自己对李宗仁的为人和才干也很赏识看重，两人相见，一拍即合。黎春三当场让磨了十几担谷令人挑到六万山，并为李宗仁收缴了地方上一些小民团的枪支，壮大李宗仁的队伍。李宗仁感恩不浅，想给黎春三一官半职，但黎春三并不在意官场，最后，黎春三拖出他的七八岁小儿子黎蒙给李宗仁磕头，说是认李宗仁为干爹。李宗仁当场满口应承，并按本地风俗给黎蒙打造了一些吊挂的吉祥银器，摆了认亲酒。
自李宗仁认了黎春三儿子黎蒙做“契儿”后，两家关系十分密切，黎春三更全心拥护李宗仁。后来李宗仁统一了广西，并在全国有了一定的势力。他不忘记这份情谊，就出资让黎蒙到法国留学。黎蒙在法国得到了个博士学位回来，李宗仁又让他当广西日报社社长，之后黎蒙在香港办《珠江日报》、《新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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