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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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那张大麻点的脸面吗？朱元璋大喝一声，下令斩满门灭九族，从此，热热闹闹的一条巷子仅存下七户人家！
　　今天，七家湾已繁衍到有七十六块门牌号码了。七家湾的大事中老是离不开“七”。一九八四年普查“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受害者时，七家湾居民委员会填报了十七张登记表。两年多后我来这里采访时，当事人只剩下了七个！
　　七家湾的七户人家啊，每一个老人的口中，诉说的是十家八家的血泪。每一户人家的悲哀，折射出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
　　我叩开了他们记忆的门。
　　　　（一）这是位胖胖的壮汉子，圆脸，花白的头发，六十六岁，住七家湾三十二号，小屋里只有一张小床，两把木椅和一张方桌，桌上点着三支香。他是南京市五金三厂的退休工人。叫袁昌华——
　　我当时住难民区大方巷十号，七家湾那时有一百多户人家，大部分都躲在大方巷十号，那是个大院，屋很多，现在还在，你可以去看看。我们住多长时间？我家在这里住了六代人了！你不问这个？问难民区，在难民区住了四个多月。那时我十七岁，挑担做小生意，上午卖糯米饭，下午卖糖芋苗。我记得最凶的是冬月十四那天上午，十点钟左右，进来十几个日本人，毛胡子，都有枪，吓人呵！那天下大雪，我一看不好，就跑到三楼顶上的晒台上躲起来。我们有十几个小伙子都躲在楼顶上。日本人怕滑不敢上来，他们穿马靴，底下是铁钉，滑一跤要命！一个皮匠倒了楣，抓去杀了。我的叔叔袁文才也是那天被抓走的，抓走也死了。我祖母见小儿子抓去了，东找西找找不到，急死了。
　　那天抓去不少，被杀的人很多，有三四十个，姓曾的，姓薛的，姓沙的，姓夏的，姓季的，姓李的，姓杨的，多啦！
　　　　（二）这是个清瘦的老太太，穿一件卡其蓝布衫，花白短发，人很精神，她六十三岁，住七家湾三十二号，叫夏春英——
　　我家那时也躲在大方巷十号。我伯伯夏松波没有去，和姓沙的老夫妻两个守在鸭子店里。日本人进来要花姑娘，刺刀对着伯伯的胸口，我伯伯吓得直发抖，日本人哈哈大笑！
　　伯伯没死，我大哥死了。就是冬月十四那天，我嫂子躲在金陵女子大学里，穿大褂，戴礼帽，脸上抹灰装男人。小侄女跟着我妈和我哥的丈母娘。大哥叫夏春海，那年三十岁。什么模样？中等个，脸长长的，一脸都是蝴蝶斑，他在汉中门外宰牛的。太阳快到中午的时候，日本人进来，看到年轻的男人两个一双捆住就押出去。还有前面牛首巷姓李的一个阿訇，才二十出头，刚刚新婚，和我们住一个房间，矮矮胖胖的，也押出去了，与我哥一起捆去的，押着往下关的江边走。我妈和我哥的丈母娘背着侄女儿追着喊着叫儿子，日本兵用枪捣我妈，哭死也不睬。可怜我哥后来死在江边，那年我嫂才二十三岁。
　　

七家湾的七户人家（2）
说起来伤心，每年到冬月十四，我妈就哭着想儿子，哭了几十年。她活了八十六岁，刚死。
　　　　（三）这里是七家湾六十号，他坐着小凳子剥毛豆，嘴里叼着香烟，边抽边咳嗽。他六十二岁，在省话剧团搞舞美，花白的分头，长方脸上戴着一副黑框的花镜，这是伍贻才——
　　我是老巴子（南京方言，排行最小的孩子），那年才十二岁。我的三个哥哥和母亲去难民区了，我和六十多岁的父亲看家。日本兵常进来要花姑娘，要香烟，我害怕，过了三四天也躲到难民区了。
　　隔了四五天，邻居沙老头来告诉我妈，说“老头给日本人刺死了。”我们回家一看，老父亲穿着黑袍子仰天躺在巷子口，棉袍上一块块血都硬得邦邦响了，前胸刺了四刀！邻居说，那天鬼子吃了酒，找父亲要花姑娘。父亲听不懂，不知道怎么回事，几个日本兵就把他拖到巷子里，一刀刀地戳他。我们四个儿子把他抬到五台山，从塘里抬来水洗净了他身上的血，用白被单包着埋了，大哥找了块木板插在上面，用毛笔写的字：先父伍必成之墓。
　　唉，五十年了。
　　　　（四）她六十五岁，也住七家湾六十号。花白的头发梳洗得很光亮，浅灰色的大襟上衣也很挺括，白皙的脸上有几点出天花时留下的疤痕，她很健谈，说话像连发的冲锋枪，她叫兰桂芳——
　　那年我十七岁，二十二天时间我家死了三代四口人。我外公被鬼子放火烧死；姐姐兰桂英坐月子吓死；小外孙没奶吃饿死；老公公见媳妇、孙子死了，也急死了。
　　我在五台山难民区看到日本兵刺刀尖上挑着小孩还哈哈笑。我们后面一家姓马的卖盐水鸭的没有走，女人躲在柴火背后，日本兵看见摇篮里躺着个小孩，逼老太太要小孩的妈妈。老太太说：“小孩妈妈死了！”日本兵抓起几个月的小孩扔进水缸里淹死了！马家的小叔子和侄子也是给日本兵用枪打死的。
　　日本投降后，叫日本兵挖秦淮河，给他们吃发霉的米饭。这时我不怕他们了，我常去看。休息时有人骂他们，恨他们。有的日本兵说：“我不杀人，我也有父母孩子。”有一个日本兵哭了：“我是被抓来的，我也是人，我没有杀中国人。”谁知道他们说的是真是假？我不信！
　　　　（五）灰衣黑裤，满脸皱纹，细眉毛下的眼珠子呈灰蓝色，花白头发烫成微微的波浪形，鼻梁不很挺，耳坠上金光闪闪。她六十八岁，叫陈玉兰，住七家湾五十一号——
　　日本人来时，我女儿红珠生下才四十天，住在上海路难民区。红珠爸爸是第二三天抓去的。叫什么名字？叫周汉成。这个死鬼不听我话。大院子里有几十个人在晒太阳，我叫他：“周汉成，进来，外面在抓人！”他说：“怕什么，我们是好人！”话刚说完，两个日本兵进来了，皮靴喀喀响，日本兵用手指着一个一个地拖出来，又一个一个地用麻绳扣在脖子上，院子里抓了七八个。我在门缝里看到的。出去？我哪敢出去？出去也给我一刀！这死鬼进来过一次，穿了件羊皮袍子又出去晒太阳了，进来不出去就没事了嘛，也是该死！他拖出去时连礼帽也没有戴。啥样子？中等个，瘦长脸，那年二十三岁，是印信封的。啥时候？中午，还没有吃中饭。
　　抓去的人都没有消息，听说都在下关一起扫了！他死了，我苦了，拖着个娃儿糊日子，说不完的苦水呵！
　　死的何止我家一个，我弟弟小狗子到娃娃桥去找我妈，抓去音讯全无。那时电线杆上吊着死人，有跪着的，倒下的，五花大绑的，各式各样死的，不得了！以前我连树叶子掉下来都怕。见鬼子我个个恨！奸盗杀抢，都有他们的份！
　　　　（六）花白头发和花白胡子的汪昌海手里拿着一把雪亮的刀，白衣服上血迹斑斑，他正在割牛肉。他的肤色和鲜牛肉差不多，紫红色的，健康。他六十四岁，在小吃部当厨师——
　　进难民区两个礼拜了，日本兵把我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夫喊去当伙计。中午回来，他们很累。我拿两个银角子去打酒，走到中国国货公司（现在胜利电影院对面），来了五个日本兵，没头没脑朝我们刺来，酒瓶打碎了，我倒地了，一摸嘴上都是血，牙齿掉了半个，嘴唇刺通了，日本兵笑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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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家湾的七户人家（3）
后来烂了，流臭水，吃饭喝水都往外淌。有一天我在路上捡了一盒润面油，涂涂好了。但不能笑，一笑，就又崩开了，过了半年才好。五十年了，喏，你看，现在还有疤。
　　　　（七）一双小脚，一头白发，满脸皱纹，眼眶红肿，淡蓝的对襟布衫外面罩一件黑毛背心。她叫赵温氏，八十五岁，住七家湾四号——
　　我三岁搬来，在这里住了八十二年了。七家湾给日本人杀死不少。草桥清真寺里有七八个，难民区大方巷十号抓去一百八十六个，七家湾的有三四十。怎么知道的？我一个一个地数，记在心里的！卖牛肉的姓季、姓夏的都是抓去的。还有一个姓金的，当时骗去的，说出去做工，会回来的。我老头赵文亮也被抓去了，那年他四十六岁。他被抓了三次，放了三次，第四次抓走就没有回来。干啥的？扇子上画画的。
　　我们那一个房间里住三十一个人，七户人家，大地铺。有个姓沙的人聪明，日本兵来了，他钻到一个麻包里，姓李的一个麻子一屁股坐在麻包上，所以没有被抓走。一个骑马的日本兵在我身上掏，掏去了十几个银角子，吓了我半死！
　　你说我记性好？恨！当然记得！居委会开会，老头老太一起回忆，都哭。
　　我离开了七家湾，我怀念着七家湾。那一张张饱经忧患的脸时时在我眼前浮现。老人们诉说的这一切，年轻人是没有听说过的。我挨家挨户采访的时候，好几个中学生跟着我，他们感到新奇，他们感到震惊。
　　这是一条小巷，这里是一个世界。
　　　。。

焚毁与洗劫（1）
经过血洗的南京城，又经历了大火和翻箱倒柜的搜索。
　　这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南京中山路上的一个镜头。
　　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三三两两地站着、蹲着或坐着悠闲休息的日军。他们的身边，是一捆捆、一包包洗劫来的物品。画面中间，停着一辆马车。车上的物资太重了，马鞍上的绑带紧紧勒着马背和马肚。那两匹马大概也感到运输抢劫来的东西是不光彩的，它们耷拉着头。
　　右侧有一辆卡车。车上站着七个日军，不知是已经卸下了抢掠来的物资准备暂时收兵，还是准备再次出发去进行新的掠夺？最生动的是画面前景的四个日军了。一个戴钢盔的日本兵骑着一辆不知是哪里抢来的自行车，车架上夹着一大包不知什么东西。由于很重，他弓着身子用力蹬着，轮胎气不足。和他并行的一个日军将钢盔撂在背上的一个白色大包袱上，右肩斜挎着步枪。大包袱中不知抢了什么好东西。他很累，弯着腰，但似乎很兴奋。另外两个日军合作得很好，前面的一个笑嘻嘻地用右手抓着背上的一大袋东西，左手拉着一根绳子，绳子系在一辆童车上。后面的一个日军也背着一个大包袱，他用右手推着童车。童车太低，他只得弯着腰推着。四个小轮子承受不了车上重载的物品，轮子歪斜着，极不愿意地在柏油马路上咔啦咔啦地滚动。中国的儿童太可怜了，连童车也被侵略者用作抢劫的工具了。也许，乘过这辆童车的婴儿，已和他的父母一起倒在血泊中了。
　　童车后面还有一辆自行车，我们在照片上只见到前面的一个轮子。他们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这只是照相机镜头能摄入的一角。这是日军的记者们自己拍摄的精彩而生动的实录。
　　在没有被镜头摄入的下关码头上，那里堆积着山一样的物品。每天，大批卡车尖叫着喇叭满载各种东西运到这里，物品上拴着布条子或贴着一张张白纸，写着日本国的收件人姓名和抢掠者的名字。
　　血水和泥水混浊的江面上，停泊着好几艘飘着太阳旗的军舰和商船。黑洞洞的船舱像一张张嘴，吞食着日军抢掠来的大箱小包，还有机器、沙发和大批大批的红木家具。一船船的财富是一船船血液，它给疯子和狂人注入了一管兴奋剂。
　　南京太繁华了。胜利了的皇军占领了一切，一切都是他们的战利品。新街口、太平路、中华路、建康路是南京的闹市，自然也是聚宝积财的地方。店门都关上了。金字招牌和名人匾额仍然高悬着，“大减价”的蓝布旗子还在孤零零地飘荡。店主人不知躲到哪里去了，能带走的洋钱和账本带走了，带不走的货物都在柜台里，都在仓库里。
　　每天，几十辆卡车呼啸着在这些街道上飞驰。车上拉着从各公司和店中抢来的货物，车在店门口一停，日本兵一阵敲打，店门砸开了。士兵们蜂拥而入，长官在指挥。不管什么货物，棉布、白糖、食盐、糕饼、大米、衣服、日用百货、古玩玉器，连妇女用的高统丝袜和乳罩裤衩也席卷一空！
　　潘伯奎老板倒了大霉，他和别人合作经营的仁德印刷所，被日本随军的所谓“新报社”的人抢劫一空。好几台转盘印刷机，还有铅字、铅料、纸张，一共装了十七卡车！
　　骂驾桥六号的邓志陆比潘老板还倒霉。那天，日本兵用枪托砸开门后，把刺刀举到他的老母亲前：“金子的有？花姑娘的有？”
　　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吓得索索发抖，她说不出话。一个满脸胡子的日本兵一把揪住邓志陆儿子的衣襟：
　　“你的，中国兵！”
　　不管邓志陆如何解释，日军拖着他就要走。儿子叫喊着：“爸爸！奶奶！”
　　白发老奶奶跪在地上，一手抓住日军的裤脚，一手从怀里抖动着手摸出四只金戒指和两副金镯子。
　　日本兵笑了。他们恶狠狠地再次举起寒光闪闪的刺刀。为了儿子的性命，邓志陆从柜子的抽屉中又捧出三百块银元和九千元钞票。要到的东西都塞进了腰包。一个日军端起枪，“叭！叭！”两声。邓志陆的白发老母和儿子都倒下了。日本兵狂笑着走了，邓志陆悲伤地摇晃着他的母亲和儿子，坐在地板上久久地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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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毁与洗劫（2）
抢劫从日军一进城就开始了。黑沉沉的夜幕下，二十多个日军闯进了金陵大学医院的护士宿舍。穿白色护士服的小姐们吓坏了。贫穷的护士们没有贵重的物品，但日军什么都要：六支自来水笔、四只手表、两个手电筒、两副手套、两捆绷带、一件毛线衫、还有一百八十元钞票。
　　自来水笔和钞票是马上可以用的。中国女性的手套和一件色彩艳丽的毛衣，看来要穿到日本妇女身上去了。掠夺来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可以炫耀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上说：日军抢到手的东西，都可以取得日军司令部的许可，发给证明文件，寄往国内。
　　这大大刺激了日军四出抢掠的欲望。随着抢劫的不断进展，日军的掠夺手段也越来越精明了。除了搜身、撬地板，发展到剥下好的皮袍呢衣。后来发展到检查居民家的马桶。因为有些聪明的主人见金银财宝无处藏匿，就丢在马桶中。日军不知怎么得知了这个情报，进屋搜索时，就把马桶往床上一倒，叫你哭笑不得！
　　从老百姓的每一户住宅到森严的总统府都是日本人的天下。《读卖新闻》报送稿件的两个日本联络员武田和畦畸进入了蒋介石的寝室。他们玩了一通，又在床上打了几个滚。武田从床下拿了一双绣鞋。他说：“这是宋美龄穿过的，我要留作纪念。”
　　畦崎从口袋里摸出印有“蒋宋美龄”字样的名片：“我也有，这是她放在抽屉中的。”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日本《赤旗报》刊登了一篇《日本侵略军进行的南京“文化大屠杀”》的文章。一位住在日本东京国分寺市的七十七岁老人青木实以当事人的身份，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内幕，这是又一幅抢掠的长卷。
　　日军特务部的九名工作人员接到了日军上海派遣军特务部长“立即检查南京市内的重要图书，准备接收”的命令，他们乘坐三辆汽车在南京市内四处奔波。
　　九个工作人员检查了可能藏有重要书籍和文献的地方共七十处，其中有外交部国民政府文官处、省立国学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松井石根在苏州得到了一张南京古物字画的一览表，他要求日军按图搜索，一样不剩。城南的卢冀野、陶秀夫、石云轩等私人藏书是相当丰富的。仅石坝街老中医石云轩就被日军抢去名贵书籍四大箱，字画和古玩文物两千多件。
　　日军花费了一个月时间，动员了军队，以“接收”的名义进行掠夺。他们将搜集来的散乱图书装上卡车，每天搬入十几卡车。在调查所主楼一、二、三层的楼房中，堆起了二百多座书山。
　　可以清楚地望到紫金山的珠江路地质调查所是一座石砌的三层大楼。每个房间里堆放的图书都快到天花板了。据说当时有图书七十万册。他们对这些图书杂志进行整理和分类。他们根据十进法的图书分类法，用粉笔在书的封面上写上00和03，然后由苦力搬到指定的地方。两个月后，整理和分类工作才告完毕。
　　参与“文化大屠杀”的人员有特工三百三十人，士兵三百六十七人，苦力八百三十人，动用卡车三百一十辆次。
　　掠夺到的是什么图书呢？青木实的上司说：“中国政府的中央和地方的公报种类繁多，而且非常齐全，一直到事变之前的公报都在。全国经济调查委员会的刊物中，最近对中国经济产业的调查和事业计划书占了大部分，非常珍贵。珍贵书籍中还有三千多册《清朝历代皇帝实录》。”
　　在整理完毕这些图书之后，他们才知道掠夺到的图书共有八十八万册。当时日本最大的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的藏书是八十五万册，大阪府立图书馆的藏书是二十五万册。日本侵略军掠夺的规模是惊人的。他们抢走了中国一切珍贵的东西，物质的，精神的……
　　十二月十九日——松井石根到南京参加“忠灵祭”的第二天。午后的阳光照着死寂的古城，在几名参谋人员的陪同下，华中方面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来到城西的清凉山。北风呼叫，枯叶萧瑟，他一步一步地踏着石阶。石阶上黄叶片片、血迹斑斑。扫叶楼内尘封蛛网，空无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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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毁与洗劫（3）
登上这座二百多米高的石头山，南京全城历历在目。脚下的秦淮河像一泓死水。用望远镜一看，河面和岸边密密麻麻，有许多尸体。他把目光移到城南、城东和城北，那鳞次栉比、高低错落的街巷间，升腾起一处处滚滚的黑烟，有三处火光熊熊！
　　十二月二十日上午，松井石根出挹江门来到下关。这里断墙残垣，烟火焦土。民房、民船及码头大都烧毁了，江边及街头躺着许许多多尸体。松井石根用右手在鼻子下摇了几下，淡淡地说：
　　“狼藉不堪，尸横蔽野。”
　　这天夜里，南京全城有十四处冲天大火！
　　松井石根在《阵中日志》中这样写着：
　　“攻占南京之战开始之际，为严肃我军军纪风纪，余曾再三促各部队注意。不料，我军入南京城后，竟发生不少强奸及抢劫事件，以致败坏皇军威德。”“军队无知、粗暴，实感愕然。”
　　松井把士兵野蛮说成“无知”，把残暴说成是“粗暴”。
　　无知的士兵不是什么事都无知的。他们明白，屠杀和抢劫后的狼藉只有火才能灭迹。于是，南京遭到了焚烧和毁灭。太平路和中华路是石头城中最繁华的两条南北长街，犹如北京的大栅栏和天桥，犹如上海的南京路和城隍庙。这里曾经车马如云，行人似水。国货公司、中央商场、银行、粮行、戏院、茶食店、杂货店、水果店、炒货店、绸缎庄、茶馆、酒楼、饭店、旅馆，密密麻麻地一家挤着一家。店家的吆喝声、顾客的欢笑声、马车的铜铃声以及饭店小吃店里油锅的吱吱啦啦的炒、烩、炸、炖的做菜声和扬声机里悠扬的歌声、笑声汇合成都市的交响曲。五光十色的电灯泡和多彩多姿的霓虹灯以及油漆得眼花缭乱的店门和店门前色彩缤纷的影剧海报把六朝古都打扮得像一个令人眩晕的万花筒。
　　这一切都见不到了。自从太阳旗升到总统府的门楼上，一泓淮水依然绿，两岸烧痕不断红。大行宫到夫子庙烧了一大半。站在内桥上，焦土瓦砾一直延伸到十里外的中华门，连美国人高高的尖顶教堂、坚固似铁的银行、银楼、南京最大的瑞丰和绸缎庄，统统化为灰烬了。
　　一位名叫沙溯因的公务人员，躲避在难民区里，和太平路一家店老板同住一室。一天午饭后，看守这家店的一个老伙计踉踉跄跄地跑来报告：
　　今天午饭后，我正在店堂间里坐着，忽然门打得非常急。我本想不开，可是店里没有后门，我又溜不了，恐怕被他们冲进来，更不得了，只得赶紧去把门打开。五个鬼子兵说说笑笑走进来，有一个会说中国话：
　　“喂，老头，这里有什么人？什么东西？”
　　我据实告诉他：“这是一间空店，什么货物也没有，只有我一个人。”
　　那人又问：“炉子有没有？煤有没有？”
　　我说没有。“只在厨房里有一个土灶和柴。”那个人和其他几个说了几句日本话，叫我去把柴搬来。
　　边说，那个鬼子兵边用脚来踢我。我搬来柴后，那些鬼子兵就从身上掏出洋火，点着了柴。另外有一个矮的日本兵跑到我睡的房里，把我的一床铺盖，抱出来扔进了柴火堆！火势旺了，那五个鬼子在火四周转着，嘴里不知在讲什么。柴快烧完了，他们又加上板凳、小桌子。我眼看火苗已快到天花板，心里焦急万分，想去扑灭，却又办不到。我向那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兵说：
　　“要烧着房子了！”
　　他对我狠狠地看了一眼，大声地吼了一声，举起枪杆朝我的背一下打来，又踢了我几脚，我被他踢倒在街上。
　　冷风一吹，我醒了过来。我只得在外面等他们出来，快快出来房子也许还有救。过了一会，那五个鬼子从门口出来了。他们刚走，我就进去，才知火苗已从门口向外直冒，一会儿烈焰腾腾，我们的店就这样被他们烤火烤掉了！
　　这是日军零星焚烧中的普通一例。日军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放火又是另一种景象了：三五成群的日本兵先用粉笔在准备烧毁的房子门上画一个白圆圈，然后将白色的化学液体倾倒在门窗上，一点上火，房屋立即燃烧。北风一吹，烟焰冲天。
　　

焚毁与洗劫（4）
南京的大火烧了三十九天！有天夜里，融通法师在城隍庙的院子中数了一下，全城大火十七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麻子和阿訇对我说：“那时我躲在鼓楼二条巷，日本人把一家房子烧了，把这家人杀了往火里扔，连一个过路女子也遭了灾。女人手里抱着一个小孩，背上还背着一个，大人小孩三个都扔进火里活活烧死了！”
　　教导总队的营长郭岐趴在意大利领事馆的窗口，望着四面八方的浓烟红焰，心如火焚。身为守军营长，却无力保卫民众。在自己的国土上，东躲西藏，寄人篱下！大火日夜不息。桌子上、地板上、马路上连鼻孔里面，都是黑乎乎的烟煤和灰尘！他和同住的人在楼顶上望着古城的烟火，人人摇头叹气：
　　“这是金陵大学？”
　　“是的，那边是中央商场在着火！”
　　“哎啊！交通部也着起来了，这是三百万块银洋造的啊！”
　　“大华，大华戏院也完了！”
　　“唉……！”
　　金陵大学美籍教授、社会学家路易斯·S·C·史密斯在《南京战祸写真》的调查报告中指出：
　　抢劫大体上涉及到城里百分之七十三的房屋，城北区被抢劫的房屋多达百分之九十六。
　　房屋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九由于各种原因被破坏了。白下路、中华路、建康路和太平路的损失中有百分之九十八是由纵火造成的！
　　南京市民每一家平均损失为八百三十八元，总损失达二亿四千六百万元！
　　这是不完全的统计。
　　精确的数字是难以统计的。
　　

请记住……
月黑风紧，秦淮河日夜呜咽。武定门内形似虎头的乱石堆边的一座十三口人的大院子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夜里，突然无声无息了！
　　新路口五号——一个大门内前后两个院子，两进平房，两户人家。房东姓哈，夫妻俩和两个孩子，是回民。另一户姓夏，三代同堂，男女老少九口人。
　　阴森森的寒风呜呜地吹着窗户上的破纸。阴沉沉的月光下，前院后院的地下和桌上，躺着十一个血迹斑斑的大人和孩子！
　　房东家四口人全死了。卖牛肉的男人倒在家门口。他的高高胖胖的妻子和两个小孩都血淋淋地躺在桌子下！
　　快烧中饭的时候，外面死命地敲门。瘦高个子的夏庭恩刚拉开门栓，涌进来一群像黄蜂一样的日本兵。一句话也没有问，叭的一枪，替人抄写文书的夏庭恩倒下了，鬼子们冲进屋里，大发兽性。
　　八岁的女儿夏淑琴醒来的时候，已是太阳偏西的时候了。她依稀记得，上午屋外枪炮响得厉害，爸爸、妈妈叫大姐、二姐、四岁的妹妹和她四个小孩都躲进床上的被子里。后来有人敲门，踢门。爸爸出去了，响了一枪，他再也没有回来。后来进来了好多日本兵，有枪有刀，黑黑的毛脸胡子，脸上很凶。一道白光闪过，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挑开了蚊帐，他哈哈一笑，把大姐和二姐从床上拖出去了。夏淑琴记得，当时她吓哭了，一个日本兵的刺刀捅过来，她什么都不知道了。
　　她醒了，她觉得身上很疼。她用手摸了摸，左肩上，左腰上和背脊上都是血，有三个刺刀刺的孔！
　　怎么？没有人了？家里的人到哪里去了呢？她忍着疼从床里边爬出来。啊！二姐光着身子在床边躺着，大腿和小肚子上全是血！十二岁的二姐紧闭着双眼。她晃二姐，大声哭叫，二姐都不会动了！
　　她下了床。桌子上躺着一个人！长发蓬乱，两条雪白的腿无力地垂挂着。是大姐！大姐十六岁，高个子，长圆脸，白白净净的。她已许了婆家，妈妈舍不得她走，说：“还小哩！”
　　大姐上身还穿着那件蓝布白边的褂子，裤子没有了！啊，血！
　　外公外婆呢？“外公！”“外婆！”没有回音。
　　两个老人也倒在地下。她爬过去。外公脸朝下趴着，棉袍的背上一大片圆圆的血印。外婆仰天躺着，脸上血肉模糊，白发苍苍的头颅破裂了，豆腐一样的脑浆淌了一地！
　　她找妈妈。妈妈在堂屋的桌子边躺着。妈妈死了，也光着身子，上身下身都没有衣服。身上全是血！妈妈的乳房被日本兵用刀割掉了！胸部是两个凹下去的血坑。吃奶的小妹妹被摔死在院子里。小妹妹的鼻孔、耳朵、眼睛和小嘴上都有血！
　　“妈妈！妈妈！”谁在哭？夏淑琴爬到里屋，四岁的妹妹在叫喊妈妈。妹妹一点伤也没有，她裹着被子靠在床的最里面。
　　八岁的姐姐和四岁的妹妹把床上的被子抱到堂屋的砖头地上，盖在妈妈的身上。妈妈没有衣服了，妈妈要冷的。姐妹俩在妈妈的身边哭着喊着，她们睡着了。
　　天亮了，她们饿了。她们一把一把地吃着妈妈活着的时候为防日本飞机扔炸弹而炒好的炒米。八岁的姐姐拖来木凳子垫脚，用勺子在水缸里舀出一瓢瓢冷水，先给妹妹喝。
　　八岁的姐姐和四岁的妹妹在妈妈的尸体边哭了半个月。
　　八岁的姐姐和四岁的妹妹在妈妈的尸体边睡了半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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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