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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智囊-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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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守桂林的部队也一样惨切。三十一军一三一师参谋长郭炳祺的回忆：“第一八八师师长海竞强、冯璜等人，都是白崇禧的亲信亲戚，白先生将他们调离危险境地，军心大受影响，人心惶惶，愤慨不平。”作战计划是要坚守三个月，哪知几天就全线溃退。桂林的指挥机关毫无指挥与妥善措施，人们争先恐后抢夺交通工具，“群众顾此失彼，呼儿唤父，极其悲惨。不到数日，北门外起火，西北风又大，一夜之间，桂林城一片火海……”至于守军，情形悲凉，“日军用毒气和火焰喷射器进攻七星岩……大炮、战车在空军掩护下对我进攻愈加猛烈”。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到城防司令部开紧急会议回来，情绪异常，就交待要该师和桂林共存亡，如他死了，由副师长和参谋长指挥，刚说完他进了电话机房，立即开枪自杀了！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二（4）
日本未能打到贵阳、重庆，乃因二战后期，太平洋战区受美国优势海空军的压制，使其难以动作。按照他们的想法，是要打通鄂湘桂与越南的衔接，求与南洋连通，北路包抄重庆。
黔桂逃难的公路上，大家为了逃命，沿途抛弃行李，第四战区高级幕僚参谋处长李汉冲先生回忆：“难民倾家荡产，呼亲觅幼的哭声，令人不忍闻睹。张发奎从怀远撤退途中，捡了一个两岁的小女孩，交给妻子抚养，不久因病而卒。”（《桂柳会战经过》）张发奎后来到了独山、都匀，被解除作战任务，由汤恩伯以黔湘桂总司令名义接替指挥。“汤对第四战区入黔境的部队，均予缴械监视，即张发奎的卫士排也不能例外，这时弄得张发奎狼狈不堪”。
桂柳会战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会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指挥。
李汉冲当时在张发奎司令长官部任参谋处长，是前方最重要幕僚，参与作战计划的决策、执行、业务指导。
张发奎的作战地区先前包括广东一部，后来划给新的七战区余汉谋了，他就专管广西。但广西又是白崇禧的老巢，桂系部队多，白先生也亲自来了。李汉冲分析说，当时湖南方面的九战区薛岳的部队已经支离破碎，也在撤退。难民涌塞于途，各县政府竞相做逃难准备，广西东北正面，完全暴露于日军面前。李先生的方略是，沿湘桂线适于大兵团作战；第二条沿湖南道县至广西荔浦之湘桂公路，作战略迂回至桂林侧背，并遮断桂柳之间联络线；第三条线，由零陵经灌阳、出全州、桂林崎岖山区，可做前两条线之间的联络及战术迂回。但重兵器运动困难，仅适于多股或小股部队运动。
李汉冲说，白崇禧带着他的核心幕僚来了。有参总的作战厅长张秉钧、后勤总司令部参谋长汤尧，咸来偕同策划。当即与张发奎方面召开高级幕僚会。白崇禧因不同意张发奎的意见，就自己提出一套，他要求确保桂柳，其战策为：采取内线作战将日军各个击破。他反对固守设堡的持久战术。当时李汉冲等人对他的战略不同意，认为该计划表面很妥当，实际很危险，以战区现有兵力和素质对敌采取攻势作战，非常危险，白崇禧瞩意的主攻部队的额员、士气、装备均难有操胜券之把握。李汉冲认为应当依靠中美空军的优势，地面坚持持久防御，以待后援。张发奎同意李汉冲的计划，但他又害怕战事不利受牵连，故说，由白崇禧一手布置就是了，免得以后担当责任。结果以白崇禧的意见为主，攻守结合。会后，张发奎带领李汉冲等幕僚视察桂林城郊工事，并侦察确定攻击湘桂路敌人的路线。在荔浦的前进指挥所，本由四战区参谋吴石、参谋处长李树正指挥，但张发奎以他们二人实战经验缺乏，命令该两幕僚留守柳州。
白崇禧对他的四战区的幕僚说，桂林将成为东方的凡尔登要塞。又说民国十九年，他指挥部队将蒋介石的大将朱绍良、毛秉文打得落花流水。他要将当年当地的战史重演一番。
当时美军顾问来视察了桂林的防守工事，认为固守半年没有问题。结果战事甫一开打，十来天工夫，桂林就被全线攻破。
复杂的人事矛盾，白崇禧对部队的临时调动与原计划迥异的配备，陈牧农被枪毙后离散的军心，桂系部队和粤军系统、中央军系统的微妙矛盾，都在战斗中成了致命的阻碍。日本人很快得手。溃退之迅速、情状之狼狈，都为战史上所罕见。可是据当时桂林防守司令部副参谋长覃戈鸣说，陈牧农死前（由桂林防守司令部负责枪毙）曾哀叹：“张长官害了我！没有什么话可说。”《粤桂黔滇抗战》）所以覃戈鸣认为这是层峰和张发奎共玩的把戏，牺牲一个中央军军长，来震慑桂林地方部队。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二（5）
最高幕僚这样做的目的是诱导地方领袖加入其作战计划。这一带有很多白崇禧的桂系和张发奎的粤系部队，威慑的作用是有一些，可是对整个战局或民族心理的凝聚，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攻、守之势，说来应变之法多多。在桂、柳会战之时，美军派来观察的联络组就对四战区的高参说过：“死守在城里，等敌人来围攻，我们美国没有这种战术。”
抗战中的参谋之厄：远征军中的参谋与主官
第二期远征军，即是驻印军，改派郑洞国任新一军军长（后升副总指挥）。他到重庆领命颇感意外，为什么呢？因为军委会原先属意的人是邱清泉，后来又考虑到邱先生的脾气暴烈，是“浑不赁”那种，怕他和史迪威闹翻，才改派较温和的郑洞国。其实郑氏也和史迪威严重冲突。就在改派命令下达之际，邱先生的一肚皮不高兴一肚皮不合时宜也难免表露出来，本来他连幕僚都物色好了，只等赴印上任。不料又改派了郑洞国，两人心中芥蒂顿生。等到郑洞国到了兰姆伽军营后，先是和孙立人发生肚皮官司。孙氏时任三十八师师长，他毕业于美国正统军校，他的部队是远征军十万大军中的唯一不败之师。军阀部队他固甚蔑视，就是黄埔系，他也认为不够格。他认为黄埔军校也不外乎短期速成班，和前清遗留军队差别不大。史迪威则骂郑洞国为白痴。史迪威的日记里面，则责骂蒋介石为花生米、傻瓜、固执的畜生、神经不健全的小人、混蛋，等等。他甚至骂瘫痪了的罗斯福总统为“橡皮腿”，其心地之褊狭阴暗可见一斑。
可是史迪威本人就是中国战区的头号幕僚，具有实际指挥裁夺的权力。
飞虎队正式来华参战后，开始与横扫太平洋的日军空中力量较量。但他们也面临很多掣肘。
这就是史迪威和陈纳德的矛盾。
史迪威多次来华，中文很好，按陈纳德的说法，史迪威以外国主子自居。他1942年挂三星军衔来华任职。宋美龄曾经左右胳臂各挽一个，将他们带到露天平台，希望他们密切配合。但在美国陆军部，人员材料补充方面，对史迪威网开一面，对陈纳德却尽力收缩。
陈纳德认为史迪威的作战思想极其肤浅，他的瞎指挥将中国防线釜底抽薪，这是战术思想的矛盾，史迪威抱着一战时期的作战思想，认为飞机仅供直观侦察。
1942年暮春，罗斯福总统给飞虎队的长信有云“志愿队的大智大勇连同你们惊人的业绩，使整个美国为之自豪”。但陈纳德也认为，总统长期受到史迪威的严重欺骗，史迪威还隐瞒他在中印缅战场因指挥不当造成的重大损失。陈氏给美国高层的重要军事报告，请他呈转，他却束之高阁，同时他向国内军政界大打陈纳德的小报告。当总统特使来解决他们的矛盾时，史迪威精心编织的谎言露了馅。1943年3月的时候，陈纳德获晋升少将，航空队补充轰炸机，获得驼峰航线的指挥权，但是发来的书面命令，居然又被史迪威藏起来。4月20日，他们赶到重庆大本营当面解决矛盾，当天陈纳德赶回昆明。随后，他们乘坐一架运输机，回华盛顿解决矛盾，“在五角大楼辉煌又气派的军人氛围中，我和助手显得十分寒酸。而史迪威和他的支持者，身着笔挺的棕黄军服，胸前闪着鲜果色的勋章”。史迪威有他的朋友马歇尔的支持，但在公开辩论时，他都不曾提到飞机这个词，他计划中的供应线，是连一个美军师也运送不了的车马烂路。而史迪威对陈纳德的攻击，如运输量不够、增加空军战力会使日军疯狂报复等，都不攻自破。总统三次私下会见陈纳德，他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十分重视。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二（6）
史迪威总是以美国军纪说事儿，来掩盖他和他的参谋在指挥事务上的无能。
陈纳德的空战思想，在当时是非常切合实际，可以说是宏大完备的，所以他所称为“寒酸的部队”很多次战斗的战术设计，都取得精确的效果。
飞虎队战绩辉煌，而史迪威却老出乱子，罗斯福总统询问情况的时候，他就把责任往蒋介石头上推：“他是一个老奸巨猾、不守信用、优柔寡断的恶棍。”他恶狠狠地骂道。
较为讽刺的是，史迪威拿国军的利益派系斗争及贪污无能来说事儿，他自己就是美军中嫉贤妒能的前锋，且有造假欺骗的习性。马歇尔和史迪威等所拟订的战略计划，送到战场实践之，很快就迷糊起来。因为它纯粹是设计者公文包里的东西，策划和战场执行之间隔着巨大的鸿沟；就是美国给驻华空军计划内的装备，他也克扣或紧缩。
这样的辛酸、剧烈，难以破解的矛盾，令人想起太平天国后期，参谋的厄运在太平天国最后的日子里，李秀成以大军主将而兼有天王参谋的身份。
李秀成说：“后苏兵带洋兵攻打乍浦、平湖、嘉善，三处失守。苏州太仓、昆山、吴江等处，俱被李抚台打破……印子山营，又被九帅攻破，主更不准我行。苏杭各将告急，日日飞文前来，不得已又启奏我主。主及朝臣要我助饷银十万，方准我行，后不得已，将合家首饰，以及银两交十万。”
李秀成说：“奏完，天王又严责云：‘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由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相干。王次兄勇王执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西王令者，合朝诛之。’
“严责如此。那时我在殿前，求天王将刀杀我，免我日后受刑……如此启奏，主万不从，含泪而出朝门，满朝从臣前来善劝。”
天王装疯卖傻或真疯真傻，总是以欺侮老实人为擅长，在诈徒面前就不大行得通。秀成良知、人性始终充溢，始终苦撑。对农民被迫充当炮灰而抱以深深的同情。他多次建议不守南京，此时仍在作最后突围的努力。洪天王者，千古草包也。上上策不听，中策不听，下策又充耳不听，那就只好等着死亡通知书了。
每天都在风口浪尖上过活，斧钺加诸前，淫妖断诸后，可怕的四面楚歌，怎一个惨字了得。而天王先天执迷不悟，劣迹斑斑却又毫不示弱，横说竖说，好说歹说，总是噎塞不通；此时迷妄更似走入黑洞。“不用尔奏”一节，真千古荒诞奇文。难怪秀成听完，求天王以刀杀他，盖神经受此谵言妄语打击，意识、内心痛楚有如撕裂。
抗战中的参谋之厄：长衡会战中的参谋伤痛
长衡会战，实际上是第四次长沙会战，只是这次又加上衡阳方面的战斗连为一个整体。此前，1938年至1942年春，已发生三次长沙大会战。
其中贯穿战区头号幕僚即参谋长赵子立和司令长官薛岳的矛盾。
该战区包括川军、粤军和中央军混编的大量部队。
应当在哪里决战的矛盾。
第一案，因当局考虑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有“左倾”迹象，故派白崇禧来桂林指导大战，这就引发薛岳极大的愤懑，这一案是要在广西境内决战。参谋人员以为有优点，即敌人进攻，战线越长，就像拉橡皮一样，超过弹性限度，就要绷折。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二（7）
第二案是薛岳按照前三次长沙会战的部署，依然守株待兔，就在长沙外围作战。
第三案是战区参谋处的意见：集中全战区的兵力，借周围几个战区的援助，展开特大型决战，而将中心置于衡阳。此案有利于兵力集中，且周围没有瞰制它的高地。事实上，从军委会，直到行营、战区及以下的集团军、独立部署的军、师等，意见都呈相互抵触状态。
一天，赵子立在汇报时，说到不能用死架子打人，白崇禧立即插话：荒谬！薛岳是不听我的话的，但是委员长也没个一定的主意。
日本军先打长沙，因第四军是薛岳的私人关系，所以，不想让其守长沙。既定，又害怕留下来指挥。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欧震即拉拢赵子立，商其留下指挥，而其本人逸去。赵子立和薛岳搬到岳麓山指挥所，顿见大势不好，发现日军师团旅团之番号达*个之多，一时不知所措。这时，薛先生的太太就来急电叫他到后方去了。
薛岳抽身，但还要遥控指挥他的亲信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张德能和赵子立军阶相埒，因为指挥权问题，赵、薛二人互相摔了电话机。
薛岳又叫他的亲信、参谋、随从、甚至关系好的熟人统统后撤离开长沙防地。一个美军联络官，大概是实战经验少，日军轰炸机一来，吓得呜呜哭泣，也走了。剩余的指挥参谋也不多了，赵子立见此情景，也劝其他参谋离开，但陆军大学将官班毕业的高参马良骥和几个副官，坚执不走。
日军从几条河流河口上溯，欲突破长沙。赵子立下命令，已不说是命令，而是说，我建议你，如何如何，但四军军长张德能还是不听。他说，主官叫我守长沙，我即以主力守之。赵子立捏了一把汗，要向重庆军令部汇报备案，但电话线全断了。岳麓山则兵力稀薄。
赵子立回忆说：“……日军进展很快，前面三次大战中大显神通的街市地堡，变得一蹶不振。以前叱咤风云的炮兵，至此则声嘶力竭。为什么？形势变了。以前破坏道路，日军后方补给不济，此次日军则开辟水上交通线。开来大量各种炮兵，尤其是平射炮，对于暴露的地堡，一炮就破坏一个；以前我炮兵多在山麓，此则在城郊，大受敌机压制……”
半夜里，四军军长张德能沮丧地给赵子立打电话，想转到岳麓山。赵说：“能过来吗！晚了吧！”
结果是大溃败。电话各路均中断，参谋部和军部失却联系。于是自行突围。由日军围攻新墙河开始，将近一个月，而长沙的战斗仅占一天一夜。
施利芬，德意志帝国时代的第三任陆军参谋总长，一次大战前他所拟订的“施利芬计划”赫赫有名，他毕生致力于战争的研究与战略的推演。为了支持德国即将面临两线作战，他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大战中，德国必定两面作战，二是战争应以东守西攻的方式进行，三是西线主力集结于右翼，四是德军必须假道比利时，即破坏其中立国地位。以大迂回完成两个战略重心，创造出超级的打击力量。
中国军队在抗战中并不缺少类似施利芬计划的战略人才，可是人事的纠纷拉扯毕竟为欧洲国家军队所闻所未闻，慷慨赴死的将领多，而另一些打肚皮官司的部队长也不少。庞大的战斗体，并不是一个如臂使指的整体，再杰出优异的战略拟定，一旦动作起来，不知何处就出漏洞，于是一环影响另一环，导致前功尽弃。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二（8）
抗战时期的军队动员组训总体上属于仓促应战，看出问题的幕僚不少，但很少能够改变大局，只能局部改进或部分改变，积弊太深，包袱太重，难以作为。
日本侵华，自前清同治末年起，已经70余年，以遂其由蚕食而鲸吞的阴谋。在这长久的时期中，我们的国家未能做到自固吾圉的必要措施，这是应该忏悔并切实反省的！
部队训练及整体建设肤浅、虚矫、不精确、不周密、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的习性，譬如驻扎华北的宋哲元部队，守卫斡旋用心良苦，但处境艰难。既要妥协而又不能屈服，为了争取抗日，延长抗日准备的时间。训练是为了作战，但在南郊的部队，赵子立先生说，他们防守经年，并没有完成野战训练。只派了很多岗哨部署在南口要道，从事查察奸*，至于实施战斗训练，则完全说不上。
譬如武器保养一项，士兵射击后，用枪支附有的铁通条，往返摩擦，直至膛内发光，方算合格，这种保养热心而不得法的传统方式，对武器生命损害极大，而上下始终遵照传统墨守成规，从来没有人提出异议。
北平市郊已成了战地，官兵的伙食是在北平市买来的面包、大饼、馒头等。吃大头菜佐食，以喝开水代羹汤。露宿在屋廊下、庙宇、学校、或民间空屋内……部队没有后勤设施，单就吃饭一项，食物都是在北平市临时买来，没有一定用餐时间，买来什么吃什么，有时分发到连的熟食，都已发馊变味。没有青菜，甚至没有开水正常供应。没有厕所，要向附近的高粱地行方便。一周之后，住地环境已完全不堪闻问，营地才开始有计划地挖厕所。各人洗自己衣服，挂在阵地外的丛树、墙头，凌乱不堪。连上为了怕士兵逃亡，不准身上带较多的钱，硬要求发薪饷后，每人都要存钱，由文书上士管理，以连长名义集体储存起来。是怎样存法？交何银行？以何种存款名义代存？有无利息？没人讲过，也无人过问谈论。（赵本立《华北抗战忆往》）
民国肇建，北洋系更形成军阀割据局面。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号称统一了中国，但实际上却是国府与部分地方势力妥协，凑合而成的一个统一假象。
抗战军兴，促成罕见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不过地方势力并无雄心大志，他们对参加中央政府没有兴趣，但也不容许中央干涉他们的地方事务（包括省府及保安团人事等）。
嫡系部队同时也要控制地方势力，对于接受中央指挥的地方部队，国府就给予番号、粮饷，也配发部分基本枪械弹药。要以诸如“吃空缺”等手段来笼络和控制地方军事强人。所以部队往往虚有其表，其真正战力究竟如何，难以断言。
军政大佬的个性脾气，一旦在关键时刻发作起来，幕僚往往彷徨于无地。曹聚仁《战地八年》系抗战前线的人物观察，可供参考。
曹先生谈道，记者比较讨厌的是薛岳，他很专横，不开通。后来做湖南省主席后好一些。
陈诚，装得一副蒋委员长的样子，好像世界上没有一个他看得上眼的人。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情。对于军事政治，懂得并不多。其实记者大多无求于他。他的左右说他个性强，其实就是愚而好自用。
李宗仁、白崇禧算是最善于应付记者的军事长官，他们态度诚恳，有说有笑，乃是懂得宣传的人。新闻记者乐于在五战区工作，这和政治上的派系，全不相干，只是个人觉得环境不错。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二（9）
薛岳和陈诚的部属，战战兢兢，唯恐出什么乱子。
刘峙的记忆力最好，这是练兵、用兵的好条件之一，白崇禧的记忆力也不错，他见记者的面，往往把往事细节说出来，顿增亲切感。
衢州保卫战高参仗义执言
浙江衢州守卫战陷落，全凭第三战区长官部参谋长温鸣剑仗义执言。他严正指出，负责衢州东门的是一○五师一个营，敌人正是从这里突破的，诿过于二十六师是无理的，这才将四十九军军部说得哑口无言。二十八师一个团几乎打光，也因他的仗义执言免除不白之冤。当时任师长的曹天戈感慨说，温公一语积阴德不浅。
1941年6月，二十六师归入四十九军建制，在衢州抵抗反攻的日军。四十九军的一○五师是东北军班底，而二十六师是川军班底，任务分配不公的现象严重。1941年末，国军攻击绍兴，当时一○五师作为助攻等于袖手旁观。此后的几场大仗，二十六师都是作为马前卒迎战保驾。1944年夏天的守卫战，造成了二十六师灾难性的遭遇。战前一会儿撤防、一会儿接防，一会儿立即投入战斗，曹天戈感到这是“交接防务问题上，竟会掩盖着一幕啼笑皆非、穷于应付的恶作剧”。日军一个旅团包围该师的四个营，“一整天，在敌我双方反复较量中，炮火、枪声之激烈、战况之紧张，达到了惊人的高峰”。结果在敌人的疯狂反扑之下，一○五师防地被突破，二十六师七十八团二线变一线，在敌人交叉火力之下，浴血奋战，走后无法立足，打算泅水强渡过江，但处于日军有效射界之内，部队不死于城，便死于江。衢州再度失守。（曹天戈《龙游、衢州战役的沉痛回忆》，见《闽浙赣抗战》425~428页）
南昌会战参谋之厄
赵子立出身黄埔六期，后入陆大第十四期、西南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毕业。曾任第九战区、第五战区和郑州绥靖公署参谋长。他的《失守南昌道经过》记述了这样的事实，1939年春，与第九战区抗衡的日军有六个师团。薛岳代陈诚为司令长官。薛氏不大理会白崇禧，盖有历史恩怨，而对陈诚颇表忠敬。白崇禧以行营主任名义的电报或公文，如不合他的心意，常见他批复：不理，胡说。
赵子立时任九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副处长。他认为，在薛岳的范围内，幕僚尚有发挥的余地，如得他首肯的计划，“幕僚可以放胆办事，不像后来笔者跟着刘峙那样，处处要受上级和下级的干扰或阻碍”。
对付日军的六个师团，九战区的部队如下：十九集团军罗卓英，指挥五个军。吴奇伟军团辖三个师。三十集团军王陵基辖两个不完全军。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樊嵩甫辖八个推进纵队。二十七集团军杨森辖一个军。十五集团军关麟征辖两个军，建制完备。二十集团军商震辖三个军。第一集团军卢汉辖两个军。战区直辖军俞济时辖三个师。此外还有战区特种部队，如重炮、工兵、布雷、通信等等。
赵子立和战区高参杜建时负责拟订作战计划。他首先分析了地形，鄱阳湖一带，水网纵横，河流有的可以徒涉，有的非船渡不可，有的地区高地和盆地交替。
对日军的进攻估计：大兵团运动困难，对双方都如此。估计日军将利用赣江阻碍将国军顺势纳入其包围圈。
我军决战地点的选择：力图避开日军重炮的射界，决定向西牵制，逐次抵抗，潦河南岸向北反击，将日军反包围于奉新、安义地区。故采取诱敌深入法，对鄱阳湖至潦河部队，实施纵深配备，多路火力封锁港汊阻挡日军登陆。修河南岸部队先防御，后逐次采取攻势；控置部队采取东西两面夹击的态势；交通方面，将日寇即将进攻的地带道路全部破坏…… 。。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二（10）
这个计划送交薛岳斟酌时，已经打了一个折扣。罗卓英又对修河南岸部队予以调整，参谋处非常着急，但无法制止，又打一个折扣。
3月中旬日军首先向罗卓英部发起第一波攻击。“不断由突破口注入兵力，并在修河北岸升起气球，指挥炮兵向我阵地密集射击，继以猛烈冲锋，（我）四十九军不能支持，向南溃退……”日军又攻其侧背……于是当时国内哄传，罗卓英连失三城。
第二阶段日军由其所占领的安义，向*进。此时参谋处的意见，认为日寇孤军深入，可利用还有战斗力的部队和援军接战，有可能转败为胜。薛岳考虑良久，决定放弃南昌。原因是，他要迁就罗卓英，因为罗氏在蒋先生和陈诚面前说他的好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特别嘱咐参谋处，要照顾薛岳和罗氏的关系！于是撤兵遂行，南昌失陷了。
参谋处乃专业幕僚，他们的作战计划出于至诚，但却要受到接踵而来的人事干扰。幕僚作业不免大打折扣。
南昌失陷，蒋介石大怒，命令他们抵死反攻，结果还是由罗卓英所部打头阵。国军利用地形、工事熟悉的优势，夜间进攻。打了三夜，日军猛烈还击，部队进攻受挫。只好不了了之。
南昌的失陷，参谋处认为抗战初期阶段，不宜硬碰，因此部队配备宜以纵深方式排列在河流沿岸，方不至于一旦突破就不可收拾。另外，急切放弃南昌，等于放弃了四五个打击消耗敌人的绝好机会，时间、兵力、机会都完全没有问题，对当时还在国民党部队手中的赣江沿线的天时地利的利用白白放弃，不知是畏敌还是见不及此，总之，在参谋处看来，如此断送名城南昌，那是非常可惜的。
一个历经周折的漂亮的幕僚作业
1942年3月的上高会战即上高大捷，日军用于进攻的部队是两个师团加一个旅团；国民党军队方面实际投入战斗的是三个军。日方突破第一线后，还以为和过去一样，一攻就破，凡攻必破，却不料遭到七十四军猛烈的阻击，打得日寇人仰马翻，毫无进展，翌日调集空军、山炮部队协同作战，激战竟日，始终未能突破七十四军阵地，反而却受到七十二、七十军的两侧夹击。日寇受到重创，连夜撤退。
此役除国民党军队精兵良将发挥最大功效以外，幕僚的计划拟订也是很有效的。当时已升任战区参谋处长的赵子立说，上高会战，主阵地向东形成反八字形，英冈岭（即后来七十四军阵地）地势较高，为阵地的锁钥部，主阵地和辅助阵地，筑有坚固野战工事，阵地编成据点式，由点连成线，由线连成面。阵地重要部分，又是小据点支持大据点，具有四面作战的独立性和互相支援的整体性。全阵地可容纳四个师的守备部队。
作战计划是前敌的十九集团军总部参谋处拟订，报战区参谋处衡定。赵子立显然很推崇这一案，赞其巧妙完备。“上高方面构筑了坚拒敌人进攻的阵地，显然它发生了重要作用”。
蓝介愚，时任十九集团军《华光日报》战旗副刊主编。上高会战前，第三战区给九战区来函，欲以赣江为两战区作战地境线。蓝先生以为很不合理，遂拟稿呈报参谋处，该集团军总部作战参谋处长梁启霖附上意见后送罗卓英，罗氏以精练的文字批示，有如是等语：不能以大河川、大道路为作战地境线，此乃战役、战术一致之结论……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二（11）
这确实是很精彩的意见，盖大道路及河川如作为作战友军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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