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第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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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密谋分子的主观愿望再一次落空了。这两位陆军元帅确实飞到了希特勒的大本营，但只是去重申他们对最高统帅的忠诚。
　　“我们被抛弃了。”贝克愤恨地抱怨道。
　　对贝克和他的朋友们说来，这一点已很明显：他们不能期望从前方的高级指挥官那里得到实际的帮助。在绝望之余，他们转向唯一剩下的一个军事力量的来源——国内驻防军，或称补充军。国内驻防军根本不能说是一支军队，只是正在训练的新兵和在国内执行警卫任务的超龄部队的大杂烩。但那些人至少都有武装。在正规化的部队和武装党卫队远在前线的情况下，当希特勒遭到暗杀的时候，这支军队也许足以帮助密谋分子占领柏林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城市。
　　但是，在暗杀希特勒这一致命行动是否必要，甚至于是否适宜的问题上，反对派内部仍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例如，克莱骚集团就绝对反对任何这一类的暴力行动。这个集团是由一群各色各样的杰出青年知识分子和理想主义者组成的。他们聚集在德国两个最著名的、最贵族化的世家后裔的周围：一个是赫尔莫特·詹姆斯·冯·毛奇伯爵，他是1870年率领普鲁士军队战胜法国的那位陆军元帅的曾侄孙；另一个是彼得·约克·冯·瓦尔登堡伯爵，他是拿破仑时代那位著名将军瓦尔登堡的嫡系子孙，这位将军曾同克劳塞维兹一起在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缔结的道罗根条约上签字；根据这个条约，普鲁士军队调转枪口，帮助推翻了拿破仑。
　　这个集团的名称，来自毛奇在西里西亚的克莱骚的庄园。它不是一个阴谋团体，而是一个讨论小组*　，它的成员代表了纳粹上台以前的德国社会的横断面，也可以说是他们希望在希特勒统治的这场恶梦消失之后将要出现的德国社会的横断面。它包括两个耶稣会神甫，两个路德派牧师，若干保守分子，自由分子，社会民主党人，富裕的地主，前工会领导人，教授和外交官。虽然在出身和思想上各有不同，他们还是能找到广泛的共同点，使他们的反对希特勒的运动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伦理方面、哲学方面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政治方面有一定的基础。几乎所有这些人都在战争结束之前被绞死了，他们遗留的文件包括对未来的政府＇1016＇和对新社会的经济。社会和精神基础的规划。根据这些文件来判断，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要成为兄弟，现代社会的可怕病症，人类精神的败坏，将得到纠正。他们的理想是崇高的，高到像是在天空的白云之中，而且还染上一点德国神秘主义的色彩。
　　但是，这些有崇高理想的年轻人却有着令人难以相信的耐心。他们痛恨希特勒，痛恨他给德国和欧洲带来堕落。但是，他们对于推翻希特勒并不感到兴趣。他们认为德国即将遭到的失败会完成这个使命。他们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希特勒倒台以后。毛奇当时曾这样写道：“对我们来说……战后的欧洲是如何在我国人民心中重建人的形象的问题。”
　　杰出的美国新闻记者桃乐赛·汤普逊，长驻德国多年，对德国十分了解。
　　毛奇是她所接近的老朋友。她曾力劝他从山顶上走下来，正视现实。1942年夏天，在一系列从纽约发给“汉斯”的短波无线电广播中，他请求他和他的朋友们采取一定行动消除那个恶魔似的独裁者。她努力提醒他：“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圣者的世界里，而是一个凡人的世界里。”
　　“汉斯，上次我们见面，在临湖的那个美丽的阳台上一起喝茶……我说过，有一天你得用行动——剧烈的行动，来表明你的立场……而且我记得，我还问过你，你和你的朋友们究竟有没有勇气行动……”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结果，答案看来是这样：毛奇和他的朋友们有勇气议论——他们因此被杀害了——而无勇气行动。
　　这与其说是他们精神上的缺陷，倒不如说是理智上的缺陷，因为他们全部十分勇敢地面对残酷的死亡。这个缺陷是造成克莱骚集团同贝克一戈台勒—哈塞尔密谋集团之间分歧的主要原因，虽然他们对于未来接管纳粹政权的政府的性质和结构也有争论。
　　1943年1　月22日，他们在彼得·约克家里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议，由贝克将军主持。据哈塞尔在日记里说，贝克“当时是比较软弱和沉默的”。以后还开过几次会。在未来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上，在“青年人”和“老年人”
　　——用哈塞尔的话——之间，掀起了一场猛烈的争辩，毛奇同戈台勒之间也冲突起来。哈塞尔认为，这位前任莱比锡市长十分“反动”，同时指出毛奇“倾向英美与和平主义”。秘密警察也注意到了这次会议，后来在对参加者的审讯中，对于这些讨论提出了一份详细得惊人的报告。
　　对密谋分子的活动，希姆莱已经掌握了比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所意识到的更多的线索。本书所叙述的历史中，有不少意想不到的转折，这里又出现了这样一个转折。在1943年的这个关头，因为胜利的前景已经消失、失败的前景已在眼前，这个举止温文而嗜血成性的党卫队领袖、第三帝国的警察头子，开始对抵抗运动产生了个人的而且并不完全是不怀好意的兴趣。
　　他同抵抗运动进行了不止一次的友好接触。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这些密谋分子的心理状况：他们之中不止一个人——特别是波比茨——竟开始认为可以用希姆莱代替希特勒！这个看来狂热地效忠于希特勒的党卫队头子，自己也开始这样考虑，但是一直到最后，他始终耍两面派的手法，而在这个过程之中，许多英勇的密谋分子在他手里送了命。
　　抵抗运动现在在3　个方面进行工作。克莱骚集团为了拟订一个幻想中的太平盛世的规划，在进行着无休无止的讨论。比较现实一些的贝克集团在努力想办法杀掉希特勒，取得政权。它还在同西方进行接触，以便让民主的盟国得知将要发生的事情，并探询它们将会同一个新的反纳粹政府谈判什么样的和约。*　这些接触都是在斯德哥尔摩和瑞士进行的。
　　在瑞典首都，戈台勒常常同银行家马尔克斯和雅可布·瓦伦堡会晤。他们是他的老朋友，在伦敦有密切的商务关系和私人关系。在1942年4　月戈台勒同雅可布·瓦伦堡举行了一次会晤，戈台勒催促他设法同丘吉尔接上头。
　　密谋分子要求事先从这位首相那里得到保证：如果他们逮捕希特勒并推翻纳粹政府，盟国就同德国媾和。瓦伦堡回答说，根据他对英国政府的了解，要它作出这样的保证是办不到的。
　　一个月之后，两个路德派教士在斯德哥尔摩同英国人进行了直接的接触。他们是德国福音派教会对外关系局成员之一汉斯·舒恩菲尔德博士和狄特里希·波霍弗牧师，后者是一个著名的神职人员和积极的密谋分子。他们听说英国圣公会契切斯特主教乔治·贝尔博士正在斯德哥尔摩访问，就赶去见他。波霍弗是化了装，拿着谍报局奥斯特上校给他的伪造护照出国的。
　　两个牧师对主教谈了密谋分子的计划，而且同戈台勒一样，提出了这个问题：一旦希待勒被推翻之后，西方盟国是否将同一个非纳粹政府谈判一个体面的和约。他们要求通过私下的通讯或公开的宣言得到答复。为了使主教得到反希特勒的密谋是认乎其真的印象，波霍弗给了他一份领导人名单。这个不慎的行动后来使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并且使得其他许多人不可避免地遭到杀害。
　　这是盟国所掌握的关于德国内部的反对派及其计划的最权威和最新的材料。6　月间，贝尔主教回到伦敦之后，立即转给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
　　但是，1938年曾经为了抗议张伯伦对希特勒的姑息政策而辞去外交大臣职务的艾登，看了这份材料以后，却心存怀疑。因为从慕尼黑事件以来，英国政府曾经从自称是德国密谋分子的人那里得到过类似的材料，但是一直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结果就没有给予答复。
　　德国地下组织和盟国方面在瑞士的接触，主要是通过艾伦·杜勒斯。他从1942年11月到战争结束，一直是在瑞士的美国战略服务处的负责人。他的主要客人是汉斯·吉斯维乌斯。吉斯维乌斯是德国谍报局的工作人员，派在德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当副领事。他经常从柏林到伯尔尼来旅行。前面已经提到，他也是谋反活动的积极分子。他的作用主要是从贝克和戈台勒那里把消息传递给杜勒斯，让他随时了解各种反希特勒计划的发展情况。去访问杜勒斯的其他德国人中间还有舒恩菲尔德博士和特罗特·佐·索尔兹，后者是克莱骚集团的成员之一，也是谋反活动的参加者之一。他有一次到瑞士去，像其他许多人做过的那样，对杜勒斯提出“警告”：如果西方民主国家拒绝考虑同一个反纳粹的德国政府签订一个体面的和约，密谋分子们就要转向苏俄。杜勒斯虽然本人表示同情，但无法给予任何保证。这些德国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既如此坚持从西方取得有利的和平解决，而在取得这一和平解决之前，对除掉希特勒却又如此踌躇不定，这不免使人们感到奇怪。人们可能以为，如果他们像经常所声述的那样——这无疑是真诚的——把纳粹主义看作一种滔天的罪恶，他们就应该集中力量努力去推翻它，而不管西方会怎样对待他们的新政权。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这些“善良的德国人”中的许多人，太容易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外部世界，正如他们之中的有些人，把第一次战败后德国的苦难，甚至于把希特勒本人的得势，都归咎于外部世界一样。
　　“闪电计划”
　　1943年2　月，戈台勒在斯德哥尔摩告诉雅可布·瓦伦堡，“他们计划在3　月份发动政变”。
　　他们确实有这样的计划。
　　这个计划称作“闪电计划”，是陆军办公厅主任弗雷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和克鲁格率领下在俄国作战的中央集团军参谋长冯·特莱斯科夫将军两人在1　月和2　月间筹划的。奥尔布里希特是一个十分虔诚的教徒，新近才参加密谋集团。但是他由于就任新职，很快就成为一个关键人物。
　　作为补充军司令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将军的副手，他的地位使他能够集结柏林和德国其他大城市的卫戍部队来支持密谋分子。弗洛姆本人同克鲁格一样，现在对元首的幻想已经破灭了，但还被认为不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所以没有让他参与这个密谋。
　　2　月末，奥尔布里希特对特莱斯科夫参谋部中一个低级军官、年轻的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是‘闪电’的时候了。”3　月初，密谋分子在中央集团军总部所在地斯摩棱斯克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虽然没有参加行动，他是知道这件事情的，还为这次会议作了安排。他同他手下的汉斯·冯·杜那尼和埃尔温·拉豪森将军一起飞到斯摩棱斯克，表面上是去召开一次武装部队谍报军官会议。拉豪森随身带了几个炸弹。他从前是奥地利陆军的一个谍报军官，在参与谋反活动的德国谍报局人员中，他是在大战结束时唯一的幸存者。
　　施拉勃伦道夫和特莱斯科夫在经过多次试验之后，发现德国炸弹不适合他们行动的要求。据这个年轻军官后来解释，这些德国炸弹要用一根信管引发，信管点燃时发出一种不大的嘶嘶的声音，这就会使他们露了马脚。他们发现英国炸弹好一些。施拉勃伦道夫说，“在爆炸之前，它们没有任何声响”。
　　英国皇家空军曾经在欧洲的德国占领区空投过许多这样的武器，供盟国特务人员进行破坏之用，有一个曾被用来暗杀海德里希。谍报局收集到一些，后来转到密谋分子手中。
　　斯摩棱斯克会议订出的计划是诱使希特勒到这个集团军总部来，在那里把他干掉。这将是在柏林发动政变的讯号。
　　希特勒现在对绝大多数将领都有戒心，所以要诱使他进圈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特莱斯科夫说服了他的一个老朋友——希特勒的副官，现在成了将军的施蒙特，要他对希特勒做工作。在经过一阵犹疑和几次改期之后，元首终于同意在1943年3　月13日到斯摩棱斯克来。施蒙特本人对这个阴谋是完全不知情的。
　　在这期间，特莱斯科夫又重新努力使他的上司克鲁格来领头杀死希特勒。他向这位陆军元帅建议，准许指挥集团军司令部骑兵部队的陆军中校冯·波斯拉格男爵在希特勒和他的卫队到达时，用这支部队把他们消灭。波斯拉格是欣然同意的。他所需要的只是陆军元帅的一道命令。但是这位动摇不定的司令官没有敢下这道命令。特莱斯科夫和施拉勃伦道夫于是决定亲自动手。
　　他们打算只是简单地在希特勒回去的时候在他的飞机里放一个英国制的炸弹。施拉勃伦道夫后来解释说，“把事情弄得像是飞机失事，可以避免暗杀行动在政治上的不利后果。因为当时希特［1020］勒还有许多党徒，如果发生暗杀事件，他们将对我们的起事进行坚决的抵抗”。
　　在3　月13日希特勒到达后的下午和晚上，这两个反纳粹的军官曾经两度准备改变计划。他们先想在希特勒同集团军高级将领开会的克鲁格私人寓所里让炸弹爆炸；后来又想在这群人吃晚饭的军官食堂里爆炸。但是这样做将会炸死一些将领，而密谋分子正是指望着这些将领，在他们一旦摆脱个人对元首效忠誓言的约束之后，帮助他们在德意志帝国接管权力的。
　　晚餐之后，元首的飞机立即就要起飞。把炸弹偷运进飞机这个工作还未完成。施拉勃伦道夫已经把他称作“两个爆炸包”的东西装置好，而且把它们扎在一起，像是两瓶白兰地酒。在进餐的时候，特莱斯科夫做出很自然的样子，问希特勒随行人员之一、陆军参谋总部一个名叫海因兹·勃兰特的上校，能不能帮忙把他的一份礼物——两瓶白兰地酒，带给他的老朋友、陆军总司令部组织处处长赫尔莫特·斯蒂夫将军。勃兰特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什么问题，就答应说，他乐于帮忙。
　　在飞机场上，施拉勃伦道夫紧张地用手指从他那个包裹的一个小小的开口处伸进去，开动了定时炸弹的装置，然后在勃兰特走上元首座机的时候，把这个包裹交给了他。这是一个构造精巧的武器。它没有那种使人生疑的钟表装置。当这个青年军官按了一个按钮之后，一个小瓶子就被打破，流出一种腐蚀性的化学品，把一根拉住弹簧的金属线慢慢腐蚀掉。这根线蚀尽之后，弹簧就把撞针一推，打着雷管，使炸弹爆炸。
　　施拉勃伦道夫说，他们预计希特勒的飞机从斯摩棱斯克起飞之后约30分钟，刚过明斯克不久，就会出事。他兴奋之极，打电话给柏林，用密码通知那里的密谋分子，“闪电”已经开始。然后，他同特莱斯科夫怀着怦怦跳动的心，等待着惊人的消息。他们预期，最早的消息将来自护送元首座机的战斗机的无线电报告。他们1　分钟1　分钟地数着，20分、30分、40分，1　个小时……还是没有消息。过了两个多小时，消息来了。那是一个例行公事的电报，报告希特勒已在腊斯登堡降落了。
　　［施拉勃伦道夫后来复述当时情况说］我们都怔住了，想不出失败的原因。我马上给柏林打电话，用密码告诉他们，尝试失败了。接着特莱斯科夫和我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我们震动得很厉害。这次尝试失败是十分严重的事情。但更糟糕的将是炸弹被发现，这必然会引起对我们的侦查和一大批紧密合作者的送命。
　　炸弹永远没有被发现。当天夜里，特莱斯科夫打电话给勃兰特上校，随意地问起他是不是已经抽空把他的包裹送给斯蒂夫将军。勃兰特说，他还没有功夫办这件事情。待莱斯科夫就叫他别送去了，因为瓶子弄错了，施拉勃伦道夫明天有点公事到那里去，将托他把想送给斯蒂夫的真正好白兰地捎去。
　　施拉勃伦道夫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飞到希特勒的大本营，把两瓶白兰地酒换出了那个炸弹。［他后来叙述说＇　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我的恐怖心情。勃兰特把炸弹递给我，不小心猛然一撞，使我担心它会来一个过时的爆炸。我装得很镇静，不去想我拿着的是个炸弹，立即上了汽车，开到邻近的科尔青铁路交叉点。
　　他从那里搭夜车去柏林。在卧车车厢里，他关起门来，一个人把炸弹拆开。他很快就发现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说，为什么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炸弹的装置是灵的；小瓶子破了；腐蚀性的液体蚀尽了金属线；撞针也向前撞过了；但是，雷管没有发火。
　　柏林的密谋分子极度失望，但并不气馁。他们决定对暗害希特勒再来一次新的尝试。很快就有了一个好机会。希特勒将由戈林、希姆莱和凯特尔陪同，出席3　月21日在柏林军械库举行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的纪念仪式。这是一个不仅可以搞掉希特勒而且还可以搞掉他的主要伙伴的机会。正如克鲁格的参谋部中的谍报科长冯·格斯道夫上校后来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特莱斯科夫选定格斯道夫男爵来掌握炸弹，这是一次要同归于尽的任务。计划是这样：上校把两颗炸弹藏在大衣口袋里，点上信管，在仪式中尽量靠近希特勒站着，把元首和他的随从以及上校自己都送上西天。格斯道夫以突出的勇敢精神，毫不踌躇地自愿牺牲自己的生命。
　　3　月20日晚上，他在柏林艾登饭店他的房间里同施拉勃伦道夫见面。施拉勃伦道夫带来了两颗炸弹，用的都是点燃10分钟的信管。但因为军械库内玻璃顶的院子里气温接近零度，这些武器爆炸之前可能需要15分钟到20分钟时间。希特勒在发表演说之后，预定在这个院子里用半小时参观从俄国人那里缴获的战利品的展览。这个展览是格斯道夫的部下布置的。这是上校能够接近元首和杀害他的唯一的地方。
　　格斯道夫后来叙述了当年所发生的事情。
　　第二天，我在大衣两边口袋里各装了1　个带10分钟信管的炸弹。我打算尽可能靠近希特勒，这样至少可以把他炸得粉碎。当希特勒……走进展览厅的时候，施蒙特过来告诉我，希特勒准备只用8　分钟或10分钟参观展览。固此，不可能实行这次暗杀了，因为即使在正常的温度下，信管至少也需要10分钟。这个最后1　分钟的改变计划，是希特勒典型的保安诡计，又一次救了他的命。*　格斯道夫说，特莱斯科夫将军在斯摩棱斯克“手里拿着一只跑表”，焦急地和期待地听着仪式的实况广播。当广播员宣布，希特勒进了展览厅只停留了8　分钟就离开时，这位将军知道，又一次尝试失败了。
　　后来至少又有3　次密谋分子称之为“大衣”行刺希特勒的尝试，但下面我们将会看到，每一次都遭到类似的挫折。
　　1943年初，在德国发生了一次自发性的事件。这次事件虽然规模不大，但有助于使抵抗运动萎靡不振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而到那时为止，抵抗运动想除掉希特勒的所有尝试都告挫败了。这次事件又是一个警告，说明纳粹当局对于最起码的反对的表示，会采用多么残酷无情的手段。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过，德国的大学生在30年代初期，曾经是最狂热的纳粹分子。但是，希特勒的10年统治使他们幻想破灭了。德国不能赢得战争，特别是当1943年来临的时候，发生了斯大林格勒的灾难，这就使这种幻灭感更加尖锐起来。慕尼黑曾经是产生纳粹主义的城市。慕尼黑大学现在却成了学生反抗运动的温床。领头的人物是一个25岁的医科学生汉斯·舒尔和他的21岁的妹妹、学生物学的沙菲。他们思想上的导师是一个哲学教授，名叫库特·休伯。他们利用称为“白玫瑰通信”的方式，在其他大学里进行反纳粹的宣传，并且同柏林的密谋分子也取得了联系。［1023］1943年2　月里的一天，巴伐利亚纳粹党领袖保罗·吉斯勒在收到了秘密警察送给他的一批这种信件之后，召集了学生开会。他在会上宣布，身体不合格的男生——身体合格的都已被征入陆军服役——将被分配去做某种更有用的战时工作。接着，他不怀好意地对大家瞟了一眼，提出要女生们为了祖国的利益每年生一个孩子。
　　他还说：“如果有些姑娘缺少足够的姿色去勾上男人，我可以把我的副官分配给她们……而且我能保证她们尝到妙不可言的滋味。”
　　巴伐利亚人虽然素以有点粗俗的幽默著称，但是学生们对这种下流话是受不了的。他们把这个党领袖轰下了台，又把来保护他的几个秘密警察和党卫队人员赶出会场。当天下午，反纳粹的学生在慕尼黑街道上举行示威，这在第三帝国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学生们在舒尔兄妹领导下，开始散发小册子，公开号召德国青年行动起来。2　月19日，一个宿舍管理员看到汉斯·舒尔和沙菲·舒尔从大学的阳台上撒传单，就向秘密警察告了密。
　　他们送命的经过是迅速而野蛮的。他们被拉到可怕的“人民法庭”上，由庭长罗兰·法赖斯勒主持审判。法赖斯勒大概可以说是第三帝国中继海德里希之后最阴险和最嗜杀的纳粹分子，本书以后还要提到他。他们被判定犯了叛国罪，宣判死刑。在受讯时，沙菲·舒尔被秘密警察拷打得十分厉害，她出庭的时候，有一条腿已经折断了。但是她的精神仍然不屈。对法赖斯勒的野蛮威吓，她平静地回答：“你同我们一样都知道，这场战争已经输定了。
　　为什么你这样卑怯，不敢承认这一点？”
　　她撑着拐杖，一步一拐地走向绞刑架，极其英勇地迎接死亡。她的哥哥也是这样。休伯教授和另外几个学生在几天之后也被处死刑。
　　这一事件促使在柏林的密谋分子看到他们面临着的危险。这时，在密谋分子中间，某些领导人的轻举妄动，经常引起其他领导人的担心。戈台勒本人嘴巴太不牢。波比茨在努力试探希姆莱和党卫队其他高级军官参加密谋集团的可能性，这是极端冒险的。为人十分独特的威兹萨克在战后喜欢把他自己描绘成坚决的抵抗分子，但在当时他吓得同最亲密的朋友哈塞尔断绝一切来往。他指责哈塞尔（还有冯·哈塞尔夫人）“轻率得令人难以置信”，还警告说，秘密警察正在跟踪哈塞尔。*　秘密警察还在监视着其他许多人，特别是多嘴的、自信的戈台勒。1943年3　月，是密谋分子受挫折的月份，他们两次行刺希特勒的尝试都流产了。紧接着，秘密警察又给了他们一次打击。但是，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打击主要不是由于专门的追踪技术，而是两个情报机构、即武装部队谍报局和希姆莱的中央保安局倾轧的结果，中央保安局主管党卫队的情报机构并且想把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撵走，接管他的谍报局。
　　1942年秋天，一个名叫施密特休伯的慕尼黑商人，因为私运外币越境到瑞士而被捕。他实际上是谍报局的一个特务，但他长久以来运出国境的钱是给在瑞士的一群犹太难民的。在第三帝国，一个德国人的最大罪过莫过于此了，哪怕他是一个谍报局特务也罢。由于卡纳里斯没有营救施密特休伯，这个特务就开始向秘密警察供出他所了解的谍报局的情况。他攀出汉斯·冯·杜那尼。杜那尼同奥斯特上校一样，一直是密谋集团的核心分子。施密特休伯告诉了希姆莱手下的人，1940年约瑟夫·缨勒博士到梵蒂冈去的任务，是通过教皇同英国人搭上关系。他透露了1942年波霍弗牧师用谍报局发的伪造护照到斯德哥尔摩去访问契切斯特主教的事情。他还暗示出奥斯特想除掉希特勒的各种计划。
　　经过几个月的侦察，秘密警察行动了。1943年4　月5　日，杜那尼、缪勒和波霍弗被捕。奥斯特在这期间已经设法销毁了大部分罪证文件，在12月间被迫辞去谍报局职务，在莱比锡被软禁起来。
　　这对密谋集团是一个沉重打击。施拉勃伦道夫谈到奥斯特时说，他是“一个上帝要塑造的那种样子的人，头脑清楚而沉着，危险临头仍镇定如常”。
　　从1938年试图搞掉希特勒以来，奥斯特一直是密谋集团中关键人物之一。杜那尼的职业是律师，他一直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助手。新教牧师波霍弗和天主教神甫缪勒，不但为抵抗运动带来巨大的精神力量，而且在历次国外活动中，表现出个人英勇不屈的典范。他们被捕之后，备受酷刑，但仍拒绝出卖他们的同志。
　　但最严重的是，谍报局瓦解之后，密谋分子失去了“掩护”，也失去了他们相互之间、他们同犹豫观望的将军们之间、他们同西方的朋友们之间互通声气的主要途径。
　　希姆莱警犬的追踪又有了更多的发现，几个月之内谍报局和它的首脑卡纳里斯就完全完蛋了。
　　有一个新发现是在1943年9　月10日发生的，是在纳粹圈子里称为“索尔夫夫人茶会”的事件引起的。安娜·索尔夫夫人的已故丈夫曾在威廉二世手下做过殖民大臣，在魏玛共和国做过驻日本大使。她很久以来就是柏林一个反纳粹的“沙龙”的女主人。常到这个“沙龙”来的有许多高贵的客人，其中有：俾斯麦的孙女汉娜·冯·勃莱多夫伯爵夫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驻美大使的侄子艾尔布莱希特·冯·伯恩施多夫伯爵，著名的耶稣会神甫埃克斯勒本，还有外交部一个高级官员奥托·基普和伊丽莎白·冯·泰登。
　　奥托·基普曾因参加一次招待爱因斯坦教授的午宴，被免去德国驻纽约总领事的职务，但后来又设法复任外交官职。伊丽莎白·冯·泰登是一个有才华的、虔诚信教的妇女，在海德耳堡附近的威勃林根办一所著名的女子学校。
　　9　月10日在索尔夫夫人家里的茶会上，冯·泰登小姐带来一个少年英俊的瑞士医生，名叫勒克西，在沙尔勃鲁赫教授主持的柏林仁慈医院工作。同极大多数瑞士人一样，勒克西博士表示了强烈的反纳粹情绪。在场的许多人都表示同感，特别是基普。茶会散场之前，这个好意的大夫自动提出，愿意为索尔夫夫人或她的客人递送任何信件给他们在瑞士的朋友——德国反纳粹的流亡分子和英美外交官。在场的不止一个人很快接受了他的好意。
　　不幸的是，勒克西博士是秘密警察的特务。他把几封可以作为罪证的信件和关于这次茶会的报告，一起交给了秘密警察当局。
　　冯·毛奇伯爵的一个在空军部工作的朋友偷听到了这个瑞士医生同秘密警察之间的几次电话。冯·毛奇伯爵从这一朋友那里得悉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