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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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唐道：“臣听说上古君王派遣将领出征，临上路时，跪在地下帮将领推兵车，说：‘门以内，寡人管理；门以外，将军管理。有关军功爵位财帛赏赐的事宜，都由将军自己决定，回来再向寡人报告就行了。’这不是一句空话，臣的祖父曾告诉臣，李牧为赵将防卫边塞，军中市场的租税全部用来犒赏士卒，也不用向赵王报告，所以李牧可以尽情展示他的才能，精选兵车三百乘，强弩射士一万三千骑，价值百金的士卒十万，最后才能北逐单于，东破东胡，西抗强秦，南斗韩、魏，那个时候，赵国威震天下，几乎建立霸业。后来赵迁被立为赵王，那个该死的妓女生的儿子，听信了奸臣郭开的谗言，冤杀了李牧，让颜聚代替李牧为将，所以屡战屡败，终于被秦国击灭。如今臣听说魏尚为云中（辖境相当今内蒙古中部）太守，也是军市租税都用来犒赏士卒，而且还拿出私人的钱财，五天杀一次牛，犒劳宾客军吏舍人，所以匈奴闻之丧胆，不敢靠近云中边塞。曾经有一次匈奴人不知死活，冒险入侵，魏尚率领车骑进击，将他们大部分翦灭。他所率领的那些士卒也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弟，农夫出身，哪里懂得什么尺籍伍符（指记载军令、军功的簿籍和军士中各伍互相作保的守则）之类的繁琐文书，一天到晚拼命打仗，斩首捕虏，把功劳报送到幕府（军中主帅办公地点），一句话写得不对，那些文法吏就会说违反了法律，将所有赏赐全部勾销。臣因此认为陛下的法律执行得过于苛刻，赏赐太轻，处罚太重。魏尚后来就是因为在功劳簿上多写了六个斩获的首级数，陛下就将他下狱，削夺了全部官爵，而且罚做苦役。从这点来看，现在即使有李牧这样的良将，陛下也不会重用。臣说话太直，不知道委婉忌讳，死罪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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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嚣张我仁政（5）
冯唐的话可谓说到了点子上，虽然汉朝已经开始尊重儒生，但是刘恒本质上喜欢的还是道家和法家之术，而商鞅、韩非子的法家之术，很重要的一点虽然是“信赏必罚”，也就是说该赏的一定要赏，该罚的一定要罚。但是里面还包含一个原则我们必须知道，就是能不赏的尽量不赏，能罚的一定要罚，或者说“轻赏重罚”，“赏一罚十”，商鞅曾经说过，最牛逼的国家，罚九赏一，第二牛逼的国家罚七赏三，弱国则罚五赏五。它的理论基础和人类豢养猎狗相似，把狗喂得太饱，就不好使唤了；如果狗不听话，不重重责打，狗也会不好使唤。换到人身上来，如果全国百姓都是穷鬼，钱财都在皇帝那里，那么控制起来显然容易得多，穷鬼是翻不了天的。在一个专制国家，典型的特点就是“国富民弱”，这个“国”实际上就等于独裁者和统治阶层，“朕即国家”嘛！老百姓穷得叮当响，并非他们没有创造财富，而是他们的财富以各种途径流进了权贵的腰包。汉武帝的时候，制定了一些政策，比如“盐铁专卖”和“酒类专卖”之类，由国家垄断了日用品的销售权，商人纷纷破产，政府财富迅速增加。当时有些清醒的儒家知识分子就批评说，天下的财富是固定的，不在民则在官，不能通过剥夺百姓的财富来建构一个虚假的强国。这说明儒家知识分子还是太愚，他们不知道使百姓穷困正是统治者的目的。
　　刘恒对法家之术可谓深得精髓，那个身为文法吏吴公弟子的贾谊，尽管才华超群，就因为有一点儒家情结，而被刘恒贬往外地；而表面上精通儒家经典《尚书》，骨子里却刻薄寡恩的晁错却得到刘恒的无比青睐，这些表面上不好理解，实际上都跟刘恒喜爱的法家思想有莫大关系。不任用文法吏，怎么能把原来朝中的那些开国功臣们治得服服帖帖呢？怎么能牢固保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呢？
　　刘恒可以说是古代皇帝中少有的精明皇帝，其他擅长驭下的皇帝大多还获得了严苛冷酷的评价，而刘恒却能做到斜风细雨，春风度人，最后以仁厚之名垂于青史，这显然有着天才的统治艺术。如果我们不对一些历史细节做认真的分析，简直会被这家伙蒙在鼓里。
　　当然，虽说刘恒信奉法家的刻薄寡恩，可他究竟有些明君的特质，非常懂得从善如流。听了冯唐这么一番话，他又猛地拍拍大腿，大声赞叹道：“好啊！我听你的。”当即派使者持着节信，驰到狱中赦免了魏尚，复其官职为云中太守，同时拜冯唐为车骑都尉，主管中尉和郡国所属的车骑士卒。
　　贰
　　在应付匈奴入侵的同时，刘恒在刑律上做了不少好事，这可能为他在历史上获取仁厚的声名捞分不少。
　　即位不久，也就是元年十二月，刘恒就下了一道废除“连坐”的诏书，理由是：“法律是惩治恶人，引导善人的。现在罪犯已经得到惩治，而让他无罪的父母妻子兄弟也连坐受罚，我觉得这样很不好。大家议论一下，怎么修正。”
　　有关部门的官员全都不同意，说老百姓不懂得自治，我们只有通过严刑来帮助他们，当他们明白，他们的亲人也将因为他们的过错而得到严厉处罚时，才可以使他们不敢轻易犯法。况且这种做法属于传统文化，有着深刻丰富的历史背景，符合国情，有汉朝特色，不应当陡然废除。
　　刘恒很不高兴，又颁下诏书，说：“只要法律公平，百姓就不会随便触犯。况且官吏们本来就有教育百姓弃恶向善的职责，如果百姓犯法，则说明官吏们不合格，这种官吏就是残害百姓的暴吏。我该拿他们怎么办，你们再详细讨论一下。”
　　有关部门的官吏们这才慌了，看样子再辩驳下去会惹祸上身，这才齐齐表态说：“陛下给百姓加以大惠，德行盛大，非臣等所及。臣等皆请求奉行诏书，废除收帑等连坐的法律。”
　　这是一件事。在第二年的三月，刘恒又下了一道诏书，命令废除“诽谤”之罪。他说：“古代君王治理天下，在朝廷中设有鼓励进善言的旌旗和诽谤的木柱，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毫无顾忌地劝谏，让君主察纳雅言，才能使国家蒸蒸日上。现在我们大汉的法律却设有‘诽谤妖言’之罪，不许人议论朝政，这将导致群臣都不敢对我提出意见，我就没有办法听到自己的过失。这样一来，怎么能吸引远方的贤良来辅佐我呢？还是把这条法律废除了好罢。有的老百姓一同相约诅咒君上，后来又放弃了这个行为，官吏们仍旧判他们大逆之罪；不小心说错了话，官吏们又认为他们是诽谤，这只是那些百姓无知罢了，何必跟他们计较，乃至于非要把他们致于死地呢？我对此是大不以为然的。从今天开始，再犯这些过错的人都要作无罪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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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嚣张我仁政（6）
这点尤其了不得，在一个专制社会，刘恒能广开言路，不再钳制百姓之口，充分显示了他的明君素质。虽然他对百姓的言论获罪只是表示可怜，认为他们是无知，但相比后世明清时代大批文字冤狱，相比我们生活在文革中那些因为言论而被处死的大批知识分子来说，不知好了多少倍。当然，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待刘恒下的这个诏书，千万不要认为他真的就允许百姓随便指摘自己，该有的言论禁区，还是必须有的。比如你在日常生活中要用到“刘恒”的“恒”字之时，你不但不能直接说这个字音，连字形都要改写成“常”，以前的“恒山郡”干脆就改名为“常山郡”。这说明在那个制度下，所谓的言论自由仍旧是一种表象，而且他如果要特别说某个人不适合这条法律，那个人还得倒霉。可见，这种言论自由并非百姓的权利，而是一种赐予，皇帝可以随时收回。这个进步是微小的，是虚幻的，和过去的言论钳制相比，没有本质上的进步。
　　刘恒的仁政，当然最最有名的还是那个“缇萦救父”的故事。
　　缇萦的父亲名叫淳于意，是齐国临淄人，当过齐国一个叫太仓长的小官，所以又被称为仓公。这家伙年轻的时候就非常迷恋医术，到处拜师学艺。高后八年，他拜了同里的一个高爵平民阳庆为师，阳庆那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平生收集了很多医家秘方，也没有子嗣，一心想找个可靠的人把秘方传下去。见到淳于意后，他觉得这小伙子是个可造之才，决定把平生绝活都倾囊相授。唯一不满意的是他发现淳于意以前学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满脑子都是垃圾般的所谓秘方。于是他给淳于意下了个死命令，必须把脑中那些乱七八糟的垃圾全部清空，才配当他的学生。
　　淳于意没有办法，花了很长时间，绞尽脑汁才把以前学的东西忘得精光。阳庆考了他好几次，发现他对医术果然变得很白痴，大脑空空荡荡，可以由自己任意填充，不禁大喜，于是把自己所藏的医术和秘方全部打包，拷入了淳于意的大脑。这些秘方文件的数量很大，淳于意的智商虽然高，接收非常快，也足足花了三年时间才拷完。拷完之后，淳于意到处为人看病，疗效都很好，忙得脚不沾地，那些请不到他的人甚至对他恨得咬牙切齿。
　　文帝四年（《汉书》说十三年），淳于意犯了法被人告发，也不知为什么搞了特殊，竟要槛车押送长安审问。他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攀着他的囚车嚎啕哭泣。淳于意坐在囚车里，本来就烦闷得不得了，听见女儿们号哭，大怒道：“你们他妈的号个什么丧？老子不是还没死吗。”说着又仰天长叹，“我淳于意这辈子造了什么孽啊！连一个男孩都生不出来，生了这么一堆赔钱货，这倒也罢了，有了急事一个都派不上用场。”
　　淳于意最小的女儿缇萦不服气了，嘤嘤哭泣道：“老爸，您也太看不起我们了，老娘我豁出去了，今天就陪你上长安。”
　　淳于意眼睛一亮，这个女儿还真他妈有志气，想到自己坐在囚车里千里迢迢去长安，一路上不知要吃多少苦，有个女儿在身边照顾，可能会好得多。再说，押送自己的狱吏都是男的，一路上肯定闷得慌，闷到极致，或许就会殴打自己解闷。如果有女儿跟着去，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一路上的生活不就变得丰富多彩了吗。生活丰富多彩，狱吏老爷的脾气难道会不好吗？
　　想到这里，淳于意没有阻拦，缇萦也就收拾好几件衣服，跟着老爸的槛车上路了。一路辛苦到了长安，缇萦也没闲着，洗衣侍候父亲的同时，还写了一封信给刘恒。汉代那时候平民可以自由上书给皇帝，只要跑到未央宫司马门前，把书信交给司马门主管上书的官吏，官吏就会代为转达。所以上访的人还不少，司马门前每天跪了一批。
　　也许因为老爸是文化人的缘故，缇萦的信写得很有文采，她是这么说的：“妾身的父亲是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廉洁公正，整个齐国人都对他交相称颂。只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都免不了犯错，如今他触犯刑律要遭受肉刑的惩罚，妾身非常难过，并深切地感到，人死不可复生，肢体受刑不可复连，就算以后想改过自新，也无路可走。因此，妾身愿意罚入官府为奴婢，为父赎罪，使父亲有改过自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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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嚣张我仁政（7）
所谓肉刑，这里还要多罗嗦几句。
　　秦汉以前，官府经常对百姓施加肉刑。肉刑种类很多，比如有脸上刺字的黥刑、割鼻子的劓刑、斩掉双脚的刖刑、割掉生殖器的宫刑，这些刑罚是原始时代的残余，非常野蛮。在《左传》、《庄子》、《礼记》等先秦古籍里，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身残者在热气腾腾地活动，他们都不是天生的残废，而是后天的刑徒。有些刑徒还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历史上搞出了很大的动静。比如《左传·文公十八年》里记载，齐懿公还在当公子的时候，和朝廷大夫邴戎（或作邴歜）的父亲争夺田地，没有争赢，怀恨在心。等到即位之后，邴戎的父亲已死，齐懿公这口气不知道往哪出，干脆把邴戎父亲的尸骨从坟墓里掘了出来，施加了刖刑，又让邴戎当自己的车夫。齐懿公这个人比较好色，还抢夺了另一位大臣阎职的妻子，并让阎职当自己的车右，以为陪乘。古代的车右一般选强壮的男子，和现在的保镖类似。
　　有一次，齐懿公出游，让邴戎驾车，阎职参乘，去临淄东门外的避暑胜地申池玩乐。某天，邴戎和阎职两个人在申池里洗浴畅游，不知为什么发生了争执，邴戎提起马鞭，就打了阎职一下。阎职大怒，想要还手，邴戎嘲笑他道：“你他妈的老婆都被人抢了，还整天乐呵呵的，一看就是个没脾气的货，老子打你一下有什么了不起。”阎职反唇相讥：“你他妈的死鬼父亲都被人施加了刖刑，你这###还不是照样没脾气，有什么资格说我？”一句话惊醒梦中人，邴戎恍如醍醐灌顶，是啊，这样的奇耻大辱，自己怎么麻木不仁呢？于是两个人同病相怜，握手言欢，共诉衷曲，痛不欲生，很快结成了统一战线，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杀死齐懿公。
　　过了几天，齐懿公在申池渌水荡漾的青翠竹林里饮酒作乐，醉醺醺地睡着了，两个人偷偷潜上去，三下五除二就把齐懿公给做了。他们把脑袋切下，尸体则藏在竹林里，呼哨一声，双双逃往楚国。可见刖刑在当时是多么普遍，连死人也不放过。齐国人好像十分热衷刖刑，齐景公的时候，齐国人的赋税特别重，三分之二的收入都上缴了。法律尤为严酷，甚至造成了市场上有专门出售假肢的摊贩，叫假肢一条街，生意异常红火，比鞋子还热销。齐景公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虽然他比较昏庸，却并不傻，知道假肢比鞋子卖得好意味着什么，当即下令废除了刖刑。至于黥刑当然更普遍了，淮南王英布，又名黥布，就是因为他早年犯法，被处了黥刑。至于《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因为处了宫刑，他把自己丢掉生殖器的愤怒和屈辱全部发泄到自己的著作上，才写成了慷慨激昂的不朽巨著《史记》。《史记》的饱含感情，是其他任何史学家也达不到的，因为他们的生殖器都好好地挂在胯下。当然，也不是说只要割掉生殖器，就一定能写出好东西，否则我们古代灿烂的文化岂非都要太监来创造？明代一个叫柯维琪的史学家不知道这点，就做了一件很可笑的事，他因为特别崇拜司马迁，立志也要写出一部像《史记》那样的名著，于是干脆割掉了自己的生殖器，不再把心思花在女人身上，潜心写作，却没有成功。我们知道爱迪生说过：“天才就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可这百分之一的灵感你没有就不行，那是天生的，不是你割掉生殖器就会自动补偿给你的。况且很多天才同时都是色鬼，保留了生殖器，说不定里面的雄性荷尔蒙还能够激发灵感，现在你割掉了，唯一希望都失去了，那还能怎么办？柯维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终究还是成为了一个三流的史学家，沦为后世的笑柄。
　　有关肉刑的历史讲到这里，我们大概已经可以深切体会到肉刑的野蛮残忍。话说刘恒看了缇萦的上书，大为感慨，愀然不乐，当即下诏说：“制诏御史：我听说上古时代，犯罪的人只要在他们衣服上画上符号以为侮辱，他们就羞愧得不会再犯，为什么国家会治理得这么好？现在法律规定了三项肉刑，而罪犯却越来越多，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难道不是我德行微薄，教导不明的缘故吗？所以说教育不够，则百姓容易为非作歹。社会风气的端正，在于我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人必须以身作则，否则老百姓不会服气。现在百姓一犯罪，我们不反思我们教育是否合格，只知道对他们施加肉刑，让他们变成残废，丧失了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想起来太让人悲伤了。我们这样做，称得上是百姓的父母吗？因此我命令，立刻废除肉刑，改掉这种重刑的作风。如果罪犯们服刑期间不逃亡的话，到达一定年数就释放。我的这些建议都立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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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嚣张我仁政（8）
上面那段诏书除了废除肉刑之外，还蕴涵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有期徒刑”的概念。原来在这之前，所有罪犯们的刑期都是无限的，只有从这封诏书开始，才按照不同的罪行施加不同的刑期。
　　诏令一下，大臣们开始还不理解，仍旧纷纷上书表示反对，但是刘恒坚决驳回了他们的谏书，雷厉风行要求废除肉刑，大臣们无可奈何，顿首表示奉诏。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没有肉刑的崭新阶段，离文明又靠近了一步，是人权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后来有些独裁者比如曹操一度想恢复肉刑，以巩固他自己的特务统治，却因为以孔融为首的群臣纷纷反对，终于还是打消了念头，可见，专制统治者对肉刑是多么眷恋，肉刑对百姓的恐吓功能又是多么强大。而刘恒并不因为要加强自己的统治就对肉刑的残忍视若无睹，仅此一项，这位皇帝就足以彪炳青史。
　　总得来说，从此之后，原先的三种肉刑就转化为以下三种：
　　（1）“黥刑”换成了“城旦舂”。所谓“城旦舂”，就是男的叫“城旦”，刑期的劳役主要是筑城和候望寇盗；女的叫“舂”，刑期的劳役主要是舂米。
　　（2）“劓刑”换成了“笞刑”，规定用竹板击打三百下。
　　（3）“刖刑”比较复杂，规定应当刖左脚的“笞五百”，应当刖右脚者弃市。也许右脚比左脚重要。
　　当然，废除肉刑之举也有一些不大妥当的地方，比如扩大了死刑的范围，将该斩右趾（刖右腿）改为弃市，就反而加重了刑罚。另外，笞刑因为笞打次数过多，同样造成不少受刑者伤重而亡，所以班固称其“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之”。后来景帝当政，于前元元年和前元六年（前156年和前144年）两次减轻笞刑，将笞五百先改为笞三百，进而改为笞二百；将笞三百先改为笞二百，进而改为笞一百。并颁布了《箠令》，严格规定了刑具规格、受刑部位、施刑规则，比如笞打所用竹板的长度为五尺（约今日115厘米）、宽度为一寸（厘米）、末端厚度为半寸（厘米），须削平竹节，用刑只能打屁股，施刑过程之中施刑人不许更换等等，使肉刑的废除真正对百姓有利。
　　至于原先都是无期徒刑的，也改为以下几种：
　　（1）　髡钳城旦舂。五年刑期　。　“髡”指剃去头发，“钳”指颈上加铁钳。
　　（2）　完城旦舂。四年刑期　。　“完”指保证头发完全无损，只剃去鬓发。
　　（3）　鬼薪白粲。三年刑期　。其中男的叫“鬼薪”，职责是砍伐为祠祀鬼神所用的树木；女的叫“白粲”，职责是为祠祀择米，挑出来的米都得是白粲粲的。
　　（4）　司寇作。二年刑期。其中男的叫“司寇”，职责是防备寇盗；女的叫“作”，职责是干杂活。
　　（5）　罚作复作。一年刑期。其中男的叫“罚作”，女的叫“复作”。都是干劳役。
　　叁
　　文帝十六年，发生了一件很可笑的事。
　　有一个叫新垣平的人，把刘恒骗得七荤八素的，可以说是刘恒一生中最不光彩的一件事。
　　新垣平是赵国人，擅长望气。所谓望气，跟现在的看风水差不多，反正是一种迷信活动。刘恒开始很信任他。文帝十五年，新垣平对刘恒鼓吹说：“长安东北有神仙气，成五彩状，像天子戴的冠冕。臣曾经听说，东北是太阳出发的地方，称为阳谷；西方是太阳降落之处，称为蒙谷。现在东北出了五彩云，这是上天降下的神兆，应当专门建庙祭祠，以回应这个符瑞。”
　　刘恒果然相信了他，派人在渭水北面建造了五帝庙，每个庙采用一种颜色。所谓五帝，也是古代的一种迷信，他们认为四方中央都有天帝管辖，这些天帝和五种颜色相配。东方的叫青帝，西方为白帝，北方为黑帝，南方为赤帝，中央为黄帝。这种迷信很普遍，每种颜色不但和四方相配，还和季节、音律等相配，形成一套颇为复杂的文化系统，在现代人看来，自然是莫名其妙，没有任何科学性可言。但要了解古代文化，不懂这套系统又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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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嚣张我仁政（9）
新垣平见刘恒这么信任他，越发起劲，第二年，他和人合伙玩了个双簧，派人拿着一个玉杯，上书未央宫金马门外阙楼下，说要献给皇帝。这期间他赶忙跑去见刘恒，诡称说望见阙楼下有宝玉之气。刘恒派人去查看，发现了一个人正伏在阙下，说要献玉杯。刘恒大为震惊，觉得新垣平真神，他让人把玉杯献上，见玉杯上还刻着四个字：人主延寿。新垣平又吹嘘道：“臣还可以在这里等待太阳两次从天空正中经过。”
　　刘恒想，一天之中怎么会有两次正午呢？该不是这家伙发昏罢？正怀疑的时候，太阳果然后退几步，又回到了天空正中。刘恒大为惊骇，认为这是万象更新的征兆，当即下令，改明年为后元元年，同时赐天下可以大餔三日。
　　“日再中”这件事比较奇怪，不知道用现代科学怎么解释，可能是史家胡说八道的。史书上这么记载，我们只能提出来说说，总之决不可能是真事。
　　新垣平还进言说：“周鼎当年亡失在泗水里，如今黄河决口，和泗水相通，有可能鼎也跑到黄河里来了。臣望见东北汾阴地域上空有金宝气，周鼎很可能会从那里跑出来。希望陛下派人到那个地方去祭祠，迎接周鼎复出。”刘恒听了他的话，果然派人去，但这回没有灵验，一无所获。
　　新垣平的得意没有持续多久，后元元年冬十月，也就是新年，距离他献玉杯不到一个月，有人上书告发新垣平前此所做的一切都是欺骗，刘恒琢磨着也有些不对，于是把新垣平下狱，拷问之后，新垣平全部招供，果然都是欺骗。文帝大怒，判决将他诛夷三族。
　　刘恒虽然精明，但在某些事上是很弱智的。新垣平的骗术并不高明，却能屡屡得手，充分说明他窥中了刘恒的心理。哪个人不想请到神仙，长生不老呢？何况皇帝。好在刘恒不是昏君，虽然受骗一时，立刻警觉。经过这件事之后，刘恒再也不关心神仙之事了，而是把精力更加投入到现实中来。
　　这时汉王朝和匈奴之间的拉锯还在一刻不停地继续着。
　　十几年来，匈奴就没有消停过，年年秋高马肥的时候，就要入关抢掠，不知道杀死了多少边境的百姓，抢走了多少百姓的财产。尤其是云中郡和辽东郡的边境，受害最惨，都死了上万人。刘恒很忧虑，专门派遣使者去匈奴，带着礼物书信，表示服软，要求单于放自己一马。兴许是他的财物和卑词起了作用，单于嘴巴上答应与汉朝和好，并派使者回谢。刘恒也很高兴，决定和匈奴恢复和亲，派遣宗室女子嫁给单于。他为此专门颁发了一道诏书，阐明了自己和匈奴和亲的理由，他说：“匈奴之所以老是进攻我们汉朝，都是因为我这个当皇帝的德行不够，不能吸引方外之国来追慕结好。我为此天天寝食不安，希望能让单于知道我对和平的向往。所以我特意派遣使者去匈奴，向匈奴单于表达我的意愿。好在匈奴单于也很开通，终于理解了我的苦心，我们两家已经决定，从此结为兄弟，天下百姓以后可以远离战争之苦了。”
　　和亲之后，匈奴确实也消停了一阵。但是好景不长，没过一年，老上单于死掉了，他的儿子军臣单于继位。军臣单于没得到汉朝什么好处，当然不会和汉朝温情脉脉。后元六年，他命令三万骑兵进攻上郡，三万骑兵进攻云中，把汉朝边境郡县杀得尸横遍地，鲜血成河。数百里长的汉朝边塞烽火熊熊燃烧，一个烽隧传到一个烽隧，像一条火龙一样延伸，霎时间延伸到了甘泉、长安。刘恒大惊，当即拜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扎飞狐（今河北涞源一带）；原楚王丞相苏意为将军，屯据句注（今山西代县北）；将军张武屯据北地，以防备匈奴入侵。
　　这样安排后，刘恒还不放心，又拜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驻扎细柳（今陕西咸阳西南）；宗正刘礼为将军，驻扎霸上（今陕西西安东）；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屯据棘门（今陕西西安北），紧紧拱卫长安，防备匈奴打进来。长安城中，凄厉的警报每天频繁响起，空气十分凝重，百姓们都惶惶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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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嚣张我仁政（10）
虽然把长安的护卫安排得像铁桶一般，刘恒还是不大放心，有一天，他想亲自去视察犒劳长安周边的三支军队，先去了霸上和棘门，御车直驰入营门，主帅和大小将士都非常恭敬地迎接。刘恒坐在车上，不断地挥手说：“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过足了领导瘾，刘恒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最后一站是周亚夫的细柳营。形势很不一样，营门口的军吏都身披重甲，手执锋锐的兵器，弓弩也拉满待发，气氛非常紧张。刘恒命令使者先去传令，说：“天子马上就要到了。”军尉应道：“军中只听将军的命令，不理会什么天子诏书。”接着，刘恒的车马像风一样驰至，而营门却像聋子的耳朵，对刘恒高贵的御车不理不睬，毫无让他进去的意思。刘恒不得已，只好派使者持节信传召主帅周亚夫：“我想进去犒劳军士，行不行。”
　　周亚夫这才下令：“打开营门。”
　　营壁的门老态龙钟地缓缓分开，刘恒的马车刚刚启动，军尉又跑上来警告：“将军有令，军营之中，马车不许驱驰快跑。”
　　刘恒只好命令御者按辔徐行，好像闲庭信步。到了营垒当中，周亚夫手执兵器，仅仅作揖，道：“身上穿了甲胄，不能行跪拜大礼，只能用军礼迎接陛下。”
　　这庄重的架式震惊了刘恒，刘恒身不由己地从车上站起来，脸色端凝，双手凭着车轼，让使者以皇帝的名义向周亚夫表达敬意，说：“皇帝敬劳将军！”整个巡视期间，刘恒就像林黛玉初进贾府，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唯恐被周亚夫及其手下将士耻笑。在严肃的气氛中，一举一动都恭行军礼。好不容易犒劳完士卒，刘恒大大松了一口气，吩咐御驾：“回宫。”
　　小心翼翼地出了军营门，刘恒身边的大臣个个惊叹，没想到周亚夫这小子这么擅长作威作福，这么会制造紧张气氛，简直像个悬念大师。这时，刘恒也放松大胆地在旷野里大声感叹：“天啊！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刚才的棘门和霸上军营，简直像儿戏一样，哪里能够打仗？那些将军都可以一战而擒，只有像周亚夫这样的，才能让敌人闻风丧胆啊！”于是对周亚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过了一个月，匈奴人抢掠够了，满足地退出了汉朝边塞，长安消除了警报，三将军的军营也全部罢除。刘恒立即召来周亚夫，拜他为中尉，主管长安北军全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