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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智囊-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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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智囊 序
王春瑜
不久前，我曾经打算编一套“鹅毛扇摇动江山的人”文丛，叙述历史上那些曾起过重要历史作用的幕僚，并也曾和几位学者、作家谈过此事，其中就包括伍立杨先生。我因瞎忙，兼之一时未找到理想的出版社，这事就耽搁下来。但曾几何时，立杨已写出厚厚一本书《烽火智囊——民国幕僚传奇》，真让我佩服。先睹为快，阅后，大开眼界。这是立杨继《铁血黄花》《读史的侧翼》等名著后，奉献给读书界的又一本佳作。可喜可贺。
刘备、关羽、张飞是人也是神。考察他们由人变为神的异化过程，探讨其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是很有必要的。关羽不仅在与刘、张的异化过程中有其特殊性，而且后来成了众神之神。
刘备由人变神的原因之一，是国人精神深处的英雄崇拜传统。刘备成神的象征是雄踞庙中，血食一方，在香火缭绕中接受世人的磕头作揖。但这一过程的完型，经历了六百余年。
有资料说，从北宋到南宋，关羽先后被封显烈王、忠直公、义勇王、英济王等。至明代，关羽作为神，达到辉煌的顶点。
1644年，明朝灭亡。清兵入关后，开始打出的旗号，是为崇祯皇帝复仇，此后他们一直声称是从李自成手里夺得天下。因此，“清承明制”，连祀奉关羽也被全盘继承。但是清朝毕竟是外族入主中原，让祀奉曾经坚决抗击过他们先辈（金）的岳庙滔滔天下皆是，显然对大清王朝的统治不利，而进一步抬高忠孝节义俱全的关羽的地位，盖过岳飞，就势所必然。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帝的不断提倡，关羽成了武圣人，与文圣孔子平分秋色，这是关羽生前做梦也万万没有想到的。
这当中就透着幕僚的精密策划，作为政治、军事的考量，成为一种指导性的策略，影响时代的方方面面。幕僚的作用，作为一种历史的杠杆，实在不可小觑！同样，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袁绍不用田丰之计，反而将其杀害。罗贯中作诗悼曰：“头颅行万里，失计杀田丰。”近代以还，正如王学泰先生所说，北洋以来，内忧外患，政出多门，此正纵横捭阖人物用事之秋，倘得妙笔写之，必有许多好看情景。
本书作者伍立杨引述光复会的大诗家来裕恂先生叙写当时情状的诗作：
“纵横挟策太纷纷，北走南驰几度闻。才本雕龙兼炙，手能覆雨复翻云。汉兴鼎欲成三足，楚间金常费万斤。颠倒是非淆黑白，要从口舌立功勋。”（《匏园诗集》卷三十《政客》）
确实如作者所言，活画出当时社会上各种智囊门客的姿态，其汹汹奔走、无所不用其极的嘴脸如在目前。北洋以降，是历史上罕有的幕僚登台搬演活剧的时期，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他们之中确有不世出的真英雄，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也有的智囊军师、参谋幕僚，驾驭主宰事物的本能仿佛夺路而出，亦欲借强梁之手，遂一己之欲望，但却为历史潮流所挟裹，载沉载浮，身不由己，事到临头，幻梦醒来，场景凄凉。民初世道变迁的场景，加深了强梁争强好胜天性的发挥。其间的事功及其过程，以条贯别致的角度叙述出来，对今天的人生亦有无尽的启发，我们叹惋、感慨、惊异、拍案之余，不禁嘉许“必有许多好看情景”这个判断。
历史上的幕僚，大大小小、形形色色，何可胜数。但能在帝王、重臣、权要身边，能将鹅毛扇摇动江山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如对这群人以良、劣分类，无非是国师良臣，如先秦时的晏子、苏秦、张仪，汉代的张良、萧何，三国时的诸葛亮、鲁肃，唐朝的魏徵，元代的耶律楚材，明代的杨升庵、刘基等等；再就是某伟人经常说的“狗屎堆”，即狗头军师，如古之赵高、秦桧，当代之张春桥之流。前者或助开国者夺得江山，或治理天下，使社会稳定，人心大顺，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因而推动了历史前进。他们不愧是历史星空里的启明星；后者或助纣为虐，祸国殃民，或教唆帝王、权贵贪贿、施暴，残民以逞，他们是遗臭万年的扫帚星，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的罪人。这些正反两面摇鹅毛扇者的足迹，都给我们强烈的历史震撼力，但中国近代、现代的人物，毕竟离我们甚近，因此，这种震撼力，肯定是“古虽有之，于今为烈”，这就是立杨这本书更值得读者重视的价值所在：吸取正、反面的历史经验，引以为戒，警钟常鸣。
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希望领导干部及其秘书班子，机关的研究人员，更应当读一读这本书。领导者要虚怀若谷，采纳幕僚的良策，勤政为民；也要善于识别其中的奸佞、宵小，以免他们出馊主意、坏点子，以权谋私，危害国家、社会，从而把自己拖进深渊。一部幕僚史，千年鸿图录，壮哉！但是，一部幕僚史，也有千年耻辱柱，哀哉！为政者千万别掉以轻心。
历史总是日日翻过，页页翻过。但是留下英名？还是污名？全在于自己。岂不闻“东边日出西边雨”，历史无情也有情乎？细读本书，您就会了然于心，历历分明也。
2008年11月21日 西什库老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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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智囊 序篇（1）
近代中国社会，干戈扰攘，很多关键的转折时期，成也幕僚，败也幕僚。他们影响社会形态的生成至大至巨。
那时候的中国世道，洵为一种“强偶合”社会，军头之间，不知疲倦地你争我夺，使枪弄炮才能满足他们的脾胃。社会上只要有一点势力的，都可无限制地切割拉锯下去，坐享争夺的成果。女诗人、思想家里奇说过：“一根头发的距离即是一切风暴的开始。”试想，一根头发的距离都可切出一片风暴，那么他们贴身的选择性切割操作，也就成了追求短线利益的最佳便道。上焉者蠢动冒进，龙蛇起陆，下焉者满是狂热的激情。
张仪、苏秦，都是战国时代备受瞩目的冒尖人物，鬼谷子纵横捭阖之术市场广大，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息，颠倒淋漓，折冲樽俎，捣鬼有术，权谋大兴，人多艳羡。“张仪已而学游说诸侯”曾被人打，妻子劝他别再读书游说。他说，你看我的舌头还在吗？他妻子笑说还在，张仪说，这就足够了。
三寸不烂之舌就是他无尽的本钱，凭所学的一套理论游说人君，运气坏，被辱被逐被看轻；但运气好，则可谋得卿相的地位。
民国时期可谓战国形势的重演，文人在军阀周围异常活跃。
“仪与苏秦皆以纵横之术游诸侯，致位富贵，天下争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孙衍者，号曰犀首，亦以谈说显名。其余苏代、苏厉、周最、楼缓之徒，纷纭遍于天下，务以辩诈相高，不可胜记，而仪、秦、衍最著。”（《资治通鉴》卷三）
一旦得逞，将是何等的声华，难怪竞起效尤；而至民国初年，根本就是战国时代的重演，军人、名流、专家与政客组成的混合体问鼎政坛，文化精英果然一改旧日的瘦骨嶙峋、蓬头垢面，有了些许主人翁的模样。他们的脸色写满期待，他们的眼神却相当闪烁。纵横变诈之术风行于世，为帝王师，为诸侯谋，幕僚型人物一时多如过江之鲫。
英国《焦点》月刊2007年4月曾经刊出文章，认为植物原来也有智力，譬如金合欢树会产生一种含丹宁酸的异味以阻止动物啃食自己，被啃食过的金合欢树叶会释放一种气味，周围其他金合欢树会识别出这种气体，从而在捕食者到来前释放出丹宁酸。
植物细胞中也有着某种“思考”，只是人类尚无法体验其过程。植物可以对环境做出评估，这意味着它们的行为比人所知道的更为复杂。植物竟如此，何况万物之灵长乎？吕不韦，运用“奇货可居”之谋夺得最高控制权，苏秦的“合纵”，范雎的“远交近攻”，涉及社交、人际、霸业、外交、统御之术等等，其影响时代，往往难以物质的价值加以衡量。思奇谋、想良策而绞尽脑汁，就其性质心地而言，没有他们想不到做不到的事情。运用阴谋诡计，真无所不用其极。
民国短短四十年不到，文化、学术迭现耀眼俊彦，不逊色于历史上任何闪亮时期。幕僚、智囊、军师、参谋界的情形亦然，说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并不为过。设若民国初期第一共和宪政国家顺利萌蘖，则搅动近现代史的日本之类外患将不成问题。
中国的文职幕僚有两种，一种像饶汉祥、杜牧等，以文职终其身。
一种像蒋百里、曾国藩、左宗棠，尤其像罗泽南、彭玉麟、辛弃疾、蒋纬国等，下马草露布，那是行家里手，本色当行，而其另一面，又可牵头拟定策略，亲率大军指挥作战，甚至冲锋陷阵，做一杰出罕观之战术家。
烽火智囊 序篇（2）
外国的情形同样明晰。
19世纪初叶普鲁士军参谋长、兵学大师克劳塞维茨、晚些时候的俄军总参谋长约米尼、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老毛奇、20世纪初叶的德军总参谋长施利芬、一战时期的德军总参谋长兴登堡、意大利米兰师参谋长杜黑，以及二战名将麦克阿瑟、东条英机、马歇尔、梅津美治郎、史迪威、阿诺德、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古德里安、布莱德雷……诸位都是参谋、幕僚长出身，或由中下级军官升为高级幕僚，或由高级幕僚兼大军指挥，或由幕僚而统帅、而总统，或为终生幕僚，但都是专业军事人才。古德里安跟隆美尔一样，从来不在后方指挥，他总是乘坐装甲指挥车与先头部队一同驰驱，靠无线电联络各师旅，有时甚至因前进速度过快，进入己方的炮击区而险遭厄运。这和中国传统的文职军职转换大有其区别。
北洋时期，那些信古不疑的迂阔之士，都只好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在此政体里大行其道的只有两种人，韩非子的传人和鬼谷子的信徒。前者帮助君主守权，防止臣下行窃；后者指点臣子偷权，在瞒天过海中偷天换日。
然而，其计也有时而穷！他们在各自的纲领和雄辩中所披露的，更多的却是政策性的措施，难以见到对原则和方向高屋建瓴的阐述，以及历史的景深，更多的是眼前短浅的现实。
《孙子》分十三篇进行谋略研究，《百战奇法》则按百种作战类型研究谋略。
思想家方面，老子“无为而治”、“以柔克刚”的统御之术的倡导，孔子的“文治武功”、“刚柔并济”的推行，“小不忍，则乱大谋”的主张，“三纲五常”的运用，曾给社会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但思想家的影响是潜在的，是后发的。
清末民初的文武之间，距离和分野的痕迹都不大明显，有的武人文采甚佳；相当数量的文人，也时时保有武装行事的气质。
那时候的人，在行为方式上，就很少有忍气吞声的。
佯狂玩弄世中，他们甚至可以说携带相当分量的暴力倾向。
杨笃生北京骑毛驴看书骂人，连死都是由着性子来。《南社诗话》有谓：“湖南志士好自杀，而自杀尤好沉水。”譬如陈天华、姚宏业、杨笃生等，皆然。笃生遗书给吴稚晖：“有生无乐，得死为佳。”说得透辟、简捷无以复加。1911年8月初，他在英国利物浦海口投大西洋死。陈天华则在孙中山和黄兴面前，有时无端地就大哭起来，他在日本海滨投海。
章太炎本已自承为疯病，但他更指康有为病狂之极。他给谭献写信，说康有为想当比皇帝还厉害的教皇，康有为的目光直而亮，狂悖滋甚，分明是精神病的症状。
辜鸿铭回国后入张之洞幕，为西洋社会百科顾问。张之洞办汉阳铁厂，他也多有意见的贡献。他本人则回头苦修中国经典，后来将四书翻译成英文。
袁世凯曾向德国公使吹嘘，说张之洞讲学问，他自己则不讲学问，而讲办事效率。袁世凯的幕僚将这件事得意地告诉辜鸿铭。辜鸿铭不假思索地回答：“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近代以降，社会矛盾拉扯剧烈，社会转型加剧，一时豪杰四起，社会场景变换多端。至于近代军队的发展，湘军解散以后，则大体经历李鸿章时代、淮军的组建发展、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代、北洋时代、日本士官生时代、保定军校时代、黄埔生时代。
这是一个替换较为迅速的时代。个人的识见、智能、人格因素和作风态度辗转影响历史。幕僚（参谋、智囊、军师、策士）在其中载沉载浮，其作用、其活动轨迹，甚为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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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1）
中山先生早年的幕僚实践和思想框架
中山先生的文章行文充溢恳挚醇美的气息，他总是推心置腹地披沥以道。只要他一下笔，就能提炼出高人一筹、振聋发聩的思想见地。
他最早走向社会，欲以文章、策论影响当局大吏，从这个渠道来实现他改造中国的良愿，就是以国族参谋、国事幕僚的心态出山的。
他28岁时写的《上李鸿章书》（全集第一卷8页起），结尾也还有援用当时体制内套语，对李大人加以恭维。如“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云云。1894年夏，他和陆皓东前往天津，通过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向直隶总督李鸿章投书，李氏还不予接见。
《上李鸿章书》一文底子本来就好，复经大文学家王韬修饰润色，虽系经世文字，却也彬彬可诵。他论证国家富强之道，明说关节不尽在坚船利炮、壁垒森严，而在于内在的四大端：即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些是根本，其余是标末。探寻欧美富强之本，即是人尽其材，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些都是制度的根本所造成。他指出李鸿章辈只着眼于坚船利炮，是舍本逐末。
明朗通透的分析击中专制社会的命门。
他并孜孜矻矻，希其惊醒，导其改变。
但李鸿章辈的知识头脑仅止于此。所以最终结果也是鸡同鸭讲，咽塞难通。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中山先生不是这样，他是道不行，起而革命。
此文既有总提，也有细讲，包括急兴农学、讲究树艺等，但他强调政治制度乃为根本。其他要在这个根本上依托进行，方有成绩。
中山先生论证在民治社会与专制社会不同政经体制之下，人，这个创造的主体，遭遇完全不同的境遇。西方制度下，人活在世上，不虚此生，良性制度使其才智蕴藏，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而在专制之下，野有遗贤，朝多倖进，人的本性被戕害成为基因，遗患无穷……
他25岁时写的《农功》一文，也因阐明精彩阐述，被郑观应修改采用，植入其名著《盛世危言》中。此文也是有关中国改革的上上良策。
中山先生的论述，像一架天然的高精度测量仪，道出迷乱陆离现实中清晰的出路。
有些人，绝不是狭义的幕僚，甚至也不是广泛意义上的幕僚，但我们仍可视之为一种参谋和智囊——他们可以说是对国家和民族的，时代意义上的幕僚。
中山先生写于1897年的重头文论《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他这篇29岁时所写的长文扣住了中国数千年以来的病灶，像全息摄影般写出，观之悚然不能自安。此文充溢鞭辟入里的通透分析，无与伦比的敏锐观察，流畅而不乏顿挫的叙述。
他说，不完全推倒当时极其*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则社会难以实现任何改进，更无法建立起纯洁的政治。
他认为中国的成文法还算好，但是绝大多数违法的事情都被曲解来附和僵死的字眼，因此就算是英国短时间到中国任职的官员也会随行就市，变成官僚贪污阶层的成员。他认为中国长期遭受四种巨大的苦难：饥荒、水患、疫病以及生命财产的毫无保障，他指出前面三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可以预防的，对于苦难来说，它们只是次要的原因，中国所有的一切灾难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普遍又有系统的贪污，造成了饥荒、水灾、盗匪长年猖獗……中国的这些灾难绝非一种自然的状况或者气候地域的产物，也不是群众懒惰无知的后果，因为群众的无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官僚贪污所造成。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2）
黄河的管理人就是河道总督，他下面有一群属员，他们曾经花了很大一笔钱来买他们的职位，因此他们必然要贪污。渗透在海关的贿赂能够使一切贸易——包括外来的和本地的——完全瘫痪。跟水患和饥荒一样，疫病也是人为造成的。中国气候总的来说还不错，清帝国的一些城市人烟稠密，污秽到了极点，饮用水肮脏到了难以形容，未来的资本家肯定不愿意到这样的国家来投资，因为财产和生命同样为行政当局所漠不关心，遍布全国每个角落的贪污使得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它直接促使了盗匪的产生。
根深蒂固的贪污遍及于全国，如果不在行政体系中造成根本的改变，那么，即使局部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诚实的官员无法生存，他也必须接受贿赂才能支付他的上级对他的索取。
中山先生论证这恶性循环的套中套，说明任何局部的改革都无济于事，而必须自根本下手，他还证明了中国官场的所有提升的途径都已全盘糜烂。譬如，科举出身、行伍出身、捐班出身、保荐贤才出身，所有这些都要行贿，就算是最出色的应试生员亦然，如不行贿，那就连很卑贱的职位也轮不上，只好当一个白丁赋闲在家。
派到外省的官吏，一到省里就必然向督抚及其随员行贿，少数的官缺自然就给出价最高的行贿，另外升官会受到皇帝的召见，但他到北京需要先去登记，就算是李鸿章进京朝见时也不得不付出巨额的门包和贿赂，贪污恶习是如此冷酷的公开。
文章控制着一个论述的总的关节，适时举出恰切而触目惊心的例证，譬如军官的升迁也充满官职和肥缺的买卖关系。另外，中国军队的将军要提升大量的士兵，但是这些中国人的名字只存在于花名册上，新来谋事的人愿意照黑市价格付款，无数笔买卖就成功了。
贪污、行贿、任用私人以及寡廉鲜耻的对于权力和地位的买卖在那时的中国是普遍的。政府意味着不可救药的贪污。
还有，中山先生论证了排外的是官吏而非群众，是清政府而不是乡下的中国人，但是他们会在一切变乱之后把责任归咎于人民。民间的事业一旦露出有利可图的苗头，清政府就会派人来接管；外国输入的工程，从外国买进的机器，完全处于无知官员的挥霍浪费之下。如果外国人希望将机器文明输入中国，以为中国的新生就会开始，这真是和使吃人的野兽改用餐具并将它们变成素食者是同样的荒唐。
中山先生的分析证明，对中国的专制者，无法保有丝毫良性的预期。他用妙喻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制度进不来，就是一般物质文明，也因此而大打折扣。他进而断言，中国人民正渴求迎接一个全新的变革。大多数诚实的民众，决心要进入公共*的生活。对于外国政府，先生也谆谆告诫他们，*中国才是一种正道的力量。如果列强保持善意的中立，而不是纵容恶人，就可使目前的制度让位于清明的制度了。那些可怕的种种悲剧，也迎刃而解地消融了。
中山先生实为伟大的观察家、预言家。洞察当时事物本质并预见到数十年后事，具有细节和大局的精确判断。文章渗透表述与批判的突破，诊断出一个时代的普遍体温和集体病症，具有照彻周边的宏阔视野，这样的洞察力是罕见的。下笔千言，而笔力不稍衰；一是文章逻辑严密，绵密，长而不冗，长而饱满，一是观察高屋建瓴，常有出人意表之处，像多管火箭，或多镞箭头，打击来如猛雨，雄强的拆台效果。那时候他三十岁不到，批判的深度有力如是，文章肺活量充沛如是。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3）
此篇长文对中国数千年来累积发酵的弊端做总的盘点、总的清算，他人批判因历史背景和参照系数的老化，所带来的肤浅及隔靴搔痒，在此一扫而空。
中山先生的思想，深刻性与系统性互为依托。
即以此1897年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而言，他在青年时代即对中国弊端有透彻认识，具有鞭辟入里的深刻。
只要是帝王专制，不论在何空间时间，也无论对谁，东方或西方，它都带来黑暗，人性都会变坏。专制开掘人性的腐恶，造成大面积溃疡。
该文中，中山先生指出的现象，那些短期到中国的英国人，对中国实情一无所知，地方小吏对之可以掩饰；至于在中国长期生活的英国人呢，竟与中国贪污官吏集团同流合污，久处鲍鱼之肆，腐臭顿成妙味，其贪财好货，甚至超过中国人。
中山先生指出，中国长久的苦难：饥荒、水患、疫病、生命和财产的毫无保障，前三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预防，对于国势不振，它们是次要原因；中国的一切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而又有系统的贪污。它也正是产生前三种灾难的原因（全集，一卷，87~89页）。
这些事情绝不是中国的自然状况或气候性质的原因，也不是群众懒惰和无知的后果。懒惰和无知也是促成这些事情的原因之一。但懒惰和无知本身很大程度上也是官吏贪污所造成的结果。
这些判断比胡适之辈不知高明多少万倍。
胡适挖掘中国落后卑屈的病因，谓之五鬼乱中华，即所谓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敌人，唯有发达教育，方能将其消灭。当时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者有一个前提性共识，即当时中国的弊端在民品劣、民智卑。
五鬼是结果，还有更多不胜枚举的结果，不是原因，原因中山先生恰切地指出只有一个，那就是专制政治，是一切灾难的根源。
所以，中国积弱不振，跟读经啦，白话文啦，文言文啦没有半点关系。
若知识分子不起来践行，则历史的变动往往在社会矛盾激化之际，为屠狗杀鸡辈所乘。为流氓皇帝所绑架，然后知识分子又是抗议、被整、再抗议、再被杀，于是只有哀叹，不敢外露的痛愤。如此循环不已。
竞争与制衡的思想
民国初年，中山先生阐发多党制思想，剀切论说两党竞争的作用。他所起草《中国国民党宣言》尝谓：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两大党对峙，不宜小群分立。《〈国民月刊〉发刊词》则谓：政党之作用在提携国民以求进步。
“甲党执政则甲党以所抱持之政策尽力施行之，而乙党在野，则立于监督者之地位焉，有不善者则纠正之，其善者则更研究至善之政策，以图进步焉……”
他要求本党“即有他党反对，亦宜以和平对付，绝不宜鹬蚌相争”。他解释说中国同盟会也是由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合并而成的。他在多种场合阐释，两党竞争互有进退，国民赞成的多数者为在位党，掌握政治和行政的权力，国民赞成的少数者为在野党，处于监督地位，研究对手的行政手段是否适当。
马君武先生晚年有一篇重要的文章题为“孙总理”，对中山先生的伟岸精神价值作了扼要而精确的定位；而早在1911年的时候，他还写有《孙文之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文中说：“孙君具有一种魔力，能使欧美人士无论其居何等地位；一接谈之后，即倾倒赞美之。故欧人前此唯知中国有李鸿章，李死唯知有袁世凯，今则唯知有孙先生，而袁世凯次之。”这篇文章又说，海外推崇孙先生为亚洲第一人杰。这是在说中山先生的综合价值，包括他博学、至诚、谋略以及他磊落的胸襟等等。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4）
设若史家对历史发展的轨道与脉络有大致相同的把握，而难分高下，却在评骘史事演变的契机与个中曲折方面有所分别，那么，水准的高低，也即可在此际见出。如近现代交汇之间开启民智、深切擘画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伟人孙中山先生，评定他的历史作用和思想深度，虽不免千差万别，但也有别具用心的噪音。除此以外，更有“板板六十四”、“二百五”、“矮人观场何所见”，流于庸俗的价值观不能自拔。曹聚仁就是这一类人的典型。他说：“孙中山把《三*义》《建国方略》说得天花乱坠，结果，国民政府的黑暗政治，比北洋军阀时代还不如。而贪污程度，远过于当年的交通系，对政治完全失望，也是民初人士所共同的。”（曹著《鲁迅评传》23章）这样的结论，也可谓惊世骇俗了！但它等于说，钟馗打鬼，鬼的出现，鬼的增加，全该钟馗负责一样，实在不可理喻了。观此心态，不客气地说，这就是曹先生乡愿的一面了。
曹先生无疑是文史名家，但读他的著作，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居香港时所写，多处不免予人苏东坡之叹：世间事忍笑容易，读王祈诗不笑为难——因了曹先生的理想化、幼稚冬烘，因了他的“距离产生美”，因了他的一厢情愿、他的乌托邦情结，我们也真个是“读曹聚仁不笑为难”！他这一类时时跳出的论点，实在是解剖很不中腠理，虽饮水而冷暖却不自知，只好叫人大摇其头了。
唐德刚先生不同，他在《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一书中也曾对孙中山性格中倔强的因素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详加厘正；但在总体上，即于人物的关键之点的把握，却有远远超出曹聚仁只会掉以轻心埋怨人的深湛眼光。他说：“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最高层领袖中，凤毛麟角的Modern man，是真能摆脱帝王官僚传统而笃信民权的*政治家。”唐先生认为，孙著《民权初步》的重要性还在《建国方略》《三*义》之上。他举孙中山亲自动手翻译一本议事规程的小书为例说：“就凭这一点，读史的人就可看出中山先生头脑里的现代化程度便远非他人所能及”（《胡适口述自传》四章注第四条）。
孙中山先生周围的幕僚
中山先生虽以幕僚面目走向社会，却终因社会情绪大为不堪，*弥漫，荆榛满目，至难进行。先生感慨风云，悲愤时局，乃毅然变更途辙，挺天纵之大圣，而为有史以来中国*革命之精神领袖，逐步地在先生周围又聚集起无数志行坚毅、学问湛博的一批青年幕僚，作为先生的助手，负剑海国，戎马仓皇，孜孜矻矻，推动中国革命，向皇权专制发起了总攻。
日本志士对中山先生倾心拜服，“孙逸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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