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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上卷)-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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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毓汶讨厌清流党,结怨始于一次清流党人的###。
那是孙毓汶刚放工部左侍郎时,一次杨忠愍公祠的###上,清流党干将邓承修,毫不留情地说他这个左侍郎,是靠走醇王府的门子得来的。另一干将黄体芳则说他是靠趴在地上,给小王爷做马骑换来的。工部有个主事也参加了这次###,为之鼓掌叫好。孙毓汶得知后气得不得了,他奈何不了邓承修、黄体芳,却可以整治工部那个主事。
不久,朝廷要外放一批边远地区的知府,孙毓汶便将这个主事的名字报上去。此人被分到云南匪乱最重的东川府,叫苦不迭。不到一年,孙毓汶又指使心腹云南藩司参东川知府一本,说他治乱不力。很快,知府被贬为县令。前工部主事终于明白了此中的过节,请邓承修、黄体芳帮忙说话。邓、黄很为他抱不平,但苦于找不到孙毓汶陷害的痕迹,这个主事的冤终于无法伸清。然而,清流党人都心里有数,视孙为杀人不见血的奸邪小人,彼此之间的仇也便越结越深。这次孙升任打帘子军机,清流党人又好一阵子冷嘲热讽。孙决心伺机出这口怨气。
现在清流党人一下子外放三人,要说他们走红运了,也说得过去。三年前张之洞外放山西巡抚,两年前张佩纶升为副都御史,都是清流大用的明证。张之洞眼下又擢升两广总督,更成了万众瞩目的人物,官场内外都说他为清流露了大脸。因张之洞的能干,使朝廷许多人改变了“清流能说不能干”的传统看法。从这种背景来看,张、陈此次外放军事会办,应该是太后对他们的重用。但孙毓汶却不这样认为,他从蛛丝马迹中看出了另一些苗头。
他想:这事与李鸿章和谈一事同时传出,可见是李在昨夜陛见太后时提出来的。李鸿章一向与清流党不睦,由他来建议此事,不可能对清流党有利。如此说来,李所采取的手段也跟自己一样:陷对手于无形之中——让书生来办军务,以军务来困书生。想到这一层,孙毓汶高兴起来,心里说:你李鸿章聪明,我孙某人比你更聪明,你借太后之手,我就来借你之手。
于是,他以十分明朗的口气对奕说:“七王爷,依卑职之见,太后这个安排是很有远见的英明之举。她一是让张佩纶、陈宝琛二人有立功的机会,二是为了配合张之洞在两广的军事行动。曾沅甫、何小宋都是张之洞的前辈,他们都是积了一辈子的勋劳,才做上一方总督的。张之洞年纪轻轻,便擢升粤督,跟他们平起平坐,他们心里多少有点不服气。太后想到了这一点。一旦战争打起来,法国人海舰厉害,两广、闽浙、两江水域必定联成一气,如果曾、何两位与张之洞不配合的话,就会影响大局。故派他的两个好友去会办闽浙、两江的海防,这对张之洞是大有好处的。”
孙毓汶不愧为才高一筹,他这番话正说到奕的心坎里去了。因为有了与法国人打仗的失败,才有新军机处取代旧军机处,故而中法这场战争的胜负,便成了新军机处能否立足的关键。仗打胜了,新军机处就有了威望;若打败了,不但无威望可言,说不定也会全班换掉。在别的军机大臣而言,只是丢掉一个兼职,对于他奕而言,则有可能是主政之梦的彻底破灭。
这场战争的胜与负,重要之处在粤督的人选上。可以说,奕把这场战争之宝,甚至把自己主政之宝,都押在张之洞的身上。对于张之洞,只能全力支持,不能有半点损伤。经这么一点拨,他突然明白了这是太后的深谋远虑。奕从心里佩服慈禧的治国谋略,他重又从藤躺椅上站起,断然对世铎说:“莱山说得有道理。你明天禀明太后:军机处完全遵照太后的安排,即刻拟旨,发布张佩纶、陈宝琛外放闽浙、两江,同意派吴大澂去东北,与俄国人踏勘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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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和耶战耶(15)
世铎躬身答道:“我一定照七王爷所说的去办。若没有别的事,我先回去了。”
世铎刚要转身,奕又对他交代一件事:“你顺路到张子青家去一下,叫他今晚到我这儿来一趟。”
世铎领了这道旨意,命令绿呢大轿直奔煤渣胡同张府。
七十三岁的张之万刚睡好午觉醒来。他踱步来到书房,戴上老花眼镜,一边啜着浓茶,一边翻看着近日的邸抄。
邸抄上登载的多是有关越南战场上的事。有揭露徐延旭手下两个前线将领,互相倾轧而贻误军情内幕的;有抨击越南君臣昏庸贪婪,主张丢弃越南的;也有说张之洞以一介书生持节两广前途难卜的。张之万默默地翻着看着,自己的整个心绪都让这场战争给浸泡了。
蛰居老家十余载,不料古稀之年还能重返京师做尚书,升协办大学士,此次又进了军机处,张之万深知老来的这番风光,完全是醇王所送。他禀赋清雅,不贪钱财,现在到了这把年纪,就是有再多银子,他也消受不了。两个儿子都还争气,一个走的是两榜正途,现正在河南做个同知。一个举人出身,在江南制造局做个局员,收入颇丰。二子都不用他操心。他深服同辈好友曾国藩所说的话:子孙贤,没有父祖的财产,也有饭吃;子孙不肖,财产越多越坏事。因而,他认为昧着良心去聚敛钱财,其实是件很愚蠢的事,既害自己,又害子孙。
老状元已到了清心寡欲的境界。官位、权势、金钱、享乐,他都无所求了。惟一应该做的,便是竭尽全力为国效劳。这既是平生志愿之所在,也是为了报答醇王的知遇之恩。张之洞升粤督,其实并非他提的名。当年他做会试同考官,堂弟作为应试举子尚需回避,何况今日他为军机,弟为巡抚,若由他提名,岂非明显的徇私?张之洞的名是醇王提的,阎敬铭立即附和,他当然也同意。太后很快便钦准了。这说明堂弟恩眷正隆。
前几天,他收到张之洞临离太原前给他的一封信函。信中申谢对堂兄提携的诚意,同时也恳请堂兄给予指点和帮助。不用张之洞开口,张之万也会全力帮助的。这不仅因为堂弟年轻,前程远大,更重要的是目前的形势,明摆着是兄弟二人的命运已连在一起了。
张之万离开书案,慢慢地在书房里来回走着。他开始认真思索起来:应该从哪些方面为堂弟提供资助。
他首先想到的,便是应该为两广的军队提供一批新的枪炮弹药。在军机处讨论前线战事时,有人提到打败仗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装备陈旧,徐延旭、唐炯的军队用的都是当年打长毛打捻子时的枪炮,比起法国人来相差得太远了。
打仗靠的是武器。武器不利,如何打得赢?张之万想,这批军火要向洋人去订购。据说美国、德国都有人在中国专做军火生意。关键是要银子,这要请身为户部尚书的阎敬铭帮忙了。国库再紧,也要拨出几十万两银子给张之洞才行。此事明天就要找阎敬铭商量,最好由醇王来出面。
再者,应该调几员宿将去两广。张之洞毕竟是个书生,缺乏实战经验,带兵这码子事,还是沙场上打出来的老将靠得住些。调谁呢?张之万重又坐到太师椅上,闭着眼睛回想起来。
二十多年前那场弥漫全国的战火,仍令他记忆犹新。他虽然没有直接带过兵,但身为地方高级官员,与当时带兵的文武大员多有接触,对他们的才干长短都很清楚。可惜,当年的那些能征惯战的将帅们,如今绝大部分已凋零故去,剩下的几个也已老病不堪,再也上不了战场。张之万掰着指头一个个地数,终于想起了两个人。
一个是当年威名赫赫的霆军首领鲍超,因为战功卓著,同治三年江宁打下后,他被封为子爵。鲍超不识字,为人粗豪,有一则笑话说,他封爵后衣锦还乡,在四川奉节老家盖起一座壮阔的府第。有个秀才跟他开玩笑,说,你这个房子盖得跟宫殿一样,皇帝的宫殿叫皇宫,你是子爵,你的宫殿就是子宫了。鲍超不知此人戏弄他,反而很得意地说,我是子爵,住的府第当然是子宫,麻烦你老兄给我题“子宫”两个字,我要制一块匾,把它挂在大门上。众皆大笑。一个幕僚附着他的耳朵嘀咕了几句,鲍超明白过来,瞪着眼睛对那秀才说,你在侮辱本爵!那秀才忙叩头谢罪,鲍超居然也没惩罚他。鲍超今年五十六岁,正在湖南做提督,身体还硬朗,请他出马,对前线将士是个鼓舞。
另一个是娄云庆,湖南长沙人,十几岁投军,东征西讨,军功累累。现正做着正定镇总兵,还不到五十岁,是当年一批大将中存世的最年轻的一个。此人最是合适。
还有一点令张之万欣慰的是,现正在广东督办军务的兵部尚书彭玉麟乃湘军###,而鲍超、娄云庆都是原湘军的哨官。对于军营来说,这层情谊非寻常可比。
张之万想,这两件事都是大事,得赶快办理。正在思忖着在什么事情上,还可以再为堂弟援上一手时,他的眼睛突然被邸报上的一道奏章吸引过去。那道某御史的奏章上讲,徐延旭、唐炯的军队排斥越南境内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这也是北宁、太原失守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位御史建议重用刘永福,利用他久居越南的长处,收里应外合之效。
张之万立时觉察到,这是一道很有识见的奏折,可惜没有引起太后的重视。他认为张之洞应该在此事上,吸取徐、唐前车之覆的教训,要和刘永福取得联系,建立一种彼此融洽的关系,以此换来刘永福的倾力相助。但刘永福乃会党出身,参加过长毛,又和越南的三教九流都有联系,背景很复杂。张之万深知堂弟清流本色,是极不情愿与那些江湖人士打交道的,更何况现在身居制军之尊,也不宜贸然与刘永福这类人联系,应该有一个人代替他去办这种事才好。派谁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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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和耶战耶(16)
张之万左思右想,终于替堂弟想出一个人来,此人即桑治平。无论从本人阅历才干,还是从目前的身份来说,桑治平都是最好的人选。
他拿起笔来,给张之洞回一封信,将自己的这些思考告诉堂弟,盼望他在中国与法国的这场纠纷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为朝廷,也为他这个老哥的脸上争来光彩。
正在这时,世铎进来,亲自转达醇王的口谕。张之万高兴地说:“我正要去晋谒王爷哩,过会就去。”
说着,把世铎请到客厅,细细地向他询问上午太后召见的情形来。二人正谈得兴起,家中仆人进来报告:“贤良寺今日张灯结彩,准备迎接左侯下榻。”
左侯即爵封二等恪靖侯的左宗棠。上个月,左宗棠奉旨将两江总督一职交给曾国荃,以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入阁办事。左宗棠虽已高龄七十二岁,体弱多病,然豪雄之气仍不减当年,面对法国人的嚣张气焰,他多次上疏请缨。张之万对这个素有常胜将军之称的老朋友十分景仰。猛然间,一个想法跳入脑中,他兴奋地对世铎说:“左侯进京,此乃天助我们成事!”
“此话怎讲?”世铎尚不明白内里。
张之万说:“军机处六人,没有一人带过兵,眼看与法国人这场战争不可避免,一旦打起来,调兵遣将,筹饷谋划,便是军机处的第一件大事,我们于此都是生手。何不请太后调左侯入值军机,借助他的声望和经验?他肯出力,您这个领班就好当多了。”
世铎喜道:“你这个提议好!今夜我们一起与醇王商量,明日启禀太后。”
张之万笑着说:“左侯入军机,军机添虎翼。明日我们军机处全班启奏太后,务必说服太后,将左侯请进军机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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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谅山大捷(1)
一 面对炮火,好谈兵事的
张佩纶惊惶失措
近几十年来,南国大都市广州在中国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了。
四十多年前,林则徐在这座城市里制定了焚烧鸦片的决策,试图通过这个惊世之举,维护中华民族的国家体面和人格尊严,斩断不法之徒毒害中国人的魔爪。虎门的熊熊烈焰伸张了民族正气。然而没有多久,在坚船利炮的威胁下,道光皇帝屈服了,林则徐被撤职流放,一艘艘从英吉利海峡开过来的船舰,从南海驶进零丁洋,进入珠江口,将堆积成小山般的鸦片箱卸下。就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过这座城市,将毒品合法地贩卖全国各地。美丽的五羊城从此蒙上了巨大的耻辱,成为一座罪恶的都市。
然而,随着鸦片公开上岸的同时,洋人也在广州买地起屋,打起长住下去的主意。他们在珠江两岸建起高大结实、采光通风设备都很好的楼房;自己发电,亮起了电灯,装起了电话;换上了诸如钟表、留声机、牛皮沙发等精巧舒适的奢侈品。他们还带进了烫金硬壳的洋文书籍、满载世界各地最新消息的洋文报纸。他们读着洋书洋报,说着洋话,和广州的官场打交道,做生意,通买卖,白花花的银子水一般地流入他们的金库。
随着华洋交易的频繁,一批沟通华洋的中国人应运而生。这种人既懂洋话,又懂官话,既知外情又知国情,他们从中穿针引线,牟取暴利。广州人叫他们做西崽,官方称他们为买办。买办通过自己和家人亲戚朋友,将洋风洋俗在广州迅速地传播开来。因而,广州这座城市,又是受泰西文明影响最大、最有生气的都市。
正是酷暑季节的闰五月中旬,张之洞带着他的家小和随从,千里迢迢从山西来到广州,做起南国的这座大都市和粤桂两省这片广袤土地的最高主宰者来。
一个多月来的舟车旅途,使他有充裕的时间阅读有关两广的史册记载。他又从沿途官府那里获取朝廷下发的各类京报文钞,那上面有不少关于越战的消息。这期间,他还在几个抚台衙门里,收到了朝廷专为寄给他的包封。包封里都是关于两广的绝密文书。所有这些,都有利于他对即将履任的新职作深入的思考。
到了广东韶州府,他收到了一件只能他亲自拆看的朝廷密函。密函里装的是李鸿章与福禄诺在天津和谈的内容要点。这些要点有:法国愿意保护中国毗连越南的疆土安全,中国在越南北圻的各驻防营即行调回边界,法国不向中国索赔军费,中国允许法国货物在中国边界自由运销,法国与越南订立各项条约均不得伤害中国体面,三个月后再议详细条款。
张之洞一向不喜欢和谈,随便瞧了瞧后便封存起来,并不将这份日后载于近代史册上的《 简明天津条约 》看得太重。一路上,他和桑治平、杨锐等人常常谈论当前的局势。充满少年激情的杨锐,从来对前途都抱着乐观的看法。饱经世事的桑治平,则往往对事情复杂的一面注意得更多一些。
他们谈得更多的是眼下广东的局面。前任总督张树声虽搬出了督署,但仍住在广州城外黄埔港督办两广军务。驻扎虎门的军营是这几个月来征调的前湘军系统的人马,统帅是有中兴名臣之称的老将彭玉麟,他的助手正是张之万所推荐的娄云庆。另一支军队是由广东提督管辖的绿营。在彭玉麟来到广东前,张树声的淮系军营与当地的粤军有很深的隙嫌。这原因是因为张利用督办的权力,将粤军安置在虎门一带的前沿阵地,而将自己的人马留在广州城郊。粤军对此大为不满,遂不与张配合,并向朝廷密告张的种种不是。张树声被撤去粤督一职,与此也很有关系。彭玉麟到了广东后,将粤军调回内地,而将湘系军营驻防在虎门。彭玉麟这种大公无私以国事为重的品德赢得了淮、粤两系的敬重。目前广东省内的三支主要军事力量各自都在修备战具,密切注视战事的进展。
进广州城的第二天,张之洞从广东巡抚倪文蔚的手里接过两广总督的印信、王旗,正式做起负责指挥越战的最高地方统帅来。通过与城内各大衙门的宪台及原督署僚属的反复会谈,张之洞对当前的内外形势有着更多的了解。为更好地谋划运筹,他决定采取两个行动。一是接受张之万的建议,派桑治平和熟悉越南情形的雷琼道员王之春亲到镇南关外走一趟,实地考察战地形势,会会正在关外督战的清军首领新上任的广西巡抚潘鼎新,以及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等人。二是自己走出广州城,先到扼控省垣的黄埔港看望驻防在此地的淮军及张树声,再到广东的南大门虎门去看望防守前线的湘军及彭玉麟。
送走桑治平、王之春的次日,张之洞在兵备道李必中的陪同下,乘坐小火轮,顺着珠江南下。在黄埔港,他见到了已重病在身的张树声,张树声向后任倾吐了这半年来压在胸间的满腹牢骚和委屈,拜托后任务必将这些奏报朝廷,主持公道。为安定淮军军心,共同备战,张之洞满口答应了。在总兵吴宏洛的陪同下,张之洞巡视了黄埔港一带的防御工事。淮军的散漫军风和应战力量的薄弱,令新粤督担忧。
在虎门炮台,张之洞见到了年近七旬犹与士卒同甘共苦的兵部尚书彭玉麟。彭玉麟和娄云庆亲自陪同他巡查虎门口内外的十余处炮台。彭玉麟是个坚定的主战派,虎门防守状况要比黄埔港强,但大量缺乏射程远杀伤力强的新式火炮,却令雄风不倒的老将军十分忧虑。面对着当年关天培将军英勇捐躯的靖远炮台,彭玉麟沉痛地说,关将军和将士们并不乏爱国心、报国志,之所以不敌侵略者,是因为武器不如人家的缘故。战争的残酷迫使大家接受了这个无情的事实。故而以后湘淮军都大量购买洋枪洋炮。胡林翼更主张自己制造。他留给身边人的最后一句话便是:不把洋人的那一套学过来,我们就要永远受欺侮。老将军叹息:我们的武器还是不如洋人,假若虎门再增加二十座德国克虏伯钢炮的话,防守起来,就更有把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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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谅山大捷(2)
波涛汹涌的汪洋大海,血迹斑斑的古旧炮台,耻辱痛苦的往事回忆,形势严峻的今日局面,所有这些,给张之洞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翰林、洗马、学台、清流党,不知不觉之间,这些身份正在离他渐渐远去;两广军队的统帅、国家门户的守卫者、粤东粤西的当家人、三千万百姓的父母官,一副副沉重的担子正在向他压来。不管他愿不愿意,不管他挑不挑得起,他都得接受,都得担当起来。
“不把洋人那套学过来,我们就要永远受欺侮。”彭玉麟转述的这句胡氏遗言,一遍又一遍地在他的耳畔响起。脑子里又浮出榆次驿馆里阎敬铭的深沉谈话,太原衙门里李提摩太的科学技术实验。要想致强,得学洋人,要想致富,也得学洋人。
“学洋人,办洋务”,在返回广州城的珠江航道上,张之洞从牙缝里狠狠地挤出这句话来。
在桑治平、王之春暗访越南的日子里,战事的发端地越南北圻倒是意外的宁静,而数千里之外的中国东南海疆反而日趋紧张,凭借着精良的武器装备和坚实的国力基础,面积不足四川、人口少于两广的法兰西帝国,从来就视大清王朝如掌中之物,有恃无恐地对它进行讹诈和欺侮。
就在法军侵犯谅山,王德榜率部把他们赶走的第二天,法国驻北京代理公使谢满禄便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法方按规定收回谅山,却遭到中国军队的袭击,中国违背天津李福条约,应负担此次事件的责任并赔偿军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复函法国公使:天津条约载明三个月后再议定详细条款,在详细条款出来之前,双方应维持现在局面不变,法军此时收回谅山之行为本属不当,应视同法军侵犯了清军,军费赔偿应由法国方面承担。总理衙门的复函显然站在正理上,但谢满禄狡辩说,条约应以法文本为根据,中文本翻译有误。清廷再三核对中、法两个文本,并无歧义,乃予以严厉驳斥。法国政府恼羞成怒,立即派出正式公使巴德诺赶到中国,要中国按天津条约第二款赔偿军费二亿五千万法郎,折合白银一百二十五万两。
作为天津条约的谈判者和签字人,李鸿章对法国政府这种做法也颇为头痛。他告诉已抵上海的巴德诺,驻扎在越南的中国军队已遵命按兵不动,北圻平静,条约中已写明没有赔款一事,再要中国赔款不能接受。巴德诺以逗留上海不赴北京的做法来拒绝与总理衙门及李鸿章会谈。软弱的清朝廷竟然迁就巴德诺,改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与巴德诺会谈。此时,陈宝琛亦以南洋军务会办的身份来到南京。
一贯主张对外强硬的陈宝琛对曾国荃说,要坚持天津条约,据理力争,决不能示巴德诺以弱。曾国荃却说,他已接李鸿章密电,李说法国现已对中国东南海疆采取军事行动,形势紧张,一触即发。战争一旦打起,则对中国不利。若能以小的损失来换取大局的安宁,应是可行的。李的密电还说天津条约已请太后认可,要朝廷拿出钱来作赔款,太后面子上过不去,君有难处,为臣子的应当体贴,请两江代朝廷受谤,在与法使会议时,无论曲直,拿出几十万银子来给法国,满足他们的贪欲之心,这样做,无伤国体。
陈宝琛坚决反对这样做。曾国荃却并不理睬陈宝琛的意见,摆出一副上司的派头,命令陈宝琛代表他去上海与巴德诺接触,许以五十万两银子为代价,息讼罢兵。
陈宝琛老大不情愿,但面对着曾国荃冷峻威严的面孔和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只得硬着头皮去上海找巴德诺。谁知巴德诺一听只有五十万,与政府的要求相差太远,便一口拒绝。陈宝琛被巴德诺大大奚落了一番。
此事并未就此而了。陈宝琛刚回南京,上海的外国报纸便将此事公开于众,舆情哗然,慈禧得知后,大不高兴。传旨斥责曾国荃背着朝廷私许外人,实属不知大体,陈宝琛遇事向有定见,此事乃随声附和,殊负委任。陈宝琛想起来真是太窝囊不堪了。自己明明不愿意向侵犯者讲和示弱,但作为属下,又不能抗拒上司的命令,违心地去与法国人谈判,事情没有办成,反而招来四面难堪:洋人冷眼,国人愤慨,太后斥责。这是何苦来呢!好不容易培植的一世清流英名,便如此轻轻易易地毁于一旦!一向自命清高的陈宝琛来到两江不久,便吃了这个有苦说不出的哑巴亏。他开始领略了世事的复杂,实务的难办,颇为后悔不该离开京师,从此便将陷于这麻烦透顶的事务圈,既没有读书做学问的空闲,又丢失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潇洒。正在李鸿章、曾国荃、陈宝琛处在骑虎难下的时候,美国公使馆表示愿意出面调停。于是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静待美法两个强权国家之间私下交易的结果。
与此同时,法国积极调兵遣将,试图以武力威胁清廷,恐吓主战派,尽快达到它控制越南,打通红河航线及最终瓜分中国征服远东的战略大目标。
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驶向中国东海海域。六月十五日,法军五艘兵舰突然攻打台湾基隆炮台。驻守在台湾的军事统领乃淮军宿将刘铭传,他指挥兵士仓促应战,交战不到一个钟点,基隆炮台便失守。刘铭传慌忙向他的老上司李鸿章求援,请李派出北洋水师前来台湾救助。第二天,法兵四百余人强行登岸。淮军提督曹志忠、章高元率部与法兵战斗,双方死伤惨重,先天被法军强占的炮台则又被淮军夺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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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谅山大捷(3)
法国政府见在台湾并未占到便宜,便指使巴德诺在谈判中可退一步。巴德诺接到政府的命令后,立即照会曾国荃,诡称已夺基隆炮台,赔款可酌量减少,若一次拿出八十万两银子,则可息兵。又暗中请总税务司赫德出面为之关说。赫德遂做出一副既为中国又为法国讲话的姿态,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中国出八十万两银子,但分十年还清。同时驻北京代理公使谢满禄亦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限二日内答复。如不允,则下旗离京,中法之间似乎到了撤馆断交的严重时刻。
清廷面对这一突变形势,又气又惧。一面将法国近期的无理行为照会各国,以求得国际社会的公道,一面又密谕沿江沿海统兵大臣,亟力筹防,严行戒备。
密谕发到福州闽浙总督衙门,总督何璟收到后,命人飞骑送往船政局。
何璟是个老官僚了,道光二十七年的翰林,与李鸿章同年。他虽然没有战功,但遇事敢言,为政干练,故而迁升顺遂,同治二年,便做了安徽按察使,又升湖北布政使,同治九年便擢升巡抚。同治十一年,曾国藩病逝江督任上,何璟正做江苏巡抚。他上疏朝廷,请求为曾国藩在江宁立专祠,一时朝野都认为他体恤功臣,能仗义执言。
官场跟军营差不多。再朴实的乡巴佬在军营中呆久了也会变成兵油子。若要使军营常有生气,便必须不断地退去兵油子,补进乡巴佬。同样,再有血性的书生,官场呆久了,也会被磨光浸疲,直到从头到尾都磨得光光的,浸得黑黑的,熏得蔫蔫的,当然也有不老松、常春藤,但古往今来都很少见到。可惜的是,官场有官场的规矩,不能像军营一样时常吐故纳新,故而官场朝气少,暮气多,锐意进取者少,因循塞责者多,廉洁自爱者少,同流合污者多。这也真是无可奈何的事!
何璟年轻时也曾踔厉风发过,如今年过六十六岁,封疆大吏做了十四五年,早已做烦做腻了,当年的上进之心荡然无存。
上个月,怀着振衰起疲、一展抱负之心的张佩纶奉旨来闽会办军务。这位名满天下年方三十六岁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以天使的身份面对着包括何璟在内的八闽官员。因为张佩纶一向敢于参劾大员,故他一到福州,便有人投匿名状,告福建提督在元贪墨荒谬,列出了四大罪行。张佩纶为着要建立自己铁面无私的清官形象,立即查办,没有几天便一一查实。他将弹劾书专递京师,在元被交部严议。身为总督的何璟有疏忽之失,也在弹章中被附带指责了一句。何璟由此知张佩纶得太后特别宠信,飞黄腾达在指日之间,便干脆将闽浙军务防务大事都交给张佩纶,由他做主。基隆战争爆发后,他来到福州城外三十里的船政局。
这个船政局正式的名称叫做福州船政局,因局址在闽江马尾港,故习惯上都叫它马尾船政局。同治五年由当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所创办,是与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同时期开办的官办洋务企业。江南局重在造枪弹,金陵局重在造机器,马尾局则专造轮船。马尾局聘请法国人日意格为总监督人。三十年来,在左宗棠、沈葆桢等人的督理下,已造出了万年青、安澜、飞云、伏波等十余艘兵轮,装备着南北洋水师。眼下,该局已有造船、模型、装备等二十个车间,三座船台,一座铁船,共有人员三千余,并设立了船政学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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