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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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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就笔所写的电讯稿，原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20日电）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本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
胡乔木署长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长篇讲演中造了一连串的谣言。美国帝国主义的官员们以艾奇逊这类人为代表，一天一天地变成了如果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这件事实表示了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在精神方面堕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电讯稿全文一千五百来字，痛斥了艾奇逊，理所当然引起国内外的注意。当然，胡乔木的名字也引起了注意。
据当年担任毛泽东俄语翻译的师哲回忆，斯大林曾问及中国政府是否发表了声明。
毛泽东答：“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斯大林问：“胡乔木是什么人？”
毛泽东答：“是新闻署长，是以他的名义发表声明的。”
毛泽东频频致函胡乔木（1）
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担任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跟毛泽东的联系频繁。不过，已经进了北京城，虽然同住中南海，毕竟不像在延安那样喊一声就过来。何况胡乔木担任了许多职务，要参与许多社会活动。因此，毛泽东常常给胡乔木写便函。如今，透过这些便函，倒是可以看出胡乔木当年的工作情形。
1949年10月21日，毛泽东一份便函如下——
乔木：
我军于昨日到达迪化（引者注：乌鲁木齐的旧称）。请写短评一篇，能于明日见报为好。关于人民解放军入新的消息及评论，不要有“占领”字样，均称到达某地；评论中应提到得到新疆军政当局同意并欢迎人民解放军迅速开进的。
毛泽东
10月21日下午三时
三天后，毛泽东又写一函——
乔木：
此类新闻，不应在全国发表，也不应在西安兰州的广播台上广播，只可在哈密等地地方报纸上发表。并请拟电告知彭、甘。
毛泽东10月24日
毛泽东提及的“这类新闻”，是指进驻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逮捕了原国民党军队中的反动分子的新闻。彭，彭德怀。甘，甘泗琪。他俩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及政治部主任。可见毛泽东虑事甚细，很注意新闻的分寸。
在胡乔木兼任《人民日报》社长时，总编辑为邓拓。1949年12月1日，邓拓写了关于《人民日报》存在问题及进行改革的意见，给陆定一、胡乔木并报毛泽东、刘少奇。毛泽东作了如下批语——
乔木：
此事应早日解决，不应拖得太久。邓拓意见似乎是好的。
毛泽东12月4日
1950年元旦，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发来电报——
少奇转乔木：
广西全境，广东之南路及雷州半岛，西南全境（除李、余程万二部及西昌胡宗南一部外），西北全境，残敌均已肃清。请用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致各野战军的贺电，电稿写好后告我看一下再发。
毛泽东1月1日
1950年1月14日，毛泽东又发电报给胡乔木，告知“我今晚九时动身去列宁城参观，要三天才能回来”。毛泽东嘱这三天内《人民日报》社论“由少奇同志看过即可发表”。
2月14日，毛泽东发来颇长的电报，注明“限即刻到”，交“少奇、乔木”。毛泽东要他们“将新华社（社）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一文立即作如下之修改，然后随条约一道于今夜广播”。毛泽东陈述了六条意见，最后写道：“以上删改，请乔木负责改好校正无讹，并请少奇同志精校一遍，务使毫无遗憾，与中苏双方所发表的条约及协定内容完全一致，否则参差不齐，影响很坏，至要至要！”
1950年9月29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指出：“请查过去宣传中有无规定在1950年打台湾的事，有人说他看过元旦文件内说今年要打台湾的话，未知确否？以后请注意……”
在1950年10月21日，毛泽东连发两函给胡乔木：
乔木同志：
外国通讯社如对志愿军有反映，请注意在四五天内不要登载在《参考消息》上。
毛泽东10月21日
乔木同志：
昨日《光明日报》上吴耀宗的文章，可以广播，《人民日报》应当转载。
毛泽东10月21日
吴耀宗当时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这样推进基督教革新运动》一文。
在1950年11月3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
乔木：
此件天津《进步日报》已发表，北京《人民日报》及《光明日报》似可以发表，请酌办。
毛泽东11月3日
此处提及的是北京大学曾昭伦教授等三百多人联名致函毛泽东，表示抗议美国发动侵朝战争。
翌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则是关于发表《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罗隆基起草，关于各民主党派全力拥护抗美援朝）——
毛泽东频频致函胡乔木（2）
乔木，并徐冰同志：
此件请乔木即印清样七份，印好后以四份分送毛周刘朱（引者注：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以三份交徐冰，请徐冰于今日下午再找李济深、黄炎培、罗隆基三人一阅，取得同意，于今日下午七时以前退回我。
毛泽东11月4日上午九时
11月17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指出：“《参考消息》上，无根据地乱安题目，帮助美国人恐吓中国人，也应加以整顿。”
毛泽东素来重视报纸，阅报甚细。他给胡乔木写了那么多的信件，表明他对新闻工作的注重。
发表《实践论》的前前后后
毛泽东在1950年11月22日写给胡乔木的信中，要他起草一个关于如何正确地写电报的文件，颇有意思——
乔木同志：
请你负责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指示，纠正写电报的缺点，例如：不要用子丑寅卯、东冬江支等字代替月、日，要写完全的月、日，例如11月22日；署名一般要用完全的姓名，不要只写姓不写名，只在看报的人完全明了其人者允许写姓不写名，便如刘邓（引者注：指刘伯承、邓小平），陈饶（引者注：指陈毅、饶漱石）等；地名、机关名一般必须写完全，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允用京津沪汉等省称；还有文字结构必须学会合乎文法，禁止省略主词、宾词及其他必要的名词，形容词和副词要能区别其性质，等等。请你为主，起草一个初稿，再邀###、李涛、齐燕铭、薛暮桥及其他你认为有必要邀请的同志开会一次或两次，加以修改充实，然后送交我阅。
毛泽东11月22日
信中提及的###，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涛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部长，刘燕铭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薛暮桥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
毛泽东要胡乔木起草这样的文件，是知道胡乔木写文章很注意语法、用词。大抵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后来毛泽东让胡乔木代表中央参与语言文字工作，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副主任。
1950年12月28日，毛泽东写给胡乔木的信，则是关于发表《实践论》一事：
乔木同志：
此两文已看过，可以发表。
第一天发表《实践论》。第二天发表真理报的评论。分两天登报。
可先在人民日报发表，然后新华社再用文字广播。
毛泽东12月28日
毛泽东信中提及的《真理报》的评论，是指1950年12月18日《真理报》所发表的编辑部评论《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
胡乔木遵照毛泽东的嘱咐，先在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实践论》，翌日刊出《真理报》文章。
毛泽东的《实践论》，写于1937年7月。
1950年2月，当毛泽东要从苏联回国时，斯大林提议出版毛泽东的选集，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为了协助毛泽东编辑选集，斯大林指派了尤金来华。
毛泽东回国后，由他的俄语翻译以及苏联汉学家费德林着手翻译。尤金读了俄文稿，对《实践论》极为推崇，建议送往苏联发表。毛泽东同意了。
尤金把《实践论》俄文稿交人呈送斯大林。斯大林阅毕，交由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于1950年第二十三期（1950年12月出版）全文发表。1950年12月18日，《真理报》配发了评论文章。
于是，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那封信，决定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实践论》，翌日发表《真理报》评论。
也就在写那封信的同一天，毛泽东又给胡乔木写了一信——
乔木：
（一）可将胡佛演说以资料名义刊于人民日报第四版及世界知识上。（二）不但“领导方法决定”，而且有许多其他文件，都有在报上重新发表一次的必要。此事请与陈伯达商量一下，开出一个文件单，加以审查，然后发表。
毛泽东12月28日
这里提及的胡佛，是美国前总统。“胡佛演说”，是指胡佛1950年12月20日在纽约发表的关于国际形势及美国对外政策的广播演说。毛泽东看了演说稿，非常仔细地考虑了在中国加以发表的形式——以什么名义，在什么报第几版，在什么杂志上同时登，都作了很具体的安排。
至于“领导方法决定”，是指毛泽东在1943年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这显然是由于《实践论》的发表，使毛泽东想及，“有许多其他文件，都有在报上重新发表一次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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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指导着报纸工作（1）
受毛泽东的感染，也受毛泽东的委托，胡乔木如同毛泽东那样，时时注意着报纸。作为“新闻首脑”，又兼着《人民日报》社社长，胡乔木每日打开的头一份报后，便是《人民日报》。
毛泽东阅报时，随手写下种种意见，总是批给胡乔木。胡乔木呢？他阅《人民日报》，随手写下种种意见，总是批给“范、邓、安”，亦即范长江、邓拓、安岗。他的这些信件，到了《人民日报》社，被作为档案保存下来，迄今犹在。
胡乔木是写社论的好手，因此对《人民日报》的社论要求颇严。1950年6月7日，他给范长江写信，对于《人民日报》送来请他审读的“公私工商业关系社论”以为“写得并不好，原因是没有分析”。他要求“最好是重写”，要说理透彻，“有说服性”，“要把必要的材料成熟地掌握一下，找出逻辑关系来”。他以为，“凡写重要问题的社论必须充分展开逻辑，才有被人接受和重视的理由。”
此后，胡乔木又多次谈及社论的写作。他说：
“写社论。选题是政治问题，怎样写是技巧问题。社论要有分类，各类社论的性质不同，彼此相差很大，对待敌人的社论和纪念性的社论和解决当前问题的社论就不一样。反驳杜勒斯（引者注：美国国务卿）只要驳倒就完了，不能指示他做什么。纪念性的社论只提出一般性的任务，而对国内的实际问题就要提出一些具体任务。”
他还曾这样说及：
“报纸上的社论应当解决当前的问题，不能去解决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其次，社论的篇幅应该有一定的限制，在时间上也应该有一定的限制。有些社论今天不发表，明天发表就没有意义了，特别在国际斗争方面。社论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
那时尚无“社论写作学”之类，胡乔木从自己写作社论的多年甘苦之中，谈了不少精辟之见。
他也很注意评论。他说：
“评论是报纸的灵魂，是报纸的声音。其他的东西虽然也是报纸的声音，但是评论是它的主要声音。”
1951年1月5日，胡乔木致函“范、邓、安”：
“《人民日报》第三版的版面仍未见有显著的改善。其主要原因仍是缺乏思想性的文字，未能成为讨论思想问题的战线。”
1951年3月4日，胡乔木在信中写道：
“评论的沉闷当然首先是因为评论的内容空泛，使人不知道作者究竟在打算叫人干什么，提倡什么和反对什么。”
也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第三版从《开明少年》杂志第六十六期上转载了一段文章，意思是说喜马拉雅山的主峰不应用外国人名称“额非尔士峰”，而应叫“珠穆朗玛峰”。文章用了标题《我们伟大祖国拥有世界最高的山峰》。胡乔木看了，颇不满意，写信论述了自己对于标题的见解：
注意标题——这是我对于《人民日报》的一个要求。
今天的报纸第三版有一段文章，题目是《我们伟大祖国拥有世界最高的山峰》。这个题目是报纸上许多不好的标题之一。从这个题目人们决不能得到关于这段文章内容的任何暗示，而且也不能引起任何兴味，因为标题里的话是谁都知道的。这段文章正确的标法应当是“《额非尔士峰的名字应与通令纠正》，《额非尔士峰应当恢复祖国的原名》，《用外国人名称呼我国最高峰是一个错误》，《世界第一高峰是谁发现的》，《发现世界最高峰的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等等。
我所以详细指出这个例子，是因为《人民日报》上这类毛病太多了，简直是每一天每一页都有这种题不对文、不着边际、毫无生气的题目。我要求编辑部切实改正这种现象。
只要全部题目（连小题）都是生动醒目的，文章又都是对题而不是离题的，那就表示整个报纸的生动醒目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大半。加上短评、信箱、动态、通讯、图注等成分安排好，编排不是故意叫人难受，那么，报纸就会活跃得像春天的大花园一样了。
每天指导着报纸工作（2）
对于《人民日报》，胡乔木几乎到了“管头管脚”的地步，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他不断给“范、邓、安”写信。
1950年5月13日，他在信中要求《人民日报》改进广告工作，以期成为“领导全国广告改进的首脑”。
1950年6月25日，他写信称“《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很有益，但每信后面应注明处理情形或意见，如此信已复如何如何，此信已转抄某处某处，此信已请某人某人代复，此信为何为何尚未答复。否则看了就未免令人纳罕。”
胡乔木曾对《人民日报》及其他报刊的工作，写过许多这类信件，有时打电话，有时托人转告，有时约见报社领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因宣传部负责每天指导宣传工作特别是报纸评论的工作。”（引自胡乔木1953年12月7日致毛泽东、刘少奇函）
终于累得病倒了（1）
给《人民日报》频频写指示信的胡乔木，在1951年1月8日至1951年3月4日之间，却忽地成了“空白期”；
给胡乔木频频写指示信的毛泽东，在1950年12月28日写了那封关于发表《实践论》的信之后，至1951年3月2日才又给胡乔木写了关于转载萧乾的《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的指示信，中间也出现了一段“空白期”。
在这“空白期”——1951年1月中旬至2月底，胡乔木到哪里去了呢？
他的夫人谷羽是这么回忆的：
1950年12月16日，她生下第三个孩子，正住在医院里。这样，胡乔木有了二子一女。他为新生的儿子取名“和平”。和平早产，才七个月，出生后只得养在氧气箱里。
谷羽正忙着照料早产的儿子，一天，忽地传来消息，胡乔木病倒了，送进了北京医院！
胡乔木是累倒的。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差不多天天像绷紧的弦，况且毛泽东的生活昼夜颠倒——白天，胡乔木作为新闻总署署长、###副部长，要办公；入夜，毛泽东开始办公，又常常找他。日子久了，他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笔者曾采访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罗光禄，他也得此症。
胡乔木生活没规律，又得了胃病。那天，他突然胃出血，吐了一盆子血，急急送入北京医院。
北京医院院长、外科专家周泽沼亲自给胡乔木诊治。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瞕也赶往北京医院，过问此事。
经过检查，胡乔木患胃溃疡，已经穿孔，所以造成大出血。大夫认为，应该马上动手术，切除溃疡部分，但是又很担心，因为胡乔木体质弱，已经大出血，怕经受不起大手术。
周恩来总理闻讯，赶往北京医院，召集医生会诊，听取各方意见。
谷羽的答复非常干脆：“开刀！”
知道胡乔木要动手术，那天上午，经过一夜紧张工作的毛泽东，正要上床休息，要值班卫士把他的保健医生王鹤滨找来。
“王医生，你代表我去看看胡乔木同志，他病得很重，住进了北京医院。”毛泽东对王鹤滨说，“他可是个大好人哪！”②王鹤滨，《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王鹤滨随即赶往北京医院，上到病房主楼三层，见到了傅连瞕，也见到了胡乔木。王鹤滨回忆道②王鹤滨，《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胡乔木患溃疡病，大出血，面色苍白，显得很虚弱。医生护士们正忙着为他作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我走到躺在输送床上的胡乔木同志身旁，他马上要被送入手术室了。
“毛主席很关心您的健康，叫我代表他来看望您。”我握着胡乔木那发冷的、缺少血色的手说。
“谢谢毛主席的关怀，请转告主席，请他放心，不会出事的，要给我做手术。”胡乔木同？##椎牧成舷猿隽诵θ荩朔芏杂械愠粤Φ乃底拧？/p》“请主席放心！”当把他推向手术室时，胡乔木带着笑容又叮嘱我一次。
胡乔木被推进手术室，由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沼亲自主刀。胡乔木的胃溃疡颇严重，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
毛泽东关注着胡乔木的病情。除了听取王鹤滨的报告之外，毛泽东还要求北京医院逐日把胡乔木病况报来。
手术之后，又发生意外的情况：胃与肠粘连，可能需要再动一次手术！
体质已很虚弱的胡乔木，能否再经受得住第二次手术？
周恩来闻言，又一次来到北京医院，听取大夫们的意见。周恩来问大夫们，除了再开刀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大夫们终于决定采用别的办法治疗，未动手术，解决了胡乔木的胃肠粘连。
胡乔木本来就消瘦。胃切除大部分之后，更是影响了消化。谷羽说：“他一辈子从来没有胖过！”
在北京医院住了两个来月，也就成了那一段“空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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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累得病倒了（2）
胡乔木刚出院，便开始工作。毛泽东在1951年3月2日给他写了一信：
乔木同志：
3月1日人民日报载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发各地登载。并为出单行本，或和李俊龙所写文章一起出一本。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
毛泽东3月2日
萧乾，作家，当时任《人民中国》（英文版）副总编辑。李俊龙则为政务院参事，写了《战斗中的湖南农民》，载于1951年2月10日《人民日报》。
这封信表明，胡乔木又开始忙碌了。不过，他尚在休养之中。他和谷羽住到北京颐和园的谐趣园疗养。
谐趣园乃颐和园的“园中之园”，风景幽雅。此园原名“惠山园”，是清朝乾隆皇帝游江南时看中无锡惠山的寄畅园，下令在京仿建。后来，在光绪十九年重修，改名“谐趣园”。园内有涵远堂、湛清轩、瞩新楼、知春堂等十三座亭台楼阁，一泓碧水，游廊曲折，清静古朴，世外桃源。胡乔木在此一住数月，精神为之一爽。
这时，他在中南海的住处，已从静谷迁往春耦斋北面偏西的来福堂，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为邻。后来，又迁往中南海喜福堂住。
参与编辑《毛泽东选集》
在颐和园谐趣园疗养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仍不时给胡乔木写信，交办各种宣传事务。
那时毛泽东住在石家庄。
3月14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3月13日光明日报载有一篇天津通讯，题为《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写得很好，请予广播，并在人民日报转载。同日该报还登了天津津沽大学教授张羽时的一篇文章，题为《和天主教教友们谈怎样受教》，说明天主教革新的理论根据，很有说服力，请考虑在人民日报转载。”
3月20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事宜：“（一）宣传会议可自5月5日至15日开十天，如15日以后四中全会还未开会再延长五天，否则不要延长。（二）理论教育决定（引者注：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可先以草案发各地，通知照发。（三）选集（引者注：指《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提前发表的少数文章，待看后送你，4月或可发一二篇。《学习》上不要发表我的文章。”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花费了胡乔木颇多精力。
《毛泽东选集》最早的编辑者是邓拓。那是在1944年初，经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批准，由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邓拓主持此事。1944年5月，第一部《毛泽东选集》问世。在那样的艰苦岁月，能够印出《毛泽东选集》，确非易事。但是，《毛泽东选集》那时并未经毛泽东本人改定。
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建议出版《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本人亦有此意，何况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也确实需要出版《毛泽东选集》。于是，出版《毛泽东选集》，在毛泽东访苏归来后，郑重其事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5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主要由毛泽东的三位秘书承担，即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毛泽东本人亲自过问这一工作。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大致上是这样分工的：
毛泽东亲自作修改工作，最后定稿；
陈伯达负责全面编选工作，但没有参与第四卷工作；
胡乔木主要负责语法修辞用字和标点方面的工作，编第四卷时负责全面工作；
田家英负责注释工作，组织了###、近代史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等人员参加。涉及历史方面的注释，大都由历史学家范文澜写。田家英还负责出版及外文翻译方面的组织工作。
笔者在采访陈伯达时，他说，《毛泽东选集》书前的《本书出版的说明》是他写的。文末本来署“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由于考虑到“编辑”两字似乎不妥——毛泽东的文章还要由别人“编辑”？于是他改署“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此后，便一直沿用这一名义。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一些文章，经毛泽东阅定后，在出版前交《人民日报》发表。这便是毛泽东给胡乔木信中所提及的“选集提前发表的少数文章，待看后送你，4月或可发表一二篇。”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1951年10月12日出版发行。第二卷在1952年4月10日出版发行。第三卷在1953年4月10日出版发行。
第四卷在胡乔木主持之下，与前三卷不同，先是把全书编定，最后由毛泽东主持通读定稿。第四卷的许多题解以及政治性释文，由胡乔木执笔写成。编辑及定稿工作，在1960年二、3月间进行。1960年9月下旬，第四卷出版发行。
胡乔木为编辑《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出了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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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署名内幕（1）
就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那些日子里，一个盛大的节日来临了——195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仅“三十而立”值得庆贺，而且打败了蒋介石，取得了全国政权，更值得庆贺。
1951年7月1日尚未到来，各地给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致敬信、致敬电便潮水般涌来。那时，中国共产党已拥有五百八十万党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1951年6月30日在北京举行隆重的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周年，毛泽东等出席大会，由刘少奇作报告。
请谁为刘少奇起草报告呢？自然，最合适的人选是胡乔木。因为胡乔木编过《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以及《毛泽东选集》，又起草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史到了“烂熟”的地步。
那时，胡乔木已经离开了谐趣园，住在北京六所休养。
大抵也正因为对于中###史“烂熟”的缘故，花了一个星期，胡乔木就交卷了，为刘少奇起草了题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报告。
当人们佩服胡乔木的“快笔头”的时候，谷羽谈及胡乔木写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艰难内情：
记得1951年5，6月间，乔木因胃穿孔动了大手术，还在休养康复之中，少奇同志来找他，专请乔木代为起草庆祝“七一”的报告。乔木欣然从命。
那时已跨进6月中旬，稿子写完后还要留出时间让少奇和中央其他同志审阅，真是太紧了。而那年6月，北京的天气特别热，屋外热，家里好像更热，坐在那里不动都是一身汗。当时条件差，家里连风扇都没有。乔木冒着酷热，白天黑夜地写。我看他热得满头大汗，就找了把蒲扇为他扇风，后来又想办法从中南海西门外的冰库搞来几大块冰，放在盆里，摆在他椅子周围，给他降温。过了两天，热得实在没办法，他就让我在大澡盆里放一盆凉水，在澡盆上搁一块木板，他干脆坐在水里写。前后写了一个星期，《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稿子终于写出来了，共有四、五万字。
不料，毛泽东阅后，却写了批示，此文以胡乔木名义发表。
胡乔木知道了这一消息，以为不便遵命：这么一来，怎么向刘少奇交代？
毛泽东说少奇同志那里，由他去打招呼，另找人起草报告。
如此这般，胡乔木只得从命。
《人民日报》迅速排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定于6月22日见报。在6月21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请示有关文章的一些问题，毛泽东在他的信上作了批语：
主席：
“三十年”（引者注：即《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日报要求明日增出一张一次登完，现其余均已排好，希望能把改的一页清样马上看一下，在十二点前退回。
对陈独秀说是当时“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拟改为“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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