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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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4654　《舜子变》一卷（存二三行）　　　

　　S．5437　《汉将王陵变》（一本十叶共存一二六行）　　　

　　S．4571　（《维摩诘经》唱文）（存九段共八五二行）　　　

　　S．1156纸背　《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一卷（存六四行天福四年法弥褱度写本）　　　

　　S．2056纸背　《大汉三年楚将季布骂阵汉王羞耻群臣妭骂收军词文》（存八二行）　　　

　　S．5439　《季布歌》（一本二一叶共存二二九行）　　　

　　S．5440　《季布骂阵词文》（一本十叶共存一二○行）　　　

　　S．5441　《捉季布传文》一卷《大汉三年楚将季布骂阵汉王盖耻群臣妭骂收军词文》（一本十二叶共存二一二行太平兴国三年阴奴儿写本）　　　

　　S．133　纸背　（《秋胡小说》）（存一一七行）　　　

　　S．328　（《伍子胥小说》）（存三七三行）　　　

　　S．778　《王梵志诗集》（存六七行）　　　

　　S．2710　《王梵志诗》一卷（存六三行清泰四年泛富川写本）　　　

　　S．3393　《王梵志诗》一卷（存九八行）　　　

　　S．5441　《王梵志诗集》卷中（三叶共存五五行即附写于《季布骂阵词文》之后）　　　

　　S．2947　《百岁篇》（存四三行）　　　

　　S．5549　《百岁篇》一卷（存七一行）　　　

　　S．1588　《叹百岁诗》（存二二行）　　　

　　S．3877纸背　《下女夫词》一本（存二七行）　　　

　　S．5515　《下女夫词》（存四四行）　　　

　　S．5949　《下女夫词》一本（存八四行）　　　

　　S．4129　《书》（存八行）　　　

　　（《十二时曲》）（存三○行）　　　

　　《崔氏夫人训女文》（存一三行）　　　

　　S．4329　？（存四七行计存《□□章》第八，《贞女章》第九，《□□章》第十，《五字教章》第十一，《善恶章》第十二）　　　

　　S．3835　《百鸟名》（存二九行，另书手题记一行庚寅年索不子写本）　　　

　　S．1339纸背　《少年问老》（存八行）　　　

　　S．2204　（《孝子董永》）（存四六行）　　　

　　《太子赞》（存五九行）　　　

　　《父母恩重赞》（存二二行）　　　

　　《十劝钵禅关》（存六行）　　　

　　S．2679　（《禅门五更曲》）（存一八行）　　　

　　（《禅门十二时曲》）（存二○行）　　　

　　S．2922　《韩朋赋》一首（存八九行癸巳年张爱道写本）　　　

　　S．3227　《韩朋赋》一首（存三六行）　　　

　　S．3904　《韩朋赋》（存二五行）　　　

　　S．4901　《韩朋赋》（存二七行）　　　

　　S．214　《燕子赋》一卷（存七五行癸未年社友遂写本）　　　

　　S．6267　《燕子赋》（存五○行）　　　

　　S．1163　《太公家教》一卷（存六五行庚戌年张顺进写本）　　　

　　S．1291　《太公家教》（存五三行）　　　

　　S．3835　《太公家教》一卷（存九三行）　　　

　　S．6173　《太公家教》（存四六行）　　　

　　S．4307　《新集严父教》一本（存一九行雍熙三年李府奴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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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简目，略就性质归类，不依号码次序。我之所以将变文放在开始，因为敦煌所发见的俗文学材料，其名称曾见于唐人记载者，不能不推变文。孟棨《本事诗》中曾论到《目连变》，唐朝一位不大知名的诗人吉师老有《听蜀女转昭君变》的诗。就变文的本身而言，如《降魔变》的序文中也有〃伏惟我大唐汉朝圣主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陛下〃云云的字样。所以变文起源甚早，那是无可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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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节：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2）　　　　　　　　　

　　伦敦所藏《降魔变》，只残存篇首四十一行，还不及我国郑西谛先生所藏的好。不过伦敦本篇首完整，似乎正可以补胡、郑两本之缺。《舜子变》这一卷原本黏合杂文十篇而成，《舜子变》只占一段存二十三行，鱼鲁亥豕，不一而足。但是敦煌缀琐所收巴黎本前缺，而伦敦本却存前段，不无可以校补之处。　　　

　　关于变文，如：《目连变》文、《八相变》文、《降魔变》、《舜子变》、《昭君变》之类，早为世人所知；可是伦敦藏的《汉将王陵变》，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是记汉将王陵夜斫楚营的故事，存一二六行，后面残缺。《王陵变》的首段提到〃变初〃的一个名辞，这于研究变文的体裁，不无关系，因不嫌累赘，抄录如后，以示同好；原本文字有不可解者，照本直录。　　　

　　汉将王陵变　　　

　　忆昔刘、项，起义争雄。三尺白刃，博乱中原。东思禹帝，西定强楚。鞍不离马背，甲不离将身。大陈七十二陈，小陈三十三陈，陈皆输他西楚霸王。唯有汉高皇帝，大殿而坐，诏其张良，附近殿前。张良闻诏，趋至殿前，拜儛礼中，叫呼万岁。汉帝谓张良曰：〃三军将士，受其楚痛之声。与寡人宣其口敕，号合三军，怨寡人者，任居上殿，标寡人首，送与西楚霸王！〃三军闻语，哽噎悲啼，皆负戈甲，去汉王三十步地远下营。去夜至一更已尽，左先锋兵马使兼御史大夫王陵，右先锋兵马使兼御史大夫灌婴，二将商量，拟往楚家斫营。张良谓灌婴曰：〃凡人斫营，先辞他上命。若不辞他上命，何名为斫营！〃二将当时夜半越对，得皇帝洽背汗流。汉帝谓二人曰：〃朕之无其诏命，何得夜半二人越对？〃遂诏二大臣附近殿前，〃莫朕无天分！一任上殿，标寡人首，送与西楚霸王亦得！〃王陵奏曰：〃臣缘事主，争敢妒煞！臣见陛下频战频输，今夜二将，拟往楚家斫营，拟切我情。〃皇帝闻奏，龙颜大悦，开库赐雕弓两张，宝箭二百只。分付与二大臣，事了早回，莫令朕之远忧。二将辞王，便任斫营处。从此一转，便是变初。……　　　

　　伦敦所藏《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我还没有看到。不过这一卷已收入《大正藏·古逸部》，矢吹庆辉的《鸣沙余韵》中也有影本，知者甚多，可以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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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俗文学中有一种敷衍《维摩诘经》故事的：罗叔言存有《文殊问疾》第一卷，北平图书馆存第二卷，巴黎存第二十卷。这一种不仅体裁与变文不同，其气概之雄伟，也不是变文所可仿佛；上举三卷每卷都长近万言，巴黎的第二十卷大约还不是最后一卷，全书总计当不下二十万言。在第十世纪左右，居然有用《维摩诘经》那样的一部小书搬演到二十多卷，二十余万言的一种通俗文学，这真是中国俗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不仅篇幅长，文章辞句都很清丽，较之《目连变》文等，进步得多。伦敦所藏的S。4571一号也就是其中的一卷。原本裂成九段，除去七、八、九三段恐为他书外，尚存六段，共五三二行。将近万言。此卷断裂凌乱，仅三、四两段可以衔接；在全书中属于第几卷，不得而知。至于这一件的名称，究应是〃唱文〃，还是〃唱经文〃，国内时贤，议者纷纷，尚无定论，姑从〃盖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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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所藏《季布骂阵词文》，我一共看到五卷，其中二为卷子，三为蝶装小本。S。5440一本曾收入罗叔言的《敦煌零拾》之中，《零拾》末行的〃季布歌〃三字，并不见于原本。又《零拾》于此篇题下注〃今藏伦敦博物馆〃，而篇末罗氏跋语谓系日本狩野直喜从法京图书馆录回者，当系偶尔笔误。　　　

　　《季市骂阵词文》，伦敦、巴黎各有所藏，大约可以凑成一全卷。全部用七言韵语。至于何以称为词文，同后来的词话有无关系，现俱不得而知。伦敦藏S。5441一本，前后大致完整，结尾一句是〃莫道词人唱不真〃，大约唱这种词文的人，就称为〃词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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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节：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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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俗文学中可以称为开后来平话小说的先路的，当以S。133纸背记秋胡戏妻，和S。328记伍子胥故事的两卷为最近似。记秋胡故事的这一卷凡存一一七行，全篇记叙，除去秋胡回家见妻采桑，因为五言六句古诗调戏她的一首诗以外，别无韵语。全卷首尾残缺，存自秋胡辞母妻出外游学起，到回家见妻，妻发觉其夫即为日间采桑时以诗调戏她的人，因而大骂其夫不忠不孝为止。　　　

　　记伍子胥故事的这一卷，自楚平王杀伍奢、伍尚，子胥逃亡起，至子胥为吴王所杀，越王伐吴，吴王梦见子胥为止，共存三七三行。大约前后各略有残缺。今本存一万字左右。　　　

　　记秋胡故事的一种几乎全是叙事。记伍子胥故事的一种则叙事之外，夹以歌辞，今举子胥逃亡，遇打纱女子，女子邀食所唱为例：　　　

　　儿家本住南阳县，二八容光如皎练；泊沙潭下照红妆，水上荷花不如面。客行由同海泛舟，博暮叛巢晨日晚；傥若不弃是卑微，愿君努力当餐饭。　　　

　　至于叙事的文辞，则两种体裁大致相同。伍子胥一卷纸背有《列国传》的标目，以前我以为是原题。最近看到原本，才知道是斯坦因的书启师爷蒋孝琬加的，不足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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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简目自《王梵志诗集》起至《禅门十二时曲》止，大都是所谓白话诗一类的东西。《王梵志诗集》前三卷知道的人不少，附在《季布骂阵词文》后面的卷中，似乎还少有人谈及。《百岁篇》中分《缁门百岁篇》、《丈夫百岁篇》和《女人百岁篇》三篇，每十年七言绝句一首。《叹百岁诗》则自一十一咏起，至一百岁为止。今只举《叹百岁诗》中咏一百岁的两首为例：　　　

　　一百终，寂寂泉台掩夜空。骨不知寒暑更，月明长照陇头松！一百终，坟前几树凌霜松。千秋不见娥眉态，万岁空留狐兔踪！　　　

　　《下女夫词》是新妇新郎相为问答之辞。如S。5515一卷，有女婿至大门咏、至中门咏、至基诗、逢诗、至堂门咏、开撒帐合诗、去行幛诗、去扇诗、咏同牢盘、去帽惑诗、去花诗、脱衣诗、合发诗、梳头诗、系指头诗之类。今举合发诗为例：　　　

　　本是楚王宫，今夜得相逢。头上盘龙结，面上贴花红。　　　

　　如今西南有些地方逢到结婚的时候，还往往有来宾拥至新房中，向新人用韵语致吉利的话头，新人大方的并立即用韵语回答。和《下女夫词》的情景，还仿佛相似。　　　

　　这种类似白话诗的东西当中，以《书》为最有趣味。《书》即是巴黎藏的《新妇文》，写的是一种拗相公式的泼妇口吻，可惜伦敦所藏只余八行！　　　

　　S。4329一卷，前后残缺不知书名，设为学士辩才问答之辞，大致不离乎劝人为善。今举《五字教章第十一》为例：　　　

　　学士问辩才曰：〃五字言教，有何所能？〃辩才答言：劝君须觉悟，凡事审思量。口喰嗜百味，智惠实能强。出语能方便，胜烧百和香。少言胜多语，柔耎必胜强。肚里无惭愧，何劳远送香。出语如刀切，发意似剑；一朝灾厄至，悔不早思量！　　　

　　S。1339纸背有《少年问老》八行，文字与《敦煌缀琐》一九所收大致不殊，只少年问在前，老翁答在后。刘半农先生的眉批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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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朋赋》我一共看到四卷：S。2922一卷，首尾大致完整；S。3227只存卷首三六行；S。4901和S。3904原是一卷，残余两段；前一卷存开始二七行，后一卷存中间二五行。《敦煌缀琐》一所收《韩朋赋》只到宋王得韩朋夫妇死后化为双鸳鸯落下的一毛，身为所磨粉为止，而伦敦所藏较完整的一本后面尚多出梁伯父子配在边疆的一段。韩朋夫妇的故事后来大约甚为流行，到明人作《韩朋十义记》，洋洋洒洒，可谓集传说之大成。《燕子赋》写的是燕雀相争，诉于凤凰，卒归和好的故事。《伦敦所藏》两卷皆不全；S。214存后一段七五行，S。6267存中间一段五○行。两卷辞句，与《敦煌缀琐》三所收巴黎本间有异同。《燕子赋》末一段是鸿鹤讽谏燕雀，为其所讥，因赋诗一首见志，燕雀亦赋诗答之，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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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节：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4）　　　　　　　　　

　　大鹏信徒南，鹪鹩巢一枝；逍遥各自得，何在伦敦本作况依巴黎本改。二伦敦本误作重。知！　　　

　　《韩朋赋》与《燕子赋》是敦煌俗文学中一种特殊的体裁，全篇大体用四言，两句一韵。至于命名为赋，是否即取敷陈其辞，质直叙事的意义，却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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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公家教》是唐末五代流行民间的一部通俗书，开端有〃太公曰〃的话头，因取为书名。书末自谓〃本不程于君子，意欲教于童儿〃。大约是因为过于俚俗，不登大雅之堂，宋以后书遂久佚；仅明（？）人所作的《明心宝鉴》中，尚引有不少的《家教》原文。敦煌佚书发见，《家教》原本的形式，始为世人所知。伦敦所藏四卷俱不全，希望有好事的人，将伦敦巴黎所藏会合校勘，成一完本。这不仅是九世纪至十世纪间中国的一部格言谚语汇海，当时民间的人生观……或者说实用的道德观念的轮廓，也可以从这部《家教》里反映出来。　　　

　　《新集严父教》的性质，与《家教》大同小异，用五言韵语，说明教子的道理。今举第一篇为例：　　　

　　家中所生男，常依严父教。养子切须教，逢人先作笑，礼大则须学，寻思也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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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伦敦所见到的敦煌俗文学，内容大概，略如上述。所惜者自己非〃敦煌学〃专家，只能草率地记录一点。关于敦煌俗文学的真价，现在还不能下何种断论。说到思想方面，自然受佛教的影响最大，表现得最浓厚，如上举的《叹百岁诗》，就是一个好例。更进一步地去考察，这种俗文学的策源地，原来就是寺院。唐代的佛寺，实在是一个大市场。钱易《南部新书》曾说到长安戏场集于青龙、慈恩两寺；至于寺僧兼营高利贷的营生，不仅有现存许多文件可作证明，唐人小说杂记中也屡见不一见。唐代寺院中有一种名为〃俗讲〃的，甚为风行。〃俗讲〃约略相当于宋代的说平话，此中高手以文溆法师为最有名，日本僧圆仁大师游学长安，即曾亲炙风采。据时贤考证，这种〃俗讲〃的〃话本〃，大约就是《目连变》一类的东西。敦煌所有俗文学的来源既然如此，其所表现的思想之近于佛教，那是丝毫不足为奇的。　　　

　　不过从中国俗文学史的立场来看，鄙意以为敦煌发见的俗文学材料，对于中国俗文学的演进，至少有两点贡献。第一是题材方面。南宋说话人分四科，有所谓讲经说史之类。而敦煌发见的俗文学内容甚为繁复：以佛经为主题者，有《目连变》、《八相变》、《降魔变》，以及记维摩诘故事的长篇伟著；以历史为主题者，有《汉将王陵变》、《季布骂阵词义》，以及记伍子胥故事的小说；此外取材于相沿的传说，民间的小曲者，不一而足。不仅南宋说话人的分科，在这里已具有规模，所取的材料也上自佛经史传，下至乡里琐闻，无不信手拈来，收入笔底。为宋以后写小说杂剧传奇的人，预先展开一片广漠的新土；这真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史实！　　　

　　第二是活的辞汇的收集。宋以后的俗文学，无论是就诸宫调、杂剧、传奇，或者是小说而言，其所以能别焕异彩，为中国俗文学史上创一新纪元者，自然原因甚多。据我的浅见，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应当是由于采用一种活的语言作描写的工具。但是用活语言作描写工具，绝不是变戏法一样，可以一下从无中生出有来的，其间一定要经过相当的准备的时期：一方面作收集网罗的工夫，一方面作提炼抉择的工夫。敦煌发见的俗文学材料，正是这一种情形的表现。即就《太公家教》来说，这本算不得文学作品，但是其中所有的谚语格言，大约在宋以后的戏曲小说里边，总可以找出不少的影子来。王梵志的诗也是如此。至于《目连变》之类，有一大部分都是当时日常的语言。因为有了这种的预备工夫，搜集抉择了日常通用的辞汇，后来的小说戏曲才能取用不竭，左右逢源。所以从历史的眼光看来，敦煌俗文学的本身不仅自有其价值，即就中国俗文学史的演进而言，这一个阶段也是必不可少的。　　　

　　民国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九日草于英京　　　

　　（见《新中华杂志》第五卷第十三号页一二三……一二八，一九三七年七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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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节：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5）　　　　　　　　　

　　7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　　　

　　中国古乐之亡，说者以为始于魏晋，自是而后，所有雅乐，皆杂胡声。然外国音乐之入中国，亦已久矣。远在成周即已有师、旄人及鞮氏之官，以掌四夷之乐舞。《周礼·春官·宗伯》曰：　　　

　　师掌教乐。祭祀则率其属而舞之，大飨亦如之。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属焉。凡祭祀宾客，舞其燕乐。鞮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祭祀则而歌之，燕亦如之。　　　

　　《孝经·钩命决》曰：①　　　

　　东夷之乐曰，南夷之乐曰任，西夷之乐曰林离，北夷之乐曰僸。　　　

　　毛苌《诗传》曰：　　　

　　东夷之乐曰，南夷之乐曰任，西夷之乐曰朱离，北夷之乐曰禁。　　　

　　是皆先秦以及汉兴，外国音乐传入中国之可考见者也。至汉武帝时，张骞凿空，中西交通，始有可寻。是时汉之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而由张骞传入中国者，尚有《摩诃》、《兜勒》二曲，李延年因之以更造新声二十八解。虽二曲之原辞失传，而二十八解，亦仅存《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扬》、《望行人》十曲，然其声韵悲壮，固犹可见。又就摩诃、兜勒之名考之，则摩诃显然为天竺语Maha之对音，天竺古歌诗有《摩诃婆罗多》（Mah？觀bh？觀rata）及《罗摩衍那》（Ramayana）二篇，则《摩诃》《兜勒》二曲，或即其一鳞片爪，而为出于天竺者欤？顾无显证，今不具论。魏晋以降，古乐沦胥，外国音乐传入益盛。隋总前代，勒成九部，别为雅俗。其中天竺龟兹之乐，俱各成部，唐益高昌，增为十部，复分立坐，是即燕乐，盖承隋俗乐之遗也。而当时雅乐且承坐立二部之弃余，①其衰可知矣。唐之燕乐，即辽之大乐，为雅俗所共用。故古乐沦亡而后，上承坠绪，而导后来南北曲之先路者，皆燕乐也。②据《辽史·乐志》，则燕乐与九部乐中之龟兹部有渊承之雅，即为西域苏祗婆七旦之声。自隋以来，取其声四旦二十八调为大乐。四旦二十八调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姜夔《大乐议》谓郑译之八十四调出于苏祗婆之琵琶，大食、小食、般涉者，胡语云云。③凌廷堪据此以著《燕乐考原》，谓燕乐之原出于龟兹苏祗婆之琵琶，以琵琶四弦定四均二十八调，后有作者，莫之能非。④顾于苏祗婆琵琶七调之原，则未之考。《隋书·音乐志》纪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始末云：　　　

　　先是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祗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一曰娑阤力，华言平声，即宫声也。二曰鸡识，华言长声，即南吕声也。（依凌氏考证，南吕声，当为商声之讹。）三曰沙识，华言质直声，即角声也。四曰沙侯加滥，华言应声，即变征声也。五曰沙腊，华言应和声，即征声也。六曰般赡，华言五声，即羽声也。七曰俟利，华言斛牛声，即变宫声也。（中略）然其就此七调，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调。以华言译之，旦者则谓均也。其声亦应黄钟、太簇、林钟。南吕、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无调声。　　　

　　愚尝反复《隋书·音乐志》之文，则见所谓苏祗婆之琵琶七调，实与印度音乐中之北宗，即印度斯坦尼派（Hindostani　School）有相似者，或竟出于北宗，为其一派。用敢忘其僿陋，谨就所知，予以申说。今先将《隋书·音乐志》所言，列表如次：　　　　　　　　　

◇欢◇迎访◇问◇BOOK。◇　　

第76节：附表（1）　　　　　　　　　

　　附表一　　　

　　〔注一〕鸡识、般赡二调，《宋史·乐志》作稽识般涉；娑阤力，《辽史·乐志》作婆阤力。　　　

　　〔注二〕中乐宫声之当于西乐C音，说者未能尽同，然多以宫为C音，今从之。　　　

　　又按印度音乐有南（Southern　or　Carnatic　School）北（Northern　or　Hindostani　School）二宗，南宗不在本文之内，故不之论。今为证苏祗婆琵琶七调之与北宗相似，或竟出于北宗起见，先附一北宗音名表如次：　　　

　　附表二　　　

　　而为叙述明便之故，用作四分陈说，络绎别见。　　　

　　一　秦汉以来龟兹文化与印度之关系　　　

　　《辽史·乐志》谓四旦二十八调，盖出九部乐之龟兹部云。按之《大唐西域记》，屈支国旧曰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是龟兹音乐固著称西域。则苏祗婆之琵琶七调既出于龟兹部，或即为龟兹文化上之产物也。顾一考史实，龟兹文化实乃得诸印度。今试钩稽汉唐以来龟兹文化史迹之大略如次。　　　

　　秦汉以前，龟兹古史，可考实少。今按《大藏·阿育王太子法益坏目因缘经》中述法益（Dharmavardhana）治乾陀越城，土丰民盛，所行真实，不杀不盗，顺从正法，人民之类，欢庆无量。有云：　　　

　　阿育王闻喜庆欢怡，和颜悦色，告耶奢曰，〃吾获大利，其德实显。法益王子，以理治化。率以礼禁，导以恩和，人民之类，莫不戴奉。今当分此阎浮利地，吾取一分，一分赐子。使我法益长生寿考，治化人民，如今无异。新头河表，至娑伽国，乾陀越城，乌特（亦作持）村聚，剑浮、安息、康居、乌孙、龟兹、于阗、至于秦土，此阎浮半赐与法益。纲理人民，垂益后世。〃　　　

　　阿育王即位在公元前二七三至二七二年，即周赧王四十二年至四十三年之间也。①是在秦、汉以前，印度之势力，即已及于龟兹，且以之为太子法益之封地矣。而《大唐西域记》亦述无忧王时，放逐其太子，辅佐豪族，至于于阗，用有西主与东土帝子之争。②《三藏法师传》则直谓于阗王先祖即无忧王之太子。③征之西藏《李域尔史》（Annals　of　Li…yul），亦谓阿育王一逐子建国于阗，④是皆足以明《坏目因缘经》中所纪非为孤证。虽《西域记》与《三藏法师传》所述矛盾。又阿育王时，曾遣大德，东西南北，宣传佛法。今日发见之阿育王摩崖第十三面及《善见律毗尼沙》卷二，历载宣扬正法所及地名，唯龟兹于阗俱未之道，则上举诸说，似胥无稽矣。然阿育王刻石未发见者尚多，①不能以此致驳。而推籀传说之所指示，往古北印度居民，似曾有迁转至于于阗一带者。②换言之，即谓依古代相传，往古龟兹于阗之文化，盖与印度有渊承之雅云。③　　　

　　秦汉以前，龟兹之可考者止此。自张骞凿空而后，西域诸国与中国交通渐繁，龟兹亦于是时始见于中国史籍。《汉书·西域传》述龟兹国胜兵二万余人，次于大国乌孙、康居、大月氏、大宛、罽宾、乌弋山离诸国而外，龟兹为最盛矣。后汉时，莎车强大，数攻龟兹。龟兹遂属于匈奴以自保。④三国时国势复振，姑墨、温宿、尉头，并属龟兹。⑤汉魏之间，龟兹政治上之形势约略如是。顾诸史于此期龟兹之文化，率不之及。然按之《出三藏记集》魏时译经沙门有龟兹国人。是则两汉龟兹与印度文化有无关系，固无佐证，而汉魏之际，佛教之曾及于龟兹，盖无疑也。⑥　　　

　　晋以降，龟兹文化显然可寻。《晋书·四夷传》谓：　　　

　　龟兹国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　　　

　　而晋时译经，或传梵本，或任参校，亦有龟兹居士达官贵人。其国王子帛尸梨密多罗（Srimitra吉友），暗轨太伯，敝屣王位，悟心天启，遂为沙门。⑦是晋时佛教之在龟兹，势力且及于王族。证以《晋书》佛塔庙千所之辞，⑧稽之慧皎《鸠摩罗什传》，龟兹佛教之隆，可以概见。而《出三藏记集》谓其国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宫雕镂，立佛形像，与寺无异。①是《晋书》之言为有征矣。自是而后，以至于唐，史籍纪述龟兹，止于分合系属，绝未及其文化。然如沙门法秀、法朗、法密诸人，或则卓锡东来，或则振袂西去，途经龟兹，莫不受其优遇，传戒受论。②是知五马南渡，中原云扰，而龟兹文化，则仍承印度之衣钵，未之或替焉。　　　

　　关于西域诸国史料，法显、惠生而外，大率一鳞片爪。至唐玄奘法师，轻万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柰苑，请益之隙，存记风土，于是坠绪复张，考古有征。而其记龟兹之文化也，有云：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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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节：附表（2）　　　　　　　　　

　　屈支国（旧曰龟兹）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管弦伎乐，特善诸国。服饰锦褐，断发巾帽。货用金银钱小铜钱。……　　　

　　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尚拘渐教，食杂三净。……　　　

　　大城西门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余尺，于此像前，建五年一大会处。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损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诸僧辇僧伽蓝庄严佛像，莹以珍宝，饰之锦绮，载诸辇舆，谓之行像，动以千数，云集会所。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国王大臣谋议国事，访及高僧，然后宣布。会场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贰伽蓝（唐言奇特），庭宇显敞，佛像功饰，僧徒肃穆，精勤匪怠。并是耆艾宿德，博学高才，远方俊彦，慕义至止。国王大臣，士庶豪硕，四事供养，久而弥敬。　　　

　　是唐时龟兹佛教之盛，虽未知比之晋代佛塔庙千所者为何如，然已足以左右全国之视听矣。而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之语，尤足以见印度文化对于龟兹之影响。故自秦汉以来，龟兹文化实承印度文化之绪余，龟兹本国固无文化。则谓苏祗婆琵琶七调乃龟兹文化之产物，实未为探本之论也。　　　

　　二　隋唐龟兹乐与天竺乐之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