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智囊-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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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也以时代风气使然。作者乃倜傥不群之人物，亦可想见。
　　《留东外史》的作者向恺然，笔名平江不肖生，20世纪30年代即给何键做幕僚。他14岁考入长沙高等实业学堂，不到一年，即因纪念蹈海的陈天华，被开除学籍。旋即东渡留学。后返国，曾任倒袁运动的北伐军第一军法官，讨袁失利，再次赴日。此期间著有《拳术》《拳术见闻录》，连载报端，颇耸动视听。
　　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应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之聘，回乡兴办国术，任湖南国术俱乐部、湖南国术训练所秘书。
　　抗战军兴，向恺然辞去秘书一职，随桂系廖磊去安徽，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办公厅主任，并兼安徽省政府顾问、安徽大学文科教授、省政府参议等职。1947年冬，解放军二野南下，进攻安徽立煌县（今金寨县），向恺然被俘，审查经历清白而释放，他择道蚌埠、南京返回湖南。当时，正值程潜主持湖南政界，向恺然遂随程潜一道起义，其后被安置在省文史馆及政协任职。
　　以一纯粹文人，而为幕僚，其所作为，显然较康白情敬业也专业得多。
　　丁文江与孙传芳
　　丁文江是以客卿和幕僚的身份参与孙传芳的行政系统，当时孙已经是五省联军总司令，丁先生之长才不在军事战略上，是以不可能有什么建树。但是在社会行政方面，则确为一时之选。
　　孙传芳最得势之际，曾放豪言：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好像运筹帷幄，天下独大的样子，可是在当他被赶出南京又想反扑的时候，却又通电发布文告说，“敌至赣边，犹迟缓进，兵临城下，尚尔言和”，又显出他骨子里的犹豫和徘徊。
　　孙传芳在驻节南京，以联帅自封，贵极一时，他的机构很多，除了三个厅、十大处以外，还有各类高参：军事、文学、政治、经济等，其中像蒋百里、章太炎都被聘请，月薪高至二三千元。当时的总参谋长是刘宗纪，精通军事，熟悉多国语言，足智多谋。另外秘书长是陈季侃，他是前清的举人，文章写得很好，他对孙传芳献计献策很多。当时的东南五省是全国的财富汇聚之地，孙传芳依托于此，大肆笼络人才。他对蒋百里和章太炎特别尊崇，企图以他们的战略头脑、文章学术为己所用。
　　丁文江正式的名义，是淞沪商埠总办。孙传芳希望留名青史流芳百世，他说，“吴佩孚喜欢讲《易经》，我喜欢讲兵法，亦喜考古”。他在南京举办了两次投壶尊孔雅集。一是联络感情，二是以礼贤下士的招牌发现幕僚和参谋人才，其中确有不少人上书献计献策的，怀揣所谓锦囊妙计，远道而来者也所在多有。
　　一般来说，各地的军阀都各有野心，拥兵自大，各据一方，他们之间时而变敌为友，时而弃好成仇，大抵上并不存在根本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

智识者的末路（15）
但孙传芳的刚愎自用也影响到他对形势的判断。1927年春，北伐军占领南京，将其赶至江北，当时有幕僚建言，如果他在长江北岸伺机观变，可能北伐军内部会起变化，因为也不稳定，所以他的高参们都不同意立即反攻南京，可是他一意孤行，结果遭到了北伐军海陆两路的包抄夹击。李宗仁、白崇禧和何应钦进攻迅猛，而长江上的海军军舰不断开炮攻击，这是8月下旬的酷暑天气，孙部阵亡官兵弃尸稻田中，尸体腐烂腥臭，令人窒息。他的部属苏桂荣、李耀先等后来回忆说：“在龙潭车站附近，尸横遍野，田水为赤，被机关枪扫断的柳树枝条，满堤皆是。”
　　安徽陈调元驻南京的代表孟星魁曾在办公之外与孙传芳闲谈，曾经问他说“中国军阀割据对国计民生均有不利，不知有谁能够统一全国军政，这是一个首先要研究的问题”。孙传芳就说，“我们这一代人中，我自问无能，我只做一个吴越的钱王，就心满意足了”。这倒是他的心里话。
　　孙氏与蒋百里是日本士官学校先后同学，曾经有人利用同学关系从中斡旋，许以优厚条件，蒋介石派张群向孙氏建议，蒋先生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华南联军总司令，孙为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兼华北联军总司令。可是孙氏毕竟滞后于时代，竟然不为所动，最后退居天津，依然心有不甘。后来被弱女子施剑翘报父仇击毙于禅林佛寺中。
　　关于1926年孙传芳在江西的惨败，也跟他不听幕僚建议、一意孤行有关。当时在他部下当营长的汪飞熊后来回忆说，当先遣部队到达九江后，孙命令停止前进，召集营以上军官讲话，他说“你们好好待兵，我拿着望远镜——他两手握拳做圈放到眼上做窥测状——我望到哪里有空隙，我就打他一拳头——他右手向前做击打状”。
　　这些话大可玩味，不过，也充分暴露出他作战投机的心理。
　　甘介侯：惶惶如漏网之鱼
　　据说郭德洁对李宗仁的部属，文的欣赏甘介侯，武的看重刘为章（刘斐）。
　　1949年12月，李宗仁流徙美国。这时李宗仁最重要的幕僚甘介侯不特是他的耳目，还充当他的强心针。他所急需的美国人的意图，美国政策的一举一动，都靠甘介侯索取传递。1949年12月，甘氏获得美国新的对台政策：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售或军事顾问于台湾的国民党军队……等于放弃，于是李宗仁向台湾叫板，心中就有底了。蒋介石复职视事，希望李宗仁不表反对，但李氏置之不理。这种态度全靠甘介侯的动向分析作为他的风向标。
　　所以当时就已经去了台湾的白崇禧就对甘介侯大为不满，认为他是一个坏幕僚，尽出馊主意，使李宗仁陷于难以自拔的僵局，白氏还拟联络袍泽声讨甘介侯。
　　甘介侯正是精明过人的人，精明世事，精通时事，从少年到中年，一路走来，一路顺风。他大约和张恨水、徐志摩他们属于同龄人，但他的人生路显然不同于他们。先是庚子赔款公费选送去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获政治经济系博士学位，归国后在上海几所大学任教。北伐时期，经程潜介绍，任外交部汉口特派员，外交部次长和两广外交特派员。抗战期间在重庆为国民参政会参事，此间和蒋介石结下过节。不过汪精卫下水后约他，倒被他拒绝了。后来他一度在昆明西山任花纱布公司主任。

智识者的末路（16）
李宗仁风云际会，抗战后由战区长官升任行辕主任，似乎还想更上一层楼，进一步与蒋介石争天下，不过限于客观条件，一时难以做到。1948年初他就做竞选副总统的准备，这时候甘介侯等人运用他们的政治手腕，积极为李宗仁竞选跑前跑后，到处交际，和代表们握手言欢，抛头露面，极一时之盛。
　　1949年2月7日，新华社从陕北发出电稿，就和谈代表定性称：“至于甘介侯这类从事‘和平攻势’的政治掮客，他只有资格在南京、上海一带出卖其‘和平攻势’牌的美国制造的廉价商品，人民的北平不欢迎这类货色。对不起，请止步。如果甘介侯竟敢混入北平，贩卖私货，则北平人民很可能把他驱逐出境。”这时他是李宗仁的私人幕僚，和他名字并列的颜惠庆、章士钊则比较受欢迎。
　　他的转机是民国末年转型期李宗仁出任代总统，甘介侯作为总统私人代表赴美，分访杜鲁门总统、艾奇逊国务卿、国防部长约翰逊，并接洽李宗仁和杜鲁门晤面，其后就留在美国任新泽西州大学教授。
　　作为李宗仁的发言人，甘介侯代表李宗仁声明谴责蒋介石复职视事，称之为违宪行动，理由是蒋介石将总统职务移交李宗仁之后，他已经成为一个平民。甘介侯向记者们问道：“一个平民怎能自称为中国总统？”
　　据《李宗仁*》记述，杜氏（杜鲁门）致欢迎词后，按外交礼节，应请顾大使翻译，然杜氏一反常例，却请甘介侯翻译，终席未与顾维钧交一言。
　　据曹聚仁《战地八年》说，当时，甘介侯这位政治顾问的小聪明在国内、国外都碰了壁，李宗仁派到石家庄的和谈代表本来有他在内，却被解放军公开拒绝了，甘介侯说，对方对待李宗仁的幕僚和参谋有如儿戏，就因为李宗仁没完全按他们的意思来做，他说对方提出广西部队中立，让道使解放军顺利进入广州，则解放军保证不向广西部队进攻，这就是他的如意算盘，要不曹聚仁怎么说他是小聪明呢。
　　甘介侯后期主要为李宗仁处理涉美事务。譬如由大使馆通知国务院否认李宗仁所声称的地位，并由国院通知法庭等等，借以发挥其留美知识分子的长才。此则偏重于事务性，而非建设性。诸多策略，也是李宗仁先有腹案，再由他来推进。不过在推进过程中，也能发挥他的才思。甘介侯虽然从政欲望极强，当一号幕僚的心思时露于外，可是李宗仁自己基础松弱，政治资源菲薄，本身尚且趔趄摇摆，他的努力也无非落花流水罢了。
　　蒋介石晚年的秘书周宏涛*《见证*关键变局》中说：“下午开庭时，甘介侯坐在我的前面，我实在很想狠狠揍他一顿。不过我没有真的这么做，只是在李海痛斥李宗仁绝非代总统时，堆起笑容拍拍甘介侯的背说，这个律师说得很对！甘唯唯诺诺，马上换了座位。4点40分，法官宣布，对于管辖权方面，将于十日提出书面裁定；至于法院监管，则仍维持现状。这是我方的胜利。”　当国民政府在大陆上溃退时期，蒋、李两派人物在美国各自押宝。蒋派专交共和党；李派则专交*党。甘介侯那时身任李宗仁驻美特派员，几乎是李宗仁唯一可以倚重的外交幕僚。但两边讨好的事情究竟不易，后来他在美国上下其手，开罪蒋介石和美国共和党，因此心中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60年代中期，李宗仁秘密策划归国，这时给他写*与其过从甚密的唐德刚，都丝毫不知风声，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要追查李氏与北京之间的搭线人，麦卡锡参议员所搞的白色恐怖，在知识分子之间，余悸犹存，而甘介侯与当年执政的共和党又有前隙，因此惶恐尤甚。
　　若非身处专制社会，他的竞争应属正常，他瞄准点是国务总理，在战时和大量的*人物相较，他虽知难度，尚心存一丝希望。甘介侯依托缥缈的美援向蒋介石叫板，基础就是虚无缥缈，他的悲剧，根本上就已注定。
　　高宗武的低姿态
　　高宗武，他以青年智囊团台柱自居，力倡和平，仿佛遂了他的心愿，从了他的作为，就是和平的正路。其实目光如豆，不知日本发动战争，蓄谋已久，并不听他的意志指挥。故傅斯年痛骂之。
　　他是书生从政，兼有学者、公务员身份，故将胡适视为精神领袖。他的作为，颇有自出机杼，自作主张，而期历史在其手上为之旋转的梦想。因此他可算得是一种外交方面专业的国事幕僚。
　　1937年7月30日，胡适日记：到高宗武家吃午饭，萧同兹、程沧波、裴复恒，此皆南京之三青团矣。谈国事，决定：1。　外交路线不能断，应由高宗武积极负责打通。2。　时机迫切，须政治家担此大任。次日又记，汪精卫找高宗武长谈。
　　此间，明确了青年智囊团之称呼。
　　高氏以日本专家自居自负，然其心理也甚搞怪，先埋下了投降的意识，投降要先抢一步，而不愿华北伪政权等抢他的头功。
　　后来，高宗武在美国对其学生说，我虽姓高，但我的意思却很低，遂得低调俱乐部之名。高氏甚至认为1937年的上海八一三抗战破坏了他的和谈，气急败坏。一个人不审至此，荒谬至此，实属罕见。
　　高宗武后来赴美，胡适对他颇为关照。傅斯年在重庆闻之，大怒。致信痛斥：“近日高贼宗武常住大使馆，先生本有教无类之心，以为此人有改过之迹，或因是耶？然此贼实为穷凶极恶，以前即知其妄——大有代办外交之势……而汪逆之至于此，皆高逆之拉拢也。至于半路出来，非由天良，乃由不得志，且是政府已大批款买来的。国家此时不将其寸磔，自有不得已之苦衷，先生岂可复以为人类耶？”
　　傅先生查资料做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大开大阖，斥骂丑类也是不留余地，堪称痛快，大学者究非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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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的幕僚（1）
樊崧甫计谋
　　第四次“围剿”江西苏区期间，樊崧甫向蒋介石面呈碉堡战略，这时恰逢庐山军官训练团结业。见蒋先生之前，赵观涛问他，战术进展怎样，樊崧甫答，以碉堡战术最为成功。
　　他和部下将碉堡照片装订成册，到南昌分送军界首脑。他在进策之前，做了游说工作，根据他的经验，嫡系部队的军头主观性很强，不大听得进意见，加之他又是杂牌军的师长，说话的余地就更少。那些军、师长们，只有先贤的名言，或者美、英、德、日的顾问意见才容易接受。
　　樊崧甫见到蒋先生后，由另一师长率先陈述意见。他说，红军赤化民众太多，犹如水中鱼，大水中摸鱼，鱼摸不到，摸鱼人反而会被浪涛卷去淹死。蒋先生就问，樊师长，你有没有办法？樊氏答，我们应该改变战略，夺回民众杜绝侥幸。应展开大军建筑碉堡线，逐步跃进，随军构筑公路，接济粮弹，山顶上则建碉楼，如敌方有大队行动，则可了如指掌。
　　他的这个碉堡战略，平心而论，是很高明的。增援、固守都较有余地，碉堡线是硬据点，如形成包围，则可逐步紧缩。对红军来说，这是一很难对付的损招。
　　熊式辉任江西省主席兼行营参谋长，善于揣摩蒋介石的意旨，以素不打仗的将领资格累迁高位。樊崧甫又将他的碉堡战略拿去游说熊式辉。熊式辉说，我们这边做碉堡（指江西），陈济棠不做（指广东）怎么办？樊崧甫答，这很简单，我们将红军压倒他那边去，怕他不修？等他自动来修，那不知等到何年。
　　樊崧甫这一招，很切合政学系善于揣摩的特征。
　　军阀之间互相以邻为壑，不知大祸将至，他们之间根本是一本烂账。
　　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前，是1932年秋，陈诚邀请樊崧甫到他的十八军总指挥部担任参谋长，后来很有名的郭忏为参谋处长，当时在樊崧甫指导之下执行参谋业务，在江西省东部的南丰一带作战。
　　樊崧甫一生多为参谋官。1933年1月初，樊崧甫调度部队，有周至柔师、吴奇伟旅、周士达旅等，其中周旅坚持工事坚固，要死守，傍晚樊崧甫电话叫他临机立断，迅速撤出，他不听，半夜红军开始进攻，周士达果然告急。这时的情形却难以撤退，所以，军参谋长樊崧甫的意见就与行营参谋长贺国光相反，反而要其坚守。结果打得狼狈，只有少部分士兵突围，周士达本人被俘。他临死前说，悔不听樊参谋长的话，贻误大局。
　　这是樊崧甫的事前预料。他的参谋心得则跟他曾经任一线指挥官的实战经验有关。
　　在南丰附近的战斗之前，他们也获得了红军的宣传品。其中一张揭露国民党军以三个纵队向苏区进攻，点了各纵队指挥罗卓英、吴奇伟、赵观涛等人及部队番号的名。樊氏看到后很惊讶，就问陈诚，是否做了第四次“围剿”计划？陈诚说确有其事。樊崧甫又问，那么是否某某指挥某部等一系列部队番号，陈说，对的呀。樊崧甫说，我都不知道，怎么红军却知道了？陈诚愕然无从回答，于是樊氏出示宣传品，陈诚尴尬不能答。老樊感慨说，这种机密泄露，使他惊心动魄（樊崧甫《龙头将军沉浮录》第三章）。
　　此间可以看出预感之于参谋素质的重要关系，譬如蒋百里对日本进攻时间的判断，邱清泉对国防部刘斐等卧底的揣度，均与预感有关。称职而优秀的参谋必须有先验般的警惕——即一种不请自来的预感。预感乃是其必备的素质，预感可使其根据事机作出判断。。　最好的txt下载网

过渡时期的幕僚（2）
随后，1933年春节的抚州战斗，陈诚就吸取了教训，决不过早下令。抚州附近浒湾的红军就被罗卓英指挥的三个师突然袭击，而吃了大亏，那次是在除夕的子夜开始出击，拂晓即结束战斗。
　　一个人的长处也即是短处。关于陈诚本人，樊崧甫也有第一手的记述。陈诚在第四次“围剿”期间，不管上面发多少经费，他都按实际数目下发部队，所以下面对他的感情还不差。他做人趾高气扬，领袖欲强烈，但也确实敢作敢为，但这样的行事风格也招来同辈的妒忌，有人盼他失败。何应钦、熊式辉恨他入骨，他们试图说动蒋介石，以蒋的名义迫他执行，使他开始踏入危机。
　　陈诚独自担任第四次“围剿”的责任。樊崧甫为他草拟初期的进攻计划，这是他的一次重要参谋作业。
　　一是敌情判断，包括对方的外围部队；一是侦察红军主力；一是做出应对计划即主力和增援部队的配置；一是编制战斗序列。
　　不久又坚执要樊崧甫兼任师长到一线。陈诚转达蒋介石的话，强调这是一个杂牌师，让樊崧甫去整理，整理得好固然属幸事，整不好也就算了。这是借重他的参谋经验所做安排。
　　这时，樊崧甫又提出整训部队的建议。他说，譬如做生意的人，行情不利，亏了本钱，应暂时收盘，保持一些本钱，等行情好时再做。如果一意滥做下去，本钱输光，等好时机来了，只好在旁边望洋兴叹。中央嫡系部队有限，杂牌却是力服心不服，不肯卖力，兵多也枉然。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建议开办短期培训班，施以精神教育，把杂牌军将校都变成师生关系，再投入战斗，比较有利。
　　老樊的建议不错，说起来甚动听，但实行起来效果难测。
　　转型期的经验措置
　　对苏区第四次“围剿”期间，伍文渊突然来访，把樊崧甫吓了一跳。
　　那时正值福建事变期间，伍文渊系李济深的说客。他只得叫上师部的副手、参谋、党部书记长、政训处长等远道公开迎接，盛宴招待，为的是蒋介石的耳目多，干脆公开，以免闲言。并宣称：他聘请了两个顾问，一是老师长伍文渊，帮助草拟作战计划；一是老师长伍崇仁，帮助训练部队。
　　晚上他才去伍文渊处。对伍先生说，福建事变走了下策，必然失败无疑。伍文渊也感叹，说十九路军的团、营长私下议论，我们这些长官不晓得为的啥，翻来覆去，大家顾虑前途，无心作战，我看大事休矣。而且李济深处各方代表云集，表示响应，难道也是假的吗？樊崧甫说，这些来找李济深的军人政客，买空卖空，最误人事。你有成功希望时，他们就来，分座位时有他一份；你失败时，他们投井下石，还到老蒋那里争功。可惜十九路军平时舍不得牺牲，而将要牺牲了。你这次来很危险，要想办法救你。于是聘伍老先生为顾问，每月车马费五百元。
　　趁何应钦在北京的机会，樊文渊请伍文渊带碉堡照片去见何氏。这样以后如有人问，就说福建事变时，他伍文渊在樊崧甫那里。伍文渊的家乡在云南富源县，就在云南东部，胜境关边上，与贵州西部的何应钦算是大同乡，见面后，何应钦甚喜，并写回信让伍文渊带回。当时伍文渊家属在杭州，后来保安处长俞济时派兵逮捕他，他立即出示何应钦书，乃得免。
　　像伍氏等北洋末期的军官，如果未能转型到国民革命军实力部队带兵官，则不少人的出路就是转型后部队的参谋长、高参之类角色。他们的朋友、同学、以前的同僚，还有不少在部队任实职，所以他们的经验颇为这些人所借重。

过渡时期的幕僚（3）
而他们的学生辈的新军人，这时候也渐渐拔起，所以他们到新的部队任高参、幕僚，就顺理成章了，有些人在部队还颇受照顾。
　　即以伍文渊而言，曾在卢永祥部队任旅长，和孙传芳大战。
　　伍文渊，字仲源，1881年出生于富源县黄泥河镇，1909年毕业于保定军校，1913年毕业于陆军大学；历任陆军连长、团长、旅长、师长，获授中将军衔。他的家乡富源县现在隶属曲靖市管辖，位于云南省东大门，名人有王家本、伍文渊、伍纯武等。
　　1919年8月，争夺淞沪护军使地盘，孙传芳向浙江进军时，浙军浙沪联军总司令卢永祥，第一师师长潘国纲兵败退宁波，保举部下旅长伍文渊来代理自己统率所部，不料被浙籍军人反水逮捕。但伍文渊部下军官又与伍部遣散兵士联合起来，与周凤岐部队联系，预备来对付郝国玺。于是伍文渊等人得以逃走。
　　1924年蒋尊簋、吕公望、屈映光、褚辅成等在宁波组织浙江自治委员会，宣布独立，翌日因浙江第一师旅长伍文渊反对，而告失败。
　　他所起家的第二十六军，该军前身为浙军第三师。1926年12月20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周凤歧，伍文渊为参谋长。下辖伍崇仁第一师、斯烈第二师。1927年2月，该军一师师长由伍文渊接任，何葆森接任参谋长。5月该军隶属北伐军一路军参加北伐。1927年9月后隶属第一路军，10月，原第十八军第十七师转隶第二十六军，编为第三师，几天后，周凤岐辞军长职，陈焯代理军长。
　　伍文渊撰有杭州西湖岳庙岳坟对联：
　　湖上仰新宫，灵旗如见精忠字；
　　河堧觅遗阵，顽铁安知妙用心。
　　他在1940年出任广西行营办公厅高级参谋，参与西南地区抗击日军的军事策划，1942年参与了远征军参谋团，1944年突发中风，病逝于黄泥河。
　　陈仪与沈仲九
　　陈仪可说是一个典型的绍兴人，那里的师爷自来有名，他也正是幕僚长的人才，他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成绩非常之好，气度深沉刚毅，做事有魄力、有担当，他是在旧军人中最有时代感，最有世界眼光的人。
　　陈仪是个大幕僚，可是幕僚背后还有幕僚，这就是沈仲九先生，他帮助陈仪建立政治理论计划以及实践的方案。曹聚仁称赞他运筹帷幄，是真正的现代卧龙，他和陈仪关系很深。而陈仪又是蒋介石早期最信任的人，但沈仲九很怪，他只在幕后策划，从不愿意站到前台，甚至不愿意和蒋介石见面，他也不愿意让福建的老百姓知道，陈仪的背后还有他沈仲九这个人，他躲避公共*和官场上一切应酬，生活简单朴素，甚至有一次绑架他的土匪也相信他是一个可怜的小学教员，看不出他是大权在握的高级幕僚。
　　当然，他的资格也老，是留学日本的光复会会员。他和浙籍的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刘大白、沈雁冰、沈泽民、戴季陶等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社召开的社会主义和中国改造问题座谈会。1946年初，他主持为陈仪制定了建设台湾为“模范省”的大政方针。沈仲九的幕僚作业大概而言是建立了一套较完备的人事制度，开办了省政讲习所，培养了一批行政干部，省以下的一切事务官都由省当局直接指挥。曹聚仁认为这和法国的文官制度很相似，这一制度的建立使福建省政逐渐上了轨道，当时日本攻占福州以后，国民政府还有五分之四的地盘，算是一个较完备的省，本来曹聚仁准备写关于他的报道，黎列文先生受了沈仲九的暗示叫他不要写。

过渡时期的幕僚（4）
兵学泰斗徒有虚名
　　杨杰出道早。北伐以及中原大战，多次为蒋介石出谋划策，扭转危局，尝有“战略专家”“兵学泰斗”之誉。
　　他和蒋百里是同一时代的人，生于云南大理，保定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出身。1921年，复返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后来肃清孙传芳残部，即南京郊外龙潭车站的大规模会战，杨杰擘画甚多。中原大战爆发，他任南路军总参谋长，具体策划对冯玉祥作战。当临汝被围之际，杨杰果断以一部扼锁正面咽喉，一部绕道侧击，遂解临汝之围。
　　稍后蒋、冯、阎胶着于郑州、兰考一带时，杨杰以开动火车头乱跑的奇诡之计，将对方大军拖住，又将机场飞机挂弹取下爆破吓阻对方，迷惑对方，创造以少胜多的战例，中原大战后期，蒋介石任命杨杰为总司令部参谋长。杨杰出计，拖冯打阎、联张缓图桂系，将其分化打击，即对敌方或予拖住，或正面打击，或切断联系，或包抄击破等法，顺利结束中原大战。
　　抗战军兴，杨杰被派为赴苏军事考察团团长，争取军援，次年正式出任驻苏大使。1941年免职回国，他主张外联苏联，内联各党派一道抗日。但是联合苏联抗日，此路不通，就看苏联是原子弹炸响后才出兵可知大概。可见在这时，杨杰的智略此时已经用完。这个时节的杨杰，似乎可以说观人料事，全凭臆断了。因为衡以常识，诉之良知，究亦未能肯定其竟有如此荒谬、毫不思索之举。
　　李宗仁对杨杰甚为鄙视，除了在中原大战中吃过他的苦头，对其战略的意图，也多所指摘。他认为杨杰之被称为第一流的战略家，实在是徒有虚名。1944年李氏在汉中行营任职期间，往重庆开会，当时盟军已有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趋势，杨杰这时便在《大公报》上发表专题论文，略谓在现代化的战争中，敌前登陆实不可能。杨氏分析，同盟国很难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最大的可能还是将美英联军由北穿过苏联腹地，与苏军并肩作战云云。李宗仁的朋友们就杨杰的战略观询问李宗仁的看法。
　　李宗仁说他读了杨氏之文，便大不以为然，初不料号称战略家的杨杰竟亦肤浅至此。李宗仁以为，在现代化战争中，敌前登陆固难，而防止敌人登陆亦同样不易。即就纯军事立场来看，论大军团的指挥、运输和补给，同盟国在英法海峡登陆实是最方便而有效的行动，这样才能使德国两面受敌。另外即就政治立场来说，苏联亦断不许英美联军在苏境作战。第一次大战后，西方列强围困苏联的余创犹存，斯大林何能坐视英美军队驻在其国境之内？此事简直出乎一般人政治常识之外，所谓战略家的杨杰，居然能想得出，亦亏他会动这般脑筋。
　　李宗仁虽然料定盟国必自西欧登陆，但是他私下却希望第二战场开辟得愈迟愈好。他在重庆时，曾两度与英国大使和丘吉尔驻华军事代表魏亚特将军详论此事。为什么呢？李宗仁说，希特勒已陷于东西两面作战的苦境，同盟国胜利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既已距胜利不远，同盟国当局便应想到战后的复杂问题。你们西方国家与苏联，由于政治制度的不同，在战前已成水火，战时因为对同一敌人作战才暂时携手。一旦大敌消灭，西方国家必定又与苏联针锋相对。为减少战后的困难，务须稍为忍耐战争的痛苦，第二战场千万不宜过早开辟。然而，你们应当尽量以各种物资援助苏联，让德苏两国拼死纠缠。等到两雄声嘶力竭，然后选择地点登陆，德国自将俯首成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