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第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慌钡姆秸搿�1930年6月，毛主持制订了《富农问题解决议案》，虽然强调了“抽多补少，抽肥减瘦”的分田原则，但是在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毛的态度与共产国际的有关方针并无任何差别，甚至更为激烈。毛猛烈抨击富农，宣称“富农的剥削比较地主更加残酷”，“这个阶级自始至终是反革命的”。毛甚至还将打击的矛头指向那些既出租土地、也不雇工的富裕中农，指称他们是“第三种富农”，号召“坚决赞助竤众没收他们的土地，废除他们的债务”。更有甚者，毛居然发明了“富农共产党员”的概念，把赞成中共六大“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同志，一律视为“党内的富农成分”，要求将他们从党内“洗刷出来”，“无条件地开除富农及一切富农路线的人出党”。
这样看来，毛泽东决意发起“肃AB团”确实包含多重目的，镇压赣西南红军和党组织不仅在於翦灭组织上的离心势力，同时也是为了先行扫清党内的障碍，以推行毛的改造社会的理想。在毛的世界里，镇压是和“纯化”互为联系的，其最后目标是建立一个由毛主宰的新天地。
毛泽东的这套思想逻辑究竟从何而来？就“纯化”的层面而言，毛应受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理论的影响，尤其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影响。1928年1月24日，毛亲自为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书写了这样一幅对联：“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若就清洗党内反对力量的“镇压”层次而言，则无法找到毛受苏联经验影响的直接证据，因为苏共镇压党内反对派的经验此时正在形成之中。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斗争还未发展到肉体消灭阶段，斯大林发动大清洗还在以后几年。可以得出的判断是，毛在党内大搞清洗，基本上源於他在打江山中获得的经验与体会，在这方面，毛似乎更多的受到历代农民造反经验和《水浒》一类的影响，或者根本就是毛自我体悟的产物。这样，毛就在国际共运中首次创造出了将对敌斗争方式用之於党内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肃AB团”具有原创性。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和党的核心层，在新形势下，党内、军内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然而毛改变了策略，他已不再运用“肃AB团”那样极端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和根据地内部的矛盾。难道毛泽东已认识并改正了自己过去的错误吗？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简单。
确实，毛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讲话中曾提到一句：“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没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但毛从未就自己与“肃AB团”的关系问题作过详细的解释和“自我批评”，“肃AB团”不仅一直被肯定，富田事变也被作为“反革命暴动”的铁案，长期不得平反。尽管如此，在毛掌权后，确实已不在党内再搞“打AB团”一类的肉体消灭。
真正的原因乃是毛泽东已实际控制了中共中央，他已有了号令全党的合法性，已不再需用极端手段来维护自己的领袖权威。1935年后，毛占据了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核心地位；1938年，毛又得到共产国际对他中共领袖地位的承认。随著毛在党内地位的加强，他的主张和意见也成为中共意识形态义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毛从而也获得了党的意识形态的法理性。
现在，针对党内的革命恐怖更多是以威慑的形式出现，而较少诉诸赤裸裸的暴力。在一般情况下，革命恐怖只是作为配合毛的政治教育的一种辅助手段。在以后的岁月里，作为革命策略大师的毛泽东已能收放自如地掌握革命恐怖的机器，就像中药师配制药方一样，知道如何根据现实需要来调配这两方面的比重，在毛的操纵下，革命恐怖机器已具备了某种“智能性”。
1944年，毛果断地宣布中止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抢救运动……那场运动曾经使根据地的许多老党员误以为又要再来一次“肃AB团”式的大清洗，但是他们错了，毛无意也不愿再重演当年的斗争，当毛的目标已基本实现后，针对党内的革命恐怖机器立刻停止运转。在刘少奇的支持和协助下，毛又掌握了一种新方法：通过在审干…抢救运动中建立的制度机制，动用党机构来洗刷共产党内部，从而使党永远处在一个不断被“纯化”的持续状态中。
如此看来，30年代初的“肃AB团”已成绝响。从延安时期开始，毛不断重申“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可是毛终究难忘那如火如荼的“肃AB团”的紧张岁月，对当年的“肃AB团”，毛还是作出了他自己的“批判与继承”……在党内中止肉体消灭，同时保留、发扬竤众性肃反的革命传统，从此镇压与“纯化”又有了新的形式，并与党机构的审干肃反措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於是，抢救运动之后，又有反右、文革。
5。高华：毛泽东与1937年的刘、洛之争
//。21c/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0080915277。html
1937年春，担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两次上书洛甫，就l927年后中共的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不同于中共中央既定结论的看法。刘的观点引起毛泽东的共鸣，但当时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洛甫并不同意刘的意见，刘、洛因而在同年6月召开的中共白区工作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如何看待党的十年政治路线的问题。在刘、洛争论中，尽管毛泽东有其明显的倾向性，但囿于特殊历史条件的制约，毛只是有节制地表明了自己对刘少奇观点的支持，而未全面阐述他本人对十年政治路线的总体看法。
一
1937年初，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博古等通过对西安事变的处理，使中共的命运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国共之间长达l0年的内战实际已经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中共终于争取到了休养生息，发展壮大的宝贵时机。在与国民党的交涉取得重大进展后，毛泽东开始从指导国共谈判的具体事务性工作中脱身，而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党内，试图利用对日全面抗战将要而未经发的这一短暂的和平局面，加紧对中共重大方针、政策的调整，并加强和发展自己在中共核心层中已获得的相对优势地位。对于毛泽东而言，抓紧每一有利时机，调整党的方针政策及交替处理重大军政和党内外问题，是其在遵义会议参与中共最高决策后一贯使用的工作方法，唯因这次面临的环境与以往全然不同，毛所希望调整的范围又较过去有所扩大，故而形成了对1935年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泽东与洛甫政治结合的冲击。
建立在反对由博古、李德等组成的原中共最高权力核心“三人团”基础上的毛、洛政治结合，是在遵义会议上及其后形成并逐渐巩固的。为了反对博古等人的“左”的领导，从1934年10月起，毛泽东加紧了与洛甫的联络，在毛的启发和帮助下，洛甫和王稼祥这两位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重要领导人相继从原中央政策的拥护者转变为批评者，成为毛要求改变中央领导的重要的支持力量。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鼓励洛甫与博古、李德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让洛甫在会议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会议决定由洛甫起草决议，此举使洛甫在党的核心层内的作用明显突出。1935年2月5日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洛甫取代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至此洛甫成了事实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把原“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洛甫安排为中共中央第一把手，是在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毛泽东所能作出的最佳安排。由于洛甫与莫斯科有较深的历史朋源，且是中共一个较长时期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此举不仅可以减缓莫斯科对中共领导层变动可能产生的不安和疑虑，更可以向全党，尤其是向那些与近几年党的方针、政策有较多牵涉的军政干部显示党的路线的连续性，从而尽量减少中央改组在党内引起的震动，加强党在极端困苦条件下的团结和统一。在洛甫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之后，1935年3月20日后不久，毛泽东也取代了周恩来在红军中的最高军事指挥地位1，至此，毛泽东与洛甫，一个全力掌管军事，一个集中精力于党务，两人开始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
无疑，毛泽东属于那种以自己的思想改变历史进程的“以其道易天下者”2，“道”者，个人对中国社会改造所抱持的理想、抱负、志向也。作为一个从青年时代就矢志拯救国家与民族，并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的革命者，毛泽东深刻地了悟自己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而当l 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岗山后，他所选择的道路就成了通往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因此，争取革命胜利的理想与毛对革命的坚强领导事实上已融为一体，密不可分。换言之，毛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毛的“决志行之”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行为，而是关系到革命目标能否实现的重大问题。然而，欲在反动势力极其强大的旧中国推行和领导革命，则必先有其凭藉，1935年毛的唯一凭藉就是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遵义会议及其后陆续发生的中共核心层的人事变动，虽然使毛第一次在党和军队的最高决策和指挥系统获得了发言权和决定权，可是离执掌“最后决定权”的距离尚远，毛虽置身于中共核心层内，但主要偏重于军事领导。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主动放下党内的意见分歧，有意避开对敏感政治问题的争论，而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对付国民党的军事追击，此既是毛的明智，也是形势使然．
1935—1936年，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共及其军队的生存是压倒一切的头等问题，但对毛泽东而言，事实上却存在两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是对付国民党的外部战线。不富而喻，“易天下”即是易国民党统治之天下，当时直接威胁中共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国民党。因此，如何回击并战胜国民党，不仅是毛无时不刻所于思考的首要问题，也是凝聚全党的最重要的政治信念和驱动力。
与第一条战线相比，第二条战线虽不那么凸显，却同样重要——这即是党内斗争的战线。勿庸置疑，欲易国民党统治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军队，一切则无从谈起，而易国民党之天下，又必先改变凡不利于夺取国民党政权的中共方针、政策、精神气质等各个有形、无形方面，是故，第一条对外战线与第二条对内战线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1935一1936年，毛泽东将其侧重点主要放置于对付国民党的第一条战线，在毛的努力下，红军阻遏了国民党对陕北的军事进攻，使中共的生存环境获得了明显的改善。毛在军事上的成功，加强了他在党内和军内原先就十分雄厚的政治基础。使其在军事上的影响迅速向政治和党务领域延伸。
从主要担负军事领导责任，到一身兼负党和军队的决策和指挥责任，毛泽东在党和军内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战时环境的产物，又与毛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他所拥有的独特的政治资源有关；同时，它还是毛顽强努力的结果。
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环境中发生的变化，对毛泽东顺利地将其任军事指挥领域的权力延伸至党的领域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共在江西瑞金时期，曾模仿苏联体制建立起以党为核心的党、军队、政府三套相对独立的系统，但在长征前夕，为了适应战赂大转移的战时需要，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入军队，而中共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三人团”。遵义会议虽取消了“三人团”，而代之以新的最高领导核心，领导成员的组成虽发生了变化，高度集中的体制却继续保留。在紧张的战时状态下，军队与党实际已溶入一体，由于党存在于军队之中，当毛置身于领导军队的关键地位时，他也同时处于可以领导党的有利位置。
毛泽东作为中共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中共最大一块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开辟者，不仅在中央红军中拥有广泛的干部基础和情感基础，他还拥有权其雄厚的政治资源。毛曾亲自参与建立中共，是仅存的几个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其在党内历史之长，在军中基础之巩固，除张国焘之外，1935一1936年的中共领导层中的任何人无法与其比肩，毛完全可以依靠其在党内的资历和地位，就党的全局性的方针、政策和其他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不致担心遭受越权的指控。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1935一1936年，毛泽东使自己在中共领导层中愈来愈处于最有实力、最具影响力的地位，毛和洛甫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毛洛政治结合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联合挫败了张国焘“另立山头”的分裂活动。在双方合作共享的几年里，洛甫对毛十分尊重，在几乎所有关于党的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都事先征求毛的意见。有关党的重要文件虽由洛甫和毛联署的名义发出，但毛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在大敌当前，全力指挥军事的同时，毛对党的全局性方面的工作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心。一方面，毛严格遵守共产国际的有关纪律，努力维持领导层的团结；另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小心翼翼，有条不紊地对党的领导结构进行局部的调整。
（1）在中央最高层，毛继续维持同原“教条宗派分子”的合作，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变（在正常情况下，改变政治局事先须经共产国际的批准）。然而从莫斯科返回的同志的具体工作大多只限于党的宣传系统，技术性的党务工作系统和地方工作系统，“教条宗派集团”基本失去了对军队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个别军队同志被吸收参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军事干部经常列席政治局会议，逐渐形成了惯例．
（2）毛将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调作其他次要工作”3，将因进行长征而不复存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易名为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并派自己在瑞金时期的秘书王首道担任该局的领导，将这个关键组织直接隶属于自己的管辖之下4。
（3）毛任命王首道负责刚刚恢复建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将党、军队、秘密工作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置于自己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下5。
（4）毛直接掌握与莫斯科的电讯交通，其他任何入不得插手6。
尽管毛在对党的领导结构的局部调整中获得长足进展，但是仍有一些棘手问题一时难以顺利解决，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即是毛被迫长期违心接受对过去党的政治路线的评价。
“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结论，这是横亘在毛面前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这不仅因为它来自于莫斯科，也因为它是遵义会议参加者所一致拥护、接受的正式结论，它同样是毛泽东与洛甫政治结合的基础”7。在军事压力紧迫的1935年1月，毛为了长远目标和出于现实的考虑，可以同意这个结论，但是到了1937年，一切都斗转星移。
这个结论之所以必须推翻，是因为非此，便无从剥夺“教条宗派集团”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更无法打破党内巳形成的浓厚的教条宗派气氛，毛就难于顺利地推行他改造党的一系列设想，毛的新概念的地位也无从建立。然而推翻此结论存在很大的难度，除了共产国际这一外部障碍外，在国内最大的障碍就是洛甫。洛甫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重要领导人，与这条路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断言“党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将直接打击他和其他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威望，严重动摇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必然遭到洛甫的强烈反对8。
1937年初，党的发展、毛和洛甫的政治结合以及毛的思路皆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变化过程中，国内时局已发生大的转机，解决战时状态下无暇顾及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机遇正在出现。与此同时，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主军、洛甫管党的格局早巳发生变化，毛的地位已获得明显加强，洛甫已显示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党的理论和宣传教育领域，毛与周恩来建立起融洽的合作关系，博古也安于自己在中共核心层中的新的角色9，张国焘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已成定局。但是，毛仍不便在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将自己对过去党的路线的评价公开托出，这样将使自己处于和洛甫及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发生正面冲突的境地，从而影响到党的团结和个人威信．然而，在新的时空环境下，再继续违心接受自己根本反对的意见，也实在勉强．就在这关键的时期，刘少奇及时站了出来，刘的出现打破了中共中枢层沉闷多时的僵局，并最终导致了毛、刘政治结合的确立。
二
促成毛刘政治结合的契机是1937年2月20日、3月4日刘少奇就中共历史问题向洛甫陈述自己纲领性意见的两封各长达万言的信。刘少奇在这两封类似政治意见书的长信中，对中共中央多年来的路线、方针公开表示自己的怀疑，大胆地突破了共产国际和遵义会议关于“中共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尖锐批评1927年之前及1927年以来，尤其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共“左”的错误。
刘少奇的长信触及了当时中共中央的几个禁区：
（1）刘少奇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不仅是“右倾的陈独秀主义”，而且还有“右倾机会主义之反面的错误——‘左倾’错误”10，刘少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猛烈抨击了广州、武汉时期工人及民众运动中已达“骇人”地步的“左倾”狂热11，刘的上述看法与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大以来的历次决议严重相违。
（2）刘少奇虽然没有直接宣布中共十年来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但反复抨击中共“十年来一贯地犯了‘左倾’错误”，并且强调十年错误已形成“一种传统”12，刘少奇特别集中抨击中共十年白区工作的方针，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全盘否定十年政治路线”13。
（3）刘少奇要求在党内公开讨论党的十年历史14，并且详细述说自己因坚持“正确”主张而遭“打击”的经历，把批评的矛头直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政治局，暗示中央有关领导人要为错误承担责任，透露出要求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明显意图15。
刘少奇在1957年2月20日、3月4日给洛甫写信之前是否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或得到毛的鼓励，至今虽无确切的史料证明，但根据现有资料分折，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193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常委会会议据刘少奇为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16，1936年春，刘少奇偕其妻谢飞，从陕西临潼乘火车前往北方局机关所在地天津，于1936年3月抵达，1937年初，刘少奇又随北方局机关移往北平，至1937年4月返延安。这期间刘少奇虽并未返陕北17，但是1936年后，在北方局和陕北之间已建立了电台和信使联系，毛刘通过电台交换有关对全局性问题的看法，已具备基本条件18。
且不论毛泽东是否曾对刘少奇写信的举动表示过支持，刘少奇决定向洛甫陈述自己政治意见的动机，一方面是刘少奇多年来就不满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政策，另一方面与刘少奇在北方局工作期间遭遇到的党内左倾分子的对新政策的强烈抵抗有关19。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1937年的中共中央正处在调整政策的关头，中共中央内还未真正形成某个人的绝对的政治权威。洛甫虽是党的总负责人，但其权力有限，其他中共领导人大都是独当一面；毛泽东尽管处于上升状态，但当时也并非大家一致共认的唯一领袖20。因此给洛甫写信，不仅不会遭遇到党的历史上屡屡发生的党员因向中央陈述意见而被打成“反党分子”的厄运，相反，却有可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刘少奇很清楚，在对党的十年历史的看法上，毛泽东与自己有很多共同的语言。
刘少奇的长信在中共中央核心层引起轩然大波。1937年3月23日、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开会都讨论了白区工作问题。洛甫对刘少奇的意见极不以为然，一些同志随声附和，认为刘少奇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是替陈独秀洗涮，刘“反共产国际，反中共中央”，是陈独秀的“应声虫”。还有人指责刘少奇受到了张国焘的影响。对于刘少奇有关八七会议后中共犯了十年“左”的错误的看法，中共中央政治局大多数成员也都认为言过其实。在一片责难刘少奇的声音中，只有毛泽东一人站出来替刘少奇讲话，称“刘并没有反对中央的野心”。毛没有直接卷入具体问题上的争论，而是竭力调和刘、洛之间的意见冲突。这样，刘少奇虽然受到洛甫的严厉批评，但由于说了毛想说又不便公开说的话，引起毛泽东的共鸣。毛的态度鼓励了刘少奇，使刘少奇敢于采取下一步重大行动，在1937年5—6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向洛甫发起面对面的挑战。
三
1937年5月17日一6月1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由于刘少奇与洛甫的激烈争论，其间曾一度中断，后在毛泽东的有倾向的调和下，会议才得以继续进行。从1937年5月17日一5月25日，是白区工作会议的第一阶段，会议围绕刘少奇的《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刘少奇报告的主要内容是重复3月4日给洛甫信中的精神，着重批评十年来党在白区工作指导中的“左”的传统。刘的报告激起强烈反响，柯庆施指着刘少奇的鼻子骂他是“老右”21。许多代表反对刘少奇提出的白区工作损失几乎百分之百”的观点，不同意刘对白区工作的总体评价，坚持认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白区工作的“总的路线是正确的”22。
由于会议上出现的紧张激烈的争论，中央书记处宣布会议暂停。1937年6月1—3日，中央政治局就白区工作会议讨论中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召开会议，集中讨论十年来的白区工作，毛泽东在关键时期助刘一臂之力．毛一反不久前回避刘格争论的态度，明确表示刘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称赞刘在白区工作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说刘系统地指出了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23。在6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毛又作了支持刘少奇的重要发言。
毛进而不谈十年政治路线问题，而是针对反对派集中批评刘少奇只讲缺点；不讲成绩，首先谈了中共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在谈论了党的优秀传统后，毛着重指出党内“还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强调“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24，从而全面肯定了刘少奇的观点，在刘洛争论中有力地支持了刘少奇。由于毛泽东在发言中回避了容易引起分歧的有关过去白区工作指导方针是否犯了十年一贯的“左”的错误这个敏感问题，因此毛的意见得到包括洛甫在内的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并成为下一阶段白区工作会议的主调。
1937年6月6日，白区工作会议继续开会，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洛甫有意识地谈化毛泽东在6月1－3日讲话的倾向性，抓住毛讲话中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根据自己理解的6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洛甫强调“实践中的某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在白区工作所犯的错误的性质不是政治路线错误，“不是由于什么一定的政治路线或政治倾向”，“而是在领导斗争中有时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这种错误“不过是整个领导群众策略与群众工作方式中的某些部分错误，而不是整个领导的错误，”党“坚决领导斗争的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25。洛甫坚决反驳刘少奇对中共中央在白区工作中反对“合法主义”的批评，坚持认为“过去党反对合法主义的斗争，仍然是对的”，强调指出，“过去一切非法斗争，是必要的与正确的，而且过去主要的斗争方式只能是非法的”。洛甫不无影射地批评刘少奇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一样，“以每次革命斗争的成败的结果来判断革命斗争的价值”，把失败的斗争看成“无意义”或“谩骂一顿‘盲动主义’完事”，指责刘少奇“看不到每一次革命群众的革命斗争，就是结果失败了，仍然有着他的巨大的意义”26。洛甫批评刘少奇把“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作为“钢鞭”，全盘否定中共十年白区工作成就，强调指出，“每一斗争在胜利或失败之后，必须详细的研究其经验与教训，切不要拿简单的空洞的帽子（如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去代替对于最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对党内所存在的“各种不正确思想，应有确当的估计，不要夸大或缩小，或任便给同志们‘戴大帽子’”27。洛甫的报告获得参加白区工作会议代表的一致拥护，在暂时不利的形势下，刘少奇被迫退却。6月9日和10日，刘少奇在会议作结论报告。刘表示同意洛甫的报告；并且对自己的前一报告作了解释和自我批评：“我在会上作的报告，着重是批评‘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因为主要是批评错误这一方面，没有说到其他方面，并且对某些问题缺乏具体分析，有些地方说过火了”。28
四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刘少奇、洛甫围绕党的十年历史和白区工作评价问题展开的争论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解决，刘少奇试图通过检讨党的历史问题，改变对十年政治路线评价的目的暂时遭受了挫折。但是刘少奇、洛甫的争论给中共带来了深远影响，它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和一次针对“教条宗派分子”的短促突击，为以后毛泽东、刘少奇全面批判六届四中全会政治路线，联手打倒王明等制造了舆论。毛泽东从这次争论中吸取了丰富的经验，他终于体会到“教条宗派分子”在党内的广泛影响绝非一朗一夕经过一次会议就能清除。打倒“教条宗派集团”除了需要在理论上进行细致深入的准备外；还要在组织上进行精心的准备。刘少奇与洛甫争论的另一结果是扩大了刘少奇在党内的影响和知名度。刘少奇虽属党的老资格领导人之一，但因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在江西时期的两年仅负责领导全国总工会执行局，较少参与重大军政问题的决策，刘与当时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周恩来、洛甫等的关系又较为疏远，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刘少奇在党和军队的影响力不大，与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