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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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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麓胧┎⒚挥邢魅跽庑└刹渴种械拇笕ā�1974年揭发的敲诈勒索案有增无减，在上述那种情况下，实在是不足为奇，因此在那一年又掀起一场新的严惩打击运动，又有一批干部判处死刑。1974年起，有关部门把知青揭发的迫害事件以及“非自然死亡”的个案（似乎是意外或他杀引致）作了详细记录。虽然中央很重视这个问题，但那些令人愤慨的事件在全国会议之后并没有消失。根据知青办的官方统计，仅1976年就揭发出1万桩迫害事件（其中奸污女知青占大多数）。同一年，记录有4970件知青“非自然”死亡个案，占总死亡人数的73。5％＇ 国务院知识青年办公室，《全国城镇 》，页70…71，援引在刘小萌，前引，页864。＇。
1973…1974年期间，下乡运动经历了一场不像1968年似的彻底的改革，但至少是为了适应社会要求才进行的调整改良。很明显，中央及各省市政府提出的种种建议在农村都不太见成效，而机制的改革只是逐步地在全国展开。比如说，株洲模式还远未被广泛接受，得慢慢来。从1974 到1978年，知青农场及知青队只接纳了全部新下乡知青的20％多一点儿＇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不论怎么说，1973年以后的下乡运动有新的政策，为了继续运动就必须付出代价。这个“代价”不仅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而且还是一笔经济账。事实上，这场运动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城市企业单位来说，都是相当昂贵的。如果改变成本利润之间的平衡，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它本身的前途。国家直接拨付用于下乡运动的经费逐年增长：1973年4。79元亿元，1974年8。44亿元，1975年9亿元，1976年打破纪录达到10。7亿元＇ 见顾洪章等，《始末》，页309。＇。
1973年夏的全国会议颁布了相当详细的规则厘定哪些青年可以留城或返城。对身患疾病或者经济条件极度困难的特殊情况应另外考虑，从此每个家庭均有权留一名子女在身边。这不能说那是一项全新的政策。其实，有些省市早在1971…1972年就公布了类似的条例。1973年的规定还给负责决定知青下乡及回城的干部一定的决策空间，尤其是在如何界定健康问题或者经济困难问题上。不管怎么样，官方正式承认家庭的需要，以及社会不可能将所有青年都送下乡的现实，就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进步。这也意味着，从今以后分配工作所遵循的原则不仅仅是“国家需要”了。然而，一些极端主义分子从来都主张尽可能地全面推广下乡运动，承认特殊情况的存在无疑令他们大为不满，又一条毛派原则在工作会议上被放弃了。根据上海报纸报道，一位上海女青年的兄弟在某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完成任务”时牺牲了，而她只有这么一个兄弟，她说：“我哥哥在农村接受的再教育不能替代我自己的再教育。我哥哥在农村干过革命的事实也不能就说明我该过舒适的生活”＇ 上海电台广播，1973年10月15日，刊于SWB，1973年10月19日。＇。这其实是“上海派”对发布的政府政策的一种隐晦的批评，不过没有引起公开斗争。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1976年，事实上，分歧并不排除某些妥协。虽然1973…1974年间运动经过检讨重审，但官方的口径没有改变过。全国会议的报告仍然把下乡运动说成是“反修斗争一个重要的战略性步骤”及“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培养千千万万接班人的一种手段”。理论上，没参加过生产劳动而进入高等学校依旧是不可能的。在宣传上，新建议是作为实现原定目标的先前任务提出的。比如，一律到郊区公社去下乡插队并不算是给缩小城乡差别的雄心壮志浇冷水，而是朝城乡差别的缩小迈进了一大步，因为工厂与公社、工人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之间有了更密切的联系＇ 《人民日报》1974年6月12日第四版。＇。
因此，新的下乡运动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同时考虑到毛对意识形态的要求，温和派对合理组织的忧虑，还有社会上对运动的不满情绪。当然，这不能化解人们唾弃这场运动的根本原因，但却能消解抵制运动的力量。新运动掀起的时间与党内两大派的相对休战期恰好一致，这一时期形势的最高峰就是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会上周恩来宣称下乡知识青年工作有改善，完成了党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见中共十大报告，刊于Pékin Information，1973年9月10日，页25。＇。
领导人们对运动又重新关注起来的结果是下乡人数大增：1973年有890；100名知青下乡，而1974年上升到1；724；800名。组织与计划得到改善，就可以调节下乡的人数，下列三个年份的数字显示出与1974年相比，没有很大差距：1975年2；368；600名，1976年1；880；300名，1977年1；716；800名＇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因此可以说，在这一期间，全国会议制定的计划，总的来说是照办了，甚至还有些微超额。本来预计从1973到1980年下乡1300万知青，平均每年160万。事实上，从1973到1977，平均下乡人数已经达到每年170万。然而，计划制定者怎么也想不到，从1978年起，他们的计划会完全失效。本来预计在这个时期从已实行过这种大规模移民的大城市遣送131万知青到外省去。黑龙江省当时就同意接纳50万上海青年。但这个计划没有了下文，那个时期全国这类跨省下乡的总数超不过8万。实际上，想让知青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已经是越来越难了，另外政府也承认有些地方是一厢情愿把他们送去边远地区，丝毫不考虑当地的接待能力。 华国锋在1973年曾经透露：7000名到贵州下乡插队的上海知青中，就有6000名跑了回来，原因很简单，那儿吃不饱＇ 刘小萌，前引，页391，注释1。实际上，有1万多上海人去了贵州；见顾洪章等，《始末》，页305。＇。从1974年起，因株洲模式占尽优势，所以到城市郊区去下乡就越来越普遍。
这个时期遣送下乡取得的“成绩”在我们的曲线图上一目了然，显示出的是第二个高峰＇ 见本书图表1，页191。＇，但付出的经济代价不容忽视，上文已经谈过。其实，当时运动已经悄悄地逐步由终身下乡制向轮换制过渡。对这个问题，全国会议没有明确的指示，不过在会上代表们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一部分赞成大多数知青实行轮换制，因为比较合理也比较容易为人接受；另一部分则坚决反对，认为这样经济代价太大（安置费只是给知青在乡下过一段时间，太不值，而且得进行两次职业培训，到了农村是第一次，返城后还有一次）。反对的代表建议下乡人数少一些，但应该是固定永久的。全国会议明确规定准许在下乡知青中招工征兵。在这种情况下，回城的人数明显地增多了，当然还没有下乡的多，不过已经足够提高返城的百分比（从1962年开始计算），1973年底是42。9％，1976年底上升到48。1％＇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111。见本书图表2，页192。＇。许多省份已经开始尝试轮换制，因为动员工作比较容易进行。文化革命前唯一正式实行过轮换制的省份广东，1975年又再一次重新实行，遣送了几乎与1968年同样多的青年下乡＇ 见《中国人口 广东分册》，页168。＇，同时也组织了一大批1970年以前下乡的返城＇ 我们很遗憾没有找到返回的确切数字，但多次访问都向我们肯定了这一事实。＇。
正是在这个时期，经济现实主义令政府废除军垦农场制，恢复国营农场制。生产建设兵团是在革命狂热中匆匆成立的，接纳了过多的知青，因此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以及生产效益问题＇ 有关知青在国营农场及生产建设兵团农场的经历，见史卫民、何岚，《知青备忘录》。关于生产建设兵团农场的解体，见刘小萌，前引，页471…480。＇。本来国营农场已经赤字连年，转到军队掌管之下更是每况愈下，简直到了无可容忍的地步。从1967到1969年，亏损额增加了近5倍，达到4。6亿元，而投资实现经济效益则下降了13％。政府很快地就觉得不对头了，1970年10月召开了全国生产建设兵团会议商量对策寻求解决办法，但没有任何结果。从1971到1973年，生产持续下滑。黑龙江兵团仅在1973年就亏损了近2亿元，而整个兵团系统的亏损额竟然达到了11。1亿元。问题在于兵团干部根本不关心生产，而且也没有能力指导发展生产。然而，由于军队编制的干部架构臃肿，完全是一个官僚政治机构，因此开支庞大。根据1973年2月的一份调查报告，黑龙江兵团行政机关的干部中，直接管生产的仅占8％，但同时期农场转手到军队管辖之后，干部的总数增加了一倍。在内地的一些地区，没有边防任务，也没有什么荒地需要开垦，这些兵团存在的意义何在，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史卫民、何岚，前引，页374…378。＇。在这种情形下，中央就决定解散兵团，由国营农场来替代。下放在兵团的知青就不再是“兵团战士”，而成为了农场职工。
上山下乡和“两条路线斗争”：从交白卷到批判走后门
1973…1976年，这一时期可谓“两条路线斗争”时期，由于双方都自感时日无多，斗争更显激烈。温和派的牵头人周恩来已知癌症在身、历日无多，而作为极左派主要支柱的毛则年事已高、疾病缠身。斗争主要集中在是保留还是放弃某些“文化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温和派偷偷地企图重新修改，而极左派则全力维护，声言要掀起一个又一个“运动”。毛式的下乡运动招致极度暴力性的斗争。“今天，像教育革命和知识青年下乡插队这类新生事物就是一场既尖锐又残酷的斗争”＇ 青海电台广播，1975年12月22日，刊于SWB，1975年12月30日。＇：这一句话就可以代表整个时期的气氛。
上文已谈过，1973年知青遇到了大量的实际困难，必须予以解决，在这一点上两派之间似乎有过相当的共识。不过，涉及到入大学的条件时，公开的冲突就爆发了。年初，一大批文化革命中被罢了官的老干部（包括邓小平）回朝了，显示温和派在政府里的势力得到加强。就是在他们的坚持下，4月份国务院重新将文化水平考核部分列入进入高校的各项标准中：大学生的选拔只能在“有两年以上的实践经验”的青年中进行，“首先看他们的政治条件”，然后再通过考核“测定他们的基础知识以及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Pékin Information，1977年2月2…21日，页14…15。＇。尽管极左派强烈反对，许多地区还是把“文化考核”安排为选拔程序的最后一关。
7月份开始，极左派抛出张铁生事件，向文化考核开火。张是辽宁知青，在农村担任生产队长和团委委员，考试中交了白卷。他在试卷背面写有一封信：由于全身心地扑到了繁重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因此没有时间温书。他很遗憾地看到这种考试制度是偏向于那些不参加农业劳动而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的“浪荡书呆子们”。信中提及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如洗＇ 实际上，他的出身并不是这样的。他的原名叫刘铁芳。他的父亲开杂货铺，与国民党保安队的一个高级官员关系密切，因此到了1958年就有麻烦了。这个问题本来会给儿子造成永久的污点。但母亲离婚改嫁了，儿子随母，从继父姓，为了和过去一刀两断，索性连名字也改了，从此就叫张铁生。见刘小萌，前引，页560。＇。他表示虽然交白卷，但不感觉可耻，只不过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他的入学资格取消，“自幼的理想”不再有机会实现。其实，前两场考试张铁生就没有考好，而那封信是事前准备好的。信是6月30日写的，7月19日《辽宁日报》＇ 《辽宁日报》1973年7月19日，刊于SWB，1973年7月27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案”为题刊登了经过删改的那封信。7月10日毛远新在一个文化考查座谈会上风闻了该事件。他立即抓住机会，把该信作了些少改动，将最末一段恳求“尊敬的领导”照顾之类的话删去，加上他亲自过目的编者按，交付报纸刊登＇ 刘小萌，前引，页562…565，收录了张铁生的原信（错别字都没改）；《人民日报》1976年11月30日第二版。＇。8月1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和《辽宁日报》的编者按，同时再次重温伟大领袖5年前，1968年7月21日，作出的批示：
“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人民日报》1973年8月10日第一版。＇
8月16日，同一份报纸刊登了上海极左派（用笔名）写的一篇文章，赞扬张铁生勇于“反潮流”＇ 《人民日报》1973年8月16日第三版。＇。几天之后，在十大上，极左派头头之一的王洪文与周恩来都再次重复这个口号。两人都说毛曾经说过：“反潮流是马列主义原则”。整个9月份里，多篇文章把“反潮流”和“白卷”事件联系起来大加发挥＇ 见《人民日报》1973年9月10日第二版和1973年9月22日第三版。＇。张铁生成了英雄。尽管成绩很差，他仍然被辽宁农业学院录取，而且还当上院党委委员，其实他是在农村的时候才刚刚入的团。后来，从1973年12月到1974年3月，他还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了日本。至于他的政治生涯，我们下面再详细谈，但先说1975年1月他当上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还进入了常务委员会。这种令人目眩的晋升速度并不像那份“白卷”是幸运巧合的结果，这是来自对不可一世的人物有意识地表示无比忠心，而后又被这些人物提携的结果，比如张同学还荣获了江青的接见。
1974年1月出现了另外两位“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的反潮流英雄。这个时期，批林批孔运动已经接上了下乡运动，但是该口号继续在高呼不停。辽宁知识青年柴春泽突然名扬天下，是因为《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给父亲的回信，信中拒绝了老父替他准备好的返城机会。柴父出身贫农，是老红军战士，有27年党龄的老党员老干部。柴春泽在信中不仅拒绝离开他要“扎根”的农村，而且还严厉地批评父亲不再能担负历史的使命。他这样写道：
“自然法则决定了老一辈革命家不可能直接去完成共产主义事业。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要接你们这些革命老前辈的班。”＇ 《人民日报》1974年1月5日第一版。＇
不管柴春泽当初如何诚心诚意，公开自己与父亲的往来信件的行动本身，就表明了他要置身于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并且立场鲜明，企图从中获取某些利益。他自己申辩说，是为了通过现身说法来教育大家，所以在一个大队的共青团会议以及所在地区的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上，先后两次宣读了那些信件。毛远新看到了记者关于这次工作会议的报道，就安排在《辽宁日报》刊登柴写给父亲的信，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就转载了＇ 《辽宁日报》1973年12月20日第一版，及刘小萌，前引，页571…572。＇。
在上述的这桩事件中，宣传部门特别强调革命的青年一代必须向老一代挑战，而钟志民事件则是斩钉截铁地揭发通过“走后门”离开农村的行径。钟志民身为军队高干的儿子，又是烈士的孙子。他的父亲参加过长征，祖父曾经是江西苏维埃的村长，后来牺牲在长征中，而钟自己则完成了一项光辉万丈的行动：要求从南京大学退学，因为他是走后门被录取进入的。1974年1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他交给大学党委会的申请退学报告。他说在农村仅仅待了3个月，在1969年就占用了一个农民的征兵指标参了军。他甚至都不需要劳动他父亲出面，只要说出自己的名字就够了。1972年，他萌生进大学的愿望，于是去请父亲想办法。只需打一个电话，入大学问题就迎刃而解，他得偿如愿进了南京大学哲学系。然而这样一种做法令他感到沉重的思想压力。虽然家庭采取了保留的态度，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则表示反对，他还是在1973年9月底递交了退学申请报告。大学拒绝了他的申请，由于钟志民一再坚持，报告就转到了江苏省委，但同样被否决了。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央。江青和周恩来插了手，退学申请最终被批准了。1974年2月他回到了1968年插队的江西省瑞金县。后来他多次参加江西及福建知识青年的省级会议。他当上了劳动模范、生产小队副队长和党小组组长。1976年他被任命为县共青团副书记＇ 刘小萌，前引，页538…546，及T。Bernstein，前引，页254。＇。这次事件之后，报刊又连续报道了另外几个干部（通常是军队干部）子女走后门进了大学又退学的事迹＇ 见《湖北日报》1974年2月7日，《内蒙古日报》1974年2月17日及《山西日报》1974年2月17日。＇。所有这些报道都是出自同一格式，完全可以看出那是由中央一级组织的一场运动。有的父母出来公开做自我批评。有些通过关系参了军或者进了工厂的青年也要求返回农村。
走后门的问题在1974年初的宣传工作中占着绝对重要的位子，尤其是从1月底到2月底。这不是没有理由突然出现的。干部子女走后门现象已经在知青及他们的父母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情绪。1973年夏的工作会议上曾对此进行过讨论，承认以前发布的有关三个文件并不十分见效。大家一致认为造成这种不正之风的责任是在已经死去的林彪身上，他1969年曾鼓吹“内部参军”＇ 顾洪章等，《始末》，页127。＇，但是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没有达成共识。大部分比较偏向于采取强硬措施：强迫所有走后门进来的一律回农村，要求领导干部起带头作用。但其他的则认为这个问题很敏感，很难明确“走后门”的含义，所以只应该着眼于将来从严。最后，报告提出三项要求：三个文件的内容必须让广大群众都知道，发动群众监督执行；领导干部要带头让自己的子女返回农村；今后，凡是走后门的将受党纪处分。这些决定传达到各地，引起很大反响。许多“走后门”上了大学或进了工厂的青年担心被清查出来，送回农村，宁愿“自动消失”。很多地方还张贴了大字报，矛头直指“走后门”的干部＇ 刘小萌，前引，页533…535。＇。这样的气氛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些“出身高贵”的年轻人，像钟志民，会感到惶恐不安。舍弃后门，甚至检举利用他们自童年起就享受惯的特权行为，这些都出自对自己家庭的一种反叛思想，以及对从小被灌输的革命价值的认同，也是他们对普通老百姓感到内疚的结果。但是，这些行为的道德意义要大打折扣，因为是用脱离实际的激进宣传口号来表达，特别因为是很明显地受了一个政治派别要攻击另一个派别的摆布。致命弱点在于从来都没有触及并挖出促成丑事的根子：所谓的“群众推荐”。群众在不掌握实权的情况下，这个选拔知青的制度实际上就是“为特权阶级和权力意志服务”＇ 邓贤，《中国知青梦》，页168。作者肯定地说，“根据统计”1972…1976年间进大学的知青，70％是高干子弟，进入知名大学的更超过90％。＇。止于揭发事实，而不寻根究因予以打击，极左派们的目的昭然若揭：派系斗争才是占首位的。
尽管两派在1973年有过妥协，知青工作会议就是一例，但极左派依然试图重获优势。在8月的十大上，他们成功地得以在中央最高层加强了自己的力量。但是他们觉得还远远没有能渗入进国家机构中去，尤其是周恩来广泛把持的政府及各行政部门。他们因此决定要反周以削弱他的势力，继而扩大自己在基层的影响力。运动因此就朝了另一个方向发展，1974年1月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实际上是向周恩来开战，毛本人是暗中支持的。周恩来召开了第一次讨论批林批孔运动的最高层会议，在这次会上极左派发起对“走后门”的总攻击，要求也对“走后门”进行批判，并称此“三批”为“三箭齐发”＇ 刘小萌，前引，页535…537，北京电台，1976年11月16日，刊于FBIS，1976年11月22日，也见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的报告，刊于Pékin Information，1977年8月29日，页26。＇。
批“走后门”对极左派来说的确是一匹绝好的战马。大批判2月底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将国家机构大多数干部陷入于尴尬受窘的处境。中央知青办下达指令，要求各地方知青办报告查出的走后门例案的数目以及将会采取的措施，这就预示着要更深入地发展运动。然而，出乎意料之外，到了3月这场批判嘎然终止。毛的忠心耿耿的臣仆发起了这场运动，而他自己在开初也明确支持过，但最后他亲手把它草草了结了。他收到了上述的最高层会议的汇报，在2月15日作了一个否定的批语，其中说到：“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又说为了避免冲淡批林批孔运动，最好将这个问题推迟到运动后期来解决。2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的意见发出了通知＇ 刘小萌，前引，页547。徐明旭，《调动》，页198，作者在这短篇小说里非常生动地叙述了打击走后门如何达到积极效果，及不久党的文件又把这效果一笔勾销。＇。毛为了一个不十分清楚的原因把这场对“走后门”的大批判亲手埋葬了。他在这次事件中前后不一致的做法可以与他过去的言行相比拟：文化革命中他鞭挞旧制度的弊病，着手创立一个全新的政治制度，后来他却放弃了一切努力甚至反对成立新的政治模式如“上海公社”，最终在九大上又重新供奉起本欲推翻的旧制度。假使批走后门运动继续发展，那么如果揭发特权扩大化，就有可能引发一轮对整个制度的彻底批判，他是否考虑至此，就犹豫了呢？他是否惧怕将来与周恩来及其支持者的冲突公开化？
扎根农村的样板
不管怎么样，极左派虽然被迫不可向“后门”射箭，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把弓收起来。在那个时期内，他们在政治战斗中没有停止过利用某些知识青年。1974年1月28日，正是批林批孔运动初期，江青写了一封信给河南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公社”的知青。有着这么一个特别名字的公社，是把大李庄乡范围内的某一公社所属的3个大队单独划出来成立的。当初就有农村知识青年毕业后回来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就是这种经验给了毛泽东一个机会在1955年写下那著名指示＇ 见本书，页57。＇。该公社理所当然地成了使用知识青年的典范，从1955年的35名农村知青，发展到1976年的千余名农村及城镇知青＇ 刘小萌，前引，页549。那个迅速电气化、机械化的公社在1969年底就已经有郑州来的400多名知青；见La Chine en construction，1969年11月，页35…38。＇。模仿毛（或说是帝王）的作风，江青派了她的一个亲信浩亮＇ 浩亮是位著名的京剧演员，尤其以他在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造型而扬名全国。他的原名是钱浩亮，但江青要求他改名字，舍去“资本主义”铜臭味儿的“钱”姓。他言听计从，他的忠心使他在1975年登上了文化部副部长的宝座。＇立即把信送到了该公社。浩亮声称，这封信也是给“全国知识青年”的。江青越过负责这方面工作的行政机构，企图在下乡运动的政策中插一手，扩大极左派在知青这一特殊社会阶层里的影响。她要求那里的知青积极参加批林批孔，还恭喜他们取得“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言外之意很清楚：返城就是失败。不过这一主题概念到1976年才得以公开扩展。江的这封信经知青办的渠道传遍了全国＇ 关于这件事，见刘小萌，前引，页548…555。亦见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26…127，及《始末》，页139…140。＇。然而信没有在报刊上发表，因为周恩来示意把此事压下来，以限制影响的扩散＇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27。＇。这封信显然是极左派针对知青的总体行动的一部分，树立典型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除了我们上面谈过的，还有两个模范也值得一提，一个是辽宁的，一个是上海的，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因为那两个地方是极左派势力的大本营。
吴献忠1968年在抚顺中学“毕业”（之前曾是红卫兵运动的积极分子），随后下了乡，在农村她对农业生产以及对宣传队工作无比热诚，表现突出。她多次拒绝回城，甚至拒绝应招进大学，这是她获得光荣称号的最主要原因。后来她当上了公社共青团团委书记和党支部副书记，但是她拒绝当脱产干部领取工资，宁愿继续挣工分。毛远新听说了这位女知青，决定把她树立为典型。1973年2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出了有关她的事迹的文章，题为“扎根农村干革命”，从此这就成了极左派的主要口号之一。1973年8月她还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9月14日《辽宁日报》撰文称颂她为“反潮流”英雄＇ 刘小萌，前引，页555…557。＇。
1969年4月，年方17岁的朱克家就从上海去了云南南部边境地区的西双版纳插队。他首先是名汉族好青年，愿为少数民族献身，给他们带去文明的曙光。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不仅学会了说还学会了写傣族语，另外还掌握了农业技术。1970年12月他搬到爱尼族居住的山寨，那里的生活条件更艰苦。他帮助建立了一个小小的水电站，令穷苦的爱尼族人能够用上电，此外又帮他们缝补衣服、修理农具。他是寨子历史上的第一个理发师傅，同时还讲课当教师。他因此得到山寨农民的一致好评。1972年被推荐去上大学，但他拒绝了。1973年3月，姚文元在上海听说了这位知青的事迹，立即派了两名记者飞赴云南。他们两人各自写了一篇过分夸大的赞扬朱的文章，同时又帮他完成另一篇，题为“我深深爱上边疆的一草一木”。这三篇文章首先发表在上海的两份报纸上，然后就刊登在1973年5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跟着全国各大报刊都转载了。在姚文元和张春桥的干预下，朱在4月被吸收加入共产党，8月就作为代表参加第十次全国党代会，而且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是最年青的一个。后来，他被安排进入王洪文组织的“工农干部读书班”深造，王还单独接见了朱。1974年5月朱升任云南省批林批孔办公室副主任，不久又被任命为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1975年1月他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大，而且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同上，页576…579。＇。朱克家晋升的速度与广度都是史无前例的。
吴献忠和朱克家两个都是“扎根”农村的典型。正如曾经谈过的其他典型，他们属于与极左派政治上有千丝万缕关系的那群知青。既然得到了急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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