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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情爱档案-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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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六点多钟，蒋经国起床之后，孝勇报告，孝武嫂子在客厅等着见父亲，蒋经国先是一怔，问孝勇她是为了何事，这么早跑来慈湖？孝勇不敢隐瞒，可也不敢乱传话，只能讲：“恐怕是二哥和她之间有些误会，家务事吧！两人闹得很僵，要您出面主持公道。”蒋经国无奈地摇摇头。简单梳洗，蒋经国即召见汪长诗。
汪长诗声泪俱下，把结婚多年以来，所有委曲和盘托出。触景伤情，提起她的忧虑和疑心，汪长诗顿时哭成泪人儿。但是，这位20出头涉世未深的欧洲华侨女子，怎会想到坐在他面前的蒋经国，一二十年前，也曾经是一个浪漫故事接着一个浪漫故事，不断在红尘之中寻寻觅觅、流连忘返的迷途羔羊呢？只是笃信俄国东正教的蒋方良，不像她汪长诗这样“锱铢必较”，一定要把丈夫的风流账，算个一清二楚。蒋方良选择的报复方式，顶多是冷战，几天不理蒋经国；蒋“太子”虽然知所节制，但不可能改变他的风流性格，他反而用更技巧的方式“改良”过去被蒋方良察觉有异的缺点，企图回避蒋方良的疑心病。光是这招还不够，他甚至选择把蒋方良孤立起来的策略，刻意把蒋方良隔绝在人群之外，而蒋方良也只好以她的“智慧”，面对蒋经国无休止的浪漫行径。
蒋经国一边听着汪长诗的哭诉，似乎也想起了自己青壮年时期的荒唐岁月。他在孝武这般年纪的时候，不也是风华正茂，春秋鼎盛，流连于浪漫恋情，乐不思蜀吗？
20世纪40年代，适值抗战最艰困时期，大敌当前，日寇占有我半壁江山，可是蒋家依旧如日中天，另外的半壁江山依旧是蒋介石囊中物。当时的蒋经国走遍大江南北，一面为蒋介石分忧解劳，一方面亦不免在工作夹缝中沉湎于脂粉堆，方良又能奈我何？蒋经国和章亚若那段不伦恋，不就正是如同孝武这般年纪时发生的吗？30岁，人生有几个30岁，男人不风流，枉为大丈夫哪！
然而，眼下的蒋经国，自不能拿心里想的那套真心话，去面对自己的媳妇。他必须刻意装出一副严父形象，使汪长诗觉得他是慈祥的煦煦老者，蒋家是继承中国传统伦理的名门正派。所以，他不免开始以同理心好生安慰汪长诗，他明白汪长诗这个长期居留欧陆的女孩子，心里那把尺有多艰刻多细微，这个受严谨瑞士教育的女孩，眼里更是容不下一丁点沙粒。蒋经国自己有过哄劝蒋方良的经验，他明白女人的弱点自然远胜于孝武。所以，他能很快看穿了汪长诗的想法，终于逐渐缓和了汪长诗的情绪。他成功地把汪长诗劝回阳明山寓所，并且答应不日之内就会抽时间好好教训孝武，要他知所节制，回头是岸，别再荒唐下去。
一番婉言劝慰和安抚之后，蒋经国好不容易送走了汪长诗，叹了一口长气之后，他马上打电话找孝武。当天下午，孝武谒见父亲，蒋经国当场一阵狂风骤雨，把孝武骂得狗血淋头，让孝武足足有十几分钟抬不起头来。孝武虽然摆出惭愧反省的姿态，然而他并未软化他内心的想法，他的观念里边，什么都可以顺着父亲的意思，惟独男女之情、夫妻之爱除外，孝武自有主张，谁都没资格可以越俎代庖，干预他的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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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求见蒋经国 汪长诗泪洒慈湖（3）
蒋经国命令孝武向汪长诗道歉，他叮嘱再三，女人有时候需要的并不多，她们要的只是一点点口头上的尊严和保有起码的颜面，给她们应有的尊严，换得男人的安宁和活动空间，这一点付出值回票价。
无奈孝武听不进蒋经国这番道理，他坚持不向汪长诗低头赔不是。于是，蒋经国召孝武去七海寓所见面之后的几天，汪长诗左等右等，等不到孝武一句道歉，这还不打紧，两夫妻某日又一言不合，大吵大闹。
快意恩仇的汪长诗，一气之下，买了机票，备好护照，拎着皮箱就回瑞士去了。汪长诗离台出走当天，孝勇得知情况，立刻电告蒋经国，蒋经国令安全局局长王永澍赶赴松山机场拦截汪长诗。孝武闻讯也赶到机场，当场掏出手枪逼王永澍，强令汪长诗搭乘的那班飞机赶紧起飞离台。王永澍迫于无奈，只好让飞机起飞。但闹剧仍未结束，孝武竟飞车直奔阳明山，欲找孝勇拼命。王永澍怕闹出人命，赶紧派出武装宪兵，保护孝勇下山，暂住仁爱路避难。
但是，这出家庭人伦悲喜剧并未就此落幕，蒋家包括蒋经国在内的亲族长辈、若干孝字辈的堂兄，先以劝说口吻，晓以大义，说服孝武于今之计，离不如合。亲族不断透过电话，和汪长诗的父亲汪德官等人，保持密切联系沟通。双方都有共识，基于中国人劝后辈百年好合的传统，为了避免蒋家家务事又成为地下媒体传颂的笑柄，大伙一致的看法，应全力劝阻孝武和长诗做出更刺激彼此，更让彼此下不了台的事。
孝武机场爽约 长诗另觅良缘（1）
经过双方的穿梭努力，蒋家从蒋经国一直到孝勇，不断发动各种人情喊话，要孝武珍惜夫妻缘分，回头是岸。几个孝字辈年长的堂兄，瞒着孝武，堂兄们和汪长诗及汪家，协商好一个让双方都有台阶可下的圆满解决方式。照汪长诗的意思，既然孝武个性倔强，坚持不愿意从自己嘴里说声对不起，至少要用别的具体行动替代口头的道歉。孝武的堂兄们提议，不妨让孝武去机场接汪长诗，用接机的具体行动，再讲一两句委婉的话，即形同展现孝武的道歉诚意。
汪长诗最后也同意了这个建议，她也认同假如孝武果真去机场接她，她考虑马上回心转意，和孝武再续前缘，不再计较前尘往事。
到了双方约定那天，汪长诗远从欧洲转了几趟飞机回到中正机场，可是等了老半天，不见孝武人影，她还特地打了个电话到阳明山孝武寓所，可是随从人员答复她孝武先生出门了，不在寓所。汪长诗又打电话到士林官邸，找几位孝字辈的堂兄询问，堂兄们也觉得奇怪，不是早就几方谈妥，约定好了机场见面的吗？孝武这光景跑到哪儿去了呢？他为什么在这节骨眼又临阵脱逃呢？堂兄们劝汪长诗再等等，说不定孝武已经在路上快到了。汪长诗左等右等，等了三四个小时，她渐感不耐；心想，从台北市区或是阳明山寓所，到桃园中正机场，再怎样也该到了，她又等了几十分钟。到最后，汪长诗打电话给士林官邸的堂兄，她说她心已死，不想等下去了，大家后会有期吧！
说完，汪长诗马上去航空公司柜台办理改机票。从上午等到夜幕低垂，依旧等不到孝武回心转意，汪长诗含着眼泪搭机离开台湾，飞向不可知的未来。
孝武和汪长诗的婚姻好比一场春梦，乍然醒来，一切成空。想当初，汪长诗青春可爱，小鸟依人，孝武热烈追求几近如痴如醉，如今生下一双可爱聪明的孩子之后，竟视之如敝屣。汪长诗除了徒呼负负，又能奈之何？
不久，蒋家辗转得知汪长诗已再嫁作商人妇。离开蒋家之后，汪长诗更开朗亮丽，再婚时，汪长诗还不到30岁。她风姿绰约，美丽依旧，还增添了几分成熟女人的韵味，也较之前更为稳重老练。往事不堪回首，如尘如风，久历感情伤痛的她，不再陷溺其中，只想面对明天，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刚和孝武离异以后的头几年，汪长诗一年偶尔会来台湾一趟，主要目的是来探视友兰、友松这两个孩子，除此之外，台湾已别无牵挂。骨肉分离确是人间至痛，母子三人，相见时难别亦难，一年难得才有机会团圆一次，汪长诗和孩子们，自不免更珍惜母子重逢的那几天宝贵时光，几乎天天腻在一块儿，把闷在肚里一整年的话，趁机一吐为快。
离婚后，孝武不想再跟汪小姐打照面，他得知汪小姐的返台行程，总是事前借故离开台北，回避到国外或台湾南部，等汪长诗离开台湾，他才打道回府。彼此王不见王，以免尴尬。
蒋经国每次提起孝武的婚姻情况，总是摇头叹息。他曾经好几次苦口婆心，规劝孝武要珍惜夫妻缘分，彼此忍让，切勿轻言离婚。在老辈观念里，离婚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有损门风。蒋经国亦忧虑日渐开放的媒体舆论，要是在报纸角落哪怕只是登一小则花边新闻，都会让蒋家整个家族蒙羞。即使媒体管制极严，党部和情治单位可以强力制压，蒋经国依旧担心丑事传千里，被地下报刊传为笑柄。总是不听他劝合不劝离的告诫，故而孝武在父亲蒋经国心目中，自然留下“逆子”这永远不能抹平的深刻印记。
汪长诗固然倔强好胜，孝武的一意孤行，刚愎固执，亦不遑多让。平实而论，他们的婚姻触礁，孝武要负很大的责任。从处理自己的婚姻问题，可以尽窥孝武的个性，凡是他认定要做的，决心要做的事，任谁都挡不住。不论他做的正不正确，宁可不计代价，做了再说，这就是孝武的脾气。
汪长诗离开蒋家之后，一对子女的教养职责，即落在孝武肩头。孝武非常疼爱友兰、友松，有很长的一段时期，经常带着两个孩子到处跑，父子之间形影不离，甚至去一些比较私密的场所，孝武也尽可能带着孩子。
孝武机场爽约 长诗另觅良缘（2）
早年，上海“白相人”有“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的习惯，所谓“皮包水”是泡茶馆的意思，而“水包皮”就是泡澡堂。孝武爱进上海式澡堂洗澡，可能是受他父亲影响。那年头，台北最爱上澡堂的，恐怕非###之辈莫属，他们每天下午必定进出上海澡堂，而孝武一个礼拜大概会去个三四次。
连洗上海浴这种事，都带着友松去体验、享受人生乐事，可见他是多爱他的孩子。
孝武最常去的上海澡堂，是台北中华路的“快乐池”。八十年代初，友松还只六七岁，他已是“快乐池”的常客。上海浴是男人的专利，因此，每逢想上澡堂的日子，孝武先得把友兰送回寓所（按：女孩不适合洗上海浴），再带着友松一块儿上澡堂。洗上海浴最享受的，是澡堂师傅会帮客人捏脚搓背、刮垢除污、修剪手脚趾甲，等于帮客人把全身上下的死角积垢，一洗而净。澡堂师傅多半是江苏扬州人的天下，经验老到的师傅会用一只刮身体污垢的工具，把客人背上的陈年老垢，一层一层地刮下来，刮垢的过程中，是客人感觉最舒服的时刻。洗过澡之后，顾客个个神清气爽，精神百倍。泡澡堂，很容易上瘾，只要去过一次，多半会再想去，渐渐养成习惯，要想戒除瘾头都难了。
和汪长诗的婚姻触礁，孝武不听从蒋经国的苦心规谏，一心一意只想和蔡惠媚共结连理，任性至极。与汪长诗的婚姻，最终以离婚收场，蒋经国深表不满，认为孝武任性刚愎，将来必吃大亏。离婚事件，蒋经国和孝武的父子关系跌至谷底，而江南命案的爆发，更陷孝武于万劫不复之境。
江南案孝武中箭落马 下截杀令经国难逃影射（1）
江南事件发生之初，有很多人帮孝武开脱，包括江南命案重要的关系人——我的好朋友，情报局局长汪希苓，都或明或暗替孝武撇清和本案的关系，我虽非办案人员，也没有直接证据，但却不以为然。按照我的看法和听闻，江南事件，即使未必是他下令杀人，孝武仍难完全脱其干系。
提起江南命案，就必须从我所理解的汪希苓这个人谈起。
汪希苓在担任参谋总长王叔铭将军办公室参谋时期，我那时在“总统”办公室，就和汪希苓常有过从，两人一见如故。直到他升任海军南部战队的战队长，我们虽然一南一北，仍旧时有联系。后来，汪希苓奉派去美国当驻美海军武官，时为1968年。当时汪希苓迭建功勋，像台湾第一批从美国获得的两艘海军潜艇，（按：这两艘潜艇后来由蒋介石取名“海龙”、“海虎”号），就是他运用巧妙的外交手腕，向美国积极争取到手的。
由于汪希苓工作能力和活动力都很强，老先生很欣赏他，几次公开赞扬嘉勉他，并曾经安排特别召见，当面勖勉有加。这段时期，也是我和汪希苓来往互动最密切的一段岁月。那年王叔铭将军担任驻美国采购团团长，汪希苓奉命从美国回来洽办要公，他受命顺道从台湾选购一批中国古典红木家具，再运回美国。汪希苓去国多年，对台北情况已有些生疏，不晓得哪里觅购红木家具。这些地方我都很熟，基于私谊，我特地陪他去台北市新生南路，找到一家由上海师傅许师傅开的家具店，挑选了全套的红木家具。
后来据我侧面了解，这批红木家具全部是馈赠美国政要的礼物。美国友人很喜欢这种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旧式家具，这批礼物成为维系国民党政府和美国友好关系，及双方军事合作关系的利器。
汪希苓工作和组织能力俱佳，本人也颇富领袖魅力，亲和力也够，因而备受长官欣赏，能平步青云，在好几个职务上也迭有佳绩。我初期认识汪希苓时，他任职参谋总长王叔铭将军办公室参谋：之后，王叔铭从参谋总长职位卸任之后，安排汪希苓担任驻意大利副武官，汪希苓在驻意副武官任上，结识了正在那里深造电影艺术的白景瑞，两人成为好友。
我与白景瑞也是旧识，他早年是自立晚报跑影剧新闻的记者，那时，我们经常玩在一块儿。白景瑞从意大利获得电影学位，学成归国，后来拍了几部很叫座的电影，成为台湾知名导演。江南事件爆发之前，因为白景瑞出席了一场包括孝武、汪希苓、蒋纬国等人在座的饭局，因而成为媒体锁定的江南命案“关系人”，事实上，江南事件和白景瑞八竿子扯不上关系。（按：另说，孝武并未出席饭局，当天系中部一位蒋姓商人出席，引起误会耳。）
意大利副武官任上，汪希苓秘密为国民党军队采购了一批微型潜水艇，作为突袭大陆沿海设施之用。达成任务之后，老先生认为汪希苓屡建奇功，非常欣赏他的优异工作表现，拔擢他回士林官邸，担任总统海军武官。时汪希苓官阶为海军上校，是蒋介石历来最赏识的一位武官，老先生有意大力提携，担任更高职务。不久，汪希苓复奉命派往“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担任“驻美武官”。
在“驻美武官”任上，他发挥天生的交际手腕，结交了许多美国朝野友人，为台湾争取到长期渴望获得，而美方始终不愿提供的潜舰。两艘美制潜舰运回台湾之后，由老先生命名为“海龙”、“海虎”，它们成为国民党政府海军潜舰部队的基础武力。
“总统”武官每天随侍蒋介石和宋美龄，朝夕相处，更容易就近得到两老的青睐，同时和汪希苓在官邸担任空军武官的宋亨霖，并称两大金童。汪武官是老先生最欣赏、亟欲提拔的人才；而宋武官则是老夫人宋美龄倚重的爱将，迄至老夫人以106岁嵩龄寿终纽约寓所，宋武官始终随侍在侧，未曾或离。
蒋介石对汪希苓的欣赏，可以从一些小事例中窥其一二。有一回，老先生在日月潭邀请香港船王“中国航运公司”董事长董浩云（按：董浩云的公子即日后担任香港特首的董建华）夫妇度假吃饭。老先生忽然联想到汪希苓是海军出身的优秀人才，特别指定汪希苓武官也一块儿作陪。武官在“总统”宴会作陪客，这在以往是相当罕见的，可见汪希苓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及受赏识程度。
江南案孝武中箭落马 下截杀令经国难逃影射（2）
蒋经国也认定汪是相当优秀的情报干才，有意栽培他在适当时机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俾在最短期间内接掌国民党政府情报首脑。故而“总统”武官任满后，蒋经国承老先生之命，调升汪希苓为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在“安全局”副局长任上不满一年，当局即派遣他到美国担任驻美安全单位主管（按：当时此一职位的正式名称是“国家安全局顾问”，名衔不怎么响亮，但是权力颇大，等于中华民国驻在美国最高的情报事务负责人，所有在美的情报业务和人员，均归他管辖节制），综理我方在美国整个情报作业的协调、整合及调度工作。
据朋友日后告诉我，因为汪希苓在美国活动太过积极，大张旗鼓布建情报网，各种大动作引起大陆方面关注，经向美方施压，由美国国务院向“国府”当局提出要求，逼迫“国府”将汪希苓调回台湾，另派他人接替他。汪希苓工作能力之强，企图心之旺盛，可见一斑。（按：另说，汪希苓调回台湾，是蒋经国的安排，和大陆方面无关。纯系蒋经国想提拔汪希苓，调整“国府”情报体系。）
调回台湾后，蒋经国立刻晋升汪希苓为“情报局”局长。为了安排汪的职位，蒋“太子”特地把时任“情报局”局长的李筱尧中将（原系“安全局”出身）和汪对调，李筱尧被派往美国担任驻美“国家安全局顾问”。汪李两人职务对调，汪希苓晋升的速度远快于其他情报单位人员，可见蒋经国对汪希苓的重视和赏识。
谁料到，汪希苓回台湾不久，就爆发震惊海内外的江南命案。我当时得知的讯息，称江南（刘宜良）是台湾和大陆的双面间谍，两边的钱他都拿。台湾方面对刘宜良的不满，倒不是他投机倒把做双面间谍，而是他接二连三写了《吴国桢传》和《蒋经国传》，这几本书作的内容，有人认为对宋美龄、蒋经国多所影射和亵渎，污蔑损及了领袖的名誉名节，因而招致不满，是故欲施以“教训”。
在这里，笔者必须简要叙述一下江南事件的始末，以加深读者的印象，同时也方便大陆读者朋友了解此一事件之来龙去脉。
故事必须从1984年7月某夜的一场饭局讲起。饭局的牵线人叫帅岳峰，他出身国民党军人世家，本身毕业于海军士官学校。帅岳峰于1972年7月退伍后，自谋生活，随即投身电影圈，因拍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一片，获得金马奖，一炮成名。而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导演，就是汪希苓的好友白景瑞。
那夜的饭局，名义上是为庆贺导演白景瑞乔迁新居之喜，出席当天晚上饭局的人，除了帅岳峰、白景瑞，还有帮过帅岳峰解决黑道纠纷的竹联帮老大陈启礼、白景瑞在意大利认识的“情报局”局长汪希苓伉俪。除此之外，这天席问最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竟然还有蒋纬国和蒋孝武叔侄俩。（按：如前所述，一说蒋孝武并未出现在当晚的饭局上。）
饭后，帅岳峰告诉陈启礼，他和情报局局长已经谈过了，汪局长希望陈启礼等人“为国家做些事情”，并说有意于近期安排见面。于是，在帅岳峰穿针引线之下，陈启礼等人，遂在几天之后，应邀到台北市永康街的情报局招待所，和汪希苓见面。那天，除了汪希苓，还有情报局副局长胡仪敏出席了那次的聚会，汪、胡两人和陈启礼面谈过程中，要陈启礼等人本着“忠党爱国”的精神，好好为“国家”做一番事业。并希望竹联帮协助当局，在大陆“敌后”做些布建工作，并称希望竹联帮发展海外势力，挑选好的干部，不必太过急于一时，可以逐步经营，花一两年时间布建完成。
永康街会面，杯觥交错之际，汪希苓话锋一转，突然提起政工干校第一期毕业的刘宜良，背叛党国，写《吴国桢传》和《蒋经国传》，多次污蔑领袖，还回大陆和共产党接触。就在那天的聚会上，提议应给刘宜良一点“教训”。
之后，情报局即安排陈启礼等人赴阳明山情报局受训。陈启礼、帅岳峰二人，便被汪希苓安排到阳明山“松竹山庄”情报局训练基地，接受培训。陈启礼正式成为国防部情报局谍报员，化名为“郑泰成”，秘密代号是730063，直属局长汪希苓指挥。帅岳峰的化名是“谢振业”。陈启礼在“松竹山庄”接受为期5天的密集训练，课程内容包括密码、照相、密显、射击等科目。并由情报局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陪同受训，并负责照料陈启礼的生活起居，汪希苓曾经两次到“松竹山庄”探视陈启礼受训的情形。
江南案孝武中箭落马 下截杀令经国难逃影射（3）
结束训练之后，在台北稍事停留，1984年9月14日，陈启礼偕同太太陈怡帆、助手帅岳峰与侨居美国的竹联帮头目“黄鸟”陈志一搭机赴美。10月15日，刘宜良在美国寓所，被吴敦、董桂森等人开枪狙击死亡。
起初我一直不相信蒋经国下令杀害作家刘宜良（江南），纵使我不清楚蒋经国内心世界对刘宜良的真正看法，但依我对蒋经国的认识，我认为以他这么精明的人，绝对不可能交办情报局去美国“制裁”刘宜良。当然，以蒋经国的政治性格，他对刘宜良写蒋家丑闻，必定很恼火，毕竟刘宜良是政工干校毕业的，算起来还是蒋经国的子弟兵，蒋经国一定很气愤江南不讲道义，吃里扒外。我原本认为，蒋经国不可能小气到为了刘宜良在书上写了他什么难堪的事，就要杀他泄愤。但是，从事后一些迹象和旁证，却让我也怀疑，蒋经国在江南案当中扮演的角色。
从某些迹象看来，蒋经国自己谕令狙杀江南的可能性相当大，孝武极可能是扮演“传令”兼“监军”的角色。之所以有此疑惑与推论，主要有几项直接和间接的有力证据或者说法。
蒋经国就是指使杀江南的人（1）
其一：根据郭冠英先生访问汪希苓时，汪希苓告诉郭冠英：“你知道吗，关我以前，蒋先生找我去谈了半个钟头。我说不要考虑我，为了‘国家’，我愿担起一切责任。蒋先生也不愿把我关起来，他也很难过，这你就懂了。”
汪希苓受访时又说：“我在美国时，每次回来蒋‘总统’都要见几次，1982—1983年间他身体就很不好，中气已很不足，1984年我见他又好了很多，以后就坏了下去。晚年他有时也头脑不清楚，常见的就是俞、郝、沈、宋、孝武等人。孝武在他的家中性情最怪，不太稳定，也是个记恨的人，他常骂沈昌焕，他回来骂纬国，更是悖离伦常，不明事理，都是有些人拱他的。他们家中孝文最厚道，孝勇聪明，外界关系也较复杂些。”
但是，提起孝武被怀疑涉案，汪希苓复为孝武开脱，汪希苓说：“孝武确实背了黑锅，此事与他毫无关系，这都过去了，谈也没什么了。”郭冠英再询问汪希苓，是否宋美龄命令他杀江南，汪立刻断然否认：“更没这回事，夫人怎会管这种事呢？我只是在美调回国时去纽约向夫人辞行，夫人与此毫无关系。”
是故，如果汪希苓所言为真，孝武已经被排除在外，也不是宋美龄，另外两个最大的可能，一是蒋经国下的指令，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汪希苓自己独断独行，以“情报局”局长的身份下令杀江南。可是，令人费解的是，汪希苓事实上和江南并无宿仇新恨，即使江南果真是叛逆，以1984年的时空环境，以汪希苓长期驻外的国际见识，怎会不知置江南于死地后的麻烦后果？他难道不晓得在美国杀害一名美国公民，东窗事发会引发多大的风波吗？
其二：据吴敦接受记者访问时的说法，证明汪希苓的上级亦非常清楚整个案情，这个上级，合理推论指的就是蒋经国。
报道引述吴敦的说法，指出当年他和陈启礼、董桂森返台隔日，即奉召赴情报局向汪希苓作“述职报告”，他记得，他们报告结束后，汪希苓即起身打电话给一位“不知名的上级”，说明已在美国制裁刘宜良。吴敦说他记得很清楚，汪希苓电话报告时神色恭敬，听电话时不断称：“是！是！”吴敦说：“汪希苓若非和重要长官报告，不可能是这种神情。”联合报记者伍祟韬在一篇访问吴敦和陈启礼的文章中指出：“江南案真正的主使者究竟是谁？陈启礼虽说没啥好谈，但认为‘答案其实早出来了’。吴敦说，汪希苓一个人能否决定，大家自可去判断。”
而身为苦主的江南###崔蓉芝，也倾向认为下令杀害江南的人就是蒋经国。她说，汪希苓的说法（指他接受郭冠英访问时的谈话内容），只有暗示，并没有直接、明确的答案。崔蓉芝回忆当年江南被杀之后，警察到他家时的情景说：“我在第一秒钟，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我就指着屋里的那本《蒋经国传》，但美国警察始终无法理解我的意思，更难想像为何写一本书会惹上杀身祸。”崔蓉芝甚至进一步指出：“我只能拼凑各种消息，并做出我的判断；我一直认为蒋经国事先是知情的，他可能只是不置可否，或认为小事一桩吧。”
尽管有那么多的间接证据，或者关系人的各种研判，都指向蒋经国是幕后影武者，下令行凶者几乎呼之欲出，惟独仍欠缺黑白立判的直接证据，去证明蒋经国是幕后元凶，徒留后人对蒋经国指使杀人的团团疑云。
汪希苓当过蒋介石武官，他个人和蒋家家族及士林官邸的关系十分深厚；加之孝武本身和情治单位、检调系统，都有很密切的过从，孝武在情治和检调单位着墨甚深，有他父亲蒋经国操控情报机关的影子。如此，孝武和汪希苓之间，和情报单位、检调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接触频繁。
20世纪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初期，孝武抓情报机关抓得很紧，所以，我个人的看法，不论蒋经国扮演何角色，孝武在江南案当中的关系并不单纯。
日后每当提起江南案，我都会为汪希苓感到惋惜。如果汪希苓担任“驻美代表处安全局”顾问时，表现不要那么积极，中共方面不要对美国施压，逼迫美国要台湾方面撤换汪希苓，他应可继续在美服务。“情报局”局长李筱尧中将，出身陆军；当时的国安局局长是汪敬熙上将，这两人和士林官邸都毫无渊源，孝武和他们的熟悉度及信赖度都不够的情况下，哪会有江南案的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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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就是指使杀江南的人（2）
20世纪80年代初期，蒋经国身体情况已常亮红灯，但他依旧事必躬亲。蒋孝武、蒋孝勇兄弟，必须在体制之外替父亲“分忧解劳”。情报工作，是孝武最感兴趣，也是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着墨最深的一个环节。故而难免予人孝武想效法乃父，从情报组织着手接班，争夺大位的主观联想。因之，若干“党外”杂志也一窝蜂竞相报道孝武是蒋经国接班人的消息，沸沸扬扬，争相评述。
江南命案被美国情报机构侦破，并被媒体披露后，蒋经国极为震怒。有人向我透露，蒋经国生气的原因，是根据内部机密情报研判，他怀疑那几个参与“制裁”刘宜良的情报局官员当中，至少有一个人已被美国人收买。蒋经国当时启疑的原因是，只要我方提出一些有关江南事件的说明时，不多时，美国方面就会提出新事证，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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