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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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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卦僖淮吻缶扔诟衤弈伞Ｈ绻罡咄乘Р咳衔律系挚剐脊行┪⒌某晒赡埽２卮鹩ι璺ㄊ挂榛峋芫邮芎驮肌５撬匦肓⒖痰玫揭桓龃鸶础Ｗ詈笸ǖ娑ǖ南奁�6 月24日来到了。
下午4 点30分的时候，内阁还在开会以求作出最后的决定。兴登堡和格罗纳再一次商量。“你同我一样明白，武装抵抗是不可能的事，”年迈力衰的陆军元帅说。但是，正如1918年11月9 日在斯巴一样，他当时没有勇气把无情的真相面告德皇，而把这件不愉快的任务交给了格罗纳，这一次他又不愿亲自把真相告诉共和国临时总统。他对格罗纳说：“你可以把答复告诉总统，同我去告诉没有什么两样。”再一次，这位将军义不容辞地担当了原来属于元帅的最后责任。虽然他也一定知道，他这样做最后将加倍地肯定在军官团面前成为替罪羊，他还是把最高统帅部的意见在电话中告诉了总统。
既然军队的领导人承担了责任——但是这一点在德国马上被忘怀了——国民议会就松了一口气，终于以绝大多数通过签订和约，这个决定通知克莱孟梭时，距离协约国最后通碟的限期只差19分钟。4 天以后，1919年6 月28日，和约在凡尔赛宫的明镜殿签了字。
一个不和睦的家庭
从那一天起，德国成了一个不和睦的家庭。保守派既不接受和约，也不接受批准和约的共和国。从长远来说，陆军也不会接受——格罗纳将军是例外——虽然它曾宣誓要支持新的民主政体，而且签订凡尔赛和约的最后决定也是它自己作出的。尽管发生了11月“革命”，保守派仍旧掌握着经济实权。他们拥有工业、大庄园和全国大部分资本，他们的财富可以用来、而且实际上也的确是用来资助各个政党和从今起努力败坏共和国声誉的政治报纸。
和约的墨迹未干，陆军就已经开始规避和约的军事限制。由于社会党领袖的胆怯和短视，军官团不仅能够按照普鲁士原来的传统保持了陆军，这一点已见上述，而且还能够成为新德国的真正政治力量中心。直到寿命不长的共和国的最后几天为止，陆军一直没有把它的命运押在任何一个政治运动上面。但是在10万新国防军的杰出创建者汉斯·冯·西克特将军的领导下，陆军为数虽少，却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对德国的内外政策有越来越大的影响，最后终于达到了共和国的继续存在要取决于军官团的意志的地步。
作为国中之国，它对全国政府保持独立地位。按照魏玛宪法，像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军队那样，陆军应该从属于内阁和议会。但是它却没有如此。
军官团也没有清洗掉它的保皇反共和的思想情绪。少数社会党领袖如谢德曼和格尔兹辛斯基主张将陆军“民主化”。他们看到了将陆军交还给有着极权主义、帝国主义老传统的军官的危险。但是他们不仅受到了将军们的有效反对，而且也受到了他们自己的、以国防部长诺斯克为首的社会党同志的有效反对。这位无产阶级出身的共和国部长公然大言不惭他说，他要恢复“军人对世界大战的骄做记忆”。合法选出的政府没有能够建立一支忠于它自己的民主精神、服从内阁和国会的新陆军，这是共和国的一个致命错误。时间后来证明了这一点。
没有清洗司法系统是另一个致命错误。司法当局成了反革命的中心之一，滥用法律来为反动的政治目的服务。“不可能逃避这样的结论，”历史学家弗朗兹·Ｌ·纽曼说，“政治审判是德意志共和国生命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1920年发生卡普政变后，政府对705 人提出叛国罪起诉，只有1 个人即柏林警察局长受到了判决——5 年“光荣监禁”。普鲁士邦不发给他年金时，最高法院还下令照旧发给。德国某地的一个法院在1926年12月裁决，要发给卡普政变军事首脑冯·卢特维茨将军积欠的年金，包括他在反叛政府的时期和他逃匿在匈牙利躲避法律制裁的5 年期间的年金。
而另外一方面，成百上千的德国自由主义者却以叛国罪被判长期徒刑，只是因为他们在报上或演讲中揭露了或谴责了陆军不断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行为。对于共和国支持者，无情地应用了叛国罪法律，但是对于那些企图推翻共和国的右派，却不是无罪释放，就是只判以最轻的判决，这一点，阿道夫·希特勒很快地就＇61＇看到了。甚至暗杀凶犯，只要是属于右派，而被杀者属于民主分子，也得到法院的宽大对待，或者得到陆军军官和右翼极端分子的帮助，逃出法院的拘押，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因此，只剩下温和的社会党人，在民主分子和天主教中央党人的协助下，独力支撑这个诞生以后就摇摇欲坠的共和国。他们受到了反对者的痛恨、咒骂，有时是子弹的袭击，这些反对者为数日众，决心日坚。“在人民的心中，”
以《西方的衰亡》（《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ｉ》）一书声名鼓噪一时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叫嚷道，“魏玛宪法已注定要死亡了。”在南部的巴伐利亚，年轻的煽动家阿道夫·希特勒理解到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的、反共和的新浪潮的力量。他开始驾驭这一力量。
时局对他帮了很大的忙，特别是这两件事：马克的贬值和法国的占领鲁尔，我们前面已经谈到，马克在1921年开始贬值，和美元的比价跌到75：1 ，次年跌到400：1 ，1923年年初跌到7000：1。在1922年秋天，德国政府已经要求协约国暂缓偿还赔款。法国的普恩加费政府断然拒绝。当德国不能交付木材时，在战时曾任法国总统的这位头脑死硬的总理命令法国军队占领鲁尔。在上西里西亚割让给了波兰以后，德国的这一煤钢产量占全国4/5 的工业心脏，如今就同德国其他部分隔绝了。
这个对德国经济起瘫痪作用的打击使德国人民暂时团结起来，而自从1914年以来，他们还从来没有这样团结过。鲁尔的工人宣布举行总罢工，并且得到柏林政府的经济支援，后者号召进行消极抵抗。在陆军的帮助下，组织了破坏活动和游击战争。法国以逮捕、驱逐出境、甚至死刑来对付。但是在鲁尔，没有一架机器的轮子转动。
对德国经济的扼杀，加速了马克的最后崩溃。
1923年1 月占领鲁尔的那一天，马克对美元比价跌到了1。8 万：1 ，到7 月1 日，跌到了16万：1 ，到8 月1 日跌到了100 万：1 ，到11月，希特勒认为他的时辰来到时，马克跌到了40亿比1 美元，此后，数字就以兆计了。
德国货币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工资薪水的购买力等于零。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一生积蓄都荡然无存。但是遭到毁灭的还有更加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德国人民对德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的信任。德国社会历来竭力鼓励储蓄和投资，并且庄严地保证这种储蓄和投资能够得到万无一失的报偿，结果却自食其言，这样一个社会的标准和行为还值得相信吗？这不是对人民布下的大骗局吗？
这场灾祸不是应该怪那个向敌人投降和接受赔款重担的民主共和国吗？
对其本身的生存颇为不幸的是，共和国的确要负一份＇62＇责任。通货膨胀本来是可以靠平衡预算来制止的，尽管平衡预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也不是办不到的。适当增税本来可以实现预算平衡，但是新政府却不敢适当地增税。说到底，1640亿马克的战争费用也一点不是靠直接征税来筹措的，其中930 亿马克靠发行战时公债，290 亿马克靠金库券，其余靠增发纸币。共和国政府不但没有对有力量的人大大增加税额，反而在1921年削减了他们的税额。
从此以后，在大工业家和大地主的教唆下，政府有意让马克崩溃，为了使国家能够逃避公债，免付赔款，在鲁尔跟法国捣蛋。这样做，对大工业家和大地主肯定是有好处的，而人民群众却在经济上遭到了毁灭。此外，货币贬值也使德国重工业能够用毫无价值的马克偿清债务，参谋总部为了要逃避和约中取缔其存在的条款，这时已伪装为军队办公室（Ｔｒｕｐｐｅｎａｍｔ），它也注意到，马克的贬值扫清了战争债务，这样就可以使德国在财政上毫无牵累，可以从事一场新的战争。
但是人民群众并不知道工业巨头、陆军和国家从货币的贬值中得到多少好处。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大笔银行存款还买不到一把胡萝卜、几个马铃薯、几两糖、一磅面粉。他们知道，作为个人，他们是破产了。他们也知道饥肠辘辘的滋味，因为这是每天尝到的。他们在痛苦和绝望之余，把共和国当作这一切罪过的替罪羊。这样的时候正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天赐良机。
巴伐利亚发生的反叛
“政府镇定沉着地继续印发这些废纸，因为，如果停止印发的话，政府就完蛋了，”他叫嚷道，“因为一旦印刷机停止转动——而这是稳定马克的先决条件——骗局马上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请相信我，我们的痛苦只会增加。而坏蛋们却安然无事。原因是：国家本身已经成了最大的骗子和恶棍。这是个强盗的国家！？？如果受惊的人民注意到，他们即使有几十亿马克，也只有挨饿的份儿，那他们一定会作出这个结论：我们不能再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毫无疑问，通货漫天膨胀所带来的困难和动荡不定迫使千百万德国人民得出了这个结论，而希特勒是非常乐意把他们引导上这条道路的。事实上，他早已开始相信，1923年混乱的局面已经造成了一个可能不再来临的推翻共和国的机会。但是，如果他本人要来领导这场反革命活动的话，他的道路上还有一定的困难。而＇63＇如果不是由他来领导，他就没有多大兴趣。
这些困难首先是，纳粹党虽然党员人数日增，还远不是巴伐利亚最重要的一个政治运动，而在巴伐利亚境外，它更是默默无闻。这样一个小党怎么能够推翻共和国呢？希特勒不是个能轻易被困难吓倒的人，他认为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可以把巴伐利亚所有反共和的民族主义势力团结在他的领导之下。然后在巴伐利亚政府、武装团体和驻扎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支援之下，他可以领导一次向柏林的进军——像一年前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一样——推翻魏玛共和国，显然，墨索里尼轻易取得的胜利触发了他的灵机。
法国占领鲁尔虽然重新燃起了德国对传统敌人的仇恨，从而使民族主义精神复活，但是却使希特勒的计划变得困难了。法国这样做，使得德国人民团结在抵抗法国的柏林共和政府的背后。这是希特勒所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他的目标是摧毁共和国。至于法国，德国可以在实现了自己的民族主义革命和建立了独裁政权以后，再来收拾它。希特勒在有力的舆论潮流面前居然敢冒大不韪，采取一个不得人心的方针：“不——不要打倒法国，而是要打倒祖国的叛徒！打倒十一月罪人！这才是我们的口号。”在1923年的头几个月里，希特勒就致力于实现这个口号。2 用间，主要是由于罗姆在组织工作上的本领，巴伐利亚有4 个武装的“爱国团体”同纳粹党联合组成所谓“祖国战斗团体工作联盟”，而以希特勒为政治领导。9 月间组织了一个名叫“德国人战斗联盟”的更强有力的团体，希特勒担任三人领导之一。这一组织是9 月2 日在纽伦堡举行群众大会庆祝德国1870年在色当战败法国的53周年纪念时产生的。南德大部分具有法西斯思想的团体都有代表参加，希特勒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激烈的反对中央政府的演说后，受到了全场起立的欢呼。新成立的战斗联盟公开声称它的目标是：推翻共和国，撕毁凡尔赛和约。
在纽伦堡开会期间，检阅示威群众游行的时候，希特勒在检阅台上站在鲁登道夫将军的旁边。这并不是件偶然的事。若干时候以来，这个年轻的纳粹党头子就一直在拉拢这位战时英雄。鲁登道夫曾经让柏林卡普政变的策动者利用他的声名，现在既然他继续鼓励右翼的反革命，也就有可能诱使他来支持希特勒心中开始萌芽的那种行动。这位老将军是一点也没有政治头脑的；他现在定居在慕尼黑郊外，毫不掩饰他对巴伐利亚人、对巴伐利亚王位可能继承人卢伯莱希特太子、对德国天主教会势力最大的一邦＇64＇的天主教会的蔑视。这一切，希特勒都知道，但是，这正合他的心意。他并不想要鲁登道夫来担任民族主义反革命运动的政治领袖——虽然人人皆知，这位战时英雄颇有雄心担当这个角色。希特勒要把这个角色留给自己。但是鲁登道夫的名字，他在军官团和整个德国保守派中间的声望，对这个在巴伐利亚境外还是默默无闻的地方政客来说，却是个本钱。于是希特勒开始把鲁登道夫：包括到他的计划里面。1923年秋，德意志共和国和巴伐利亚邦之间的危机达到了顶点。9月26 日那天，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总理宣布结束在鲁尔的消极抵抗，德国恢复支付赔款。这个前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喉舌是个坚决的保守派，而且从骨子里来说，还是个保皇派，他已认定，如果德国要得救，要统一，要恢复强大，那就必须——至少在目前——同意共和国的存在，同协约国妥协，取得喘息的时间来恢复经济力量。如果再听其自流的话，只会造成内战，也许最后会导致国家的毁灭。
在鲁尔放弃对法国的抵抗和恢复赔款负担这两件事，在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和在共产党人中间引起了一场狂怒和歇斯底里的叫嚷。共产党的势力这时也有了增长，他们同民族主义者一起，猛烈谴责共和国。施特莱斯曼面临着来自极右方面和极左方面的严重反叛。关于这一点，他是预见到的，他在宣布改变鲁尔和赔款问题政策的那一天就请总统埃伯特宣布了紧急状态。从1923年9 月26日一直到1924年2 月，根据紧急状态法，德国的执行权力交给国防部长奥托·格斯勒和陆军司令冯·西克特将军。实际上，这就使得冯·西克特将军和他的陆军成了全国的实际独裁者。
巴伐利亚毫无意思接受这样一个解决办法。欧根·冯·克尼林领导的巴伐利亚内阁9 月26日在本邦宣布了紧急状态，任命右翼保皇派、前邦总理古斯塔夫·冯·卡尔为拥有独裁权力的邦长官。在柏林方面，有人担心巴伐利亚可能退出德国，拥护维特尔斯已赫王室复辟，也许还会同奥地利组织一个南德意志联邦。于是埃伯特总统就匆匆忙忙地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并且邀请冯·西克特将军参加。埃伯特想要知道陆军站在哪一方面。西克特直率地告诉他：“总统先生，陆军站在我的背后。”这位夹着单镜片、面无表情的普鲁士籍总司令的冷冰冰的话，不出所料，并没有使德国总统或者总理感到惊异。他们早已认识到陆军那种不服从任何方面的国中之国的地位。我们前面已经谈到，3 年以前，当柏林被卡普部队占领的时候，曾向西克特提出过类似的呼吁，当时陆军就站在这位将军的背后，而没有站在共和：＇65＇国的背后。现在1923年的唯一问题是，西克特站在哪里。
共和国真是幸运，他这次是站在共和国的背后，这不是因为他相信共和民主的原则，而是因为他看到，就目前来说，要保全本身受到巴伐利亚和北方的反叛威胁的陆军，要防止德国陷于灾难深重的内战，支持现政权是必要的。西克特知道，驻扎在慕尼黑的那一个师里有些领导军官站在巴伐利亚分离主义者一边。他也知道有个“黑色国防军”的阴谋，其首领是前参谋总部军官布赫鲁克少校，其目的是要占领柏林和推翻共和政府。他现在就按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和坚强的决心着手行动，来整顿陆军和结束内战威胁。
1923年9 月30日晚上，“黑色国防军”部队在布赫鲁克少校指挥下占领了柏林东面的3 个炮台。西克特命令正规军去包围他们，两天后，布赫鲁克投降了。他以叛国罪被起诉，后来真的判了10年的炮台禁闭。原来是由西克特本人用“劳动突击队”名义建立起来为10万名国防军提供秘密后备人员的“黑色国防军”就此解散了。*西克特接着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萨克森、图林吉亚、汉堡和鲁尔方面共产党暴动的威胁上去。在镇压左派方面，陆军的忠诚是毫无问题的。在萨克森，当地国防军司令逮捕了社会党—共产党联合政府人员，并且任命了一名国家长官执掌政权。在汉堡和其他地方，共产党很快受到严厉的镇压。柏林现在认为，比较轻易地镇压了布尔什维分子以后，已经剥夺了巴伐利亚阴谋分子声称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从共产主义手中拯救共和国的借口，并且认为他们现在总该会承认全国政府的权威了。但是事情的结果却不是如此。
巴伐利亚仍旧违抗柏林。它现在处在三巨头的独裁控制之下，三巨头是邦长官卡尔、驻在已伐利亚的国防军司令奥托·冯·洛索夫将军和邦警察局长汉斯·冯·赛塞尔上校。卡尔拒绝承认埃＇66＇伯特总统宣布德国处于紧急状态的命令适用于巴伐利亚。他拒绝执行柏林方面的任何命令。全国政府要求取缔希特勒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因为它恶毒攻击共和国，特别是西克特、施特莱斯曼和格斯勒，但是卡尔却轻蔑地加以拒绝了。
柏林方面的第二道命令是：逮捕巴伐利亚一些武装团体的3 个臭名远扬的首脑：海斯上尉、卡普政变中的“英雄”埃尔哈特上尉和罗姆的男宠罗斯已赫中尉。卡尔也置之不理，西克特不能再忍耐了，他命令冯·洛索夫将军取缔纳粹党党报和逮捕这3 个自由团人员。但是这位将军却迟迟没有遵命，因为他自己也是巴伐利亚人，而且思想混乱，性格软弱，希特勒的雄辩和卡尔的劝说已使他上了钩，10月24日，西克特撤换了他，另派克莱斯·冯·克莱森施但因将军接替。但是，卡尔不肯接受柏林方面的片面决定。他宣称，洛索夫将继续担任驻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司令，并且强迫陆军军官和士兵举行特别宣誓，效忠巴伐利亚政府，这不仅是违抗西克特，而且是藐视宪法。
在柏林方面看来，这不仅是政治反叛，而且还是军事反叛。冯·西克特将军现在决心要平定这次双重反叛。他向巴伐利亚三巨头。向希特勒和武装团体发出了一个明白的警告：他们方面的任何反叛都将受到武力的对付。但是对这位纳粹党领袖来说，这时要再后退已经太晚了。他的激烈的党羽都要求行动起来。他的冲锋队队长之一威廉·勃鲁克纳中尉则要求他马上采取行动。“时候到了，”他提醒说，“我已约束不住弟兄们了。如果现在再不采取行动，他们就要离开我们了。”
希特勒也认识到，如果施特莱斯曼赢得更多的时间，并且恢复国内平静成功的话，他自己的机会就会丧失。因此他要求卡尔和洛索夫趁现在柏林方面还没有向慕尼黑进军之前就向柏林进军。他开始怀疑，三巨头不是胆怯了，就是打算在没有他参加的情况下搞政变，闹分离，要巴伐利亚脱离德国。希特勒狂热地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的统一的德国，对于这种政变他是绝对反对的。
在西克特提出警告后，卡尔、洛索夫、赛塞尔的确是开始丧胆了。他们没有兴趣作无益的姿态而自毁前途。11月6 日，他们告诉战斗联盟：不能催促他们采取轻率行动；究竟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采取行动，只有他们才有权决定。希特勒是战斗联盟的主要政治人物，因此这等于告诉希泞勒，他必须自己掌握主动。他如果要单独举行政变，还没有足够的后盾。他必须得到巴伐利亚邦、军队和警察的支持，这是他在维也纳流浪的日子里学到的教训。他总得想个办法使卡尔、洛索夫、赛塞尔处在不得不与他一起行动而且没有退步余地的地位。这需要大胆，甚至冒险，现在＇67＇希特勒用事实证明他是有这种魄力的。他决定劫持三巨头，强迫他们按照他的要求行使他们的权力。
这个主意最初是罗森堡和施勃纳一里希特这两个从俄国逃出来的人向希特勒建议的。后者借他妻子的姓充起贵族来，自称为马克斯·埃尔温·冯·施勃纳一里希特。他是个来历可疑的角色，像罗森堡一样，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俄国省份里度过的，战后同其他难民一起从苏联逃到慕尼黑，在这里加入了纳粹党，成了希特勒亲信之一。
11月4 日是德国阵亡将士纪念日（Ｔｏｔｅｎｇｅｄｅｎｋｔａｇ），慕尼黑市中心要举行军事检阅，报上已经宣布，在一条通向英烈祠的狭隘街道上设立的检阅台上，接受军队敬礼的，除了众望所归的卢伯莱希特太子之外，还有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施勃纳一里希特和罗森堡向希特勒建议，用卡车装运几百名冲锋队，在受检阅的军队来到之前包围这条小街道，用机枪加以封锁。希特勒然后登上检阅台，宣布革命，在手枪威胁下劝说这些权贵参加革命，帮助他领导革命。这个计划很中希特勒的意，他表示热烈赞成。但是在约定的那天，当罗森堡提前赶到这个地方作侦察时，他颇为沮丧地发现，这条狭隘的街道被一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察完全警戒起来了。这个计划，也就是“革命”，不得不因此放弃。
事实上，这只不过是推迟了而已。他们又想出了第二个计划，这一次，即使有警察把守要冲，也不能阻挠其实现。在11月10日到11日的夜间，冲锋队和战斗联盟的其他武装团体将集中在慕尼黑正北方向的弗罗特曼宁格荒地，在11日可恨又可耻的停战纪念日上午就开入市内，占据战略要地，宣布全国革命，使踌躇不前的卡尔、洛索夫、赛塞尔面临既成事实。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并不是十分重要的公告使希特勒放弃了这个计划，而另想办法。原来报上有一条简短的通告说，应慕尼黑某些企业团体之请，卡尔将在慕尼黑东南郊一家名叫贝格勃劳凯勒的大啤酒馆举行的一次集会上讲话。日期是11月8 日晚上。通告说，这位长官的演讲内容是关于巴伐利亚政府的施政纲领的。冯·洛索夫将军和冯·赛塞尔上校以及其他显贵也将列席。
有两点考虑使希特勒作出了迅速的决定。第一点考虑是，他怀疑卡尔可能利用这次集会来宣布巴伐利亚独立和维持尔斯巴赫王朝在巴伐利亚复辟。
11月8 日一整天，希特勒一直在设法会见卡尔，然而没有如愿，卡尔要到9 日才肯见他。这只有增加了这位纳粹党领袖的怀疑。他必须先发制人。而且——这是第二点考虑——贝格勃劳凯勒酒馆的集会提供了11月4 日所错过的机会：把三巨头一网打尽，在手枪威胁下强迫他们同纳粹党一起进行革命。希特勒决定立即采取行动。11月10日的动员计划取消了；冲锋队临时改派到这家大啤酒馆执行任务。
啤酒馆政变
1923年11月8 日晚上9 点差一刻的时候，卡尔对3000名左右坐在粗木桌子边、以巴伐利亚方式用石缸子咕噜咕噜大口喝着啤酒的市民已经讲了半小时的话，这时候冲锋队包围了贝格勃劳凯勒酒馆，希特勒排开人群走进了大厅。正好在他手下的人在门口架起了1 挺机关枪的时候，希特勒跳上一张桌子，为了吸引注意，拿出手枪对着夭花板开了1 枪。卡尔马上停止了讲话。
听众转过身来看这是怎么回事。希特勒在赫斯和乌里希·格拉夫——前屠夫、业余摔交家、打手，现在是领袖的卫士——的簇拥下走向讲台。一名警察少校想要阻拦他，可是希特勒用手枪对着他，继续前进。据目击者说，卡尔这时吓得“面如土色，手足无措”，从讲台上退了下来。希特勒占据了他的位置。
“全国革命已经开始了！”希特勒叫喊道，“这个地方已经由600 名武装人员占领。任何人都不许离开大厅。大家必须肃静，否则我就在楼厅上架起机关枪。巴伐利亚政府和全国政府已经推翻，临时全国政府已经成立。国防军营房和警察营房已被占领。军队和警察已在于字旗下向市内挺进。”
最后一点是假的，纯属虚声恫吓。但是在混乱中谁也没有把握。而希特勒的手枪却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它已经开过一枪。冲锋队和他们的步枪及机枪也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希特勒现在命令卡尔、洛索夫、赛塞尔跟他到台后一间私室里去。在冲锋队员的推操下，巴伐利亚的这3 个最高级官员乖乖地听从希特勒的吩咐，而群众则目瞪口呆地看着。
但是他们也怀着越来越不满的情绪。许多企业家仍旧认为希特勒是个刚刚窜上来的暴发户。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向警察叫道：“别像1918年那样胆小，快开枪！”但是警察看到自己的局长都那么驯服，而且冲锋队已经占领了整个大厅，一动都不敢动。希特勒早已在警察局安插了1 个纳粹党的坐探威廉·弗立克，要他打电话给啤酒馆值勤的警察不要插手干预，只须报告情况就行。人群开始越来越愤懑，以致戈林认为有必要走上讲台，叫他们安静点。
“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他大声叫道，“我们没有恶意。因此，［69］你们没有不满的理由，喝你们的啤酒吧！”他还告诉他们，在隔壁房间里正在组织新政府。
的确是在组织新政府，不过，这是在希特勒的手枪胁迫之下进行的。他一等到把3 个人赶进隔壁房间之后，就告诉他们：“没有我的许可，谁都别想活着走出这个房间。”他接着又告诉他们，他们3 个。人都可以在巴伐利亚政府中或者在他与鲁登道夫一起组织的全国政府中保有重要的职位。同鲁登道夫一起？那天傍晚，希特勒已派了施勃纳一里希特到路德维希斯霍伊去接这位对纳粹党政变毫不知情的著名将军前来啤酒熔。
这3 个人起先连话也不愿同希特勒说。但是他却继续向他们发表宏论。
他们3 个人都必须同他一起宣布实行革命，参加新政。府；他们都必须接受他——希特勒——派给他们的职位，谁要不干“谁就别想活”。卡尔将担任巴伐利亚摄政者；洛索夫将担任国防军部长；赛塞尔将担任国家警察局长，可是这3 个人一个也没有被这种高官显爵所打动。他们根本没有答理；他们继续保持沉默，这使希特勒焦躁起来。最后他向他们挥动着手枪说：“我的手枪里有4 颗子弹！如果你们不肯跟我合作，3 颗留给你们。最后一颗就留给我自己！”他举着手枪对准自己的前额嚷道：“如果明天下午我还没有成功，我就不要这条命了！”
卡尔虽然不是个很聪明的人，胆子却很壮。“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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