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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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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锾蛔鹬厮＝餐晡颐堑纳霞毒裰螅寂郧貌嗷鳌⒅干Ｂ罨保境に担拔颐钦飧龅ノ唬行└霰鹜荆橹勰睢⒆橹吐商乇鸩睿崾奔洳蛔⒁馓膊凰担姑皇和颇颍磺爰偎嬉獬鋈耄獠皇嵌晕腋鋈说牟蛔鹬匚侍猓嵌源澄⒄奶任侍狻绷硪桓鋈颂迷缫巡荒头沉耍痪吐畹溃骸坝衅ň头牛谢八档矫鞔Γ臀乙桓鋈耍挠猩�###个别同志？老子种香菇用不着你安排，少拿党委政府的大帽子压人，老子是吃粮饭长大的，不是你这种小人吓大的！”在这种状况下，当站长的一下子失去了做官的优势，二人就在会议室里痛痛快快地干了一仗。闹归闹，但是落实我的指示两个人都不含糊，各自顾各自，每人种了两棚香菇，百分之百地超额完成了种香菇的任务。年终评奖时，交管站也是种香菇先进单位之一，奖给他们的“先进单位”锦旗，站长散会后专门挂在会议室里，大有纪念那一次交管站全体人员大会圆满成功的意思。另一个同志也显得很高兴，两个人一看到这面锦旗，就不再干仗。
村里香菇生产的发展势头也不错，娄明代把草场坡村十几个农户带了起来，村里专门拨了几亩地供他们建香菇棚。火神庙村的刘国玺干脆被卫生院和农技中心“聘请”过来，在农技中心院子里建起了香菇场，好像跟方新亮唱对台戏，两处相隔不远，以后几年都在开展友谊比赛。留在村里的几个年轻人，也都经过了刘国玺的调教，粗通了种香菇的技术，开始单练了。樊定金、姚梅夫妇也不示弱，他们继续在果子峪村及其附近的村里推广黄背木耳的种植技术，同时也搞香菇，两种食用菌的生产周期正好错开，互不影响。有人说姚梅：“你们把技术都传授出去了，别人一学会，不是抢了你们的饭碗？”姚梅说，“你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看不到另一方面，有个杂志上讲了一个道理，说是你要有几个鸡蛋值不得卖，一篮子鸡蛋提着上街卖，要是办了一个养鸡厂，收鸡蛋的就会上门来买。国家这么大，有多少木耳、香菇也不够用，产量越大时，才有人上门来买，光我这一家形不成市场。”这话传给我这里时，我不禁对这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由于有浓厚的学习精神而产生的远见卓识大为感动，这个小事成了我向上汇报和在全镇大会上多次引用的最好典型。
形势真的由星火向燎原的方向发展。班子里同志们都感到非常振奋。有了成就就有了功劳，有了功劳就有了兴奋点，有了兴奋点就会充满信心，大家干得更加顺手、更加起劲。我心里已经意识到，用这个方法来发展支柱产业才算找到了一条最好的途径。这是一个艰苦细致的过程，想通过行政命令一夜建起一个支柱产业，是根本不可能的，欲速则不达啊！同时也清醒地感到，尽管有了这样好的势头，要想在全镇全面铺开，“行百半九十”，距离目标的实现还十分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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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 （30）
第三十章
巨手擎太阳镇中建雕塑
毛贼偷花菇灌河兴产业
春亭是在四月底离开灌河的，直到次年三月份才安排邓中坤来接镇长，这一年的时间里，我就书记、镇长“一肩挑”了。一肩挑有一肩挑的好处，一是并不觉得更忙一些，二是独断专行、随心所欲时就没有了顾及，不必要再做党政两个正职商量来商量去那种官样文章。“一肩挑”时，确实能够体现出党政领导团结得无比坚强。
当头头的，干工作有时就像“猴子掰玉米”，夹着了这一个，把另一个给丢掉。灌河中学已经建成，我就没有再考虑还有什么善后的工作要做。一天，已经退休的老镇长周礼让和本地教育界德高望重的林恒昌老师几个人，又来找我。一见他们，我心里就说，八成又是灌河中学的破事儿，脸上就有点烦。果然，这个“大炮”周镇长说，“贺书记，你曾经答应过，灌河中学建好以后，要刻石碑留念，好给集资的社会贤达、人民群众一个交待。这一年多了，你再也不提这事，我们有点着急，要是不办这件事情，你就是调走了，我也抱着你的腰，不叫你走！”我一想，是有这么一回事儿，看来不能再拖了，应该办一下。就让他们几个与教办室田万春主任一道拿方案，搞预算。
不几天，他们一群人就要求汇报，我就召集几个副书记和副镇长鲁新慧听一下。不听则已，一听觉得一无是处。他们要在学校院子的正当中立上一块巨大的石碑，把所有参与集资的人员及数额都刻上去。我想一想，这不是墓地，又不是寺院，也不是道教圣地；集资人不是谁的后代，又不是信男善女，也不是为了烧香还愿。所以在学校院子里立一块石碑实在不伦不类，把青少年茁壮成长的地方搞得阴森森的，有点大煞风景。就建议是否把捐资的人员按照贡献大小分别刻在一块块小石板上，镶嵌在院墙周围，大家讨论了以后，觉得还可行，只是不太醒目。一说醒目，我计上心来，认真地思索了一番，下了话：“这样办，我们就在学校中心处，建一个标志性的雕塑。最下边，搞一个五花辦花坛，像征祖国的花朵；花坛的中心处建一个四面体，象征着四个管理区的人民群众，四面体周边贴上红色大理石刻，前面刻一个集资重建灌河中学的由来、意义类的碑文，另三面就刻成捐资人的名单，万元以上的占东面，千元以上的占西面，其余放在后边。四面体的上方搞一双大手，大手托起一个鲜红的太阳，用这个雕塑寓意我们全镇的父老乡亲、社会贤达用双手托起明天的太阳。有了太阳，下边的五花辦则象征我们的孩子向阳茁壮成长。”老实说，这个构思太直白了，没有什么奇巧之处，可大家仍然叫绝，又建议把旗杆座建在花坛前边，每周在这里搞一个升旗仪式，就把爱国主义教育和纪念建校的功臣们紧密结合了起来，我点头说，“行，不错不错。”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碑文起草以后，报给我审阅，我一看那半文半白的、没有一点现代气息的狗屁文章就来气，毫不客气的给“枪毙”了，亲自写了一个碑文，交给那个小镇书法家林老师：“书丹去吧。”
落成以后，算了一下花费，用了差不多四万元，心里确实有点疼。因为，让那几个老头子跑到鸭阳，沿门托钵，一个多月才集了四万多元，一下子全部用在这个雕塑上了，怎不叫人心疼？后来想想，搞这个东西的社会意义还是大于经济价值，心疼这点钱有点小家子气，也就没有把这个意思顺嘴捅给这几个古道热肠的老同志。于是，又选了“黄道吉日”，以镇党委政府的名义发出请柬，把老灌河中学的学生、集资的带头人，北京的大画家梵清、云南省政协的副主席康廉、范城县第一任县长、鸭阳市政府退下来的副专员章世龙、武汉的省级离休老干部舒澧等一些德高望重的人，一个个请了回来，搞了一个隆重的揭幕典礼。这一伙老先生返老还童，热情洋溢，追思过去，遥想未来，心潮澎湃，禁不住书情大发，诗情大发，讲情大发，纷纷留字、留诗、留影，搞得热热闹闹。他们的自我感觉肯定是功德无量。毫无疑问，在充分肯定我的“巨大功劳”时，就更能肯定他们的至仁至善之举。于是我这个一把手，就成了大家的第一个吹捧对象。揭幕时，我讲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振兴灌河，教育为本；支柱产业，教育为本。不关心教育事业的领导不是一个明智的领导，不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的群众也是一个糊涂的群众。我们一定要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发展我们镇的教育事业”等一大篇云遮雾罩的大话。在向大家发表玄妙、空泛的讲话前后，听到了会上会下劈头盖脸的赞扬话。心里想，可见还是当这个党委书记好，别人的功劳，都算到你的头上，也没有人敢争风吃醋。有了这个平淡的想法，脑袋就拒载了，谁唱颂歌都就如同清风过耳，了无痕迹，一点也不像人们常说的，从左边进来，从右边出去。
这事不必再提，真正装满我心里的还是搞食用菌这个支柱产业。种罢麦后，镇办香菇场以及单位办的香菇场，陆续长出了香菇。这一个过程，我几乎天天去看，兴奋得像孩子们春节拾炮。我看那些先是冒出菇蕾，后是长成菇朵的一个个袋子，就像是心里发酵酿成的美酒，有种晕乎乎的感觉。各村来看的群众就更多了，天天都有一拨又一拨的人，边看边问，十几个“老转”不仅成了“专家”，还成了“教授”。
我不能仅仅满足这些，究竟怎样才能把全镇群众搞这个产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觉得还要搞大动作。
班子会上，大家集思广益，提出了不少好主意。其中关键的两条被采纳了，一个是在全镇各村的墙上写标语。我说，不要写那些空洞的大而无当、无用的大话、废话和屁话，要写就写一些琅琅上口、入脑入心的大实话。万通他们几个脑子转得快的同志立即深刻地领会了我的意图，很快编出了一些脍炙人口的标语稿子。有几条特别精彩，如“一斤栗梢几分钱，种菇能赚好几元！”“搞木耳，种香菇，都是致富好门路！”等等，印发下去，各村都写了出去，声势就形成了。另一个是要各村报上十来名愿意学习技术的人，男女不限，年龄不限，都可以来镇里的香菇场学习，要求村里给这些群众每天每人一元钱的生活补贴，村里纷纷叫苦说，“哎呀书记，我们干部工资都发不下来，哪里有钱往这里扔？”想一想，也就是这个样子，村里拿不起钱，镇里也拿不起钱，于是就订了一个变通的办法，看哪个村来学习的人多，最后统计，人来得最多的村，将来给予奖励。到最后，因为来的群众都不少，也没法统计，这个决定就随风逝去，再也没有提起。
是共产党就要开会，小会开了还要开大会。不开会精神怎么贯彻下去？不开会当官的整天干什么？所以一定要开一个像样的会议，把党委、政府搞食用菌支柱产业的决心贯彻下去、任务布置出去。我们研究决定，会议的开法要相当讲究，时间和人员都要有所创新。于是，今年正月十五元霄节要过得比任何一年都有意义，由镇里统一组织，各村干群能出动多少就出动多少，先去昆阳县参观。回来后再开一个动员大会，只是不再开什么“八个全体人员”大会，而是“八个全体”全部参加，同时扩大到全镇群众，即由各村干部组织，群众谁愿意来都可以参加这个会议，礼堂盛不下，就把大喇叭扯到外边。一切为了把会开大、开好，开成一个历史性的会议。
正月十五是嫩春时节，我们决定在这一天组织干部群众去昆阳参观。原以为群众未必像我们要求的那样踊跃，只准备了八部大轿车，后来一看不足，连忙从县里又要来四部车，好在县客运公司的车辆正处在不太忙的时期，路也修好了，不到一个钟头，县客运公司就又派来了四辆大客车。十二辆大轿车以及我们各单位、各部门的小车在灌河大街上排成长龙，这支干群的混合编队，热闹东京，煞是壮观。一路上，我们见到不少小拖拉机载着许多信男善女，打着黄色旗子，与我们相向而行，去山上烧香磕头，给“祖师爷”过生日，他们对我们这一行人好奇地打量观望，我猜灌河的群众看着这些烧香人的羡慕眼光，一定打心眼里感到骄傲，心说，比一比效果真的不错。
天下的乡镇党委书记都是亲兄弟。因为事先联系过，所以当地的书记、乡长早已等候我们，一路奉陪我们到底，后来竟然把人家的姓名给忘了，真是惭愧。他们带我们看了人家的四、五个村，也不过都是一个样子。我们这一行人，由开始时每一户必串，到最后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兴奋度逐渐消退。我觉得目的已经达到，猜测这些灌河群众今天回去，肯定有人要做与参观香菇有联系的梦，不然，实在对不起人家昆阳的一个妇女又哭又闹的骂声——因为群众到底不如干部有组织、有纪律，七、八百人乱轰轰的，啥事情都敢发生。在一个村里，我们听到一个妇女破口大骂：“你们这些外县来的不要脸东西，谁偷了俺的花菇，日你们八辈！一个花菇值十来块，俺算是大白天招贼了！”骂得最凶时，我们去的群众都过来看热闹，石楼村的支书米庆来气得脸都有点发白了，对我说，“贺书记，也不知哪个龟孙不争气，偷人家的花菇，尽给我们灌河人丢脸！”我却越听越高兴，觉得可能是一生听到的最动听的骂声了，对身边的几个支部书记说，“不错不错，骂得好！骂得好！”大家一时不解其意，忽然会意，都哈哈大笑起来。
正月十六要开大会，也是图个“六六大顺”的意思，也真是顺。老百姓竟然能够参加镇里的扩大干部会议，就成了灌河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儿，与会的人比预想的还要多。会上，我的讲话中有两点值得一提，一点是大话，一点是实在。
大话是，“我们要在灌河掀起一场建立支柱产业的白色革命！”说“白色革命”也不是我的发明，已经有人把地膜复盖技术称作是“农业生产的一次白色革命”了，我因为这生产香菇的塑料袋子是白颜色的，也就套用了这个新鲜得近乎反动的词语。这年头反正“黑色食品”“绿色食品”都出来了，人们好用颜色表示一些事物，不足为怪。“白色革命”虽然与我党是红色的相抵触，与解放前的“白色恐怖”相类似，但只要响亮上口、煽动人心，也就顾及不了那么多了。
实在话是，请大家不要认为，一旦种了香菇，就一定能够发家，市场是千变万化的，价格有涨有落，难以保证一种就赚大钱，有同行，没有同利，同样的种法，也存在效益上的差异。况且头一年种植，建棚建灶，买物购料，投入很大，技术又必然不过关，很难产生巨大的效益。党委政府号召动员全镇人民群众种香菇、木耳，首先是让大家学会一门实用技术，“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况且我们已经看到人家昆阳的群众家家户户都在搞香菇生产，可见学会技术并不是难事。其次这个实用技术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价值，就是能够把我们山里的不能食用的资源转化成能够填肚子的东西。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假定到了荒年，我们总不能把满山遍野的栗树棒子砍下来当甘蔗嚼着吃，剁成块当红薯煮煮吃，磨成粉当白面蒸馍吃，因为它根本不能吃。可是要变成了香菇，那就不仅能吃了，还是高营养食品，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重要的意义？
大话鼓起了信心，实话说到了人们的心坎上，都是有作用的，全镇群众真的发动起来了。每个村都请了技术人员，签订了技术服务合同，整个春天，到处都在建棚建灶，卖料打料，真的形成了一片白色。在群众没有发财前历来是商人先发财。灌河街上有的是能人，镇里从来没有号召过，但生产香菇的辅助材料却应有尽有。真是一业兴百业旺，大家觉得当年建金属镁厂时灌河的繁华又回来了。
在统计种植的数量时，由于我们规定，一季下来，每棚香菇要征收一百块钱的农林特产税，所以各村上报的种植棚数是1200多棚，差不多比实际少报一半以上，我们也不去细抠他们。
这个产业安排得比较满意，我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几个有名望的支部书记看我高兴，就趁机说，“贺书记，由于你指挥得法，我们弟兄们干得卖力，这香菇产业你就等着看好吧。不过，你已经来了两年多了，我们也没有出去动动，你看是不是组织我们出去考察一下？”我欣然同意，就让新任镇长邓中坤带队上南方考察旅游。出去了一个星期，闹了两个笑话：一个是临出发时，人还不齐，大家等得焦急时，长胜寺的支书才赶到，邓中坤镇长叫办公室的王世贵主任清点一下人数，这家伙顺嘴冒出一句话：“别查了，死数！”大家一听，纷纷要下车，连说不吉利，不吉利。这家伙直打自己的臭嘴后才开始启程；另一个是他们到了张家界世界地质公园，说什么也不进去，大家说，咱都是山里人，谁希罕这些毬山，还是去看大城市去，扭不过大家，邓镇长就带他们直奔长沙，进了“世界之窗”，据说里面有外国娘们露着肚皮的草裙舞蹈，大家看迷了，直看了两遍还觉得不过瘾。最后出门一点人数，差两个，原来这两个支书等着人家又演出了一遍才出来。邓镇长气得吹胡子瞪眼，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邓镇长他们走后，我原打算休息一下。正要离开灌河，县检察院里来了几个同志，说是要查那辆军车的案子，因为有人告了井春跃、赵飞鸿他们几个的渎职罪，并且来势不善，凶神恶煞，把这几个小老弟顿时吓得够呛。我心里倒吸一口凉气：我日他个妈呀，这算个啥毬事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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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 （31）
第三十一章
北京访军营刀下救弟兄
范城找县委任上安官吏
弄清事情的原委并不难。祸并非起于萧墙，而是起于杨垛。杨垛这小子是县计生委派到灌河计生办挂职的副主任，在灌河任职期间，总想揽权，大家并不买他的帐，他就没有捞到多少好处，所以怀恨在心，调走了以后，就来了一耙子，把管计划生育的几个人全部告上了。机关里出了一个白眼狼，他不高兴的人就都成了病鸭子。我心里很生气，早知这个家伙是如此德性，我到这里以后就把他交给计生委了。
更叫我生气的是，管这个案件的副检察长竟是范金锁。我在县委办时，他在政法委，同楼同级别，又是老乡，称兄道弟，关系一直不错。我就想，事前没有给打个招呼就下来办案，真如同大家说的，检察院里没朋友。看来不要说老感情，连我这个书记纱帽也没有被你们检察院放在眼里。没有当娘的不护孩子，没有当头头的不护自己部下，我就绞尽脑汁，想把这件事情按下去。
于是，就进城直接到检察院，直接找检察长尚友林。“老一”对“老一”，什么事都可以摊开说。听了买车的详细经过后，尚检表示，这几个年轻人实在太幼稚，就凭着对军队的信任，上了那么大的当，仔细想想，也不会有多大的渎职成份。既然是检委会定了，范检批了，总得查一下，如果没有问题，既可以对举报人有个交待，也可以洗白一下几个同志。有了这个基调，他把范检喊来，共同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这范金锁大概心虚，脸上一赤一红的，直说书记老弟别介意，五、六万对于一个乡镇计生办不是小数目，办渎职案正好够杠杠。我心里虽然有气，但同志们已经犯在人家手底下，心想不可动怒，就嘻皮笑脸地先和他开了一通玩笑，缓解了紧张空气。然后我们商量怎么查。范金锁的意见是，只有去北京找总根子，否则，不可能查清楚。我心里说，“醉翁之意不在酒，”你小子办案是假，想借机到北京玩玩是真的。又一转念，这样也好，无非是让计生办多花点钱，多“渎点职”罢了。俗话说，养女不说饭钱，办案不说经费，为了一块钱的案子花上个万二八千的也不足为怪。这样一来，不在灌河地面上搞地震了，是个好事儿，免得闹得沸沸扬扬，上上下下人心浮动，让杨垛那个奸诈的小人得计。
不到北京不知官小，我们到北京折腾了一个礼拜，什么也没有搞到。去“总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真正是“后”门深似海，拿着县一级的介绍信，人家连大门都不让进。到了西城卫戍区，车留在外边，由一个战士带领，进大门，穿过柳林，走过花径，在这么一个大花园式的营房里，走了二十多分钟，才走到一个比较差劲的院落，出来了一个指导员接待，一口云南普通话，与范检的范城土话对得干瞪眼，直着急，没有听得懂几句有用处的话。碍于军政关系，人家把我们几个土包子客气地送出大院。后来，又到他们的军事法庭，要找的人一个也找不到，问询了一下，才知道军队发生的案子，一般不与地方打交道，这也许是家丑不可外扬，怕自毁长城、有损人民军队形象的意思。总之，越查下去，范检就越泄气，开始，我俩每天都要喝一瓶二锅头，后来增加到每天一瓶半，最后两天干脆达到两瓶。越喝我俩越亲热，我就问他：“金锁哥，老弟咋得罪你了，查我灌河的案子，连个招呼都不给打一下？”他舌头硬着，白拉个眼珠子，说，“老弟，我朝你生气。当上书记了，就看不起弟兄们了，咱闺女出门时，想请你到场给个光彩，把你安排在第一席，结果你只给礼送到了，人没有到，叫哥我多没有面子！要知道礼到人不到，不如隔墙搁哇。从此，我一直觉得咱老家的老乡中，虽说就咱俩厚，可就你不够意思。”想一想，是有这么回事，因为刚到灌河，整天就是忙，这件事情就做得有点差距，覆水难收啊。现在人家金锁兄争这个礼儿，虽然小肚鸡肠，倒也更显得我在他心目中有重要的位置。于是，所有气恼冰化雪消，只有解释和赔不是的份了。说透了，更加没啥。范检说，案子是检委会定的，按照法律程序，最后得有个结果。我力争来个不诉处理，请兄弟一定放心。这几天，我他妈的算看透了，人跟人就是不同，在北京这地方上班，门楼头高一点，王八蛋也能当上大爷！不查他妈的屄了，玩一阵子回去。
当一把手的，说穿了，就是管人的。手底下百十号人，升迁去留，晋级调职，都操纵在你的手里。有时，连婚丧嫁娶也得过问，不然，你就不成为一个称职的当家人了，大家敬畏你一个重要因素，无非就是你能够管着他们。干部队伍中，最看重的是进步了。进步就是晋升的代名词，为了“进步”，人们的办法很多，节日啦，喜庆啦，长疮啦，害病啦，都给大家向书记表忠心、上心情的机会。风气已经不正，扭转乾坤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你在位置上明白了这些，就不是一个糊涂蛋，处理起这类事情就会不温不火。手下人都希望进步，也得分个轻重缓急和条件机遇。对手下的每一个人，他的工作表现如何，当头头的，心里要有一杆秤，因为全体人员心里都有一杆秤。
眼看来到灌河两年多了，一条念念不忘的工作，就是多争取提拔几个人，人才越拔越旺，大家有了希望就会更加努力工作。一把手跑组织部门勤一些，就可以吃到尖碗。以至于县委办的弟兄们咬噪说，现在老主任不肯回娘家了，光走组织部的门子了。一年多时，听说县里要从女干部中选一批副科级组织员，就抓紧把计生办的副主任陈兰云给报了上去，一炮打响。接着，春亭出了事儿，我给吴书记、徐县长、副书记、组织部长讲清，并征得他们的同意，新的镇长一定要在灌河现任班子成员中选拔。所以，大家都把组织书记左平奇当成了镇长接班人，宣布春亭到县里工作后，大家就开始戏称“左镇长”了，平奇开始脸红心跳，拒绝这么称呼，见我笑咪咪的一直处于默认状态，同时在分工上调整了他的主要工作，让副书记井春跃开始操心组织人事方面的事情，这情况更趋于明朗化。平奇尽管没有越位，我确实一度把他当镇长使用了。
在当年年底考核时，我一方面把考核组的同志们灌醉，一方面要求他们给我好好向上汇报，多给我推荐人。都是在大院里出来的，我又一直是县委书记身边的红人，说话就占位置。我说他们：“你们下来考核基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提拔谁到不了你们当家，有损谁肯定能够办得到，所以，我要求弟兄们上天言好事，千万别给我扒乱子。”大家说，贺书记放心，我们会按你的意图办的。因为鲁新慧已经干了两届，要么调到其他乡镇去，要么就退下来。她本人家在灌河，年纪又轻，男人、孩子都不能带走，一说起前途就想哭，我对考核组说，最好讲清情况，给予保留副镇长的职务，因为做为一个女镇长，是一个忠诚无私、埋头工作的典型，本人又没有政治野心，当一辈子副镇长也是好样的，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不必拘泥于干了多少届别。其他几个党委委员，也都是一个强过一个，凡是能够重用的，调成实职可以放他们走，不然，就留下来，继续培养。然后，又根据推荐情况，圈定了方新亮、郑玉山等七、八个人，特别交待了必须提拔的几个人，才放下心来。
大面上做了工作，私下里仍然得对几个关键部位、关键人物另做工作。如人大主席孔祥明已经达到退下来的年龄，并且身体一直不好，没有上班，就需要做些安抚工作。孔祥明是个党性观念很强的老同志，一辈子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出了大力，家里却没有摆脱贫困。到了这时候，思想很开通，说一切听从党组织的安排。人大主席是正科级，安排谁都算提拔。至于安排谁，我和孔祥明也商议一下，因为左平奇眼看要提成镇长，我俩都倾向让宣传书记井春跃干，春跃如果不干，再考虑让武装部长郑春发干。到人大、政协任职，一度是在邓小平同志复出之后，老同志退下来时的安慰剂，卖响针的曾经唱道：“肚子大，头发白，你不下台谁下台”，“老干部，你别怕，不是政协是人大。”现在已经变了，年轻干部也可以在党委、政府没有实职位置时，到人大、政协临时储备一下。工作和交往两年多了，我对春跃的看法越来越好，这个同志有肚量，能容人；有能力，会办事；有思路，会筹划，有着举重若轻的大度，确实是个难得的帅才。向上边举荐了几次，由于种种原因，暂时不可能得到重用，我就想把他先提拔成正科级，徐图渐进。可这件事，春跃却不领情，我在春跃家里，两口子对我很不客气，他老婆抱怨我“大哥你不要把春跃往火坑里推！”一句话，差点把我噎死。我立即同着他们两口子给已经成为县委书记的徐泽厚打电话，把春跃调下来，还任他的组织书记，人大主席让郑春发上，两口子这才放心，始知道“大哥实在不是要往火坑里推他。”从这里，还领了一个教：不要以自己的心度人，在人事安排时，有时就是有些人根据自己需要不识好歹，好心成为驴肝肺的。
对于左平奇的使用，我心里早就打好了谱子。平奇这个人，为人公道正派，在同志们中间很有威信，工作也踏实肯干，抓落实不折不扣，当个镇长绰绰有余。若就地提拔、就地使用他，肯定顺手，但对他的成长不利。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好几年了，难免有些垫根。让他换换环境，到别的地方去当镇长，起点就是乡镇一级人民政府的最高长官，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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