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转弯处:晚清帝国回忆录-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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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天国十一年，如今尘埃终落定。回望滔滔江水，十三年的血海拼杀，曾国藩终于如愿以偿，成为再造晚清的“中兴第一名臣”。　txt小说上传分享

2．9、太平余波，纷纷扰扰
天京城破后，幼天王洪天贵福骑着李秀成给他的骏马，乘着天黑闯出了天京城，但在随后的突围中又和李秀成走散。幸好李世贤及时的拍马赶到，洪天贵福才得以杀出重围，逃到安徽广德一带。

　　此时，正在外地召集勤王兵的干王洪仁�听说天京围急，急欲赶回天京，但在路上就得知天京陷落，幼主真福到了广德，洪仁�于是又赶到那里与他们会合。洪天贵福见了族叔后，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赶紧封洪仁�为军师。

　　好不容易喘了口气后，李世贤跟洪仁�说：“如今天京虽然已经失陷，但好在幼天王已经脱险，革命还有希望。现在长江以南堵王黄文金和康王汪海洋的兵力，加起来有三十多万；长江以北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加上张宗禹（捻军）的兵力，大概也有六七十万，如此算来，我们还有百万之众，只要团结一心，还是能够横行天下的。当今之计，最好是以幼天王为号召，让堵王赶紧和康王合兵一起，增加彼此的势力，然后直捣湖南，夺取长沙。到时继续北上，会合汉中陈得才和张宗禹之兵力，就有百万之众了。等到大兵集合在一起，我们立刻杀奔关中，夺取咸阳，再图中兴之业。”

　　李世贤的计划，和道州举人胡孝先最开始时向洪秀全提出的建议，几乎如出一辙。只不过，他估计的兵力，里面是大有水分的。

　　洪仁�听后表示同意。于是两人领着幼天王，带领残余兵力，赶到浙江湖州去见堵王黄文金。当时太平天国的叛将蔡元隆，帮助清军攻占了湖州，堵王黄文金恼怒，正把湖州围了个水泄不通，但这个蔡元隆在城内坚守不出，黄文金听说城内粮食吃完，连战马也吃了。心想一定要破城宰了这个叛徒。

　　李世贤和洪仁�两人都劝黄文金不要在这里纠缠，不如赶紧穿过江西，西进湖南，然后北上汉中和江北的太平军余部会合，再图大业。但黄文金不听，说：“这个该死的叛徒已经弹尽粮绝，我马上就可以破城，必须杀了他才能泄我心头之恨。”

　　两人见黄文金如此顽固，也没办法，毕竟这是黄文金的地盘。黄文金围了湖州一个月，最终攻破湖州并抓到了叛徒蔡元隆，但他的手下却私自把蔡元隆放跑了。紧接着，湘军的主力部队杀到，太平军在败退中，黄文金中炮身亡，该部太平军损失过半。

　　剩下的太平军在李秀成和洪仁�的带领下，想南下会合康王汪海洋，但江西境内遇到左宗棠的军队追击，太平军又被打得大败，最后只剩下二三千人。随后清将席宝田又带兵追来，结果洪仁�在1865年10月于江西石城被俘虏，幼天王再次走失，剩余的太平军也如鸟兽散。

　　很遗憾的是，这时洪仁�一行人与汪海洋所部的距离，大概只有三十里路远。

　　1865年11月23日，洪仁�在南昌被处死。死前，江西巡抚沈葆桢见他是个人才，还曾派当时已经降清的原太平天国听王陈炳文去诱降他，但被洪仁�严词拒绝。他在自己的遗言里说，“今予亦只法文丞相（文天祥）已，”“我鞠躬尽瘁，惟求速死。”临刑前，四十三岁的干王赋诗一首：“我今即永逝，一语贻后贤；天国祚虽断，复生待他年，”实现了他“宁捐躯以殉国，不隐忍以偷生”的誓言。

　　再说幼天王洪天贵福，在和大部队走散后，吓得躲进了山中。洪天贵福当时只有十六岁，从小长在天王府，没有见识过外面的世界，也没有丝毫的生活自理能力。小孩子躲进深山三天三夜，渴了掬把山泉水喝，饿了只能靠摘野果充饥。

　　但洪天贵福最后还是饿得不行，只好蹒跚着独自下山，但脚下的鞋因为在清军冲击的时候已经丢失，只能光着脚丫强撑着，好不容易走到山下，两个脚板早已经满是水泡，小天王痛得坐在路上低声哭泣。

　　说来也巧，其实当时汪洋海的军队刚从他的不远处经过，洪天贵福也看见了，但因为脚痛，赶不上这些人行军的速度，洪天贵福又不敢喊，最终没有及时会合。过了一天，路上有难民成群结队的经过，洪天贵福便跟着这些人的后面一起乞讨，辗转数月后，一个不小心误投了敌营。更不巧的是，敌营中有个人曾经跟小天王的叔叔洪仁政放过牛，一下就把洪天贵福给认出来了，结果小天王被送到了席宝田那里。席宝田见后大喜，预备送到北京去请功。

　　后来有人跟席宝田说：“大人先别急着去请功，搞不好功劳没搞到，反招来麻烦！曾国藩大帅先前已经上奏朝廷，说洪氏无遗类，大人如今说自己捉得洪天贵福，曾大人岂不是很没面子？还不如偷偷把这个小孩放了。”

　　席宝田听后默然不语，但也不敢私自放了，最后把洪天贵福送到江西巡抚沈葆桢军中，沈葆桢便在南昌将洪天贵福处死了。虽然洪天贵福比洪仁�被俘要晚，但比洪仁�还要早五天处死，大概沈葆桢认为他没有什么价值吧。

　　李世贤和洪天贵福走散后，和手下六十骑冲出重围，最后投奔到汪洋海军中，并乞求汪洋海发兵去迎接幼天王。汪海洋派兵去找了，大概就是洪天贵福下山时看到的小股太平军，可惜机缘不巧，最后洪天贵福还是没能赶上。后来李世贤又劝汪海洋进军湖南北上，两人意见不合，李世贤想拉出人马，另立山头，结果在1865年8月被汪海洋派心腹给刺死。也有说李世贤在汪海洋战败后隐匿民间，剃去长发，隐居终身。

　　康王汪海洋最初是石达开的部下，石达开出走路过安庆时，汪海洋便率军一直跟随左右。后来石达开进入广西、云贵，山路险阻，看不到希望，大家多有抱怨。石达开见军心已乱，便在营前立下红白二旗，说：“大家跟随我这几年，万里跋涉，路途辛苦，但只要我们到了四川，大家就有好日子过了。如果大家愿意跟我进军四川的，站到红旗下；想回江南的，就立到白旗下。”

　　出乎石达开意料的是，大部分人居然都哄然跑到了白旗下。于是汪海洋拔了白旗，大声道：“想回江南的跟我走！”

　　最后，有十多万人跟着汪海洋回到江西，成为李秀成的部下。天京陷落后，汪海洋手下的太平军还有近十万人。但是好景不长，后来这部分太平军在广东梅州一带被左宗棠的军队击溃，1866年1月，汪海洋在广东伤重而死，余部则由偕王谭体元率领，但在1866年2月，这部分残军也被左宗棠和鲍超最终剿灭，偕王谭体元投崖自尽。

　　由此，长江以南的太平军余部全部败灭。

　　长江以北的太平军余部坚持时间稍微长点。当时的扶王陈得才和遵王赖文光，本都是陈玉成的旧部，加上友军张宗禹（原捻军领袖张乐行的侄子）的军队，当时也号称有百万之众（水分太大，估计也就十万）。1864年，遵王赖文光率军回救天京，前锋已经抵达英霍。湘军在英霍将太平军挡住，派人在阵前大呼：“天京已经被攻破了，你们的天王也早死了，你们抵抗也没有用处，还不投降？”

　　众人听后愕然不已，士气一下子就低落了许多。后来这些人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清兵所说的不假，当下军心大乱，有一半多人都向清军投降了。前锋主将陈得才听说幼天王到了浙江，便收集剩下的五六万太平军，但在安徽麻城被清军打败，结果引发兵变，陈得才死于军中，剩下的太平军大都散去。

　　张宗禹当时的兵力，号称有四五十万，正计划进攻开封。而开封当时有僧王僧格林沁的十万精兵，两军交锋时，张宗禹有个十九岁的弟弟名叫小黑，骁勇无比，尽管僧王军队炮如雨下，小黑悍然不顾，率领捻军骑兵猛冲，僧王部队被冲得溃不成军，大败而逃。

　　在来去如风的捻军骑兵面前，不可一世的僧王被打得摸不着北，其本人也被冲得连自己队伍都找不到了，最后躲进了山东曹州高楼寨的麦地里。在1865年5月18日的凌晨，僧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居然被一个十几岁的捻军小鬼张皮鲠一刀砍死！

　　僧王死后，左宗棠奉命进剿捻军，左宗棠仍旧使用湘军的老办法，结硬寨，打呆仗，以困住捻军。捻军后来经过朱仙镇的时候，张宗禹等人进岳庙拜谒岳飞像，并发誓要扫除鞑虏。第二天，捻军果然大胜，于是这些人很高兴的庆祝，认为有神保佑。但后来再战遭到败绩，这些人又迁怒于神像，动手把神像的头也给削了，以泄其愤。

　　后来见形势不妙，张宗禹等人就聚在一起谋划说：“现在敌军人多势大，长江以南的太平军也已经绝迹，我们不如北渡黄河，直捣燕京。要是成功了就夺取满清的国都，不成功，死了也无憾！”

　　这种冒险的作法，李自成尝试过，开始成功了，但后来还是被八旗军打败了；李开芳、林凤翔北伐军也曾尝试过，但最终败于僧格林沁和胜保之手。

　　当时捻军的形势相当危急。清军已经潮水般的杀来，当时湘军和其他军队都已经追击到这里（因为其他地方基本平定），计有李鸿章、左宗棠、刘铭传、英翰、郭松林等主力部队相继赶来。正当捻军准备过河的时候，却又发现黄河渡口没有船只。正慌张之时，突然黄河结冰，捻军赶紧履冰而过。

　　但黄河结冰，捻军过得，清军也过得，而且很快就追上捻军，结果小黑战死军中，捻军队伍也被打得七零八落，大部分人都向清军投降了。张宗禹带领残部继续向北进军，1868年2月，淮军刘铭传、郭松林率军在山东茌平把张宗禹的西捻军团团围住，张宗禹投徒骇河自杀，也有说张宗禹没死，最后不知所终。

　　北伐军的李开芳，最后也是死在了山东荏平县，地点是冯官屯。

　　再说遵王赖文光。因为和张宗禹意见不合，1866年秋赖文光等率领东捻军继续留在中原淮北一带。1868年1月赖文光率军南撤到扬州，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等部的追兵赶来，最后在扬州瓦窑铺被道员吴毓兰部淮军围困，赖文光本人被俘后遭杀害，东捻军残部最终全军覆没。

　　就此，太平余波，南北悉平。

2．10、太平余闻：揭竿不起的大运动
笔者的家乡，在江西吉安一带，古称庐陵，《醉翁亭记》里说，“醉翁者谁？庐陵欧阳修也。”　欧阳修就是我的老乡。

　　在前面，笔者屡次为江西鸣不平，说的也是事实。王勃在《腾王阁序》里说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从两晋南北朝衣冠南渡后，江西的秀丽风景吸引了不少的北方士家大族在江西定居。

　　两宋时期，江西的发展很快，明朝更是达到鼎盛。明朝时的谚语说，“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在建文二年（1400）庚辰科和永乐二年（1404）甲申科中，鼎甲三人均为吉安人。庐陵子弟连续两科包揽前三名的现象，在中国的科举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有，轰动一时，几乎让全国性的殿试成了江西人的乡试。在随后的永乐三年（1405年）选翰林院庶吉士时，二十八名江西人入文渊阁，其中吉安人十名。

　　明清时期，全国有三大商帮，一是徽商，二是晋商，三是江右帮。江右帮就是指江西的商人，很多城市现在都有江西会馆的遗址，就是当年江右帮曾经辉煌的写照。但是到了近代，特别是到了晚清，江西确实衰微了，成为了红色革命的故乡。

　　为什么要革命，穷嘛。

　　江西的衰落并不是偶然的。鸦片战争后，中国被逐渐卷入全球化时代，在新的竞争面前，以下两个因素大大影响了江西的发展，一是交通要道（或者说商路）的更替，二是工业化生产资源的缺乏。

　　在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以前，中国北方和中西部地区的货物，多经大运河和长江运输，但要继续南下的话，往往都是经赣江走水路，翻越大臾岭后南下广州，江西在明清时期经济繁荣，赣江这个贸易通道起到了很大作用。加上江西的农业发达，在明清时期经济繁荣，人才辈出，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口岸，内地的贸易方向开始由“南下”改为“东向”，贸易主干道移往长江，这导致赣江的地位一落千丈。加之江西可用于发展工业的资源如煤炭钢铁矿产相对缺乏，多年来只能固守农业传统，后来修建的京广线又取道湖南，江西经济更是一蹶不振。

　　如果从地图上来看的话，京广线从北京到广州，本经过江西到广州是最短的距离，但很奇怪的是，京广线却从湖南经过了，明显的绕过江西拐了个弯。江西转型的最后一次机会，无情的流失了。一直到上世纪末，中央政府才想到要在江西修建一条京九线改变江西的交通困境，但此时的江西，已经困窘了一百多年。

　　虽然笔者无意挑起湘赣人士之间的争论，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湖南的崛起和江西的衰败和太平军的那场运动有莫大的关系。恰因为太平军起义，湘军才因势顺起，三湘子弟也得天下风气之先，湖南人在近代历史中驰骋天下，让人好不羡慕！而作为湘军和太平军主战场的江西，却为此付出沉重代价，饱受生灵涂炭之苦。

　　我的家乡吉安地区，正好是平原和山地相接的丘陵地带，此地进可攻，退可守，历来兵家都会在这里进行拉锯战。太平军在这里拉锯过，当年红军和国民党军也拉锯过，本地区一直在红区和白区中互换。

　　这可就苦了那些老百姓。只要是战争，不管是起义也好，征讨也罢，对老百姓来说，都是兵祸。我小时候记得大人吓唬小孩子的话，就说：“长毛来了，长毛来了，再吵就把你抓起来了！”

　　长毛就是太平军嘛。

　　在小孩子的心目中，长毛就是长头发的魔鬼。老百姓是朴素的，他们既然这样说，那想必是后期的太平军已经军纪败坏，所过之处，扰民害民甚至是虐杀百姓，才会有如此口碑吧？早年的美国人，只要一说“印地安人来了”，稍懂事的小孩子马上停声不闹了。

　　印第安人可是会活剥人皮的。

　　杀人的当然不仅仅是太平军，湘军也没少干，一半对一半。经过这十几年的来回拉锯战，人烟稠密的长江流域，满是瓦砾，遍地白骨。繁华如江南地带，竟然也会有二三十里地不见人烟的情况发生，可见人口的减少是何等的严重。

　　当时人的记载：“浙江一片劫灰，道殣相望，昔时温饱之家，大半成为饿莩。号称天堂的杭州，居民由八十余万减至数万”；皖南地区“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以相食”；皖北地区“但有黄蒿白骨，并无居民市镇，竟日不见一人”；江西数百里“不闻鸡犬声，惟见饿民僵毙于道”。

　　在这场大悲剧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1883年，一个美国传教士称，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中国人口的损失为5000万，而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则估计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数为2000万。根据太平天国前后《户部清册》所载的户口数，1851年到1864年，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损失数量达亿；而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研究认为，从1851年到1865年，十四年的战乱导致减少了亿人（约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如果只从人口上来说的话，这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即使是动用了包括原子弹在内的现代化装备、战场遍及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很难与其匹敌。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仅造成了5000万的过量死亡。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之所以能激起共鸣，证明了其中的揭露部分属实，他说太平军“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抓进去后，“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与妇人都被驱使作战或者为作战服务，不服从的就“斩其足以示众”妇；有逃跑的，往往要“倒抬其尸以示众”。

　　清人沈隽曦在《金陵癸甲摭谈补》里说，太平军攻下天京后，“杀人盈街，三五为群，入人家搜括财物，加刃于颈，索金宝，如是者累日。”“伪女官皆大脚蛮婆，入人家掳妇女归馆。搜掳各人家衣饰手扣金银玉镯，尽带手臂。身穿上色花绣衣，或大红衫，或天青外褂，皆赤足泥腿，满街挑抬物件，汗湿衣衫，而不知惜，亦不知丑。”“贼人入家搜掠什物，最爱金银首饰，及绸缎上色衣服。至古书，名人字画皆不识，或掷，或撕毁，较秦火尤甚。”

　　太平天国最初实行“男行女行之令，令男女分馆”，把老百姓强迫编入不同的馆，禁止家人团聚，夫妻同居，看到人家的小孩子，即抢去作“义子”，弄得老百姓妻离子散，也是人间罕有。这种完全违背人伦的暴行，据笔者回忆，大概也只有二战时犹太难民营和上世纪七十年代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是作如此安排的。　　

　　清人陈徽言在《武昌纪事》里说，在占领武昌期间，太平军天天派人在阅马场搞“讲道理”活动，每次都要敲锣打鼓，让大家去仔细临听，主要内容是宣讲“天父功德”、“天王勤苦”、“东王操劳”等，让大家跟随“天王”打江山，去天国享福。

　　但是，“讲道理”时，也出现过不和谐之音。根据陈徽言的记载，他亲眼看见一个人高声抗辩，驳斥太平军的宣传是离经叛道。太平军的演讲家老羞成怒，“讲道理”变成“不讲道理”，此人很快被太平军士抓住，要处以“五马分尸”。但抓来的五匹马没有受过“分尸”的专业训练，搞了半天也没把人弄成五块。最后，演讲家不耐烦了，跳下台一刀砍死了这个不知好歹的“封建卫道士”。

　　五马分尸是古代的酷刑，古代叫“车裂”，商鞅后来就死于此刑。中国历史上的刑罚都是不痛快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让这些人死得极为痛苦，二是震慑那些良民。太平军被俘虏的将领，后来大都被凌迟处死。

　　凌迟，也就是通常说的“千刀万剐”，行刑时，把犯人的身体划为寸许区域，一小刀一小刀的割，最后才在心脏部位给予最后一刀。碰到技术高明的侩子手行刑，犯人甚至要到第三天才死。这样的刑罚，在心理上对行刑者和受刑者都是巨大的考验，特别受刑者临刑时发出的骇人声音和可怖的表情，足以让旁观者双腿战栗发软！

　　但是，太平天国的刑罚也一点都不逊色于凌迟。时人张汝南《金陵省难记略》里记载，太平天国里的“毒刑有跪磁，跪火炼，踩木棍，竹筱鞭背，上鹰架，绳缚手足将指而悬之，纸燃烧油滴鞭处，烁铁熨背，锥刺臂股，种种楚毒，呼号怨惨。”

　　这还不算最厉害的，厉害的还有“五马分尸”和“点天灯”，“五马崩尸，用五绳结人之项及手足，每一绳系一马，痛鞭各马使狂奔，鞭停马止，而人已死。复刀割项及肩与髁，仍前鞭马，而五体脱矣。又用棉絮卷人而绷之浸以油，置巨木倒缚于上，燃以火名‘点天灯’。”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门前的一条路，原来叫天灯路，后来改了名叫天等路（大概2003年以后）。最初起名的这个人，实在是无知加白痴。

　　双方的屠杀几乎是同比例的。湘军在攻下九江和天京后都进行屠城，杀得人头乱滚，片甲不留。太平军也对天京、杭州等地进行过屠城，特别是满人和在清朝做官的，更是一个都不能放过。民间相传，长毛侮辱并杀死了不少满人少女，据围观的西人记载：“那些人把鞑靼处女大腿分开，绑在驴车上，残忍虐待。。。。。他们粗暴的撕去满洲处女的旗装轮奸。”　

　　柳亚子曾经作诗，“帝子雄图浑幻梦，中原文献已无征。”这句话用来形容太平天国的文献最恰切不过了。后人引用的太平天国之著名印书，很多都是出口转内销，都是各位学者从英法等国的博物馆复印回来的。如《天朝田亩制度》，是二十世纪初北大教授程演生从巴黎东方图书馆摄影抄录回来，1935年末他又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发现了《资政新篇》，这都是此前国内研究者闻而未见的印书。北大刘半农教授也曾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撮抄了《太平条规》带回国内研究。

　　由此，《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才编进了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广为人知。作为常识，这也说明太平天国的两个重要纲领性文件都是纸上谈兵，并没有真正广为流传和实施。尽管很多人辩解说，这是因为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军尽可能的焚毁了太平天国的一切器物，但这些东西是否真的实行过呢？

　　《资政新篇》因为是处于太平天国已经处于危难时期，没有实施已是定论，也情由可原。在土地制度问题上，《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平分土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有无实行也存在争议，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太平天国自始至终都未推行过这一政策，而是大体上实施“照旧交粮纳税”政策，这也是目前多数学者的观点。　

　　“照旧交粮纳税”，那不过是换了个皇帝、换了个地主而已。当然，洪秀全的“老三篇”（《原道醒世训》）里有“男女平等”、“解放妇女”的新东西，但天王府里数以万计的妇女沦为性提供者兼保镖甚至奴隶劳工，又说明了部分真相。这些新兴的万岁、千岁们，在女人的问题上，并没有比满清的皇帝和王公们有更大的进步。正如学者袁伟时指出的，“人为涂抹的油彩，无论有多么艳丽，总有一天会脱落并恢复它原来的形状。”

　　当人们了解了天国的事实真相的时候，总会感到一种被欺骗的悲哀。善良的人们要问，以残暴对残暴，难道就是中国人的宿命？

　　英国人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里却说，“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是面目愚蠢、装饰恶劣的民族；而使面容变丑的剃发不能不说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了蠢笨，冷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惧的奴隶态度。太平军则相反，使人立刻觉得他们是有智慧的，好钻研的，追求知识的。太平军是聪敏的、直率的、英武的，尤其他们的自由风度，特别具有吸引力。你可以看见被鞑靼人所征服的中国人的奴颜婢膝；但是太平军纵使面对死亡，也都表现了自由人的庄严不屈的风度。”　

　　呤唎给了太平军很高的评价，但伟大导师马克思却发表了完全不同的意见。1850年，当马克思得知中国广西发生了革命时（天地会），他兴奋的认定，“（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原文三个词为法语）”。

　　而在得知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马克思更是信心满满地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连恩格斯也感染了这种兴奋，他说：“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但是在1862年，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马克思已经对这个太平天国完全失望了。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马克思毫不容情地斥责道：“（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象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想要真正客观的评价一个历史事件非常的难，特别是象太平天国这样在历史上富有争议的敏感题材。笔者没有能力去评价，只能引用一些历史大家的观点，供读者参考。

　　智者梁启超的评价一针见血，他说：“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演中，扼要地提出了一些对太平天国的看法：“大家同情太平天国，认为是一个民族革命，但实际也不尽然。至少他们太不懂政治，他们占了南京十多年，几乎没有丝毫制度上的建树。”“他们对下层民众，想推行均田制度，大抵是粗浅一些的社会主义，他们是有此想法的。但说到政治就太低能了。”“他们国号太平天国，早可预示他们的失败。这样一个国名，便太违背了历史传统。正因为这一个集团里，太没有读书人。”“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的失败了。当时洪杨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有失败。”

　　钱穆先生是大家，他的评论是平和公允的。台湾历史学家陈致平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华通史》里，却严厉的批评了太平天国与洪秀全：“定都南京后，它所能统治的地方，不过江南一隅与安庆、九江、武汉几个据点而已。太平天国的政权完全建立在军事上，而不能与政治配合。其作战的‘冲击’、‘屠戮’、‘裹胁’与‘流窜’的行动颇类流寇，而中国历史上的流寇政权是没有能成功的。”

　　“天国的法令森严，刑律惨酷，凡犯天条者，一律处死刑。天条以外之罪，也非杖即死。死刑中又有‘点天灯’‘五马分尸’‘割肉’‘抽肠’等非刑。行刑之前，往往先鸣锣聚众，讲说道理，宣布罪状，然后当众行刑，令观者惊心怵目，自然俯首听命，而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统治，完全违背了当初革命救世的人道宗旨，自然要归于失败。”

　　“洪秀全等人，起自草莽，既缺乏政治学术，又不能罗致政治人才辅弼，而始终建立不起一个健全合理的政治组织。人性弱点，往往能共患难而难共安乐，早年誓同生死的患难兄弟，一旦享富尊荣，经不住物欲的诱惑，与权势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