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智囊-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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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纳百川流。依然老脸老皮，不顾社会反应，先把实力人物捧到极顶再说。以一并不高明的幕僚之才，而欲栖身教主地位，时势不作美，前途每况愈下的局面之下，其猴急抓狂的心理真是不堪得很。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7）
陕西省收藏家，慕名请其鉴定文物，康氏来者不拒，多据为己有。又有请看古钱的，他便向袖子里面一藏，据为己有。那人再三说是传家之物，情愿送他一枚，请把其余退还，康氏顾左右而言他，装作没有听见走了。他又顺手牵羊拿走卧龙寺所藏经卷，被绅士李汉青等告上法庭，将经卷截回。康氏恼羞成怒，向刘镇华要求赔偿100万元，并以家藏图书要求西北大学购买，索钱；甚至要求刘镇华私人投资做其办《不忍》杂志的股本，聘请其门人张某为西北大学教授做交换……（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二卷，86页）
　　穷途末路时分，他的本色现出原形，简直是不管不顾的撒赖耍赖。
　　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改良派失策有关，康梁作为光绪帝事实上的幕僚，想当教主，而性格一根筋，操作更是笨伯，一意孤行，那就有好看的了。他们的失败，既非因为慈禧的观念守旧，也和所谓国民素质低下无涉。近代以前，日本社会也和中国大同小异，人治社会，谈不上什么宪政素养，但是东瀛的明治维新就顺利达成了。
　　变法期间被光绪帝倚为股肱之臣和智囊核心的康有为，成为变法运动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作为戊戌变法的灵魂人物和不可替代者，康有为的一言一行，对戊戌变法都有关乎成败的影响。
　　当时的慈禧太后，乃是清廷的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权欲极强，说一不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染指，康有为要搞君主立宪，首当其冲的乃是与慈禧关系的调理，要么不顾一切以非常手段置之死地，要么变更路径低首下心曲线抵达，但康氏不作此之图，反自肇端就触犯实权派的大忌，等于将改良派急需之最高权力，猛然推到了改良运动的对立面，胶柱鼓瑟若是，戊戌变法焉有不败之理？
　　他早先反对、或者瞧不起辛亥志士的铁血手段，所以在变法危急关头，首先想到的是袁世凯，“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挟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康南海自编年谱》）。殊不知袁世凯是个势利小人，比他更鬼，光绪皇帝在得到康有为的暗示之后，嘱托袁世凯：朝廷一旦有“意外之变”，他就即刻带兵进京。
　　唐德刚说，其实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还是光绪帝。康有为只是他看中的一个变法顾问而已。但是康派之毕其功于一役的过激作风，却颇能说服那急于求治的年轻皇帝。皇帝既有过激倾向，乃激起保守派和投机派的联合阵线的反击。而康派的教条主义和过激作风，也拒斥了开明而强大的中间派。开明派和中间派靠边站，剩下的过激派和顽固派两极分化，势均力敌，就短兵相接了。在这两派较劲之时，过激派也就是所谓帝党吧！原是个纸老虎、空架子。一旦临阵交锋，其结果如何？就不言可知了。
　　戊戌变法后，中山先生对康梁一是设法营救，二是在日本为其生存发展创造条件，将所办学校依其意愿改为大同学校，以梁启超为校长，听其办理，然而康梁的手下还不大领情呢。
　　此后，中山先生命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带3万元到新加坡，劝康有为合作，反被康有为向新加坡英政府指为刺客，将宫崎逮捕。
　　严复对维新运动寄予深切的同情，但也对其鲁莽酝酿有所批评，“平心而论，中国时局果使不可挽回，未必非对山等之罪过也。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康梁辈虽喙三尺，未由解此十六字考注语。”（《与张元济书》，《严复集》三卷，533页）康有为等人不能辞其咎。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8）
辛亥之际，他给黄兴写信，建议采取虚君共和制，以孔子的后裔假以皇冠，为一种荣誉及象征，实际政柄则操之责任内阁。
　　康有为当戊戌变法时期，为事实上的总策划，清廷坍塌，犹不死心，和张勋共谋复辟，当了十二天的弼德院副院长。虽说他毕生抱有教皇心态，但在时运不济的情况下，充当实力人物的头号幕僚，也是他至死不移的嗜好。这种嗜好上瘾之深，简直身不由己，并且不惧所托非人。张勋复辟，他出力最多。张勋早年任江南提督，武昌起义后，率部企图顽抗，败后退驻徐州一带。其人及所部均留发辫，人称“辫帅”，所部称“辫子军”。1917年6月，他以调解府院之争为名，率兵入京，解散国会，赶走黎元洪。7月1日与康有为拥溥仪复辟。至12日为段祺瑞击败，逃入荷兰使馆，被通缉。张勋复辟，也促使康、梁彻底分家。
　　张勋复辟将尊孔和*专制进一步联络加强之，其中康有为跳得最欢，他们不长进的行为，导致儒家学说不幸成为*的对立面。在激进的知识阶层眼里，儒学日益与专制愚昧相重叠，成为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物。萧公权说康有为“在19世纪走在知识界之前，而在20世纪时远落后于当时的知识界”，“康氏自己或许在不知不觉中，不断地造成儒学的式微。在戊戌前夕，他勇敢地将儒学与专制分离；然而在政变之后，他以保皇会首领自居，自戊戌至辛亥，反对共和而主君主立宪；复于民国六年（1917）以及十二年（1923）两度参与复辟，使他的形象与帝制认同，因而被许多人视为民国之敌”。实在是见道之论。
　　张勋死了，康有为没事儿。到了1925年，他又主张拥立溥仪皇帝，依然时刻梦想依托实力人物干一番事业，博取功名富贵，亟思有所表现。
　　《清史稿》将他与张大辫子合为一传，放在殿尾的一卷，也算大有深意的。
　　康有为倒是不愿放弃他的独立性，那个混沌的社会，倒也很好地保持了他的“独立性”，没有人做他的思想工作，或者改造他的思想，倒是他当仁不让，力图给国人或强梁灌输他的思想、他的意愿。
　　这较之后世那些被迫一步步放弃独立性，一步步走向污秽泥潭的知识分子，佛也救不得，他康圣人，倒不失为命好！
　　当幕僚的出主意，力求实施，荒不择路，饥不择食，所凭者，三寸不烂之莲花舌，一大肚皮之馊主意。他在技术上甚至没有徐树铮、杨永泰那些人的头脑，也没有王士珍、饶汉祥的胸怀，而欲成事，直是拿他人做牺牲，根源就是他的当教主的思路根深蒂固。这样的人，搞儒教，儒教很难看；搞*，*走样子；搞立宪，立宪变成交换。
　　对自身提出的主义，孙中山是功不必自我成；康有为是非由我成不可。即使是他人的思想，康氏也很愿意插上一脚。他的实践，因霸王硬上弓而瘸腿，但他却乐此不疲。
　　较之孙中山、谭嗣同，甚至梁启超等人，他，康有为既不是颈血溅诸侯的英雄，也不是上下其手娴熟裕如的政客，他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大俗人，就是一个名利熏心的好货之人。作为一个大学者，他又独有一份盲动的愚昧，这愚昧常常是深不见底。
　　过度的雄心会忽略物质的攫取。唐德刚先生论袁世凯，说他既无玩物丧志的恶习，也不收藏什么古董字画，品箫吹笛，*自赏；平生所好，唯抓权秉政，纵横捭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动物。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9）
这并非什么品质，而是用志过分专凝，其他相对忽略，顾不上也。大凡一个目标固守、心有所寄的野心家，往往对物质利益视而不见，但康有为是一个例外，与其说他对哲学感兴趣，不如说他对物质情有独钟；与其说他对权力感兴趣，不如说他对精神操控念兹在兹。多货伤德，趋利之人，常为朋比，同其私也。东食西宿，一样不拉。他的信徒唐才常、秦力山发动起义之际，他的手里捏着大把的资金，他紧紧地捏着，拒不交付使用，使人寒心。
　　与康有为同时，章太炎脾气巨大，表现为暴躁；刘师培的脾气很拽，如不合其意，则表现为叛变；康有为脾气也甚澎湃，表现为偏执尖锐。章太炎不合他意，就骂人家“满朝都是魏忠贤”，意为天下只有他一个好人。康有为道不行，就更加好货，这是不是一种补偿心理呢？
　　包括戊戌变法在内的许多社会变革，康氏的性格因素使其希望变得更加渺茫。这是性格的细枝末节影响大事的例证。
　　他梦寐都想栖身圣贤之列。他的《大同书》“大地万国之人类皆吾同胞”，悬鹄不可谓不高。中年时期，1895年秋，他到南京找张之洞，要求赞助强学会的南方分会，张氏待之为上宾，但康氏拒绝任何一点张氏提出的修改意见，他绝不做学术人格上的半点让步。结果张氏竟收回原先赞助他的打算。
　　辜鸿铭算一保守人士，但辜氏对康有为也颇有看法。辜氏在张之洞的幕中为英文秘书，他评价康有为说：“自私自利而具野心，但又缺乏经验、判断力和方向。”（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20页）
　　自视甚高，愈加专断，不能容忍旁人意见，且将他人思想认为太寻常，太无价值。钱穆也说康有为是一“领袖欲至高之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以学术、学问、想法影响社会，中国士子历来有之，至康、梁更甚。学问影响社会，必有一定途径，通常是通过影响社会实力人物，最高当然是影响皇帝，在清末皇权崩溃，大大小小的军阀强人，就是微缩了的大小皇帝。但在康有为，只要是他想出来的念头，任何人不能动摇，自信到自夸，到幻想，到以幻为真。他的自编年谱，说他少年时就“慷慨有远志”；他的慷慨，削弱于他的好货嗜利；他的远志，则受阻于他的贪鄙固执。
　　名利烤灼　　谋士流窜
　　那时候的智识者，充当大小霸王的幕僚，实为时髦行业。社会流窜着谋士，名利烤灼他们的屁股，不特猴急，也很受用。乘着兵荒马乱，四处起哄。他们韬晦，背叛，谋划，欺诈，表现，表演，修书，借兵，不甘寂寞，以期在政坛树立他的行为艺术。端方的外围幕僚刘师培，就是这种典型。
　　刘师培热衷功名利禄，他和他太太何震到上海，张皇国学，讥刺时政。《民报》发刊后，他担任撰述，宣扬革命。期间参与万福华行刺杀王之春的行动，乃以激进面目示人。
　　1907年春，刘师培夫妇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黄兴、陶成章等人。在章太炎主持的光复会时代，他是一只健笔，他改名刘光汉，意谓光复汉族汉物汉文化。在日本时，他老婆喜欢抛头露面，交际肇事。他和章太炎等闹掰，1907年底由何震出面，被端方收买，遂投向端方，辛亥革命前三四年，他入了端方的幕，作他的《上端方书》，献“弭乱之策十条”，当幕僚当到骨子里头去，实为暗探。刘师培干脆甩开膀子当侦探，监察学界动向。他老婆于此道也积极从事。因党人被捕事，王金发曾持枪找他拼命。　。。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10）
其后公开入端方幕府，为端方考订金石，兼任两江师范学堂教习。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刘师培随任直隶督辕文案、学部咨议官等职。1911年随端方南下四川，*保路运动。端方出镇四川，正值革命方殷，被杀头谢天下。刘师培危在旦夕，在资州被革命军拘捕。辛亥革命胜利后，由孙中山、章太炎电谢无量诸人谅解保释。后任成都国学院副院长，兼四川国学学校课。此后他在北大教书，但也不安于位，静极思动，到了1915年，杨度等人将其抬举出来，袁世凯加委其为公府咨议，他上了一道骈体文谢恩。
　　杨度发表《君宪论》，他就作《国情论》与之配合，并撰文告诉他的同盟会的熟人，叫他们不要再闹了，排满已经成功，可以君宪复古了。
　　袁世凯先后给他参政、参议、上大夫等崇隆职位，他是很受用的。但在筹安会的运作空间里面，杨度才是唱大戏的主角，他还只是敲边鼓的棋子。袁世凯那短命的皇帝梦破灭后，他也受到通缉，逃往天津，穷愁潦倒。不久他死了，他的太太也疯了。
　　关于刘师培，《马君武文集》说，刘氏读书特别聪明，他看书不是我们一行一行地看下去，而是一页一页地翻看过去，真所谓一目十行。可惜他的老婆不好，贪财好货，到后来就倒向袁世凯，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到袁倒台后两年，他也死了（《马君武文集》747页）。
　　黄节致函蔡元培说：“申叔为人，反复无耻，其文章学问纵有足观……不当引为师儒，贻学校羞。”
　　刘师培乃是十足的政治化妆师，为主官政绩涂脂抹粉。除了对巧取豪夺的奸商外，对谁也没有好处，民间苦难泥泞，社会公义窒碍难伸，他的其中一个祸根，可能就是来自巧夺天工的“政治化妆术”。近年西方政客很讲究“政治化妆术”，有时候愈是多政治化妆（不管是否谎言），群众就愈讨厌。聪明反被聪明误，也许就是这个意思。
　　大势不好了
　　袁世凯幕僚中，反对称帝最力者为张一麐、严修。张一麐所知机密甚多，而主张帝制者皆畏之。“洪宪元年”在便殿行朝拜礼，诸臣久跪拜，独张一麐行九鞠躬礼。有鲁莽者跃起挟之使强行跪拜。
　　张一麐作有《袁幕杂谈》，筹安会借古德诺立言，而古德诺向张一麐大呼冤枉。古氏写信说，他是被利用的，恐怕回美国时，将受刑事上之制裁。一般以为，古德诺的计谋，乃由周自齐百般挑拨而来。
　　袁世凯称帝前，日本公使馆寄来一张剪报，大意是说，中国国民党其实很想怂恿袁世凯称帝，一旦达成，将以此为借口，实施倾覆的打击。
　　可见日本用计的阴沉，其用计方式，弯来拐去，辄用反笔文章，以图搅水摸鱼。盖日本也怕袁氏坐大，羽翼丰满难以控制，故而多端放风，使对方视线模糊。
　　宋教仁一案的发生，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世凯以为仅毁其名而已。洪述祖唆使应某索取巨额活动资金，于是酿成大祸。袁世凯无以自白。小人做幕僚，其不可与谋如是。不过赵秉钧知道，袁世凯才是隐藏最深的唆使者。称帝前，事情反复。杨度去看望张一麐，想了解袁世凯的真性情（究竟总统性情如何），袁世凯突然又说不合时宜，把杨度吓着了。张一麐说，可是你本人在搞些什么呀？杨度说，他准备回湖南了。袁世凯身边的人又对他说，总统有大事，必须您杨先生出头。杨度说，他因此也是被动的。张一麐说，你看以前清廷搞预备立宪，事前百端推拒，事后幡然变计。你想想吧，以后诛晁错以谢天下，你的脑袋难保。杨度吓得说不出话来（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64页）。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11）
称帝前，张一麐上书请取消帝制，有漂亮而说明问题的句子：“称帝王者万世之业，而秦不再传；颂功德者四十万人，而汉能复活。”
　　徐世昌、孙毓筠、段芝贵同往，劝袁世凯取消帝制，以应危机。袁世凯说，取消谁负此重任？段芝贵说，有副总统在。袁世凯愤然道，他能担得了吗？
　　袁世凯政治顾问的班子有一个洋人，他就是古德诺博士，他可谓幕僚背后的幕僚。他的论点是，中国人知识浅薄，头脑愚昧，只能实行君主立宪法制。筹安会的成立跟他的言论大有关系。筹安会的六君子中，最积极的是杨度，他是真正的主角。严复则是被哄骗、拖拽。另外四个人是同盟会的变节者，典型的墙头草，他们变脸很快，袁世凯某种意义上还是他们的棋子。古德诺站在他们六个人的后面，可以说是师爷背后的师爷，幕僚背后的幕僚。
　　古德诺是个洋参谋，不料却被他的中国同行，既无品又无德的土参谋玩弄于股掌之上，怪不得刘成禺要说美国人幼稚，古德诺有篇文章叫做《共和与君主论》，文长达五千余言，洋洋洒洒，可能他自知“输出革命”，不能见容于他本国民众，所以事后他非常地后悔害怕，曾向袁世凯身边的幕僚谈道，害怕将来回国后，受到法庭的审讯。古德诺这篇文章主要是找*政体的缺点，论证中国民众久处*政治之下，大多数人民知识程度不甚高尚，因此没有研究政治的能力云云，横说竖说，鸡蛋里面挑骨头。伍光建先生说，西洋人有马可？波罗帮助元朝建立了中书省和大中央集权制度，另一个就是美国人古德诺来帮助袁世凯走向帝制。为什么要说美国人幼稚呢，他不但受土参谋的拨弄，还受当时在中国的英国记者莫理逊拨弄，以及英国公使朱而典的操纵。中西参谋处心积虑，认为日本人气小意盈容易打发，而美国为共和强国不可漠视，显然，他们认为日本不足为凭，一定要有美国人来做理论支撑。包括袁世凯解散国会的时候，就以聘请法国博士韦布尔、日本法学博士有贺长雄，还有这个美国博士古德诺共同组成了他的最高法律顾问团。
　　黑幕僚策划的杰作还是报丧的使者
　　筹安会和袁克定、段芝贵的幕僚作业概括起来有如下多端：
　　一是公民请愿团，向总统府请愿，要求老袁俯顺民意，早就大位。
　　二是请严复出山。
　　三是八大胡同*请愿团，袁世凯也派人接见。这班谋士的满腹经纶，也真运用到极致了。
　　四是印制假报纸《顺天时报》。
　　五是筹安会之功，在老袁优柔寡断之际出手，推、牵、携、裹。袁世凯若真有一点聪明，也终不致受其摆弄。
　　六是古德诺发文，说中国不适宜共和政体，中国社会情状，须有大皇帝严加管束，否则将有祸乱。此举颇能蛊惑。他大概是美国自由空气吸厌烦了，要到中国换个口味。甜食吃多了，搞点极辣的海椒。
　　七是筹安会费尽心机，怂恿袁世凯上位，他们也得个个晋爵。仿佛一只蛇窝，他们的智囊里只藏毒液，一旦有机可乘立即献上毒计。
　　八是段芝贵此时也向北洋军发放册子，冯玉祥所部就接到大量《孙文小史》《黄兴小史》，书中极尽泼污之能事，诋毁中山、克强。每天均向官兵大剂量灌输。
　　九是段芝贵等人利欲熏心，老奸巨猾，以国事为儿戏。他不但玩弄将领，某种意义上袁世凯也被他玩弄。他联合十四省将军像八大胡同的*一样，呈表袁世凯，请其速正大位，他拥护帝制，得封一等公。所以认定这一高风险的行业，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12）
政学系：机会主义者的机会
　　黄郛、张群与蒋介石的接近，更多的是时势使然的私人关系，黄郛是从北洋政府摸爬滚打出来，张群则是同学。在南昌行营时代，地位升到极顶。张群在这时被任命为南昌总司令部的总参议。陈布雷亦于此时入幕。这是一个档次很高的幕僚班底。
　　黄郛、张群二人，都是政学系重要人物，
　　黄郛二次革命倒袁之役，进攻上海，任陈其美的参谋长。李宗仁第一次和他见面，“但见其风度翩翩，能说会道，一望而知为一十分干练的官僚”。
　　当时武汉的报纸对他攻击不遗余力，骂他是政学系北洋旧官僚，军阀的走狗，他早年和蒋介石换帖，是拜把子兄弟。蒋介石在纪念周上大发雷霆，说黄郛是他私人的好朋友，难道我们革命，连朋友都不要了吗？（《李宗仁*》第三十二章）
　　张发奎对于张群出任行宪后第一任行政院长的看法，“政学系是一群渴望做官的人，那是一群没有政策的官僚”，譬如熊式辉爱摆官僚架子。
　　政学系影响近现代中国政局不可谓不大。北洋系垮台后，梁启超的研究系，梁士诒的交通系，王揖唐的安福系等等，皆偃旗息鼓，退出政坛，唯有政学系则门庭刷新，人才于行政方面颇为出色。
　　中山先生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鉴于过去组织松懈，纪律废弛之失，在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黄兴因意见保留而赴美，居费城，仍从事反袁运动。先后追随之者，如钮永建、李烈钧、李书城、陈炯明、柏文蔚、方声涛等隐然唯克强先生的马首是瞻。这部分在美的同志，乃创设欧事研究会，作为交换意见的中心机构，民国四年即1915年又改名政学会。次年，袁世凯暴卒，旅居美国的党人相继归国，黄氏本人不久亦回到了上海，政学会即无形解散了。
　　黎元洪继任总统后，原在美国参加过政学会的议员，即提出政学会这块旧招牌，来与其他政团抗衡，其中骨干如广东杨永泰、湖南钟才宏、直隶谷钟秀、江西汤漪、云南张耀曾、四川李为纶、湖北韩玉宸等，颇为活跃，但与黄克强先生已毫无关系。
　　1931年胡汉民通电指摘南京当局，电文中特别提起政学系云：“政学会员昔虽曾隶党籍，自袁氏窃国，即已叛离。杨永泰、章士钊、汤漪之流，或依附军阀，或假借文字，以反对吾党及诋毁总理者，无所不用其极。民国七年总理南下护法，杨永泰勾结桂系，窃取政权，排斥总理以去；十年粤军援桂，杨永泰受北洋军阀伪命，亲赴雷州就安抚使伪职，抗拒义师，为桂逆张目……”这样的斥骂并不影响他们的纵横捭阖，自1929年杨永泰得到黄郛、张群的引掖，受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杨氏多次拼命表现，对政治军事问题，颇多建议，每被嘉纳，加以李根源、章士钊住居苏州上海两地，常为杨氏制策，相得益彰。政学系落寞不久，又趋于卷土重来的境况了。
　　雷啸岑先生说，政学系既没有组织的形式，完全是以人事关系为生存发展的基础，他们殆如蜘蛛结网，随处蔓延，不露痕迹。端赖领导得人，肆应有方，无形之中构成一种潜力，称雄政坛，以争取个人的功名富贵而已。从1917年以至1949年的数十年间，政学系在北洋军阀政府与国民革命政府之下，皆能够在政治上发挥作用。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兼而有之，主要是人才关系。因为他们注意吸收一般没有既成的政治派系背景的人物，而这类人在政治社会占着多数，即不乏才智之士，尽入彀中，此政学系之所以成为不倒翁也（雷啸岑《政学系与现代中国政局》）。　。。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13）
CC派人物对政学系的反击。*人物如邹鲁、张继、谢持等人出面或讲话，宣传当年政学系反对孙中山的罪行，要求将政学系人物从国民党中赶走，从蒋介石身边赶走。奔走于国民党*之间，请他们出面，向蒋求情，将国民党湖北、江西等四党部交回中央党部即二陈手中。其后蒋先生对杨永泰有些疏远。二陈又把矛头指向政学系中另一巨头人物张群。
　　他们所展现的团结，决非道德意义的团结，而是一切以利禄为考量的实用主义的团结。他们出于避害趋利的本能，在知道大势已去之后，选择了一种最能够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方式，采取了延长自己政治生命的措施。也正因此，他们在所谓团结的幌子下，不仅会从此掩盖己方同僚一切的瑕疵，还会全力以赴地为他披挂上阵。显然，精于政治算计的政学系要员，要比其他派别更重技术，更懂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道理。
　　在选票不成其为资源的旧政治时代，叱咤风云，纵横捭阖，翻云覆雨，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即使到了民治时代，其行政方法在选举技术上仍不会失传。只不过，到那时，寡头政客的作用就有了莫大的局限性，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一套完全不再适用。
　　相对军人嵌入地方政治，张发奎的一段议论振聋发聩。政学系的大员们看了，会不会羞愧难当？也许他们无动于衷。政学系干员多兼有军、政两方面的身份，宛如蝙蝠，难以分辨。《传记文学》整理出部分《张发奎口述自传》，其中谈到，当军队占领一个地方之后：“复兴重建工作应该交给政治家去做，但是有些军人自私自利野心勃勃，他们兼任省主席，那就是军人怎样会变得有钱有势。虽然我是粗鲁的军人，我知道在如此环境下潜藏的危机，我强烈反对任命军人任省主席的倾向。试问哪一个省是由军人治理好的？政治智慧绝非轻易得到的。我想不出有任何一位军人任省主席政绩良好。有人说福建省主席陈仪，然而我不同意这一说法——许多善事是我在福建做的。我感觉军人十之*是*者，倘若我当了省主席，也许我也会变成*者。但我从来不想被任命为省主席，我始终认为军人从政是错误的。统率一万多人的一个军已经够困难了。一个最小的县也居住至少8000人，而大的县份往往超过100万人。如果管理一个军够伤脑筋了，一名军人怎能去管理一个县？命令发布下去，绝不能保证它得到执行，很难指望老百姓会执行某人的命令，因为他们绝不是像士兵那样组织严密。”
　　行政专才张群
　　政学系一些幕僚急于表现，因而歪曲现实、曲解情报，以一己之念遮蔽真实情状，甚至不惜“请鬼抓药方”，展开有利于自己的攻击。
　　张群尚无此种荒唐的作为。
　　他是稳重的，体谅的，老于行政经验的。他的谋略之启发，也较多得力于他对人情世故的观察研磨。同为政学系，如说杨永泰是老狐狸，工具、手段或策略皆不问好歹，而张群就较为委婉，稳当的处理之中又不乏游刃有余的转圜。
　　出谋划策，均针对蒋介石的愿望和需要。
　　抗战军兴，刘湘出川，张群则代之为省主席。
　　1941年，他曾在省政府的一次行政会议上，见华阳县征收局长郭某以巨长烟杆吸食叶子烟，即在台上严厉呵斥。郭某尚不知说他，也东张西望寻找被责者。张群见之更为恼怒，严为叱责。　。　想看书来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14）
其实，直到今天，川滇一带乡镇会议，仍有如是吸食叶子烟者。在云南乡镇，此物更是人们的基本生活用具。张群长期在外地和外国生活，他的要求自有他的道理。但对方生活习惯就是如此，如在会议规则难以畅行的时空，似也无苛责之必要。
　　但在这里我们看见一种生活心理投射。这一细节，可见他在大处颇受掣肘，尽量小心翼翼，而在另外的时空区间，就会在小处不经意发泄表露之。
　　张群，他早期就和陈英士、黄郛、蒋介石发生交谊，尔后又隶属于政学系系列。他于1908年入日本，为士官候补生，同期还有蒋介石、杨杰、王柏龄等。
　　辛亥革命的时候，他和老蒋等人，向各省的同盟会东京支部领取旅费，回国参与革命。陈英士为沪军都督，黄郛为其参谋长，张群则为都督府参谋。随后，张群在黄郛任师长的第二十三师任团参谋，团长即为蒋介石。这年底，黄郛、蒋介石、张群，效桃园三结义，结为金兰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