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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往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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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很懂当时的中国，庙里的菩萨只能在烂茅草棚里找到自己的活化身，中国有皇族，但中国没有贵族，无论物质与精神。孔孟之道虽由统治者提倡，却单由老百姓负荷这压顶的千斤，老百姓要一辈子做善事，否则，即算辛辛苦苦地挨到死期，也会被牛头马面抓去千刀万剐、上刀山下油锅。
于老舍自己而言，则始终逃不开自身卑贱的骚扰，文字不能当枪使。他自己的良心投射到纸上之后，不过是各式各样的哈哈镜。老舍照在这些心怀叵测的镜子里，便会发现自己一会儿被放大成强壮的神斗士，一会儿又惊恐地缩成了卑微的鼠类。
三
老舍是北京人。北京是金、元、明、清几代王朝古都。老舍是满族人，是第一位纯粹用北京人的口语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
满族政权没落之时，正是满族文化瓜熟蒂落之际。对于一个合格的作家，非得有丰富而饱满的生命及内心体验不可。老舍本人的爱好就达十多种：打拳、唱戏、养花、说相声、藏画、玩骨牌、写字、养猫、旅行、收藏小珍宝、曲艺、戏剧、下小馆、念外文、和小孩子交朋友，等等。
老舍一生共67年，有42年在北京度过，但是在他从事写作的41年里，只有1949年后的17年是真正在北京度过的。1924年，老舍到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在那里，以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开始了正式的文学创作。写在新加坡的《小坡的生日》青岛的《骆驼祥子》、《月牙儿》、《猫城记》等文章，却都是写北京的种种人和事。北京这条长河已经灌进了老舍所待过的每一个地方，他敢放胆地写，“每一探手，就摸上一条活泼的鱼儿来”。
虽然老舍留学国外那么多年，但是，说起对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的透彻程度，就算是一直待在国内的学者，似乎也无法同他相比。老舍在国外教书二十多年之后，最终回归东方。
今天在文化领域，有口号说“要将艺术糅入中国元素”。听了实在让人哭笑不得。第一，我们首先都是中国人，不管我们乐不乐意，在我们血管里来回奔窜的都是中国制造的血细胞。其次，标榜所谓“中国元素”的人，恰恰是将自己对中国的热爱，建立在了对中国文明误读的基础之上。真正的东方文化，不是几句咿咿呀呀的青衣念白、一两张涂满劣质油彩的京剧脸谱、几小撮杂草一样的中草药，或是一尊由塑料泡沫制作而成的长城模型。
老 舍—笔下的老北京（3）
很多人要么在音乐中加几句京剧唱词，要么在白宫后头画条大白龙，或者在意识流里头加上《金瓶梅》选段，他们自信满满地以为如此粗制滥造的东西就可以摆脱他们文化心理上的虚弱。他们对于西方现代强势文化的消化系统，类似于一台跛脚的碎纸机，大量的技术、讯息被塞进去，只能飞出来一团絮絮扬扬的、毫无用处的纸屑。
但老舍，却像一片树叶落进树林那般自然地进入了西方文明世界，他像一个功能强健的胃，分泌出大量传统文化的胃酸，将吃下的西方文明消化为东方文化所急需的营养，从而使中国文明之身更加强大。
老舍从小胡同中的贫民窑走出来，他眼中全是灰蒙蒙的居家小院和一条条麻绳般又细又长的胡同。他借助于原汁原味的京腔京调，给一直被士大夫长期霸占只表现才子佳人、帝王相将的文坛，注入了民间的元素，使人们终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看到了一个与贵族化北京不同的平民主义的北京，是老舍用自己的作品留住了北京城一段历史，使在这座城市生活过的人们，以及他们现在还在这座城市继续生活的子孙们，终于有了精神上可以栖息并永不毁灭的城市家园。
四
1949年，老舍离开美国，回到北京。
这次回国是应周恩来的邀请，所以在房子问题上，老舍便直接向周恩来开了口。得到准许后，老舍请他在美国的出版代理人寄回来五百元的版税，兑换成一百匹白布，买下了位于北京东城区今灯市口西街的丰盛胡同十号。老舍一直很骄傲，“我这所小房子是批准买的，我是作家自己掏钱买私房的头一名！后来好多朋友来过之后羡慕得不得了，连共产党员也跟我学，像赵树理、丁玲”。
南北走向的丰盛胡同，是以明代一位叫“丰盛”的公主命名的，老舍的房子在这条胡同的路西，进了胡同的第一个门就是。这条胡同的南口直通奶子府大街，北口通向东厂胡同，离王府井商业街和隆福寺都很近。在老舍去世前，北京有两个丰盛胡同，另一个在西城，胡同和名气都比老舍住的这一条大。很多邮递员都理直气壮地认为名气大的人，也应该住名气大的胡同，于是，给老舍的信就经常被错投到了那里。老舍去世后，他住过的丰盛胡同改名为“丰富胡同”，门牌也改成了现在的19号。
进了大门，有一座砖砌的影壁和两间小南屋，是守门人住的。影壁后面是个小外院，有两间正房、一个储藏室及一个卫生间。绕过二门的木影壁便是里院，有背房五间，东西房三间，全是起脊椎的瓦房，老舍就住在西房内。他亲自设计了一个大壁橱，请木匠打在墙里，那是他储藏字画和小古董的地方，因他有腰痛病，还特意到旧木器店购置了一张床帮上镶嵌着大理石的老床，这张床成了老舍唯一留下来的旧床。
老舍一生喜欢种花栽草，搬进丰盛胡同后，他所做的头一件事是托朋友到西郊的山野里移植了两棵柿子树，在甬道两边各栽一棵。大姆指般大小的幼苗，在主人的用心伺候下，不到十年工夫便长成碗口大小的柿树了。春华秋实，红红的大柿子被著名画家于非闇写入他的工笔画中，成为大师的代表作之一，被美术馆收藏。夫人胡絜青为她的画室取名“双柿斋”，称小院为“丹柿小院”。老舍去世后，日本作家水上勉以两棵柿树作为篇名连续写了《蟋蟀葫芦和柿子》、《北京的柿子》、《柿子的话》三篇怀念的文章，柿子成了这座故宅的标志。
北屋的正房三间中，有两间用作客厅。书橱、古玩格、条案、大圆桌、靠背椅等家具都是老舍的心头之爱，每天他都把这些家具擦拭一遍。老舍母亲穷得硬朗、穷得像模像样的个性对他影响极大。屋里桌面上很少摆放陈设，但花瓶和果盘从没有歇息过，花瓶里时时都插着新鲜的花朵，果盘里无一刻不躺满壮实的果子。在客厅里，和鲜花、水果一起被时常更换的东西，就是墙上十幅左右的中国画。老舍曾向齐白石以四句诗求画，被印成邮票的《蛙声十里出清泉》便是两组中一组里的一幅，齐白石的这两组四幅画，也成为“舍老太公”钓来源源访客的大诱饵。
。。
老 舍—笔下的老北京（4）
五
在丰盛胡同居住时，老舍常常带着小孩子们去中山公园，到了那里，老舍组织他们排好队，向开放着的花脱帽鞠躬。老舍这么做，应该不光因为满族人在自己的黑水白山老家，把山、石、树奉作神灵，或是想要在孩子们身上复活古时的拜物教。
老舍小的时候，不识字的母亲靠给人洗衣服、做针线活儿和帮佣来养活老舍。老舍除了有几个扣泥饽饽的小模子和涂了红颜色的羊拐之外，最喜欢的玩意儿就是夏日里，由老槐树上吐丝而下的“吊死鬼”（槐虫）。这些不用花钱就能得到的好东西，使老舍对自然万物有了不能舍弃的情谊。
这些天地自然生成的事物，给老舍廉价但真诚的同情，待他懂事、成年之后，他理所当然会给它们热切的回报。只是，他每次对儿童世界的向往和追随，都更像是为自己已经霉烂的童年再洒上一捧祭奠的黄土。而那个不甘于在老舍灵魂深处死去的孩子，仍然不时反复尖叫着刺破他成年后的耳膜，直到把他的汗、泪甚至是血吵嚷出来才罢休。
这根把脸扭得全是褶子和疙瘩的苦瓜，结在旧社会又细又枯的藤蒂上。“走出来，并无可欣喜；想起来，却在悲苦之稍微有一点爱恋”，老舍凭着那一点“爱恋”薄弱的温暖，奋力避免掉到地上一摔两半的厄运。于是他打掉牙齿和血吞，悲痛之至就当喜极而泣。他的笑不是从俗世超脱出来之后的大逍遥和大快活，他的笑不是自欺欺人就是冷嘲热讽。既然不能和死亡的绝望肃杀划清界限，老舍就索性与死亡融为一体。
六
在英文中，作家被称呼为“writer”，老舍将其直译过来以自称“写家”，这个名号使得这位“文艺界的劳动模范”，和满大街跑的车夫、街坊上的木匠具有了平等的身份。他和他们一样，各自小心翼翼地捧着谋生的饭碗，除非病到爬不下床，每日必像上了碾的驴子一般辛勤工作，决不懈怠。
老舍曾生过危及性命的大病，身体一直不好，写《猫城记》的时候，正好赶上济南奇热无比的天气，老舍本应休息，可他非得左手拿着蒲扇右手握着笔，汗水顺着指背往纸上流；写《四世同堂》的时候，打摆子、贫血、头昏，统统找上了老舍，他没钱买补药，每每烦躁难受得狂喊几声都不解恨，可他硬在“我完了”的境地里写了五年，拉着一趟近百万字的大犁走到了新中国。
老舍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北京满大街的老百姓都身穿干部服、列宁装，戴八角帽。而老舍“没钱作新的，只好穿旧的”：身穿一套洋西装，脚蹬一双尖头皮鞋，脸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外人大概觉得他和这个新世界不可融合的，但只有老舍心里最清楚，他和这个新政权是“一伙儿的”，他就是一穷人，现在，他所心疼的、喜爱的、亲如手足的穷人翻身做了当家的主人，他和他的手足也终于有了一个家。
老舍因为“人民艺术家”的奖状、“贫民”的出身和多以“无产阶级”为习作素材的作品，躲过了最初的几次政治风暴和反右派运动，他还自信满满地对巴金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然而，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扫帚高高抡起时，老舍知道自己已是该被清扫掉的东西了。
1966年8月23日，北京戏曲学院的学生觉得自己历年来练过很多旧戏，应当在扫四旧的运动中表现出比旁人高出几倍的积极性来才行，他们将从前披在牛鬼蛇神身上的几十箱精工绣成的“兽皮”堆在文庙的空地上，旁边蹲着、跪着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的“黑帮”们。老舍本来不应该在其中的，不久前，他因为半夜吐血被送入医院抢救，那天是他出院后第一天上班，恰好看见萧军和另外三十多人正被摁进车里。老舍边叫边从人群中挤出去，一位在现场任总指挥的北大女学生马上认出老舍：“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一帮人被带到了文庙，看着京剧戏装烧起冲天的火光，看着演戏用的刀枪和带铜头的军用皮带一下下扬起来又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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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舍—笔下的老北京（5）
老舍好不容易被救回文联之后，又被抓到文联大门外的水泥花坛上示众，接着又在当地派出所，被主要由女八中组成的中学红卫兵们轮番拷打至深夜。临走前，他们吩咐老舍第二天早晨拿着“现行反革命”的黑牌子，到北京市文联报到。
老舍被他热烈爱着的“家”扫地出门了，他那颗好不容易被填满的心又被人洗劫一空。老舍的儿子舒乙讲过一个老舍的故事，说：老舍很恋家，自己很少出远门，即便是出去了，也老是待不多会儿就急忙往家赶。有一次，老舍的夫人应朋友的邀请，单独去赴宴，等她回来之后，却发现老舍晚饭也没吃就上床睡了。夫人乐了：“生气啦？人家又没说要带你去。”老舍悻悻地回答说：“回到家，看不见人，无依无靠似的，没着落”。只是这一回，他不能赌气不吃饭，早早地爬上床睡觉，他的“家人”们像鬣狗一样紧看着他。死亡这位饿得两眼绿幽幽的野兽，在闻到这个时代零星的血腥气之后，连滚带爬地扑过来，绝对不会放过眼前任何一块可以入嘴的食料。
1944年，日本军队想要从贵州独山方向包围和偷袭重庆，得到消息后，重庆市顿时烧成了一锅糊粥，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撤退问题，认为应当再往西边的西康方向逃几步。老舍的朋友萧伯青问他：“您怎么办？”老舍脱口而出：“背面就是涛涛的嘉陵江，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
老舍无论在做人还是做事方面，都是个计划性很强的人，他总是比其他人更早地打算好事情的结果，在孔庙前挨打的前一个星期天，老舍就对儿子舒乙说：“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顺便说了说在先前的政治运动中，两位文化界人士到什刹海投湖自尽的事。老舍站在人生的观景台边上，像一碗被太阳晒热的糖水，当那清白而烈性的太阳脚底一滑，扑到地平面以下，他便也跟着迅速地凉了。
七
太平湖是城外一个不大有名气的野湖，离小羊圈胡同大约半站路，有渔民长年在那儿养鱼、捕鱼（现在此湖已被高楼大厦所取代）。30年代的时候，老舍靠写小说挣了些稿费，就在太平湖西南边的葡萄院给老母亲买了几间小屋。从老舍投湖的位置上往对面西南看，就是老母亲过世时住着的房子；往西北看，就是蓟门故里，老舍那每月三两饷银、天天拎着一个大片儿刀晃悠，身上还带着一腰牌，上头写着“面黄无须”的父亲就埋葬在那儿。
1966年8月24日，“和爷爷说再见”。这天一大早，老舍和三岁的孙女道了别。
舒乙曾这样说过：“对一个有明确生死观的人来说，生与死的转化竟是如此迅速，如此没有障碍，令所有善良的人们都不寒而栗”。
时代的主体建筑由专供祭祀使用的天坛，转而变为一张冰冷的试验台。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就是放置在台面上的一支试管。当新时代研制出来的原料掺入试管内原有的液体当中，要么没有任何反应地沉淀了，要么发生微妙的化学变化，而老舍的试管，则在两种物质的热烈拥抱中炸成一摊玻璃碴子。
“武死战，文死谏”，在10年浩劫中，老舍是中国著名作家为时代祸患敢于命谏的第一人。他的投湖自沉，使人想起2200多年前的屈原投江自尽。对老舍来讲，北京的太平湖就是屈原的汨罗江，士可杀而不可辱，他要用他的血肉之躯同那个发疯了的年代抗争。从一定意义上讲，屈原投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老舍投湖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末端，随着老舍在太平湖的纵身一跃，北京最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满族文人便在这座古城中永远的消逝了。
八
如今，看得见、摸得着的老北平早已成了形单影只的孤砖片瓦。好在还有老舍的书，像个和气的老伙计，热情地张罗着大伙儿到老京城里随处逛荡，老舍笔下盖起来的北京城，与真正的老北平已难辨虚实真假。
有人统计过，北京的真实地名在老舍的著作里一共出现过二百四十多处，不用担心什么人口膨胀，有再多卷起铺盖迁徙至此的人也可以盛装。而老舍自己已是一枚失去了货币价值标示能力的金币，不能再在人世的交易市场流通。
欧阳予倩—一局没走完的棋（1）
一
“不过是一个伶人，一个很平淡的伶人。”
“我对于演剧自问颇忠实，作一个伶人大约可以无愧。”
在黯淡的灰尘中，我听出了黄昏朝向我的一声叫喊。也许，是一声叫喊的悲凉的回声。
来到张自忠路5号欧阳予倩故居的时候，天刚下过很大的雨。从宅院大门外头朝里看去，一座欧洲教堂似的小洋楼，刚刚被雨浇得湿透了，像是刚抹上去的水泥还没有干。走进去左转，才看见后院内一排合瓦清水脊顶的中式房子。不是我刚才进门时想象的那样，欧阳予倩住在这座说不出味儿来的西洋哥特式的建筑里。
他住过的房子像一只遗漏在岁月角落里的破袜子，时间正使它的线头一点一点脱落下来。
而房子又不像蘑菇，下阵大雨就往外长新的。
是不是被历史捉弄了，欧阳予倩曾经住过的这条街，原叫铁狮子胡同，抗战胜利后，为纪念为国捐躯的抗日名将张自忠，改为今天的名字。清朝和敬公主，多罗贝勒的府邸隐没在路边的荫蔽里；孙中山逝世时住过的地方在路的西头；5号院内的一号楼是1912年袁世凯的总统府，后来又成了段祺瑞执政府，门口曾发生“三一八”惨案；当年侵华日军的华北司令部也在这条街上。
一条街竟然累积了这么多粗糙的历史原始素材，确实需要一位戏剧家利用敏感的触觉，为它整理出一条明晰的线索，好好编排出一出富有意味的戏来。
二
欧阳予倩，1889年生，湖南浏阳人，原名立袁，号南杰，艺名莲笙、兰客、桃花不疑庵。父亲欧阳中鹄是著名学者，谭嗣同和唐才常都是其门生。
科举废除后，14岁的欧阳予倩随祖父到北京念书，虽然只停留了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却在这段日子里迷上了京剧，过了半年，15岁的欧阳予倩到日本留学。那时的他，和处于民族危亡时期的众多年轻人一样，怀着高涨的爱国激情，一门心思地要学习“经世致用”之学，也许连他也无法料想到自己竟然不但没有成为一名将军或工程师，反而戏剧性地干起了在当时挨千刀的“戏子”行当。
1907年春，在日本留学时的一次赈灾游艺会上，欧阳予倩看到了李叔同等人演出的《茶花女》，那是中国人第一次演话剧，把他从前对京剧着迷的情绪重新拉了回来，“戏剧原来有这样一种表现方法。”他好奇又惊喜，很快便加入了“春柳社”，并且参演了《黑奴吁天录》等剧目。
1912年，回国之后，欧阳予倩决心终身从事戏剧事业，投身到“三教九流”之中。他先后在长沙和上海组织“文明戏”团，“半路出家”的欧阳予倩在1916年，正式成为京剧青衣演员。
这个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名门之后，竟然学起了戏，这使很多人家的餐桌上有了话语的生气。有好事的人甚至嘲讽说：“欧阳家从此完了”。迫于亲友等各方压力，夫人刘韵秋写信劝他回家，欧阳予倩回信说：“醉心戏剧挨一百个炸弹也不灰心。”
欧阳予倩的确是中了戏剧的“蛊”—如果有人在自己身上继续培养他的父辈或祖先努力发挥的才干，而不彻底地另起炉灶，这是合理的。要不然，他就使自己失去了在某一个行业中成就完满的可能性。所以哲人说：你该走哪条街？—你祖先的街。如果欧阳予倩不从家族已经奠定好的起点站起来向外走，可以走多远的路程，会遭遇什么？实在惹人胡乱猜想。然而，他就这么轻率又郑重地为自己掷出了骰子。欧阳予倩靠着对戏剧痴恋到七魂八魄都乱了方寸的感情，赌出了人生的完满。
经过13年的实践，社会上有了“南欧北梅”的赞誉。这是对在舞台上的欧阳予倩至高的肯定和追捧，可是，他似乎已经在打算着别的事情。
1919年，欧阳予倩应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邀请，在南通创办了南通伶工学社，在那里，他与梅兰芳共同演出了《游园惊梦》、《思凡》。在新式剧院—更俗剧院的楼上有一个房间，张謇题名为梅欧阁。新派戏剧的领军人物和古典戏剧的伶界大王在梅欧阁共商中国戏剧改革的大计，随后，他又赴广州筹建广东戏剧研究所。这时，欧阳予倩事业的重心已经逐渐地发生了转移，脱下流光华彩的戏服，卸下浓墨重彩的容妆，他从曾经心驰神往的舞台移步到了幕后，从对表演艺术的钻研转而埋头于学术和教育的研究，这样一来，欧阳予倩从人们的大视野中淡出，人们已经只记得梅大王，而想不起欧阳予倩了。
欧阳予倩—一局没走完的棋（2）
眼下这座房子的六神无主，大概就被他那时的决定所决定了。
1926年，电影在中国兴起，欧阳予倩又参加了电影公司，编导了《玉洁冰清》、《天涯歌女》等在中国电影史上占相当分量的影片。影星赵丹、谢添都靠他编导的影片发迹。
欧阳予倩似乎并不是要获得一笔可靠的缓慢增长的财富，而是持续挥霍手头上一切可利用的变动价值，不歇脚地制造使世人咋舌的契机。
抗战时，欧阳予倩因为在上海租界上演《梁红玉》、《桃花扇》等借古讽今的京剧，得罪了汪伪政权，遭到暗杀威胁，不得不去香港避难。
人活在世上的意义大都含糊不清而又执拗不变。一生的光景中，只有最罕见、最个别的时刻的记忆，在我们周围游荡，余下的时间不过是数不胜数的间歇性空白。欧阳予倩霸道地占有了很多次的发言机会，他这一辈子很少为一个休止符打断过。可是好像也正因为这样，历史患了选择性失忆症，对欧阳予倩的印象变得模糊起来。似乎于欧阳予倩而言，多一样才干倒不如少一样才干来得安全和保险，这又不是三轮车，多一个轮子就比自行车来得稳当。
历史是先知先觉的人的一本传记。浑噩的人群中会在每个特定的时期，有人醒来。也许他的清醒与当时睡着的人群，并没有什么起因和结果的故事要发生，但是，他的出现却是为了遵循更为遥远或更为广阔的准则所打下的基础。面对这样的人，当时甚至以后的几个时代，都会感到很为难，它们并不是对他心怀敌意，而是不知道该怎么界定他、给予他公正的评价，只好采取临时观望的态度。
三
现在，欧阳予倩被关在我的手并不认识的一扇门后头，这座房子不但把他身后的名声扣留了，还把关于他在世时的细碎和琐屑放逐了。太多有关欧阳予倩的记忆，像贵重的金属一般，被历史上这位高明的化学家点着了，刺刺啦啦地燃烧一气，化成一阵不轻松的烟。
据欧阳予倩的女儿回忆：1949年春，毛泽东和周恩来邀请欧阳予倩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筹备委员会。欧阳予倩立即决定放弃在香港筹办电影公司的计划，离开了他的电影界同仁和学生，放弃了舒适的依山傍海的寓所，满腔热情地奔赴北京。
欧阳予倩患有较严重的关节炎和心脏病，但他还是积极参加各种会议和社会活动。1949年7月，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决定成立中国文联和文联各协会，并决定成立音乐、美术、戏剧等高等院校。1950年4月2日，中央戏剧学院成立。同年11月，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的欧阳予倩上书毛泽东索求墨宝，毛泽东欣然为中央戏剧学院题写了校名。
刚来北京时，他暂时住在东华门南河沿翠明招待所，后来在筹建中央戏剧学院的同时，学院以数批白布置下了张自忠路5号（原铁狮子胡同3号的宿舍）。1949年初春，全家搬来，在此，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13年，直到1962年逝世。在这座房子里，欧阳予倩除了主持学院工作外，还撰写了《我怎样学会了唱京戏》、《电影半路出家记》和中国第一部舞蹈断代史—《唐代舞蹈》。
建院后，欧阳予倩兼任学院台词课教研组组长。他邀请语言学教授罗常培和老舍及几位台词教员来商谈台词课教学方针。他们共同确定以北京语言音系作为舞台语言。老舍说：“台词很重要，不能让话剧变成了‘话锯’锯观众的耳朵。”欧阳予倩还请语言大师侯宝林到学院讲课。他重视北京的民间、民族语言，将民谣、绕口令等都吸收到台词教学之中。还总结出中国话剧表演的两条基本经验：台词和动作是话剧表演的两根柱子；剧本是话剧的灵魂。
欧阳予倩终于刻出了一枚“中国制造”的印章。
四
20世纪50年代的张自忠路5号院非常热闹，曹禺、沙可夫和欧阳予倩是邻居，老舍、田汉、梅兰芳、郭沫若和世界各地戏剧文化名人，都曾在这里进进出出，中戏的副院长李伯钊（###的夫人），中午就在欧阳予倩家里“蹭”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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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予倩—一局没走完的棋（3）
可是时代竟然就在迟疑不决的顾虑中，把欧阳予倩错过了。他是步伐太过仓促的春天，一时间懒散的大地还在梦里咂着嘴，根本没有人能理解他急迫的情绪。中国戏剧行业一直以来的半红不紫，使得欧阳予倩也成为了一个压在大众记忆边缘的角色。
中国人冷落戏剧，不是中国没有莎士比亚，不是中国缺少热爱这个艺术门类的观众，事实上，中国人对戏剧始终抱有巨大的热情，每个人都具有强烈的演戏的欲望，把自己脆弱的神经放在众人“捧场”或“倒彩”的细绳上，晃晃悠悠地苦撑着。
有时候，同一个人扮演两个或更多的角色：既是救人于水火的英雄，又是压迫人的刽子手；有时候，很多人争相涌进了同一出戏，多人一块饰演同一角色：一千个人演表里不一的人，一万个人演口蜜腹剑的人，千万个人演惨遭命运调戏的苦命人，甚至尽职敬业的“演员”的生命都终结了，而该他的台词还没有念完。也许正是又当演员又当看客的疲劳，把我们都折磨到一挨着剧场昏暗的灯光，头脑就立刻变作一尊石膏像。
剧院在人们生活着的大剧场里，更像一个城市不得不有的标志，满足着极少数人单纯的好奇。它还不足以把人们从乐此不疲的对手戏里拽出来，让他们对戏剧家掏心挖肺编纂出来的情节瞪大眼睛。只有等哪一天，剧院里的戏远比生活更诡谲奇异了，或者剧场外头的戏疯子突然不想演下去了，人们才会因为自身想象力的不足而想到应该踏实地坐下来看戏，看一场话剧。
那时，欧阳予倩的纪念像将没有实体的意义，因为他被某一个时代唤醒了，他的历史没入了我们的本质，在精神上成为了我们的同代人。戏剧肯定会为某一个时代而灵感迸发，所以，欧阳予倩也肯定会在某天走近他的子孙后代，温柔地把思想安置在他们伸手可及的地方。
时间使人的存在方式无外乎四种：从未存在，曾经存在，眼下存在，即将不存在。欧阳予倩是真正了解时间的人，抓住了时间不会撒谎的那一部分。他存在于钟表之外，这一人为的计时原则是死的，它把冰凉的手伸进这座宅院里，窃走了草木的光华，恍惚了门牌的清晰，还带走了他的旧相识，然而，他的生命将确凿地深植于时间的泥土。
欧阳予倩已经通过了狡诈时间的种种刁难，可以有幸酣畅地将生命富足的美酒饮至杯底的酒渣。
梅兰芳—暗香浮动月黄昏（1）
一
梅兰芳，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10月22日生于北京前门外李铁拐斜街的一座老屋里。这年，大清国和日本的军舰在黄海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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