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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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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解决的。”。不再说上山下乡是毕业生的“主要出路”；不过一再肯定在现时一部分毕业生还必须继续下乡，因为“如果盲目增加职工人数，超过农业可能的负担能力，就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放宽了留城政策，准许多子女的家庭可以留下一个。另外，矿山、林区、小集镇和一般县城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运动今后只涉及189个大中城市，而且那些认为有能力在当地安置所有本地区毕业生的城市可以不再派青年下乡。
对那些仍需下乡的年青人来说，安置方法改变了：他们不再分散单独插队到公社里去，而是去知青队及知青农场，或者去经济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农业基地。这些场队和基地在1985年以前实行“三不政策”：即不缴税，不上缴利润，不负任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此外，鼓励市政当局协助城市工厂企业支援这些场队基地，使知青能同时从事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活动。很明显，各种各样的调整措施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保证知青能有合情合理的收入。
至于那些在乡知青，在国营农场的＇ 根据顾洪章等（《始末》，页173），当时还剩下200多万。刘小萌则认为160或170万，相当于当时国营农场职工总数的1/3（前引，页720，732）。＇应留在原地。由于他们是作为国家职工招进来的，所以无权因困退或病退要求返城。然而很例外，他们可以“商调”回城，不过如何进行则没有详述。相反的，有实际困难的插队知青，可以安排进城镇或农村的工厂企业，享受固定工资。1972年底以前插队的老知青（估计有130万）有优先权，在“两年之内”安排完毕。45万已经在农村安家的已婚插队知青，原则上就地安排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总的来说，尽量把知青集中在知青农场，如果所得口粮太少，国家补助。此外，撤销所有的五七农场＇ 正式关闭农场是在1979年2月17日由国务院颁发的政令宣布的；见《当代中国劳动力管理》，页443。＇，需要的话，可以转为知青农场。其实，找出空闲的土地来创建这些农场是不容易的。经费方面，每人安置经费增加100元。尽管下乡人数会减少，但国家保证财政预算仍然是每年10亿，用以改善知青的生活条件。要求加强各级领导小组，小组必须认真做好工作。
第二次全国会议将上山下乡的讨论评价仅仅局限在就业问题上，宣告毛1968年（整整10年前），发动的这场伟大运动寿终正寝。但这绝不意味着放弃下乡运动，正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当局明确表示已经决定，只要城市就业机会还不足够多，上山下乡就得继续下去。其实，即便没有公开提这个问题，政府不可能不知道有关这方面的人口形势前景并不乐观：数量超常的同年出生的城镇青年正步入就业年龄＇ 见本书，图表4，页398。＇。
1978年底至1979年底：群众的抵制与政府的坚持
会议虽然制定了相应明确的政策，但是并没能让主要的当事人接受。在14日的新华社报道中已经可以觉察到对这个问题的一丝焦虑：“中央相信，广大知识青年是会从大局出发，服从国家的统筹安排”。其实，对刚过去的运动进行批判（即使是有限度的），又对知青的实际困难表示关心，这只能令那些青年更加坚定决心要全盘否定下乡运动。当局准备将来完全停止上山下乡，许多青年本来就觉得自己是牺牲品，现在更加喊冤叫屈了，他们中间有些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得被迫继续下乡，更不用说那些把生命中的10年（甚至十几年）在农村而仍滞留在那儿的知青，这次会议并没有对他们何时能返城作出任何保证。插队的知青也许还有点儿理由怀抱希望，可那些在农场的所能看到的机会是微乎其微了。陈永贵直言不讳，“要在国营农场继续安置知识青年，办好农场，使青年们看到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为建设现代化农业生产基地作出贡献”＇ 新华社讯，1978年12月14日，刊于SWB，1978年12月18日。＇。
热火朝天的请愿潮
接受还是不接受，提出这个问题在过去是荒谬可笑的，因为中共有种种办法将它的决定强加给社会；但是在1978年底这个问题以十分尖锐的方式提出了，负责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上面谈到的《中国青年报》的那篇文章最后以这几句话结束的：“千百万知识青年在看着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应当以出色的成绩来回答他们的期望”＇ 《中国青年报》1978年11月23日第一版。＇。
1978年底至1979年初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抵制运动以及众多的诉求活动，这大概证明会议的结果是没有满足知青的希望。实际上，早在这次会议之前，知青就已经利用政治气氛的转变及当局的犹豫不决大举返城。与1977年相比，1978年“困退”及“病退”回城的增加了两倍＇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1。＇。同年春天，公安部发出的一个通知更方便了户口转换。天津政府在简化行政手续上走得更远，所以从1978年上半年开始回城知青激增。这种形势的演变除了用标准放松来解释之外，还应看到行贿受贿现象的普遍化，其中以行贿收买医生为最。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郊的一个区；182名天津知青经过体检，结果178名有病，得到准许返城。天津的例子当然鼓动起其它城市的青年，像上海知青，去争取得到同样的待遇。那个时期，国营农场的知青像其他的一样，可以申请办理这类返城手续。有些地方，像内蒙，当地政府本来就很想甩掉知青这一包袱，所以执行政策时特别宽松。这头一股返城风也影响了已经在当地获得固定工资工作的知青，他们纷纷提出退职，要求恢复知青身份，从而可以申请“病退”或“困退”返回自己的城市。而已婚知青则感到自己是让人骗了，在1978年春也出来请愿要求返城资格。在辽宁省闹事闹得特别凶，因为当年这个极左省份曾经从意识形态的动机出发，竭力煽惑知青在农村结婚＇ 见本书，页134…136。全国共有85万名已婚知青，10万名以上在辽宁；见刘小萌，前引，页728。＇。进行抗议的知青在省内还成立了“已婚知青联络处”。
当局在掌握批准“病退”及“困退”的标准上表现宽松，除此之外，还招募了30万名知青入伍，显示了他们的仁慈，因为1977年才招了5万5千名＇ 见国家统计局统计司，前引，页111。＇。批准大量知青返城结果就得重新检讨子女顶替退休父母工作的政策。在1966年以前和1974年之后，只有当退休会给有关家庭造成“特困”的情况下，以子女顶替才有可能；新的退休办法＇ 这是一份国务院在1978年6月2日发布的文件，名为“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见《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页442。＇在1978年夏开始实施，1979年1月普遍实行，子女顶替就成了流行的回城途径＇ 根据中央的决定，在4种特殊的行业里（矿山井下、地质勘探、森林采伐和盐业），这种做法从1973年起就普遍了；见《劳动人事年鉴，1949。10……1987》，页198。＇。唯一的要求是顶替者必须在16至30岁之间，而且没有一份在国营企业的固定工作。大部分知青都符合这两个条件，他们的还未退休的父母都非常愿意把子女之一调离农村，给他（她）一个铁饭碗＇ 这个俗语是指有绝对保障的受薪工作职位。＇。这就是1978年回城应招的知青几乎增加了一倍的原因。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合乎立即退休的条件，而且很多都有一个以上的孩子要安排＇ 这项措施令兄弟姐妹之间争风吃醋，使父母与子女之间产生矛盾；见《婚姻案件100例》，页60。＇。另外，新的办法是“暂行”的，于是流言四起，传闻该办法在全国铺开后就会废止＇ 见《解放日报》1979年3月1日第一版。关于顶替问题，主要见D。 Davis…Friedmann； Long Lives…Chinese Elderly and the munist Revolution； 页27以及 M。 Bonnin； ？Urban Employment in Post…Maoist China？； Transforming China s Economy； vol。1； 页201…202。＇。顶替政策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根本不能缓和650万到1978年底还滞留在农村的知青的焦躁情绪。
不可忽视知青中的另一部分，他们的前途也是个尖锐的问题，会议结果令他们大失所望。抗议者大军的主要部分可分三大类：国营农场的知青，与农民结了婚的知青＇ 已婚知青（特别是女知青）的另一方若在城里已经有一份领取工资的工作，那么他（或她）的工作单位通常会招聘仍在农村的那一方。实际上，这类知青中很多人已经非法回城了，所以这次只是准许把户口也带回来（见《吉林省志 经济综合管理志 劳动》，页98）。双方都是知青的夫妻最后由原居城市接收。对那些来自两个不同城市的知青夫妻，问题就比较大：各方必须先回到各自的原居地，然后自己想办法寻找处于同样困境的人，以作户口对调（见本书，页170，注释113）。＇以及那些已经在当地有了一份有工资收入的工作，他们有的是直接获得的，有的是应征入了伍又复了员之后分派的。他们之中有工人、干部、教师、医生，等。除了那一批返城上了大学或进了工厂的以外，上述的那些知青就组成了一个承上天眷顾的特权阶层，那个时期，其他知青还在农场种地，最倒霉的还在农村靠挣工分过日子。不过，到了1979年，事情倒过来了，当年头一批上调从事有工资待遇的非农工作的青年，现在成了最后一批：他们不再被当作知青，原则上无权享受顶替政策，只能寄希望于有一天能被调回原来的城市，但没有很重要的高层次关系是办不到的，而有这种关系的一般都已经回城了。所以，这类老知青中的一位发出了哀叹：“上调吃亏”＇ 《文汇报》1979年3月4日第二版。＇。
12月的决定在已经安置好的知青中激起了一片愤怒，这种愤怒情绪很快就过渡到自发的诉求行动，规模之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但是，愤怒之深不够解释抗议之广。当时正是华国锋与邓小平之间权力争夺白热化，也就是在这样特殊的政治形势才能出现知识青年组织的大量抗议活动以及对返城愿望的集体公开表达。1978年下半年，邓越来越依赖批判文化革命，并给大批的受害者平反，令他的对手难堪之极。这样来清算毛晚年的遗产，也可以被理解为党在威望降至极低点的时候力图挽回自己的合法性，特别是在知识分子这一阶层里，因为改革派需要他们来参加国家现代化建设。这种形势必定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改动。既然政治对手自认是前领导的继承者，只要老百姓的困苦可以算在过去领导人及过去政策的账上，国家就会突然对此表现不寻常的关怀。目的不仅是令政治敌人失去人心，也是为了建立实现经济现代化必不可少的社会共识。上海劳动局的一名负责人曾经说必须找出一个办法来解决下乡运动引致的不满情绪，他这样解释：
“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将来就无法调动广大人民群众与这些知青的父母们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可以使国家进入一个稳定团结的局面，才可以把重点放在国家现代化的工作上。”＇ 法中友好协会的一份关于1979年8月访问上海的报告打字稿，题为：“与陈寿先生（上海市劳动局负责人）的交谈”，页 7。＇
政府所持的新姿态最惊人的表现是在1978年11月15日推翻对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的定论，从反革命事件翻案成“完全的革命行动”。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评论员”文章，宣布为建国以来所有错判的冤案平反，当然有干部，还有知识分子，“革命青年”和“工农群众”＇ 《人民日报》1978年11月15日第一版。＇。许多知青，还有其他阶层的人，都认为自己是被冤枉的，是牺牲品，从而觉得是行动的时候了。这就是当时人们称作的“上访运动”。这个运动得到了“民主运动”的共鸣及支持，尽管两者最初的目的并不相同。这场民主运动是中国第一个自发的政治运动，而且被批准在“民主墙”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从11月中起，先在北京，后发展到其他大城市。上访人士与民主斗士都用大字报和游行来表达意见。在这短短的“北京之春”期间（其实是在隆冬时分花开绽放的），民主派们甚至还创办发行“民办刊物”，是一些非官方的油印小本杂志，而且一下子就分发完毕，他们还建立了一些非正式的政治小组，这些小组有的时候还为某些上访者辩护＇ V。 Sidane； Le printemps de Pékin； 另见V。 Sidane & W。 Zafanolli； Procès politiques à Pékin ： Wei Jingsheng； Fu Yuehua。＇。
一边是官方小心翼翼地在解冻，另一边是社会诉求在日益沸腾。在这种气氛下，知青一方面心急如焚（已经枉然等了好几年了），另一方面又对全国会议能不能有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没什么信心，所以就不用等会议结束了。相反，会议正在举行，正好让与会人士听到知青们的呼声。
西双版纳大罢工及“回城风”
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国营农场的知青发起这第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规模运动，其影响波及到全国各地。他们为什么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有几个理由能解释这一点。像在其他农场一样，知青是集中在一起的，而且在整体劳动力中占着重要的比例，所以在当地那个小社会里是举足轻重的。他们的年纪也比较大，因为他们是在1968…1970年间到达的（四川知青是1971年到的）＇ 在106600名遣送到云南农场及农村的外来知青中，51483人在西双版纳，其中有33672人是从上海去的，14556人从重庆去的，3255人从北京去的；见《西双版纳五十年》，页142。在云南其他地区也有成都的知青。＇。从他们到达当时还是属于军队的农场以后，就面对受极左思想毒害极深的言行粗暴的干部，这些干部觉得自己身处边疆远离北京，可以为所欲为，正是天高皇帝远，没人管。调戏奸污、拳打脚踢、侮辱欺凌等迫害事件层出不穷，1973年的会议上已经特别注意到了；而生活条件，尤其是卫生条件，仍然是非常简陋落后的。
运动是10月底在景洪农场从为一封《致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汇集签名开始的，信是由10分场学校教师、上海知识青年丁惠民执笔起草的。信不是写给当时中央“头号人物”华国锋的，而是写给邓的，人们认为他是文化革命中受迫害者的希望所在。签名的知青在信中控诉极左政策对他们的摧残，诉说要求返城的愿望。《公开信》寄出以后回音渺然，但是签名的几千名知青却受到农场领导的刁难。11月16日又发出了第二封，对下乡运动的批评上升到理论层面。信中尖锐地指出让知青上山下乡根本不能缩小三大差别，政府应该面对这个事实改变政策。不到10天，1万多名知青在上面签了名。运动扩展到了整个西双版纳地区。11月初，37个分场的代表集中在景洪，为北上请愿成立了“筹备总组”，丁惠民当选为负责人。第二封信寄出后，仍然是杳如黄鹤。知青们就决定亲自把请愿信送到北京去，这次是写给“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邓小平”的。是以“5万名云南的知识青年”的名义写的，信中揭露社会里的不公平现象：有权有势家庭的子女纷纷离乡返城，普通工人的子女就被人抛弃在这个地方继续从事艰苦的劳动，只有缺少营养的饮食和枯燥无味的生活陪伴，另外还得忍受各级头头的辱骂欺负与拳脚棍棒。四人帮倒台都过了两年了，可是他们的问题还得不到解决，他们对此大惑不解，在信的最后只提出了一个要求：“不求金，不求银，只求让我们回到父母身旁吧！”有几万知青在请愿书上签了名，有的是用血写的。另外还为支持赴京请愿的代表组织了募集捐款的活动。但是西双版纳州政府禁止他们启程。为了表示抗议，12月8日筹备组发表了《罢工宣言》号召所有知青立即进行无限期罢工。各分场知青一致投入行动。首批请愿团40名代表12月16日从景洪出发，20日到达云南省会昆明。第二批请愿团由丁惠民带队18日离开景洪。云南省委企图阻止第一批请愿团赴京，但徒劳无功。22日晚，知青代表已经登上了火车，可是昆明站接到上头命令，不开车。事情闹得很僵，代表们24日晚就决定采取卧轨行动。卧轨一直坚持到第二天晚上。在此同时，丁惠民将第二批请愿团分成3组：一组8人出发去上海，一组7人启程去重庆。这两组吵得震天动地，就是为了调虎离山，把外界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自己身上，好让另外一个丁惠民及其他25人小组从容行动。这26名代表在昆明市郊的一个小站上了开往成都的火车，然后从那儿再转车，终于在12月27日到达首都。一到北京，他们就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有的还画上了连环图），还到最高领导人的住处中南海门前静坐示威。跟着那几天，他们不时组织游行，要求见华国锋和邓小平＇ 路透社讯，1978年12月27日，刊于《明报》1978年12月28日；Le Monde，1979年1月2日；《中国之春》1987年4月号，页79…87；《北京之春》第一期，载于华达（C。 Widor）编；《中国民办刊物汇编》；第二卷，页99。＇。他们主要是揭露云南农场干部的恶劣行径，这些干部横行霸道或者漠不关心导致了许多悲惨事件，知青代表将其中一些具体事例公之于众，希望能借此赢得公众舆论的支持＇ 我们亲自从民主墙上照下来的那些大字报中的三张，被译成外文并登载于V。 Sidane； 前引，页206…210。＇。正在参加中共11届3中全会的中共领导人面对这一异乎寻常的对抗行动，试图采取一种既可随机应变，又是坚定强硬的态度。后来是刚进入政治局的老农垦部长王震，和内政部长程子华，在1979年1月4日接见了罢工知青的代表。王震给他们讲了一番话，勉励他们奋发图强建设边疆地区，批评他们扰乱了社会秩序，要求他们回西双版纳之后作自我批评。同时他也保证他们不会因为该次行动受到惩罚，并承认存在问题，但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他宣布了几项让步措施：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已经赶到当地，还有一个由家长组成的“慰问团”也准备前往；代表们一回到农场就应该“帮助”改变某些干部的领导作风。4日晚上，华国锋和邓小平的个人指示也转达给了请愿上访代表。这些代表就决定回云南。其中3位，包括请愿团的负责人丁惠民，在1月23日给王震发了一份电报，是他们做的正式自我批评，和宣告罢工在大多数农场结束了。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王震的相当强硬的讲话及3名知青请愿代表的自我批评＇ 《人民日报》1979年2月10日第一版。＇。然而，这次当局的胜利与当地的现实情况完全是两回事。有些农场的知青发现返城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就决定重新展开罢工。在勐腊农场，愤怒的知青砍倒了近百株已经在开采的橡胶树。罢工运动开始波及到西双版纳以外的地区。滇西的勐定农场300名知青进驻了场部。第二天增加至1500人，其中200宣布绝食。这些造反知青致电中共中央办公厅，要求上面同意他们回城。办公厅立即派赵凡赶往闹事现场。当他到达农场的时候，看见1000多名知青跪在地上等他，全场一片哭声、一片喊声：“我们要回家！”。赵凡亲眼见到知青的诉求真是有充分理由的，于是就如实地向中央当局反映情况。知青办公室当时已经准备好一份有关知青请愿闹事的报告，提出了6条意见，其中包括农场知青也可病退或困退回城，或者以顶替或其他方式被招工返回原居城市。中央政府批准取消这项全国会议的决定，并要求云南省委召开紧急会议解决问题。这个会议于1月21日在昆明举行，出席的有北京、上海以及四川政府的代表。决定按“6条意见”办事，愿意走的知青就让他们走，尽量多做工作，希望能多留下来一些＇ 当时，已婚知青（即使双方都是知青的也一样）都不准走，然而他们要回家的愿望是那么强烈，致使5天内就有3000对夫妻提出离婚；李广平编，《中国知青悲欢录》，页378。＇。工资增加了，拨款解冻用以改善生活条件，其中700万用来盖房子。23日，中央批准了这些决定。因此，当请愿代表的自我批评在全国报章上见报之时，几万名知青大批地逃离这块生活了8至10年的土地。一年以后，这里只剩下了几百名。
当时回城风席卷全国。只要是知青集中的地方，就狂风大作。黑龙江省的农垦场有47万知青，是全国最高纪录，那里的返城风尤其令人惊心动魄。是从1978年11月开始的，就是说在全国会议结束之前。如同云南省的情况，黑龙江的外来知青占农场职工总数很大的比重，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年终劳动成果微乎其微。不仅知青满心疑惑，政府也踌躇不安。每个人脑子里转着的念头都是回城，连那些不久前还在为了“扎根”而放弃上大学机会的也不例外。扎根派本来是无上光荣，如今变得不光彩了。当时在黑龙江各农场的还有30多万知青，几乎全体都参加了1978年11月至1979年春的声势浩荡的大逃亡，不过没有引起像在云南那样的大规模冲突。原因在于省领导，他们受革新思想及自由主义观点的影响比较深＇ 自由知识分子于光远和邢贲思当时去黑龙江作报告，公开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刘小萌，前引，页736。＇，因此并没有真的想法子去反对知青的行动（大多数农场负责人倒是企图阻止了）。他们宁愿在当地青年或者非法移民过来的农民中招工＇ 接受名作家冯骥才采访的一个人，说在他的农场里就是这样，从山东、河北、河南穷山僻壤自发过来的农民顶了知青的位子。见冯骥才，《伟大的受难者们》，页12。＇，也不愿意把“飞鸽牌”知青留下＇ 这个外号在当时经常用来形容知青，带有讽刺意味，其实那本来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自行车牌子。＇。所以，甚至在公布了全国会议的决定后，黑龙江农场的知青都可以享用插队知青回城的办法。大逃亡给农场的生产及运作造成很多问题，1979年3月1日，只是到了那一天，为了减慢回城风的速度，省政府才宣布废除可以病退和困退为由回城的规定。同一天，在省会哈尔滨爆发了一场游行示威，僵持了3天，知青大获全胜，但他们的领导得做自我批评＇ 见刘小萌，前引，页736、775。＇。
上海等地的紧张局势及冲突爆发
根据半官方消息来源，1978年12月到1979年春之间，这场风波蔓延到29个省里的21个＇ 顾洪章等，《始末》，页181。＇。在黑龙江，当地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冲突，这并不意味着知青都可以顺利回家。实际上，回城风在知青原居城市负责人那里受到的阻力远比在接待地大得多。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上海，也是上山下乡人数最多的城市＇ 同上，页302。＇，那里的冲突表现最尖锐，持续时间也最长。同时也是民主运动与上山下乡运动错综交叉一起的唯一城市。是从黑龙江回城的知青，于11月25日在上海人民广场张贴该市首批民主运动大字报之一＇ A。 Mclaren； ？The Educated Youth Return： The Poster Campaign in Shanghai from November 1978 to March 1979？；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79年2月，页4。＇。他们揭露在农村过的悲惨生活，断言“知青上山下乡是文革的畸形胎儿”＇ 《七十年代》1979年1月，页7。并不是Anne McLaren 错误理解的“文化革命是畸形胎儿”。当时反对上山下乡的人经常会引用那一个说法。＇，并要求“翻案”，就是说纠正这项错误政策。他们将自己归入文化革命受诬陷的群组里，利用新的政治气候来要求平反昭雪。陆续还张贴出其他的大字报，直至12月10日的游行示威，知青们高呼口号：“要工作，要吃饭，要户口”，还有“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反动”＇ A。 McLaren； 前引，页6。＇。在接见游行代表的时候，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要他们等待正在参加全国会议的市长带着报告回来＇ T。 B。 Gold； ？Back to the City： The Return of Shanghai s Educated Youth？； China Quarterly； 84；1980年12月，页757。＇。这条新闻正好显示着该会议的所有决定在全国具有了很具体的意义。跟着，上海及其他省市的地方当局就以此为挡箭牌，不受理知识青年的请愿要求。但是他们为了达到目的还是继续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游行示威，进行罢工，绝食，占据地方政府办公室，还搞静坐。因此，在政治局还在审议通过会议决定期间，甚至已经在报章上公布之后，游行从没在上海终止过＇ 法新社讯； 1978年12月15日，刊于《明报》1978年12月16日，亦见A。 McLaren，前引，页6…7。＇，大字报越贴越多，虽然民主运动知青领袖滕沪生被逮捕了，但骚动局面还是持续了整整一个12月＇ 滕沪生没有作为知青领袖被捕，但可能是因为他经常写”骂人”的大字报，特别是粗暴攻击毛和华国锋。见上海民办刊物《科学、民主、法制》，1979年5月1日，第十期，页20，及滕的大字报之一，载于V。 Sidane；前引，页103…104。＇。在北京不像在上海，知识青年问题在民主运动中并不占据那么重要的地位，但也是许多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比方说，有一组下放到郊区4个农场的北京知青就在他们的大字报上控诉他们怎么“被迫”滞留在那儿＇ 路透社讯，刊于Asahi Evening News，1978年12月19日。＇。我们前面谈过，云南知青12月底也在民主墙上贴过大字报，不过他们只是在北京短暂停留，而且他们的目标是中央政府，不是北京市政府。各省市都有其它的个别行动。12月30日西安民主墙上出现了一张大字报，讲述31名知青要求回城，已经绝食了6天。12月底“知青联盟”在长沙成立，然后组织了一次在该市革命委员会门前的游行，有几万名青年参加＇ 法新社讯； 1979年1月4日，刊于FBIS，1979年1月5日，以及本书作者的相片收藏。＇。这种骚乱到处都有点儿，严重程度视地点与时间而变化，一直持续到3月底。杭州知青也上北京要求平反，在1月20日张贴了一张很长的大字报＇ 本书作者的相片收藏。＇。
到月底，知青成群结队地回到原居城市过年。这是一年一次与家人欢聚，又可重见分散在各地农场或农村的老朋友，今年的这些团聚具有特别的意义，在城市里知青的集会就胜过往年。“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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