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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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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吵着要回上海的新疆知青好好反思一番。“组织”接受了她的请求＇ 《人民日报》1979年3月7日第一版及《文汇报》1979年3月7日第一版。＇。在此一震撼信件之后，连载故事照旧，3月30日刊登了杨收到的来信片断，是各个地区的青年写来的，他们决心要学习她的榜样，后来又刊登了乌鲁木齐市共青团为她召开的欢送大会的报道＇ 《人民日报》1979年3月30日第一版及1979年4月11日第3版。＇。5月8日她的照片上了报＇ 《人民日报》1979年5月8日第2版。＇，第二天报章报道了上海市为知青顾生发召开的欢送大会，顾为杨的事迹深受感动，虽然他已经合法地在城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他还是同意回到新疆去＇ 《人民日报》1979年5月9日第4版。另一个类似的大会在6月14日召开；见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6月15日，刊于FBIS，1979年6月19日。＇。14日，登载了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杨永青写给她的“青年朋友”的一封信，是作为对收到的众多支持鼓励来信的回复。她在信中重复雷锋的老话，表示，“四化建设 ＇ ＇需要我们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青年，像一颗颗螺丝钉，牢固地钉在自己的岗位上”＇ 《人民日报》1979年5月14日第4版。＇。她的态度值得《红旗》杂志大书一笔，1979年8月号发表了长文树她为榜样，据我们所知，这是最后一次。但中央政府不想令大众厌倦或令其他的模范嫉妒，就没有邀请她参加8月底的大会。34名被邀模范的挑选反映出当局想要在文革前后的知青之间保持平衡，在不同“专业”之间也同样（如边境地区与内地之间，科学试验工作与管理工作之间等）。但重点放在边境地区工作的重要性上，甚至还重新评估了历史上昭君出塞的意义，正巧曹禺根据这一英雄人物所编写的话剧上演。王昭君一般都是被描写成一个可怜的哭哭啼啼的后妃，作为牺牲品被汉帝送去与匈奴和亲。但曹禺听从了周恩来1960年提出的建议，在1978年完成了新剧本，“还王昭君笑盈盈的真面目”。根据曹再创造的形象，昭君是自愿为汉朝与少数民族的友谊献身的＇ 《人民日报》1979年8月27日第4版。＇。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当年也是知青模范，也被邀参加6月的大会，她在当时发表的一篇谈话就显示出这种重新评估并不是偶尔产生的：
“记得在牧区插队时，伯伯曾对我讲过王昭君的事，并对我说：你能不能在当地找一个蒙古族青年，在内蒙古安家？我那时候年纪轻，没有考虑这事。今年，我已经27岁了，将按照伯伯的话去做。我决心为巩固蒙汉族人民的团结和建设边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人民日报》1979年8月30日第4版。1979年10月1日周秉健真的跟一位著名的蒙古歌唱家结了婚，他们曾经参加同一个代表团访问北朝鲜，因此而结识。她在1978年就已经受到表扬，作为周恩来支持下乡运动的例证。她受到这位无子无女的伯父鼓励，1968年8月只有16岁的她就插队到锡林格勒牧区接受“贫下中牧民”的再教育。由于身为总理的侄女，所以不久就被挑选参了军。1970年12月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时，就对她说：“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并要求她退出军队回到生产队去。在伯父伯母充满爱心的压力下，周秉建在1971年4月离开部队返回草原。她虽然作出了牺牲，但很快就得到了好报：1972年2月入了党，1975年10月进了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婚后，她在内蒙社会科学院工作，还当上锡林格勒副市长、省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最后她离开内蒙回到北京在财政部监察司工作。《红旗》1978年第3期，页86；顾洪章等，《大事记》，页81…82；石翔编，《中国高干子女风云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页107…121；张永平编，《中国知青人生感悟录》，远方出版社，1999，页39…40。＇
当局为挑选新旧模范也伤透了脑筋，也注意选上四人帮时期的一些模范，这些青年虽2然在当时犯了些错误，但毕竟没有实际参加他们的师父的“阴谋”＇ 见《人民日报》1979年5月23日第4版。＇。实际上，1970年代被选上当模范的知青在四人帮垮台后都有比较棘手的麻烦＇ 有关这些知青模范的命运，主要见刘小萌，前引，页702…714。上述大部分资料是从该书摘取的。＇。有些被看作是“帮派体制的重要分子”或者“新生的反革命”。付出最沉重代价的是张铁生＇ 关于这些模范的光荣岁月，见本书，页128…142。＇。1976年他就被逮捕审查，1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揭露他的“罪行”＇ 《人民日报》1976年11月30日第一版。＇。从此，他的名字就经常出现在批判四人帮的文件中。他的生父问题给捅了出来，为的是说明他的堕落是有阶级根源的。1983年3月判了他15年徒刑，自逮捕之日起算，他服满了整个刑期。1991年刑满出狱，在一个饲料公司找到一份工作。辽宁省的其他知青模范中，吴献忠、刘吉亚和柴春泽都被检举并被逮捕。吴献忠被关押在一个条件非常恶劣的牢房里，出狱时几乎全身瘫痪，幸亏最后她能找到一份工作，还结了婚。柴春泽的运气稍微好一点儿，得到宽大处理，在1979年12月无罪释放。后来，他还恢复了党籍，被电视大学赤峰分校录取为大学生，毕业后就被该校招聘。在中国的另一端，在昆明，1977年3月1日朱克家也被揪了出来，在群众大会上接受批判，当场被捕关押。度过了几年牢狱生活，释放出来后在云南沾益县的洪恩煤矿工作，还娶了当地一位老师为妻＇ 刘小萌，前引，页704…705。＇。在其他的知青模范中，曾经身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蔡立坚1978年被捕，被定罪为反革命＇ 1984年平反。关于蔡立坚的资料，见肖复兴，《绝唱老三届》，页3…18；姜昆主编《中国知青回忆录》第2册，页688…695。＇。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薛喜梅曾抱怨当年成了“瘟神”＇ 《人民日报》1979年5月23日第四版。尽管有政治压力要把她赶出大学，薛喜梅最后还是成功地获取农学高级文凭。1998年她当上河南农学院科学技术信息部的主任；见晓剑、郭小东，《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页96及255。＇，不过她很快就重返自己的角色，重获威望，因为1979年8月全国大会第34名被邀请的知青模范就是她。四人帮崩溃，连文革前的一些模范也受到牵连。像侯隽，1976年进入领导小组担任副组长，3个月后就丢了官，还被指控跟四人帮勾结，被平反解放后，就给送回宝坻县当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至于董加耕，则遭了两次难：1970年代初期他被控为“516分子”而被关押蹲了3年监狱，后来经周恩来干预才被释放了出来。之后他获得多项公职：三届人大代表、四届人大常务委员、国务院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员、共青团“十大”筹备组副组长（他是重要负责人）。而该筹备组的组长是四人帮的亲信谢静宜，董因此又再一次身陷囹圄。1977年秋获得释放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农村。
除了张铁生，为模范称号付出最高代价的要数以知青之父闻名的李庆霖，他敢于给毛写信反映知青的困难，还揭发下乡运动的不公平及干部的特殊化。由于有毛的撑腰，3年之间李的社会政治地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提升＇ 见本书，页117，注91。＇。
然而，他在1977年初被逮捕了，11月14日在一个群众大会上接受了猛烈的批判，指责他“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1979年初对他的判决书指控他与四人帮的关系，尤其是他举报了县里、区里和省里的干部。很明显，李的信件给这些人找了那么多麻烦，他们决不会饶恕他。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判他无期徒刑。当政治气氛有了变化，他的刑期就改为10年，后来又改为8年。
退回去看，当年那些知青典型似乎全都是当政者手中的卒子，随着高层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无常而起伏不定。有些后来对他们的经历进行了反思。王冬梅就是一例。她是旅大的知识青年，当年她说服了100多位青年和她一起去到偏僻的大草原安家落户，1974年当选为模范＇ 辽宁省很多城市的知青都是敲锣打鼓地被送到昭盟这个穷地方。1978年他们全部返回了原居地，因为当局发现这些青年根本做不到自给自足，又没有用，然而相关城市每年得在他们每个人身上平均付出1000元，这相当于一个中级干部的工资收入。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60。＇。在一篇以“被埋葬的青春梦”为题的文章里，她谈到知青典型人物的“代价问题”。为了符合知青典型的“光辉形象”，她其实成了一种强迫压抑自我的意识形态的牺牲品。她总是被逼着去扮演某个角色。梦想上大学，但她必须放弃所有的机会；想到要在这个落后的“洞穴”里过一辈子，并嫁给一个牧民，她心里就苦恼万分，但她强迫自己留在这个地方，以为自己是个“悲剧的勇士”。17岁当选为模范，20岁被逮捕，两年后，1979年，获释。那时她明白到自己不过是个“政治道具”。现在她是记者了，别人都说：“无悔青春”，而她却说：“痛悔万分”＇ 刘小萌，前引，页713…714。＇。
1979年底，宣传部门依旧不遗余力地介绍各类模范，像一位长期失业的女青年于1956年离开上海去了宁夏，而另一位知青由于他在研究消灭白蚁上的成功，24岁就当上了某个林业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6日第4版及1979年12月18日第4版。＇。在12月底的最后3天，《人民日报》连续登载了一篇文学报道式的长文，是表彰吉林知青赵军翔的事迹，1964年当赵高考完全有希望成功之时，他却毅然决然地自愿插队到市郊的一个生产队＇ 《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8、29及30日。＇。
1979年就这样结束了，最后还为一名应邀出席8月全国大会的充满牺牲精神的理想主义青年模范作了一个感人肺腑的介绍。然而，这不过是下乡运动所能点燃的最后几把火。当局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让知青留在农村，返回农村或者到农村去工作，尽管如此，也没有能力阻止运动在下坡路上急剧地往下滑，该年回城知青及下放知青的人数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个事实。
知青在1979年是像逃离地狱般地以惊人的速度于纷纷乱乱之中返回城市的。他们或者采用“顶替”父或母的方式，或者请求病退困退。由于知青及家长双方共同施加压力，这两种申请的批核都很宽松。这种速度大大超过了官方的预测（虽然预测与前几年相比已经相当大胆）。河北省政府在国营与集体单位为知青预留了6万个职位，但到6月底就已经有10万8千名知青列入了招募名单＇ 《河北省志…劳动志》，页112。＇。从全国来看，大约有400万知青在1979年被接受重新迁入原居城市。1978年250万回城青年中的一大部分是在年底才离开农村的，这就意味着中国出现了一次与1968年底到1970年初的从城市往乡下的人口移动很相似，但是朝相反方向移动的人口迁徙潮。十年后的这一大浪潮所涉及人数甚至会略高于前一次＇ 山西省的统计显示，在1979年知青点的数量比知青还要多，也许那股迁徙潮流的飞快速度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知青当时成群结队，什么都顾不上，抢在第一时间离开农村，以至于关闭知青点的工作都无法跟上那个速度。见《山西通志…经济管理志…劳动篇》，页51。＇。大约500万知青在这个时期离开了农村，而在1978年底到1980年初这一时期，有差不多600万青年回了城＇ 见本书，页192，图表2及3。＇。在上海，虽然市政府尽了力，还是有大约40万知青在1978到1979年间回来了，这数字相当于1968到1977年间下乡知青总人数的37％＇ 《人口研究》1981年第2期，页32。＇。
相反，下乡的人数远远低于预先的估计。前面谈过，本来预计遣送80万下乡＇ 新华社讯1979年8月17日，刊于FIBS，1979年8月21日。＇。11月甚至公布最理想的数字是100万，因为当年中学毕业生人数为300多万，而可提供的城市工作职位数量大约为200多万＇ 新华社讯1979年11月2日，刊于FIBS，1979年11月7日。＇。政府当局当时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夏天之后的动员所得到的实际结果的数据，不过省一级的有足够说服力的数字倒是公布出来了。比如在辽宁，本来决定要比往年付出更大的努力来搞好动员＇ 见本章注129。＇，结果到了10月份只送走了1万7千名知青，而在下乡人数已骤降的1978年同时期是3万名＇ 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0月16日，刊于SWB，1979年10月25日。另外，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0月16日，刊于SWB，1979年11月3日。＇。到月底，政府宣布动员了2万4千人，“比原定计划少了很多”＇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0月27日，刊于SWB，1979年11月10日。＇。上海的情况也很说明问题。1979年10月初，劳动局组织了一次会议，准备10月11日开始的1978年毕业生的分配工作（晚了一年）。9万名待分配的学生中，3万多名得去市郊的国营农场＇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10月4日及1979年10月11日，分别刊于SWB，1979年10月16日及1979年11月15日。＇。11月底，政府宣布6万名分配在城里的都登上了工作岗位，还斩钉截铁地说在不久的将来国营农场会招收更多的青年，但完全没有提到，预计要去农场的3万人实际上去了多少人＇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11月24日，刊于SWB，1979年12月20日。＇。看来成绩不佳，下去的人数少得可怜，这才会三缄其口，一字不提。我们掌握的其他不完全数字与后来提供的1979年的全国数字所反映的总趋势相吻合：24万7千7百名知青下了乡，还不到预计数字的1/3＇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显而易见，大部分新毕业生都以消极但有效的抵制手段对抗下乡政策，而地方当局既没有办法亦没有决心来跟这种消极抵抗力量抗衡。
1980：运动终结（1）
到了1980年，当局在现实面前低头了：上山下乡运动在后毛泽东时期是没有可能继续下去的了。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抵制与抗争在1979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促使了政府最终放弃了这场运动，而且也停止了传统上为其辩护的毛式话语。此时，数量庞大的一大批毕业生到了就业年龄。问题因此转移，其实在1978年，特别是1979年，已经开始了，但至今才真正转变成为纯粹的城市就业问题。
1980年头两个月，还有一些有关下乡运动的宣传＇ 《人民日报》1980年发表的有关下乡运动的15篇文章里，9篇是在1月和2月出笼的。＇，但调子是绝对地“现代化”了。介绍的模范知青及模范知青队都在经济上赚到了钱，那是因为他们在农村现代化中取得了成就，主要是农业机械化和工商行业的发展。宣传文章强调他们比在城里生活得好：新疆的某一个队的知青在1979年每人平均收入高达1005元（当时模范红旗农场只能分450元），另外一个队居然拥有一个藏书3千的图书馆，那儿的知青都在撰写科学实验的文章＇ 《人民日报》1980年1月2日第一版。新华社讯，1980年1月1日，刊于China Report，1980年1月14日。《人民日报》1980年2月5日第5版及1980年2月25日第3版。＇。主要是突出农场生活能真正吸引青年人的一切。属于江西一个知青农场的一个农工商联合公司还进行了干部制度的“大胆改革”：所有在公司一级以下的干部都是通过不记名投票“民主”选出来的，每半年重选一次。有良好业绩的会获得奖金。这个例子不是独一无二的＇ 《人民日报》1980年1月30日第一版。我们听说在山西也有这样一个实施类似制度的知青农场；与芒克的访谈，1981年7月12日。＇，可以显示出负责人们想方设法要把知青留在他们的生产队或他们的农场，但不再采用那经已破产的简单行政措施，而是求助于一些更有效的办法。由于在这些农场发展了工业（一般是加工业）以及行商企业，越来越多的知青离开了农业生产劳动，而领取固定工资＇ 《人民日报》1980年2月25日第3版，1980年5月30日第2版及1980年6月22日第一版。＇。政府当局甚至都预见可以利用这些农场，在市郊建立卫星城市网，正像前一年曾经提议过的那样＇ 《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7日第2版。＇。这些下乡运动“温和”模式跟过去的形式已经毫无关系了。就像福州市动员一些中学毕业生到郊区的秃山头去参加造林工程，为时两年，之后可以在城里得到一份工作。两年中，这些青年人只需参加植树，男的不少于120天，女的不少于100天，就有权回城读书＇ 新华社讯，1980年1月17日，刊于SWB，1980年2月4日。＇。
下乡运动虽然呈现出新面貌，但不能完全抹掉过去的残余痕迹。春节临近，一年一度的“慰问活动”在某些地方继续进行，对象是已在边境地区安家落户的知青＇天津电台广播，1980年1月22日，刊于SWB，1980年2月4日。新疆电台广播，1980年2月11日，刊于SWB，1980年2月11日。这两个例子都是讲文革前下乡的知青。＇。此外，一直到8月，召开了几次“先进知青”大会＇新疆电台广播，1980年2月11日，刊于SWB，1980年2月11日。福建电台广播，1980年5月13日，刊于SWB，1980年5月29日。吉林电台广播，1980年8月8日，刊于SWB，1980年8月14日。＇。与王震有密切关系的“保守派”王恩茂，当年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他以最强硬的态度重新肯定下乡运动的传统价值。夏初，那正是每年出现新毕业生分配问题的时候，王恩茂组织了一次有关下乡问题的工作会议，根据他的意思，目的是要统一对该问题的“不同意见”。他在讲话里重申上山下乡是一项正确的政策：
“问题就是：今天的知识青年需要不需要下乡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要说，过去需要，今天需要，将来还是需要。”＇吉林电台广播，1980年7月12日，刊于SWB，1980年7月18日。＇
王虽然死守传统、墨守成规，尽量维护下乡运动的原则与价值，但他也意识到必须改变形式。他大谈1978年以来运动中涌现出的新鲜事物，可又明确指出“下乡知青的户口及粮油关系应该不变（即留在城市）”。即使用这样的办法作了点儿革新，王的思想观念在当时已经散发出一股前朝旧时的霉味儿，就像他还坚持农业生产劳动集体化的立场。而他的属下从他的讲话里只挑取了改良的那一部分。两个星期后，《吉林日报》在头版宣布四平市决定改变政策。知青办公室有一笔原本要作为安置费发给1980年应该下乡的3000名毕业生的资金，“考虑到过去的经验”，现在准备将这笔款项借贷给郊区的20家工厂企业，他们答应以合同的方式招聘知青。如果他们能保证知青在该厂的全部劳动力中的百分比不低于60，那么就可以豁免税项直至1985年。一年之后，这些工厂将可以转换成市属的集体企业。文章还解释说：“对知青来说，与去农村插队相比，在工厂工作的好处更多。他们现在对工作有兴趣，努力学习文化和技术，成为对四个现代化有贡献的人”＇吉林电台广播，1980年7月25日，刊于SWB，1980年8月1日。＇。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负责干部认为下乡运动的新办法太昂贵，对它进行资助简直就是个“无底洞”，还不如拿来发展集体所有制的工业生产更见效＇ 《人民日报》1980年9月17日第4版。关于国家预算中下乡运动的经费，见本书，页204。＇。根据四川某县的一项调查，安置一名知青在知青农场需要1900元，安置在公社或大队的工厂需要1300元，但安置在乡镇集体企业只需500元＇ 《工人日报》1980年7月30日，第2版。＇。知青生活条件是从1973年开始好转的，而在1978到1979年间改善工作进行更快了。对国家和城市企业来说，主要是额外的开支多了：增加安置费、发放社会福利、为农场购买土地＇ 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可以利用已废弃的“五七干校”，而免除这项开支。＇以及保证知青在农村依旧享有城市人口的供应。尽管有了改善，花费了那么多钱，但新制度还是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利用过去安置知青的经费来帮助他们在城里找工作，这个想法最初是邓小平1979年10月4日在一次省党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 《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页445。＇。知青办的负责人于是准备了实行这项政策的方案。根据他们的估算，未来几年里，如果每年只送70或者80万知青下乡，那么年开销就能控制在5亿元之内，那就是可以节省全国会议预计的每年投下10亿元资金的一半。这笔款项可由财政部门直接转给劳动部。实际上，后来预算给下乡运动的经费是拨到了负责招工的部门名下，而且比原来估计的多得多，因为下乡知青少了，那些负责人没想到运动那么快就刹车停运＇ 刘小萌，前引，页813。＇。
农民的消极抵制也肯定起了作用，令官方改变了立场。随着1980年的去集体化政策，农民有了更大的自主决定权，因此欲将无法接受的事情强加给他们，比起过去是难上加难。在财政经费上略加安排调整固然可行，但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城市单位都过于昂贵。在这种情势下，当局开始放弃继续进行下乡运动的念头。如同往常，在最高领导人会议上作出了有关政策改变的高层决定，然而内容却不公开。在1980年5月胡耀邦就在一次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宣布：“要把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种地的办法改过来。要用其所长，不要强其所难。
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 他指的是对知青与国家两者都有害无益。＇，现在要一举两得。”谈到政府改转向的问题时，胡并不回避社会抵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回头看看上山下乡的做法，家庭不接受，农民不欢迎，社会有阻力。＇ ＇我不说过去错了，过去在那种历史条件下，那样多的人下去，是有成绩的。但是小孩子不愿当农民，就连去上海郊区也稳定不住。”＇ 顾洪章等，《始末》，页195。＇
得过了好几个月以后，某些省市才陆续宣布结束下乡运动。8月初，湖北省政府作出决定，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应该把知青安置在城镇，包括那些本来认为是可以继续下乡运动的市县＇ 湖北电台广播，1980年8月3日，刊于SWB，1980年8月14日。＇。10月底，长春市宣布所有的中学毕业生今后都可以留在城里，包括前几届没有下乡的学生＇ 吉林电台广播，1980年10月23日，刊于FBIS，1980年10月28日。＇。11月，陕西成为首个公开宣布结束知青下乡的省份。所有毕业生都应该可以在城里找到工作，一般是在集体经营的工厂单位，特别是在服务行业＇ 陕西电台广播，1980年11月11日，刊于FBIS，1980年11月13日。＇。第二天，北京市政府宣布，经决定从夏天开始不再进行“强制”下乡，只是提倡“自愿”下乡＇ 北京电台广播，1980年11月12日，刊于FBIS，1980年11月25日。新华社讯，1980年12月1日。北京电台广播，1980年12月2日，刊于FBIS，1980年12月3日。＇。这些自愿者有两种选择：到知青农场去当农场工人，签订可续约的月薪不低于30元的两年合同；或者报读设在某些农场的半工半读学校。两种情况下，学生都保留原有的城市户口及粮食关系。这实际上就是宣布在北京市不会再进行下乡运动了。这些新建议的措施仅仅涉及几百人，所以后来没有任何进一步发展的下文。到了1980年，要求青年真正地自愿下乡，甚至是在相对优越条件下的下乡，都只能是个微不足道的提议。另外，市政府宣布1978年以前下去的以及已经在农村待了两年以上的，都回城了。1979年秋下乡的1万名知青可以在1981年9月前回来。在这个日期之前，禁止招募那些本应该跟他们一起下乡但拒绝走的，为的是要将优先权给予那些接受下乡的青年。
长春、陕西和北京的例子在全国都完全有代表性。虽然消息从来没有正式公布，但1980年无疑就是全面放弃下乡运动的一年＇ 青海由于远离中央地区，跟得总是慢一点儿，到12月政府也通过了有关在市郊建立知青农场的报告，但那是过了时的一役。见青海电台广播，1980年12月19日，刊于FBIS，1980年12月30日。＇。根据半官方的资料，在最后一年，全国有15万5千名青年下乡，主要去郊区知青农场，其中1/3是在辽宁及黑龙江两省，有10个省完全没有下乡的＇ 顾洪章等，《始末》，页193。这15万5千名知青一般都不计算在下乡运动的统计内，大概是因为他们在农村的时间太短。这个数字也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过。＇。
其实，从该年夏天开始，让当局操心的似乎是如何安置仍在农村的知青。7月底，《工人日报》透露，只剩下了“大约200万”＇ 《工人日报》1980年7月30日第2版。＇。到了8月中，又宣布只有150万＇ 《中国新闻》1980年8月12日，刊于JPRS…China Report，1980年10月3日。＇，这就是说从年初开始，有差不多150万青年回了城。虽然留在乡下的人数很少，但《工人日报》的那篇文章依旧强调领导干部应该解决这些青年就业问题的重要性，提出3种可能：
… 重组知青场队和农工商联合企业：这些单位是经济独立核算的，但需要援手才可进一步发展。安排与农民结了婚的知青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他们占了43万＇ 根据顾洪章，只有20万，见顾洪章等，《始末》，页212。＇1972年前下去插队的仍在农村的“老知青”的大部分。有些地方，这些知青和他们的爱人及孩子被安置在知青队。夫妻中城市出身的一方恢复城市户口，重获城市粮食配给，并且领取有保障的基本工资待遇，而另一方则仍然保留农村户口，挣工分。
… 城镇集体企业招工：政府鼓励以各种方式发展这类企业，包括发放预留为安置下乡知青的贷款，以便招募已在农村的知青。
… 帮助已婚知青继续留在当地：对于这些“所在社队生产条件好、收入比较高、本人愿意在农村扎根”的青年，他们所属的知青办必须“规定鼓励办法”。可以请他们列出一个单子，写明他们在住房、农具以及家具方面的需要。准许有一技之长的搞个体户，并帮助他们获取必要的工具（如缝纫机、理发工具等）。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可以恢复城市户口。
下乡运动遗留下的问题长年危害着社会气氛，而且在迈向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团结全国各方力量的一大障碍，上述的那篇文章明确地表明了要尽快了结这个问题的决心。作者谈到要关心年老的父母，他们上了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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