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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奥纪实-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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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张清同志请我为他的《申奥纪实——亲历中国重返奥运和两次申奥》 一书题序;他说:“过去你是申奥领导小组成员,现在是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你如果能为这本书题序,最合适不过。”我虽并非“最合适不过”的题序者,但张清同志对奥运执著的追求与激情,令我浓浓的奥运情节更为激奋,故欣然领命。
他的这本书,以翔实的资料和他丰富的经历,给我们讲述了二十九年前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十五年前北京第一次申奥和七年前我们申办奥运会成功的故事。
我们申奥的成功,取决于我国综合实力的持续快速增长,取决于全国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和热情支持,取决于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地方各级领导的关心和帮助,也离不开北京奥申委工作人员及相关同志的“非凡努力”。他的这本书从一个历史亲历者的角度向读者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
张清同志从事体育外事工作三十多年了,其中大部分都与奥运有关。特别是我国第二次申办奥运会期间,他作为北京奥申委的外联部长和他的同事们一起,默默无闻地在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做了许多策划、协调和服务工作,为北京申办成功做出了他们的努力。
由于他有做工作笔记的习惯,所以有些史实他回忆得相当细致。他对我说,他在书中所叙述的事例尽可能做到准确和客观。书中涉及的许多人物和事件他描述得也很形象、生动。
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即将在北京开幕,百年奥运,中华梦圆。我期望读者们可以从这本书中更多地了解到北京奥运会申办工作的艰辛和复杂,增加对奥林匹克运动和奥运会背景的了解,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从中国人民期盼奥运的过程中所折射出的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
刘鹏
2008年4月
前言(1)
1979年10月; 我参与了中国奥委会四人代表团在日本名古屋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间的工作; 促成了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 解决我国台湾问题; 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奥运模式”。
1993年9月,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我亲历了在摩纳哥蒙特卡洛我们以两票之差痛失2000年奥运会承办权的悲怆时刻。
2001年7月,北京第二次申办奥运会,经过全体同志的艰苦努力,我和我的团队一起在莫斯科申奥一线享受了奋斗的乐趣和胜利的喜悦。
申办成功后,不少新闻媒体界的朋友都认为; 我是做“幕后”工作的; 建议我抓紧时间出本书或抽空多作几集电视系列专题,介绍中国重返奥运和两次申办的“内幕”。我的一些朋友和领导也建议我能早点动笔,说是“亲自参加过重返奥运和两次申办工作的人不多。你有义务和责任向国人特别是青少年介绍中国体育史上这三次重大事件的情况。这对历史也是一个交代”。我一直因为工作太忙而没有下决心。
2006年初,我的两个年轻朋友,北京留学生商会秘书长王辉和他的夫人刘京几次专程到我家造访。他们先是送来了录音笔,说是“你时间少,但这本书是无论如何都应该写。你有空时,想起什么就说什么,由我们负责把录音整理成文”。后来他们又抱来一大摞从周恩来到希拉里的传记书籍,让我参考,赶鸭子上架。我为他们的诚意和执著而感动,就答应了他们。但仍迟迟没有动笔,一则还是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太忙,没有时间。二是深感有些问题的分寸和人物的取舍不好拿捏,需要认真思考。
2001年7月北京申奥成功,一晃近七年了。随着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领导同志和年轻人参与了进来。2006年国庆节我卸下了北京奥组委国际联络部部长的职务,变成了特聘专家,有了较多时间。就下决心自己动手来写,以不负朋友们和领导的寄托,向历史做一个交代。自己动手写,一是可以准确表达自己的思维,能比较从容地翻阅尘封的笔记,力求做到尊重历史事实,客观地面对过去,少一点艺术夸张。尽管我写的只是整个申办工作中的一个局部,但从中可见一斑。二是想以写历史事件和我们的团队群体为主,而不要写成自传。因为我个人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作用极其有限,或者说只是个铺路的石子而已。
回头去看,我参与促成1979年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名古屋决议,即“奥运模式”,已经过去了近29年,第一次申办已经过去了15年,第二次北京申办成功也已7年了。尽管我有做工作笔记的习惯,但当时历历在目的许多史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亦有不少磨损。作为那几段重要历史时刻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我尽力在记忆的海洋里搜寻。如果我从零散的记忆中捕捉住的一些故事尚具有一些可读性,让大家从中感悟到点什么,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作者2008年3月
1979年10月;我参与了中国奥委会四人代表团在日本名古屋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间的工作;促成了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解决我国台湾问题,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奥运模式”。
1993年9月,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我亲历了在摩纳哥蒙特卡洛我们以两票之差痛失2000年奥运全承办权的悲怆时刻。
2001年7月,北京第二次申办奥运会,经过艰苦努力,我和我的团队在莫斯科一线享受了奋斗的乐趣和胜利的喜悦。
申办成功后,不少在新闻和媒体界工作的朋友都建议我出书或作电视系列专题,介绍“申办内幕”。我的一些朋友和领导也建议我能早点动笔,说是“你有义务和责任向国人介绍中国重返奥运和两次申办奥运的情况。对历史也是一个交待。”我一直因为工作太忙而没有下决心。
2006年初,我的两个年轻朋友,北京留学生商会秘书长王辉和他的夫人刘京几次专程到我家造访。他们先是送来了录音笔,说是“你时间少,想起什么就说什么,由我们负责整理成文”。后来他们又抱来一大摞从周恩来到希拉里的传记书籍,让我参考,赶鸭子上架我为他们的诚意和执着而感动,就答应了他们。但仍迟迟没有动笔,一还是太忙,没有时间。二是深感有些问题分寸不好拿捏,需要认真思考。
2001年7月申办成功,一晃近七年了。随着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了进来。2006年国庆节我卸下了北京奥祖委国际联络部部长的职务,变成了特聘专家,有了较多时间。就下决心自己动手来写,不负朋友和领导的寄托,向历史做一个交待。自己动手写,主要想以写事件和群体为主,不要写成自传。
回头去看,我参与促成1979年中国重返奥运会的名古屋决议,即“奥运模式”,已经过去了28年,第一次申办已经过去了14年,第二次申办成功也快7年了。尽管我有做工作笔记的习惯,但当时历历在目的许多史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亦有不少磨损。作为那几段重要历史时刻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我愿意在记忆的海洋里去搜寻。如果我能从零散的记忆中捕捉住一些具有可读性的故事,使大家从中感悟到点什么,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作者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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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奥纪实》重现三大历史过程
百年奥运,中华梦圆。在距第29届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60天之际,一部以讲述和披露二十九年前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十五年前北京第一次申奥和七年前申办奥运会成功等真实经历为主要内容的纪实作品——《申奥纪实——亲历中国重返奥运和两次申奥》一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日前,曾参与和经历这些难忘时刻的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等部分亲历者,及有关人士50余人,出席了在北京港澳中心举行的出版座谈会和首发式。
《申奥纪实》的作者张清同志,从事体育外事工作三十多年,其中大部分都与奥运有关。1979年10月; 张清同志参与了中国奥委会四人代表团在日本名古屋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间的工作; 促成了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 解决我国台湾问题; 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奥运模式”。1993年9月,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张清同志亲历了在摩纳哥蒙特卡洛我们以两票之差痛失2000年奥运会承办权的悲怆时刻。2001年7月,北京第二次申办奥运会,他作为北京奥申委副秘书长和外联部长,与他的同事们一起,默默无闻地在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做了许多策划、协调和服务工作,为北京申办成功做出了艰苦努力,他和他的团队一起在莫斯科申奥一线享受了奋斗的乐趣和胜利的喜悦。
本书以翔实的资料和作者丰富的经历,从一个历史亲历者的角度,向读者详细讲述了这些特殊的历史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许多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其中有不少记述都是首次披露。
本书的出版,不仅是对这一段有着重要意义的历史的回顾,也是表达对所有为申奥事业作出贡献的同志崇敬的心情。正如中国奥委会主席刘鹏同志所说:读者们可以从这本书中更多地了解到北京奥运会申办工作的艰辛和复杂,增加对奥林匹克运动和奥运会背景的了解,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从中国人民期盼奥运的过程中所折射出的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
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
早在1931年1月,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就通过承认当时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奥委会,与我国的体育组织建立了正式关系。
1932年,中国就派出了包括优秀运动员刘长春在内的三人代表团参加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10届奥运会,这是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团参加奥运会。虽然后来中国又于1936年和1948年分别派团参加了柏林和伦敦奥运会,但由于当时的政府不支持,组团经费紧缺,运动水平低,旧中国在奥运会上始终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也于当年10月下旬宣告成立,并致函国际奥委会等国际组织,要求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唯一合法的全国性体育组织,撤销对原体育协进会的承认。尽管足球、篮球、游泳等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相继承认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地位,但国际奥委会却以中国政治局势不明朗为由,拒不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虽然在1952年由于苏联和第15届奥运会东道主芬兰等国的努力,新中国的体育代表团终于在奥运会闭幕前5天抵达了赫尔辛基,在会场上升起了五星红旗,但直到1954年国际奥委会雅典第50次会议上才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唯一的全国性体育组织。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美国人布伦戴奇未经任何会议讨论,私自以“中国民国”名义把台湾的奥委会仍保留在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名单中,埋下了“###”的伏笔。
后来,我国体育界的有关同志为了纠正国际奥委会和其他一些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中的类似错误,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工作和斗争。但国际奥委会和其他一些国际体育组织在布伦戴奇等一些顽固势力的控制下,明目张胆地在国际体育界制造“###”。
1958年8月19日,在多年交涉未果的情况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不得不发表声明,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下属的十多个单项体育协会,也相继宣布退出有关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
根据奥林匹克宪章,奥运会是国际奥委会的私有财产,未经其承认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不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也有类似的规定,禁止其会员组织与非会员组织进行比赛。所以从1958年起,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尽管当时我国体育界的同志们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贺龙同志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下,采取了许多勇敢而睿智的措施,促成了诸如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新兴力量运动会和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等国际体育赛事,但包括奥运会在内的大多数世界性的赛事都把我们挡在了门外。在此期间,又逢十年“文革”的破坏,我国体育运动竞技水平有很大滑坡。
恢复我国席位的前哨战(1)
1971年3—4月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筹划下,我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开创了“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同年7月,在巴基斯坦方面的配合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出现了转机。
1971年10月25日,在纽约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1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及利亚等友好国家提出的驱逐台湾蒋介石集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2月27日双方发表《上海公报》,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
所有这些重大政治事件都为尽早在国际奥委会和相关国际体育组织中恢复我合法席位创造了良好的国际和政治大环境。
我正是在这个时刻,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湖北沙洋干校回到北京,并于1972年2月23日被调进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外事组(后改名为国际司)工作。与我一起进入国家体委的还有石天曙、许放、刘延立、王金榜、费颐祥等10位同志。
正值20多岁的青春年华,我们这批国际体育战线的新兵虽然满怀激情与活力,但毕竟缺乏对体育外事工作的深刻了解,缺乏对我国外交政策的认真研究。国家体委领导为了让我们在实践中受磨炼、长学问,派我们直接去境外承担了最基础的援外体育教练组翻译工作。我奉命于1972年到1975年先后赴非洲的摩洛哥和突尼斯执行了两年半援外教练组的任务。在两次援外工作之间,我还在北京参加了第一届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的工作,并作为翻译陪同四川省乒乓球队赴西非五个国家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访问。其他和我一起被调来的年轻同志以及1973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和第二外国语学院分配来的30多名年轻同志,大都参加了类似的援外工作。
正是在1972年到1975年这段时间里,体育界有几件大事对我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有直接影响:
——1972年,国际奥委会在慕尼黑召开的第73次全会上选出了爱尔兰人基拉宁勋爵任国际奥委会第6任主席,结束了蛮横专制、阻挠恢复我国席位的布伦戴奇统治的时代。
——1973年11月,亚奥理事会通过了驱逐台湾蒋介石集团、恢复我国合法席位的决议,为我国全面参加亚洲地区的体育活动铺平了道路。
——1974年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同志除了负责其他领域的工作外,同时分管全国的体育工作,使我们体育外事工作者备受鼓舞。
——1974年9月,新中国第一次派团参加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第7届亚运会,纠正了在洲级运动会上由台湾省代表全中国的不正常局面。
1975年3月13日,我结束在突尼斯的援外教练组工作后,回到北京。之后就被分配在国际司分管国际体育组织工作的国际组织处。我具体负责国际奥委会的部分工作和其他两个综合国际体育组织的工作。当时的国际组织处处长是何振梁同志。两位副处长均是从外交部调来的资深外交官,一位是从我国驻英国大使馆回来的张千同志,另一位是从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回来的王亦洲同志,正是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我作为国际体育战线的一名新兵积极投入到了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合法席位的工作中。
1975年,我国的民间外交还没有全面展开,只有体育外事工作开展得比较活跃。所以当时有不少外事干部陆续从各部委干校调到了体委来工作。他们大都有较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且懂外语。但1975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已在全国展开。江青“四人帮”及其在国家体委的代表极力想控制国际司这一块阵地,派人进入了司领导班子。他们与国际司内一些受极“左”思潮影响比较严重的人里应外合,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干扰了恢复我国在国际组织中合法席位工作的正常进行。尽管如此,由于国际司大部分同志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处事比较稳重;而我们30多个从北外、北二外等大学干校调进来的年轻人又基本上是“文革”中所谓外事口的“保守派”,所以“四人帮”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国际司没有形成太大气候。
恢复我国席位的前哨战(2)
当时的司领导班子由倪志钦、徐寅生、朱仄、宋中、周正、郭雷、王文忠和朱德录8人组成,是全委独一无二的超大型司级领导班子。国际司的工作人员分在7个处总数近140人,占当时国家体委工作人员的近半数。国际组织处包括3位处长在内共有17人。除了亚乒联盟设在我处由3人共管外,其余每个人都要分管3—4个国际体育组织。当时分管国际体育组织工作的司领导主要是朱仄同志和宋中同志。我处的工作人员也是老中青三结合,记得主要有许德近、吴禄成、张全德、楼大鹏、黄继阳、吕圣荣、屠铭德、张淑英、李雅佩、严南德、孔庆文、赵品润等。后两年又略有调整,严南德同志出国工作,石天曙、夏雪珍和苗淑宝同志调入。何振梁同志和张千、王亦洲同志正是带着这么一支攻坚部队开始了从1975年到1978年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合法席位的三年前哨战。
周总理早在1972年5月16日就在国家体委关于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开展驱蒋斗争的一个文件上批示“原则同意,实行时应有准备地分步骤地进行斗争”。周总理在这个批示中还提出了关于要协调好务内和务外关系的意见。
1974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伊朗排球队时明确地指出:现在国际上各方面都要反对霸权主义,体育界也是一些霸王在那里把持着。过去第三世界各方面都没有发言权,体育界也一样。现在开始有发言权了。体育界有相当一股势力很顽固,他们那些霸王不准我们比赛,我们就偏要比赛,慢慢他们就觉得再抵制也就没有味道了。总之,要冲破他们的垄断,他们就虚心一点。咱们这些国际体育组织应该组织起来,过去就是那么几个有钱的国家在那里搞,恐怕在国际组织中最守旧的就是体育界。邓小平同志在此次和接下来的几次会见中明确点了足球、游泳和田径等有关国际组织的名。
因此在1975—1978年恢复我国合法席位的工作重点就放在了国际奥委会和足球、田径、游泳等重点项目上。同时我们也不放松在其他国际体育组织中恢复我合法席位的工作。
恢复我国在相关国际体育组织中合法席位的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加强我国与各国际体育组织之间相互沟通、相互了解的过程。
在1974年前,我国仅是赛艇(划船)、皮划艇、击剑、排球等6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成员。到1975年初,我国已是13个国际单项体联的会员,这说明我们积极主动、有重点的工作方针有了初步成果。但在当时“文革”尚未结束的政治环境中,外事口的某些同志还难以摆脱“左”的思想禁锢,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恢复我席位的工作也很难大幅度推进。
1975年5月,在意大利罗马召开了各国奥委会大会,期间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召开了与各国奥委会总会的联席会议。随后,国际奥委会第76届全会又于当年5月21日在瑞士洛桑召开。为了准备这两次重要会议,我们几乎天天开会。有时连续几天热议,逼得我们不得不白天进行讨论,晚上学习研究中央的方针和国际奥委会的材料。委领导于步血、李青川同志以及外交部的有关同志多次听取了我们的汇报。
虽然明知只有国际奥委会才能决定恢复我席位问题,罗马各国奥委会总会不能最后决定我席位问题,但领导还是决定对罗马会议也要开展全方位攻坚,以造成舆论压力,影响国际奥委会洛桑会议。所以我们于1975年3月底有些仓促地致信近30个友好国家,并于4月9日向国际奥委会寄出了“关于恢复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即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合法权利的提案”。我作为法文翻译除了翻译法文初稿外,还在会前陪领导会见了一大批友好国家驻华使节。特别是3月20日伊朗新任驻华大使拜见赵正洪副主任,给我们带来了伊朗奥委会坚决支持我国的立场的信息。
尽管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提前于1975年4月27日至5月3日在扎伊尔首都金沙萨召开了全会,通过了支持在国际体育组织,特别是在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纳我驱蒋”决议。但在罗马会议和国际奥委会第76届洛桑全会上,会议成果却远远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乐观。
派代表出席罗马会议的国家奥委会达92个,其中17个国家代表发言支持我方提案内容,但主张“纳我而不驱蒋”的有24个国家代表。出席洛桑国际奥委会全会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达70多位。其中7位委员发言支持我国提案,而另有14位委员明确表示“纳我而不驱蒋”。
在此两个会议之前,台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据伊朗朋友告知,台方为了拉选票,在欧洲和中、南美洲兵分三路,大搞民间的“金钱外交”,十分活跃。我们在会前和会议期间的工作不可谓不努力,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症结何在?
通过前哨战,我们在一线从事恢复我合法席位工作的同志们隐隐约约感觉到,通过我们的工作,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支持恢复我席位的力量正在扩大,但在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反对驱蒋的力量也很有市场。在短期内,说服后者难度很大。
与此同时,我们并没有放松在其他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工作。但由于“文革”并没结束,极“左”思潮不时冲击着我们恢复席位的工作。
。。
国际足联主席在京受批判(1)
1975年5月5日,在香港著名实业家、香港足球总会会长霍英东先生的安排下,前一年刚刚当选为国际足球联合会主席的阿维兰热先生应邀访华。
5月4日,国际司一位负责人和当时的中国足协主席会见了先期赶到北京的霍英东、霍震霆父子。参加会见的有驻香港新华分社的李大达及我和吕圣荣同志。霍英东先生重点介绍了阿维兰热先生的情况。阿是国际奥委会的资深委员,目前排序第一,讲葡萄牙语、法语、西班牙语,能听懂英语,但说有困难。他是律师出身,现为多家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阿为人正直,在国际体育界影响很大。他曾作为巴西国家水球队运动员参加过两届奥运会,在巴西担任了近20年的体育总会主席、副主席等领导职务。阿维兰热先生对华很友好,他在参加国际足联主席竞选时就承诺,他当选主席后一定要解决把八亿中国人民排除国际足联之外的不正常现象。
在会见中,霍英东先生还用他那粤语味甚浓的普通话告诫我方领导,他和震霆已在亚洲和国际上为恢复我国在国际足联的席位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好不容易把国际足联主席及秘书长请来了,请我方务必耐心细致地做好工作。
5月5日,阿维兰热主席由国际足联秘书长凯泽尔(瑞士人)陪同抵京。考虑到阿的祖籍在比利时,他的法语讲得很好,领导决定让我做翻译参与接待工作。但考虑到会谈的重要性,临时借了外交部的葡语翻译担当会务谈判翻译,但我也少不了要加班为葡语翻译准备相关参考资料。
5月6日,还是由国际司那位负责人和当时的中国足协主席出面与阿维兰热和凯泽尔先生会谈。霍英东和霍震霆先生坐在国际足联一方参加会谈。
出席会谈的还有国际组织处的副处长王亦洲、张千同志和工作人员楼大鹏、吕圣荣同志以及从欧美处借调来讲西班牙语的王正夫同志,我兼作会议记录。
当阿维兰热主席把当时国际足联关于解决中国席位的主流观点介绍了一半时,我方领导就迫不及待地指责说:“这种观点实际是###论调的翻版”,“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强加给中国人民的。”阿维兰热主席被中方两位主谈判者的态度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张口结舌。好在霍英东父子打圆场,谈判才继续下去。当我方两位领导听完阿维兰热和凯泽尔的建议后,又以训斥的口吻教训对方“要站到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来解决问题,不要为帝修反帮腔”。阿维兰热是位十分耿直的人,虽然耐心听完了两位的“教训”,了解了中方的观点。但他也一肚子气,会谈开始时的笑脸随着会谈气氛的沉重一直未能再现。
上午会谈结束时,阿维兰热主席仍不失真诚地说:“今天了解了你们的要求和观点,我将向国际足联执委会通告。但请你们相信,我本人是真心实意愿意解决中国问题的,只是需要找到一种合理的途径。”
下午我和王亦洲同志陪阿维兰热等去登长城。不知是时差影响,还是上午会议气氛太压抑所致,在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内他只讲了几句话,就打起了瞌睡。只是在登上长城后,他才做出少有的伸展双臂的动作,笑着说:“解决中国席位问题,像登长城一样,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登,欲速则不达。我绝不是反动派!”
三十多年后,时任香港奥委会主席的霍震霆先生在与我提及阿维兰热先生的第一次访华时,仍会提起当时他们的尴尬处境和对阿维兰热主席具有讽刺意味的“反动派”一说。
当天晚上,当时的国家体委一把手庄则栋(王猛同志被江青“四人帮”打击排挤,已调离国家体委)会见并宴请了阿维兰热、霍英东一行。然后根据我们安排的日程又去看了中国和芬兰队的篮球比赛。
5月7日上午,我陪主席先生一行去参观故宫。由于他是首次访华,我尽可能详细地向他介绍了有关故宫的建筑、历史和趣闻。他对宏伟的故宫建筑表示钦佩和震惊。当天下午,我们在首都机场为他送行时,他除了表示感谢外,还使劲握着我的手说:“我不再重复了,请相信,我绝不是反动派,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会有办法!”
阿维兰热先生是个真诚、耿直的性情中人。我通过与他老人家三天的朝夕相处,确信他会兑现自己的承诺。如果不是极“左”思潮的干扰,阿维兰热先生第一次访华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恢复我国在国际大学生体联的席位(1)
早在1959年时,我国就派队参加了在意大利的国际大学生比赛。但由于当时意大利仍与台湾当局保持着所谓“外交关系”,意方不允许在赛场升五星红旗,由此而引起许多国家同情我国,纷纷降下本国国旗,以表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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