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风云-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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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章　民国九年
（1）风继续吹着；细蒙蒙的雨丝；正淅淅沥沥的向大地飘洒着。此是江南上海的一月；虽不至于寒风刺骨；但街上的行人还穿着夹皮袄；或套着厚棉褂；偶而一辆黄包车夫载着客人奔过；还可微微看见嘴前吐出的白气。此时；一个瘦高个的青年；穿着单薄的秋衫；在寒风中茫然的走着。
　　仿佛过了许久；那男子叹了口气；又仿佛在喃喃自语；“我这是怎么了；明明是和同学相约春游去爬山；结果爬到山顶太累了；躺在草地上睡着了；一觉醒来；竟然来到了民国九年的上海。幸亏是新时代的青年；什么场面没见过；要不然非疯了不可”。想起昨天上午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当时惊觉来到民国；诡异害怕的不行；发了好长时间的呆；肚子饿的不行；才想到怎么生存这个大问题。万般无奈；只好去当铺把那身只穿了两次的阿迪达司休闲衣给买掉；换了五快大洋；又去旧衣店买了一套二手长衫；花了五角银子。"；我该怎么办？"；张佑白不断的问自己；"；大约我可以去学校里面教书；或者去报馆里当编辑；毕竟好歹自己也在一所三流的大学读了两年中文系。凭自己读过的那么多当代名家的作品；说不定还能把诺贝尔文学奖收入囊中。张佑白想到这里；挺直了腰杆；大步向此行的目的地苏河北路走去。
　　苏河北路是旧上海有名的棚户区；弄堂窄窄的；没有光；潮湿的墙壁滑腻腻的；仔细望去；上面还有一些绿色藓苔。　这些阴暗潮湿的小巷；就是上海人常说的弄堂。“弄堂”是上海人对里弄的俗称，“里弄房子”就是弄堂建筑。弄堂和弄堂房子其实是上海开埠后的“土特产”，起初外国人只许中国人在租界里工作，而不允许在租界里居住。后来发现要发挥上海大都市的潜力，仅仅靠那些为数不多的外侨显然是不行的。于是在19世纪五十年代太平天国运动进入江南，大量富有的中国难民要求移入的情况下，租界当局便顺水推舟，将租界向中国居民开放。为了便于管理，就在指定的地块上兴建大批集体住宅。这些房子多为立帖式结构，像兵营一样联立成行，对内交通自如，对外只有弄口抵达马路，弄口设铁门，可以随时关闭。在旧时的上海，能住得上弄堂的，至少也是有固定收入者，否则便无法交付每月到期必须缴纳的房租与房捐（或称巡捕捐、绿衣捐）。既然社会是分层次的，弄堂自然也有高中低之别。不同级别的弄堂房子在质量上差别较大，而更重要的差别是地段不同。一般来说，位于闸北、南市的较差，虹口稍微好些，静安寺路和霞飞路一带最好。上海旧时有“上只角”、“下只角”之称谓，“上只角”就是指城市西区的高级住宅区，“下只角”自然指的是那些低级住宅区，两只“角”的房租可以相差三四倍甚至十倍以上。当然；苏河北路只是属于比较低级的弄堂。
　　终于在弄堂的拐角处；张佑白找到了一所小小的房子。房东是一个徐娘半老的女人；黑黑的头发；还有着一副好看的瓜子脸。"；年轻时一定是个大美人；"；张佑白心里嘀咕着。可是这个时候；也少了猎艳的心情。当衣服换来的五快大洋，还剩下四快多，交了两快钱的房租，还有两快多钱。虽然这个时候的物价不是特别的高，可这两快多钱也只能勉强维持一个礼拜。以前看别人穿越风风光光，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打下诺大的江山，现在看起来是多么的离谱。既不会高深的武功，也没有重生到一个有钱有势的家族，又于这个社会有着历史的隔膜，只凭着零零散散的记忆，想要混下去真是太难了。
　　张佑白所住的房子，就在靠楼梯口的二楼，楼层之间真是矮小得可怜，进进出出都要低着头才可方便前行，里面仅能容下一张床的空间，没有桌椅，所幸床的尽头有一个小小的窗子，能够看到外面弄堂里的风光。“也许，在某一个江南的早晨，还可以领悟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照卖杏花的意境”，张佑白在心里不断的安慰自己。
　　在这所三层的小楼里面，住者十几户人家，在张佑白住的小房子的左边，住者一对年老的夫妇和他们的一个十七八岁的儿子，老夫妇由于常年的劳作，已经拖跨了身体，只能靠他们的小儿子维持一家的生计。在右边则住者一对姐妹，都在纺织厂做工，每天都来去匆匆，看到张佑白住进来的时候，也只是点了一下头，就匆忙离去。一整天没有合眼的张佑白，早已又困又乏，躺倒床上，不一会就已经混昏睡去。那皱起的眉头，闭着的眼睛似忽在思索，此时的民国到底是怎样的情形？南美洲亚马逊森林的一只小蝴蝶的振翅高飞，是否会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掀起滔天的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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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章　申报露芳华
（1）晃如梦境一样，张佑白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真实，好像在幻境一般。轻松自在的大学生活，嬉笑怒骂的朋友，青梅竹马的恋人，一切的一切都成为过去。
　　周围的人仿佛已经慢慢接受了这个新来得陌生人。毕竟是二十一世纪过来的人，张佑白清楚的知道，要想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大时代有所作为，必须主动的适应这个社会，让别人接受自己。就象前世的一句名言一样，“假如生活强奸了你，而你又改变不了它，那你快乐的享受它吧”。
　　这所楼房的十几户人家都是到上海来谋生或逃难的人，大人们整天忙着在外做工，而穷人家又没有钱共孩子读书，家里的孩子自然懒于疏管了。张佑白看到这种情形，白天闲着的时候，就把这些孩子集中起来，交他们读书人字，到也赢得了大家的尊重，见了面都尊称一声先生。
　　毕竟才十九岁的年纪，白天在外面走走，知道现在上海还是原来历史中的情形，此时的中国直奉军阀刚刚结束混战，吴佩孚大获全胜，威名天下皆只，而孙中山还在广州苦苦挣扎，妄图借助滇粤军阀北伐。而此时文化界，五四运动的烽火未灭，新文化运动已经蓬勃发展起来，陈独秀、胡适、鲁迅已经成为这个时代青年的偶像。
　　而此时的上海滩这座庞然大城，更是整个东亚的经济、文化中心，只是繁华中透出几多颓废。
　　这里是白相人的世界、这里是冒险家的乐园，黄浦江、租界、百乐门、跑马场，构成这个时代最直观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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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堂里放了好多吃食担，一群小孩子在不停的跑闹。张佑白在外面走了一天，花了几角钱买了纸墨，回来就构思写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好？
　　钱已经不多了，此时的文化界，新文化运动已经形成，陈独秀、胡适正在大力鼓吹白话文运动，这对自己倒是有好处，因为自己记得的文学大家的文章基本上都是白话文。
　　“写什么好呢”？张佑白拿着手里面的一份申报，边浏览边思索着，突然二版上的一个标题一起了张佑白的注意：
　　‘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黑色的特写标题非常醒目，字的左上角还标示着一个红色的编辑致语：现实主义VS无政府主义大论战。
　　论战是作家学者们之间很平常的事。远在古希腊古罗马就有辩论之风，那时还没有印刷品出版物，人们意见不同用不着写作印刷，直接当众演讲或干脆面谈就行了。中国在春秋时期也是“百家争鸣”，在《孟子》、《庄子》等古籍中都记录了先秦人们坐而论道的情景。
　　而到了中国现代文坛上就不一样了，不仅“论”，还有“战”。人们各抒己见的同时，还对对方尽力贬损诋毁大加###甚至张嘴开骂，早已没有了古时的平和和优雅，带上了太多的政治色彩，而不仅仅是限于文艺上的切磋了。于是，中国现代史就成了一部论战史。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前，文艺界、思想界好像就从来没消停过，几乎每天都在打嘴仗，要么就是在忙上一次论战的总结和下一次论战的准备。这期间，涌现出大批的论战高手，开一代风气之先河，成就一代名家。“一个都不放过”睚眦必报的鲁迅，温文尔雅的胡适，有着英国绅士风度的林语堂、梁实秋，以及左联那一大群今天可以看作愤青式的文艺青年，都活跃于文坛之上。
　　当然，这个时期的民国文坛，林语堂、梁实秋还远没有成器，左联还没成立，只有鲁迅和胡适、陈独秀等人在当时的民国已经闯出了诺大的名声。
　　二十世纪初期，各种主义思潮在中国流行传播，其中保皇者有之，改良者有之，革命者亦有之。而革命者中。为了追求彼此间不同的信仰，论战是在所难难免的。
　　早在1919年2月，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就在《进化》月刊上发表《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一文，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所谓“集体主义”加以攻击。
　　1920年春，也就是现在的民国九年，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在《奋斗》杂志上连续发表题为《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和《为什么反对布尔扎维克》的文章，向马克思主义公开挑战。
　　张佑白心里暗道，虽然从报纸的评论还难以看出无政府主义和现实主义谁胜谁负，但历史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已经注定无政府主义者必定失败的结局。
　　自己虽然不是政论家，但应试教育的熏陶，那上百次的作文考试也不是白练的，写一篇评论文章，应该没什么问题。
　　于是张佑白趴在床上，铺开稿纸，手里拿着笔在纸上划着思索着。
　　不知不觉间，天色已经暗淡了，那扇窄小的窗口透出几丝路灯发黄的灯光。在昏暗的光线下，张佑白正在奋笔疾书，灯光照在那英俊的脸颊上，那专注的精神，更显得魅力非凡。
　　张佑白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人类自有文明以来，多有国家政体之争论，一朝一代，莫不如是。太平盛世，国人生活安逸，思想多懒散，文人士大夫阶层，骄奢淫逸，自不喜旁人干涉，而平民阶层，由于文化普遍不高，只要但能生活，则很少人关注此类话题；而没到乱世，国破家亡，社会动荡，士大夫阶层多地位不保，而民众则要遭受战争奴役之苦，则多思前朝太平之治，此时现实主义之风甚盛－－－－－－－－－－－－－
　　由此知之，今日之中国，两种主义之根本区别，在于对社会现实之看法。如若国家富强，阶级消亡，人民富裕，则何来主义之争。窃以为，少一点论战，多一点实干，才是当今中国之第一要务。——《多一点实干，少一点论战》”。
　　写完以后，在月色中，张佑白把稿件投递个申报设。
　　在弄堂里的小吃摊上吃了一碗担担面后，张佑白缓步走进房间，合衣躺在床上，确实有点累了，不一会儿，就沉沉的进入了梦乡。
　　清晨，一道刺眼的阳光照射了进来，张佑白在迷迷糊糊中醒来。以前在前世的时候，自己可是经常睡懒觉，来到这里以后，好像精神了起来，比以前早起了很多。
　　此时听到窗外一阵欢呼声，“三哥好身手，三哥好功夫！”
　　只见一个高大的汉子，赤着上身，年纪也不过二十出头的样子，目光如电，一看就是练家子，双拳舞动，正在给几个半大小子演示，这个三哥就是叶飞鹏，因在家行三，性格豪爽有喜行侠仗义，故人称三哥。
　　这几天的相处，张佑白和叶飞鹏混的挺熟，这个叶飞鹏在一家烟厂上班，由于为人仗义，在工友当中很有号召力。
　　刚要下去打声招呼，就听到有人在喊，“张先生快下来，有您的信件！”我知道前几天投到申报的文章终于发表了。
　　走到楼下，取回信件一看，果然是一张支票和一封编辑的信，信上写到：“佑白先生，您的文章《多一点实干，少一点论战》已在本报发表，您的文笔和思路很新颖独特，我们很欣赏您的才华，希望您有时间到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申报》报馆，期待与您的会晤。并寄稿费三元整/史量才。”
　　张佑白心里很高兴，这可是自己第一次挣到钱，并且这个史量才可是民国年间的报业大亨。
　　史量才，原名家修，祖籍江宁，清同治三年（1864年），其父移居松江府娄县泗泾镇，开设泰和堂中药店，遂入娄县籍。早岁颖悟、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中秀才。戊戌变法后，受维新思想影响，放弃科举，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学习。年假归里，与地方人士筹款，在泗泾创办养正小学堂。蚕学馆毕业后，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上海创办女子蚕桑学校（后该校迁至苏州浒墅关）。同时，又先后在南洋中学、育才学堂、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务本女校任教，并与黄炎培等发起组织江苏学务总会。为反对清廷向列强借款筑路，参加收回路权运动，被举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曾亲至石湖荡桥梁工地现场擘画。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任《时报》主笔。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江苏独立运动，响应革命，曾清理江海关财务，后被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
　　民国元年（1912年）接办《申报》，任总经理。从此，倾毕生精力，锐意经营。民国五年（1916年）还清了张骞等在《申报》中的股款，从而使《申报》摆脱了张謇等影响。
　　由于思想倾向进步，国民党当局威逼利诱均无效，遂遭忌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在由杭乘汽车返沪途中，经海宁翁家埠附近时，被戴笠所指挥的军统特务狙击逃至一池塘内，头部被击中2枪后遇害。
　　“有时间一定去拜访这位民国文化界的名流”，张佑白不自主的想到，古人常道“人无外财不富”，若无名人的引荐，自己不知何时才能出人头地。
　　又想到这段时间邻里的照顾，张佑白又买了一些糖果糕点送去，看到小孩子狼吞虎咽的样子，张佑白心里不住的一阵心酸，这时候的工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一天假不请也不过才九快银元，出去房租三块，也剩下不多少，生活的心酸可想而知。
　　“佑白，这么了？”叶飞鹏看到张佑白闷闷不乐的样子问道，“大哥，您看这些孩子，衣衫褴褛，连学也上不起，在看这些工友，辛辛苦苦，节衣缩食，任摆脱不了贫困的命运，想想可真让人心痛。”张佑白痛苦的说。
　　原本以为自己知道历史，会有多么厉害，可惜现在的自己什么也改变不了，看来一定要尽快出名，张佑白心里暗暗下定决心。
　　叶飞鹏面色微变，直视着张佑白，点点头说道：“佑白，我知道你常年居与国外，对国内不太了解，你看到情形并不是最坏的，你到河南、直隶走走，那里连年内战，老百姓更是困苦不堪，这个国家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张佑白心里面暗喜，这个叶飞鹏果然是个人物，自己将来若想成事，一定要多揽人才，于是微微思索，正色道：“飞鹏兄，小弟常游历欧美诸国，每每看到各国因变法而兴盛、因革命而自强，咱们这个国家虽然建立了民国，但北洋当道，军阀割据，政令不一，然若要富强吾国，必现打倒军阀，重建民国，不知飞鹏兄敢否住小弟一臂之力？”
　　叶飞鹏眉头一皱，大声说道：“佑白何出此言，我虽然读书不多，但也知道救国救民的道理，只要你真心为了这个国家，三哥这条命就交给你了！”
　　“好，不愧是湖湘的好汉子，就让我们为这个国家、这个苦难的民族做点事情出来！”张佑白大步走过去，四只手紧紧的握在一起。
　　

（1）第三章　　报馆初相会，佑白显作为
（1）　民国九年，一月二十八日，连绵的细雨终于消失的无影无踪，上海的街道上又恢复了人潮汹涌。伫立在黄浦江畔环龙路上的繁华，还是出乎张佑白的意料。波涛混浊的黄浦江水静静流淌着，靠近岸边的一排排白色建筑物冷冷的打量着过往的船只。环龙路处在法租界的繁华地带，人口异常稠密，两旁遍布了各种商店。而着名的申报报馆就坐落于环龙路与华兴路的交叉出。
　　此时，申报报馆的们房里，老黄还和往常一样和进出报馆的各色人等打着招呼。已经五十多岁的老黄，是现在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老家人，大小就服侍在身边，因此自从史量才接管申报，老黄也从老家赶了过来，在门房里负责招呼来客。
　　老黄永远记得那个天气放晴的午日，日后那位被成为东方奇男子的民国风云人物，第一次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请问，老伯，史先生在吗？”老黄抬起头来，只见一个消瘦的青年站在面前，微笑着向他点头致意。老黄自认在门房里待了几年，也见识了不少人，但这青年的气质却似乎从未见过，只见他一双剑眉，高耸的鼻梁，微笑的嘴唇，特别是那双似水般深沉的眼睛，让人一看不由自主的感到亲切。这种气势自己也只有在史先生，及和史先生常有来往的商界大亨虞洽卿身上才能隐约看到。
　　“您和史先生有约吗？”老黄觉得刚才有点失礼，于是连忙问道。
　　“是史先生约我来见面的，麻烦您通报一声，就说张佑白前来拜访。”张佑白微笑答道。
　　“您就是张先生啊，前几天史先生还说您文章写的好呢，您跟我来，史先生正在二楼办公”。
　　申报馆的二楼，首先迈入眼帘的一个宽敞的大厅，布置的中西合璧，简洁素雅，中间放了一张宽大的白枫木桌子，上面放慢笔墨报刊，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正激烈的讨论着什么。
　　这时老黄穿过人群来到一张方桌前，在一个中年人耳边说了什么。那中年男子马上站了起来，望张佑白这边疾走了过来。
　　“这是一个外柔内刚、古道热肠的文人，廋弱的身材、浓黑的眉毛，头发正齐的往后梳着，炯炯的眼神透露路几分执着。”张佑白心说，这一定就是大名鼎鼎的史量才了，头一次见到历史中大神级人物，张佑白不由得热血沸腾，即紧张又激动。
　　“你好，史先生，我是张佑白”，张佑白说着边握紧了史量才伸出的手。
　　“佑白是吗，没想到你那麽年轻，真是英雄出少年，走咱们到里面的会客室去详谈”，环顾了一下四周嘈杂的环境，史量才笑着说道。
　　这是一个简洁的小屋，里面放着几副桌椅，两边的墙壁上挂了几幅名人字画。正前方则挂了一副横幅：
　　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
　　“佑白，你是那里人啊？听口音不像本地人”。史量才边倒茶边问道。
　　“幸亏早有准备，那套说辞，不知道说了多少遍，早已背的滚瓜烂熟”，张佑白一边胡思乱想一边回答道：“我祖籍河南，光绪末年随父母迁居南洋，虽长居海外，但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祖国，因此，在父母逝世后，我没了牵绊，就回祖国，希望能为这个苦难的国家做点什么。”
　　史量才抿了一口茶，问道：“佑白现在有什么打算？”
　　“纵览世界各国，欲始国富强，必使民富强；欲始国独立，必使民独立；而民之富强独立，首先是精神上独立，其次是经济上独立，最后是政治上独立；因此，我打算一面文学上做点事情，一方面实业救国。”张佑白挺直了腰杆，注视着前方答道。
　　“哦，这麽说，你不但文采了得，还擅长经济之道？那你就说说《申报》前途在何方？”史量才奇道
　　止不住心里一阵激动，张佑白知道，能不能让史量才相信自己，就在此一举。因此，微微整理了一下思绪说道：“现在上海的新闻界竞争非常激烈，申报、新闻报、时报，走在最前列，但正面临着众多小报的强劲竞争，市场将面临一次新的洗牌，将来肯定是强者横强、弱者越弱，因此《申报》只有成为大的集团性的公司，才能未来立足。
　　“哦，此话怎讲”史量才放下茶杯，第一次凝重的问道。
　　“用生态学中生态位规律看，每一种媒体都必然有其特殊的生态位，也就是说有其特殊的生存与发展的土壤和条件。从营养生态角度分析，受众资源与广告资源是当代媒体的基础营养生态位，因此，媒体必须遵循科学准确严谨的原则，从生存与发展的角度选择好自己独特的生态位，也就是要有准确明晰的独特定位。在这一点上申报做的和好，已经提出“新一代新闻资讯报，新一代市民生活报”的报纸定位。接着就要以相对新的机制来运作，如采编、发行、广告三位一体的经营方式；积极的员工绩效奖励措施；发行上采用大投入，高成本的发行费率倒贴方式，还有“敲门发行、投递入户”等措施。做到这一点，申报就能在上海滩立足，史先生以为然否？”张佑白微笑这说。
　　“哈哈，好，佑白不愧是闯过南洋的人，果然一语道破报刊业的真谛，”史量才激动的说。
　　“史先生，其实这只是报业发展的第一境界，何足道哉！”张佑白心里窃笑道，以前那个时代，报业竞争比这激烈多了，说些唬人的大道理，那还不是小儿科。
　　“哦，还有什么”，果然，史量才双目放光，好像猎人见到了猎物一样。
　　“其实，这最高的境界就是反客为主。史先生您是报业前辈，您也知道，现在各家报社都变着法子讨好读者，反而越来越难做。其实这就是一个理念上的错误。报纸发行的最高境界，不是去迎合读者的口味，而是去改变他们的阅读习惯。就好比现在上海人都喜欢看美国电影，但美国人根本不了解中国人的口味，所以最高的境界是去改变他们，而不是去讨好。
　　当然，做到这一点，必须自身够强大，就像英国的《太阳报》、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你可以不喜欢他，但你还要去看他，因为他们就是某方面的权威。”张佑白抿了一口手中的菊花茶，郑重地说。
　　“啪啪啪”掌声想了起来，“今天果然没有白来，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只见一个三十如许，带着一副金丝眼睛的青年，似笑非笑的站在门口。
　　“哈哈，今天，果然是双喜临门啊，佑白既来，正秋又至啊，走今天去太白楼，咱们要不醉不归。”史量才大笑着言道。
　　张佑白一愣，这个正秋莫非就是民国年间的电影先驱郑正秋。
　　郑正秋1902年肄业于上海育才公学。1910年开始发表“丽丽所剧评”，受聘为《民言报》剧评主笔，并主办《民立画报》和《民权画报》。主张改革旧剧，提倡新剧，认为戏剧应是改良社会、教化民众的工具。
　　1913年郑正秋与张石川合组新民公司，专事承包亚细亚影戏公司的编、导、演业务，并与张石川合作编导中国第一部无声故事短片《难夫难妻》，首开家庭伦理剧之先河。它以广东潮州地区的封建买卖婚姻习俗为题材，写一对素未谋面的少男少女被双方父母逼成夫妻的故事。表现旧时代中国女性所受的冤屈、欺辱及其觉醒与抗争是社会问题片的重要内容。郑正秋晚期导演的《姐妹花》也是其中最为优秀的作品。主要讲述的是生长在贫富不同家庭中的一对孪生姐妹的不同命运遭遇。妹妹做了姨太太，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姐姐嫁给农民，过着辛劳贫困的生活。由于天灾人祸姐姐被迫到妹妹家里为妹妹孩子当奶妈，由此引发了诸多令人心碎的情节。郑正秋一生共编导影片四十余部，是第一代导演中的佼佼者。
　　张佑白心里一动，一个大胆的计划慢慢在脑海中产生，后人也许不知道，世界电影界的格局自从三人的首次相会，慢慢的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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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四章　　凤凰传媒的成立
（1）太白酒楼坐落于华兴路的北街口，背靠浊浪滔滔的黄浦江，来往船只如梭，风景秀丽，菜肴美味可口，因此很受上海文人墨客的欢迎，人来人往，生意好的不行，因此，那肥胖的朱老板整天笑的合不上眼睛。
　　作为太白酒楼的熟客，史量才和郑正秋自不陌生，早有小二通知了老板，那朱老板扭着肥胖的身躯笑呵呵的走来，“史老班、郑先生，您二位可有些日子没来了，这位小兄弟是？”朱老板能在这鱼龙混杂的上海滩混，那眼光自有其独到的地方，面前这个灰布长衫的青年，虽然衣着朴素，但自有一番吸引人的气度，虽说在史郑两位沪上名人面前，但却丝毫不落下风，令人不敢小觑。
　　“哈哈，朱老板果然有眼光，这位小兄弟就是我新结识的忘年交，从南洋归国的才子张佑白，”史量才笑着答道。
　　“朱老板，不要光顾着说话啊，我们还没吃放，肚子已经饿坏了，今天这顿饭你可要请客，”郑正秋诙谐的说。
　　“好好好，今天这顿饭我请，也算是给小兄弟接风洗尘，”朱老板笑呵呵的说着，领着三人走进了二楼的雅间。不一会酒菜上来，朱老板又陪着说了会客气话，然后就托故走了出去。
　　“佑白，你以后想在报业发展吗？”郑正秋放下手里的酒杯，凝视着张佑白问道。
　　听到这里，史量才也严肃起来，紧张的望着张佑白，心说一定把这个满腹才华的青年招到自己名下，不然将来一定会后悔一辈子。
　　最为后来人，张佑白清楚的记得，此时的郑正秋正处在人生最低估的时候，自己的最佳拍档张石川和他的朋友正忙于开办自己的电影公司，而自己一手创办的新话剧社却几经挫折，正面临倒闭的窘境，直到一九二二年和张石川重新合作，创办明星影片公司，才摆脱困境，从而走向人生最辉煌的时期。
　　“正秋兄，我前一时间旅居国外，看到电影文化已经成了一个新的流行潮流，其影响之深远、获利之稳健，真是闻所未闻，因此，我想在这上面有所作为。”
　　“你想拍电影，这可不是说着玩的，一是没有拍摄经验；二是缺乏电影拍摄器材；三是投资颇大；四是演员难找；并且就算拍成了，观众也不一定会喜欢。”郑正秋惊诧到。
　　张佑白心说开什么玩笑，记得在以前的历史上，也就是在明年中国的第一部商业电影《阎端生》就要浮出水面，虽然是粗制滥造的影片，但却万人空巷、大卖特卖，所以上海人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想到这里，张佑白抚了一下袖间的衣衫，淡淡的笑道：“正秋兄说的确实有道理，但我们却可以反其道而思之。就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