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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要的最后岁月-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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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帅府后，张作霖已奄奄一息，他喃喃说道：“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叫小六子赶快回沈阳。”说完就绝气身亡。
张学良正在保定前线指挥战事，得知父亲惨死的消息后，犹如五雷轰顶，万箭穿心，他紧急将军队撤至滦河一带，进行战略收缩，将必要的军务处理完毕后，化装成士兵模样，搭乘军车回到沈阳。
在父亲的灵堂前，张学良长跪不起，声泪俱下地发誓：“爹，小六子回来了，您安息吧，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此生不为您报仇，我誓不罢休。”
6月20日，张学良宣布正式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全权处理东北地区军政事务。此时，蒋介石军队已占领北京、天津地区，并进至冀东滦河，与奉军隔河对峙。由于新疆督军杨增新宣布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全国领土只剩下东三省不在青天白日旗之下，因此，蒋介石便加紧策动张学良及早换旗，归顺南京。
日本炸死张作霖后，企图乘机占领东北的阴谋并没得逞，但仍不肯放弃分裂满蒙的方针。因此，日本方面坚决反对东北“易帜”，采用威胁、利诱相结合的手段，逼迫张学良充当其控制下的东北王，以达到日本独占的目的。
在险象环生的复杂局面下，张学良临危受命，沉着应对，他清醒地认识到，御外侮，报父仇，必须靠全国的力量，全力对外。面对日本人的挑衅与阻拦，张学良大义凛然，不为所动，并鼓励东三省人民发起统一行动，与日本相抗衡。他还设法与英、美等国接触，争取国际同情。在内部，张学良开展了一系列整肃行政、屯垦裁军的工作，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为易帜作准备。
少帅张学良（2）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见时机成熟，毅然发出通电，正式昭告天下：“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于是，悬挂了十几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五色旗降落，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在全东北升了起来。东北易帜后，奉天省改为辽宁省，省会奉天改为沈阳市，张学良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易帜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分割东北的阴谋，维护了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是张学良对中华民族所做出的一大贡献。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后，1933年侵占了热河省，1935年又发动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于1935年9月，让张学良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率10万东北军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然而不到3个月的时间，张学良军队就损失近3个师的兵力，使张学良及东北军官兵受到极大震动。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下，张学良同中共多次联系，并达成协议，停止敌对行动，联合抗日。
1936年10月21日，蒋介石来西安布置“剿共”，对张学良作战不力多有抱怨，张学良乘机慷慨陈辞，要求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尽早结束同胞间的这种相互厮杀，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蒋介石一听大为震怒，骂张学良“中了共产党的骗术”，并宣称：“剿尽###之前，决不轻言抗日。”
受了蒋介石斥责后，张学良并不泄气，10月31日，蒋介石在洛阳举行50大寿庆典，张学良乘蒋高兴时，再度进谏，要蒋领导抗日，并质问蒋：“共产党与日寇，究竟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蒋介石一听，当即变脸，呵斥张学良“一派胡言”，并拂袖而去。
心情苦闷的张学良还不甘心，回到西安后，于11月下旬提笔给蒋介石写了一封《请缨抗敌书》，蒋介石回他六个字：“时机尚未成熟。”张学良仍不死心，于12月3日亲自驾机到洛阳，向蒋介石面陈抗日愿望，两人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张学良气愤地说：“你要是不改变主意，坚持内战，我们东北军没法带下去了，学良无能，只好请委员长亲自出马说服大家了。”
“好啊，”蒋介石冷冷答道：“我明天就去西安，看看你的部队是听我委员长的，还是听共产党的一套宣传。”
12月4日，蒋介石来到西安，立即向张学良、杨虎城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全力进攻陕甘苏区；二是调驻福建和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张学良、杨虎城不能接受这两个方案，他们下定决心，一不打内战，二不离开西北，通过秘密研究后，第一步“苦谏”，求蒋抗日，如苦谏不成则采取“兵谏”，逼蒋抗日。
12月7日，张学良前往华清池，见到蒋介石后，表示有些话要向委员长陈述。
“陈述什么？是不是还是洛阳那些话？”蒋介石不高兴地问。
“是的，还是那些话。”张学良恳切地说，“学良之陈述完全是从党国利益出发。国父当年也同共产党搞过合作，现在日本侵略，大敌当前……”
“你懂什么？”蒋介石打断张学良的话，“剿共是既定国策，决不动摇，你就是用枪打死我，也不能改变！”
张学良痛苦地摇摇头，声音已变得嘶哑：“学良已数日难眠，以为当前国策，应当放弃剿共，枪口对外，否则，我们将成千古罪人！”
说到这里，张学良声泪俱下，抱头痛哭。蒋介石却勃然大怒，训斥道：“共产党的毒你中的太多了，不要再讲了，我不愿听！”
张学良绝望了，他站起身，步履沉重地跨出了房门。后来，杨虎城也去作了委婉劝说，也为蒋介石所拒绝。
12月9日，西安青年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爱国请愿，张学良劝学生回去，并表示一星期内以事实回答大家。随后，张学良与杨虎城进行最后密商，决定“兵谏”捉蒋，逼他抗日。
少帅张学良（3）
12月12日晨5时许，东北军卫队营一连兵力在孙铭九等率领下，冲进华清池，与守卫士兵展开激战。蒋介石在睡梦中惊醒，着睡衣逃出，在骊山一块大石后躲藏，捉蒋部队立即搜山，找到了缩成一团的蒋介石，即将他解送至西安新城大楼。与此同时，东、西北军联合行动，很快解除了蒋系势力的武装，控制了局势，至此，张学良、杨虎城实现了“兵谏”捉蒋的计划。
随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达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而张学良则在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蒋扣押，在经过所谓军###审后，开始了被囚禁的漫长岁月。
回首往事，张学良尽管生出无尽的感慨，但他并不后悔，过去的他，也许有种种不是，值得欣慰的是，在关系民族安危的大事上，他对得起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汉卿，你看下面，景色真美！”赵四小姐用手轻轻拍一下张学良，指指窗外，想把他从沉思中拉出来。张学良睁开眼，转过身，透过机窗向下望去，田畴万顷，山河环绕，想到这一去，恐怕再也不能看到大陆的山水了，于是他睁开眼睛，凝神窗外，要把这千万里江山永远地装进自己的心中。
张学良到台湾后，先住在台北市郊的草山招待所，三天之后，住进了新竹县竹东镇的井上温泉。竹山是台湾一座古老的城镇，四面环山，林木茂盛，山边有优资碳酸温泉，终年泉水叮咚，热气腾腾。张学良沉醉于山中优美景色之间，心境渐渐得以平静。
不久，台湾发生“二二八事变”，防卫张学良的特务队长刘乙光得到通报，说是有人想趁混乱营救张学良。于是，刘乙光将手下200多名特务全副武装起来，实行紧急状态应付事变。并作出决定，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时，就将张学良和夫人一起处死。
张学良的自由被剥夺了，电话被切断，房门不准出，只能待在小小的房间里，与真正坐牢没有两样。临近午夜时，多种吵闹渐渐平息，张学良正准备脱衣上床，外面的门被悄然推开，一个卫兵探进头来，神情紧张地说：“副司令，你恐怕得有点准备。”
“有什么事？”赵四小姐急忙奔过来问。
“我们队长说在局面不可收拾时，想把副司令和夫人处死。”卫兵说完，急忙走开。
“这个刘乙光！”张学良一巴掌拍在桌上，气咻咻地说：“他大概忘记了我张学良是什么人！”
“刘乙光心狠手辣，完全可能做得出来，我们是要有所准备。”赵四小姐一边抹泪一边说。
张学良不再说话，他内心开始盘算，万一刘乙光真要下毒手，是引颈就戮呢？还是争取他部下，先下手干掉刘呢？但又觉得都非己愿，想去想来，不觉窗外已经泛白。
“二二八”事件的风波直到第10天才逐渐平息下来，桃山隧道重新打开，紧闭于其中的人们才得以走出山中，一场险些给张学良带来杀身之祸的混乱结束了。
1947年5月，一直为释放张学良而奔走的莫德惠获准到井上温泉探访张学良，张学良十分高兴，与莫德惠在山中观赏风景，打网球，品茶，交谈甚欢。张学良告诉莫德惠，他多年来一直研究明史，很想做一名历史教授，在台湾大学讲授明史，他颇有体会地说：“我读历史的启示，发觉世间最有权威的人，不足以治人。或者说，世间惟一可以治人者，唯学术而已矣。”当莫德惠离开井上温泉时，张学良赋诗一首，赠与莫德惠，诗云：
十载无多病，故人亦未疏。
余生烽火后，惟一愿读书。
莫德惠感到张学良变了，他已不是从前那个统帅千军万马的少帅了，而是一个文质彬彬的谦谦学者。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张学良也从新竹县井上温泉迁出，在基隆、高雄短暂住了一个时期，最后移居台北郊外的阳明山。阳明山日据时期叫草山，光复后改为阳明山，其意是纪念明代的大思想家王阳明。张学良见这里青山翠谷，温泉星罗棋布，气候温和，风景秀丽，感到心情舒畅，觉得是修身养性、研读学问的好居处。
少帅张学良（4）
1959年3月，春光融融，微风和煦，国民党“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满面喜色，兴冲
冲地登上了阳明山，直驱张学良的居所。
张群是国民党的###，因其字为岳军，故常被尊称为“岳翁”。在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中，除宋子文外，张群可以说是与张学良交往最深，并与张学良的政治生涯有密切关系的人物。
“汉卿，你自由了。”张群说到，“中常委刚刚通过了总统的提议，解除军委会对你的‘管束’……”
朝思暮盼了22年的自由突然降临，屋子里寂然无声，好久，才传出赵四小姐低声的抽泣。张学良从椅子上慢慢站起来，一只手抓住胸前的衣襟，一只手扶住桌子，两行热泪潸然而下。得到自由消息的那个晚上，两人一宿未眠，默坐到了天亮。
几天之后，张群邀约了张学良的老朋友莫德惠、王新横、冯庸等来到阳明山，向张学良和赵一荻表示祝贺。大家共同庆贺张学良来之不易的自由，那一晚，张学良和赵一荻抬头望月，觉得月光分外皎洁。
自从张学良被解除“管束”之后，来阳明山看望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1961年张学良的女儿张闾瑛和女婿陶鹏飞来到台湾，自然会提出见张学良，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当局意料之中的事。但当这个要求提出后，却几遭推诿，最后张闾瑛不得不找到了张群，通过他的努力后才获得批准，但条件极为苛刻：只能会见一小时，理由是张学良最近身体不适，不喜外人打扰。
两人一听这个条件，气恼不已。他们是张学良的亲生女儿和女婿，怎能被称之为“外人”！不过为了见父亲，他们只得答应下来，并接受了警务处所作的时间安排。正是秋日，艳阳高照。汽车经过安全人员盘查，停在宅邸门口，有人引着他们走进灰色的木板大门，穿过院子，进到客厅。见到了父亲。他坐在沙发上，乘着拐杖正站起身来，一只手向前伸出，嘴唇哆嗦，欲呼无声。
“爸爸”，张闾瑛抢上一步，紧拉住父亲的手，一声悲叫，引出满腹酸楚，哭了起来。女婿陶鹏飞也上前去，先叫了声“校长”，接着又呼了声“爸爸”，泪水也夺眶而出。
张学良老泪纵横，哽咽无语，只伸手抚摸着女儿的头发，好半天才颤着叫出女儿的名字“闾瑛……”
张学良看着女儿一家在美国寓所的照片，脸上荡起了笑容，说看来你们在那里真还生活不错，孙儿孙女都显得很聪明。“美国我没去过，将来若有条件，我要到那里去看看你们”。
闾瑛忙说：“您不是自由了吗？想到美国还不方便？”
张学良苦笑道：“是呀，我是自由了，我可以去台北市啦，也可以去下馆子啦！”女儿和女婿的心上掠过一片阴影。看来，所谓的自由，不过是扩大了点活动范围而已。后张学良又问其母亲于凤至怎样，心中无限感思，21年了，大洋阻隔，亲情难寄。于凤至无时不在关注着丈夫的命运，从美国不时寄钱寄物，表示自己深深地思念。在酸楚的漫长幽禁日子里，妻子的关怀与情爱给了张学良巨大的安慰，成为他熬过艰难人生的一种精神支柱。7000多个日夜，于凤至离别时的那声“汉卿，你多保重……”的呼喊，仍不时萦绕在他的耳际……“回去告诉你母亲，说我这里很好，叫她不要惦记，”张学良对女儿说，“请她体谅我的难处，有些事情我会写信给她的。”
“明白了，爸爸。”张闾瑛扑上前去紧紧抱住父亲说。
不知不觉中时间超过规定的一个小时，张学良拄着拐杖走出大门，送女儿女婿上了汽车，汽车缓缓离去，张闾瑛从车上探出头来，见秋阳之中，父亲的身影是那么单薄和凄凉。她泪眼迷离，将手伸出窗外，向父亲依依挥别。
1964年7月4日，是张学良、赵一荻终生难忘的幸福日子，他俩历经三十多年坎坷岁月后，终于向世人宣布——结成伉俪。这年，张学良刚过64岁生日，赵一荻53岁。
少帅张学良（5）
良辰吉日这天，张学良和赵一荻在警卫、便衣人员的“保护”下，前往台北市杭州南路的美籍友人吉米·爱尔窦先生的寓所举行结婚礼。前来参加婚礼的宾客有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总统府”资政张群、“立法委员”王新横、“国策顾问”何世礼和画家张大千等12人。
在漫长的与世隔绝的幽禁生活中，赵一荻一直只能以“秘书”、“小姐”的身份与张学良相伴，现在终于等到爱情之树开花结果，在法律上得到了承认，她将以张学良夫人的身份面对世人。
婚礼当日的下午，张学良和赵一荻告别了各位朋友，驾着他们的轿车，在“随从人员”的保护下，返回复兴岗住地。
夜的帷幕垂落下来。月亮姑娘似乎也在为这对患难夫妻的良辰增辉，她把皎洁明亮的银辉洒向复兴岗，给半山坡上的那幢小楼披上了神奇的色彩。此时的张学良和赵一荻正在赏月观花，诉说着绵绵的情谊。张学良最爱兰花，眼前的盆盆兰花散发着浓郁的芳香，扑鼻沁肺，让人陶醉。看着这些浸透赵一荻汗水和心血的兰花，他情不自禁地弯下腰，摘下一朵白兰花，深情地说：“一荻，你我患难与共三十余年，今日终成正式夫妻，此刻，我没有贵物相赠，只有这朵兰花送给你。”
说着，他用手将白兰花轻轻地插进赵一荻的鬓发，然后仔细端详她的面容，赞美道：“今天你漂亮得就像当年的绮霞！”
赵一荻听了，欣悦地莞尔一笑，将身体投入到他的怀抱，深情地说：“汉卿，我多想变成当年的赵四啊，然而，时光不饶人啊，我老了。”
“不，你还是我当年的绮霞。”张学良拥着赵一荻，字字真切地说，“我爱你，离不开你，你是我的一切！”
还在1955年，幽禁中的张学良和赵一荻由于长期失去自由和茫茫无期的囚禁生涯渐渐对世事心灰意冷，对基督教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年，他们在东海大学校长曾约农、蒋介石老师董显光引领下，皈依基督教。从此，张学良不再研究《明史》，一心信仰基督教，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
张学良确实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每星期日上午的主日礼拜，他总是坐在一个角落里，全神贯注地听牧师讲道，并恭敬地随着众徒起立唱赞颂耶稣救世主的诗歌，使人难以相信他竟是发动西安事变的风云人物张学良。
1966年，张学良参加了美国一家神学院的《圣经》函授学习，还着手翻译一本有关基督教的书，致力于宗教研究。
1990年6月，张学良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访问后，在台湾电视台晚间的特别节目《让生命等候》中，向观众讲谈他的宗教信仰、人生态度以及对台湾社会现象的看法。他向观众特别是年轻人发出忠告，给人深思。他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信仰，常常感到空虚。尤其是只对金钱有兴趣，但金钱并不能解决一切。他谈到爱情时，表示人之间的爱超越了“知心”才是真正的，如为了金钱、肉欲、名望、权位都不是爱。
1990年，张学良90岁，因为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是1928年6月4日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的，所以张学良避开自己的生日即农历四月十七，1901年的这一天是6月3日，每年都在6月2日之前过完生日，当然他的90大寿也不例外，是在6月1日。参加张学良90寿庆的人，基本上是党政军要员亲朋故旧。
正午12时，发起人张群宣布寿典开始，张群念完祝寿词，即由张学良致答词。他不需拐杖，腰板挺直，俨然一副军人气派。他先是向大家深鞠一躬，接着使用仍然十分浓重的东北口音说道：“我真是愧不敢当，虚度了一生，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自己感觉万分惭愧，张学良何德何能，蒙各位亲朋好友为我作寿。我怎能作寿，我有什么可做？……”
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撰文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介石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生命，但张汉卿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
少帅张学良（6）
千秋功罪，历史自有定论。国民党当局是否为张学良正式平反，实在已无关紧要。
引人注目的是，6月6日，沈阳举行了庆祝张学良将军九十寿辰的大会，会场醒目处布置着周恩来夫人邓颖超致张学良的贺电，寿祝的主题为：亲朋故友祝汉公长寿，黑水白山盼功臣重归。
1991年3月到6月，张学良终于获准可以去美探亲。从美国探亲返回台湾后，张学良和赵一荻又恢复到了往日淡如止水的生活之中。
1993年8月27日，张学良突然因颅脑血肿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由曾经为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做过医疗保健的“御医”副院长姜必宁亲自主持会诊，29日上午，对张学良实施了脑部手术，其颅顶叶部和右额头部分别钻开了洞孔，抽出了1800cc的血水。医院原以为张学良以92岁的高龄接受这个手术会留下后遗症，但人们发现，张学良术后没有出现预想的障碍，身体迅速得以复原。
就在海内外各种媒体猜测张学良身体状况的时候，12月15日，张学良和赵一荻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台北桃园机场，乘飞机飞往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他在机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这次主要是去美国看儿子和孙子，没有其他特别的旅游计划。”对于何时返回台湾，张学良表示没有任何确切日期，完全依兴致而定。
自由了的张学良第二次离开台湾赴美。与两年前的初次出岛相比，此次可谓平静淡泊，悄然而行。
虽然已近93岁，但张学良似乎毫无疲倦，而且对新事物和新环境充满了好奇和兴趣。12月25日，张学良和赵一荻夫妇在旧金山与女儿一家度过了一个欢乐温馨的圣诞节后，又在儿子、女儿陪同下，飞往夏威夷过年，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森就住在依山傍水的檀香山岛，两年前在由美返台途中，他们曾在那里做过短暂的停留，而此次他和夫人是想在这里做长期疗养了。
然而，世事难料，张学良的夫人赵一荻并没能和他在这里长相厮守。早在1980年时，赵一荻就被检查出患有肺癌，但是初期，可以采取手术切除单边肺叶的办法。结果证明手术是明智的选择，这使得赵一荻多活了20年。
但赵一荻的身体已经明显衰弱，氧气瓶常不离身，经常需要在鼻孔插导管帮助呼吸。2000年6月22日，赵一荻安详的离开了人世。这对已经百岁的张学良来说是个很致命的打击。
夏威夷的海滩如旧，波涛如旧，林荫如旧，但对张学良完全失去了6年前到这里来定居时候的光彩。那些熟悉他身影的人们，再难在这里的海滩和林荫里见到这个他们称之为“张先生”的老人。
他独自坐在老人公寓15层的落地阳台前，发呆似地凝望深邃的夜空，望海天一色的远方。一种无可挽回的孤独铺天盖地地袭来，把他同现实生生地拉开，凡是平素里接近和亲密的东西都变得无限的疏远，甚至没有了任何价值。生活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惯性流程，激不起他的任何热情。
2001年9月，孤独中的张学良的身体状况明显下降，9月28日因感染肺炎被送进斯特劳比医院，张学良的儿子张闾琳，女儿张闾瑛，还有三个孙子均守候在床前。
10月9日，因为情况转危而被送到加护病房急救，从他口中插入呼吸管将氧气直接打进肺部，但情况一直没有好转。由于插管痛苦，张学良曾经有过交代不要如此，希望自然告别人世。赵一荻病危时也曾经插管，因为过于痛苦，在拔掉呼吸管后两个小时就去世了。11日凌晨4时左右，遵照父亲“自然离世”的愿望，张闾琳代表家属请求医生关闭其心律调节器。但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却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当医护人员以胃管为他灌食时，他的心脏一度恢复了有力的跳动，令在场的医护人员惊讶不已。
张学良的病况引起海内外媒体的热切关注，但医院不同意让记者靠近打扰。经家属们商量，由张闾琳出面，在10月11日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公布张学良的病情：“我们正在为家父的安康尽一切努力，对于世界各地人士表达的关怀谨致感激。……我会尽一切力量确保父亲的舒适和健康。如有必要，我们家属会提供有关张学良病情的进一步消息。”
少帅张学良（7）
虽然关山大海阻隔，十三亿国人一直挂念着张学良，关注着这位多年来被称为“千古功臣”的老人病况。10月6日，中国驻洛杉矶代总领事专程到夏威夷看望了病中的张学良，向他赠送了花篮，代表中国政府向他表示慰问，转达了中共领导、中国政府以及外交部门对他的问候，祝他早日康复。12日，领事馆领事再次前往探望。
到12日上午，张学良的病况基本稳定，可以不需要氧气管自己呼吸，清醒的时候意识清楚，对家人的呼唤也能点头回应。但此种回光返照似的好转只持续了短暂时间。13日上午，张学良血压降低，呼吸缓慢到一分钟只有6次。医院关掉了他的心律调节器，只用吗啡点滴替病人止痛。
北京时间10月15日下午2时50分，少帅呼吸逐渐沉重，在儿女和孙子的哀伤低泣中，终于走完了最后一程，平静地谢世。
张学良逝世后，万众垂泪，举世哀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向张学良亲属发去唁电，称：“张学良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六十五年前，……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联共抗日，……堪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晚年仍心系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企盼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张学良先生的卓越功勋和爱国风范，彪炳青史，为世人景仰。”这是对张学良一生的最公正的评价。
张学良逝世后，葬在夏威夷北郊的神殿之谷墓地，与已故夫人赵一荻合葬在一块，两人在夏威夷卧看河山，梦听涛声，朝夕相伴，天上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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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将军冯玉祥（1）
时间回到1896年，因家境贫寒，14岁的冯玉祥正式入淮军当兵。几年后感到淮军暮气益深，精神纪律废弛，便于1902年改投袁世凯的武卫右军。他在军中不赌博，不酗酒，惟一的爱好便是读书，加上体格健壮，勤于军事训练，在新军中颇受赏识，第二年便升为哨长（排长）。
同盟会成立以后，许多同盟会员到北洋新军中活动，其中不乏带兵将领，如二十镇统制（师长）张绍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等人。在冯玉祥所在部队活动的有孙谏声、戴锡九等人。冯玉祥因热爱读书，与孙、戴等人结识。在他们的影响下，冯玉祥接触到了一些反清革命书籍，如《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以及孙中山先生的著作，革命思想由此萌发。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冯玉祥联络其组织的“武学研究会”中的好友王金铭、施从人等人，积极策划滦州起义，准备向清政府的统治中心进军，以便与武昌首义形成南北遥相呼应之势。因形势所迫，王金铭并未在与冯玉祥约好的日期发动起义，冯玉祥因在王起事当时被冯国璋扣留，也无法分身。加上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王怀庆投敌叛变，起义遂告失败，王、施
等人被杀。冯玉祥因事发时不在现场，又与北洋高级将领陆建章有亲戚关系，所
以只是被递解回原籍。
在陆建章的提携下，冯玉祥不久又重获启用，任陆麾下一名营长。后所率部队几经扩编、改编，被改编为第十六混成旅，1914年10月，冯玉祥任旅长。冯玉祥出身贫寒，又颇有爱国气节，因此在训练军队时十分注重对官兵进行爱国爱民的教育。在这种思想的带动下，第十六混成旅战斗力很强，逐渐成为北洋系中的一支劲旅，冯玉祥在中国政界和军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大。
冯玉祥虽为北洋系将领，但他对北洋头子袁世凯并无好感。1915年12月袁世凯在北京称帝，立即引来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冯玉祥对于袁氏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早在5月间北洋系少将以上军官拥护袁世凯称帝的联名通电中，他就没有签名。
护国战争爆发后，冯部奉命开往四川泸州抵抗护国军。冯玉祥不愿与护国军交战，于是派人与护国军秘密议和，几经周折终于实现局部停战。与此同时，他还多次发电及当面力劝川督陈宦宣布四川独立，不要与护国军开战。最后陈宦在冯军兵临城下的压力之下通电独立。陈宦本是袁世凯的亲信，他的独立对袁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直接推动了袁世凯的倒台。
冯玉祥对帝制是深恶痛绝的。1917年6月，“辫帅”张勋以调解“府院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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