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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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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止一次称赞过《再论》，深表满意。
胡乔木在《再论》一开头，这样写道：
在1956年4月间，我们曾经就斯大林问题讨论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从那个时候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继续发生了一系列引起我国人民关切的事件。铁托同志在11月11日的演说和各国共产党对于这篇演说的评论，在我国报纸发表以后，再一次使人们提出了许多需要加以答复的问题。我们现在这篇文章将着重地讨论以下一些问题，就是：
第一；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
第二，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
第三；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
第四；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这篇长文点的是铁托，实际上批判的是赫鲁晓夫。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的主要敌手是蒋介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发动抗美援朝，以美国为主要对手；自1956年起，毛泽东开始了与赫鲁晓夫——被他称之为“现代修正主义”的较量。
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的笔，跟随着毛泽东：四十年代抨击蒋介石；五十年代初抨击美国；眼下转为抨击“现代修正主义”了。
《再论》已作为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库。迄今，仍为许多研究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共、研究毛泽东的国内外专家们所引用。
《再论》成了胡乔木一生笔耕的峰巅之作。他，不仅仅是“中共中央一枝笔”，他已是“中共中央大手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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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平常的春天”里（1）
邓小平对毛泽东作过这样的评价：
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随着毛泽东走过那些严峻的岁月。
跨入1957年，毛泽东开初的步子是正常的。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三天之后，毛泽东致函胡乔木——
乔木同志：
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转载，请给我，写上按语。
毛泽东4月30日
毛泽东提及的“此篇”，即北京大学教授、著名遗传学家李汝祺在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
遵毛泽东之嘱，胡乔木关照《人民日报》转载李文，当时加上毛泽东所写的“编者按语”：
“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毛泽东将李文改题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重视李汝祺的文章，因为他在1957年2月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最初的题目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中，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笔者访问过李汝祺的高足谈家桢教授，据告，遗传学曾一度被打成“伪科学”，所以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引起毛泽东注意。
毛泽东还注意到1957年4月13日《大公报》的社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嘱令：“送胡乔木同志阅。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于4月26日致函胡乔木，批评了《人民日报》：“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毛泽东这一批语，是写在4月24日《大公报》报头上，注明“乔木阅”。
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批评，促使胡乔木亲自执笔为《人民日报》写社论。
5月2日，《人民日报》列出胡乔木所写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从理论的角度，阐述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整风运动的意义。
那些日子，倒是被《大公报》的社论说中了——“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在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此文最初题为《走向反面》，拟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于《人民日报》。排出清样后，毛泽东在文章上批了“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八个大字，并把文章的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既然是“内部文件”，署名也就相应改为“中央政治研究室”。这“内部文件”，直到6月12日，才印发“中央一级若干同志”，署名又改为“毛泽东”。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意味着大转弯。此文直至收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才于1977年4月公诸于世——已是整整二十年后了。
毛泽东写道：
“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
毛泽东以为：
“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
也就是说，教条主义虽“左”，不过是方法问题罢了。
毛泽东又以为：
“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
在“不平常的春天”里（2）
“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
“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定。”
也就是说，修正主义，亦即右派，是立场问题。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
“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
这份在二十年后才发表的内部文件，表明了毛泽东下决心发动一场反右派斗争，而且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
在他此文中所表露出来的“‘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思想，后来导致了宁“左”勿右，导致了中国的航船向“左”偏航，以致导致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
在毛泽东6月12日印发《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写了《是不是立场问题》，于6月14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社论强调了“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立场问题”。
紧接着，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所写的著名的社论《不平常的春天》。此文是经毛泽东审阅后发表的，毛泽东作了若干修改、补充。
胡乔木一开头便写道：
“1957年的春天，对于我国的政治界和知识界，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
胡乔木写及：
“历史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们的思想是在争论中前进的。整风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也是不可避免的争论。现在有争论，将来还会有争论。”
他还写道：
“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不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是的，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
不言而喻，胡乔木谈论天气，显然是针对费孝通教授1957年3月24日在《人民日报》所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成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头面人物。
《不平常的春天》一文，被列为反右派斗争的必读文件。这篇社论，在1957年曾是广有影响的。
此后，胡乔木又接连为《人民日报》写了多篇配合反右派运动的社论：
《这一次人民代表大会》（6月26日）；
《斗争正在开始深入》（7月8日）；
《党不能发号施令吗？》（7月10日）；
《在朋友问题上驳斥右派》（7月18日）；
《用人可以不问政治吗？》（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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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毛泽东出席莫斯科会议（1）
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出席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由于全世界六十四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此时聚会莫斯科，也就借此讨论共同签署《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和《和平宣言》。
中国党政代表团的成员是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乌兰夫、陈伯达、###、胡乔木。
胡乔木参与了《莫斯科宣言》的修改。当时同行的###，曾经回忆说###，《我所知道的胡乔木》，见《我所知道的胡乔木》4…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乔木直接参与的、对中苏关系和国际共运产生影响的重大事件，是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1957年11月初，毛主席亲自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随后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接着召开的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我和乔木都是代表团成员。在我们赴莫斯科前大约一个星期，苏共中央发来一个《莫斯科宣言》的稿子，准备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讨论通过。乔木看了这个稿子，觉得问题不小，立即向主席汇报，说非改不可。主席把小平同志找来问，小平也认为一定要改。于是就叫乔木动手。只不过两天工夫，我就收到他送过来的改稿。乔木修改过的稿子，经主席看过，由我交翻译组阎明复、赵仲元、李越然等同志连夜赶译成俄文，交给苏方。到莫斯科后双方讨论，苏联方面说不出什么意见。乔木执笔做的重要修改，后来大多被正式发表的宣言所采用。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只带陈伯达，这一回把两位政治秘书都带去，显然，在六十四个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面临着意识形态的尖锐斗争——尤其是在共同起草宣言时，增一字、减一字都大有讲究，所以陈伯达、胡乔木双双出马了。当然，陈伯达懂俄语（早年在苏联学习过），胡乔木懂英语，也是有助于跟苏共及其他党的代表切磋文字。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坐火车。陈伯达回忆，那火车在西伯利亚大铁道上跑了好久好久。
这一回乘坐苏联的“图104”客机，几小时就到了。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跟斯大林会谈，虽说也有不快之处，但总的气氛却是融洽的。这一回跟赫鲁晓夫会谈，面和心不和，那笑脸是强装的。《人民日报》所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及其续篇《再论》，已经公开表露了中共的观点。两文的执笔者陈伯达和胡乔木参加莫斯科两个宣言的起草，将充分体现中共的意识形态见解。
金日成、胡志明、哥穆尔卡、卡达尔、陶里亚蒂、多列士……社会主义阵营群星汇聚莫斯科。
当年担任毛泽东俄语翻译的李越然，如此回忆道：
“赫鲁晓夫向毛主席谈起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情况，说斯大林当年对南方前线的指挥有错误，使得某次战役惨遭失败；又说某某元帅胆小如鼠，一见到斯大林，两条腿像麻秆，吃败仗就是由于这个人只会报告和俯首听命。而他自己又是如何如何的勇敢，向斯大林提出过正确的作战方案，遭到拒绝，等等。每当他津津乐道这些的时候，毛主席不是吃饭不作表示，就是把话题引开。当年只是一员中将的赫鲁晓夫自吹他比斯大林还高明，竟在指挥过千百次战役的毛主席面前显示他个人的军事才能，确实很不得体。……”
毛泽东极其厌恶赫鲁晓夫，直至他后来发动了旨在“揪出中国赫鲁晓夫”的“文革”。
胡乔木在莫斯科非常忙碌，参加宣言的起草工作。这比他在国内起草文件要麻烦得多。他写出中文稿，要译成俄文稿、英文稿。别的党提出的意见，要从俄文、英文译成中文。这么来回地翻译着、修改着，还要不断地向毛泽东汇报，听取毛泽东的指示……
胡乔木还帮助整理了毛泽东在莫斯科的三次讲话稿。后来，在1958年5月，这三次讲话稿作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文件发给代表们。
随毛泽东出席莫斯科会议（2）
11月21日，胡乔木刚刚随毛泽东飞回北京，便忙着为《人民日报》写社论《伟大的革命宣言》，于11月25日刊出。这篇社论，代表中国共产党阐述了对莫斯科会议及莫斯科宣言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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擂响“大跃进”的战鼓
1957年大张旗鼓的反右运动，导致了1958年“左”的大爆发。
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已经透露了“左”的端倪：
“有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这是“大跃进”一词第一次见诸于报刊。
毛泽东读了社论，欣然道：“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
毛泽东还为这篇社论写下一段批语：
“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毛泽东的这段批语，透露了他的“跃进”之情。
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一段话，表明了他急于求成之心：
“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还是个小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引者注：分别为英共主席和总书记）谈过两次话，我问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在十五年以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毛泽东深刻地影响着胡乔木。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所写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便体现了毛泽东当时开始发热了的头脑。
胡乔木用了刚刚“发明”不久的“跃进”一词：
“1956年我国国民经济的跃进的发展，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必需的和行之有效的。”
胡乔木指出：“还有少数有保守思想的人实际上在反对这个方针。”
胡乔木批判了“反冒进”：
“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1956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不久，胡乔木又为《人民日报》写了元旦社论《乘风破浪》，为1958年的大跃进擂响了战鼓。
胡乔木写道：要“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
他向全国人民发出呼号：“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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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
1958年成了“大跃进”年代。“意气风发”的毛泽东，频频出巡，在各地接连召开会议，为“大跃进”鼓劲。胡乔木也随毛泽东，出席一系列会议：
1月杭州会议（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南宁会议（九省二市书记会议）；
3月成都会议（中央工作会议）；
4月汉口会议（成都会议的继续）。
毛泽东严厉地批判了“反冒进”，指出：“反冒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
毛泽东说：“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
不得已，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作了检讨：
“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中间。”
“反‘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
陈云也在会上作了检查：
“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错误，我负主要的责任。”
此外，被迫作关于反“冒进”的“错误”检查的还有李先念、薄一波。
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的检查，为毛泽东发动批判“反冒进”提供了注脚——他那“有的放矢”之“的”究竟是谁。
为了实现“大跃进”，1958年8月17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公报，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
公报由胡乔木起草。
薄一波曾作如下回忆：
“有几位地方上的负责人（引者注：如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极力主张钢铁翻番。毛主席很高兴。我心里不踏实，怕完不成，就向毛主席建议把‘一○七○’写到公报上。毛主席赞成。当时我就通知起草公报的胡乔木同志，说毛主席说了，把‘一○七○’写到公报上。我的意思，大家都这样主张，就得大家负责任，写到公报上有‘将军’之意。事实证明，我的这个建议是错误的。”
薄一波，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虽说几个月前作过关于“反冒进”检讨，头脑还是冷静的。只是他知道无法抵制那“跃进”浪潮，来了个“将军”之法。既然毛泽东点头了，胡乔木也就照办了，把“一○七○”（即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写入公报。
三个多月后，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起草会议公报的，依然是胡乔木。
写公报时，胡乔木又遇上同样的问题：全会讨论通过了国民经济1959年的“跃进指标”，要不要写入公报、公之于众？
作过关于“反冒进”检查的陈云，头脑也还是清醒的。他知道那些“跃进指标”难以完成，便找胡乔木谈话，建议不要把具体数字写入公报。
胡乔木没有听进陈云的建议，又不敢向毛泽东报告陈云的意见。由胡乔木起草的会议公报，还是写上了这么一段：
“中央全会……提出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指标：钢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一千一百万吨左右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左右，煤炭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二亿七千万吨左右增加到三亿八千万吨左右，粮食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七千五百亿斤左右增加到一万零五百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六千七百万担左右增加到一亿担左右。”
胡乔木起草的公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毛泽东于1958年12月15日致函胡乔木——
乔木同志：
此件（引者注：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可以定稿。只在第三页增加了几个字。请用电话把修改处告诉北京，准备17日下午广播，连同主席问题决议（引者注：指全会同意毛泽东关于他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议）一起，18日见报。
毛泽东
12月15日下午十时
公报发表后，那钢、煤、粮、棉四大指标，成了全党、全国1959年的奋斗指标。然而，高指标脱离了实际，“大跃进”成了虚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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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毛泽东的批评（2）
陈云一次又一次向毛泽东陈述自己的意见。起初，毛泽东听不进去。1958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生日，陈云在跟他一起吃饭时提醒他：“明年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恐怕完不成。”毛泽东不以为然，答道：“我提出的东西，对不对要由实践来检验。”
在1959年1月、4月，陈云又提出降低指标的意见。高指标在执行中遇上了麻烦。渐渐地，毛泽东听进了陈云的意见。
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毛泽东说：“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这表明他对高指标的问题，已经有所感觉。
然而，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公报，仍然重述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中提到的“四大指标”。公报写道：
“全体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是根据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煤产量三亿八千万吨、粮食产量一万零五百亿斤、棉花产量一亿担这四大指标和今年第一季度生产和建设的情况而编制的……”
陈云看了之后，直接把意见告诉毛泽东：“不应把这些指标写进公报，这样很被动。”
毛泽东听了，觉得陈云言之有理。
这时，陈云才提起，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结束时，他曾对胡乔木说过，并请胡乔木转告毛泽东。
这下子，毛泽东生胡乔木的气了。毛泽东颇为尖锐地批评胡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不报告？”
那时，陈云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泽东表扬了陈云，说道：“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
胡乔木向来小心谨慎，很有组织纪律性，很少受到毛泽东批评。
这一回胡乔木挨批评，其实，当时他也有他的难处。因为也就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对人民公社问题有意见，跟刘少奇谈了。刘少奇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甚为不悦。
大抵知道这一情况，胡乔木未敢把陈云的意见转告毛泽东——如果胡乔木当时如实转告了，毛泽东也未必听得进去，反而会怪罪陈云。因为1958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陈云当面跟毛泽东说了，毛泽东也没有听进去。何况，胡乔木所起草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是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后才发表的……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之后，陈云受毛泽东和中共书记处的委托，进行经济计划指标的调查。5月11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把1959年钢产量降为一千三百万吨。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云的意见是符合中国实际的：1959年中国的钢产量只有一千三百八十七万吨（况且这数字也是掺了不少“水分”的）。
批罢“西尼”驳“东尼”（1）
虽说毛泽东批评了胡乔木，好在胡乔木马上表示接受批评，而且问题的性质并不严重，也就过去了。从此，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越发小心——他本来就很谨慎小心。
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接连批评了他的三位秘书——先是陈伯达，接着是胡乔木，然后是田家英。
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批评非常严厉。那是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狠狠地批评陈伯达提出的“产品交换”，于11月9日写了《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一封信，建议大家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书，以求弄清“一大堆混乱思想”（指陈伯达）。一时间，把陈伯达批得灰溜溜的。
毛泽东对于田家英的批评，将在后文写及。
相比而言，在三位秘书之中，胡乔木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是最轻的。
胡乔木依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1959年4月底，毛泽东交给胡乔木一项重要写作任务：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写一篇关于尼赫鲁演说的评论。
尼赫鲁，当时的印度总理。他本来对中国持友好态度。后来，尼赫鲁支持西藏叛乱，转为反华。1959年4月27日，他在印度人民院发表演讲，把西藏平叛说成是“武装干涉”，他表示同情和支持“西藏人的自治愿望”。毛泽东读后，指示《人民日报》于4月30日全文转载尼赫鲁讲演，同时要胡乔木写一篇评论。
胡乔木倾注全力写出了一篇《再论》式的长篇评论，题目《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再论》批判的是“西尼”——尼基塔·赫鲁晓夫，此文批判的则是“东尼”——尼赫鲁。胡乔木这枝笔批了“两尼”。
当时吴冷西“作为他的助手，从头到尾参加了起草，修改过程，深感这是高难度的作业”。吴冷西回忆说吴冷西，《忆乔木同志》，载《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在修改《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过程中，最难处理得当的是对尼赫鲁的态度。他既是我们批评的对象，又是我们团结的对象。毛主席和周总理在讨论过程中讲了许多切中要害而又分寸得当的意见，要求在修改中体现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如何在行文中贯彻这个方针，难度相当大。乔木同志经多次斟酌，反复修改之后，终于找到了比较妥善的办法。这就是：全文开篇高屋建瓴，从西藏革命讲起，揭露西藏农奴制度的反动，黑暗，残酷与野蛮，这就势如破竹，彻底摧毁了借口中国军队平息西藏叛乱的反华言论的基础。接着是采取中国古文作法中“欲抑先扬”的笔法，首先充分肯定尼赫鲁的好话，然后批评他的谬论，并且利用他的前后矛盾，以其矛攻其盾。整篇文章充分摆事实，讲道理，细细道来，不慌不忙，尖锐处入木三分，委婉处娓娓动听，抑扬顿挫，理情并茂。这篇论文的最后部分，根据周总理的意见，引用了尼赫鲁1954年访华时的友好讲话，并表示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将继续友好合作，为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努力。这就圈划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的圆满的句号。
毛泽东很欣赏胡乔木这篇文章，嘱令仍以“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名义发表，使此文的“规格”向《再论》看齐。
毛泽东曾说过：“胡乔木写过许多好文章，《再论》和《尼赫鲁的哲学》就是他写的嘛！”
1959年5月6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长文。胡乔木十分准确地掌握着与尼赫鲁论战的分寸：
“我们现在被迫在自己的评论中同尼赫鲁先生有所争辩，这是我们非常难过的事。尼赫鲁先生是我们尊敬的友好邻邦印度的总理，是世界上有威望的政治家之一。对于我们来说，尤其不能忘记的是，他是一位中国的友人，一位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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