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媚术:中国历史上的身体政治学-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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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齐桓公不听管仲的劝告，堂堂一国之尊，春秋第一霸主，竟然落到了尸体用杨木门板遮盖的地步。
　　《史记·齐太公世家》的记载更加血腥：易牙和竖貂诛杀群吏。除了托付给宋襄公，居住在宋国的孝公外，其余五位公子交相攻伐，最后易牙和竖貂立公子无诡（即长卫姬的儿子武孟）为君，齐桓公停尸六十七天之后，方才被公子无诡埋了。紧接着，无诡立三月即被杀身亡，宋国护送孝公即位，是为齐孝公。
　　

【自宫】自我阉割的第一刀（3）
竖貂此人，再也没有见诸史册，倒是“竖貂”的混合体—阉竖和“银珰左貂”，成为中国史上耳熟能详的专有名词，刺激着某一个有知识的群体在朝代易色时的神经：要么成为阉竖，要么成为“银珰左貂”的代表。易牙呢？这个“雍巫辨味”的民间传说的主角，在齐桓公死的那一年（公元前643年），改奉齐桓公的最后一个如夫人宋华子所生的公子雍，　“以为鲁援”。至此，易牙—雍巫，雍巫改奉公子雍，易牙易了主人的口味，正所谓名至实归。
　　竖貂不仅是中国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寺人，而且是第一个自宫者。即使在齐桓公时代，即使在好色的齐桓公后宫充盈的情况下，竖貂凭借自己的美色，仍然得到了齐桓公的宠幸。自宫者被宠幸的荣誉，在自宫的源头处就得到了最大的兑现。
　　后世的自宫者呢？是超越了这种被宠幸的荣誉，还是被某种未被宠幸的荣誉谋杀了呢？
　　作为自宫者的一个最佳参照，和自宫者同出一源的御者，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
　　即使源头一致，性质相同，但御者仍然不同于自宫者：御者高声喧嚷，发为牢骚；自宫者默默无声，等待着君王的宠幸。
　　牢，象形指事，本义为“闲养牛马圈也”（《说文》）；骚，形声，本义为“摩马”，“摩马，如今人之刷马”，引申为“扰也”，马扰动的样子，再引申为因纷扰不安而导致的忧愁（《说文》）。牢骚一词，最早都与畜圈里的马有关。马和马车是古代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赶马车的人被称为御者，因为是干体力活的，所以地位低下。一天劳累下来，晚上还要在马圈里刷马。伴随着马的扰动，御者不免哀叹自己的身世，有抱负的人更有怀才不遇之感。
　　这一职位造就了中国史上四个著名的词—
　　“御用”。用于御，用为王的御者，为王前驱。如此责任重大，如此辛苦，却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反而被人看不起；御者在马圈里哀鸣的时间久了，言为心声，歌以咏志，遂诞生了“马圈文学”，纯粹干体力活儿的御者慢慢就转变成了专事歌咏的“御用文人”。
　　“舆论”。舆者，车也，车上的言论。黄帝最早设计了车服，御者被分为三六九等，奠定了等级制的基础。既有等级就有不满，御者驾车的时候不免嘟嘟囔囔，抱怨车服配不上自己的技术。时间长了，御者的言论渐渐密集起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言论圈子，后世就用“舆论”这一专门术语来命名这个独特的言论圈子。
　　“骚人”和“骚客”。特指诗人。从“马圈文学”脱胎而出的御者，春风得意之后，“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侯”，开始了不切实际的妄想。虽然河山还是以前的河山，但揣着俸禄游山玩水看到的河山显然迥异于驾车时看到的河山。
　　牢骚可不同于离骚。牢骚是一种私人叙事，直接指向个人待遇；离骚是一种宏大叙事，因为###被放逐之后而产生的对国家命运的担忧。最为雄辩的证据是：牢骚人人可发，离骚却只有屈原一人发得出来。
　　毫无疑问，不管是牢骚还是离骚，都是对国君的身体的媚术。正如不管是他阉还是自阉，都是对国君的身体的媚术一样。御者和自宫者，都是自愿的取媚者，只不过，御者是赶马然后歌颂，自宫者是羡慕于歌颂然后自我阉割。御者先于自宫者，就像国君的宠幸导致了自宫者。
　　自我阉割的第一刀，被一个古怪的人—竖貂，大曝于天下。从此之后，所有挥刀自宫的人，所有精神自阉的人，再也逃脱不了亦显亦隐的春秋笔法，再也逃脱不了儒家的吃人礼教所笼罩的透明屏风。阉割，要么变本加厉为锦衣卫，要么成为精神上自我阉割的通行证，在号称五千年文明史惟一剩余的文明古国里，上演了一出出悲剧喜剧闹剧滑稽剧。
　　呜呼！竖着进来，横着出去。即使是竖貂，也变成了历史的横貂。
　　

【放逐】两个人的端午（1）
端午节的起源很早，夏朝的历法夏历中已经有五月五日的记载：“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夏小正》）五月是毒月，因为端午后天气转热，而端午这一天是阳气最盛的一天，所以要蓄药以辟除毒气。《大戴礼》也说：“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兰是兰草，要用兰草熬成的汤药浴。
　　到了战国时期，以苏州为中心的江浙一带，开始在端午节这一天纪念伍子胥。
　　伍子胥名员，楚国人，他的父亲伍奢是楚平王太子的太傅。少傅费无忌在楚平王面前进太子的谗言，伍奢挺身而出，为并无罪过的太子辩护。楚平王大怒，囚禁伍奢做人质，让他把他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员招来，想一并杀害。伍尚应召而来，和父亲伍奢一起被楚平王杀害，伍员不甘引颈受戮，开始了逃亡的漫漫长途。先投奔已经逃到宋国的太子，又和太子一起逃亡到郑国，太子被郑国诛杀，伍子胥继续向吴国逃亡。在吴楚边境，伍子胥被楚兵追赶到江边，江上有一渔父渡伍子胥过江。伍子胥解下价值百金的佩剑，感谢渔父的救命之恩，哪知渔父不屑一顾，说：“楚国悬赏，抓到伍子胥的人，赐粟五万石，封爵。我连这都看不上，哪里会要你仅仅价值百金的佩剑！”伍子胥最终逃亡到吴国，归附了吴王僚。
　　吴楚交兵，伍子胥极力劝说吴王僚攻打楚国，公子光却说：“伍子胥的父兄都被楚国杀了，伍子胥只不过是想报私仇，而不是真的为吴国着想，不能听信他的话。”伍子胥因此知道公子光有异志，就进献了一个著名的刺客专诸给公子光。公子光趁吴王僚出兵伐楚，国内空虚的时候，宴请吴王僚。席间公子光借故离席，专诸把匕首藏在鱼腹中，端到吴王僚面前，刺死了吴王僚，专诸也被吴王僚左右杀死。公子光趁机派伏兵杀尽吴王僚的随从，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
　　此时，楚平王已死，楚昭王即位。伍子胥率吴兵攻入楚国都城，伍子胥“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这就是著名的“鞭尸”的来历。
　　伍子胥报了杀父兄之仇，了却了一生最大的心愿，一心一意地辅佐吴王阖闾，吴国的国力逐渐壮大起来，雄霸一方。
　　其后吴越争霸，伍子胥辅佐吴王阖庐伐越，阖庐被越军射中手指而死，死前含恨叮嘱儿子夫差毋忘父仇。三年后夫差大败越王勾践，勾践携妻赴吴国为人质。大臣文种和范蠡设计贿赂吴国的太宰伯嚭，伯嚭在夫差面前构陷伍子胥，并促使夫差赦免了勾践。勾践回国后，卧薪尝胆，最终于公元前473年伐吴，彻底灭了吴国。吴王夫差自杀而死，自杀的时候蒙着面孔，说：我没有脸去见伍子胥啊—此前数年，夫差听信伯嚭的谗言，“使人赐子胥属镂剑以自杀”。这又是一个著名的故事。不知为什么，古人的行为中总是蕴含着一种极端的美感—子胥大笑曰：“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入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伍子胥愤激到要把眼睛挖出来，置吴东门上，幸灾乐祸地观看越兵的入城式。至今苏州尚存胥门。伍子胥的临终遗愿大大激怒了夫差，“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见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鸱夷，而投之于江。”（《国语·吴语》）申胥即伍子胥。鸱夷，马革或牛革做的袋子。夫差把伍子胥装进“鸱夷”，压上石头，投到江里，让他永远浮不上来，作为对伍子胥临终遗愿的报复。没想到伍子胥一言成谶，夫差被勾践生擒，不能忍辱，遂蒙面而死。
　　伍子胥死时，是公元前484年左右，比屈原死年（约公元前278年）早了二百多年。“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史记·伍子胥列传》）民间传说伍子胥被投江的这一天即为农历五月五日。《荆楚岁时记》载：“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则明确载明东吴之俗，端午是纪念伍子胥而非屈原。
　　伍子胥之后二百余年，屈原几乎重复了伍子胥的命运。
　　

【放逐】两个人的端午（2）
屈原名平，时任楚怀王的左徒。《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了屈原第一次被放逐的经历：
　　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屈原博闻强志，既能治乱，与楚怀王商议国事，发号施令；又辞令娴熟，接待宾客，应对诸侯，井井有条，楚怀王非常信任他。上官大夫嫉妒屈原，向楚怀王进谗言说：“大王让屈原发令，大家都知道，每一令出，屈原都自居为自己的功劳，以为非他不能为，哪里把大王您放在眼里。”楚怀王大怒，不仅疏远了屈原，而且把屈原放逐到国都之外。屈原痛恨楚怀王偏听偏信，受谗言的蒙蔽，容不下自己这个方正之人，日夜忧愁幽思，写下了长达375句，2500字的抒情长诗《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慨叹，响彻了两千年中国文学史。
　　其后，日益偃蹇的国事已与屈原无关。楚怀王轻信了秦国的邀请，前往秦国，在拒绝了秦国要求割地的胁迫之后，死在秦国。顷襄王即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屈原在放逐期间，仍然眷恋故国，心系怀王，几年间写下了大量诗篇，希望怀王终有所悟，重新把自己招回身边。这些诗篇传到了令尹子兰耳中，子兰大怒，指使上官大夫又向顷襄王进谗言，顷襄王“怒而迁之”，再一次放逐屈原。这一次把屈原放逐到了更远的江南。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详细记载了屈原之死：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汨罗以死。
　　这是《史记》中最著名，最感人的记事之一。屈原披发在汨罗江畔行吟，放逐的日子使他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问他：“你就是三闾大夫吗？怎么落到了这个地步？”屈原回答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所以被放逐了。”渔父说：“圣人不会被万物凝滞，而能够与世相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着潮流而推波助澜？众人皆醉，何不一起吃酒糟喝薄酒？为什么怀瑾握瑜，保持高尚清白的节操，致使自己被放逐呢？”屈原回答说：“我听说刚洗过头的人一定要弹去冠上的灰尘，刚沐浴过的人一定要抖掉衣服上的灰尘，谁能以清净之身，去忍受肮脏的东西污染呢！我宁愿投入长流不息的水中，葬身鱼腹，又怎么能够以清白纯洁的品行，而蒙受世俗的尘垢呢！”于是写完《怀沙》的绝笔之赋，抱着一块石头投汨罗以死。
　　屈原死的这一天，也是五月初五。
　　伍子胥和屈原的死法相同，即“定杀”之刑。《睡虎地秦简》释义为“生定杀水中之谓也”，活生生地投到水中溺死，又称“沉河”，“沉渊”。只不过伍子胥是尸体被吴王夫差施了“定杀”之刑，而屈原，是自己给自己施了“定杀”之刑。
　　性格激愤的伍子胥，死后还要把眼珠挖出来看吴国之亡。而屈原却是绝望之后自沉于江，水波柔和地接纳了他，抚慰着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一颗心。质本洁来还洁去；水是清洁的，洗净他肉体的同时，也和他清洁的灵魂融为了一体。连尸体都不给世人看，因为世人是肮脏的。“逝者如斯夫”，水流的无常，映照出他的悲观主义。自比“香草美人”的屈原，在汨罗江的清清江水中，顾影自怜，高标自许，终于安静了下来。
　　

【放逐】两个人的端午（3）
五月五日，端午纪念的两大主角—伍子胥和屈原—一为叛国者，一为流亡者。伍子胥先叛楚国，后叛吴国（剜眼以观吴国之亡），在无家可归，朝廷执行不义的前提下，伍子胥两次叛国；屈原在政治抱负不得舒展，反而被馋的情势下，写下大量以高洁自许的篇章，暗示了朝廷的昏罔和小人得道的现实，从而遭到了两次放逐。和专制国家的意识形态相左，这两个国家的敌人却得到了民间的一致怀念，以至于两千多年来端午的传统从未中绝。这是一个深刻的提示：端午从来是民间的节日，只要专制尚未根除，它就永远不可能被官方意识形态所称许，更不会进入官方节日的谱系。恰恰相反，端午是民间对专制和国家强权的强烈抗议，在一年一度的浩大怀念中，这两个叛国者和流亡者身上，寄托着中国民间的全部心事。1925年鲁迅先生慨叹中国一向就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端午恰恰是最大规模的对国家叛徒的抚哭。
　　端午是中国传统节日中的一个异类，一个孤例：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所有这些节日，形式和内容都高度统一，数千年如一日，从未割裂；只有端午，在今天蜕变成了单纯的粽子节和龙舟节，核心价值消散了，形式取代了内容。人们在吃粽子的时候，仅仅想起了一个图腾化的会写诗的骚客，同时还在担心自己吃到的是不是假冒伪劣的黑粽子。民间的怀念遭遇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改写，甚至连“民间”这个词都被缩略为一系列风俗和乡间小调的集合体。
　　伍子胥和屈原，借助于端午这一民间的盛大节日，完成了对身体媚术的最后逃离。“结微情以陈辞兮，矫以遗夫美人。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九章·抽思》）；“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日月忽其不湮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尽管屈原这些表达对楚怀王怨望的辞句被孙次舟和闻一多理解为“文学弄臣”，甚至由此判定屈原的同性恋者身份，但是，汨罗江畔的“定杀”，毕竟洗净了曾经被污染的躯体。同时，屈原用“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悲回风》）的诗句，向死于同一日的伍子胥表达了追随和致敬之情。
　　可惜，在伍子胥和屈原死后两千余年，端午精神彻底失落了，刚强、激愤、清洁的端午精神让位于身体媚术的大行其道，世间只余端午其形，而无端午其神了。只有当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的时候，人们才想起来端午原来是起源于中国的古老节日。但是，所谓“抢救端午”无非是和四大发明如出一辙的阿Q心理，端午精神反而更符合韩国精神—韩国精神中的刚强，韩国精神中自尊、知耻、忘我、利他的春秋人格，韩国精神中不向国家强权低头，对强权的清算，不正是端午精神的最好继承吗？而中国呢？居然有专家建议政府出面和韩国联合申遗，这是对端午这一节日“民间性”的极大讽刺，“国家形象”成为“抢救端午”的惟一诉求。在这一争夺战中，没有人去追究端午精神到底是什么，狭隘民族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反讽的是，却并不被国家意识形态所接纳，同时，反向地又是端午精神“民间性”的雄辩证明。
　　端午精神这样的本土精神资源，就像它的两个非凡代表一样，遭到的同样是被放逐的命运。
　　伍子胥和屈原，斯人已矣，魂兮已不再归来。端午以及附丽于它的端午精神亦复如此，魂兮也已不再归来。如果不能归来，那就彻底地消亡吧。
　　

【后宫】身体美学的第一次沦亡（1）
今人把牵涉到女性身体的书写命名为“身体写作”。这是一种纸上的舞蹈，它意味着被儒学禁锢了两千多年的汉民族已经失去了歌舞能力。当“美女作家”们腰身粗如水桶，满脸长满横肉的时候，她们开始把丑陋的身体搬上纸面，纸上谈兵，想像性地舞姿轻盈，韵吐呻吟。这不是身体之美，而是性压抑的宣泄。身体美学被阴谋化地缩略为下半身的性，下半身的性置换了身体美学的辽阔地域，并堂皇地取而代之。
　　这是身体美学的全面沦亡。
　　后宫，是一座小型的战场。当男人们在真正的战场上与对手搏杀，以军队的集团建制大规模地互相屠戮的时候，后宫里的女人们也在构筑着一条条看不见的战线。同样有楚河汉界，同样有深深的巨大的鸿沟，只不过，刀光剑影让位于精致的帷幔后的阴谋。
　　后宫的建制出自周礼。《礼记·昏义》详细地规定了后宫的数目：“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除皇后外，共计120个后妃。周室衰微后，严格的后宫制度开始走形，至汉朝，后宫已经扩充为十四等，开启了“后宫三千”的男权泛滥时代。
　　中国史上后宫之德的楷模是刘秀的原配妻子阴丽华。她的故事，为残酷的后宫之战涂抹了一丝温馨的暖色。
　　汉光武帝刘秀在新野，听说了阴丽华之美，无限向往。到长安看到执金吾车骑盛大，不由得感叹道：“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阴丽华19岁的时候，刘秀终于完成了心愿，娶了阴丽华为妻，不过此时的刘秀离执金吾的理想还差着老大一截呢。刘秀起兵后，为了扩大势力，与真定望族郭昌政治联姻，又娶了他的女儿郭圣通，南征北战，一直带在身边，阴丽华则留在南阳老家。第二年刘秀称帝，把阴丽华接到洛阳，想封她为皇后。阴丽华以郭圣通已经生子的名义坚辞，刘秀只好立郭圣通为皇后。17年后，郭皇后年老色衰，刘秀终于逮着机会，废郭皇后，立阴丽华为后。《后汉书》对阴皇后的评价是：“在位恭俭，少嗜玩，不喜笑谑。性仁孝，多矜慈。”阴丽华的儿子继刘秀皇位，是为显宗。阴丽华在皇太后的位置上平平安安地度过了晚年，活了60岁，寿终正寝。史家评论，正是阴丽华的后宫之德才使得她福寿双全。
　　后宫的铁律是争宠、妒忌和因此导致的寿夭，而阴丽华的命运，却堪称后宫潜规则的异数。
　　以阴丽华的后宫暖色为背景，上溯一百多年，我们看到了有史可稽的最为残酷，也开创了后宫之战的血腥事件。这一事件是身体美学的第一次沦亡。
　　后宫，并不仅仅是一座小型的战场。按照常理，后宫是身体美学的渊薮，是天下女人之美的汇聚地。歌舞，妆饰，文学，一切的时尚都从这里发源，精致奢华的舒适生活，使后宫成为一个帝国闪耀着美学光芒的最佳载体。但是，皇帝却只有一个，后宫的三千佳丽即使全部被皇帝宠幸，一天一个的话，也得花费十年的光阴。杜牧慨叹“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三十六年居然没有见到皇帝一面！因此，只要后宫制度存在一天，皇帝争夺战就一天不会停止。当皇帝，这个帝国最伟大的男人御驾亲征，与侵略者和叛乱者争战，即使胜利也身心俱疲的时候，回到首都的后宫，深深地陶醉于交织着美色和香气的女人的温柔，他哪里能够想到，衣香鬓影的背后，正在上演着一场场丝毫不逊于野战的内战。
　　追根溯源，其实身体美学的沦亡早就已经开始了。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身体第一次被锻造为纯供娱乐的视觉形象。而这种“细腰”跳出来的舞蹈，就是著名的“楚舞”。身体美学的最早鉴赏家屈原在《九歌》中如此描写这种舞蹈：“灵偃蹇兮姣服”—衣衫华丽的女巫啊身体起起伏伏；“灵连蜷兮既留”—女巫盘旋起舞啊神灵留了下来。“偃蹇”和“连蜷”就是楚舞的肢体语言：“偃蹇”，形容身体伸屈自如，舞姿宛转；“连蜷”，形容身体舒曲回环。可以想见，细腰不盈一握，娇小柔媚的身躯翩翩起舞，那种风摆杨柳，宛转盘旋之美。
　　

【后宫】身体美学的第一次沦亡（2）
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的宠姬戚夫人就是跳楚舞的高手。戚夫人是山东定陶人，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之后才得到她，非常宠爱，四处征战时也带在身边。和项羽垓下一战，项羽和虞姬听到的四面楚歌，首先就来自于刘邦和戚夫人，然后才令汉兵应和的：“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为楚歌，是楚人之歌声也。”（《史记·高祖本纪》三家注“按”）汉画像石中就有戚夫人楚舞：长袖，细腰，体弯，婀娜多姿。《西京杂记》说她“善为翘袖折腰之舞”，“翘袖折腰”四字，最为形象地道出了楚舞的特点。东汉文学家崔骃也在《七依》中描述道：“表飞縠之长袖，舞细腰以抑扬。”
　　刘邦和戚夫人感情深厚，因为常常带着她一同出远门，朝夕相处。正牌皇后吕雉常常留守在宫内，加上年龄又大，倒反而疏远了。被司马迁评价为“为人刚毅”的吕后嫁给刘邦的时候，刘邦还是一个小小的沛县泗水亭长，去拜谒吕后的父亲吕公时，身上没有一文钱，其实是想去吃白食。没想到善于相人的吕公一眼就看中了这小子，当场就许诺要把女儿嫁给他，事后还招致了老婆的埋怨。吕后生子孝惠，立为太子；戚夫人生子如意，封为赵王。《史记·吕太后本纪》载：“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高祖乃小流氓出身，好酒好色，岂能看上为人仁弱的孝惠？因此想废掉太子，立戚夫人的儿子如意为太子。戚夫人也对着刘邦“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戚夫人长袖善舞，就以为可以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发言了，于是开始越界，向宫廷政治的前沿发起了最后的冲锋。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僭越—身体美学悄悄地置换成了身体政治学。
　　这场身体的语义僭越引发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女身，当她蜷伏于美学的传统范畴之内时，人见人爱，我见犹怜，溢美之词惟恐不能表述于万一；即使如此，那些惕厉自警，火眼金睛的卫道士们也会恐惧地发现这具身体里潜藏的能量，因而提前预警，斥其为“未来的妖孽”。最好的例子就是春秋时期，晋人叔向欲娶申公巫臣和夏姬所生的女儿为妻，叔向的母亲规劝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甚美必有甚恶”（《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甚恶”隐藏于“甚美”之中，这就是他们的身体哲学，恰如同恐惧隐藏于他们的道貌岸然之中一样。
　　刘邦的大臣们开始迎头狙击。在留侯张良的策划下，太子孝惠“卑词安车”，亲自去迎接名满天下的隐士—“商山四皓”。这四个80多岁满头白发的老头儿被太子的甜言蜜语和礼贤下士所打动，遂跟随太子左右，像四个白色恐怖的门神，吓阻了刘邦的易储之念。
　　《西京杂记》关于易储失败之后的想像很有意思：
　　戚夫人侍高帝常以赵王如意为言。而高祖思之，几半日不言，叹息凄怆而未知其术。辄使夫人击筑，高祖歌大风诗以和之。
　　唐朝诗人李昂《赋戚夫人楚舞歌》也写到这一情节：
　　不奈君王容鬓衰，
　　相存相顾能几时。
　　黄泉白骨不可报，
　　雀钗翠羽从此辞。
　　君楚歌兮妾楚舞，
　　脉脉相看两心苦。
　　曲未终兮袂更扬，
　　君流涕兮妾断肠。
　　刘邦老矣！在满朝的反对声浪中，“叹息凄怆”，无所措手足，只好让戚夫人击筑，自己流着一把老泪唱起了盛年时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唉，俱往矣，那威加海内的好时光；俱往矣，那当年跟随我的猛士一个个都被我亲手翦除；眼前的美人，心爱的儿子，我都帮不上你们了，好自为之吧。
　　戚夫人向宫廷政治前沿的冲锋以失败告终。女人，终究要回归到她的本色。于是，身体政治学的幻影破灭之后，身体美学的法则再次启动，戚夫人又捡起自己最擅长的本领，楚舞击筑，慰藉最心爱男人的老迈之叹，也慰藉自己不知今夕何夕的茫然。筑，这种已经失传的奇特乐器，在高渐离手中，是刺向秦王的利器；到了戚夫人手中，却变成了身体美学即将谢幕的最后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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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宫】身体美学的第一次沦亡（3）
未几，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崩于长乐宫，享年61岁。太子孝惠继位，是为汉惠帝。
　　紧接着，嫉恨已久如今大权独揽的太后吕雉（雉：野鸡），以国家恐怖主义的名义行心理变态之实，对身体美学展开了骇人听闻的疯狂报复。
　　《史记·吕太后本纪》载：
　　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
　　《汉书·外戚传》载：
　　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钳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幕，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
　　永巷，“别宫名，有长巷，故名之也。后改为掖庭。”（《史记》索隐）这里是专门关押犯罪宫人的地方，戚夫人乃堂堂汉高祖的妃子，居然也被关押于此，可见吕后怨毒之深。《汉书》的细节更丰富：剃光长发，穿上粗布衣服，舂米劳作。戚夫人不堪劳作之苦，吟出了这首中国史上早期的五言诗名作。
　　事情还没有完，迫害还在继续。吕后设计毒死了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后：
　　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史记·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