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皇帝朱元璋二十讲-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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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政府机构的六部中还有一个兵部。兵部是干什么的呢？兵部设尚书（正二品）、左右侍郎（正三品）等官。兵部的职责是“掌天下武卫官军选授简练之政令”，也就是说，负责选拔、任命全国都司卫所的军官，军队的训练，包括各地军队的部署、军队装备的管理等等。　　　

　　如此复杂的军事系统，形成了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机制，以保证全部军事大权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　　　

　　齐民以刑，不若以礼　　　

　　朱元璋平定武昌后，就开始议定律令。吴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命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瓛、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22人为议律官，讨论和制订法令。朱元璋对他们说：“法贵简当，使人易晓。”法律以简明准确为贵，这样容易理解，容易掌握。“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如果法律条文太多，对同样的案情解释不一，处罚可轻可重，那些“吏”就会钻法律的空子，利用法律的漏洞做坏事。他为什么要提“吏”呢？因为以前没有律师，也没有专门教授法律的学校，常常是各衙门的吏掌握法律，了解法令的细节。而处理具体案件，官员要依靠吏员。法律规定不明确，吏员就会钻空子。有时，一字可以使人生，一字可以置人死，这些刀笔吏是很厉害的。所以，法律要规定得十分明确，不能怎么解释都行，让人钻空子。但朱元璋也反对法律规定得过严过细。他说：“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网密了，水里大鱼小鱼都被打上来；法太严了，老百姓动不动就犯法，没有一个不犯法的好人了。他要求“卿等悉心参究，日具刑名条目以上，吾亲酌议焉”。官员们要仔细认真研究讨论，每天把拟议的条目报告给他，他要亲自斟酌议定。　　　

　　此后，他常常在西楼召见各位官员坐下来研究法律，斟酌轻重，讨论立意。到年底，律令编制完成，一共有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朱元璋担心百姓一时不能全部了解，就命令大理卿周桢等就法律中规定的民间应该履行的内容，分类编辑、解释，成为一部书《律令直解》，颁发到全国各地。朱元璋看到新书印制完成，大为高兴，说：“吾民可以寡过矣！”他认为通过普遍宣传，百姓了解了法律规定，就可以少犯错误了。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仍然重视法律建设。他命令儒臣四人和司法官员一起为他讲解《唐律》，每天讲二十条。洪武六年，奉朱元璋之命编成的《律令宪纲》颁发给各个衙门。这年冬天，朱元璋下令刑部尚书刘惟谦详细编制《大明律》。刑部每上奏一篇，朱元璋就把它贴在宫殿的两庑，亲自斟酌裁定。到洪武七年（1374年）二月，《大明律》编制完成，翰林学士宋濂在进表中说：《大明律》的篇目一准于《唐律》，“或损或益或仍其旧，务合轻重之宜”，一共六百零六条，分为三十卷。到洪武九年，朱元璋看《大明律》还有不尽妥当之处，又命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进行修订。以后，断断续续的修订一直延续到洪武三十年。《明史》说：“虑久而精，一代法始定。”《大明律》成为明代最基本的法典，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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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节：第十一讲　礼乐政刑，把天下管起来（3）　　　　　　　　　

　　中国人重视礼。礼是等级和秩序的规范，是武力和刑罚的补充。有时，礼的作用被强调，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礼在稳定社会秩序、改善风俗上甚至比法律和行政命令还管用。所以孔子说：“齐民以刑，不若以礼。”　　　

　　中国历代帝王都声称受有天命，得天命者得天下。皇帝是奉天承运才能够做的。所以皇帝十分重视上天的态度，时时要与上天沟通。与上天沟通的办法就是祭祀。因此，祭祀的礼仪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尚书》中又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朱元璋身边有这么多儒者，他们了解古往今来的历史，深知礼的重要。所以，当他的政权有了一定规模时，他就开始了制礼作乐。《明史？礼志》说：“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讨究。”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命令中书省、翰林院、太常寺拟定祀典，礼部官员和儒臣也汇集历代的典礼仪式，于洪武三年编成了《大明集礼》，内容包括传统的五礼，即吉、嘉、宾、军、凶五类礼仪，又增加了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宗学、音乐等等。当时议定礼制，集中了大批人才，有李善长、傅换、宋濂、詹同、陶安、刘基、魏观、崔亮、牛谅、陶凯、朱升、乐韶凤、李原名等大儒，还召集全国各地的所谓“高洁博雅之士”徐一夔、梁寅、牛子谅等等来到京城共同编修礼书。洪武三十年间，所编的礼书有《孝慈录》、《洪武礼制》、《礼仪定式》、《诸司职掌》、《稽古定制》、《国朝制作》、《大礼要义》、《皇明礼制》、《大明礼制》、《洪武礼法》、《礼制集要》、《礼制节文》、《太常集礼》、《礼书》等等，可见朱元璋对礼制的重视。　　　

　　明朝是在推翻元朝的基础上建立的，由于元朝的统治者是以蒙古贵族为主体，对传统的文化制度包括礼制的继承有所缺失。所以，明朝的制礼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对历代礼仪的清理、订正、补充，二是对元朝统治者带来的胡服和传统的内容，所谓胡礼，予以清除。《明史？礼志》评论说：“若夫厘正祀典，凡天皇太乙六天五帝之类，皆为革除。而诸神封号，悉从本称，一洗矫陋习，其度越汉唐远矣。”《明史》的作者，只说“度越汉唐”，不敢说扫除胡风，清理渎乱，因为清朝统治者也是胡人，也带来不少胡风，这在当时是忌讳说的。　　　

　　明朝礼制规定中，大量是皇家和官方使用的，比如祭天、地、日、月，社稷、先农、先蚕，各种星辰等等，还有皇帝即位、大婚，后妃、太子、诸王等等的册封，接待外国使节，亲政、献俘、大阅、论功行赏等等。这些礼制中也包括了官员百姓衣服、居室、车马以及婚丧嫁娶应该遵循的礼仪。　　　

　　从皇帝后妃亲王以至于百官庶民，住什么，穿什么，等级分明。　　　

　　比如，关于乘车，百官皆可乘车，但严禁武官乘轿，文官三品以上方准乘轿。官员乘坐的车不得雕饰龙凤纹，车轿禁用丹漆，只准用青缦。庶民乘坐的车与轿，一律只用黑油，齐头平顶，皂幔，禁止用云头装饰。　　　

　　比如，关于穿衣，庶人可戴四带巾，后改称四方平定巾，可穿杂色盘领衣，不许用黄色。男女衣服不许用金绣、锦绮、纻丝、绫罗，只需用？、绢、素纱，鞋不得裁制花样，不得用金线装饰。外衣长度，离地五寸，袖长过手六寸，袖桩宽一尺，袖口宽五寸。　　　

　　关于居室，一品、二品官，厅堂五间九架，屋脊用瓦兽，梁、栋、斗拱、檐郤，青碧绘饰，门窗户牖不得使用丹漆。庶民庐舍每一栋不得超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不准装饰彩色。　　　

　　饮酒用具，公侯、一品、二品官员，酒注、酒盏用金，其余用银；三品至五品官员，酒注用银、酒盏用金；六品至九品官员，酒注、酒盏用银，其余用瓷、漆；庶民，酒注用锡、酒盏用银，其余用瓷、漆。　　　

　　种种规定烦琐细密，几乎令人无所措手足，所以常常不能执行。特别是当经济发展，社会地位发生变动后，很多人都突破了规定。但是，礼制的本质，是维护秩序，使人安守本分，不越位，所以，一些规定在明初整顿元朝留下的混乱秩序和政治风俗中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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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节：第十一讲　礼乐政刑，把天下管起来（4）　　　　　　　　　

　　在中国古代，礼乐不可分。乐制与礼制一样，同样是规定等级秩序。但与礼不同，乐还有“和”的精神，所以说“古圣先王，治定功成而作乐，以合天地之性，类万物之情，天神格而民志协”。有作为的圣人、帝王，在平定天下、事业成功后，都要作乐，为的是感动天地，协和万民。古人说，乐是心声，“君心和，六合之内无不和。乐作于上，民化于下”。乐为心声，是不错的，但说君心和一切就都和了，未免夸张。不过，倒是可以用此来约束一下君心。如果皇帝喜欢乱七八糟的音乐，天下肯定是治理不好的。　　　

　　朱元璋虽然是平民出身，但他往往以声望自期。所以，在他当皇帝以后，“锐志雅乐”，有心之作雅乐。他找来号称博学而且知声律的冷谦、陶凯、詹同、宋濂、乐韶凤，让他们恢复雅乐，但是谈何容易！纯正的雅乐大概在西周以后就失传了。“秦汉而降，斯理浸微。声音之道与政治不相通，而民治风俗日趋于靡曼”。秦汉以后就没有人了解雅乐了。各种俗乐进了宫廷，到了唐朝，各种胡乐大行其道，宋朝的雅乐，也只是当时人想出来的，辽金元更不用说了。所以冷谦、乐韶凤这些号称懂音乐的人也没办法。更根本的，是朱元璋的心思也没完全放在这里。明初社会秩序混乱，民情“偷薄”，他把重心放到了用严厉的方法整顿上，还没过多地考虑用音乐来“履中蹈和”。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为什么不论是皇帝还是豪强都热衷于抢占土地和人口？因为土地人口是赋税徭役所出，谁占有的土地人口多，谁得到的贡赋就多。皇帝号称天子，生民之主，当然是最大的土地和人口的占有者。所以，自古以来，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话。这句话出自《诗经》，够久远的了。　　　

　　土地人口所出，不仅要供给皇族，还要供养庞大的官僚队伍、军队和维持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朱元璋做了皇帝，当然要把天下土地人口管起来。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明朝建立后许多地方的册籍档案都丢失了，再加上人口亡耗流动，因而土地人口数字不详。怎样把这些数字弄清楚，怎样管理全国范围内如此大量的土地人口，朱元璋很费脑筋。洪武元年正月十三，朱元璋派遣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前往浙西核实田亩。虽然他这次核实的出发点是不要乱征田赋，以免给百姓造成不合理的负担，但是核实田亩对实现政府对土地人口的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朱元璋对中书省的官员说：“兵戈之余，郡县版籍多亡。田赋之制不能无增损。征敛失中，则百姓咨怨。今欲经理，以清其源，勿使过制，以病吾民。”他要求周铸一定要如实统计汇报，不允许像以前那样徇私情随便增加减少，否则“国有常宪”，必定依法惩治。　　　

　　皇帝“奉天”管理天下土地人口，是很神圣的，所以，每当郊祀祭天，都要将天下户口钱粮之籍摆放在台下，祭天完毕，再收入内府保存。　　　

　　洪武三年十一月，朱元璋下令在全国推行户帖制度，“籍天下户，置户籍户帖”，统计全国的户口，政府编制册籍，每户填写户帖，分别登记每户的乡贯、丁口、姓名、年龄，按户编号，加盖半印，即骑缝印章。户帖要详细登记男女人口、土地、房屋、牛马、牲畜。每户一帖，总籍存放于户部，各地有关机构每年统计增减上报。对户帖的管理十分严格，如果比对不实，犯者从军，如果官吏故意隐瞒，犯者处斩。统计人口土地，既是为了整顿赋役，也是为了恢复建立秩序，所以惩处严厉。　　　

　　贴士　　　

　　户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奉　　　

　　圣旨：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只是户口不明白俚。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饶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钦此！　

　　—李诩《戒庵老人漫笔》　　　

　　明朝的户籍是继承元朝的。户口分为三类：民户、军户、匠户。民户又分儒户、医户、阴阳户等；军户又分校尉、力士、弓兵、铺兵等等；匠户又分为厨役、裁缝、马船等；还有盐户、灶户。寺之僧、观之道，也要入籍管理。户籍身份世袭，户籍地址固定，不得随意改变。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下诏在全国编制赋役黄册。黄册是在户帖基础上编制的，每户填写户帖，由官府核实其人口、田宅、资产等情况，汇总成册。册共四份，中央的户部、地方的布政司（省）、府、州县各藏一份。黄册编制以里甲为单位，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一里之中，推选人口多、承担赋税多的十人为里长。其余百户分为十甲，每甲十户，推举十人为甲首。每年由一个里长和一个甲首管理一里一甲之事。十年轮换一周。每里户口土地编为一册，每册之前绘有总图，这就是黄册。黄册也要每十年编制一次。一般认为，因为报送户部的一册以黄纸为封面，所以叫黄册。　　　

　　可见，黄册是户口、土地、里甲的综合登记册。它不仅保障了政府对赋税徭役的征收，也是在社会基层推行里甲制度，进行管理的基本依据。里长甲首既要替官府征收赋税、征派徭役，也要维护地方治安和社会秩序。　　　

　　为了打击富民隐瞒土地，准确掌握土地数字，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下令派国子监学生到各地清丈土地。根据税粮多少划分区域，把区域内的田土绘成图，编上号，书写主人姓名、土地面积，分类成册。因为所绘土地之图状如鱼鳞，所以称鱼鳞图册。　　　

　　黄册、鱼鳞图册的编制，不仅使国家赋役征收有了可靠的依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平均了赋税负担，政府也从而可以对地方实施有效的管理，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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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节：第十二讲　平民皇帝的治国理想（1）　　　　　　　　　　　

　　第十二讲　平民皇帝的治国理想　　　

　　穷人有穷人的理想，富人有富人的理想。这个曾经赤贫的穷人，如今当了皇帝，他的理想又是什么呢？他的大明国能实现他的理想吗？他任命的那些文臣武将，能帮助他实现理想吗？他治下的百姓能从他的理想中得到什么呢？　　　

　　跟富民不对眼　　　

　　朱元璋为了保护百姓，不仅仅约束自己的官僚队伍，还要对豪强进行限制，因为地方上的有钱人仗着自己的钱多，仗着自己的势大，常常是横行乡里。元朝末年，土地兼并，财富分配不均，这些问题更为严重。朱元璋曾经一无所有，到处漂泊，他不仅受到官府的盘剥，也看尽了那些富民豪强的白眼。　　　

　　大家知道，朱元璋父母死的时候，他想求得一块地，可是田主就不给他安葬之地，对他“呼斥昂昂”，朱元璋没有起码的尊严，痛苦无人诉说，他永远忘不了那些日子。现在他掌权了，终于有机会向豪强施威了，他不允许豪强横行乡里，他要让贫苦农民得到保护。一个做法就是他经常把富民召到京城，对他们进行训诫。　　　

　　朱元璋生于基层，经常见到富民的横暴。他们欺凌小民，武断乡曲，在乡里横行霸道，百姓深受其害。朱元璋认为，富民之所以欺凌贫弱小民，是由于他们不懂礼法。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朱元璋把浙西富民找来，对他们训诫了一番。他说：“汝等居田里，安享富税者，汝知之乎？古人有言，民生有欲，无主乃乱。”他说你们能够在乡里收受田租安享清福，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古人说，人人都想享福，如果没有人管理，就乱了。“使天下一日无主，强凌弱，众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贫者不得自存矣”。如果天下一天没有人管理，就会造成恃强凌弱、以众欺寡的局面，你们这些富人不能安享清福，贫苦百姓连生活也无法保证。我今天为你们立法定制，就是要让你们“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你们如果能够安守本分，遵守法律，就能够保护你们的身家和财富。希望你们“毋凌弱，毋吞贫，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亲族，周给贫乏，逊顺乡里”。这样你们才能算是良民。如果还像以前那样胡作非为，就不是良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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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节：第十二讲　平民皇帝的治国理想（2）　　　　　　　　　

　　你看，朱元璋提出了对于富民的要求是什么呢？不要欺负弱小，不要兼并那些贫穷的人的田地房产，不要虐待小孩，不要欺负老年人，要孝敬父兄，要和睦亲族，要周给贫乏，对那些贫困的人给予帮助，在乡里不要胡作非为，要和气，要谦逊，这样才是一个良民。　　　

　　贴士　　　

　　汝等居田里，安享富税者，汝知之乎？古人有言，民生有欲，无主乃乱。使天下一日无主，则强凌弱，众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贫者不得自存矣。近朕为尔等立法定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尔等当循分守法，能守法则能保身矣。毋凌弱，毋吞贫，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亲族，周给贫乏，逊顺乡里，如此则为良民。若效昔之所为，非良民矣。　　　

　　—《明太祖宝训》　　　

　　朱元璋还采取切实的措施，打击富民。当时他就把大量富民、豪强强行迁到凤阳，充实他的老家，这样做可以达到两个目的：　　　

　　1。打击富民，使他们远离他们的家乡，离开他们势力的所在地，让这些富民直接受到国家的控制。　　　

　　2。让朱元璋的家乡得到充实，提高凤阳的经济地位。　　　

　　因为迁徙豪民和躲避战争而被遗弃的土地，将被重新分配。不论以前豪强有多少土地，只能根据人口和耕种能力分配土地，不许豪强多占田地。这对于当时（元末明初）来说，是一次土地革命。　　　

　　现在我们又要说到前面那首广为流传的歌谣：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为什么好端端的一个凤阳，“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呢？人无不留恋自己的家乡，富民也不例外，那些被迁往凤阳的富民，因为思乡，常常要偷偷跑回去看一看，因为是不能公开去，就装扮成逃荒者。因为回乡探望的人差不多年年都有，所以凤阳就是“十年倒有九年荒”了。　　　

　　民心即是天心　　　

　　晋王府的致仕官员长史桂彦亮曾经上书给朱元璋，提出太平治要十二条，第一条就说“法天道”，说到“天下以人心为本，人心所在即天命所在，故善治天下者必上承天命，下顺人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其实，自当年儒生们来到朱元璋的军中以后，朱元璋就不断听到这样的说教。由于古往今来的历史事实，也由于自己的贫寒出身，对这样的话朱元璋感到很受听，早已把它们记在了心里。　　　

　　朱元璋要建立他的理想国，他认为民安则国安，而“民”怎么样才能“安”？民安要求统治者不能实行暴政，官吏不能够欺压百姓，富民不能够凌虐百姓。　　　

　　朱元璋出身寒微，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对于贪官污吏最为痛恨，他掌握最高权力以后，采取严厉的措施整治贪官污吏，整治官僚队伍。为什么朱元璋要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爱民，也是为了保证他的政权能够传之久远，不许百姓成为他的对立面，如果朝廷领着一批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是不能维持长久的。　　　

　　洪武五年十二月，有一天，朱元璋在南京的三山门看见几个农夫，他们在护城河里的冰水中一边蹚水一边摸，阴历十二月的南京，天气已经很冷了。朱元璋问部下，这么冷的天这些农夫在水里摸什么，捞东西吗？　　　

　　身边的人回答说，这些农夫在这里给官府做工，可是督工的官吏，把他们的锄头扔到水里去了，一定是农民得罪了督工的官员，督工的官员小施惩罚。可是工具对于百姓来说，好比战士的武器，很宝贵，于是不惜冒着严寒，在冰水里捞工具。朱元璋听了，非常同情这些农民，命战士赶快去为他们打捞，并且又赏给这些农民一些锄头和工具。　　　

　　他派人去把整治农民的那些督工官吏叫来，痛打一顿。朱元璋训斥说，农夫离开田地，到在这里服役，这么冷的天，手脚都皴裂了，你们不同情他们，还要把他们的工具扔到水里，你们怎么这样忍心呢？要是这些农民是你们的父兄，你们也这样对待吗？　　　

　　朱元璋对随行的官员汪广洋说：“像这样的数九寒天，我们穿着裘皮还觉得冷，可是农民还在做工，没有暖和衣服，非常可怜。”于是他下令，南京所有服役的农民一律停役，放假回家。这件事情很快传遍了京城内外，民众一片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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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节：第十二讲　平民皇帝的治国理想（3）　　　　　　　　　

　　朱元璋精力过人，勤于政事，他经常在吃饭的时候还思考着朝政，突然想到一件事，就停下筷子，用纸记下，把这个纸条贴在身上，所以常常是一天下来，他身上贴满了纸条，好像一只鹑鸟。等到上朝的时候，他再把这些条子拿下来，一件一件去办理。不仅如此，他居住的殿堂的墙上也贴满了纸条，有的是需要办的事，有的是官员的姓名，有的是某个衙门统计的数字。　　　

　　贴士　　　

　　太祖勤于政事，每临食匕箸屡废。思得一事，即以片纸书之，缀于裳衣，或得数事则累累满身，若悬鹑焉。洎临朝则一一行之。　　　

　　—（明）徐祯卿《翦胜野闻》　　　

　　有人统计过，洪武十七年，从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之中，各个部门送来的奏章达到1160件，奏章当中提到的事情是3391件，朱元璋平均每天要处理423件事。如果每份奏章按1千字计算，一共就是116万字，那么116万字，平均8天，他每天要批阅十多万字。十多万字，相当于现在的一本书啊，工作量相当惊人。　　　

　　朱元璋说，“朕自即位以来，常以勤勉自励”，我即位以来，经常是勉励自己勤奋办事；“未旦即临朝”，天不亮，我就上朝了；“晡时而后还宫”，吃饭的时候我才回宫；“夜卧不能安席”，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不安稳地躺在席子上；“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我记挂着国家大事，就披着衣服起来，看看天象，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当，如果有事情处理不当，我就拿笔一件一件记录下来，等到天明一一处理。“吾自有天下以来，未尝暇逸”，我自从当了皇帝以后，没有过空闲，不敢偷懒；“于诸事惟恐毫发失当”，办理各种事情唯恐有一丝一毫的不妥当；“戴星而朝，夜分而寝；一事未善，寝亦不安”，顶着星星上朝，半夜才睡觉；一件事情做不好，就睡不安稳。为什么呢？他说，“人君日理万机，怠心一生，则庶务壅滞，民无所赖，贻患不可胜言”。作为皇帝日理万机，如果偷懒的心一旦生出来的话，很多事情就堆积起来，无法办理，那百姓还有什么依靠，谁来保护百姓？谁替百姓说话？留下的后患言说不尽。　　　

　　最重要的是，朱元璋把民心看做是天命，把民心看做是他能不能够维持长久统治的根本，所以他说“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决于此，甚可畏也”。什么天命？什么人心？就看皇帝做得好不好，都在这一点上决定，做得好了，关心百姓了，就上应天命，下得人心，如果不勤政，不爱护百姓，就是违背天命，违背人心，这是非常可怕的，我怎么敢偷懒呢？　　　

　　朱元璋还经常召见百姓以了解下情。洪武三年以前，朝廷大小官员不分品级，都可以参加早朝，都可以上殿言事。全国各地大小官吏任期届满进京考核，粮长按时缴粮入仓，各乡村五十岁以上的耆民进京朝见，朱元璋都一一接见。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在午门外（后移至长安右门外）设立了登闻鼓，民间有冤情允许击鼓向皇帝申诉。洪武十年，又允许百姓密封奏事。可见他畏惧天命，畏惧民心。　　　

　　朱元璋希望大明国长治久安，他以圣人自期。中国古代帝王有昏君，有明君，他想做个圣人，做一个好皇帝。前面说过，他要建立一个他理想当中的大明国，他曾经说“圣人初无异于常人，而常人不能如圣人者，以弗勤不思耳”。圣人跟常人开始也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在于普通的人不能勤奋做事，不能认真思考。“思日孜孜，禹所以成大功；不遑暇食，文王所以开王业”。当年大禹、周文王他们立功立业为什么呢？他们每天不停思考，勤奋工作。后来的一些皇帝，不能够勤政，追求享乐，比如说元朝末年，君臣上下，习于安定，奢侈享乐，不理民事，不关心百姓，最后失掉天下，这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朱元璋全身心地处理国事，在公事之余的空闲时间，多是读读书，与文人学士们谈经论史。　　　

　　“宽仁”不是空洞的口号　　　

　　朱元璋以大明为国号，这个国号包含了他的政治理想，他想要建立一个他自己的理想国，这个理想国怎样才能够达成呢？朱元璋在北伐檄文中高呼“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和“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的口号，这其实就是他的建国纲领。它的主要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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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节：第十二讲　平民皇帝的治国理想（4）　　　　　　　　　

　　1。推翻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元朝统治；　　　

　　2。重建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　　　

　　3。把老百姓从艰难困苦中拯救出来，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这三条相互关联，而第一条、第二条是为第三条服务的。应该说，这三条中第三条是终极目的。当然，这中间没有说到朱元璋要改变自身的命运，改变家族的命运。在家国一体的宗法君主制社会中这是不言自明的。明朝建立，第一条已经做到了。第二、第三条还是大问题，并不是一建国就可以把任何问题都解决了。　　　

　　朱元璋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尝尽了官府苛剥和豪民欺压之苦。而由于天灾和长期战乱，百姓的苦难就更为严重。　　　

　　建国不久，他和他的谋士刘基有一段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