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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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器物层次的操作工具，导致“民主工具说”、“自由工具说”长期盛行不衰。引致外来观念变形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知识分子深知中国变革的艰难，为了追求富国强兵，使外来观念易于在中国生根，被迫修改原义。这种修正，使社会变革的速度与范围受到严重限制，削弱了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冲击，使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核受到的震动大为减弱。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统治阶级出于维护既得利益而作的强制性政策规定，这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造成了更大的消极影响。国族危亡的形势，虽然会对现代化在各个领域展开的时序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又不是绝对的，因为统治者可以用不同方式对现代化进程加以引导和塑造，而这种引导和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集团的政策取向。例如，1932…1937年，国民党为了巩固一党统治，有意将抗日救亡与社会变革、个人解放完全对立起来，以“集中国力，抵御外侮”为由发起的“民族复兴运动”，就包含有贬低个人、蔑视个人的强烈的法西斯主义的倾向。＇9＇　抗战期间，国民党在“抗日至上”、“国家至上”的口号下，公然宣传反民主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集权主义的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优越论”。其实，现代民族主义的最后依归应为国家统一与人民自由幸福的有机统一，两者互为依赖，缺一不可。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度，如果人民基本权利受到轻视，则极易演变为独裁专制国家，而这种独裁国家并不能走向现代化。同样，现代民族主义不仅包括对国土、主权的维护，而且它也包含对已革新的民族文化的认同，在民族危机的形势下，民族文化尤其能发挥凝聚人民的作用。但是抗拒或限制变革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一个惯用方法，就是以保卫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为号召，刺激、煽动狭隘、保守的民族主义情绪，以维持传统的政治秩序和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这就使得中国的变革往往夹缠许多无谓的纠葛，反复循环，不断重滨，极大地妨碍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结果，在统治集团的有意识的误导下，尽管新思潮竞相引入，但除知识阶层外，大众心理的变化并不显著，中国人传统的强调差序格局的依赖型的权威人格并末改变。在政治、社会生活领域，人情关系、地域、派系、权谋仍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因素，构成了政治行为与社会人际交往的普遍范式。作为推行现代化的主体的以强调人的自主性为特征的人的观念与行为的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很低，严重阻滞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这样，如何在强大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民主之间建立互动的协调关系，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造成中国变革曲折、艰难的另一重大原因是百年来的改革仅集中于上层结构，很少波及到下层社会，而农村传统的社会结构根深蒂固，没有受到重大冲击。自19世纪中后叶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历次改革，由于仅注重上层政治结构的制度创新，屡屡遭到失败。这说明中国的社会转型必须经过农村底层的彻底变革。然而即使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没有对农村产生强烈影响，农村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以及广大农业人口的生活方式没有得到任何根本性的改变。追求中国现代化的无数志士仁人先是把变革的目标集中于中国传统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后又致力于改革传统的思想和文化，但很少涉及如何改造以农业为本位的广大的中国农村社会。他们不明白中国所需改革的不仅是上层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结构，更重要的是改革下层社会结构。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数亿农民仍然生活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少数中心城市的逐步工商化，就构成了社会转型的二重分裂局面。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少数沿海沿江城市的繁荣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整个面貌。只有在中国广阔的农村进行长期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式的大变动，以商品经济打破传统的小农经济，才能真正建立起从农村到城市，和从城市到农村的双向变革渠道，从而推动社会真正走向现代化，因此农村底层的重整，就成了决定中国变革最为艰巨而又重要的关键。
总结中国变革的经验，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的变革与外部世界的挑战密切相联，中国以外的现代化模式对中国变革起着巨大的示范影响。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的世界化进程加强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中国日益卷入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中。伴随侵略和压力而来的外来观念冲击着中国社会，改变着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刺激了中国人的强烈的变革图存意识和变革活动。外部世界的冲击具有明显的二元性质，一方面它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现代化的展开（以日本侵华破坏最剧），另一方面新型的外部现代化成功模式又刺激了中国现代化因素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外部世界的侵略、干预和影响，决定了中国变革的反应模式和中国现代化的规模与速度。
（2）合理地利用注入了变革因素的民族主义，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为中国变革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但狭隘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要求相背离，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制造了无穷的困难。执政者对外部世界的挑战作出反应时，世界观只是一个方面的因素，它固然严重影响了执政者对外部知识的鉴别能力，但维护既得利益则是最重要的因素，统治者只有在变革无碍其统治的前提下才能对变革作出有限的反应，因此在更多的情况下，统治者为了保存既得利益，惯于利用民族主义抗拒变革。　
（3）近代以来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问题上所形成的占压倒优势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严重阻碍了中国变革的全面展开，使得中国文化的重建难以实现，不能构成现代化的支持条件。虽然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在19世纪末已不可避免走向崩溃，然而在引入西方制度、观念的过程中，由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的广泛影响，儒家社会的基本内核仍保存了下来。致使产生了新形势下儒家传统社会的变形形式：儒家内核加现代化外装。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结构仍然十分顽固。政治上的分权制衡与制度建设无从实现，市民社会和全面的市场经济农以健康成长，排斥意见多元和思想自由的独断性的意识形态仍表现出极大的生命力，作为这一切的必然结果，传统中国人的国民性无法得到根本改造。
中国从19世纪中叶走上变革之途，至20世纪上半叶，有几次现代化的良好机遇。统一的中央权力机构为自下而上的变革提供了保障基础，适时把握住这样的机遇，把传统的连续性和变革的突进性有机结合，进行结构性改革，社会变迁对社会带来的冲击将相对减小，社会也将在稳定与变革的互动状态下，迅速发展。但是外部条件的险恶与内部条件的限制，破坏了这种和平改良的可能性，逼使中国的变革走出另一条途径。然而中国现代化是一历史趋势，客观要求中国人在不断交化的形势下为此目标作出新的选择和探索。1949年国民党政权的崩溃结束了两大统一政权之间动荡的过渡期，新中国的成立又一次为中国现代化的展开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尤其新时期以来中国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思想与精神，置新聚集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展开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全面的社会变革。
本文原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

＇1＇　参见《东华续录》，卷47，第15…17页；另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9，第16页；苏舆辑：《翼教丛编》卷6，第20…21页。
＇2＇　参见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3＇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1984年，第553…557页，第494…495页。
＇4＇　墨子刻（美）：《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页。
＇5＇　《政府公报》1914年1月14日，第606号；另见沈家五：《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页。
＇6＇　参见孙科：《筹划救济农村的方法》，载《孙科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第140页。
＇7＇　汪敬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民族工业》，《新建设》，1953年第12期。
＇8＇　参见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第4卷，第83期，1926年7月10日。
＇9＇　参见刘炳藜：《民族抗日战》，载《前途》第1卷第4号，1933年4月，第4…5页。

3。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　
南京大学历史系　高　华　
//。xici/d16019508。htm
（　摘要）　
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后，作为国民党上层集团一员的孙科，面对中国现代化的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旨在使国民党摆脱政治困境，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革新主张。在国家政治体制问题上，孙科最早提出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在国民党内，孙科强烈反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呼吁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在经济和民生问题上，孙科从巩固国民党统治基础前提出发，强调用改良的方法尽速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孙科的这些革新主张表现出一定的追求现代化的倾向。然而由于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阻滞革新的思想和势力十分强大，兼之孙科思想的内在限制，孙科的革新努力最终遭到失败。孙科的失败从一个侧面证明，1928年后在国民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新传统主义思想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　

　　
（一）　　
走党治国家的道路，这是包括孙科、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上层集团1928年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一致选择，这不仅是因为孙中山已为国家在进入宪政之前预定安排了一个由国民党以集权的党治形式管理国家的政治阶段，更重要的是，国民党上层集团认为，只有通过党治，才能应付国民党政权所面临的挑战。孙科曾是“以党治国”的积极拥护者，但是随着国内外矛盾的急剧变化和党治弊端的逐步暴露，孙科从一度对党治深信不疑，转而在国民党内最先提出结束党治、尽速实施宪政的主张；到了抗战后期，又近而呼吁实现多党制的民主制。孙科政治主张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他试图为已陷入困境的国民党政权重新寻求政治出路，同时又表明孙科具有蒋介石迥异的迎合世界潮流的倾向。　　
对于党治问题，孙科的思想曾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1928…1931年；孙科对于蒋介石以党治确立国民党政治权威的主张和措施虽然在个别之处有所保留，但总的说来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孙科希望通过党治，“造成一个巩固的政局”。＇1＇但是到了三十年代初，经过几年强调权威的党治实践，孙科发现，国民党并未能使党国权威真正确立，在党国体制下，国民党所面临的困难非但未能被解决，相反却陷入了更为深重的危机。第一，以武力解决地方军事势力，虽有所进展，但终因战事不断，致使国家陷入长期的动荡之中；第二，与前一问题相联系，国家的动荡和国力衰落，促使日本侵华步伐加快，而对于日本侵略，国民党束手无策，“没有丝毫办法”；＇2＇　第三，单纯依靠武力镇压中共，未能奏效，以前只有“几千支枪”的江西红军，“现在已有了十万”。＇3＇　国民党既要垄断政治权力。而事实证明国民党又缺乏能力维持这种垄断，党治弊端暴露无疑。孙科认为，唯一能使国民党摆脱困难的方法就是实行民主政治。　　　
从1931年10月到1932年12月，孙科在不同的场合，提出结束训政，“速开党禁”，加快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孙科呼吁从速实施宪政，是基于以下一些现实问题的思考：　　　
首先，孙科把实施宪政视为争取抗日救国的一个重要条件。孙科认为，“今日最重要解决之问题，莫过于抗日救亡，”可是“要御侮，先要集中力量，培养实力”，然而由于国民党“政权不公开，言论不自由”，人民对国民党党治极度不满，因此国力无法集中。孙科指出：“欲挽危亡”，国民党必须“使政权日渐公开”，“使国民有参与国事，行使政权之权力”。＇4＇　　
他强调，只有“建立民主政治”，“于最短期间、结束训政，筹备宪政之开始”，才能“团结国民、集中国力，”＇5＇“使全国人民之心思才力，咸能贡献与国家之生存。”＇6＇孙科说：“主张促成宪政，也就是御侮的方法之一。”＇7＇　
其次，孙科还把促成宪政看成是加强国民党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手段。孙科深感“国难日深”，使国民党前途“可胜栗惧”。孙科指出，“数年来之党治，……　效率低微，国民触望既深，而本党之信仰，亦不免渐致惰失。”＇8＇因此人民“批评国民党垄断政权，这是不应责怪的”。＇9＇孙科说：“以党治国并非以党专政来支配国家，使中华民族在党的训政下讨生活，而是要实施宪政，使人民能够运用直接民权，完成民主政治。”＇10＇　他进而强调，为了“挽回人心”，国民党必须“进行政治党务改革”，“恢复党的民众立场”，“切实履行本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各种自由论纲，禁止一切非法干涉，滥行拘捕”，国民党各级党部“绝对不许干涉地方行政及人民组织或言论。”＇11＇　孙科指出：党治之弊，使“国力无由集中，外侮不克抗御”，唯一的“补救之法”就是促成宪政，＇12＇　否则“本党难辞之咎”。＇13＇　
与国民党内反对实施宪政，认为结束党治将危及国民党统治的人相反，孙科对实施宪政后的国民党前途表示乐观。三十年代初，蒋介石迫与舆论压力，不便在公开场合明确反对实施宪政的主张，但私下却极不赞成孙科的看法，暗中表示“希望他与国民党有较长时间来领导国家”。蒋的亲信黄郛、杨永泰曾建议蒋介石采纳孙科的主张，以减缓国民党所面临的全国各阶层人民要求开放政治的巨大压力，但遭到了蒋介石的“积极反对”。＇14＇与蒋不同，孙科认为，实施宪政对国民党不是危险而是提供了一个机会，＇15＇因此对国民党的前景“可以不必顾虑”。他确信只要实施宪政，国民党的政权必能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国民党的政权，“一定可以更加巩固的。”　＇16＇　
三十年代初，孙科对于民主价值内容虽有涉及，但更多地是从准备抗日的需要来谈民主宪政。孙科思想的这个倾向到了1937年有所变化，而到了抗战后期，他则开始从价值层面和多党制的角度，强调宪政对促进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作用问题。　
首先，孙科肯定了人之应有思想和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建成的思想基础，主张政府应对各种思想以平等的宽容。孙科针对国民党压制言论自由的种种事实尖锐指出，“无言论自由的国家，一定要陷于失败。”＇17＇孙科批评国民党对“人民从事爱国活动，或发为政治言论者，动辄指涉嫌疑，目为反动”，　要求国民党对于“人民言动，应予涵容”。＇18＇他指出，除了有关国防军事秘密外，“对于国内政治的主张、意见和批评，……　都应该可以公开发表”。＇19＇　他指出，“无限度的新闻检查是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20＇　“言论统治太严”，“这就是革命因素。”他呼吁国民党迅速实行言论自由，“绝不能走向法西斯的覆辙”，＇21＇　不要“制造新的革命，”“自寻苦吃！”＇22＇　
第二，如果承认政府应尊重保护个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那么对谋求实现民主目标的政治参与活动，政府也应承认其有活动的自由。基于这个理念，孙科认为，民主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多党制的确立。他提出，“一党专政是不是民主”。孙科批评国民党“政治没有上轨道”，造成中国政治出现“几种特殊现象”：（１）“一党统治”，“国民党在朝，不容在野党存在”，中国之“政治、军事领导权是握在一个强有力者，即蒋委员长之手”。（２）政府非有人民普选产生。（３）“共产党未能获得法律上的存在。”孙科指出，这些情况，有可能使中国“成为一个极权国家”。＇23＇　他表示希望“战后中国政治将由几个政党来运用，如果国民党能够保持其真正革命传统，在各政党中仍然是一个最强大的政党，共产党将占第二位，其他政治团体则联合成为一个较小的第三党。”＇24＇　
孙科根据自己对历史的观察，从支持“以党治国”转变到呼吁民主政治的道路，为国民党政权重新设计了一个摆脱困境，走向政治现代化的方案。但是对国民党而言，它自身必须首先具备领导国家走向政治现代化的素质，无庸质疑，国民党的现代化应是实现国家民主化的最重要条件。
（二）　
1928年后，国民党成为中国社会的重心，国民党之成为执政党，并非由选举和议会中的党派竟争中产生，即它不是一般西方型的“内在政党”（inside　party），而是由某个政治人物领导的政治运动扩大发展，通过暴力手段，以武力获得政权的　“外在政党”（outside　party）。＇25＇对于这样的革命型政党，在取得政权后，要使党符合现代化的要求，必须具备两个条件：（１）党的民主化问题，即党的组织不是由少数人控制，广大党员必须有自由选择党的领袖并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２）对于党外其他的党派，应允许其存在并和执政党竞争，只有在解决这两个问题后，“外在政党”才能逐渐向　“内在政党”过渡，党的基础才能不断巩固，并能相应促进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简言之，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是走“革命党”道路，抑或是“民主政党”的道路；是强化“革命”色彩，还是实现向民主政党的转型，不仅决定了国民党政权是否巩固，也关系到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　
1928年的国民党，党的组织结构承接的仍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的形式。孙中山吸取苏共建党的经验，确立国民党的组织原则是实行“民主集权制”，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解释系统的框架也大致形成，1927年后，国民党的所谓“革命”已成了专政的代名词，实际控制了国民党的蒋介石使“民主集权制”在实际运用中，完全集中于突出党的领袖权威，蒋介石还加紧完善党的意识形态系统，以防止其他政治力量接近权力中心。蒋介石的这种方针造成了两种现象：第一，在蒋的个人独裁下，由于缺乏党内民主，国民党党内的各派间的斗争持续不绝；第二，官方意识形态的教化和僵化，使国家政治生活缺乏活力，由于阻滞思想多元化和压制政治参与，国家长期限于政治危机之中。　
针对这两种现象，孙科主张，在国民党内应以分权制代替集权制，以选举方式推举党的领导人，防止权威人物以个人权力控制党；对于党外其他政治力量，孙科倾向于在意识形态上持弹性方针，反对单纯依靠武力来解决党派问题，主张为取得对方信任，国民党必须先行“改造心理和作风”。
孙科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对蒋介石的独裁一向不满。孙科与蒋介石的几次冲突皆是由于孙科对蒋的独裁“忍无可忍”，“望无可望”才爆发。＇26＇在蒋介石个人独裁地位不断加强的形势下，继续维持和蒋的合作局面，使得孙科难以摆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27＇　1931年宁粤分裂，孙科对蒋介石多年的不满如大坝泄洪，一时全部释放出来，他发表了大量抨击蒋介石独裁的言论，痛斥蒋介石“以个人支配党，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把党“改成独裁的党”，＇28＇　声称，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中国国民党已名存实亡”。＇29＇　
抗战后期孙科出于对国民党前途的严重忧虑，再一次猛烈抨击蒋介石的独裁，要求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孙科批评国民党从1923年后，“只是作到集权，却忘掉了民主的意义和方法”，“不允许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甚至不允许本党同志的自我批评。”孙科要求健全党的选举制度，孙科批评道：“所谓选举，不管是中央抑或是省部党选举，”“还不是由中央的代表选举自己做代表吗？”他指出，只要党能民主化，国家民主化是可以实现的。为此，孙科呼吁国民党立即改弦更张，“应该坦白地承认过去二十年来，党的机构和作风实在是走错了路”。＇30＇　
孙科在对于其他政党的关系上，这主要具体表现为对待中共的态度，从1928－1946年，虽历经几度变化，但和蒋介石相比，孙科还是表现得较有弹性，较为灵活。从1927至三十年代初期，孙科虽持反共立场，但在程度上仍与国民党保守派有异。在这之后，由于民族危机加深，孙科与中共的关系逐渐缓和。1932年4月，在《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中，孙科提出：“除现役军人外，全国人民在不违反三民主义原则下，皆得自由组织政治团体，参加政治”，此已寓含对中共态度的变化。在党化氛围浓厚的三十年代，孙科在对有关三民主义的解释上，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灵活性，这也为在实际政治层面逐渐调整与中共的关系作了准备。1934年，孙科提出对三民主义“一定要从主观的感情的宣传”，转向“作客观理智的研究”，即“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虚心态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接受欧洲现代最近代化的思潮”，对三民主义“所包涵的各个问题切切实实下一番研究和补充工作”。既然要“接受”欧洲最现代化的思想，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回避不了，孙科称赞“马克思能发出前人所末见，”“给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一个具体的实际行动方案”。＇31＇孙科在三十年代的政治环境下，不能也不愿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但是他在意识形态上善于变通，在他力所能及的工作范围内，曾庇护了一批左翼分子，曲折地反映了他对共产党态度的变化，成为下一阶段公开呼吁国共合作的前奏。　
抗战前夕，孙科共产党态度发生重大转变，他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与宋庆龄等联名提案，呼吁恢复“三大政策”。抗战前期，孙一度对中共怀有疑惧，并曾公开追随蒋介石攻击中共，但到了抗战后期，当预感反共将危及国民党政权前途时，孙科随即改变态度，公开呼吁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反对再打内战。　
孙科深知，用武力不能“消灭”中共，“所谓剿共其实是没有法子去做的，因为头一件事未必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所以，“再打内战的时机已经过去了，再走回头做这个工作是不可能的”。＇32＇为此，孙科强调，对于中共，只能求“政治解决”，而政治解决的障碍即在于国民党具有浓厚的“党国特殊集团”的心理与作风。　
孙科批评国民党1928年后“自视为一特殊集团”；＇33＇l其宣传与政治实践严重脱节，使全党“大失信于国人”。孙科指出，“大凡一个党，或是政治上的一个势力，一旦大权在手，如果不能保持民主的态度，自成了统治阶级，便会成了革命的对象”。他提醒国民党：“不要以为我们的党有几十年光荣的革命历史……便应该永远占着执政党的地位，永远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孙科警告道：“这种独尊专制的态度，是当今普天下的人民，不惜流血牺牲，以求其毁灭的。”＇34＇　
抗战后期，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士希望，通过国民党的民主化，在党内形成一股民主力量，从而分割蒋介石的权力，乃至最后排斥蒋介石，把国民党改造成民主的政党。＇35＇孙科有关国民党民主化的主张，反映了这种寄希望于现有基础上实行国民党自我革新的思想倾向，它的提出，活跃了国民党的政治过程，反映了孙科追求政治现代化的努力，对于孙科的这种政治态度，中共曾给予欢迎，董必武就曾指出，国民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其中肯讲话而又能讲话的要算孙科。“＇36＇
（三）　
对于1928年后的国民党，面对中国现代化的要求，是重视发展经济，关心解决民生问题，抑或是仅强调维护现存社会结构的稳定，忽视经济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的紧迫性，这对国民党政权的前途必定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在国民党上层集团中，孙科是谈论经济和民生问题较多的人。从二十年代未起，孙科或撰文，或演讲，不断呼吁国民党注重经济建设，抓紧解决民生问题，孙科认为。；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关系到国民党能否与共产党争取群众，能否巩固国民党政权的基础。　
二十年代末，孙科呼吁发展国家经济，主张以经济建设的成效来防止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中共革命的发展。孙科认为，北伐完成，统一实现，为“国家改造”提供了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37＇他强调，“如果革命而没有建设，实在可说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义。”和因镇压了共产党而踌躇满志的国民党内大多数人相反，孙科认为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断非一味以消极的武力镇压”就能扑灭下去。”　＇38＇在孙看来，只有经济建设才能“永塞”共产主义产生的“源泉”，为此，孙科提出要以积极的方法，“消除共产主义之根苗”。他大声疾呼：国民党必须利用刚获取政权后的“千钧一发的时机”，“转移目光”，“商量怎样把三民主义新国家建设起来”。＇39＇此时，孙科虽然也谈到平均地权问题，但由于共产党武装力量和农村革命刚刚兴起，他对解决民生核心的平均地权问题尚无紧迫感，相比之下，孙科更把“实业计划”，“发达国家资本”放在建设的首位。孙科声称：“本党今后经济建设第一件事，还是在乎建设国家资本。”＇40＇　
三十年代初、中期，面对“社会动乱，社会危机的加速”，孙科关于先发展国家资本，后实行平均地权的主张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共产党力量的壮大，促使孙科转而把解决土地问题放到突出位置。孙科惊呼“国步艰危、民生凋弊”，“民国以来没有如今之甚至！”＇41＇广大农民由于“受不良政治的影响，苛捐杂税的勒索”，土豪劣绅的剥夺以及“水旱灾害荒的损失”，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外力压迫”，早已陷于破产之境。他指出，“农村经济日益衰弱、……整个国民经济根本动摇”，“所以整个国家，竟陷入于震荡的状态中”。＇42＇孙科以东南沿江沿海一带农村破产为例：由于“东南一带自耕农、佃农、……经济生活最为因苦、社会地位最为低下”，遂使“抗租风潮层出不穷”，而究其原因，“不可不谓租佃制度之不振、佃农生活之过于惨苦而造成。”＇43＇孙科惊呼，土地