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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奥纪实-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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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国家体委领导和我们国际司都十分重视奥运申办工作，因为这毕竟是我们的第一次申办。
早在亚运会前的1990年4月16日国家体委外事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和中国奥委会主席的何振梁同志就在主题报告中提出，面对欧洲中心主义思潮的抬头，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好新一代国际体育领导人的工作。除了申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之外，也要考虑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他还在会上强调，要十分重视体育外事队伍的培养和建设，不能想当然地以为根据目前的状态可以办好2000年奥运会。
第11届北京亚运会一结束，我们国际司就召开了全司大会，那时候国际司有一百多人，就人数来讲是国家体委第一大司。按伍绍祖主任来国家体委工作后定的规定：中国奥委会的秘书长由国际司司长兼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由办公厅主任兼任。时任国际司司长的魏纪中兼任中国奥委会秘书长，他在题为“动员起来，为争取举办2000年奥运会而努力工作”的报告中除了用大篇幅阐述申办的意义和艰巨性外，还特别强调，国际司要投入巨大的力量，各处都要调人参加奥申委工作。
1991年2月22日，在与中国奥委会反复协商后，北京市政府正式向中国奥委会提出举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的申请。
2月26日下午，经过四天的紧张准备，中国奥委会在人民大会堂广东厅举行了全体会议。会议由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主持，伍绍祖、袁伟民等国家体委领导和申办城市北京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均出席了会议。我作为中国奥委会的委员和其他的七十多名委员一道准时与会。会议听取了北京市市长代表北京市政府宣读承办2000年奥运会的申请，然后我们奥委会委员进行讨论，自然是一片支持声。全会一致同意北京市的申请，并通过了支持的决议，待取得中央政府的支持后公布。
2月28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正式表示，支持北京承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的申请。
3月1日，国务院就正式批准了中国奥委会和北京市的申请。
12月4日，北京奥申委派出了由张百发、魏纪中和著名体操运动员李宁组成的代表团赴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总部，向萨马兰奇主席递交了北京承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的申请书。从此，中国和北京朝着当年“天津青年”代表亿万人民提出的第三个目标——在中国举办一届奥运会迈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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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兵遣将（1）
从1979年底我国恢复在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席位算起，到1991年初我国正式提出申办奥运会，时间过了11年多一点。但在这11年中，不管是世界局势，还是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动荡，政权更迭使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世界两极格局终结，经济优先成为世界潮流。中国则经历了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这十年中虽然发生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但成功举办了第十一届亚运会，尤其是经济、社会进步明显。我们的申办工作正是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启动的。
国务院正式批准我们申办后，国家体委立即着手强化申办工作。国家体委党组决定徐寅生同志除分管竞赛工作外，还要协助何振梁同志管外事工作。徐寅生副主任侧重分管双边交往和国际比赛，让何振梁同志抽出更多的时间参与申办工作。体委领导分管外事工作的两位副主任何振梁和徐寅生同志以及魏纪中同志都一再向我们交代：“申办是国家体委头等大事，国际司要全力以赴，要不失时机地扩大和深化与国际体育组织的接触与合作，要尽快熟悉国际体育组织的相关规定和工作程序，要自觉把国际司的日常工作和重要活动与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工作结合起来，要抽调一批骨干力量专职参加申办工作。”
何振梁同志在1981年10月2日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后，又于1985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1989年9月又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论国际体育界的领导人，特别是国际奥委会委员层次的人员，他是最熟悉的，做委员的工作他是最佳人选。当时的国家体委，特别是国际司已拥有了一批国际体育官员，如魏纪中、楼大鹏、屠铭德、吕圣荣、王正夫、许放、李国宾等都已在相关国际体育联合会或综合国际体育组织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1991年3月18日，“北京2000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简称北京奥申委）成立，5月13日正式挂牌。北京奥申委的主席由当时的北京市主要领导担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为执行主席，常务副主席是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同志和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同志，中国奥委会秘书长魏纪中和北京市市长助理万嗣铨同志任奥申委秘书长。
在这前后几个月的时间里，国家体委对国际司和有关司的班子进行了较大幅度调整，以抽调人员加强申办工作的力度。当然这个步骤也是酝酿中的国家体委机构改革的第一步。于再清同志由国际司副司长调任中国体育服务公司总经理，张全德同志调任武术院副院长，石天曙同志和我则被任命为国际司副司长，接替于再清和张全德同志的工作。楼大鹏同志出任北京奥申委体育主任。屠铭德同志出任奥申委公关联络组长（后兼副秘书长）。调王正夫同志担任奥申委新闻组副组长。调许放同志担任奥申委公关组副组长，主管外事接待工作。在我们任职前后，国际司几位年轻的同志如严建昌、刘文斌等也被调往奥申委公关联络组工作。李国宾同志也在这个阶段从国家体委国际司调到北京市外办担任副主任，并参加了奥申委的工作。
截止到1992年9月，国际司已调往奥申委十多名外语好的骨干人员。再加上后来外交部和北京市外办投入的精兵强将，在国际奥委会第101次蒙特卡洛全会前一年，北京奥申委已形成一支精干的突击队。
石天曙同志和我被正式任命为国际司副司长后，司里领导班子为4人。司长魏纪中同志兼任北京奥申委秘书长，屠铭德副司长兼任北京奥申委公关组组长，他们主要在奥申委办公。魏纪中同志交代我和石天曙同志说，他将两边跑，司里的日常工作由我们二人负责。他还希望我们少一些出国活动，要保持日常工作相对稳定。但到申办的最后关头，委里还是把我和刘宝利、孙伯清、李毓兴、林晓华等一大批懂英、法、西、阿等语言的同志又调到了奥申委，以部分解决当时奥申委领导已经感觉出来的“国际体育人头不熟、外语能力不强”的问题。
何振梁副主任在1991年10月24日向我们交代：“要抓紧研究一下在国际奥委会中增加第二名中国委员的事情，这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长远问题。因为目前只有我一个人在里边孤军奋战，对北京申办很不利。不管怎么说，我们中国这么大，也应该有两个委员才说得过去。提几个条件供你们选人时考虑：这位同志一是要年轻；二是应该熟悉国际体育情况；三是要选在职的同志；四是要懂外语，否则无法独立在国际上工作；五是要能掌握政策。请你们抓紧物色培养。”虽然我们当时就提了几个候选人，但直到蒙特卡洛最后表决时也未能实现何振梁同志这一愿望。
海内外一大批企业家对我们的申办工作提供了巨大的支持，特别是我们体育界的老朋友——霍英东、霍震霆父子对北京申办注入了极大的热情，在一线主动做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工作。不少领导同志感触地说，有霍家父子相助，犹如我们又增加了两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1993年9月，当我国赴摩纳哥参加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的代表团组成后，国家体委国际司参加代表团的人员已到达了15人，另外，外交部除了原派来的人员外又加派了许多骨干、高级翻译，文化部等中央部委和北京市外办也积极派外语好的人员参加了我们的公关联络队伍。
记得当时我接触的做公关联络工作的人员有：
公联组：李国彬、车向东、杨建中、张美芳、江红、费颐祥、常东跃、严建昌、吕圣荣、杨启、于斌、孙小凡、刘文斌、张全力等。
其他工作组的人员有：孙大光、闫仲秋、赵军、张秋平、袁斌、王颖、周源、周建春、文治中、陈援朝等。
为了弥补我团外语力量不足的问题，我们又从各外事口调来陈庆红、赵立平、许晖、吴越、高红等18位各个语种的高级翻译。为了配合相关工作，时任我国驻重点委员所在国家的大使和外交官，如驻法国大使蔡方柏、驻法文化参赞张崇华和驻德文化官员王殿才等都被编到了代表团内。新华社资深体育记者李贺普同志也是代表团成员。经过北京奥申委紧张的调兵遣将，不但代表团的外语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加强，而且代表团其他方面的工作人员也配备得较齐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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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申奥百科全书
我们申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的口号是：“开放的中国盼奥运”和“给北京一次机会，还世界一个奇迹”。申办的会徽选择的是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天坛祈年殿加上奥运五环和“北京2000”字样的图案。有了好的口号和会徽，还必须配以一部翔实、有说服力又有前瞻性的申办报告。因为这既是国际奥委会的要求，也是我们宣传的需要。虽然我们长期从事体育外事工作的同志都了解，国际奥委会委员们投票选择一届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并不完全取决你这个申办城市的书面报告，而是取决于他脑海中的总体印象。但由于当时北京在所有申办城市中的知名度和印象分并不靠前，到过北京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只占当时全体委员的四分之一左右。所以如何让委员们尽快真实地了解中国、了解北京，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除了邀请委员来访可起到“百闻不如一见”的效果外，另一条途径就是呈上一本像样的申办报告。所以北京奥申委一成立，就调集各方面的专家投入了我们称之为“第一部申奥百科全书”的申办报告的撰写工作。这部报告既要准确回答国际奥委会提出的23个方面的问题，又要如实反映我国在相关领域的国情，还要表达出对相关问题承诺的严肃性。因此有的领导称，“这部申办报告实际上是我们新中国43年的国情报告。”
这部“申奥百科全书”共分三卷，长达27万字，用英法文对照写成。第一卷是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我国的国内、国际特征，申办城市北京的介绍，入境及边检手续，气象、环境、安保及医疗健康等主要内容。第二卷是奥林匹克内容，主要包括奥运村、住宿、交通、竞赛日程、场馆、文化活动及青年营、国际奥委会全会及各种仪式等内容。第三卷是技术内容，主要包括新闻媒体、电信、数据服务和互联网、财政、市场开发、形象景观、奥林匹克主义、法律和办赛经历等内容。
为了表示对北京举办奥运会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同志分别签署了支持信。###主席在信中表示：“如能在占世界人口22％的中国举办第27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亚洲和世界，都是极有意义的。中国人民愿意通过举办迎接21世纪到来的这届奥运会，为人类和平、友谊和进步——这也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宗旨——做出自己的贡献。”###总理则在信中庄严承诺：“中国政府和各有关机构及团体，在举办奥运会的时候都将尊重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及其附则，尊重与奥运会有关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规定。我本人愿保证这些规则及规定得到执行。”
最初，参加申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的城市共有8个，除了北京之外，还有悉尼、柏林、曼彻斯特、伊斯坦布尔、米兰、巴西利亚和塔什干。
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规定，1993年2月1日为递交申办报告的最后期限。上述8个城市只有塔什干在最后一刻决定不提交申办报告，退出竞争，其余7个城市都如期正式递交了申办报告。但在此后不久米兰宣布退出竞争，在最后时刻巴西利亚也退出了竞争；参加决赛的申办城市还剩5个。
1993年上半年，国际奥委会派出了考察团到5个申办城市进行考察，对申办报告中涉及的23个领域进行实地调查。3月初，考察团在澳大利亚的悉尼考察后直飞北京进行调查，考察团抵京前，奥申委进行了十分充分的准备，相关陈述材料准备得全面而扎实，而且进行了四次演练，接待工作热情而周到。考察团给北京打的印象分相当高。据魏纪中同志向我们说：“尽管考察团提出了许多细节的问题，但对北京的总体印象很好，至少和悉尼打成平手。但在接待工作中暴露出我们内部不少同志对应该了解的情况不清楚的问题，仍然是所谓‘以我为主’的思想在作怪，国际意识较差。”
由于我方申办报告的出色和迎接考察团工作的成功，北京的申办形势也朝有利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我国外交的先行官
周恩来总理曾把我国的国际体育交往誉之为“我国外交的先行官”。除了1971年由他老人家和毛泽东主席亲自指挥的“乒乓外交”这一典型案例外，1979年我国恢复在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席位，开启了我国运动员正式参加国际比赛的大门，此后的大规模国际体育交往更验证了周恩来总理对国际体育交往的美誉。
从1980年到1990年这十年间，我国的国际体育交往活动大幅增加，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交流达8万多人次。新中国为22个发展中国家援建的体育场馆也达到了42个。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国际体育交往成了我国外交名副其实的先行官。
申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利用好这个先行官，利用国际比赛、国际体育会议的机会做好国际奥委会委员和有关国际体育组织领导人的工作。
1991年我们正式启动北京申办工作初始，北京奥申委内部的工作方针是“广交朋友，加深了解，多做工作，争取支持”。
1991年在我的工作笔记中除了前面提到的大量的人员调整以外，还有几段具体的工作记录都突现出当时申办工作全面展开的态势。
1991年4月16日；奥申委刘文斌同志来电话，询问我有关新当选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赛联主席奥斯瓦尔德和夫人的情况。因我是国际赛联理事、亚洲代表，应当尽力。
7月15日，在先农坛体育场贵宾室召开第15届亚洲自行车锦标赛组委会会议。奥申委秘书长万嗣铨、朱祖朴和张立华同志出席，万向我提出：“在北京办国际比赛，需要奥申委提供什么帮助，请尽管提出，我们是来领受任务的，最好能把国际自联主席请来。”似应研究。
1991年9月，作者（后排中）在埃及世界
潜联大会开幕晚会上与当地演员同台表演
8月15—25日，我作为中国赛协副主席率中国赛艇队参加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世锦赛并出席了国际赛联代表大会。分别向主席奥斯瓦尔德、南美洲代表伊万？迪波斯和阿尼塔？德弗兰茨三名国际奥委会委员介绍了我申办情况。
9月14—20日，赴埃及红海边旅游胜地沙姆沙伊赫参加世界潜水联合会大会，途经开罗，拜会了埃及奥委会秘书长，介绍我申办工作。
10月13日，霍英东约见何振梁、魏纪中同志。霍先生提出愿出高额奖金，奖励在明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夺取金牌和奖牌的运动员。霍先生指出一个国家运动员成绩的好坏，会影响申办工作的结果。
下午，委办公会，徐寅生发言：决不当头，但要有所作为，提建设性意见。第一届东亚运动会可安排在申办表决战前于1993年上半年在上海举办。项目不必太多，多请些委员来参观。
北京奥申委的专职工作人员几乎利用了所有在国内外举办的重大体育赛事，特别是在北京举行的国际体育活动开展申奥工作。我们也动员国家体委系统一切出访团队、会议代表尽可能带上北京申奥的宣传品，利用机会多做申奥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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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1）
1992年是奥运会年，也是冬季、夏季奥运会最后一次在同一年举行。由于我的第一外语是法语，又在法国长期工作过，且在司里的分工包括分管冬季运动项目，所以领导确定由我作为我国参加第16届阿尔贝维尔冬季奥运会的奥林匹克专员或叫奥林匹克联络员。在冬奥会开幕前十天，我只身飞往位于阿尔卑斯山区的法国阿尔贝维尔，提前去安排我国参加冬奥会代表团的证件、食宿、报名注册、交通、票务、安保等一系列事宜。
出行前，何振梁、徐寅生两位副主任分别找我交代了任务。1979年恢复我国在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合法席位后，我国连续三次派团参加了冬季奥运会（1980美国普拉西德湖，1984南斯拉夫萨拉热窝，1988加拿大加尔卡里），但均与奖牌无缘，最好名次也只是第16名。这次内定指标是要力争升国旗，实现奖牌零的突破。同时，由于我的语言之便和在国际上认识朋友较多，要求我借机做好申办工作。何主任还叮嘱我要注意政治问题，包括中国台北奥委会的旗、歌、徽问题。
阿尔贝维尔市是法国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个小城市。本届冬奥会是法国第三次在阿尔卑斯山地区举办冬奥会。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就是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的沙莫尼举办的，1968年第十届冬奥会在法国格林诺贝尔市举行。第16届冬奥会的举办地阿尔贝维尔离位于法国的欧洲最高峰——白朗峰（4807米）直线距离只有40多公里。这个地区是全世界的滑雪中心。冬季雪上温度常保持在零度左右，气温十分舒适，降雪量最大可达半米。在冬奥会的滑雪项目范围内就拥有62条滑雪索道。我们下榻的冬奥会奥运村布里德雷班是一个只有1300人的小镇，海拔600米。我一抵达这里，就沉浸在这漫天飞舞的大雪里，脚下的积雪已有半米深！
当地奥组委为我们配备了三名懂中文的助理。首先与我接头的小伙子是个福建人，名叫陈涛，是我国地质科学院的一名留法学生，工作很主动，帮我落实了许多问题。本届冬奥会共有14个分项133个小项，分布在10个比赛场地进行。场地之间看似不远，但由于全部是山路兼雪路，车轮要装上防滑链才能走，所以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动辄两三个小时。这真应了我们中国那句老话：“看见山，跑半天。”一天下来，干不了多少事，显得工作效率很低。一晃三天，我检查落实我国体育代表团在三个地方的住地和注册事宜后，又去落实了伍绍祖主任、奥申委张百发副主席和何振梁、梁丽娟夫妇在国际奥委会总部饭店及周边饭店的住房问题。他们住的饭店全是四星级饭店，但在海拔2000米的山上，条件已经十分不错了。
关于旗帜问题果然如何振梁同志所料，法方组委会是按巴黎出版的一本所谓旗帜样本手册行事。中国台北代表团使用的是1979年名古屋决议之前的旗帜。我当然不同意，耐心向注册中心的工作人员和负责人作了解释。他们又找国际奥委会的总干事去核实了此事。在检查运动员报名单时，我又发现对方居然漏输入我11名运动员。后来又在制证升级问题上与法方组委会争执了起来。直到第一批人员抵达奥运村，上述问题还没有解决利索。后来我团主管报名、注册的专家张全胜和王雪涛同志抵达后，才彻底解决了有关问题。
在阿尔贝维尔第16届冬奥会开幕前几天，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一行，奥申委副主席、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何振梁夫妇，奥申委副主席张百发一行以及体育考察团相继抵达法国。
各路人马一抵达驻地，就相继开始了申办和考察工作。伍绍祖主任由魏纪中、宋鲁增和王金榜等同志陪同，马不停蹄地拜会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当地组委会官员，并由我国驻法蔡方柏大使和文化处张崇华参赞等陪同到我们奥运村看望了代表团运动员和教练员。
何振梁夫妇一抵达国际奥委会委员下榻的饭店就与我联系上了，叮嘱我每天要向他报告一下奥运村的情况。后来由于他的工作太繁忙，也不可能每天听我汇报了，但他还是到村里看望了我们代表团，并和徐寅生团长一起做了动员。他还挤出时间与美籍华人夏元春女士一起请叶乔波、王秀丽等著名速滑运动员共进晚餐，做运动员的思想工作。
由张百发副主席率领的北京奥申委代表团包括副秘书长、公联组长屠铭德、副组长李国宾及外交部的赵力平等同志。张百发同志可能由于水土不服，一到山里肠胃就犯了毛病，但他仍带病坚持工作。
在开幕式前一天的团长会上，由于团长徐寅生同志还在路途中不能与会，我和张全胜代表徐团长与会。按惯例，这天的团长会仍由国际奥委会主持，主持人是国际奥委会总干事卡拉德。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斯米尔诺夫、奥林匹克团结基金主席洛佩斯和本届冬奥会组委会两位主席米歇尔？巴尔涅和世界滑雪冠军基利都出席了团长会。大家提出了不少问题，会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会后我主动与国际奥委会的几个熟人进行了攀谈。由于组委会主席之一的基利先生将通过本届冬奥会竞选国际奥委会委员，所以，我还特别向他表达了祝贺与期望，祝贺他本届奥运会组织的有特色，期望他早日成为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他也对我国体育代表团和北京申办工作表示了良好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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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团长与获首枚银牌（1）
2月8日的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开幕式，充分体现了法兰西民族的浪漫、奇特性和创造力，几乎每一个编排都令人惊叹。徐寅生团长指定我参加代表团入场式，他请译员陪同他上看台观看开幕式。当著名足球明星普拉蒂尼和一个小男孩一起手持火炬，从我们身边跑过共同点燃奥林匹克圣火后，运动场四周骤然冒出一圈几十米高的充气圆柱体，随风摆动。加上灯光效果，十分热闹、新奇、壮观。开幕式在人们的激情顶点戛然结束，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晚上9点我们就随车回到了住所，但唯独不见徐寅生团长回来。一问他的译员才知道，开幕式散场时，由于法国总统密特朗等贵宾离场，把徐团长与副团长、译员等冲散了。丢了团长岂不是笑话！有同志给我宽心说：“没事，再等等警察就会把徐团长送回来。”我立即询问组委会交通部、安保部和村内国家奥委会接待中心等有关单位，均答复没有见到我所描述的徐团长的身影。我们又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深夜10点仍没有消息，我急忙报了警。我与当地巡警部门交涉后，直到10点半，仍不知团长的去向。我也有点慌神了。当地巡警知道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团长是个部长级的人物后，一下又增派了三辆警车在阿尔贝维尔小城挨家饭店、酒吧进行查找。
正在我们焦急等消息之时，值班电话突然响起，张百发副市长从电话另一端告诉我们，徐寅生团长正在他那里吃饭。我们心头一块大石头落地。经过通话了解到，原来开幕式后，徐团长一行被法国总统一行贵宾冲散。他正犹豫时，张百发同志看到了他，就坚持拉他去山上北京奥申委代表团下榻的饭店吃饭。山路难行，当时又没有广泛配备现代化的通信工具，直到徐寅生同志抵达张百发同志住所才和我们联系。一场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丢失”事件才告结束。
随着冬奥会竞赛项目的展开，申办工作也逐渐由饭店转向赛场。
2月10日举行女子500米速滑决赛，团部所有人员都出动去助威。徐寅生团长派凌宁同志把考察团的人员也都组织了起来，大家在场地上扯起四面五星红旗。拉拉队一会高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一会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为我女运动员加油。叶乔波、薛瑞红等不负众望。在全场的欢呼声中叶乔波滑出了40秒51的优异成绩，为中国赢得了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枚银牌。实现了我国冬季项目奖牌零的突破。薛瑞红也滑出了她自己冬奥会上的最好成绩。当时新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托马斯？巴赫先生与他的两位朋友就坐在我身边，他的两位朋友加入了我们的拉拉队，并和大家一起
1992年2月，与徐寅生团长共祝叶乔波获冬奥会
第一枚银牌，实现了中国冬季项目奖牌零的突破
又摇旗，又唱歌。巴赫先生笑着对我说：“没想到中国人也这么开放”！
时隔四天，叶乔波又参加了女子1000米速滑决赛。那天赛前，徐寅生团长召开了全团教练、干部会，他对赛场上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况绘声绘色地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如何对待困难与胜利、乐观与悲观、掌声与喝倒彩、情绪与错判、内圈与外圈等讲了许多道理。我当时想，如果不仅是教练和干部，也让运动员直接聆听徐团长的讲话收效就更大了。
叶乔波比赛当天，正好是西方的情人节（2月14日）法国组委会颇有人情味，送给村里的女选手一人一束玫瑰花。我开玩笑地问乔波：“怎么这么早就把晚上决赛的鲜花送来了？”而她心中的目标更高，对我说：“鲜花前三名都有，我要的是奏国歌！”以乔波当时的最好成绩，她与美国选手、上届冬奥会冠军鲍尼？布莱尔还真有一拼，鹿死谁手很难说。比赛当晚，在我们摇旗呐喊声中，乔波滑得十分出色。但鲍尼发挥得同样出色。结果乔波仅以002秒之差再次屈居亚军，她感到很遗憾，惋惜的眼泪挥之不去。国际奥委会何振梁副主席为鲍尼、乔波以及第三名颁发了奖牌。这是中国冬季军团在阿尔贝维尔奥运会上获得的第二枚银牌。
在另一个有望冲金的项目女子短道速滑3000米接力比赛中，我国年轻但有实力的选手们一路领先，眼看中国在冬季奥运会上第一枚金牌即将诞生时，我队最后一棒运动员张艳梅领先滑到距终点还有最后20米时不慎跌倒，留下了极大的遗憾。我至今对那个场景记忆深刻。但是当时年仅15岁的花样滑冰女运动员陈露在这届冬奥会上初露头角。虽然她的服装、音乐设计都不理想，但是她基本功不错，尽管在规定动作比赛中排在第11位，其创编动作却完成得相当好。最后一组是由规定动作的前6名进行创编动作决赛，小陈露只能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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